玩弄丰满少妇高潮a片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4:33
玩弄丰满少妇高潮a片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玩弄丰满少妇高潮a片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玩弄丰满少妇高潮a片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这些长着世故的眼睛、一身肌肉梆硬的农场小伙子，扭摆着身体，还打着响指。赫斯顿唱着歌来伴舞。两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路过，她们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些跳舞的女人。其中一个留着怪异发式的女人问小女孩能不能借一下车子。后来又有一个也提出了要求。她们沿中央大街骑着车子，根本不管风如何吹动她们的印花长裙或者用力蹬踏板时胸脯如何显得鼓胀。一个在下坡时把脚架到了车把上。另一个骑在车把上，布鲁德则在她身后骑在车座上。还有一个穿着世上最短的粉色短裤，两臂抱在胸前，坐在一条板凳上。她那样子像是喝醉了。她们都喝醉了吗？小伙子们都笑着。安娜和凯特端着盘子走到索恩花园的边上。“哪一个？”安娜悄声问。“那边那个，”凯特说，“就是那个穿着破布的。”“那是件露背背心。”安娜说。“露背背心？依我看像是运动背心。”“她就是跟K.D.厮混的那个？”“对。”“我认识那个。她来过我店里。另外那两个是谁？”“我闹不清。”“瞧。比莉·狄利亚过去了。”“自然啦。”“噢，得了，凯特。别管比莉了。”她们用勺子把土豆色拉放进嘴里。在她们身后，爱丽丝·普立安走过来，边走嘴里还边咕哝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嘿，爱丽丝大婶。”凯特喊了一声。“你们长这么大可见过这样的场面？我打赌你们没法在这整群人中看到一个乳罩。”爱丽丝在风中按住帽顶，“你们干吗都笑啊？我看不出这里边有丝毫可笑之处。”“没有，当然没有。”凯特说。“这可是婚礼，记得吗？”“你说得对，爱丽丝大婶。我说过你没错。”“你们怎么会喜欢有人在你们的婚礼上跳这种恶心的舞呢？”爱丽丝明亮的黑眼睛端详着安娜的头发。凯特表示同意地点着头，同时紧抿起嘴唇，微笑再休想挤出来。安娜在这位严厉的牧师太太面前竭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心想：亲爱的耶稣，我要是嫁给理查德，绝不会在这镇子里待上一小时。“我要去叫牧师来亲自制止这个。”爱丽丝说，随后便坚定地朝索恩家走去。安娜和凯特等了很久才放声笑出来。安娜心想，不说别的，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挽救了这一天。没有什么比别人的罪孽更能用来消遣了。年轻人错了。是她皱起的眉头。说到这个，理查德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理查德·米斯纳跪在地上，为他的火气和处置不当而气恼。他经惯了坎坷，善于应对不和，却无法缓解他当前的愤怒及看似的根源。他热爱上帝到了痛苦的地步，尽管这同一种爱有时使他大声笑出来。他深深地尊重他的同事。他们几世纪来恪尽职守。布道，呼喊，舞蹈，歌唱，吸收，争论，劝说，请求，命令。在一片发动了反对他们和他们群体的无休止战争的土地上，他们的热情像熔岩一样，要么燃烧，要么积郁。一场目标或奖赏都不光彩的胆怯的战争；一场靠胜利者的怯懦和谎言才得以维持的无原则的战争。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印刷品中，他和他的兄弟们始终是喜剧的核心，是那柄假刀选定的后背。他们遭到死囚的咒骂，还受到皮条客的嘲弄，甚至像守财奴似的抱怨教堂的捐款盘。不过，经过这一切，即使圣灵似乎正在溜走，只要必要，他们会用牙咬住不放；只要需要，他们会用双手死死攥住。他们奉上圣灵，送到等着遭诅咒的房子里，到白人教众跑光了的教堂里，到有被子的帐篷里，到深谷和空地上的原木堆里，在唯恐律法看到、只靠月光照明的斗室中低声祷念它。在树后和茅屋中为它祈祷，他们的声音在狂吼的大风中益发勇敢无畏。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到店面，从朝圣的洗礼教徒到废弃的电影院；穿着锃亮的皮鞋或破旧的靴子，坐进残破的汽车或林肯大陆轿车，吃得丰盛或营养不良，他们都要让他们的灯火低低地摇动，或像流星般闪亮，把岁月的黑暗穿透。他们把白人的唾沫从黑孩子的脸上抹掉，把陌生人藏起来不让武装分子和警察抓走，传递起救生的信息比报纸还快、比收音机还好。他们在病床上留意着眼睛和嘴巴里的死亡气息。他们在引导孕育着生命的女儿走向婚礼之前，把哭泣的母亲的头按在他们的肩头。他们为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落泪，与地方行政官讲理。激起全体教众的尖叫。欣喜若狂。坚信不移。你难道不知道，死就是生；你难道不知道，每一条生命都是神圣的；你难道不知道，都在他的目光里。尽管他们被邪恶的景象震惊，可还是熟悉它那嘴脸。然而，真正的奇迹在于上帝的仁慈所采取的惊人的外形和实质：受迫害时的福音；人们被禁止参与竞争的巧胜；那些不让靴子践踏在自己身上的人们——那些使约伯（《圣经》人物，历经磨难仍坚信上帝，故英语中有“即使以约伯的耐心也无法忍受”的俗语。）的耐心看起来像不安的人们的凛然正义。满目破败时依旧优美。理查德·米斯纳深知这一切。不过，无论他的知识和尊严多么完整无缺，此时他内心的震颤都是控制不住的。普立安用手指捅开了一层薄膜，里面包着对复仇的强烈饥渴，一种他需要理解以获得缓解的饥渴。时代终于对他产生影响了吗？在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升起的孤凄，潮涌似的缓缓爬上来的孤凄，如今正在冲刷着他吗？或者，是眼巴巴地看着一个讨厌的总统迟到的降尊纡贵造成的灾难吗？是那漫长、不明智的战争侵染了他吗？表现得如同一种蛰伏的病毒刚刚苏醒，如今却又要残破地收场吗？和他同在高中橄榄球队的所有人都死在战争中了。十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啊。他们都是他佩服的人，他向往像他们那样。他现在是不是笑话他们无益的死亡？那是这刚刚冒出头的对暴力的饥渴的根源吗？或者，是鲁比的原因吗？是有关这座镇子、这些人的什么事激怒了他？他们与其他居民区的人只在两处地方有所不同：美丽和隔绝。他们人人都很俊美，有些人更是英俊超群。除去三四个人以外，他们的肤色都黑得像煤，身材健美，眼神让人琢磨不透。所有的人对外界都保持着一种冷冰冰的怀疑态度。在其他方面，他们则和一切小型黑人居民区的人相似：自我保护，热爱上帝，节俭但不吝啬。他们既储蓄也消费；喜欢把钱存在银行，也喜欢好东西。他刚来的时候，以为他们的弱点很普通，他们的不和很正常。他们为邻居的成就感到欣喜，欢笑着嘲弄懒惰和松懈。或者说过去如此吧。如今呢，似乎他们原先对陌生人冰冷的谨慎，越来越经常地用在彼此之间了。这是他的贡献吗？他不得不承认，没有他在这里，也许不会有争论，不会有画出的那个拳头，不会有关于大炉灶上磨掉的文字的吵嚷。不会有对他召集十几个年轻人开的会议的警告。当然也不会有商人间公开的敌对，更不消说身体上的对抗了。而且绝对不会有逃跑的人。不会有喝酒的事。米斯纳即使看到了他在镇子解体中的作用，仍然不满意。为什么这样顽固、这样恶毒地反对在黑人事务中维护权利，扩展作用呢？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懂得纯粹意志的必要性，勇气和忠贞获得的奖励。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理解被扭曲的权力的机制。是吧？他们一次又一次毫无挑动意味地从他们的故事包里掏出先辈的事，他们祖辈和曾祖辈的事，他们父亲和母亲的事。危险的对峙，机灵的躲闪。忍耐性、智慧、技巧和力量的证明。交好运和遭凌辱的故事。可是为什么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可讲呢？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他们闭口不谈。没什么可说的，继续向前。仿佛往昔的英勇事迹已经足够让他们依靠着走进将来。仿佛，他们想要的是复制品而不是孩子。米斯纳跪在那儿希望能求得答案。他的问题清单并没有扩展。因此他仍做着他做惯了的事情：恳求他在他晚些时候满心激动地出席婚礼招待会时，陪伴着自己。有了他的陪伴，他的怒气平息了。他离开教区牧师住所踏上中央大街时，能够听到他的陪伴者的轻微呼吸声，但没有一句忠告或安慰的话。他正走过哈珀药房时，看到大炉灶近旁聚集了一群人。从人群中爆出一声加大油门的引擎吼叫声，同时冲出一辆凯迪拉克。转眼之间，汽车掠过他身边，他在乘车人当中认出了两个是女修道院的妇女。等他走到摩根家的院子里，那群人已经散了。喝糖水的孩子正跌跌绊绊地和斯图亚特的牧羊犬赛跑。大炉灶那儿没人了。他迈进索恩和迪克宅子的那一刻，当即看出人们个个都喜气洋洋。米努斯走上前来拥抱他。普立安、阿诺德和迪克打断了他们的深谈，同他握手。加里两口子在唱二重唱，背后是一支合唱队。因此，看到杰夫·弗利特伍德与几个星期前他拔枪相向的人——刚刚完成婚礼的新郎，一起开怀大笑，他毫不吃惊。只有新娘看上去有点别别扭扭的。凯迪拉克车里的沉默并非尴尬。车里的人谁也没有对那些穿西服套装的男人有过高期望，所以她们被迫离开那地方时，并不感到意外。“把自行车还给这些小女孩。”一个人说。“离开这儿吧。”另一个说，满嘴嚼着烟。曾经笑着给她们加油的小伙子们一语不发地遵从命令走开了。只有一个七英尺高的人看了一眼，摇了下头。她们对这样解散都没有生气——也许有轻微的流露，但并不明显。开车的女人从未见过一个压着怒气不发作的男人。坐在前排乘客座上的人认为，她那令人生厌的性感形象大概刺激别人把她想到歪道上去了。第三个人真的很是开心了一番，她坐在后座上心想，虽说她知道生气是什么样子，却不知道生气会有什么感受。她一向遵命行事，所以当那男人说“还给这些小女孩”时，她面带微笑地还了自行车。第四个乘客对遭到驱逐倒是心怀感激。这是她到女修道院的第二天，也是没和任何人开口讲话的第三天，除去今天一个叫比莉什么的姑娘过来站到她身边的时候。“你没事吧？”她身穿一件贝粉色长裙，头上没戴显眼的帽子，而是插着一朵小黄玫瑰，“帕拉斯？你没事吧？”她点了点头，克制着不要发抖。“你在那边会很安全的，不过我会过去看看你是不是需要什么，好吧？”“好的。”帕拉斯低声说，随后又道了声“谢谢”。就是这样。她微微张开嘴唇，说了两个字，没有流进黑水来。她仍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但黑暗的潮水已经退去了。就这一时吧。当然，在夜间又会回来的，她也会重新泡进里边——尽量不去想是什么东西在脖颈下面游动。她注意的是水面，以及舔着水边的手电筒光，然后便越过黑色的闪光向远处潜去。希望，希望在下面触到她的东西是乖乖的小金鱼，就像她五岁时父亲买给她的那样。要么是色彩艳丽的热带虹鳝，天使鱼。可千万别是鳄鱼或蛇。这是一座湖，可不是什么沼泽地或者圣地亚哥动物园的水族馆。漂过这片水，耳语比他们的呼唤更近。“这儿，小姑娘，这儿，小姑娘。小猫，小猫，小猫”，听着很远；可是，“把手电筒给我，不要脸。那是她吧，让她去吧，说不定会淹死呢，没法子”，这些话溜进了她耳后的皮肤。帕拉斯瞪着车窗外那么平稳的天空，那么毫无特色的景色，几乎觉不出自己是在一辆行驶着的汽车里。吉姬嚼着的泡泡糖气味和她喷出的香烟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这儿，小姑娘。这儿。”帕拉斯以前曾听过这样的叫法。那是很久以前她度过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自动扶梯上。上个圣诞节。话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说的，此时她能够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细节比初次见那女人时更多了。她头顶的头发用一个红色的塑料发夹夹起，原先应该是向后梳的蓬松的小发束，或者，如果再长上两三英寸，就会是发卷。事实上两者都不是，只是由小女孩用的发夹扣住的一束头发。另有两个发卡，一个黄色，一个氖紫色，把两股指头粗的发丝束在两边的太阳穴处。她黑黑的光滑面孔颇值得夸耀，两颊上圆饼干大的猩红色胭脂完全是见所未见的，品红色的唇膏弯弯地勾到嘴唇之外，黑色眉笔描出的眉梢指向颧骨。她佩戴的其他饰品都是炫目又叮当作响的：白色塑料耳环，铜手镯，喉部的彩色珠子，以及许多别的来自她随身携带的袋子的东西，那是两个BOAC手提袋和一个香烟盒形状的金属丝编织袋。她身上穿着白色的纯棉露背背心和红色小短裙。她那双短腿上套的长筒袜是肉桂色的，让人觉得和黑人妇女的腿很匹配。她穿着高跟鞋跑动起来真是一道景观。她胳膊内侧的皮肤和小而坚实的腹部暗示她大概四十岁，但说她是五十或二十岁也未尝不可。她在上升的自动扶梯上跳的舞，她那摆动的臀部、摇晃的头部，让人想起过去时代灯光黯淡的双人房间里的慢步，而不是一九七四年的电子音乐舞步。她可以在世界各地给牙齿镶金：牙买加的金斯敦，密西西比州的克里斯蒂安隘口，亚的斯亚贝巴或者华沙。令人晕眩的金光成了她微笑时的特征，给人一种严肃的印象，而这正和她的服饰给人的印象相反。大多数人的目光都从她身上移开——低头看着脚下移动的金属楼梯，或者打量着把百货公司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圣诞节装饰。加利福尼亚的圣诞节本来就是一年中的一大乐事，而这一次看得出更是非比寻常。天空灿烂，热气翻卷着人造雪，堆积到绿金两色和粉银两色的花环上。帕拉斯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勉强没有在向下移动的扶梯上滑倒。她不明白这个搽胭脂、镶金牙的女人何以让自己如此神魂颠倒。她们完全是两路人。帕拉斯耳垂上吊着的是十八克拉的钻石耳环，脚上的靴子是手工制作的，牛仔裤是名牌，皮带上的咬扣是制作精细的银饰。