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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

士大夫的社团

黄色女同免费观看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星火燎原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做个好人吧。只消看着我好了。我已经十七天没合眼了。”“去床上行吗？”“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吧。没人看着，我就不想睡。”“在地上？”可是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像个孩子。吉姬站起身，四下张望着厨房，慢慢地吞咽着蛋糕。至少此时此刻这儿没有死人。灵柩车的响声变低了，然后便滑走了。这座贪官豪宅的每一英寸道出的都是恐惧而不是成就。房子的外形活生生像个弹头，曲线在北端聚成一点，那里原先安排的是客厅和餐室。那个贪官大概相信他的追踪者会从北边来，因为一层客厅和餐室的所有窗户都排列得很紧凑，如同瞭望孔。南端的两个房间带有他的设计痕迹：一个超大的厨房和一间供他做富人游戏的房间。从两间屋子都看不到什么室外的景色，但宅邸的两个进口有一个开在厨房。一条游廊从北端绕过弹头的尖端，沿着外墙一直延伸，经主要入口，直抵弹头平直的底部——南端的开放部分。除去几间卧室之外，人们在宅子里看不到日出，也没有观赏日落的最佳点。因此，光线总是会误导人。那人准是预计在他的堡垒里会有很多聚众狂欢的时间：八间卧室，两大间浴室，一间和整个底层面积相同的地下贮藏室。他想让他的客人们尽情享乐，连住多日也不想离开。他在款待客人方面下的功夫和他本人一样既无才智又无情趣——主要靠饮食、纵欲和玩闹。经过两年遮遮掩掩的修建，在他正如自己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的警官逮捕之前，总算召集了一次骄奢淫逸的聚会。在出席他这次空前绝后的聚会的客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后来参与逮捕他的行动的执法官。当这座豪宅以出售的方式捐赠给教会时，四位任教习的修女住了进来，她们一丝不苟地取消了反映他兴致的明显装置，却无法掩盖他的恐惧心理。那封闭式的易守难攻的“后部”，那突出的用来瞭望的“尖端”，那由什么妖魔雕像（那个妖魔造型被修女们当即搬走了）残存的爪子护卫的入口门洞。一扇快要散架的厨房门是留下的唯一容易坏损的遗存。吉姬把有限的食物尽量填满肚子之后，便在宅邸中溜达，此时，那醉酒的女人仍然躺在地板上沉睡。吉姬立刻看出了那些改动：餐室变成了教室；客厅变成了祈祷室；游戏室变成了办公室——还有台球和球棍，但没有了球台。随后她发现了修女们尚未完成的变更痕迹。从过道天花板垂下的枝状大烛台都是裸女造型，缠在藤上的发卷原本是贴到脸上的，已经被除去了。前厅里一层层的绘画中剥落出给可爱小婴儿喂奶的画面。乳头状的门把手。堆在壁橱里的印刷画中，穿着旧时衣服的流浪汉们半裸着，一边喝酒，一边互相逗闹。地下室楼梯下有几尊裸体雕像，其中的一两尊是维纳斯。她甚至还找到了从水池和龙头上拆下来的黄铜制男性生殖器造型，这些东西被扔到了一个盛木屑的箱子里。看来，修女们尽管对那些金属件的露骨很反感，但对其材料还是珍惜的。吉姬摆弄着那些物件，按照设计，转动睾丸便会从阴茎中流出水来。她吸了最后一口大麻烟卷，便把烟头放在游戏室里一个雪花石膏制的阴道里。她想象着，男人们大概挺高兴在这种样式的烟灰缸里掸雪茄，或许把雪茄放在上面，不用看也知道，那燃着的烟头产生的烟灰会慢慢形成一个精巧的形状。她避开那些卧室，因为不知道哪一间是那个死人的，但是当她使用其中一个卫生间时，却看到如厕的行为总会在某一面镜子中映现出来。这些牢固地嵌进墙砖的镜子，大多已被涂上了油漆。低下头去验看撑着浴缸的美人鱼形的支脚，她注意到由地砖围着的一块厚木板上装着把手。她能够伸手够到并且抬起那把手，却推不动厚木板。她突然又感到饥饿难忍，便返回厨房吃东西，并且照那女人要求的去做：做个好人，看着她睡觉——因为那女人如同一个古代因药力产生幻觉的人那样生怕独自醒来。她吃完了通心粉、一些火腿和另一块蛋糕，这时地板上睡着的那女人动了动，坐起了身子。她用双手捧着脸待了一会儿，然后才揉起眼睛来。“感觉好些了吗？”吉姬问她。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了墨镜，戴上。“没有。不过总算歇了一会儿。”“唉，那就是好些了。”那女人站起来。“我想是吧。谢谢你——谢谢你待在这儿。”“没什么。宿醉是挺难受的。我叫吉姬。谁死了？”“一个爱的人。”那女人说，“我有两个，她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噢，对不起，”吉姬说，“他把她运到哪儿去？就是灵柩车里的那个人。”“远着哪。到一个为她命名的湖那儿去。棒极了。是她要这样的。”“这儿还住着谁？这么些吃的东西不是你做的吧，嗯？”那女人在一个深平底锅中放上水，摇摇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吉姬吉姬吉姬吉姬吉姬。这是青蛙叫的声音。你妈给你起的什么名字？”“她吗？她给我起了她自己的名字。”(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那是……”“格蕾丝。”“格蕾丝。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吗？”没有。根本没有。若是曾经有一天早晨，仁慈和好运逃之夭夭，优雅（格蕾丝原文为Grace,意为“优雅”。）本身可能还得保持。