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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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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久免费人成网站福利院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久久免费人成网站福利院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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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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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如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时,也是犯了这个毛病,他跟王安石都是在变法,自然他也把王安石捧上了天。近代学术大家除了梁启超、康有为(他歌颂袁崇焕的动机与梁启超相同)外,就再无大张旗鼓讨伐毛文龙之人了。之所以毛文龙的历史长期被掩盖,从《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屡战屡胜,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屡战屡败,是因为如果清廷把毛文龙的真相都写出来,那就等于告诉世人,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毛文龙的存在而几乎快要灭亡,等毛文龙死后才能绕开关宁锦防线进行远征,最终入关。而如果把毛文龙的事迹抹杀,与此同时拔高袁崇焕,把袁崇焕塑造成能够使明朝避免灭亡的跟岳飞、于谦一样伟大的大英雄,而崇祯却把袁崇焕杀了,等于说是崇祯自毁长城。这样的话,就既可以断了汉人反清复明的念头(因为有宋高宗那样的君主,昏君当道下“我大清”入关替天行道,为袁崇焕平反,可见我们比明朝统治者英明),使其绝望,又可以彻底在历史上抹去清朝开国最黑暗的岁月,从而彰显“我大清”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无比强大的合法性。于是就有了袁崇焕的神话和毛文龙的“罪行”,毛文龙在《满文老档》中出现百次,是该书出现次数最多的汉人,可到了乾隆年间编修的《明史》,却连个列传都没有,足见乾隆对于历史篡改之彻底,而今人若不详查,则定然上当!之所以毛文龙长期被掩盖,还有一个原因,毛文龙镇江大捷中生擒并处斩的人中有三个重要人物: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此三人又是何方神圣呢?佟丰年和佟养真被毛文龙干掉后,佟养真之子佟盛年继承了佟养真的爵位,不久佟盛年改名佟图赖,佟图赖的女儿嫁给了顺治皇帝,顺治跟这个女人一起生了康熙。佟图赖的次子是佟国维,佟国维的儿子正是雍正年间赫赫有名的隆科多。佟国维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康熙,其中一个女儿虽没给康熙生孩子,但康熙最喜欢的却是她,后来宫中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给康熙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交给佟国维的女儿抚养,后来这个孩子在康熙死后继位,年号雍正,而佟国维的女儿则成了太后。由于佟家的赫赫声望和人丁兴旺,朝中与佟家沾亲的人非常多,有“佟半朝”之称。由此可以说,毛文龙杀了康熙的姥爷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佟家数代人为清朝征战沙场,战死者有佟养真、佟丰年、佟松年、佟国纲,这四人有三人是被毛文龙干掉的,就从血缘关系而言,清朝岂能不恨毛文龙,岂能不把毛文龙尽全力抹杀?第十四章起底袁崇焕毛文龙遇害后三个月,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对部下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地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他率军十万绕道蒙古,以避开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由于这年是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由于是千里远征,长途奔袭,皇太极极为小心,他下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以防被干掉。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突破大安口,京师震动而戒严,崇祯诏令各路兵马进京勤王。在这咱们要为袁崇焕说句话,袁崇焕对后金此举,早已料到。为此,袁崇焕曾向崇祯上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关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绕道攻北京。但是,袁崇焕上疏没有引起崇祯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于是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山海关西两百里),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在蓟州阻挡敌军,自己亲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守三河,保定总兵守密云。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他先派赵率教率军四千在遵化阻截,赵率教率部急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四千人跟十万人打,结局毫无悬念。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城内潜伏的后金内应放火,里应外合,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部分将领临阵脱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跟妻子张氏一起上吊自尽。后金军破三屯营。而后皇太极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一看,遵化阻截落空,便打算疾驰到遵化以西的蓟州阻截。十一月初十,袁崇焕率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一百四十里。可是,皇太极并没按照袁崇焕估计的方向进军,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袁崇焕于是继续进军,到达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写到这,我真不知道袁崇焕是怎么想的,他难道连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道理都不懂吗?不星夜兼程赶紧到距离北京四十里的通州去阻截敌军,你跑到北京天津之间距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干什么?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皇太极得知袁崇焕所部已到达河西务,判断出袁崇焕打算在通州与自己决战,于是皇太极避开袁崇焕,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会上,袁崇焕提出火速赶往北京城下迎战。副总兵周文郁提出:“我大军应该迎敌,不应该入都。圣上没有下旨让我们进京勤王,如果我们贸然回师北京城下,恐怕不妥。而敌人就在通州那一带,我军应先赶到距离通州十五里的张家湾,在那里与敌军作战,这才是万全之策。”袁崇焕说:“周君所言甚是,但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就像在蓟州那样,不跟我们打。君父有急,哪有闲暇他顾?如果能平定这场祸乱,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一百二十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城东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可是袁崇焕不听号令,现在他又擅自率部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怕是死期将至了。就在袁崇焕在华北地区跟皇太极数次碰不上的时候,崇祯免去袁崇焕兵部尚书职务,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派人跟在城外的袁崇焕说:“皇上很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擅自杀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为国效力,若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崇祯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袁崇焕很有问题,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城下。莫不成袁崇焕跟后金真的有密约,在遵化阻截只是意思意思,在蓟州和通州则是跟后金商量好,故意躲着后金?最后到北京城下,养敌自重。果然,就在袁崇焕到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你要说不是袁崇焕为后金带路,怕是不太说得通了。崇祯觉得袁崇焕不靠谱,还好,自己调来进京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率兵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崇祯在城内赶忙召集群臣商议守城对策,此时城内武器不够,有大臣提出:凡进京城九门者,每人带一块大石头,丢在城门里,方许进城,然后运到城上备用。临时造刀剑来不及了,只能准备石头,可见此时北京城防虚弱到什么地步。毕竟,自从1550年鞑靼俺答汗庚戌之变包围北京后,八十年了,北京城下没有进行过战事,自然防御准备不足。说到这,说一下我对北京作为都城的看法,可以说北京在中国古代是不适合做中原王朝的都城的,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旦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可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本书开篇所写的元顺帝就是这样。而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朱棣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明朝衰弱,建都北京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1449年瓦剌也先兵临北京城下,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1511年刘六刘七的叛军围攻北京,1550年庚戌之变,明朝北京城已经是三次被敌军围攻了,这次己巳之变是第四次,此后1636年、1638年、1642年皇太极又有三次打到北京门口,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明朝北京被敌军兵临城下八次,这是历朝历代都城都没有的纪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就说过,建都北京有两大弊端:第一,京师被围的话,各路勤王的军队鞭长莫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第二,北京皇室要想出奔逃难的话,根本无处可逃。北方千里平原,哪都躲不了。不像唐朝,755年安禄山攻陷长安,李隆基逃到四川,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逃到四川,因为长安距离四川近,四川蜀道之难莫说唐朝,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已经见识了,逃到这里躲几年不成问题。而在明朝,北京一被攻破,崇祯就只能上吊了。黄宗羲只说了建都北京的两大弊端,其实还有两个弊端,那就是水资源和粮食问题。