帕拉斯有点惊慌地磕磕绊绊下了自动扶梯，她奔向大门，门外卡洛斯在等她。那个反叛的女人唱歌般的声音伴随着充满商店的圣诞颂歌传出来：“这个小姑娘。想要小姑娘，小姑娘啊。”“玛——维——斯！”玛维斯不愿看她。吉姬总是要丑化她的名字，把声音拖长，就像她那黏糊糊的泡泡糖扯成的一根丝。“你就不能一小时超过十英里吗？好人！”“这辆车该换新的风扇皮带了。我不会超过四十英里的。”玛维斯说。“十。四十。简直像走路了。”吉姬叹着气说。“也许我该在这儿把车停下，让你看看走路是什么样子。愿意我这么做吗？”“别拿我寻开心了。把我拉到那个懒汉那儿……你刚才看到那家伙了吗，西尼（“西尼卡”的昵称。）？米努斯。就是和我们在一起时吐了自己一身的那个人。”西尼卡点点头。“不过，他没说什么有意思的话。”“他也没阻拦他们。”吉姬说，“吐了那么多，我把那脏东西擦净了。”“康妮说他可以留下来的。我们都参与了清洁工作，”玛维斯说，“不止你一个。而且没人拖着你。你不一定非去不可。”“他有震颤性谵妄症，会高声叫嚷的。”“关上你那边的窗户，行吗，玛维斯？”西尼卡说。“后座那儿风太大吗？”“她又发抖了。我想她觉得冷。”“现在是三十二度呢！她到底怎么了？”吉姬瞥了一眼那发抖的姑娘。“我要不要把车停下来？”玛维斯问道，“她可能又要吐了。”“不，别停车。我来搂住她好了。”西尼卡把帕拉斯搂在怀里，抚摩着她起了鸡皮疙瘩的双臂，“也许她晕车了。我原以为这次婚庆活动会给她提提神呢。看来反倒更糟了。”“那座该死的蠢镇子让谁都作呕。我没法相信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婚庆活动。高声叫嚷的竟然是圣歌！”吉姬大笑着。“那是婚礼集会，不是迪斯科舞会。”玛维斯擦着脖子上的汗珠，“再说，你只是想再见见你那可爱的小伙子。”“那个傻瓜？”“对。就是他。”玛维斯笑着答道，“如今他结了婚，你想要他回来。”“要是我想要他回来，就能让他回来。我想要的是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你已经这么说了四年了——对吧，西尼？”吉姬张开嘴，但没有说话。是四年吗？她觉得是两年。但至少有两年是用来与那讨厌鬼K.D.厮混了。她让他和自己保持那么长时间的关系，是因为他许诺过要赚够钱把她带走吗？要不就是有别的承诺让她待在那儿？就像树木要在冷水附近滋长。“是啊，唉，我现在算是讲现实了。”她告诉玛维斯，而且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代中期已逐渐失传。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时，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传教士通过满文“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因此，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4.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组成狩猎小组，每十人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意为首领），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员，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实际上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它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家庭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成为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成了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5.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发诏谕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续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诸人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到今天已发展成千万人的大民族。其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6.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7.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四十四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战、乌碣岩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开铁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精彩之笔。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人、据险设伏、巧用疑兵、用计行间等，都能熟练应用并加以发挥，史称他“用兵如神”，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8.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朝徐达和戚继光为巩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边患。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观猎、赈济、朝围、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部民的联系与辖治。特别是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代中央政权（除元朝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新。中国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到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抚民固边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尔哈赤。9.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而后，他又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缩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决策迁都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其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宅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此，努尔哈赤说：“沈阳乃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而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流，伐木顺流而下，用来造宫室、烧柴，都不可胜用。时而出去打猎，山上兽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可见，努尔哈赤是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从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的。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并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满洲民国富”。三、努尔哈赤成功之谜努尔哈赤经过十二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六个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无疑是他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了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祖父、父亲的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实现了“四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己合。首先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女真东面的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度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同时，努尔哈赤在战争中还善于利用天时。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天时。当时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原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了胜利。再说地利。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水环绕、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二百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是深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大的地利。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善于利用这种大的地利，而且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小的地利。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特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胜利。再次是人和。人和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针锋相对，采取了一个“合”字。他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便是典型的“合”字方针。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叶赫老女的事。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没有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布扬古又把妹妹许给了蒙古喀尔喀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却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还有一件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人，一箭射到了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带反钩，努尔哈赤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拉着马缰从马上摔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被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努尔哈赤却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于是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了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宥，都可以授官，那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更可以升官了！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使大家同心协力，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最后是己合。