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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男男gay猛男性同志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东北男男gay猛男性同志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
东北男男gay猛男性同志、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东北男男gay猛男性同志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
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为新学制，却也只是由初中生变成高中生而已。然而这次却是女孩们就在眼前，自己要跟她们一起上课了。山中老师告别时曾说“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可眼下根本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只能目瞪口呆地隔空远望女子军团。没过多久，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刚才叽叽喳喳的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新班主任是姓伊藤的英语老师。伸夫以前就上过伊藤老师的课，所以早就熟悉，而女生和来自其他高中的男生当然是初次见面。伊藤老师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从今天起大家在同一个班级学习，要和睦相处，共创优秀班集体。接下来就要安排座位了。原以为排座位要按照姓氏拼音的顺序，可伊藤老师却把男女生按身高排序，然后让个头较矮的同学坐在前边。由于课桌是排成纵向八列的单人桌，所以就从靠走廊这边开始男女交叉排列。自己的邻座是谁？男生和女生都心情紧张地望着对方的行列。那边既有远远望去依然引人注目的可爱女孩，也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女生，还有瘦得撑不起制服的女生和体格高大能当相扑力士的女生。大家从前排向后一个个地列坐，伸夫排在靠走廊这一列的倒数第三个，接着坐在邻桌的是来自市立女子学校名叫中井洋子的女孩。她稍微有些凸脑门，长相不算漂亮，但身材苗条，水手服也很得体。偷眼打量，她脑门凸显可能是因为头发编起拢在脑后的缘故。伸夫窥探对方时，发现对方也在朝这边看，伸夫慌忙避开视线，对方也避开了视线。全班同学座位排定之后，伸夫再次环顾周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座位靠着走廊，只有一侧坐着女生，而其他人却都是两侧都有女生。虽然他感到这样有失公平，但回头看看后边，由于女生较少，后边的男生旁边连一个女生都没有。“倒是比他们强点儿……”伸夫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朝前边看去，只见北田君旁边就坐着刚才那位可爱女孩。“那小子，运气不错嘛！”他这回又感到自己有些吃亏，便把视线转向邻座的女孩。心神不定的不只是伸夫，男生都在羞涩而担心地环顾周围。与此相比，女生们却面不改色，也不知是装腔作势还是满不在乎。全班同学坐好之后，伊藤老师开始按名单依次点名，并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我叫阿部雄一，来自一高，请多关照。”因为开头较为简单，于是大家都照样只介绍自己的姓名。但是，从半截开始，那个可爱女孩站起来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爱好和绰号，教室里响起掌声，气氛就轻松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看样子以后会比预料的进行顺利。不过，这个过程未必单纯。由于学生半数为女孩，所以教室里的气氛当然会发生变化，而且男生的服装和态度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前强装硬汉、故意穿破旧斗篷和秃齿木屐的人，忽然换上大衣和新鞋来学校了。其中还有人身穿时髦的短大衣，脖子上围着可能是跟姐姐借来的红围巾。原先以赤足过冬、以皴裂为荣的男生，这回却脚蹬白袜和运动鞋上学了。显而易见，他们这样做都是因为特别在意新同学中的女生的目光。