长安有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等作为充足的水源,开封有汴河、金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充足的水源,而北京自始至终都没有充足水源,所以北京居民只能打井来喝水。北京最初都是由各种胡同组成,胡同是元朝时的称呼,蒙古语意为水井,元朝忽必烈就是以水井为单位来划分的北京城各街道名称,可见北京水井之多。此外就是粮食问题,中国主要产粮区是江南,于是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首都越靠北,距离产粮区越远。明朝运输粮食都是靠漕运,总量跟北宋差不多,但运输里程要增加一倍,毕竟从江南到北京的确是到开封距离的两倍。又因为地势的关系,维持北运河的成本远高于南运河,水源不足,要多设闸门以提升水位。总之,北京不适合作为都城,明朝的灭亡就与北京为都城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是我们本书后面才会详谈的,在此就先说到这,别让皇太极等得太久,他们也不能长期远离自己的后方,让他们开始进攻北京吧!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代善、济尔哈朗等人率军五万多人对德胜门下的满桂、侯世禄所部发起进攻,侯世禄所部溃败,满桂率所部与皇太极单挑。城上明朝守军以红夷大炮轰击,但是误伤了许多满桂部下,满桂所部死伤惨重,满桂也被城墙上的火炮击中,退入瓮城休整。与此同时,皇太极派莽古尔泰、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多尔衮、多铎、豪格(皇太极长子)率军四万对广渠门下的袁崇焕发起进攻。袁崇焕以九千关宁铁骑对阵四万八旗铁骑,令祖大寿和王承胤与自己分为三部成品字形对阵,后金军先杀向祖大寿,祖大寿将后金军打退,而后后金军冲向王承胤,王承胤也将敌人打退。最后后金军四万人全力扑向袁崇焕本阵三千人,关宁铁骑显示出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一样。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兵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副官用刀一挡,才使他幸免于难。激战中关宁铁骑将阿济格骑的马射死,阿济格本人也被乱箭射中,差点被射死。阿巴泰中了袁军的伏击,进攻受挫。最终袁崇焕以九千人杀退后金军四万人进攻,莽古尔泰下令撤退,明军乘胜追击,直到通惠河边。八旗兵溃退,大约有一千左右的骑兵连人带马跌落到护城河里,连冻带淹,死伤惨重。此战后皇太极感叹道:“十余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觐见崇祯,与他一起觐见崇祯的还有祖大寿、黑云龙、满桂,这次觐见崇祯的地点正是一年前他夸下海口五年复辽的地点——平台。一年前还说能五年复辽,一年下来,一寸土地没收复,自己擅自杀了毛文龙,兵锋从来没有出过辽宁的后金铁骑,如今杀到了北京城下。今昔对比,崇祯不怒火中烧怕是有点困难。可袁崇焕居然还没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入城休整,遭到崇祯的断然拒绝。本来崇祯就很怀疑是袁崇焕暗通后金,阻截时故意多次避开后金主力,最终将后金引到北京城下,而袁崇焕在自己已严令他不得过蓟县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军队开到北京城下。现在他又要让自己的军队入城,说袁崇焕没有反心,怕是很难让人相信。正是袁崇焕想让自己部下进城的这句话,让崇祯彻底确定袁崇焕有问题。但崇祯毕竟心机极深,他在召见袁崇焕时脱下自己的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让袁崇焕感到自己春天般的温暖。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出城,继续统领自己的关宁铁骑,他军纪严明,下令:“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他的部下曾擅自拿百姓的大饼吃,他得知后当即斩首。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自率军与袁崇焕在与广渠门相邻的左安门交战,又被袁崇焕击败。左安门战败后,一个阴谋开始了。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作战屡战屡败,心腹大患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除掉,此时只要再杀袁崇焕,则后金可长驱直入矣。皇太极根据《三国志演义》蒋干盗书中的反间计,在生擒太监杨春、王成德后,派高鸿中、鲍承先看守他们,高鸿中与鲍承先按皇太极的安排在关押两个太监的屋子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鲍承先:“今天不痛快,正杀得兴起,鸣金收兵了!”高鸿中:“你懂什么?撤兵是大汗的大计,你没见刚才敌营过来两个人,他们与大汗密谈,说是袁督师有密约,此事可马上成功。”鲍承先:“原来这样,就要成功啦!”高鸿中:“嘘……隔墙有耳,别让那两个太监听见……”两个太监假装睡觉,侧耳窃听。随后高鸿中故意戒备不严,将二人放走,二人逃回后将此事报告崇祯。关于反间计的问题,部分网帖认为是清朝后来篡改历史时的虚构,实则不然,咱们把关于反间计的原始记载列一下就清楚了: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对孩子在钱桌前面站成一排。男孩手持拐杖,女孩怀抱娃娃。米斯纳眼睛看着他们,辨别着台上的孩子,却有了时间从容考虑对帕特问题的回答。四个加里家最小的女孩:霍波、查斯特、拉弗利和波尤尔;狄娜·普尔;还有一个是派阿斯·杜波列斯的女儿琳达。随后是男孩子,装模作样地握着拐杖,两步一并地走向收款柜台。皮斯和索拉莱因·朱里的两个孙子:安塞尔和叫作福卢特的那个;乔-托马斯·普尔与他妹妹狄娜配成一对;德鲁和哈里特·波森的儿子詹姆斯;佩恩·桑兹的孩子罗卡斯;蒂莫西·西赖特的两个孙子史蒂芬和迈克尔。戴面具的孩子中有两个显然是比彻姆家的罗约尔和迪斯特里——虽说只有十五六岁,可身高已过六英尺了——剩下的两个米斯纳就说不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表演。通常在圣诞节前两周演出,每年的这时他会回佐治亚探家。今年的行程推迟了,因为全家团聚定在了新年。如果安娜同意,他就带她回去,让家里人看看她,而且照他的设想,也让她见见他们。他已经向主教暗示,他打算换到一个新教区去。当然不着急。不过他拿不准自己在鲁比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他曾经考虑过,什么地方都好,只要那儿有年轻人可教可谈,基督就既是法官又是勇士。白人不仅对基督精神没有专利,反而常常成为障碍。耶稣从白人宗教中获得了自由,而他想让这些少年明了,他们不必去祈求尊重,尊重已然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的只是显示出来。但他在鲁比遇到的阻力使他心力交瘁。他越来越多的学生由于他灌输的信仰而遭到指责。眼下,帕特·贝斯特——他们俩每周四下午共同教授黑人史——正在诋毁他的《圣经》班,她把自我尊重混同于狂妄自大,把作好准备混同于拒不服从。她以为教育只是懂得怎么找到工作就够了吗?她看来和他一样不再信任鲁比这些冥顽不化的人能够把握未来,但她也不鼓励变革。黑人史和旧时成就的一览表对她就足够了,但对这一代却还不足。得有人和他们谈话,倾听他们的心声。否则……“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些年轻人有多精明强干。比谁都清楚……”他的话音在《寂静之夜》的乐声中袅绕着。“你认为我教他们的东西还不够好?”她猜透了他的心思?“当然好极了,只是还不够。世界之大,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他们想了解非洲——”“噢,求你了,牧师。别让伤感在我身上蔓延了。”“如果你把自己从根上砍下,你会枯萎的。”“根忽略了枝,就会变成白蚁的尘渣。”“帕特,”他带着略略吃惊的口气说,“你鄙视非洲。”“我没有。非洲只是对我毫无意义。”“什么又有意义呢,帕特?什么对你有意义呢?”“元素周期表和化合价。”“悲哀,”他说,“悲哀又冷漠。”理查德·米斯纳转过身去了。罗卡斯·桑兹离开了那群神圣家族的人,对着戴面具的人高声而嘶哑地喊道:“还有房间吗?”戴面具的人面面相对,然后背对着请求者,再彼此背对着,之后他们像怒狮般摇着头,吼叫着:“从这儿走开赶你们的路吧!走吧!这儿没你们的地方!”“我们的妻子怀孕啦!”罗卡斯用拐杖指点着。“我们的孩子快要渴死了!”波尤尔·加里举起一个娃娃。戴面具的人摇着头,吼叫着。“跟我这样说可不好,理查德。”“对不起?”“我可既不悲哀又不冷漠。”“我指的是周期表,不是你。把你的忠诚局限于分子,仿佛——”“我不局限于任何事情。我只是不相信对外国的愚蠢奉献——而非洲正是外国,事实上是五十个外国—是这些孩子的一种出路。”“非洲是我们的老家,帕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真的不感兴趣,理查德。你想找些外国黑人来认同,为什么不找南美洲的?要不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那儿有些棕肤婴儿,你可以很高兴地和他们联系。也许,你找的只是没有奴隶制的过去时代?”“为什么不呢?在奴隶制以前有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理应了解其情况。如果我们要摆脱奴隶心理,那就要这样。”“你错了,如果那是你的土地,你根本没法耕种。奴隶制是我们的过去。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一点,当然非洲也不成。”“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帕特。整个地球。分离我们,孤立我们——这始终是他们的武器。孤立杀害了几代人。那是没有前途的。”“你以为他们不喜爱他们的孩子吗?”米斯纳摸着上嘴唇,发出一声长叹。“我认为他们到死都爱孩子。”戴面具的角色连连低头鞠躬,到桌子底下举出一张张的方块软纸板,上面画着食物。“来,拿上这个,离开这儿继续上路吧。”他们把画的食物扔到地上,笑着跳来跳去。神圣家族的人退到后面,像是有蛇被扔到了他们跟前。他们用食指指着,挥着拳头,唱道:“上帝会粉碎你。上帝会粉碎你。”观众也哼着附和:“是的,他会的。是的,他会的。”“成为尘埃!”这是娄恩·杜波列斯的声音。“难道你敢误解他。难道你敢。”“他会把你碾成齑粉。”“说呀,娄恩。”“在他选定的时刻打击你。”戴面具的角色当真抽搐着瘫倒在地,这时那七家人也转身走了。“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把痛苦消除;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无法解释。”他们微弱的声音由观众中一些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唱到最后,许多人在抹眼睛。神圣家族的人像围着篝火似的聚在舞台右侧。女孩们摇晃着娃娃。在远处的马槽里,没有放置他的头部的地方。从侧幕处慢慢走上来一个男孩。他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手提一个皮制的袋子。神圣家族的人在他身后围成半圈。戴大帽子的男孩跪下去,从袋子里掏出瓶子和包裹,一一放在地板上。小小的主耶稣将他可爱的头躺卧下去。关键是什么呢?理查德自问。只管观赏表演吧,别去管帕特了。他想的是讨论,不是争论。起初他温情脉脉地看着孩子们的动作,后来兴趣就越来越大了。他原以为演出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高兴,才安排了四个店主、七个玛利亚和七个约瑟夫。也许这里还另有道理。七个神圣家族?理查德拍了一下帕特的肩头。“谁把这些凑到一块儿的?我想你告诉过我最初是九家。另外那两家呢?为什么只有一个智者了?他为什么把礼物又收回到袋子里了?”“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是吧?”“就请你帮我把这地方弄清楚吧。我知道我是个局外人,但我并不是敌人。”“你当然不是敌人。但在这座镇子里,局外人和敌人是一码事。”令人惊诧的优雅,那声音又是多么甜美。在一阵落下的金色纸星中,神圣家族放下了娃娃和拐杖,站成了一圈。观众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响亮的声音:“我一度迷途,但现在有了归宿。”让理查德离开座位的那种恶心,现在被苦涩取代了。他想,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所有的人都将在人权运动中要求关键性、控制性、确定性的地位。少数人的要求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大多数人则会是欺诈者。那些不会被否定,但不见于报纸和他给学生购买的书里的,是普通人。拉下电闸使警察看不见的工友们,照看婴儿让母亲可以去游行的老奶奶们,一只手拿着干净毛巾、另一只手拿着滑膛枪的边远地区的妇女们,把电池和食物送到秘密会场的小孩子们,让全教堂被追捕的示威者平静等待外援的牧师们,把年轻人破碎的尸体收集在一起的老人们,大张手臂保护老年人不挨难以避开的警棍的青年们,从孩子们的脸上抹去口水和泪水的父母们——他们说:“没关系,亲爱的。