虽有天时、地利、人和，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四野，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但他听后却像无事似的打着呼噜睡着了，妻子赶紧把他推醒说：“敌人大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得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努尔哈赤又呼呼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然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己合，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到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从而使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四、宁远兵败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一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随后明朝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关，整治部队，储备粮草，积极防御。他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后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家，接替他驻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了消极防御策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但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要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安放在城上；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搬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坚壁清野；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实行军民联防；他还亲自向官兵下拜，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生死，共患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此时，守城者袁崇焕，四十二岁，进士出身，还从没有指挥过作战，打过仗。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先礼后兵，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垛上，箭像倾盆大雨一样射来；悬牌上，矢镞密集得就像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士兵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迅速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的队伍猛烈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团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后金兵士一下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七零八落，留下的也被迫后撤。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来源、特点、性能和威力。第二天又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继续攻城。袁崇焕登上城墙高处的瞭望台，沉着地监视观察着后金军的行动。直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
的疑问此刻早已雪亮一片，偌大的一个火炉型阵法变成了土性，这一点小小的改动竟无意间破解了精妙的风水布局。土性入侵，火生土相，土生金相，原本克制金性虚灵的火阵成了培养它的温床！十四、飞花思考S的话语，不由得令我如坐针毡。阵形的变化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只凶猛的金性虚灵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但为什么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呢？难道是那位神秘高人早已将之收伏了吗？“奇怪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为了掩饰先前拍马未遂的尴尬，林岳岔开了话题，“深秋一过枫叶应该都掉的差不多了吧？”“可能是山势阻住了冷空气的关系，这里的温度是比外围高些。”我随口答道。“哈哈，你们两个伪自然家。”S在一旁取笑道，“这里的树都不是枫树，我同学说过以前这里的树都是绿叶，最近才发现变红的，有人估计是因为地下的矿藏造成的。”见我俩一脸茫然的样子，S又道：“不信跟我来，去后面看看。”跟着S翻过山坡，眼前的红色树林在坡道的凹陷处显出了一根明显的红绿分界线，原来这里生长的是绿色常青乔木。无奈的笑了笑，转头返回来路，这种自然现象却也神奇，但此刻更让我关注是那只金性虚灵的去向。回头无意的抬眼间，红色树林尽收眼底，怎么是这样的布局！我紧走几步，环视四周，又一路返回绿色树林的边界。“也算暂时告一段落了……”在一番探视后，我斜倚在一棵树边，重重地舒了一口气。“老凡，又有新发现？”林岳机灵地凑了过来，“这树林子有啥玄妙不成？”“嗯，这树林是被人动过手脚了。树林的边界在山坡上是圆形，直直地延伸到了这里，和那些绿色的树林交界的地方呈一条直线。”我望着山坡上晃动的红叶缓声道，“头圆身直，木星之象，顶生红叶呈火相。木克土生火，火又克金，这个燧木取火阵正好克制了金性虚灵。”“玄妙吗？唔，听你说的也还算可以吧。”林岳咧嘴道，“那就是说咱们不用费劲了？”“嗯，看情况这里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也省了我们不少事……”话未说完，S的叫声从一侧传来，两人循声望去，只见她扶着树干揉摸右脚，似乎是扭到了脚踝。“这丫头还真毛躁。”我摇头走了过去，幸亏身边有个林岳，虽然这个医生基本不会让人联想到他的职业。就在抬脚间，鞋底似乎踏上了了一根尖锐的物体，我不及收脚，下意识间脚底聚起了一块金属片，隔在了那物体的上方。低头细看，草丛中露出一根尖锐的刺状物，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芒，那光芒中含着一抹蓝色。循迹往四周望去，草丛中竟三五为数地星散遍布着这种金属刺！脑中闪过一阵不祥的感觉，我正要提醒林岳小心的时候，几片紫色的花瓣自眼前飘落。满山的树木都不曾开有如此淡雅的花朵，那这飞花又是从何而来？鼻间忽然传来一股宛若幽兰的花香，柔和得令人如沐温泉般舒适，周身遍布着一种说不出的酥软轻松，强烈的睡意不容抗拒地将我的意识封闭了起来。恍惚间，一声轻微的叹息传来，一片大震随即而至，身体仿佛飘入一层松软的云雾之中。……嗯，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还在山坡上？意识恢复的一刹那，似乎只有大脑在做着反应，躯体完全不听指挥地瘫软着。眼睛，睁不开啊！四周没有风的拂动，这是哪里？我……我怎么了？歌声，还有音乐声，不对，好像是有人在击打什么乐器，金属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豪迈激壮的歌声竟将这首原本悲怆的古词演绎出了一种踌躇满志的雄心，好一首《满江红》！身体在这一刻尽数恢复，我睁开双眼翻身坐起，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是个不大的空间，笼罩在一层灰色的雾霭中，身下是松软的土地，微微的亮光自头顶的某处照射下来，在地上投下了星点的光斑。循着歌声望去，在我身边的不远处，一个背影盘膝而坐，左手拿着一件长形的东西，右手则有节奏地在上面敲打着，发出金石般的声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歌声嘎然而止，浑厚的声音响起，“世事苍茫，变幻无常，岳武穆若是存活于现世，就不会愚忠到底引来杀身之祸，你说呢？”这仿佛感叹般的话语显然是对我说的，虽然有些惊讶，却不由自主地回道：“如果是按现在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去做，应该是这样。”“哦？多数人？”那声音继续问道，“那你是属于多数人呢还是所谓的少数人？”“像多数人一样的活着，遵循着少数人坚持的标准。”略带嘲弄意味的话语激起了内心的好胜心，我站起身朗声道。“哈哈……”那声音大笑不止，笑声在四周激荡着竟有些震耳的感觉，“这么说来，你自诩为君子咯？”“抱歉，我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我笑了笑，淡然答道，“因为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那声音似乎一愣，半晌没有言语，盘膝而坐的背影渐渐站起，转身向我走来。在星点的亮光下，一个清瘦却彪悍的青年人站在了面前，那张秀气得带着一丝阴冷的脸凑近着，细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狐疑。良久，自他的口中重重地吐出了三个字：“你很好。”一时间我有些啼笑皆非，先前的问答和现在的评价活脱脱地是一个古龙版的武侠场景，面前这青年人究竟是谁？这里又是什么地方？“不用想，也不必想。”那青年狡黠地笑了，修长的身体轻微地抽动着，“有时候不知道比知道要来得安乐，虽然会不明就里，但至少没那么累。”眼前这个青年说话间似乎总有着禅机般的寓意，但浑身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邪，尤其是当他靠近的时候，我的身体仿佛被一层阴冷的寒流包裹着，冰冷且窒息。那青年说完竟又自顾走到一边盘膝坐下，我发现他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根硕长的金属锥，锥体上遍布着花纹，材质似乎是黄铜的。而他的穿着打扮却无法辨识，除去面部和那一头长发外，全身都被一种奇异的朦胧包围着。“我并没有兴趣去打探和追问你。”这个古怪的青年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离开此地，因为还要去找两个朋友。”“你随时可以离开。”青年看了我一眼，摇头道，“既然你不是小人也不是君子，那我没道理硬留下你。”正想询问出口，耳畔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呼唤声，是晖儿的声音！和林岳出发前我嘱咐晖儿将停在市美术馆的车开到冶金仓库附近，看来是她找到了这里。“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身后歌声再度响起，但却距离甚远，回头间竟发现整个空间扭曲不堪地消失在黑暗中，一片突如其来的光芒顿时笼罩了我。……“亦凡！”呼唤声很近，就在身前不远处。我费力地在光芒中适应着视线，晖儿那惊喜的面容跃入眼中。这里是……医院？！四周的白色和那股消毒水的气味再度证实了判断，躺在病床上浑身酸软脱力的我，此刻正被晖儿、林岳和S围着。“你们……我怎么会在医院？”脑中前后混乱的感觉已完全抑制了思考。“那天赶到冶金仓库，到处都是乱石和泥土，问了旁边的工人才知道是仓库崩塌了。”晖儿的眼睛里布着血丝，看上去没睡好的样子，“我急得到处找人，混乱中又没人认识，后来看到你们三个被人抬出来，我还以为……”晖儿的声音有些哽咽，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一股歉意油然而生，我只顾着自己在外不知所谓地“替天行道”，却忽略了给晖儿带来的压力和担忧。“晖儿一直守着你，怎么劝都不回去。”S在一旁道，看她脚上的绷带，我忽然想起了草丛中的金属尖刺，那一抹蓝色分明是含有砷化物的迹象。“你也够能睡的，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正要出声询问S的脚伤，林岳在一旁突然开口了，“害我们一堆人守着你，担心加着急的。”“什么？我在这里昏迷了一天一夜？！”我一时惊讶不已，那年青人难道是梦境？“你那个超炫的能力差点害死你！”林岳走去关了房门，一脸严肃的说道，“本来你身上没有什么伤，只是晕了过去，但生命迹象却一直很微弱。主治医生想给你输液注射，但是针头一碰到你的皮肤就全部弯曲，根本扎不进去。”“呵呵，估计是驭金的能力在我昏迷时产生的下意识保护。”我苦笑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没有料到，“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闻到一股花香就昏睡过去了。”“你也是闻到了花香？是不是还看到了一些紫色的花瓣？”S兴奋地接道，“我和小林子也是在这之后昏睡过去的。”“我们处的位置正好是坍塌的边缘位置，没有被卷进泥石堆里。”林岳摸着脸上的纱布，一脸后怕道，“听说发现我们的时候，三个人都是卡在塌陷边缘的树干上。”“九死一生。”我听着心中也不禁微微发凉，看来我们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带着护士走了进来，身旁的三人立即让开。在一番检查和探视后，那医生惊讶的看了看我：“你年纪不大，功夫练的倒是很深。