然而优雅又从何而来，来得有多快呢？在察觉到和随之跟过去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空间，优雅到底能不能够溜过去呢？是那个把胸部像浅盘里两个烤蛋糕一样献上的沮丧女人，把那男孩眼中的兴奋劲全部吸引过去了。吉姬看着他想尽量不去凝视，然而一次次都失败了。他说他名叫K.D.，说话时一个劲儿欣赏她的脸蛋和胸口衣服的开口处。对方这种劲头是她所期待的，此时在心中浮现并激起快乐——通常都是如此。但她想起一小时之前醒来时看到的那幅画，当即就了无情绪了。吉姬不愿睡在刚刚死过人的二楼，便在由游戏室改装成的办公室里挑了一张皮沙发。由于没有窗户，又指望不上不再有的电灯光，这间屋子倒有利于长时间地沉睡。她一上午都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午后，可屋里仍然昏暗，比她入睡时也亮不了多少。在她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蚀刻版画，前一天她在宅子里四处巡视时竟然没有看到。此刻，借着从过道里透进来的微弱光亮，那幅画隐隐约约地进入了她的视线。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满脸颓丧的表情，一双眼睛透出乞求的神色，伸出的双臂捧着一只浅盘，那是她奉给一位爵爷的贡品。吉姬踮着脚尖走过去，凑近细看那个面孔上似乎写着“我放弃了”的女人是何许人。在镀金画框的一个小嵌板上镌着“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字样。吉姬笑了——铜制的男性生殖器在箱子里，奶头样的布丁却暴露在盘子里——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因此，当她前一天在镇上见到的那个小伙子把汽车停在厨房门附近并按响喇叭时，她对他的兴趣已经到了厌烦的边缘了。她站在门洞里，边吃涂了果酱的面包，边听他说话，并看着他眼中的斗争。他的笑容很可爱，嗓音也很动人。“我在这一带开着车子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儿。我想你或许还没走。”“谁告诉你的？”“一个朋友。呃，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你指的是那个开灵柩车的人？”“噢，唔。说你改了主意，不去火车站了。”“这地方消息传得倒挺快的，尽管别的事都慢慢腾腾。”“我们可以随便走走。想乘车兜兜风吗？你想多快就能多快。”吉姬舔掉拇指和食指上的果酱。她向左边的菜圃看过去，觉得瞅见了远处有金属闪烁，或许是一面镜子的反光，又像是州警的墨镜。“给我一分钟，”她说，“我要换件衣服。”在游戏室里，她穿上了一条黄色的裙子，上身是一件深红色的衬衣。然后她查了一下她的占星表，把她的东西（和几件纪念品）塞进背包，上车后把包扔到后座上。“嗨，”K.D.说，“我们只是兜一小圈。”“好吧，”她答道，“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还会改变主意。”他们在蓝天下行驶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吉姬乘火车或长途汽车时并没有好好观赏过风景。在她看来，外面没什么风景可言。不过坐在英帕拉车里高速行驶，更像是乘DC-10飞机巡航，除去天空再无其他——不可忽视的、专门定制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天空。也说不上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呼吸，而且所有的眼神都意味深长。“这裙子是我见过最短的。”他又绽出了那可爱的笑容。“迷你的，”吉姬说，“在现实世界里，叫作迷你裙。”“穿这种裙子，是不是招人盯着你？”“盯着。开着车追好几英里。造成撞车事故。说话犯傻。”“你一定喜欢这样。想想也是，穿这种短裙的目的就是如此嘛。”“你介绍你的衣服，我会介绍我的。比如说，你在哪儿买的那条裤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没有。听着，你要是想抬杠，就把我拉回去。”“不。不，我不想抬杠，我只想……兜风。”“是吗？开多快？”“告诉过你了，尽我所能。”“开多久？”“你想多久就多久。”“多远？”“一路。”米基说，沙漠中那对情侣挺狂热。他说，你从任何角度看去，他们都背衬着天，动啊，动啊。吉姬想，骗子，不是这片天。这里的天比什么都大，包括一个用托盘盛着她乳房的妇女。玛维斯把车驶进靠近厨房的车道时，刹车踩得太猛，她的包从座位上滑落到了仪表盘下面。坐在园中红椅上的人是全裸的。她看不到那人被帽子遮住的脸，不过知道没戴墨镜。她离开刚刚一个月，后面的三个星期都等不及要回来了。她自忖，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母亲。是康妮。在刹车的吱吱声中，阳光中的人动也不动。只是在她关上凯迪拉克的车门时，那人才坐直身子，把帽子向后一推。玛维斯叫着“康妮！康妮？”，匆匆跑向园子边缘。“你到底是谁？康妮在哪儿？”那赤裸的女孩打了个哈欠，捋了下刘海。“玛维斯？”她问。玛维斯知道人家认识她，至少还跟她说了话，心里松了口气，便压低声音说：“你这副模样在这外面干吗？康妮到哪儿去了？”“什么模样？她在屋里。”“你没穿衣服！”“是啊。那又怎样？你想抽烟吗？”“她们知道吗？”玛维斯的目光瞥向房子。“女士，”吉姬说，“你是在看以前从没见过或你没有的东西呢，还是你是个穿衣癖或什么？”“你来啦。”康妮朝玛维斯大张着手臂走下台阶，“我想念你。”她们拥抱着，玛维斯听到了那女人抵着自己胸口的心跳。“她是谁，康妮？她的衣服呢？”