别放在心上。你不是,也绝不会是一个黑鬼、一头黑熊、一个黑小丑、一只林中黑兔,也不是白人教他们孩子说的别的东西。你是属于上帝的。”是啊,今后的二三十年,那些人会死去或被人忘记,他们微不足道的故事既没有正式的录音,甚至也没有脚注,虽然他们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的依托。如今,那个人(指马丁·路德·金。)遭到谋杀的七年之后,他要高高兴兴地替代他,拿起短剑。他放牧的一群羊不仅相信它们创建了放牧它们的牧场,而且相信来自别处的草是有毒的。在他们看来,每次都是布克·T.华盛顿(布克·T.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1856-1915),奴隶出身的美国黑人教育家,创立黑人大学,著有自传,主张黑人和平争取权利。)的办法胜过了杜波伊斯(杜波伊斯(DuBois,1868-1963),美国激进派黑人领袖,参与创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问题。他想,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特殊,一个没有政治的居民区是注定要像佐治亚的法特伍德一样爆裂的。瞎眼今得看见。(基督教圣歌歌词。)“是吗?”本来是一句问话,但对帕特倒像是个结论。“他们比你想的要好。”她说。“他们比他们想的要好。”他告诉她,“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满意呢?”“这里是他们的家,也是我的家。家可不是小事情。”“我没说是小事。可是你难道不能想象一下,有一个真正的家是什么感觉吗?我指的不是天堂。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地面上的家。不是你买下和建成的堡垒,把人锁在里面或外面。一个真正的家。不是你去哪里侵略和屠戮而夺得的某个地方。不是你因为有枪便攫获的某个地方。不是你从当地人的手里偷取的某个地方,而是你自己的家,如果你回到那儿,就会经过你的曾曾祖父母,经过他们的曾曾祖父母和他们的他们的曾曾祖父母,经过整个西方历史,经过系统知识的起点,经过金字塔和毒弓。你会到达雨还是新的时代,到达植物忘记它们能唱歌,鸟儿认为自己是鱼之前的时代,到达上帝说‘好!好!’的时代——那儿,就在那儿,你知道你的自己人在那儿诞生、生活和死去。想象一下吧,帕特。那处地方。上帝要是不跟住在我家的我的家人说话,又跟谁说话呢?”“你在布道,牧师。”“不是,我在跟你说话,帕特。我在跟你说话。”孩子们散开圆圈,站成一排鞠躬的时候,响起了最后的掌声。安娜·弗拉德随着观众站起身,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生气勃勃地来到帕特和理查德站的地方,紧紧地盯着他们。两个女人全都专心致志地思索着,她们哪一个能得到富有朝气、年轻、温雅、独身的牧师的青睐。安娜和帕特是那个年龄段目前仅有的单身女性。除非这新来的牧师喜欢更年轻的,他就得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两年前,安娜赢得了——她对此把握十足——他的垂青。也只此而已。此时,她脸上笑开了花地朝理查德走去,希望把那些看到他在圣诞演出时宁愿有帕特而不是她陪伴而胡乱猜测的人的嘴封住。他们的相恋很小心,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触。她给他做晚饭时,他们一定要让牧师的住所灯火通明;他在七点三十分开车或步行送她回家时,要让全鲁比的人都看见。不过,他们没订过约会,也许是舌头过于矜持。但是,她脑子里想的可比表面的举止要多:理查德的眼睛是亮的。最近在她看来却是迟钝的。仿佛他输掉了一场他以生命系之的战斗。她刚走到他跟前,人群就涌出来,挤向了摆着食物的桌子,还边说边笑。“嘿,帕特。你怎么了,理查德?”“刚才有一阵挺恶心的。”他说,“来,咱们站到外边,赶在重新开始之前。”他们和帕特说了再见,就留下她在那儿决定是否要和快活的家长们谈话、关照一下食物桌,还是离开。她刚决定离开,卡特·西赖特踩到了她的脚。“噢,对不起,贝斯特小姐。抱歉。”“没事,卡特,不过请你镇静一点。”“好的,女士。”“别忘了,假期一过,你和我有化妆课呢。一月六号,听见了吗?”“我会到吧,贝斯特小姐。”“你是想说‘一定’吗?‘我一定到’?”“是的,女士,贝斯特小姐。我一定。”在厨房煮开水沏茶的时候,帕特把碗柜的门撞得山响,里面的茶杯哗啦啦地摇晃起来。说到谁的表现更让她心烦,是安娜的还是她自己的,简直难分上下。至少,她能够理解安娜:保有她的赌注。可是她为什么要以自己感觉不到的一种激情保护那些人、事和观念呢?观众从剧中体会到的深沉得令人流泪的喜悦让她厌恶。伴随着她长大的那一切废话,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个可恨的理由。理查德问得对:为什么是七家而不是九家?帕特一生都在看这出戏,尽管除去唱诗班之外,她从来没被选中演什么角色。当时还是索恩在学校教书——甚至在她注意到那数目的奇特之前。是过了些时候之后,她才看到只有八家。到她明白卡托一家的那条线断了之后,还有一家也被抹掉了。谁家呢?仅有两家不属于最初的九家,但到黑文的时间相当早,有了相应的地位:朱里家(虽然他们的孙子哈珀已娶了一个布莱克霍斯血缘的女子为妻—对他太好了)和她父亲的父亲福尔顿·贝斯特。他们未被计算到最初的人家之内,因此只能是——谁家呢?肯定不是弗拉德家,如果安娜嫁给了理查德·米斯纳的话。那不会算数吗?理查德能挽救弗拉德家族吗?或者,由于比莉·狄利亚的关系,该是普尔家吗?不对。那家还有的是男性呢。阿波罗或布鲁德的游手好闲就是明证。但是,如果那是一种威慑因素,摩根家在K.D.娶阿涅特之前就已处于绝后的危险之中了。而如果阿涅特生下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他们的地位就会安稳多少啊。弗利特伍德家也一样。由于杰夫和斯维蒂还没达到标准,阿涅特对双方家庭仍是十分关键的。茶沏好了,帕特俯身在杯子上方,皱着眉专注于解开这道难题。罗杰都站在门槛处了,她竟然也没听到。“你走得太早了,”他说,“我们还唱了些圣歌呢。”“是吗?噢,很好啊。”帕特挤出一丝微笑。“也没吃到一些挺好的蛋糕。”他打了个哈欠,“事后为娄恩收集了好多善款呢。天哪,那可是个疯女人。”罗杰已经累得笑不出声了,只是摇着头,脸上露出笑容,“但是她在这一天真是挺棒的。”他转身要走,说道,“好吧,晚安,宝贝。我明天一早还要出车呢。”“爸爸。”帕特对着他的背影说。“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更改呢?剧里本来是九家的。后来有多年都是八家。如今成了七家了。”“你在说些什么?”“你明白的。”“不。我不明白。”“那出剧。神圣家族怎么会越来越少呢?”“凯特负责那一切。还有内森。我指的是挑选孩子。大概他们凑不成原来的规模吧。”“爸爸。”他应该听出了她口气里的疑惑。“怎么了?”他即使听出来了,也没有流露。“是肤色造成的,是吧?”“什么?”“这镇上选人和分等级的方式。”“噢,不。唉,可能发生过一点小小的冒犯——很久以前了。但没什么严重的。”“没有?你成婚时斯图亚特说的那番话又是怎么回事呢?”“斯图亚特?噢,唉,摩根家的人对自己总是很认真。有时候太过认真了。”帕特吹着杯中的茶。罗杰见她低头不语,就换了一个稍微轻松的话题。“我觉得那戏挺好的,我个人这么看。我们得对内森做点什么,当然。他不够聪明。”说完,他仿佛转念一想,“米斯纳对他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吗?刚才在那儿脸板得可怕。”她没有抬头。“只是……谈谈。”“你们俩没什么事吧?”“爸爸,拜托。”“问问没害处嘛,是吧?”他停下来等着回答,见不会有回应,便走了,嘴里咕哝着炉子的事。其实有的。伤害。帕特从勺子中小心地嘬着茶水。问理查德·米斯纳。问问他,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或者,所有别的人都做了什么。他提问题时,他们不理睬他,而是用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的其他问题纠缠。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确切知道那种感受的。我还不够好,没资格由八岁的儿童代替登台。十五分钟之后,帕特站在了花园里,离狄利亚的墓碑有七十码远。晚上转凉了,但仍未冷到下雪的程度。柠檬香蜂草已经凋零,但薰衣草丛和鼠尾草丛都茂盛而清香。没什么风,所以油桶里的火很容易保存。她把硬纸板档案夹和一页页的纸——装订的和散页的——投入火焰中。她不得不把封皮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用棍子斜撑在火上,以免把火压灭。烟很呛人。她向后退去,采了一束薰衣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久久免费人成网站福利院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总司令是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出发!迎击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

                      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说说吧。”“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是吗?”“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啊。”小心理学家回答。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乐事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不是你的?”“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你认为我想要一个。”“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我在努力中。”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背叛我、羞辱我……”卡伦频频抽咽,努力调整情绪,“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信任的人。我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使得你……让你不能再治疗我,这点我能明白。真的。可是,如果没有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只是好害怕失去你。”好一场考验!我想,卡伦首次有机会感受到何谓“信任”。难怪她吓坏了。在此同时,我和卡伦的治疗关系可能因某些改变而产生变化:我应征了三所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的职位,有的在城里,有的在郊区。我不管接下哪份工作都能继续卡伦的治疗,但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在哪一区落脚,我担心如此变动会扰乱她的情绪。我不知道我的面试结果将对卡伦造成何种影响,但除非我有了周密的计划,否则我不会泄露半点口风。根据她的遗失时间的病史与童年受虐经历,我汇总得到一个假设:卡伦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但究竟是哪个人格来见我,目前我并不清楚)。治疗期间,卡伦偶尔会提到其他受虐孩童,我怀疑他们可能都是她的分裂人格,各自拥有独立经历,但在卡伦的记忆中,她把他们都当成别人。又或者,这些记忆只是受虐或性受虐儿童衍生的某种想象(极具想象力的幻想),但受虐者本身却认知其为真实事件?尽管我理解这些故事很可能全是她捏造出来的(但我无法理解她如何想出如此性变态的情节?),但她在录音带中极具说服力的陈述方式仍深深影响了我的判断。虽然叙述过程令她极不自在,她还是竭尽所能描述记忆中的一切。我告诉卡伦,我听了录音带,也了解她受创的严重性。我并未要求她详加描述任一特定事件,因为我不想让她以为我对某一受虐事件特别有兴趣,并借此催促她提供更多细节。在这关键时刻,我最不想做的就是直接告诉她该往哪儿走。我总是希望她能领头带路,自己决定方向。不幸的是,卡伦给我这盒录音带后就一直想自杀。我们每两天通一次电话,每周见面治疗一次,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如何进行危机处理这两件事情上。有一天,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录音带上说的全是真的,那么也许她不止计划自杀,也打算杀我灭口——她曾受过警告:不得泄密。“你有想过必须连我也一起杀掉吗?”某次治疗时,我问卡伦。她似乎吓了一大跳,好像做坏事被逮到了。“有人警告过我,如果我把秘密告诉别人,就得把那人给杀了。我还记得他们曾经教我怎么做,”卡伦浑身发抖,极度恐惧,“这让我害怕对别人提起这件事,想都不敢想。”她停下来,然后又继续,“我从来没有真的……我是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常常想,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我真的说出来了——那么我会自杀。反正我原本就该死。”