看来医学上的确是无法对你们这些气功修炼者作出合理的解释，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一席莫名的话语把我打入了云雾之中，看着林岳在后面杀鸡抹脖地做着手势，我只能含笑点头地作谦虚默认状。“肯定是你小子在那里编排什么乱七八糟的谎！”送走医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抓过林岳，恶声道，“什么气功修炼者、功夫高深的？！”“大哥，不这么吹你叫我怎么替你圆场啊？”林岳苦这脸道，“你那会儿一付刀枪不入的架势，是人看到都会犯晕，我不给你编个硬气功的谎，恐怕这会你早躺进实验室了。”“是啊，亦凡，你别怪林岳，不是他机灵的话，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晖儿轻声劝道。“得，算我错怪你了。”想来也对，我借台阶放开了林岳，忽然想起S的伤势，“S脚上的伤怎么样了？当时记得你好像是被什么刺伤了。”“嗯，是被山上的金属残片扎伤的。”S晃了晃扎着绷带的脚，满不在乎地说道，“一点皮外伤，医生检查后打了破伤风针，这两天都好的差不多了。”看S鲜活精神的样子，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也许是我多虑了，金属尖刺或许是无毒的。可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草丛中？而那些紫色的花瓣又是从何而来呢？“刚才主治医生检查下来没什么问题，我去帮你办个出院手续。”林岳冲S挤了挤眼，两人做贼似的立即开溜。“老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两人的举动加上晖儿在一旁欲言又止的神情，看来在这段时间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嗯，亦凡，你先答应我别生气。”晖儿担忧地看着我说道。“呵呵，我不生气，你说吧。”“昨天你们公司的副总来电话，说你……被辞退了。”“辞退？！理由是什么？”似乎无法用言语形容此刻的心情，辞退，也就是被除名，以我的能力及表现不应该会遭受如此的待遇。“说你短期内连续病假，对公司员工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公司开会决定辞退……”晖儿的声音低了下去。“呵呵，也好，也好，辞退了也好。”我怒极反笑，“使用价值是一个员工的存在价值，短期内我失去了使用价值，那就是多余了。”“亦凡，别这样……”晖儿轻轻地握住我的胳膊，“还有一件事，罗志云也来过电话，想聘请你去祥麟集团就职。”“哦？”罗志云此举应该是对上次彭候事件的报答，知恩图报在这个社会却也难能可贵。……回到家中，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萌然而生，连日来一直忙碌着工作和虚灵事件，已很长时间没有和晖儿在一起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了，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补偿机会。晚上，晖儿烧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那些菜式都是我爱吃的。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晖儿的脸上满是欣慰。像往常熟悉的那样，饭后晖儿在书房放上了两杯热果汁，两人各自在电脑上浏览了起来。“滴滴滴”，一阵呼叫声响起，原来是了然在通讯软件上呼叫。“上次你说的风水格局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败的很惨啊？”了然的话语依旧严苛。“呵呵，经过和你的探讨，我得益不少，这次侥幸全数摆平了。”看似客套，但这却是我的由衷之言，如果不是了然之前的资料和指点，恐怕我和林岳早就丧命在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中了。“哦，也算孺子可教了。你手头有什么比较玄妙的风水格局可以拿出来切磋一下，最近我比较空，闲得发慌。”了然的口气有些老气横秋，有时我甚至会假想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嗯，前些日子看到两个风水局，布的很是精妙……”我简要地把冶金仓库的布局和那些红叶树木的布局描述了一下。“不求甚解！这叫什么精妙？！扯淡！”了然似乎很是恼火，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脾气和说话方式，但也不免有些摸不着头脑。“斗煞聚火，它的关键在于形！你觉得斗内入土则破，火生土相，土生金相？无稽之谈！！！照你的理解，火本就生土相，那斗内加不加土不都一样生金吗？！土生金，为金之脉本，固而实之，加了土就更能稳固局内的金！”了然连珠炮似第打了一串文字过来。“是，我忽略了五行相生即相克的阴脉原理。”了然的话的确有理，五行中相生的也可以相克，而相克的也可以相生，就像两仪的阴阳鱼，阴极则阳盛，阳极则阴盛。“还有那个故作聪明的家伙，布个什么燧木取火的格局，木克土，弄得固金不稳，木生火相，引得斗火外泄。这搞得金固不住，火聚不了，简直是乱弹琴！”了然继续发着火，不过似乎他的脾气比往日要好了很多，换作以往，他早就下线走人了。“看来这风水五行变换的奥妙我还是没有参透，今后很多地方还要请您多多治教才是。”我生怕了然会下线，打上了一句奉承话。“别来这么些俗套的东西，我问你，燧木取火局的周围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没有？”了然突然问起问题来。“有，角金物遍布。”我如实答道。“金气外泄，角金护主。嗯，看来还是有人用活局解了围。不过那块地方应该受不了三局并入的，估计是毁了吧？”单从风水五行的安排变化便可以得知结果，我越来越佩服了然这方面的造诣了。“是的，落陷之势，尽毁。”“嗯，看来你所遇到的五个局都没什么危害了，也算你狗屎运。”了然的结语并不中听，但却让我很是欣慰，毕竟这些天来的危险和忙碌终得尘埃落定。就在我放下心中的石头，想和了然解解我那个奇异的梦时，屏幕上又蹦出了一派话语，那内容几乎令我当场崩溃：“你所说的五个风水局，东木绕柔，南火星点，西金角斗，北水育含，中土低掘。嘿嘿，如此形态生动的布局，恐怕你接下来就要对付一个五局联形的大局咯。”十五、月眼造化弄人，了然此刻便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句古语的寓意。虽然潜意识下并不相信之前的事件就此可以了结，但惯有的人类惰性使得我安然于息事宁人的心态中。了然的话则正中痛处，一并揪出了我心中沉埋的疑问。“您的意思是，这五个风水局原本就是一个大局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五个小局破尽之时也就是整个大局的开启之日？”沉默半晌，我小心地发去一个询问。“从单体而言是以五行相克的原理去克制每个方位的风水。但这个布局定五行，安四方，守其根本，五个局之间又是按照五行相生的原理在彼此呼应着。如果不是有个更大的局在这之下的话，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了然反问式的语句完全解释了答案。“那照您看来，这大局又是如何的呢？”急切之下我只究根源了。“又忘记是哪本劳什子书上说过的了：‘纵观堪舆玄妙，当推月眼之术。’能看清楚就看清楚，看不清楚就糊涂着过吧，至少不累。不过，我累，走人了。”了然下线了。看着灰暗下去的头像，我一时有些呆愣，他的言语之间竟如当日梦境中青年人的口吻，知道又如何？浑浑噩噩的固然沉沦，但总比清楚明了的时候要来得轻松，我也许不该如此执著。“……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突然发笑，这是我说的，没错，即便现在考虑的是关乎整座城市安危的大局，但相较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晖儿和我的朋友们，行若君子，而实似小人。“无所谓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
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玩弄丰满少妇高潮a片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316年，公孙衍将田婴的儿子田文请到魏国，将合纵运动的大旗交给了田文。然而田文在这个位置上无所作为，到公元前313年，魏襄王为了与秦国亲近，任命公子魏政为相，田文便又回到了齐国。公元前310年，田婴去世，被谥为靖郭君（看清楚啊，不是郭靖君）。田文在家族的封邑薛县继承家业，号称薛公，也就是历史上的孟尝君。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齐宣王的相国。在所谓的“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他的时间最早有关，也与他的影响力最大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孟尝”二字，几乎成为了江湖义气的代名词。《说唐》中的秦叔宝，《水浒》中的柴进，乃至《书剑恩仇录》中的周仲英，都曾被冠以“小孟尝”的称号。这在江湖中是很高的荣誉，说明他们很讲义气，得到天下英雄的承认。不过，小孟尝毕竟是小孟尝，和孟尝君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以柴进为例，贵为皇室后裔，家藏誓书铁券，号称“门招天下客”，也不过“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而孟尝君呢？“食客数千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甚至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走访薛县，仍然发现那里的年轻人有很多是十分蛮横粗暴的，当地人解释：当年孟尝君把天下各路侠士豪杰招揽到薛县来，总数有六万余家。乖乖，六万余家，这厮的胆子可真够大。把这么多门客养起来，是要钱的。孟尝君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薛县的租税，二是放贷收利息，三是官俸。但是，这三部分收入全加起来，仍然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原来那种不问身价一视同仁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便开始给门客分等级：下等的，粗茶淡饭，无酒无肉，住“传舍”；中等的，有鱼有肉，有酒有菜，住“幸舍”，称之为“鱼客”（有鱼吃）；上等的，山珍海味，出入有车，住“代舍”，称之为“车客”（有车坐）。这些门客饱食终日，对孟尝君究竟有何作用呢？他不是雷锋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总会要求一些回报吧！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天孟尝君在家里闲坐，对作陪的三位门客说：“今天想听听大家打算怎么对待我。”第一位门客马上说：“嗨！天下诸侯有谁敢得罪您，我就跟他拼命。”这是打手型的，层次比较低，但是不可或缺，而且需要的数量比较大。第二个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掩饰您的缺点，宣扬您的优点，让天下诸侯都知道您的美名，争着抢着要您去当官，唯恐不及。”这位八成是干过宣传部的，可以吃鱼吃肉。第三个说：“您用自己的钱财网罗天下贤士，他们就能为您出谋划策，消灾解难，就像魏文侯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友那样。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很显然，这位是车客。也有些人报答孟尝君的方式比较有创意。有位名叫夏侯章的门客，享受的是车客的待遇。每当他和别人谈起孟尝君的时候，却总是说孟尝君的坏话。有人看不过眼，把这事儿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赶紧说：“我把夏侯公当作朋友来对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久而久之，连夏侯章最好的朋友董繁菁也看不下去了，对夏侯章说：“薛公把你当朋友，让你住豪宅，坐马车，你却总是在人前人后说他的不是，做人不能这样吧？”夏侯章看看四下无人，咬着董繁菁的耳朵说：“我说他的坏话，就是为了报答他啊！”“啊？”“你想想看，他对我这么好，我又不能为他作任何贡献，怎么办呢？于是我就说他坏话，而他表示不在乎，因此获得了‘天下第一厚道人’的美名。我这是让自己身败名裂来报答他，你还说我……”原来如此。还有一位名叫冯谖（xuān）的，因为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托人请求投靠到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就问了：“您有什么爱好啊？”回答是“没有”。又问：“您有什么本事啊？”还是“没有”。孟尝君就笑了，说道：“那您就留下来吧！”管家按照平时的规矩，给冯谖最低一级的待遇。冯谖也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就靠在柱子上，弹着剑唱歌：“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说后，对管家说：“给他吃鱼，按照鱼客的待遇。”