“噢，那是小格蕾丝。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来的。”“去世了？什么时候？”“到今天已经七天了。七天。”“可我带来了东西。全都在车里呢。”“没用了。反正对她是没用了。我的心都碎了，如今你回来了，我有些想做饭了。”“你们一直没吃东西？”玛维斯向吉姬冷冷地扫了一眼。“吃过一点。葬礼食品。不过现在我要做些新鲜饭菜了。”“东西有的是，”吉姬说，“我们简直碰都没碰——”“你把衣服穿上！”“你亲亲我的屁股！”“去穿吧，格蕾丝，”康妮说，“去，像个好姑娘的样子。你穿上衣服，我们照样喜欢你。”“她听说过日光浴吗？”“现在快去。”吉姬走时，轮换着两颊让玛维斯亲吻，十分夸张。“她是从什么石头底下爬出来的？”玛维斯问道。“嘘，”康妮说，“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她的。”玛维斯心想，没门儿。根本没门儿。母亲走了，但康妮还好。我在这儿快三年了，这栋房子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不是她。她们除去没有互相打耳光，什么都做了，最后连耳光也打了。而推迟这一不可避免事情发生的是被遗弃的爱，以及一个穿着过于紧身的衣服的少女敲纱门。“你们得帮帮我，”她说，“非帮不可。我被人强奸了，何况现在都快到八月份了。”只有一部分话是真的。西尼卡有什么东西在玻璃窗上抓抚。又是一声。多薇转过身来俯卧着，每次听到那声响都不肯向窗外看。那不是他。他从不在夜间回来。她故意让脑子去想日常琐事。明天做什么晚饭呢？摘园子里的豌豆没什么意思。用罐头装的就可以了。斯图亚特的嘴里没有一颗味蕾能够分辨出差别来。他的腮帮子里填了二十年的“蓝孩”，先是让他的口味狭窄到只喜欢吃辛辣的，后来干脆一味只吃胡椒了。他们结婚时，多薇就确信自己的烹调手艺满足不了丈夫，人们都知道他比他的双胞胎兄弟迪克挑剔多了。哥俩打仗回来之后，就想吃南方的家乡饭，三年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夸大了猪油使饼干变得比雪还白的可能性和玉米粥中酸涩的奶酪所起的作用。他们退伍回家之后，迪克嘬着猪骨髓，或嘎吱嘎吱地咬碎鸡骨头，心满意足地哼着，可是斯图亚特却记得一切都不一样。难道丁香料不该浸到肉里面，而不只是蘸在外面吗？至于炸鸡块——不该放点儿维达利亚或西班牙洋葱吗？出嫁那天，多薇面朝花卉图案墙纸、背对窗户站着，这样她姐姐索恩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多薇提着她衬裙的褶边，索恩则拽着缝口。衣裙轻微摆动，使得她的腿后直发痒，但她坚持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无论在黑文还是全世界都没有长筒丝袜，但结婚时光着腿显然是对上帝和仪式的大不敬。“我估计他在餐桌边不会满意的。”多薇对她姐姐说。“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他总是夸奖我的烹饪手艺，但随后就建议下次该怎么改进。”“别动，多薇。”“迪克不这么对你吧，嗯？”“不这样。他的挑剔在别处。不过，我要是你，就不担心。只要他在床上满意，饭菜就算不了什么了。”接着她们哈哈大笑起来，索恩不得不把缝口重新弄一遍。如今，一九四九年时隐现的难处已经被烟草解决了。她用的是园中新鲜的豌豆还是罐头装的豌豆已经没有关系了。女修道院的胡椒辣得像地狱之火，成了她做菜不可缺少的调料。种植豌豆的麻烦也就不存在了。在罐头装的豌豆中加一茶匙白糖和一块黄油就挺不错的，因为他在菜上撒的紫黑色胡椒把清淡的口味一扫而光了。晚熟的南瓜就是一例。这些天的夜里，每当多薇·摩根想到她丈夫，想起的几乎总是和他失去的东西相关。他的口味是她惦记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与他（以及所有鲁比人）的看法相反，斯图亚特获得的越多，损失的也就越明显。斯图亚特于一九五八年以最高价出售牛群，而在全州教堂文书的竞选中失败，原因是他公开蔑视在俄克拉荷马城中药房里静坐示威的学生。他甚至还写了一封充满憎恨的信给那些组织学生的妇女。他的立场并未使她吃惊，因为早在十年前他就叫瑟古德·马歇尔（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08－1993），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此前曾任总检察长。）为“具有煽动性的黑人”，为的是后者在诺曼处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种族隔离投诉一事。一九六二年，牧场上钻天然气井达一万英尺，他的腰包由此填满，他们的土地却缩小成一个玩具牧场，而他也损失了作为美景的树木。他过早地谢顶，味蕾也不那么灵敏了。小损失终于造成大难：一九六四年他四十岁的时候，仙女的诅咒成真，夫妻俩获知他们都不会有孩子了。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用他的话说，他已经在马斯科吉的房地产交易中“发财”了，多薇也不必奇怪他现在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损失，因为他已经在有关大炉灶灶口上所写词句的争斗上输给了米斯纳牧师一场。多薇心想，一场争论部分由一些小人物的谈论推动：每家屋门后面调皮或惹麻烦的年轻人。阿涅特从学校回家后不肯下床。哈珀·朱里家的男孩米努斯自越南回来后每个周末都喝得醉醺醺。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不见踪影。杰夫的妻子斯维蒂为没人开的玩笑笑了又笑。K.D.和住在女修道院的那姑娘一起厮混。更不消说其余一些人的顶嘴、板脸和公然挑衅了——他们想把大炉灶命名为“如此这般的地方”，并已经确定上面原先的词句是什么，惹得斯图亚特和迪克勃然大怒。多薇曾经和她姐姐（也是妯娌）谈过这事，也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安娜·弗拉德