“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提醒她,“尽管这些感觉仍然鲜明,像刚发生过一样,但它们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叫你必须杀掉我,杀死你自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好让这些恐怖的秘密活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但是,你把秘密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承担你的秘密,并不会让你遭遇危险。”卡伦弯下身子,低头掩面哭泣,长久以来无法说出口的重担,此刻终于卸下来了。第二部分身第9章克莱尔的信时间是1993年10月初,厚厚的云雾覆盖整座城市,遮蔽了视线,于是湖滨大道的车流与几艘停在门罗港上下飘动的船只全都看不见了。卡伦意兴阑珊地出现,直接走向椅子,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察觉有事不对劲,但她等了好几分钟才开口说话。有些时候,我必须等很久才能盼到一句话。若在这时出手帮她,反倒可能害她偏离原本令她挣扎的主题。看神情,卡伦似乎有话想告诉我;她开口,又突然陷入沉默,望向窗外。最后,她终于说话了:“我一直在……发作……我都说这是‘转换’。”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两眼仍盯着窗外。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继续往下说。“我常想不起来某些时段发生过什么事……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月都有,长短不一,”她再次停顿,“比方说……我不记得我曾经跟我丈夫有过性关系。”卡伦羞红了脸,但表情困惑,“我知道一定有。孩子都生两个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卡伦终于转头看我,“我几乎没有性的感觉。”“发生‘转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很高兴她终于提起这件事了。但我必须让她以自己的步调,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说。“唔,我的时间不见了。我记得,刚开始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很虚弱,接下来就什么都记不得了,待我回过神,我会很累,全身仿佛被抽干一样,等这种感觉过去,我就恢复正常了。大概是这样。”我想,卡伦经历的正是“分离”或“神游”状态——两者只是名称不同,实际上都是类似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而她也不会记得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问题是,在卡伦毫无记忆的这段时间内,她做了什么?我很惊讶她很少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种状况肯定让她苦恼又迷惑。但我认为,她必须信任我到某种程度,才可能把秘密说出来。卡伦自己对“转换”一事似乎也不甚了解,至少不比她告诉我的多多少。然而,她却有办法通过其他特殊方式,告诉我更多她自己并不知道的过去。到了11月,卡伦开始间接地透露她不为人知的内在生命。她在一封日期为1993年11月7日的信上,记述了一场梦境。我在跟你通电话。我们决定找一天带我妈一起来。走进电梯,我开始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这些人也跟我一起进了你的办公室。你开门让我和我妈进去,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让这群人也进了办公室,却不跟他们说话?然后,你开始跟我妈说话,但我记不得半个字——因为我忙着(简直忙昏头了)注意屋里的其他人。有个男孩站在你旁边,对我妈吐舌头,有个女孩窝在你腿上,渐渐睡着了。两个10来岁的孩子吵着谁要先跟你说话,还有个小宝宝蜷曲在办公桌旁。一个女人骂我妈是婊子,一个女人坐在你的办公桌上,嘲弄我妈说的每一句话,还有一个女人在打扫、整理你的办公室。这次治疗感觉乱哄哄的。但是听他们说话时,我觉得自己早就认识这些人了。你的镇静令我吃惊,你竟然完全不受他们的吵闹干扰。我不记得这个梦最后是怎么结束的,但是,当我从梦里醒来,我觉得好安详,我甚至咯咯笑了起来。“当你回忆起这个梦,”我问,“你会想到什么?”卡伦耸耸肩说不知道,但她觉得这些人很好玩,而且感觉一点都不陌生。“我认为,屋里的人代表不同面的你,还有你对我和你母亲不同的感觉。”我怀疑,当卡伦“遗失时间”或发生“转换”时,她会以另一个人格出现。我不太想告诉卡伦我真正的想法——梦里出现的人代表她的不同人格,以及,我为她下的诊断是“多重人格障碍”;但我认为这一天就快到了,因为卡伦自己在治疗时提起这些影像和她的“伙伴们”。她正推着我们前进。隔天,我收到一封信。邮戳日期是1993年11月5日——卡伦做梦前两天,而我收到信的日期是11月7日。信封上的寄件地址是卡伦家的地址,信纸是普通三孔活页纸,内容以铅笔写就。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克莱尔。我7岁。我住在卡伦里面,可是我一直都在听你说话。我想跟你说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我跟詹姆斯、莎拉一起玩游戏,也会唱歌。我不想死。你可以帮我绑鞋带吗?克莱尔我并未立刻打电话给卡伦,同她讨论。我等了好几天,整日苦思该如何向她提起这件事。卡伦有办法一次消化这么多信息吗?毕竟她每天都想自杀,状况已极为严重。我担心这是否已超过卡伦能承受的程度,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克莱尔,卡伦还有多少不同的人格?我必须把焦点集中在卡伦身上,注意她的反应、她的问题、她的行为举止,还有她的安全。我搜集多重人格障碍的资料已有好一段时间,论文、专题研究、教科书、会议摘要等无一放过,几乎摆满一整个书架。在这些数据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是弗兰克·W·普特南医生所写的《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1]。书中写道,引发多重人格障碍最普遍的原因是童年遭受性虐待,其中以施虐过程残暴,施虐者以物体、捆绑、烧伤、割伤等方式凌辱受虐者,或逼迫其参与“黑弥撒”[2]者为主。这些描述符合卡伦的状况。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也常表现自杀与自残倾向,另外还有头痛、晕眩,以及无知觉、失去听觉等歇斯底里症状。在卡伦的个案中,双腿曾经受缚、受鞭打部位出现莫名疼痛也属症状之一。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及症状,各路作者们几乎是英雄所见略同。普特南在书中记述,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不会轻易表现症状,因为他们害怕被贴上“疯子”的标签,但其中一名人格可能挺身而出,借由写信等各种方法与治疗者联系。另外他还提到很重要的一点:若不同人格之间提出要求或疑问,尽可能不要为任何一方保守秘密。克莱尔的信即是所谓的秘密。卡伦再度踏进诊所时,我已准备好让她看那封信了。我决定在治疗咨询一开始就切入重点,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处理信件的问题。“我一直在想你之前曾告诉我,你脑袋里会出现不同声音,”我说,“尤其是晚上上床前特别严重。还有上次你提到好几个人跟你一起来我办公室的那个梦。我在想,你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我们并未意识到的状况?”我尽可能小心翼翼提起这个话题,但卡伦似乎渐渐明白事有蹊跷。她看起来很不自在,忧心忡忡,但我仍硬着头皮说下去。“我收到一封信,想拿给你看。”卡伦僵住,神情惊恐。“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小心地把信和信封递给她。卡伦读信,再看看信封上的地址;她的脸越来越苍白,闪过一抹恶心作呕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快昏倒了。“这封信或许是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长久以来困扰你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试图让她知道,我是真心想跟她一起面对、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思考了好一阵子,我认为你得的是一种叫‘多重人格障碍’的问题,”我说。既然我说了,她也别无选择,只得明明白白听我说个清楚。“根据你遗失时间的经历,还有你压根儿不记得自己曾写过这封信——你的表情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好了,现在该我闭上嘴,换卡伦上场了。卡伦在发抖,她看着大门,似乎随时准备夺门而出。她的脸色苍白,闪过好几种情绪——困惑、恐惧、屈服。慢慢地,她开始放松,原本惊慌、恶心的神情转为悲伤与接受。“我没料到会是这样,我没有心理准备,”终于,她轻声开口。“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帮你准备好面对答案,”我说,“但我认为这封信是个明显征兆,显示部分的你想公开这种状况。”“我了解,”卡伦说。我再次坐好,等待。“过去我总以为这些声音是我想象中的朋友,”她停下来,然后更轻更柔地说道,“有时候,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我不太确定她这句话的意思。“你听过这个病名吗?你看过《心魔劫》这部电影吗?”“没看过,但我听过片名。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向避开这种类型的电影。”卡伦一副感觉自己被剖开、暴露在众人前的模样。她扭过头望向窗外,我看不见她的脸;良久之后,她转回来看着我,苦恼且心灰意冷。“你能帮助我吗?”卡伦终于问道,“还是我已经没救了?”“我非常想尽一切力量帮你,”我设法清楚、直截了当地表明我的心意。卡伦闭上眼睛,大大吐出一口气。“每个人都有几种不同的性格面向。但是在你身上,这些性格各自独立,分属不同部分的你,而且他们并未完全意识到彼此存在。”卡伦认真思索我的话,然后抬头看我。“我总觉得纳闷,为什么我常常没有感觉?”“也许某些事件或线索能解释这种状况。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个部分,”我说。我想尽可能常用“我们”、“一起”这些字眼,强化卡伦“她有我这个伙伴”、“我会坚定支持她”的印象。“我很高兴我们能讨论这件事,”她柔柔地说。咨询时间结束,但我仍担心这次谈话对她造成的冲击。“你可以自己回家吗?”“我想应该可以。”我请她晚上打电话给我。我担心——超过我平常担心她的程度——她会再度伤害自己。她茫然、颤抖地离开。希望一切渐入佳境,我想。※※※※自克莱尔的信曝光以来,卡伦似乎更加意识到其他部分的自己,傍晚和夜间尤其明显。卡伦说她偶尔能察觉不同部分的她会用不同方式来扮演她的角色。她能感觉到意念转换的瞬间,现在她甚至偶尔能旁观自己如何行事。她说除了想伤害自己的那个部分之外,这种感觉其实不会太吓人。昨晚,她听见(或感觉到)一个男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叫她不要再跟我说话,否则她会受到伤害。当她开始生气——这很少见——她听见同一个声音教她如何生气。每到晚上,她会听见许多声音七嘴八舌讨论当天的事件,其中有些她甚至毫无印象;这种讨论似乎是让“大家”同步更新信息的方法。“这种感觉就像,”她试着解释给我听,“我上床睡觉,换其他人出来活动。甚至连白天的例行家务——像煮晚餐、打扫、开车送小孩上学——感觉也很陌生,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其他部分的我’替我完成的。我知道这些事我已经做过好几千次,但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曾真正做过这些事情。”卡伦讲得很快,身体前倾,指手画脚,跟我分享这一切似乎令她颇为宽心。“你还感觉到什么吗?”“我可以同时看书、看电视、听音乐——不同的我可以各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她停下来,表情变得有些悲伤。“有时候,我觉得以前告诉你的那些虐待事件其实不曾发生过。我可以把记忆告诉你,但与这些记忆相关的感觉却不属于我,属于其他部分的我。”卡伦望着窗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最近你觉得怎么样?”她回过头说,“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但我认为应该不是真的有问题。”她停下来,头偏向一边,仿佛正在听人说话。“我脑袋里的婴儿哭声消失了。”“婴儿的声音?你听见几种不同的声音?”“我想大概有6种吧。”“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试图掩盖我的恼怒。