管家撇撇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冯谖又弹着剑唱道：“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孟尝君于是让人为他准备车马，享受车客的待遇，以为他这下应该满足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冯谖又唱：“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一个人过得好有什么意思，没有能力养家。”这一次，孟尝君身边的人都觉得冯谖有点太过分了，然而孟尝君还是派人为冯谖的老母送去了衣食，于是冯谖不再弹唱。冯谖在孟尝君家养尊处优，吃了一年闲饭。孟尝君都快把他忘记了。有一天，孟尝君拿出放贷的账本问门客：“列位，你们谁做过会计，能为我去薛县把本息收上来？”冯谖主动站出来说：“我。”孟尝君看了冯谖好久，才想起有这么个人，很高兴地说：“我早就料到先生不是寻常人。如果先生愿意跑一趟，我感激不尽。”命人为他准备好车马，整理好行装，便出发上路。临行的时候，冯谖问道：“收完债，您要买点什么土特产回来吗？”孟尝君说：“您看着办吧，我这缺什么你就买什么。”冯谖说：“我明白了。”到了薛县，冯谖把债务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核对债券。对完了，他就命人在院子里烧起一炉火，将债券扔到炉子里，统统烧掉。在场的人无不感恩戴德，高呼：“薛公万岁！”做完这些事，他马不停蹄地回到临淄，一大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这么快！债都收完了吗？”冯谖说：“当然收完了。”孟尝君说：“那钱呢？”冯谖说：“按照您的指示，都买东西了。”孟尝君说：“啊？这利息都有十万，你都买啥了？”冯谖说：“义。”孟尝君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冯谖却很平静地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金银财宝，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就缺个‘义’字。所以，我就跟您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说：“您说明白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冯谖说：“薛县的百姓，都视您为父母。可您却不把他们当作儿女来爱护，还像商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息。所以呢，我就假传您的命令，把那些债券通通烧掉了。百姓们因此高呼薛公万岁，这就是我跟您买回来的义啊！”孟尝君听到“烧掉”二字，已经是万念俱灰，挥着手道：“您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下去歇着罢！”发生这样的事，孟尝君也没跟冯谖翻脸，至少能够说明他有容人的雅量，并非浪得虚名。说到雅量，《战国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个人胆子贼大，居然和孟尝君的夫人发生了奸情。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没有跳起来，只是“唉”了一声，说道：“看到美女，产生爱慕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算了吧，别再说了，别再说了。”这就不是一般的雅量了。读史至此，难免产生怀疑：这孟尝君成天呼朋唤友，养着数千门客，连老婆被人偷了都不在意，该不会是性取向有点问题吧？咳咳，这可真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操心，就此打住。如果真正要替孟尝君操心，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管不好老婆，而在于名声太盛，风头远远盖过了齐宣王，以至于“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任何年代，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名声，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更危险的是，他还要继续举起合纵运动的大旗，去做那战国舞台上的弄潮儿。孟尝君领导合纵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会于黄棘。公元前303年，孟尝君就组织齐、魏、韩三国合纵，联合出兵讨伐楚国。据《战国策》记载，孟尝君还在酝酿合纵的时候，大夫公孙弘对他说：“您要做大事，必先了解对手的情况。您的主要对手是秦王，楚王只不过是他的帮凶。不如先派人到秦国去刺探一下，如果秦王英明神武，您就别费那力气了；如果秦王昏庸无能，您再举事不迟。”孟尝君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于是让公孙弘出使秦国。秦昭王见到公孙弘，知道他是孟尝君派来的，故意问道：“薛公的封地有多大呢？”公孙弘说：“方圆百里。”秦昭王笑了笑，说：“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还不敢与别人对抗；现在薛公的土地不过百里，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财主，就敢来打秦国的主意？”公孙弘不觉冒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秦王不简单，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来意。嘴上却还是很硬，回答道：“薛公自有过人之处。”秦昭王说：“哦？请说来听听。”公孙弘说：“有一种人，做事只求合乎正义，即使不做天子之臣，不为诸侯之友，他也愿意；得志的时候，即使做人君，也完全可以胜任；不得志的时候，也不会曲意奉承去做人臣。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三个。如果说到治理国家，能够使君王成就王霸之业，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五人。如果大王身为令人敬畏的万乘之君，却不顾身份侮辱外交使节，他就会拔剑自刎，以血喷溅上您的衣服，这样的人，算上我世上共有十个人。”秦昭王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哎哟哟，您何必这样呢？我只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罢了。请回去转告薛公，我对他十分钦佩，希望有机会能和他打交道。”公孙弘还是不亢不卑地说：“可以。”公孙弘回去把情况一说，孟尝君便认识到秦昭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合纵的念头。怕，那就不是孟尝君了。公元前303年秋天，齐、魏、韩三国大军一压境，楚怀王就派太子熊横到秦国当人质，请求秦国支援。秦国派“客卿通”（原文如此，姓氏不详）出兵来救，孟尝君权衡了一下利弊，果断决定撤军。经过这件事，秦、楚两国关系本应更上一层楼。但是没想到，熊横到了秦国之后，住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喝酒与人发生争执，杀死了一位秦国大夫，私自逃回了楚国。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连宣太后都对楚国产生了反感。孟尝君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前301年再度发动三国伐楚。楚怀王不得不又向秦国求援。为了说服秦昭王，他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轸。秦昭王见到陈轸，态度很亲热，说道：“您本来是秦国的老臣，跟先王的关系都很好。后来因为一些误会，您离开了秦国，去为楚王服务。现在齐国和楚国打仗，有人说救援有利，有人说救援不利。作为秦国的老朋友，您为何不在为楚王效忠之余，为寡人也出点主意呢？”陈轸听了，眼眶一热。当年他离开秦国，主要是因为和张仪尿不到一壶。他对秦国和秦惠王，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惠王和张仪都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年近古稀，对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早就看得淡了，反倒是生出一些念旧的情愫来。他对秦昭王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有吴国人到楚国做官的故事吗？楚王很喜欢那个吴国人。有一次那个吴国人病了，楚王派人去探问，关切地问道，‘他是真的病了，还是想家了呢？’左右大臣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家，如果真是想家，他肯定会发出吴地的乡音，以表思乡之情的。’现在，我也要为大王发出‘吴地的乡音’了。”秦昭王赶紧朝陈轸作揖，洗耳恭听。陈轸说：“大王想必听说过卞庄子这个人。他是鲁国的大夫，孔武有力，力能搏虎。有一次，两只老虎为了争夺一个人而相斗，卞庄子要去杀老虎，他的朋友管与劝阻说，两虎相斗，弱者必死，强者必伤，为什么不等到它们一死一伤再动手呢？现在齐、楚交战，双方必有伤亡，您何不再等等呢？”陈轸这番“吴地的乡音”，使得楚怀王望穿秋水，也没盼到秦国的救兵。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和孟尝君对抗了。三国联军在齐国名将匡章、魏将公孙喜和韩将暴鸢的率领下，与唐昧率领的楚军在沘（bǐ）水（今河南省境内）对峙。一开始，联军不知道沘水的深浅，不敢贸然进攻。而一旦派人去试探深浅，楚军就放箭驱赶，根本不让人靠近河边。双方相持不动达六个月之久。齐宣王失去耐心了，派人到前线，用极其苛刻的言辞责备匡章。匡章也不是好惹的，对使者说：“撤我的职，杀了我，甚至是杀我全家，这是大王能够做到的。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要求我出战，这是大王不能做到的。”使者回去之后，匡章便抓紧在当地花重金寻找向导，终于有一个樵夫对他说：“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水就浅；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水就深。”就那么简单。匡章喜出望外，马上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趁着夜色，从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渡河，向楚军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时候，楚将唐昧因为联军六个月没有动静，也放松了警惕，等到联军全部过河后才仓促应战，结果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省唐河）被打得大败。战斗的结果，楚军被斩首两万余人，唐昧本人也中箭身亡，楚国自宛城、叶城以北的土地，全部被联军占领。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秦昭王现在出手了。秦军剑锋直指楚国，斩首两万。第二年，秦国又增兵伐楚，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一举攻克新城（今河南省伊川）。楚怀王走投无路，只好向齐国求和，并且又将太子熊横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垂沙之战使得孟尝君声威大振，也使得秦昭王对这位齐国土财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前301年冬天，齐宣王去世，太子田遂即位，也就历史上的齐闵王。秦昭王派泾阳君嬴芾（fèi）出使齐国，致吊唁之意。同时向齐闵王提出，想邀请孟尝君访问秦国，如果齐国不放心的话，可以让泾阳君留在临淄当人质。嬴芾是秦昭王的胞弟，也是宣太后的爱子。如果将嬴芾作为人质的话，孟尝君去秦国的安全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孟尝君正好也想亲眼看看那位被公孙弘称为“气度不凡”的君王。这倒不是出于爱慕虚名，而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头，有一种热爱冒险的精神。他富可敌国，威震华夏，可他更把自己当作一名侠客——负剑行天涯，把酒会英雄，这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以当时的形势，如果孟尝君下定了决心，是没有人可以劝住他的，连齐闵王都不行。然而门客们出于对恩主的关心，都纷纷劝阻，孟尝君执意不听，直到一个真正的老江湖出现在孟尝君面前。他就是苏秦。别人的话可以不听，苏秦的话，他还是要考虑的，毕竟人家是最早拉起合纵大旗的，资格摆在那里了。苏秦说：“我今天早上在淄水河边看到一个木偶和一个泥偶在说话。木偶说，‘你本是河西岸的泥巴，如果天降大雨，淄水暴涨，你就要被冲坏了。’泥偶说，‘我本来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做的，化了还是回到泥里。可是你呢，本来是东方的桃梗做的，如果淄水猛涨，你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呢？’秦国乃虎狼之国，您还非要到那里去，只怕再也回不来了。”孟尝君这才打消去秦国的念头。接下来发生在楚怀王身上的事情，证明苏秦的话是有道理的。