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

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1.宗谱与满文满语

2.父亲家、母亲家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黄色女同免费观看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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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令

地方抵抗运动

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耳中。一跃而起，我跑到声响发出的地方，仔细又听了听，山壁的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莫炎还活着？！我一阵狂喜，手下立即挥过几个钻头，飞快地在山壁周围开挖起来。“哗啦……”一片碎石山壁向外倒塌了下来，山壁内露出一个不大的凹洞，莫炎灰头土脸地从洞里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卷破布。“你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大笑着为莫炎拍去灰土，“想不到你还会入土的功夫。”“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莫炎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扬了下拿着东西手，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抓着的是自己的外套。上面的方石原来是郑买嗣的棺椁，他沿用了僰人的悬棺墓葬法，并巧妙地将石棺嵌在了峭壁的凹陷处。伪装之下完全看不出破绽，再加上担当守卫工作的邪龙看守，可谓是费尽心机。莫炎攀上石棺后发现上层顶盖是分两块镶嵌在石棺上的，手一推便滑开了一半，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棺底上刻着一些文字。莫炎闪亮灵火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赫然记载了蒙氏一族的家传秘密，欣喜之下他脱下外套，用灵火烤热石板拓印下那些文字。可他在棺底把外套按紧时，铁链突然晃动了一下，迅速地将石棺向回收去，情急之下他便一头钻进了石棺里。石棺回复原位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莫炎继续拓完棺底的文字，随后用灵火焚化山石摸索着自峭壁上下来。由于人在峭壁内，不清楚状况，推进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些。等到了山脚他已是筋疲力尽，只得用力弄出点响动，那便是我听到的悉窣声。莫炎带回的碑拓是纯粹的汉字楷书，清晰可辨，协商之下众人决定回住宿处修正后再研究。彻底地处理了寒蜴的尸体和机关金人的残骸，雪域冰蚕丝也被挖地深埋了起来。瞥见地上机关金人的兵器，我心里一动，这四件古怪的兵器看上去不凡，或许之后会有用处，于是便小心地装进背囊。“哎呀”一声，走在石道上的老田突然摔了一跤，晖儿与S连忙扶起他。老田无奈地看着石道上深陷的马蹄印，摇头叹道：“老咯，这大的马蹄印都看不清咯。”茶马古道的青石道上遍布着许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见当年这条道路的鼎盛时期马队络绎不绝。绊倒老田的那个马蹄印足有二十厘米深，黑洞洞地嵌在石道上，也难怪老田会不当心，深的蹄印不反光，换作是我恐怕也会不留神。可就是那么一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吸引了我，石道上较深的马蹄印远大于周围较浅的那些，而且错落中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立即叫来莫炎，请他在这些马蹄印中各点一簇灵火。星点的灵火亮起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这些灵火组成的图案竟然是两个硕大的八卦阴阳鱼，但区别于平日所见的是，原本圆形的阴阳鱼图案在这里却成了方形。“无间轮回盘……”其他人是惊叹这奇诡的阴阳鱼图案，而我却是惊恐，“莫炎，我们必须放弃这次龙脉之行！”“怎么现在要放弃？！”S抢在莫炎的头前大声问道，“这个什么盘有危险？”“无间轮回盘我没听过。”莫炎冷静地看着我，“你有话不妨直说。”“回去再谈，这里我不想说。”身后的衣服已被一阵冷汗浸湿，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晖儿自顾向古城走去。……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面前的白纸上画着刚才的方形八卦阴阳鱼，手中已不知是进门第几根烟了，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人问话。