但失败了。“我怕你会觉得我疯了,怕你会放弃我。”她抱歉地抬抬肩膀,怯懦地微笑。6种声音。谁的声音?我纳闷。早在专业训练初期,我曾见过为数不多的几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卡伦是我自己遇到的第一个。我意识到我有多兴奋(我竟能遇到这种病患),但我必须自我克制,集中精神,继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她,否则我很可能搞砸整个治疗过程。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并不打算改变做法。我不会因为她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就偏离标准精神治疗技术。话说回来,这些声音说了些什么?6个!真的只有6个吗?※※※※有一天,卡伦问我万一她在咨询时发生遗失时间的事情,让我看见,并且和不同的她说话,届时我会怎么办?卡伦为此踌躇不定。尽管我不确定我会怎么做,但这种可能性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坦白说,我也有点害怕,因为我并不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读过多重人格障碍的相关资料,也上过催眠课,然而我不曾在这类个案中用过催眠术。卡伦温顺、有礼又勤恳,总是带着歉意,但其他人格是否也如此安静受制,我没半点把握。到目前为止,每次我都遵照一套名为“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的标准技术为卡伦进行治疗。这套技术将我放在“接受者”的位置——无论卡伦提到什么我都照单全收,不能指引她朝任何特定方向联想。因此她说的每一件事发自内心,我也能借此接近导致她痛苦的潜意识中心。如果让病人随心所欲,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能下意识地描绘出自我治愈的最佳途径。我觉得这是我们之所以能成功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然而,借由催眠方式与卡伦体内的“其他人”对谈,则将我带进一个全新的领域。下次见面时,卡伦给我几张纸,上头列出

                      为新学制,却也只是由初中生变成高中生而已。然而这次却是女孩们就在眼前,自己要跟她们一起上课了。山中老师告别时曾说“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可眼下根本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只能目瞪口呆地隔空远望女子军团。没过多久,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刚才叽叽喳喳的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新班主任是姓伊藤的英语老师。伸夫以前就上过伊藤老师的课,所以早就熟悉,而女生和来自其他高中的男生当然是初次见面。伊藤老师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从今天起大家在同一个班级学习,要和睦相处,共创优秀班集体。接下来就要安排座位了。原以为排座位要按照姓氏拼音的顺序,可伊藤老师却把男女生按身高排序,然后让个头较矮的同学坐在前边。由于课桌是排成纵向八列的单人桌,所以就从靠走廊这边开始男女交叉排列。自己的邻座是谁?男生和女生都心情紧张地望着对方的行列。那边既有远远望去依然引人注目的可爱女孩,也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女生,还有瘦得撑不起制服的女生和体格高大能当相扑力士的女生。大家从前排向后一个个地列坐,伸夫排在靠走廊这一列的倒数第三个,接着坐在邻桌的是来自市立女子学校名叫中井洋子的女孩。她稍微有些凸脑门,长相不算漂亮,但身材苗条,水手服也很得体。偷眼打量,她脑门凸显可能是因为头发编起拢在脑后的缘故。伸夫窥探对方时,发现对方也在朝这边看,伸夫慌忙避开视线,对方也避开了视线。全班同学座位排定之后,伸夫再次环顾周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座位靠着走廊,只有一侧坐着女生,而其他人却都是两侧都有女生。虽然他感到这样有失公平,但回头看看后边,由于女生较少,后边的男生旁边连一个女生都没有。“倒是比他们强点儿……”伸夫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朝前边看去,只见北田君旁边就坐着刚才那位可爱女孩。“那小子,运气不错嘛!”他这回又感到自己有些吃亏,便把视线转向邻座的女孩。心神不定的不只是伸夫,男生都在羞涩而担心地环顾周围。与此相比,女生们却面不改色,也不知是装腔作势还是满不在乎。全班同学坐好之后,伊藤老师开始按名单依次点名,并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我叫阿部雄一,来自一高,请多关照。”因为开头较为简单,于是大家都照样只介绍自己的姓名。但是,从半截开始,那个可爱女孩站起来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爱好和绰号,教室里响起掌声,气氛就轻松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看样子以后会比预料的进行顺利。不过,这个过程未必单纯。由于学生半数为女孩,所以教室里的气氛当然会发生变化,而且男生的服装和态度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前强装硬汉、故意穿破旧斗篷和秃齿木屐的人,忽然换上大衣和新鞋来学校了。其中还有人身穿时髦的短大衣,脖子上围着可能是跟姐姐借来的红围巾。原先以赤足过冬、以皴裂为荣的男生,这回却脚蹬白袜和运动鞋上学了。显而易见,他们这样做都是因为特别在意新同学中的女生的目光。不过,虽然大半男生都装扮得衣冠楚楚,却仍然有人倒行逆施。主要是隶属于运动部和拉拉队的人,他们的服装破旧不堪,腰间夸耀地吊着像是浸了菜汤的汗巾,走起路来也故意迈着外八字踱方步,硬充好汉似的对女生不屑一顾。这种两极化倾向还体现在对女生的接触方式上,既有轻松攀谈、多方照顾的类型,还有几乎不跟女生说话、貌似对女人毫无兴趣的类型。特别是后者,总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每当女人们发出爽朗的谈笑声就貌似不快地皱起眉头。其实,他们并非真的对女生毫不关心,莫如说他们也许在根本上比软派更加关心。但由于与生俱来的羞怯心理和此前的惯性,他们不能坦率地表示好意,只是闷在心里而坚持寡言少语。伸夫当然不是硬派,但虽说如此倒也不是软派。因为他只是不愿做出被人嘲笑的姿态,所以或许应该称作“心情软派”。但是,在男女同校施行后不久的一天,伸夫藏在课桌下的鞋子不知为何跑到前边女生的位置,并且被那个女生交给了班主任。“这双鞋是谁的?”鞋子被班主任高高举起,女生中响起了笑声。那是一双已经变成红褐色的军靴,虽然在当时并非稀奇之物,但因为老旧走形,看上去穿这鞋的肯定是一双傻大脚。伸夫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鞋,可他没有说出来,而是扭头望着侧面。“是谁呀?没有鞋可就回不了家啦!”听到再次询问,伸夫慢慢地举起了手。女生们一齐回过头来。“是高村的吗?鞋袋呢?”“我忘带了。”“不装袋会弄脏教室,你就放在报纸上吧!”“是!”伸夫点头答应,心里觉得班主任特别可恨。把这种鞋拿到大家面前展示,有这个必要吗?没有鞋确实回不了家,可是放在讲台旁边过后自己去取不就行了吗?虽说如此,那个急着把鞋交给老师的女人究竟是何居心?简直无法理解。如果学校里只有男生的话,肯定不会管这种闲事,只会把鞋放在教室的角落。“所以女人特别可恶……”伸夫心里嘀咕道。不可否认,就因为穿了不合脚的鞋,女人们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此后数日之间,伸夫心神不定、情绪低落。他对自己说,大可不必只因鞋不合脚被笑话而介怀,自己完全可以挺起胸膛表示自己的脚就能穿这么大的鞋。不过,他毕竟没有这种气度。不仅仅是伸夫,所有的男生似乎都在煞费苦心地引起女生注意。虽然有人精心打扮,有人对女生温情脉脉,有人强装硬汉,可目的却完全相同。然而,女孩们的理解方式却是多种多样。尽管有人精心打扮、温情脉脉却遭到反感——那个人好恶心呀!而有人少言寡语、不吭不哈却得到好评——那个人好酷哦!有的男生总是端着架子,见面只说一声“早”,却有女生说他“好可爱”。不过,其中对女生极具感召力的无疑是学习成绩优秀的男生。虽然对于打扮优雅和强装硬汉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头脑聪明的男生总是所有女生憧憬的目标。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桥本君虽然个头较矮,却以端正的相貌和秀才所特具的姿态拥有压倒性的人气。在上物理和数学等选修课时,很多女生都想坐在他的旁边。有些男生冷眼以对那些靠装扮和温情博得女生青睐的人,而对成绩优秀的男生却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如果那个男生并不特别喜欢女性的话,那就简直无可挑剔了。说老实话,伸夫在学习方面不得不甘拜下风。在以前的考试中,虽然偶尔会高高在上,但整体上却仍然靠后。不过,从整个班级来讲,伸夫倒也不算太差。虽然考试成绩好歹都能合格,但这样却不足以胜过桥本君。而且,仅仅是学习成绩优秀还会造成态度生硬的印象,女孩也难以接近。实际上对桥本君心怀好感的女生并不在少数,却几乎无人与他亲切交谈。“那种类型太没劲了!”伸夫虽然对桥本有几分同情,但还是要考虑其他更为理想的类型。“既学习好又有亲和力,还能逗女生发笑,这才是最高境界啊!”然而,实际上伸夫根本不可能扮演那种角色。学习方面暂且不说,对女生展示亲和力已是相当不易,还得说话风趣幽默,这可是难上加难。伸夫本来就连向女人搭话都很难为情,言谈举止也不能轻松自如。他甚至对街坊家的女孩弓子都没说过话,所以即使现在突然想说也不是张口就能来的。伸夫观察整个班级发现,在一般平民区长大、特别是商家的孩子更能自然地接近女人。他们擅于随机搭话,并很快与对方融洽地一起大呼小叫。与之相比,像伸夫这样住在富人区的工薪族子弟则总是慢半拍。在这方面女孩也是一样,商家的女儿就能比较开朗地攀谈。伸夫邻座的中井洋子家在市内最繁华的街道开料理店,因此她在哪儿都不会露怯。第一个向伸夫问“你家是在圆山吗”的人也是中井洋子。从那以后相互就开始熟悉了,可伸夫还是有些不自然。他总是思前想后:自己跟男孩什么话都能说,可对女孩也那样说会不会被笑话?如果太接近女孩的话别人会不会有看法?“我应该再放松一些。”伸夫虽然心里这样想,可是跟女生单独在一起时却依然拘谨。其他男生虽然嘴上不说,但似乎也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他们常常指责那些跟女孩接近的男生,所以从这一点也能推测出来。“那小子是个软派嘛!”他们虽然嘴上这样指责,但心里却非常羡慕。正像软派和硬汉对待女生态度截然不同,在学习方面也会分为两派。一派当然是为了让女孩看到自己学习成绩好而突然开始刻苦用功的群体,虽然其中也有想以用功学习引人注目的,但大半都是稍作准备,只求不在课堂上出丑。在课堂上老师会点名提问,如果此时无言以答、进退两难可就太丢面子了。就算在课间休息时能跟女生逗乐聚集人气,但如果在课堂上成为笑料却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不过,在原本就不擅于学习的同学中,还有从最初就已放弃学业的人。当老师指名提问时他就回答说“不会”,即使老师斥其“真没用”他也还是一声不吭,老师说“站着吧”,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讲台旁边。虽然放弃努力确实不应该,但那种坦诚的态度却相当豪爽。不过,与其说是坦诚豪爽莫如说是破罐破摔。而女生中既有说“像个硬汉”的赞赏者,也有说“好可怜哦”的同情者。这一点说起来也与针对软派的硬汉相同,这毫无疑问就是不擅于学习者倒打一耙的自我表现。另外还有以显示自己体育好来代替学习好的同学。这种类型虽然在课堂上畏畏缩缩,可一到体操课和放学后就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如果当了运动部的明星选手,在女孩中的人气就会急剧上升,并转化为一种动力激励选手们更加发奋。尽管每个人情况不同,但男生都很在意女生的目光,所以刻苦用功、努力表现。二男女同校之后转眼就过了三个月。虽然男生女生最初只是因为感到新鲜而隔空相望,但只过一个月就轻松交谈,异性意识也淡薄了。当女生中出现了“阿富”的绰号时,男生也跟着一起叫。当男生中有人被叫作“大叔”时,女生也使用这个绰号。称呼者和被称呼者感觉都极为自然,并没有特别的异性意识。这或许应该称作年轻的适应能力。在三个月之后,伸夫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女生中也有学习很差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在男女同校的初期,伸夫深信女生全都学习成绩优秀。她们总是使用崭新的笔记本和削得很整齐的铅笔,老师一开始讲课,她们就一字不落似的记笔记,几乎无人交头接耳、左顾右盼。表面看去她们似乎相当认真,学习能力很强。可是,一旦进行测试,成绩靠前的却大都是男生,而女生只有极少一部分。有的女孩也会在老师点名提问时无言以答,有的还会尴尬得要哭出来。“怎么?没想到女的也有学习不好的呀!”