不过，虽然大半男生都装扮得衣冠楚楚，却仍然有人倒行逆施。主要是隶属于运动部和拉拉队的人，他们的服装破旧不堪，腰间夸耀地吊着像是浸了菜汤的汗巾，走起路来也故意迈着外八字踱方步，硬充好汉似的对女生不屑一顾。这种两极化倾向还体现在对女生的接触方式上，既有轻松攀谈、多方照顾的类型，还有几乎不跟女生说话、貌似对女人毫无兴趣的类型。特别是后者，总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每当女人们发出爽朗的谈笑声就貌似不快地皱起眉头。其实，他们并非真的对女生毫不关心，莫如说他们也许在根本上比软派更加关心。但由于与生俱来的羞怯心理和此前的惯性，他们不能坦率地表示好意，只是闷在心里而坚持寡言少语。伸夫当然不是硬派，但虽说如此倒也不是软派。因为他只是不愿做出被人嘲笑的姿态，所以或许应该称作“心情软派”。但是，在男女同校施行后不久的一天，伸夫藏在课桌下的鞋子不知为何跑到前边女生的位置，并且被那个女生交给了班主任。“这双鞋是谁的？”鞋子被班主任高高举起，女生中响起了笑声。那是一双已经变成红褐色的军靴，虽然在当时并非稀奇之物，但因为老旧走形，看上去穿这鞋的肯定是一双傻大脚。伸夫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鞋，可他没有说出来，而是扭头望着侧面。“是谁呀？没有鞋可就回不了家啦！”听到再次询问，伸夫慢慢地举起了手。女生们一齐回过头来。“是高村的吗？鞋袋呢？”“我忘带了。”“不装袋会弄脏教室，你就放在报纸上吧！”“是！”伸夫点头答应，心里觉得班主任特别可恨。把这种鞋拿到大家面前展示，有这个必要吗？没有鞋确实回不了家，可是放在讲台旁边过后自己去取不就行了吗？虽说如此，那个急着把鞋交给老师的女人究竟是何居心？简直无法理解。如果学校里只有男生的话，肯定不会管这种闲事，只会把鞋放在教室的角落。“所以女人特别可恶……”伸夫心里嘀咕道。不可否认，就因为穿了不合脚的鞋，女人们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此后数日之间，伸夫心神不定、情绪低落。他对自己说，大可不必只因鞋不合脚被笑话而介怀，自己完全可以挺起胸膛表示自己的脚就能穿这么大的鞋。不过，他毕竟没有这种气度。不仅仅是伸夫，所有的男生似乎都在煞费苦心地引起女生注意。虽然有人精心打扮，有人对女生温情脉脉，有人强装硬汉，可目的却完全相同。然而，女孩们的理解方式却是多种多样。尽管有人精心打扮、温情脉脉却遭到反感——那个人好恶心呀！而有人少言寡语、不吭不哈却得到好评——那个人好酷哦！有的男生总是端着架子，见面只说一声“早”，却有女生说他“好可爱”。不过，其中对女生极具感召力的无疑是学习成绩优秀的男生。虽然对于打扮优雅和强装硬汉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头脑聪明的男生总是所有女生憧憬的目标。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桥本君虽然个头较矮，却以端正的相貌和秀才所特具的姿态拥有压倒性的人气。在上物理和数学等选修课时，很多女生都想坐在他的旁边。有些男生冷眼以对那些靠装扮和温情博得女生青睐的人，而对成绩优秀的男生却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如果那个男生并不特别喜欢女性的话，那就简直无可挑剔了。说老实话，伸夫在学习方面不得不甘拜下风。在以前的考试中，虽然偶尔会高高在上，但整体上却仍然靠后。不过，从整个班级来讲，伸夫倒也不算太差。虽然考试成绩好歹都能合格，但这样却不足以胜过桥本君。而且，仅仅是学习成绩优秀还会造成态度生硬的印象，女孩也难以接近。实际上对桥本君心怀好感的女生并不在少数，却几乎无人与他亲切交谈。“那种类型太没劲了！”伸夫虽然对桥本有几分同情，但还是要考虑其他更为理想的类型。“既学习好又有亲和力，还能逗女生发笑，这才是最高境界啊！”然而，实际上伸夫根本不可能扮演那种角色。学习方面暂且不说，对女生展示亲和力已是相当不易，还得说话风趣幽默，这可是难上加难。伸夫本来就连向女人搭话都很难为情，言谈举止也不能轻松自如。他甚至对街坊家的女孩弓子都没说过话，所以即使现在突然想说也不是张口就能来的。伸夫观察整个班级发现，在一般平民区长大、特别是商家的孩子更能自然地接近女人。他们擅于随机搭话，并很快与对方融洽地一起大呼小叫。与之相比，像伸夫这样住在富人区的工薪族子弟则总是慢半拍。在这方面女孩也是一样，商家的女儿就能比较开朗地攀谈。伸夫邻座的中井洋子家在市内最繁华的街道开料理店，因此她在哪儿都不会露怯。第一个向伸夫问“你家是在圆山吗”的人也是中井洋子。从那以后相互就开始熟悉了，可伸夫还是有些不自然。