楚怀王之死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出兵伐楚，连下八城。其后秦昭王派人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秦楚两国结亲，又在黄棘会盟，您还派太子入质于秦，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后来太子因一时之怒，杀了寡人的重臣，不负责任地逃去，寡人实在是气不过，才派兵入侵大王的边境。现在听说大王又派太子入质于齐，以求和解，这真是令人唏嘘啊！秦、楚交界，又互为婚姻，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这种关系都处不好，何以号令天下诸侯？寡人诚挚邀请您到武关来会面，共叙前缘，重修旧好，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楚怀王收到这封信，感到很纠结。去吧，怕羊入虎口；不去吧，又怕秦昭王发怒。令尹昭雎劝他不要去，也不要怕，他认为只要楚国积极整兵备战，秦国是打不进来的。屈原也不同意楚怀王去：“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他去：“如果不去的话，秦、楚两国从此就只能刀兵相见了。”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建议，出发前往秦国。刚进武关，就被秦国人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至咸阳。秦昭王提出，要楚怀王把巫郡和黔中郡割让给秦国。楚怀王虽然糊涂，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是一点也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也就是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聪颖”，能文能武。传说，道光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这虽是一个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皇六子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文才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而奕詝却只有一点仁孝。又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染重病，一天，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以决定太子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示孺慕之诚而已。”他们兄弟俩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结果，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于是将奕詝定为太子。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总之，普遍认为，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无论德行、文武才能，都是道光诸皇子中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咸丰皇帝的第二个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逃离了皇都北京。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抵抗，而是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却在大敌入侵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老婆儿子、王公大臣逃之夭夭，还美其名曰“巡狩”。他逃到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呢？史载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在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咸丰帝是个没有国君使命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帝的第三个错就是错定了顾命大臣。在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五十年！雄才大略的人物主政可以把国家民族引向强大，而昏庸无能的人主政则会把国家民族引向弱小衰败。治政者的选择不可不慎啊！【点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反思将是永远的。它既暴露了清政府及一些投降派官僚、贵族们的奴颜媚骨，昏庸无能的政府是国家民族的大害，又显示了一些爱国大臣、将领们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是摧不毁的。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行径，又向人们昭示出了西方文明在畸形中发展的事实。当一百五十年后英国米字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无论英王储的讲话是多么冠冕堂皇，但他心底的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第十四章魏源与《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东方古老的睡狮，开启了中国自商周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睁开眼睛发现了天朝之外更加强大的世界。魏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生于一地主官僚家庭，十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破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由于他刻苦勤奋，十五岁便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起，魏源就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世界。1840年九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同时也详谈了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代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1841年八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城边的码头上，迎来了因中英战事被道光皇帝革职罢官、即将发配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人员从澳门的书籍和报刊上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如果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这便实现了我的夙愿。”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激动地说：“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夙愿，我将尽快把它写出来，不负你的嘱托。”林则徐走了以后，魏源更加广泛地收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决心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集大成式的世界史地著作。1842年八月，听到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魏源非常气愤，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843年初，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海国图志》初稿为五十卷本。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以夷攻夷”就是联合其他的国家，打击外国侵略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来战胜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抗英斗争的亲身经历，魏源认为，这些西方侵略者超出中国的长处有三个：一是有行驶如飞的战舰；二是有打得远、杀伤力强的大炮；三是有严谨的练兵方法。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鸦片战争那样的失败，必须要有制造武器的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请来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加强国防。《海国图志》还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细、准确的著作，书中以巨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国历史和地理概况，收录了各种地图七十七幅，分地球全图、各大洲图和各国地图，对地球全貌、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都有详尽介绍。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含义，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落后”向“先进”的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天朝”的不足了；而康熙时期的学习则是一种“平等”的技巧学习，是学习一种“异技”而非“长技”。如此学习自然不会引起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魏源的充满“忧患”意识的学习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警醒了。这从魏源自己改革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魏源主张变法，要求革新。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但鸦片战争以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粟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集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提倡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起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点评】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海国图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国图志》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被日本维新志士翻译成各种版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源的改革思想，虽然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微弱呼声，也有称赞西方民主共和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没有跨出皇朝专制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重振国威。第十五章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金田起义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远祖据说是从江西先迁到潮州，后来，因不堪富豪的侮辱和压迫，洪家又从潮州迁居嘉庆州（今梅县），到曾祖父洪英纶，又由嘉州迁居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为人正直，母亲王氏，早年病故，他有两个哥哥，名仁发、仁达，一个姐姐，名辛英，还有一个妹妹，名宣娇。由于家境贫寒，父兄都靠种田为生，洪秀全七岁那年，被送入私塾读书。