“我们经历过的风水格局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了。”掐灭手中的半截烟，我叹了一声，“你们大概也都明白，风水格局和阵法一样，也分大小强弱的。”大家一阵点头，没有搭话，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下文，这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不知从何说起。“亦凡，这个无间轮回盘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局？”晖儿察觉到到我压抑的神情，主动问道。我又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后，重重地吐出烟雾，仿佛想就此将胸间的压抑感完全排放出来。一只有力的手掌按在了肩头，莫炎无言的动作似乎在帮助我支撑精神。我定了定神，缓声讲述起这令我惊恐不已的缘由。风水格局千奇百怪，虽然有很多的基本格局可以参照，但更多的是靠堪舆者自己去领悟和参透。正如舞步一般，基础的舞步并不多，不同的音乐下舞者根据自己的感觉组合舞步，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舞蹈。《闻风拾水录·藏穴篇》所记载的众多风水格局其实也只是基本的舞步而已，包括那些深奥的上古风水格局在内，没有任何的特定模式，只要可以符合其中的基本原理，其余形式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在参看藏穴篇的时候，结尾一张上画着两个并行的八卦阴阳鱼图案，那图是方形的，下面标注着“无间轮回盘”，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的解释。好奇中便在网络和馆藏典籍中查找资料，但除了知道与云南的僰人有关外，其余一无所获。结识了然后，我曾向他求证，了然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直接发来一个文件包便下线了。文件包里足有三十多张扫描图，斑驳的竹纸和手写的古文看得我生涩异常。反复咀嚼后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个“无间轮回盘”原本叫“僰人双卦”，据说是夏朝流放滇地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流传中被后族的僰人继承。它的方形阴阳鱼是将原本浑然天成的圆形循环拆解成了四个阶段，运作卦象时以“此时→彼时→静时→此时”的顺序演算，换作现代的理解方式便是“现在→将来→沉静期→现在”。而这个沉静期便是演算者衡量事物或命运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到将来的一切过往是非都在这个阶段里进行评价和权衡，而后则输出结果到现在的人们面前进行抉择。这种运卦演算用的图形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人专为命理推算所创作的一种优化演算方式。可它同时也是一个特殊风水格局的启动钥匙。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水格局的名称，我暂且称之为“无间轮回局”。据这份手稿上记载，运作这个风水格局需要的区域不定，可以是弹丸之地也可以是广域之土，将六个无间轮回盘放在局地外围，局地内并合人阳地阴的“气”，并构成八八之数的格局，至于这八八之数是建筑、草木还是山水则全凭布局者自己的修为而定。一旦格局运作，整个格局内会产生一个与当前空间并行的时空，至于这个时空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局势运作时，局内一切的东西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包括布局者本身在内。写下这本书稿的正是一个尝试此局的堪舆者，书稿的结尾是他在被吸入另外一个时空前写下的寥寥数字，也正是这些字带给了我无尽的恐惧：“内如无间，更胜无间，苦难轮回，永世不返，纵虚留文，以警人间。”二十、气脉全无“夸张～～越说越玄了，并行时空，这也太离谱了。”S显然有所怀疑。“这世界上能理解的事本就不多。”莫炎淡淡道，“否则谁会尊敬老子、释迦牟尼他们？”“王亦凡自己也说了，这个局只是启动运作时才会打开另一个空间。”S不依不饶道，“你看把他吓得，人都白了一圈，也不想想，这个局不是早运作完了吗？”我苦笑了一下：“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布局者的用意，这个局不会无端存在的。如果他将引龙大局的关键部分放入这个造出的并行时空，那我们就无从入手了。”“能不能把这个局逆行运作？”莫炎沉思道。“不行，了然事后曾和我探讨过，一旦打开这个空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两个空间并存，要么就是让两个空间互相吞噬。”我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但无论是哪个，结果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并存的结果是导致时空错乱，而互相吞噬的结果就是夷平整个地区，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亦凡，先别急，既然有人布下这个局，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晖儿安慰道，“也许这是故意误导我们，龙脉的去向并不一定要死盯一个线索。”