他总是思前想后：自己跟男孩什么话都能说，可对女孩也那样说会不会被笑话？如果太接近女孩的话别人会不会有看法？“我应该再放松一些。”伸夫虽然心里这样想，可是跟女生单独在一起时却依然拘谨。其他男生虽然嘴上不说，但似乎也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他们常常指责那些跟女孩接近的男生，所以从这一点也能推测出来。“那小子是个软派嘛！”他们虽然嘴上这样指责，但心里却非常羡慕。正像软派和硬汉对待女生态度截然不同，在学习方面也会分为两派。一派当然是为了让女孩看到自己学习成绩好而突然开始刻苦用功的群体，虽然其中也有想以用功学习引人注目的，但大半都是稍作准备，只求不在课堂上出丑。在课堂上老师会点名提问，如果此时无言以答、进退两难可就太丢面子了。就算在课间休息时能跟女生逗乐聚集人气，但如果在课堂上成为笑料却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不过，在原本就不擅于学习的同学中，还有从最初就已放弃学业的人。当老师指名提问时他就回答说“不会”，即使老师斥其“真没用”他也还是一声不吭，老师说“站着吧”，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讲台旁边。虽然放弃努力确实不应该，但那种坦诚的态度却相当豪爽。不过，与其说是坦诚豪爽莫如说是破罐破摔。而女生中既有说“像个硬汉”的赞赏者，也有说“好可怜哦”的同情者。这一点说起来也与针对软派的硬汉相同，这毫无疑问就是不擅于学习者倒打一耙的自我表现。另外还有以显示自己体育好来代替学习好的同学。这种类型虽然在课堂上畏畏缩缩，可一到体操课和放学后就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如果当了运动部的明星选手，在女孩中的人气就会急剧上升，并转化为一种动力激励选手们更加发奋。尽管每个人情况不同，但男生都很在意女生的目光，所以刻苦用功、努力表现。二男女同校之后转眼就过了三个月。虽然男生女生最初只是因为感到新鲜而隔空相望，但只过一个月就轻松交谈，异性意识也淡薄了。当女生中出现了“阿富”的绰号时，男生也跟着一起叫。当男生中有人被叫作“大叔”时，女生也使用这个绰号。称呼者和被称呼者感觉都极为自然，并没有特别的异性意识。这或许应该称作年轻的适应能力。在三个月之后，伸夫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女生中也有学习很差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在男女同校的初期，伸夫深信女生全都学习成绩优秀。她们总是使用崭新的笔记本和削得很整齐的铅笔，老师一开始讲课，她们就一字不落似的记笔记，几乎无人交头接耳、左顾右盼。表面看去她们似乎相当认真，学习能力很强。可是，一旦进行测试，成绩靠前的却大都是男生，而女生只有极少一部分。有的女孩也会在老师点名提问时无言以答，有的还会尴尬得要哭出来。“怎么？没想到女的也有学习不好的呀！”伸夫颇感扫兴，同时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不过，这也是男生们的共同感觉。特别是在学习方面，男生往往会对女生过高评价。“女的为什么那么拼命记笔记却学不好呢？”“不会是因为记笔记把精力耗尽了吧？”“其实她们只是死记硬背而已嘛！”“可也不该那么差呀！”男生们议论纷纷，对自己占据了优势而感到自豪。不过，说到学习之外的事情，优越感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例如，女生在课外活动时指出，有很多男生在做值日清扫时偷懒。“既然如此，最好让男生女生分开值日。”有的女生还如此明确点名批评。此外，还有人向在午饭时间之前吃盒饭的“早饭族”发出抱怨。“在课间吃盒饭，教室里到处都是怪味儿，所以应该禁止！”还有人把男生悄悄塞进女生书包里的情书交给老师并发出呼吁。“请不要再搞这种恶作剧了！”这些事情在男生看来没什么大不了，可女生却似乎难以接受。而且，她们提出的诉求从表面上看都无可非议，所以男生们毫无反驳的余地。“女人这东西相当厉害呀！”这种感叹也是男人们的真情实感。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男女生之间重新形成了较为亲近的团团伙伙。座位相距较近是形成小团伙最简单的理由，尽管程度有所区别却都大同小异。当然，其中有的特别亲近，在上课时也会交头接耳或互相借用铅笔和橡皮，看到的人不禁想皱眉咋舌。虽说如此，因为这都是很自然的接近方式，所以别人也没理由挑毛病。另一种极为自然的实例就是通过加入兴趣活动小组相互接近，像排球部和乒乓球部等女生较多，拉近关系的机会似乎更多。