由于聪明过人，不几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有几位私塾师傅自愿免收学费，以资鼓励；他的亲族也主动捐赠衣服，给予支持；父亲洪镜扬自然更加爱怜少子，不顾家境贫困艰难，勉力支持洪秀全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洪秀全刻苦勤奋，博览群书，从十六岁开始，多次去广州应试，却屡屡名落孙山。1843年，洪秀全重整旗鼓，再次去广州应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异常沉重，从此，洪秀全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求功名的梦想，对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洪秀全犹豫不决、迷茫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明朝服装的西方传教士，正带着一名翻译在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叫“讲街书”。第二天，他又在那条街上遇到了这二人，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这本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不要崇拜其他邪神，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国等等。这些思想给洪秀全很大的启发，他不禁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世界，那么世道就会安宁平和。一天，他把一桶干净的泉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洪秀全就这样成了一个狂热虔诚的布道者，他每到一处，便大肆宣传鼓动，说：“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奉天父之命特地来解救你们的。天父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们信奉上帝，将来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愿你们都能改恶从善，弃旧迎新，那么太平之日就不远了。”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加入到信上帝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得粉碎，并且把众多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族人及卫道士的强烈攻击。1844年四月，他们迫于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去广西传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但收效不大。后来，冯云山来到地势险要、人民受苦最深的桂平县紫荆山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并在那里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则回到广东花县，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这两本书中，他把自己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通俗化了。这些思想后来对农民影响很大。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找冯云山，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在冯云山的积极努力下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于是，他俩又共同制订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1847年十二月，他们率领众人捣毁了当地穷凶极恶的甘王神像，从而声威大震，名传四方。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见有了群众基础和威信，便在暗地里开始积极筹划举行起义。这时，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的两大对立营垒——正善与邪恶，他大力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同打击邪神。他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神话，说洪秀全在1837年生病时上过天，并且还见到了天父，天父上帝亲手交给他一把宝剑和一方大印，他是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此次他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斩除邪恶，伸张大义，替天行道，开太平世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起义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时机渐趋成熟，拜上帝会这时已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为领导核心的团体，他们精诚团结，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850年七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务必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结，到这年年底，他们的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一天，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筹划举行起义，不料有人告密，官府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兵包围了洪秀全等人，杨秀清于是率众援救，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起义军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迎主之战”。接着，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又率领贵州兵向金田村发动猛攻，哪知太平军早有准备，其在金田村外围布置了大量伏兵，还把清兵必经的蔡村江木桥完全拆毁，彻底截断其退路。1851年1月，当伊克坦布率领官兵路经此地时，突然杀声四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似神兵天降，官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伊克坦布一见大势不妙，正想逃跑，被太平军一下子围住，当场斩首。这样，太平军又取得了蔡村江大捷。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增长了太平军的士气，太平军也更加壮大了。1851年一月十一日，正好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全体会众正式在金田村宣布举行起义，定国号“太平天国”。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二、永安封王和定都天京金田村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条令，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起义军众志成城，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进入桂平。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为了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以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面对清军的围攻，太平军英勇奋战，1851年2月，在排岭大败向荣所部。3月，太平军进入武宣县东乡扎营。在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五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对太平军朝廷进行围攻。九月，太平军在平南宫村同清军的战斗中，击溃清军大部，取得空前胜利。随后，太平军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永安州。这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并制定了各种制度。十二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时间，清军三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太平军因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令突围，太平军在突围中，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也被杀得只剩数十名残兵，躲在深涧内才免一死。永安突围成功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
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筹划称帝事宜，但已经出兵魏博，朱全忠决定趁势大举讨伐二州，以此巩固诸镇归附之心。九月一日，朱全忠带领大军自白马渡过黄河，六天后大军抵达沧州，驻扎在长芦镇。沧州守将刘守文闭城不战，而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因自己地处战争前沿，惧怕朱全忠再次假道伐虢之计攻占本镇，于是以报答朱全忠清除内患为名，尽心竭力地为朱全忠运送物资，并动用数十万人为汴州军队服务。当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得知沧州被围，立即带领大军自幽州南下增援，但半路上屡次被汴州军队打败。于是他下令境内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都必须自备武器粮食到军队行营报到，军队向南进发后，如果还有一人留在村子里则格杀勿论。刘仁恭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但即使这样才得到几万人。此时汴州军队已经将沧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幽州士兵见汴州军队强盛，龟缩在瓦乔不敢出战。沧州久围被困，城中粮食消耗殆尽，人们或是吃土或是互相蚕食。朱全忠派人劝说沧州守将刘守文赶快投降，结果遭到刘守文的严厉拒绝。刘仁恭见沧州危在旦夕，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对抗朱全忠，因此便厚着脸皮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憎恨其反复无常，不想出兵相救。不过，其子李存勖却认为现在朱全忠已经占领天下的大片土地，目前能够对抗朱全忠的只有幽州的刘仁恭和河东镇，如果不和刘仁恭联合对抗朱全忠，对河东镇十分不利，倘若利用这个机会打败朱全忠，则是河东镇重新振兴之时。李克用听完李存勖的分析后，顿时恍然大悟，立即召集众将宣布出兵援救刘仁恭，并派大将周德威、李嗣源汇合幽州军队攻打汴州军队占据的潞州，迫使昭义节度使丁会举城投降。当时正在指挥攻打沧州的朱全忠听说潞州失守，顿时大惊失色，因为潞州当时是重镇，倘若李克用自此大军南下，直抵怀、孟地区，便可一举攻占洛阳。如果李克用真的大军进攻洛阳，朱全忠即将到手的皇位就将化为泡影，因此朱全忠为了稳妥起见，放弃了对沧州的进攻，急令人马烧营撤兵。攻打沧州无功而返，使朱全忠的威望大减，他唯恐内外离心，想尽快受禅以收人心。天佑四年（907年）正月十日，朱全忠自长芦回到大梁，途经魏博镇时，感到身体不适，于是便准备暂时留在魏博镇养病。不过罗绍威却担心朱全忠趁机吞并魏博镇，于是便向朱全忠进言，说邠、岐、太原地区始终不臣服汴州，朱全忠应该早登大位，以断绝天下人的贪念，并许诺贡献六州军赋以贺登基大礼。朱全忠虽然表面上一口回绝，但内心十分得意，又想早一点回到大梁，于是在身体尚未痊愈时，便从魏博镇起身，于正月二十五日回到大梁。皇帝李柷听说朱全忠已经回来，立即派御史大夫薛贻矩前去慰劳。薛贻矩想要用臣子拜见皇帝礼仪拜见朱全忠，朱全忠表示婉拒，不过薛贻矩却说，朱全忠功德泽被天下，已经是天命所归，皇帝陛下想要效仿舜、禹让位给朱全忠，所以自己不敢再行同僚之礼，说完就拜伏在朱全忠的脚下。朱全忠急忙回避，声称不敢接受。不过薛贻矩却对朱全忠死缠烂打，朱全忠只得接受，而且薛贻矩回到洛阳后，告诉皇帝李柷，说朱全忠有受禅的意思。于是皇帝李柷下诏，表示在二月要将帝位禅让给朱全忠。二月三日，朝臣们秉承朱全忠的旨意，共同奏请皇帝李柷逊位，李柷随即下诏让宰相到元帅府劝进，朱全忠假意推辞不受。