晖儿的话恰好提醒了我，忽然发现对无间轮回盘的恐惧感显得有些莫名，可它的确在我潜意识中挖出了一片深深的阴影。照现在看来，在引龙大局发挥完作用后，有人刻意地将剩余的格局改变了，至少眼前的卧龙部是这样。且不说棋盘式的街道将九阳六气局封杀殆尽，单茶马古道上无间轮回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有人事后动过手脚。“晖儿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莫炎将拓印的外套铺在桌上，“郑买嗣可能知道答案。”在发现无间轮回盘后，几乎已忘记了莫炎舍命拿回的拓文，细细阅读之下，一段悬疑未决的历史揭示了开来。这个郑买嗣对风水堪舆学说研究颇深，严格意义上说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堪舆家。在南诏国出任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时，他不但治理国政，更以风水堪舆学说方面的造诣为百姓谋福。正如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后期的南诏国穷文黩武，四处横征暴敛，郑买嗣几度劝谏却遭驳回。民愤鼎沸之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推翻南诏。朝中大权在握，军中虎符掌控，照理郑买嗣对这千疮百孔的南诏王朝应该是唾手可得。可当他观星问卜此举凶险时，却惊异的发现，蒙氏一族的衰败的王室气脉背后，竟有一股庄严不可侵犯的龙脉气息在支撑着残局。郑买嗣大惊失色，虽说龙脉气息并不能挽回南诏王朝没落的局势，但足以让它继续维系下去。这也就意味着郑买嗣必须先设法找出并阻止这条隐藏的龙脉，否则只怕还没推翻南诏王朝自己便已祸遭满门了。观星问卜是一回事，探查龙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郑买嗣似乎得到了什么帮助，拓文上没有写的很详细，只称“得遇仙人指点”，这才破了南诏王室的龙脉依托。“遵仙尊所言，灭蒙氏八百余人，兴筑浮屠镇其戾气。”蒙氏一族就在这个“仙尊”的嘱咐下惨遭灭族。拓文的之后部分便是记载着郑买嗣夺得王位后勤政爱民，广建佛教设施的种种功德。就在我们不再准备阅读下去的时候，一段敏感的文字落入了眼中：“是年初春，为祈国运昌盛，桓帝诏令通改民居，逐废两房一耳之形，普作一正两耳。白蛮俱不服教，然皇命如山不可违之。”一正两耳！这和城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九阳六气格局似乎有什么关系。“一、三、四；二、一、五。”莫炎点算道，“古城的格局是八八之数。”很显然，这个“仙尊”指使郑买嗣改制民居就是为了在城内布下八八之数，配合城外古道上的无间轮回盘组成无间轮回风水格局。“月余，天地变色，大地狂澜，民间邪蛊诡异之事尽消，是年入葬者化于无形，毒虫猛兽逃匿，方知桓帝仁德泽被子民。”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分明就是无间轮回局发动后的情形！无间轮回盘的启动需要大量的阴气，民间的鬼怪、蛊术事件、入葬的尸体迅速腐化、敏感的兽类虫豸会逃窜都是因为无间轮回盘的起动条件。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像了然给我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引发并行时空的出现，而身处局眼的蒙化古城也没有遭受变故。看完拓文，我心中的恐惧感略轻了些，脑中原本的疑问也都有了解释。不过，随着这些解释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时间脑中已布满了问号。“今晚大家都累了。”莫炎看了看我，不容反对地说道，“都休息，明天再想。”……午后的阳光透入窗棂，沉重的大脑中渐渐反应出一些清晰的意识，在床上翻身坐起，抬眼看到晖儿在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老田和莫炎呢？”我们三人共住一间，晖儿和S住另外一间，但此时他俩却不在房内。“先吃点东西吧。”晖儿递来几块糕点，“他们和S去城镇上打探消息了，莫炎找到了一些线索。”“唔～～线……索？！”口中尚未咽下的糕点顿时噎住，呛得我面红耳赤。“你现在急也没用，噎成这样。”晖儿连忙递过一杯水，“他们就快回来了，到时你问下就知道了。”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见S像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有了什么特大喜讯。“城外茶马古道三进三出的路口上都有无间轮回盘。”S没头没脑的说道，“城里所有的佛塔下面都埋着八具尸体，而且是筑在基石里的。”我和晖儿被她说得面面相觑，无间轮回盘本就应该有六个，这早就料到了，可佛塔下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郑买嗣摆了个葬卦局。”迈进屋门的莫炎缓声道，“葬卦引生，阳世阴镜。”“你是说郑买嗣用蒙氏一族的八百人摆了个葬卦局，在蒙化城的地下复制了一个城市？”我惊道，“这家伙的堪舆修为实在太惊人了，手笔也太大了，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偷龙换风的手法来！”古代战乱时期，许多人横死非命，那些无主尸体往往得不到埋葬，死者不能入土而安。于是一些善良的堪舆者便发明了葬卦局，按规律将他们聚拢埋葬。