伸夫颇感扫兴,同时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不过,这也是男生们的共同感觉。特别是在学习方面,男生往往会对女生过高评价。“女的为什么那么拼命记笔记却学不好呢?”“不会是因为记笔记把精力耗尽了吧?”“其实她们只是死记硬背而已嘛!”“可也不该那么差呀!”男生们议论纷纷,对自己占据了优势而感到自豪。不过,说到学习之外的事情,优越感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例如,女生在课外活动时指出,有很多男生在做值日清扫时偷懒。“既然如此,最好让男生女生分开值日。”有的女生还如此明确点名批评。此外,还有人向在午饭时间之前吃盒饭的“早饭族”发出抱怨。“在课间吃盒饭,教室里到处都是怪味儿,所以应该禁止!”还有人把男生悄悄塞进女生书包里的情书交给老师并发出呼吁。“请不要再搞这种恶作剧了!”这些事情在男生看来没什么大不了,可女生却似乎难以接受。而且,她们提出的诉求从表面上看都无可非议,所以男生们毫无反驳的余地。“女人这东西相当厉害呀!”这种感叹也是男人们的真情实感。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男女生之间重新形成了较为亲近的团团伙伙。座位相距较近是形成小团伙最简单的理由,尽管程度有所区别却都大同小异。当然,其中有的特别亲近,在上课时也会交头接耳或互相借用铅笔和橡皮,看到的人不禁想皱眉咋舌。虽说如此,因为这都是很自然的接近方式,所以别人也没理由挑毛病。另一种极为自然的实例就是通过加入兴趣活动小组相互接近,像排球部和乒乓球部等女生较多,拉近关系的机会似乎更多。特别是在放学后还要训练到很晚,在活动结束时相互慰劳一声“辛苦啦”,这是十分可喜的情景。与此相比,稍显可怜的就是棒球部和足球部,连一个女生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在对外比赛中听到“高志君,加油”的尖叫声,伸夫就羡慕地想“要是我也那么棒该多好”。其他的像合唱部、报刊部、理科研究班等文化相关小组虽然也有相互接近的机会,但由于比较低调所以不像运动部那么显眼。除了这些因座位靠近和通过课外活动相互接近的情况之外,还有因性情相近而亲密的同学。在这种类型中还有秘密活动的实例。例如在课间休息时去不惹人注意的校园角落里晒太阳聊天的二人组。虽然因为都是同班同学又是在屋外而没什么不自然,但两人坐在草丛中的背影却有种“私会勿扰”的氛围。另外,有的男女生会在放学时脱离群体双双离校。伸夫虽然心里觉得那两人关系不错,却无意做进一步的猜测。实际上即使进一步猜测,两人也并非是在做坏事。而且,那坏事到底是什么也无从得知。与这些秘密发展的二人组相反,还有大大方方主动告白的同学。当然,这几乎都只是男生的表现。不过,一旦明确宣告“我喜欢那女生”,其他人也就没了冷嘲热讽的兴致。采取这种方式的同学大都学习不太用功,表面看似坦率大方,其实也是一种破罐破摔的态度。如果干脆明确告白,就可以避免各种臆测,对同一位女生怀有好感的男生也会因此而放弃。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其实男生也相当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会有女生说出自己所喜欢的男生。不过因为是女生,所以不会像男生那样直白。当选修课堂上出现座位变动的机会时,女生就会占据自己心仪男生旁边的座位,然后开始搭话。稍有不懂之处立刻去找该男生询问,不管听懂听不懂都会做出满意的表情点头。而且会为他削铅笔,看到他袖口有褶皱就帮着抚平,照顾得相当周到。在这个过程中,男生也会有所觉察开始难为情,可女生却毫无害羞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女生一旦明确表示喜欢对方就会坦然自若,反倒更加大胆。除此之外,有的同学会悄悄递送情书,相反有的同学则会故意恶作剧。后者表面看去像是厌恶对方,但其实有时是为引起对方关注而故作姿态。其典型实例就是安岛君试探女生左右田亮子的恶作剧。那是在某日下午英语课开始之前,安岛君把一条酷似实物的玩具蛇放进亮子同学的桌斗里。亮子同学完全不知,在伸手取书时大声喊叫起来。“啊——”亮子同学惨叫一声当场倒下。当然,她很快清醒过来,可接着就放声大哭根本无法上课。班主任伊藤老师高高举起玩具蛇扫视教室问“这是谁搞的恶作剧”,过了片刻安岛君站起身来。“是你干的吗?混蛋东西!”老师挥起手中的名册在安岛君头上拍了一下追问。“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可是,安岛君根本无法回答这种问题。有些同学了解安岛君的心思,所以知道他是因为喜欢亮子同学才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伤着人怎么办?快道歉!”安岛君面朝正在低头哭泣的亮子同学默默鞠躬致歉。虽然安岛君未必居心叵测,可女孩只是看见玩具蛇就被吓晕实在令人意外。这种反应未免有些夸张,不过或许也能说明从纯男生生活中过来的感觉差异很大。可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了。“去讲台前面站着!”老师又拍了一下安岛君的脑袋,随即手指前方发出指令。安岛君大模大样痛快地走到讲台旁面向同学们站下。“怎么会干出这种傻事?”老师又申斥了一句,然后转向还在抽泣的亮子同学。“好啦,别害怕!只是个玩具而已。”老师再次恨恨地盯了一眼玩具蛇,随即啪的

                      ;擅长驾车,射术超群;多才多艺,技能出众;文思敏捷,能言善辩;坚决果断,敢做敢为。五种美德集于一身,休说继承智氏家业,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羿这样的神话人物有一拼。然而荀申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智果的反对,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荀宵。荀申对此不理解:荀宵面相凶狠,人们看到他都怕,你怎么会推选他呢?智果回答:荀宵凶狠,是狠在表面,荀瑶却狠在内心。荀瑶有五种美德,独缺仁义。长得漂亮,武艺高强,能言善辩,才艺出众,敢于任事,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戾之气。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瑶继承家业,智氏必亡。荀申考虑再三,还是立了荀瑶为世子。智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改了族谱,宣布脱离智氏,自称辅氏。这就意味着,此后智氏家族不论兴废存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会拍着大腿,称赞智果是个聪明人。但在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他们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瑶的带领下越来越强盛,甚至超越了荀跞和荀申的时代。公元前472年,荀瑶以亚卿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在犁丘与齐军相遇。战前,他亲驾战车巡视晋军,战马突然受惊,朝着齐军阵营狂奔。以荀瑶的驾车技术,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于是他放马疾驰,一直冲到齐军营垒前才掉头。此举极大鼓舞了晋军士气。在后来的战斗中,荀瑶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擒获齐将颜庚,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公元前468年,荀瑶伐郑。齐国权臣陈恒(即田恒,古代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率军救援郑国。荀瑶得知消息,主动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国的灭亡(陈国于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灭),郑国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说),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是为了替陈国报仇。但是您却跑来救援郑国,让我感到很不理解。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主动撤军了,恕不奉陪。”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陈恒阅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只得提笔回信说:“老是欺负别人的人,不得好死!”不消说,荀瑶很快赢得了晋国人的好感。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伟岸的身躯,机智的谈吐,一往无前的勇气,货真价实的战功,还有调弄敌人的闲情逸致。他宛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晋国,连赵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公元前464年,荀瑶再度伐郑,赵鞅派世子赵无恤随行,担任荀瑶的副手。赵鞅的本意,一是让无恤亲历战场,获得经验和名声;二是向荀瑶表明,晋国日后必定是荀瑶的天下,请他对无恤多多关照。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但是,荀瑶对赵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为意。据《左传》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并不顺利。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郑,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攻势一度受阻。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荀瑶命令身边的无恤出战,带领敢死队强攻新郑的南门。听到这道命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强攻更是险上加险。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箭垛保护自己,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越过护城河,极易伤亡。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笨办法。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无恤来担当。这倒不是说无恤不能冒险,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去当敢死队长的道理。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恤身上,看他如何应对。无恤只说了三个字:“主在此。”主在此,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可软可硬,大有乾坤——软一点说,“有主将在,我不敢争先。”硬一点说,“你是主将,为什么不自己去?”总之就是我不去,你看着办吧!荀瑶盯着无恤看了几秒钟光景,突然操起案几上的一个铜酒壶,朝无恤狠狠砸去,发疯似的骂道:“懦夫!贱人!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无恤躲得快,再加上众将死死劝住,荀瑶非将无恤砸死不可。无恤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家臣都很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瑶拼命。无恤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父亲立我为世子,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强权之下不屈服,不妥协,但也不乱来,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事情到此,本来应该过去了。但荀瑶显然不解恨,从郑国回来后,他专门找赵鞅谈了一次,一本正经地建议赵鞅废掉无恤,另立世子。赵鞅听了,一脸错愕,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过于颟顸(mānhān)还是过于跋扈。要知道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岂容他人插手?更何况赵鞅现在是晋国上卿,智氏家族虽然强盛,荀瑶也不过是个亚卿,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荀瑶却没有关注赵鞅的情绪变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绝,极力向赵鞅证明:不废无恤则赵氏必亡。