特别是在放学后还要训练到很晚，在活动结束时相互慰劳一声“辛苦啦”，这是十分可喜的情景。与此相比，稍显可怜的就是棒球部和足球部，连一个女生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在对外比赛中听到“高志君，加油”的尖叫声，伸夫就羡慕地想“要是我也那么棒该多好”。其他的像合唱部、报刊部、理科研究班等文化相关小组虽然也有相互接近的机会，但由于比较低调所以不像运动部那么显眼。除了这些因座位靠近和通过课外活动相互接近的情况之外，还有因性情相近而亲密的同学。在这种类型中还有秘密活动的实例。例如在课间休息时去不惹人注意的校园角落里晒太阳聊天的二人组。虽然因为都是同班同学又是在屋外而没什么不自然，但两人坐在草丛中的背影却有种“私会勿扰”的氛围。另外，有的男女生会在放学时脱离群体双双离校。伸夫虽然心里觉得那两人关系不错，却无意做进一步的猜测。实际上即使进一步猜测，两人也并非是在做坏事。而且，那坏事到底是什么也无从得知。与这些秘密发展的二人组相反，还有大大方方主动告白的同学。当然，这几乎都只是男生的表现。不过，一旦明确宣告“我喜欢那女生”，其他人也就没了冷嘲热讽的兴致。采取这种方式的同学大都学习不太用功，表面看似坦率大方，其实也是一种破罐破摔的态度。如果干脆明确告白，就可以避免各种臆测，对同一位女生怀有好感的男生也会因此而放弃。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其实男生也相当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会有女生说出自己所喜欢的男生。不过因为是女生，所以不会像男生那样直白。当选修课堂上出现座位变动的机会时，女生就会占据自己心仪男生旁边的座位，然后开始搭话。稍有不懂之处立刻去找该男生询问，不管听懂听不懂都会做出满意的表情点头。而且会为他削铅笔，看到他袖口有褶皱就帮着抚平，照顾得相当周到。在这个过程中，男生也会有所觉察开始难为情，可女生却毫无害羞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女生一旦明确表示喜欢对方就会坦然自若，反倒更加大胆。除此之外，有的同学会悄悄递送情书，相反有的同学则会故意恶作剧。后者表面看去像是厌恶对方，但其实有时是为引起对方关注而故作姿态。其典型实例就是安岛君试探女生左右田亮子的恶作剧。那是在某日下午英语课开始之前，安岛君把一条酷似实物的玩具蛇放进亮子同学的桌斗里。亮子同学完全不知，在伸手取书时大声喊叫起来。“啊——”亮子同学惨叫一声当场倒下。当然，她很快清醒过来，可接着就放声大哭根本无法上课。班主任伊藤老师高高举起玩具蛇扫视教室问“这是谁搞的恶作剧”，过了片刻安岛君站起身来。“是你干的吗？混蛋东西！”老师挥起手中的名册在安岛君头上拍了一下追问。“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可是，安岛君根本无法回答这种问题。有些同学了解安岛君的心思，所以知道他是因为喜欢亮子同学才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伤着人怎么办？快道歉！”安岛君面朝正在低头哭泣的亮子同学默默鞠躬致歉。虽然安岛君未必居心叵测，可女孩只是看见玩具蛇就被吓晕实在令人意外。这种反应未免有些夸张，不过或许也能说明从纯男生生活中过来的感觉差异很大。可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了。“去讲台前面站着！”老师又拍了一下安岛君的脑袋，随即手指前方发出指令。安岛君大模大样痛快地走到讲台旁面向同学们站下。“怎么会干出这种傻事？”老师又申斥了一句，然后转向还在抽泣的亮子同学。“好啦，别害怕！只是个玩具而已。”老师再次恨恨地盯了一眼玩具蛇，随即啪的
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天生富贵吗？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飞腾之兆呢？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三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就是他了——李贤。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四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东北男男gay猛男性同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