它以每八个人的尸体摆作一个卦局，利用彼此气脉意识的相辅相成在格局中互相扶持，这也就为葬在局内的无主尸体带来了类似后人供奉的效果。但郑买嗣动辄八百人的葬卦局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等于在地下仿造了一个生气空间，那八百具尸体又都是血脉相承的一族人，蒙化城的地下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葬气空间，从风水学上来说就是“阳世阴镜”，完全成为了城市的地下镜像。“现在城内的建筑并不全是一正两耳，也有不少是两房一耳的。”S继续兴奋道，“但了解之后发现地基部分都是一正两耳，也就是说八八之数都在地下。”“他把无间轮回局摆在了地下，用阴镜仿造的方法使地下空间存在一个‘人世’。”我叹道，“难怪蒙化古城毫无妨碍，只是经历了一场‘大地狂澜’而已。”“手法的确高明。”莫炎淡然道，“但绝不是郑买嗣能想到的。”“对，找拓文上的意思来看，一定是那个‘仙尊’的指示。”我忽然冒出一念头，“莫炎，你是怎么会想到调查葬卦局的？”“昨晚梦到了我的父母而已。”莫炎的声音变得淡然了下来，“他们就是葬卦局埋葬的。”“那你们有没有查出无间轮回局布局缘由的线索？”晖儿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有三条类似的线索。”莫炎点点头，“具体让公孙说吧。”老田笑呵呵地倒了几杯茶，转身下楼招呼店家准备午饭，我们则围坐在桌边听S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原来他们三人是分头行事的，莫炎查探古寺，S了解建筑，而老田则走家串户地打听本地传说。弄明白了葬卦局的秘密后，又合计了一下手头的线索，通过老田的关系找到了蒙化的县志记载。在县志记载中两处特别的地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秦代起蒙化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自从郑买嗣之后便凋零了许多；郑买嗣曾募集全国铜铁铸造观音铜像，后传闻观音大士赠以金甲力士，不久便传出郑买嗣成仙飞升的消息。“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是什么？”之前的信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其中的迷雾渐渐散开，但却总像少了什么。“袖子。”莫炎突地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袖子？！”我正自迷糊间，那件印满拓文的外套再次铺在了桌上，但这次衣袖被翻在了上面，一个袖管上赫然拓着几排文字。“拓印的时候我也疏忽了。”莫炎指着袖子道，“是棺底的末尾几句。”那晚查看时没有注意到衣袖上也拓上了文字，现在突然出现可以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也许这些被忽略的拓文可以带来意外的进展。“桓帝得仙尊所示，于隆庆起吕氏玄椁，寒玉铸棺，复乘其生气。龙虎砂踞，玄武高起，前筑朱雀之台，又赠邪龙相守，金甲力士护卫，桓帝欣然腾升，七日仙去。”看完衣袖上的拓文，我愕然了半天，莫炎和S看着我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这条线索等于宣告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的。“结束？为什么？看这些的意思应该和这里一个姓吕的有关。”S有些奇怪道，“其余的我看不太懂，也就是讲那天我们碰到的东西吧。”“看出什么来了？”莫炎觉得我情绪不对。“S对古文历史最头痛，莫炎从小在云南长大。”晖儿提醒道，“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这段野史。”“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我摇头道，“如果要利用龙脉达到效果，那秦始皇就必须将自己的父亲埋葬进去。”“啊？！”S与莫炎面面相觑，两人果真不知道这其间的就里。拓文的意思很明显，“仙尊”指使郑买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644年夏，陈子龙及其周围的人曾确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坚持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今者人情泄沓，不异升平，从无有哭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臣瞻拜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对江南百姓是否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地方自卫系统，心中颇有疑虑。以一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此种理论被后来的王夫之充分发挥）为依据，陈子龙认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当地百姓主要聚居在集镇，难以同近邻发展互相关系。此外，由于南方的农活十分繁重，百姓无暇习武，事实上也没有马匹、兵器或骑马操练的余力。他承认局势的发展会迫使江南缙绅组建乡兵，但又担心这些乡兵会像以往那样退化为治安组织。陈子龙的结论是：“故曰，欲为江南兴乡兵者，妄也。”