可是赵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站在竞争者的角度,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对他越有利吗?赵鞅半眯着眼睛,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荀瑶这个人,从骨子里头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质,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外柔内刚的无恤来对付他,倒是没错了。赵鞅睁开眼睛,老练地打了几个哈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将荀瑶打发走了。新郑城下的这场冲突,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埋下了伏笔。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其实赵鞅选择无恤为继承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鞅骨子里头是个旧式贵族,对一切传统事物抱有一种温婉的敬意。他当权的时候,晋国公室已经极度衰落,大权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开始他也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立了嫡长子伯鲁为世子。那时候,无恤还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众多兄弟中,地位最为低下(是以荀瑶称之为贱人)。赵鞅即便不立伯鲁,恐怕也轮不到无恤。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来到赵鞅府上。赵鞅将自己的儿子都叫出来,让姑布子卿给他们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摇头说:“您的儿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将之才。”赵鞅很紧张:“照您那样说,赵氏岂不是没希望了?”姑布子卿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儿子?”赵鞅赶紧叫人将那小孩带进来,拍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这个是我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无恤。”姑布子卿站起来说:“这位才是真正的贵人。”赵鞅说:“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孩子的母亲,是我从狄人那里买来的奴婢,一点也不贵!”姑布子卿高深莫测地说:“天命所赐,虽贱必贵。”赵鞅再问时,他便笑而不答,飘然而去。赵鞅将信将疑,但是从此之后,便开始注意观察无恤的言谈举止,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有一次,赵鞅将自己总结的一些人生格言书写在竹片上,发给儿子们学习。过了些日子去检查,其他人都背不出来,只有无恤倒背如流,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自己的见解。赵鞅很惊奇,便问无恤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无恤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掏出那几块竹片,说:“我每天将父亲的教导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温习,自然记得牢。”这件事无疑大大增加了无恤在赵鞅心目中的分量。过了一些年后,无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赵鞅将儿子们全召到跟前说,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它,就有重赏。大家赶紧驾车出发去寻找,唯有无恤慢慢吞吞,不紧不慢,最后一个出发。几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归。无恤回来之后,却对赵鞅说:“我找到了。”“哦?”赵鞅很高兴地说,“在哪?”无恤说:“您所谓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常山之险,吞并代国。”代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东北与河北西北交界之处,是白狄人建立的国家。赵鞅为了拉拢代国,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无恤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如何吞并代国来扩大赵氏的地盘,同时获得代地盛产的良马。这么多儿子去找宝贝,只有无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经过这件事后,赵鞅下定决心,废除伯鲁,改立无恤为世子。公元前458年,赵鞅去世。无恤办完丧事,还没脱掉孝服,就带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县),请姐夫代王前来相聚。代王欣然赴会,他把这次宴请当作无恤上台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阴谋。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无恤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失去父亲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够看出不对劲的地方——父亲去世不久,就算是装也得装出悲伤的样子,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但是代王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无防备,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随从也喝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上来一队光膀子的精壮厨子,一人拿着一个长把铜勺,给客人分羹。无恤咳嗽一声,用宽大的袖子将脸遮住。代王还没反应过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铜勺重重一击,立马脑浆迸裂。他带来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数杀死。无恤迅速兴兵北上,轻而易举拿下代国。如果要问无恤这一票捞得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赵氏的后人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代郡,下辖区区三十六个县而已。无恤的姐姐听到代王被杀的消息,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当无恤派人接她回晋国,她哭泣道:“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忘记杀夫之恨,是不仁;因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杀。所谓磨笄,就是将发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怜悯这位刚烈的女子,将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张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称后妃自杀殉国,典故就出于此。无恤为了姐姐的死,很是内疚。那时候伯鲁已死,无恤便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赵周,称之为代君。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告诉天下人,赵无恤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赵氏。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赵鞅死后,荀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上卿,三位亚卿分别是赵无恤、韩虎(韩不信之孙)和魏驹(魏曼多之子)。荀瑶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大事。公元前458年,荀瑶谋划进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国,交通极为不便,战车无法通行。荀瑶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作为礼物,载在牛车上送给仇由国君。仇由人欢欣鼓舞,在山中开辟道路迎接。道路开好后,晋国大军随着那口大钟一拥而入,消灭了仇由。公元前457年,荀瑶剑指中山。中山地处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的国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山军中有一种“力士”,身穿铁甲,手持铁棒,“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战斗力极强。但是荀瑶显然不怕中山力士,一举攻下了穷鱼之丘(今河北省易县),后来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县),使中山遭受重创。公元前456年,荀瑶又命韩虎、魏驹率军讨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间的戎人部落,攻取卢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将戎人在伊、雒之间建立的大小政权全部摧毁。这一次行动的意义重大,“自是中国无戎寇”,解决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原的戎患。应该说,荀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人甚至认为,若荀瑶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必能成为晋国中兴的名臣。但是很显然,荀瑶的志向不在于晋国中兴。他将三位亚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原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归属问题。这些土地,自从二氏灭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瑶提出,现在公室人才凋敝,难以管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给四大家族来管理。三位亚卿都无异议——谁会有异议呢?当然,有一个人很有意见,那就是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出公(晋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晋出公是他儿子)。晋出公一怒之下,向齐、鲁两国发出密函,请求他们发兵“清君侧”,讨伐四大家族。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大家族联手起来,将晋出公赶出了晋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出公出逃后,一个名叫姬骄的公室子弟被立为国君。姬骄是晋昭公的曾孙,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公孙忌跟荀瑶的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荀瑶选中。姬骄在历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记》的记载中,他一时被称为晋哀公,一时被称为晋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称为晋敬公。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谥号,没有人花心思去考证。荀瑶现在成为了晋国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实力远在另外三家之上。从公室瓜分来的土地,智氏获得最多,超过其他三家的总和。