三月十三日，薛贻矩作为皇帝李柷的特使，再次出使大梁，表达李柷的逊位之意，当时湖南、岭南等一些地方藩镇也相继上表劝进。二十七日李柷降御礼禅位于朱全忠，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率领百官前往大梁完成禅让仪式。尾声朱全忠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已经为自己修好宫殿，并为宫殿正式命名，正殿叫崇元殿，东殿称玄德殿，内殿称金祥殿，万岁堂改为万岁殿。四月五日，朱全忠端坐在金祥殿，接受百官朝贺，命令官书文告全都去掉大唐年号，十八日举行正式禅位仪式。张文蔚、杨涉等使臣从上源驿手捧册文、传国宝，诸司各备仪卫为前导，文武百官随后而行，来到金祥殿前宣读皇帝李柷的退位诏书。当时百官匍匐在地向朱全忠道贺，而朱全忠则身披衮冕即皇帝位。仪式完成后，朱全忠在玄德殿设宴款待张文蔚等人。宴会开始后，他手举酒杯对众人宣称自己能有今日，全赖诸位朝臣拥戴之功。张文蔚等大唐遗臣面对此情此景，都感到无地自容，只能默默低头不语。只有薛贻矩、苏循以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赞朱全忠功德无量，宣称即位乃是顺应天意之举。次日，朱全忠诏令有司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然后遣使宣谕诸州，同时大赦天下，改元开平，国号“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命名为东都，以洛阳为西都，降李柷为济阴王，囚禁于曹州（今山东菏泽）。朱全忠虽然继承大统，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已经成为囚徒的李柷。在他当上皇帝的次年，他亲手调制一杯毒酒，为李柷送到囚所。随着李柷的一饮而下，大唐帝国彻底灭亡。而在其之后的天下则并不太平，巴蜀王建称帝，钱谬割据吴越，李克用占据河东，高季兴控制荆南等，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又一个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唐朝，公元618年李渊接受杨侑禅让称帝开国，一直到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朱全忠为止，立国二百九十年。昔日大唐的无限繁华就此逝去，留给世人的是不尽的追思和慨叹！参考书目历史文献：〔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中华书局，1994年。〔唐〕长孙无忌等编《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唐〕张说等编《唐六典》，中华书局，1983年。〔唐〕吴兢：《贞观政要》，新华出版社，2006年。〔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唐〕魏征等编《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唐〕王定保撰《唐摭言》，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唐〕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华书局，2006年。〔宋〕范祖禹：《唐鉴》，中华书局，2008年。〔宋〕薛居正等编《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宋〕王谠：《唐语林》，中华书局，2007年。〔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宋〕欧阳修等编《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4年。〔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专著：《唐帝列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白玉林主编《读史观天下?二十五史解读?唐史解读》，华龄出版社，2006年。岑促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陈满麒：《正说唐朝八大疑案》，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黄永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刘后滨：《大唐开国》，中华书局，2007年。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孟宪实：《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欧阳予倩：《唐代舞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钱文忠：《玄奘西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吴宗国主编《中国封建王朝兴衰?隋唐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玄奘：《大唐西域记》，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闫守诚：《唐玄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赵文润,王双环：《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赵文润：《武则天》，西安出版社，2007年。附录唐代历史大事年表566年高祖李渊出生598年太宗李世民出生611年瓦岗军起义617年李渊于晋阳公开起兵反隋618年李渊称帝开唐，灭薛仁皋619年灭刘武周、李轨621年灭窦建德、萧铣、王世充623年灭刘黑闼、杜伏威，统一全国624年一代女皇武则天出生；唐初步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实施办法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同年即帝位，与突厥结渭水之盟627年玄奘赴天竺取经，历时19年，645年回归629年灭东突厥635年灭吐谷浑；高祖李渊去世636年武则天进宫，受封才人640年灭高昌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643年李世民初征高丽644年灭焉耆644年李世民再征高丽，无功而返648年灭龟兹649年太宗李世民去世，高宗李治即位；武则天被迫出家感业寺，次年重新回宫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657年灭西突厥660年平定百济663年白江口之战，中日历史上的首次战争664年武则天垂帘听政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同年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睿宗李旦即位684年徐敬业起兵造反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降李旦为皇嗣705年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李显复位710年韦皇后毒杀李显，立李重茂为帝；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灭韦皇后，睿宗李旦复位713年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灭太平公主，成功继承帝位；姚崇上疏李隆基“十事要说”，是为开元盛世施政基础716年睿宗李旦去世737年玄宗一日杀三子事件，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杀745年杨玉环被册立为贵妃749年张说实行兵制改革，停止实行府兵制，改行募兵制750年怛罗斯之战，大唐战败753年鉴真东渡，成功到达日本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马嵬驿兵变，杨贵妃被赐死，肃宗李亨即位757年平定永王李麟叛乱762年玄宗李隆基去世，肃宗李亨去世，代宗李豫即位763年平定安史之乱，姑息河朔三镇，藩镇之乱由此开始779年代宗李豫去世，德宗李适即位780年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法”783年泾原兵变，李适被迫逃离长安787年与吐蕃结成平凉之盟805年德宗李适去世，顺宗李诵即位，开启永贞革新806年顺宗李诵去世，宪宗李纯即位；二王八司马事件807年平定西川、镇海、宁夏等藩镇813年平定魏博、征讨成德817年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818年平定青淄李师道叛乱820年宦官谋杀宪宗李纯，穆宗李恒即位821年长庆科考案，开启牛李党争序幕824年穆宗李恒去世，敬宗李湛即位826年宦官谋杀敬宗李湛，文宗李昂即位835年甘露之变，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天之内被杀官员最多的政变840年文宗李昂去世，武宗李炎即位，北征回鹘845年会昌废佛，佛教史上大劫难846年武宗李炎去世，宣宗李忱即位848年李德裕被贬崖州，牛李党争结束859年宣宗李忱去世，懿宗李漼即位；裘甫同年起义860年南诏攻陷交趾868年桂林兵变导致庞勋起义873年懿宗李漼去世，僖宗李儇即位87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僖宗李儇被迫出逃蜀中884年黄巢起义失败，战败身死888年僖宗李儇去世，昭宗李晔即位905年白马驿之祸，朱全忠大肆屠杀唐臣907年朱全忠杀死李晔，立李柷为傀儡皇帝，并接受李柷禅让，称帝建立后梁908年朱全忠毒杀李柷，唐亡后记历时六年，《唐朝那些事儿》终于迎来了大结局，六年前在本文的开头，我曾经说过将近三百年的唐朝历史，希望大家鼓励我将它写完，既然已经开写，就要坚持下去，我相信自己有这个毅力。如今六年过去了，我兑现了当初的诺言，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和大力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所以我并不孤单。或许有人会问，写完三百年的唐朝历史，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的回答是：很有成就感，但仅此而已。六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我每天都在坚持写，既是为了给别人看，更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知道人总是要实实在在干些事儿的，更何况自己还是个年轻人。年轻就有资本，但更应该有梦想。看惯了每个王朝的沧桑巨变，看尽了历史人物的兴衰荣辱，我只想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唯一不变和有价值的是你内心真实的自己。历史的进程虽然有人的作用力，但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而设置。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武则天的千锤百炼，李隆基的励精图治，他们呈现给世人的是无比的强大。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杜甫的落寞孤寂，李晔的彷徨无助，更让世人明白，这个世界不仅有光明，还有黑暗。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只能选择一条道路，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更何况有时候还是身不由己，所以保持内心的纯净，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强大，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只想说，过去的已经过去，自己虽然很有成就感，但依旧低调做人，依旧认真工作，依旧埋头读书。最后借用一首歌词献给大家，我这些年的感受和要说的大致就在其中：这一路，翻阅了，喜与悲，是与非一双眼，看过许多变迁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这一路，经历了，爱与恨，错与对一句话，很难说得完全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掉一些泪哭完了，再站起来面对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我曾害怕，所以我懂得，难免会沮丧的模样我受过伤，所以更渴望美丽的飞翔你在我身旁，陪我勇敢唱像一个保护着我的家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飞进了坚强真实的翅膀，擦去那泪光，还记得梦想是的，梦想！每个人都不要轻言放弃。七卷本《唐朝那些事儿》全部出齐全新历史写作，流行文化读本全程讲述大唐王朝三百年大历史中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玩弄丰满少妇高潮a片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