但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使人们息息相通，有较强的村社传统。人们聚居在不同于血亲组织的村庄中，从而形成了很强的互助和村防习惯。此外，他们习惯骑马，极容易组织起自卫的乡兵。陈子龙希望，一旦弘光帝答应出师北伐，拥有乡兵的北方豪杰便会受到鼓舞，起而支持南京政权。这也是其他主张北伐者的希望。敢于直言的湖南籍官员，刘宗周的弟子章正宸也曾就此问题上疏弘光帝。他认为，一旦皇帝离京北征，很多“营寨相连”的豪杰便会群起响应，协助收复中原。可见，陈子龙等人对发动各类地方领袖支持和积极参预收复失地寄予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地方领袖正是在明朝末年、朝廷日趋衰落之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的。早在1643年就曾上疏崇祯帝建议在全国组建乡兵的举人何刚认为，唤起地方领袖可使南明政府充分利用早已遍布全国的乡兵组织。如今正渴望加入弘光政权的何刚，呼吁勤俭治国，以便使政府有财力酬劳地方豪杰，并为其部属提供军饷和赏金，以此赢得这些亡命之徒对北伐的支持。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谋者决策，廉明者理财，勇猛者御敌。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豪杰皆授命疆场，而盗魁亦鲜矣。如果皇上愿意承认这些地主豪杰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他们做恶的能力便会被引导转向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将被改造成义士而不再作盗魁。或许通过战场上的伤亡还可减少这些盗贼的数量。这样，南明政权就可利用混乱的局势使地方豪强为自己而不是为敌人所用。何刚关于动员乡兵的建议，集中反映了陈子龙及其他几社成员治国主张中的自利原则。史可法提出的将江北建成北伐前线的战略，也带有合理自利的特征。他认为，江北荒地应以军屯形式加以开发，屯田军民以百夫屯、千夫屯为单位，选豪杰为百夫长和千夫长，负责具体实施。为了保卫自己开垦的土地，这些屯民将组成抗击入侵者的坚固防线，并有助于收复失地。然而，这种将决心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缙绅当作南明政府的最可靠的同盟的主张，遭到刘宗周等更急于求成者的摒弃。这些人抱有更激进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皇上御驾亲征，百姓就会自发地响应。刘宗周还将皇帝亲征所蕴含的恢宏气度与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投机与自私作了区别。从策略上看，此时作这种区别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既损害了朝中有志收复失地者的事业，又几乎使刘宗周本人丧命。刘泽清被这位思想家的自以为是所激怒，遂上疏参劾刘宗周。他见皇上没有立刻作出反映，便再次上表警告说：若不正式革除刘宗周的左都御史之职，他便辞去南明政府的官职。当高杰和刘良佐起来响应后，马士英也对刘宗周提出弹劾，说这位思想家要求御驾亲征，是想危害皇上的性命。随后，勋臣镇将们又把攻击目标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他们指责姜曰广“谋逆社稷”。10月9日，姜曰广辞职还乡。次日，即10月10日，刘宗周也离开了南京政府，这一次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与刘宗周离职以及接踵而来的对阮大铖的任命同时，还有一系列辞职与参劾事件。陈子龙辞去了兵部之职，返回松江老家。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10条当斩之罪。对立的双方，又重新开始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倾向刘宗周的士大夫此时公开宣称自己是崇祯朝“正人君子”的继承者，并断言他们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与东林党或复社的关系密切，东林书院的创建人顾宪成之侄顾杲的被捕，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对立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党则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弘光帝的忠臣与追求私利的投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声称，忠于皇上的人正在保护弘光帝的利益，使其免遭狂热的东林党人的损害。因为弘光帝的父亲曾在政治上反对过东林党人，所以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正在伺机报复。追求私利的投机者则只是在口头上大讲忠君，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北京陷落后曾投降李自成。阮大铖上任不久便对一些曾反对他复出的人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

顺案

政治迫害

南京政府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