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兴土木,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宫殿落成之日,家臣都来祝贺。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来。荀瑶半带着醉意,不无炫耀地问士茁:“这房子壮观吗?”士茁回答:“壮观是壮观,但是下臣总觉得有些担忧。”荀瑶说:“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士茁说:“下臣为智氏掌管文书,看到书上说,高山峻岭,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质不肥。您这房子造得太壮观了,我怕它不太适合居住。”士茁这些话,记载于《国语》。该书还煞有介事地说,荀瑶的宫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荀瑶的致命伤,绝不是他喜爱豪宅。喜爱豪宅有什么错呢?家大业大了,建所大房子难道不应该吗?荀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目中无人。有一次荀瑶从卫国出差回来,韩虎和魏驹设宴为他接风。好好的一场宴会,却因为荀瑶戏弄韩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长)段规,最后不欢而散。事情具体经过,据明人冯梦龙杜撰,是荀瑶喝醉了,对韩虎说:“我曾经查遍史册,天下与您同名的,只有齐国的高虎和郑国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个人。”韩虎无言以对,段规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站起来说:“君子以礼相待,不直呼其名,请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开玩笑。”那段规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韩虎身边,头顶还不到韩虎的胸部。荀瑶也不生气,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小朋友知道个啥,这不是你玩儿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给吃了!”说完一阵大笑。段规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不敢发作。韩虎则佯装喝醉,闭着眼睛说:“智伯说得对啊!”然后告辞而出。荀瑶被称为智伯,是他自己要求的。当时的习俗,地位高的卿大夫一般尊称为“子”,如韩虎被称为韩子,魏驹被称为魏子,鲁国的三桓也被称为三子。荀瑶显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便给自己进了个“伯”——伯者,诸侯之长也。荀瑶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宴会结束后,家臣伯国向荀瑶进言:“您今天得罪了韩虎和段规,以后得防着他们一点,否则的话,必有灾难降临。”荀瑶不以为然:“是不是有灾难,那要看我高不高兴。我不发难,谁敢对我发难?”伯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上说,一个人屡犯错误,结怨于人,虽然矛盾没有显露,也要加以防范。《周书》上说,怨恨无大小。君子注意细节,所以没有大难。今天您在宴席上戏弄了人家,又侮辱他的家臣,还认为他们不敢发难,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连蚊子蚂蚁都能害人,何况是韩虎、段规这样有实力的人!”荀瑶嗤之以鼻。韩虎算得上有实力吗?也许有,但是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四大家族中,韩氏的地盘最小,军力最弱,荀瑶只消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韩虎掀翻。段规就更不值一提了,众卿饮酒,他一介家臣,五等残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久久免费人成网站福利院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为新学制,却也只是由初中生变成高中生而已。然而这次却是女孩们就在眼前,自己要跟她们一起上课了。山中老师告别时曾说“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可眼下根本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只能目瞪口呆地隔空远望女子军团。没过多久,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刚才叽叽喳喳的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新班主任是姓伊藤的英语老师。伸夫以前就上过伊藤老师的课,所以早就熟悉,而女生和来自其他高中的男生当然是初次见面。伊藤老师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从今天起大家在同一个班级学习,要和睦相处,共创优秀班集体。接下来就要安排座位了。原以为排座位要按照姓氏拼音的顺序,可伊藤老师却把男女生按身高排序,然后让个头较矮的同学坐在前边。由于课桌是排成纵向八列的单人桌,所以就从靠走廊这边开始男女交叉排列。自己的邻座是谁?男生和女生都心情紧张地望着对方的行列。那边既有远远望去依然引人注目的可爱女孩,也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女生,还有瘦得撑不起制服的女生和体格高大能当相扑力士的女生。大家从前排向后一个个地列坐,伸夫排在靠走廊这一列的倒数第三个,接着坐在邻桌的是来自市立女子学校名叫中井洋子的女孩。她稍微有些凸脑门,长相不算漂亮,但身材苗条,水手服也很得体。偷眼打量,她脑门凸显可能是因为头发编起拢在脑后的缘故。伸夫窥探对方时,发现对方也在朝这边看,伸夫慌忙避开视线,对方也避开了视线。全班同学座位排定之后,伸夫再次环顾周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座位靠着走廊,只有一侧坐着女生,而其他人却都是两侧都有女生。虽然他感到这样有失公平,但回头看看后边,由于女生较少,后边的男生旁边连一个女生都没有。“倒是比他们强点儿……”伸夫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朝前边看去,只见北田君旁边就坐着刚才那位可爱女孩。“那小子,运气不错嘛!”他这回又感到自己有些吃亏,便把视线转向邻座的女孩。心神不定的不只是伸夫,男生都在羞涩而担心地环顾周围。与此相比,女生们却面不改色,也不知是装腔作势还是满不在乎。全班同学坐好之后,伊藤老师开始按名单依次点名,并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我叫阿部雄一,来自一高,请多关照。”因为开头较为简单,于是大家都照样只介绍自己的姓名。但是,从半截开始,那个可爱女孩站起来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爱好和绰号,教室里响起掌声,气氛就轻松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看样子以后会比预料的进行顺利。不过,这个过程未必单纯。由于学生半数为女孩,所以教室里的气氛当然会发生变化,而且男生的服装和态度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前强装硬汉、故意穿破旧斗篷和秃齿木屐的人,忽然换上大衣和新鞋来学校了。其中还有人身穿时髦的短大衣,脖子上围着可能是跟姐姐借来的红围巾。原先以赤足过冬、以皴裂为荣的男生,这回却脚蹬白袜和运动鞋上学了。显而易见,他们这样做都是因为特别在意新同学中的女生的目光。不过,虽然大半男生都装扮得衣冠楚楚,却仍然有人倒行逆施。主要是隶属于运动部和拉拉队的人,他们的服装破旧不堪,腰间夸耀地吊着像是浸了菜汤的汗巾,走起路来也故意迈着外八字踱方步,硬充好汉似的对女生不屑一顾。这种两极化倾向还体现在对女生的接触方式上,既有轻松攀谈、多方照顾的类型,还有几乎不跟女生说话、貌似对女人毫无兴趣的类型。特别是后者,总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每当女人们发出爽朗的谈笑声就貌似不快地皱起眉头。其实,他们并非真的对女生毫不关心,莫如说他们也许在根本上比软派更加关心。但由于与生俱来的羞怯心理和此前的惯性,他们不能坦率地表示好意,只是闷在心里而坚持寡言少语。伸夫当然不是硬派,但虽说如此倒也不是软派。因为他只是不愿做出被人嘲笑的姿态,所以或许应该称作“心情软派”。但是,在男女同校施行后不久的一天,伸夫藏在课桌下的鞋子不知为何跑到前边女生的位置,并且被那个女生交给了班主任。“这双鞋是谁的?”鞋子被班主任高高举起,女生中响起了笑声。那是一双已经变成红褐色的军靴,虽然在当时并非稀奇之物,但因为老旧走形,看上去穿这鞋的肯定是一双傻大脚。伸夫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鞋,可他没有说出来,而是扭头望着侧面。“是谁呀?没有鞋可就回不了家啦!”听到再次询问,伸夫慢慢地举起了手。女生们一齐回过头来。“是高村的吗?鞋袋呢?”“我忘带了。”“不装袋会弄脏教室,你就放在报纸上吧!”“是!”伸夫点头答应,心里觉得班主任特别可恨。把这种鞋拿到大家面前展示,有这个必要吗?没有鞋确实回不了家,可是放在讲台旁边过后自己去取不就行了吗?虽说如此,那个急着把鞋交给老师的女人究竟是何居心?简直无法理解。如果学校里只有男生的话,肯定不会管这种闲事,只会把鞋放在教室的角落。“所以女人特别可恶……”伸夫心里嘀咕道。不可否认,就因为穿了不合脚的鞋,女人们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此后数日之间,伸夫心神不定、情绪低落。他对自己说,大可不必只因鞋不合脚被笑话而介怀,自己完全可以挺起胸膛表示自己的脚就能穿这么大的鞋。不过,他毕竟没有这种气度。不仅仅是伸夫,所有的男生似乎都在煞费苦心地引起女生注意。虽然有人精心打扮,有人对女生温情脉脉,有人强装硬汉,可目的却完全相同。然而,女孩们的理解方式却是多种多样。尽管有人精心打扮、温情脉脉却遭到反感——那个人好恶心呀!而有人少言寡语、不吭不哈却得到好评——那个人好酷哦!有的男生总是端着架子,见面只说一声“早”,却有女生说他“好可爱”。不过,其中对女生极具感召力的无疑是学习成绩优秀的男生。虽然对于打扮优雅和强装硬汉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头脑聪明的男生总是所有女生憧憬的目标。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桥本君虽然个头较矮,却以端正的相貌和秀才所特具的姿态拥有压倒性的人气。在上物理和数学等选修课时,很多女生都想坐在他的旁边。有些男生冷眼以对那些靠装扮和温情博得女生青睐的人,而对成绩优秀的男生却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如果那个男生并不特别喜欢女性的话,那就简直无可挑剔了。说老实话,伸夫在学习方面不得不甘拜下风。在以前的考试中,虽然偶尔会高高在上,但整体上却仍然靠后。不过,从整个班级来讲,伸夫倒也不算太差。虽然考试成绩好歹都能合格,但这样却不足以胜过桥本君。而且,仅仅是学习成绩优秀还会造成态度生硬的印象,女孩也难以接近。实际上对桥本君心怀好感的女生并不在少数,却几乎无人与他亲切交谈。“那种类型太没劲了!”伸夫虽然对桥本有几分同情,但还是要考虑其他更为理想的类型。“既学习好又有亲和力,还能逗女生发笑,这才是最高境界啊!”然而,实际上伸夫根本不可能扮演那种角色。学习方面暂且不说,对女生展示亲和力已是相当不易,还得说话风趣幽默,这可是难上加难。伸夫本来就连向女人搭话都很难为情,言谈举止也不能轻松自如。他甚至对街坊家的女孩弓子都没说过话,所以即使现在突然想说也不是张口就能来的。伸夫观察整个班级发现,在一般平民区长大、特别是商家的孩子更能自然地接近女人。他们擅于随机搭话,并很快与对方融洽地一起大呼小叫。与之相比,像伸夫这样住在富人区的工薪族子弟则总是慢半拍。在这方面女孩也是一样,商家的女儿就能比较开朗地攀谈。伸夫邻座的中井洋子家在市内最繁华的街道开料理店,因此她在哪儿都不会露怯。第一个向伸夫问“你家是在圆山吗”的人也是中井洋子。从那以后相互就开始熟悉了,可伸夫还是有些不自然。他总是思前想后:自己跟男孩什么话都能说,可对女孩也那样说会不会被笑话?如果太接近女孩的话别人会不会有看法?“我应该再放松一些。”伸夫虽然心里这样想,可是跟女生单独在一起时却依然拘谨。其他男生虽然嘴上不说,但似乎也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他们常常指责那些跟女孩接近的男生,所以从这一点也能推测出来。“那小子是个软派嘛!”他们虽然嘴上这样指责,但心里却非常羡慕。正像软派和硬汉对待女生态度截然不同,在学习方面也会分为两派。一派当然是为了让女孩看到自己学习成绩好而突然开始刻苦用功的群体,虽然其中也有想以用功学习引人注目的,但大半都是稍作准备,只求不在课堂上出丑。在课堂上老师会点名提问,如果此时无言以答、进退两难可就太丢面子了。就算在课间休息时能跟女生逗乐聚集人气,但如果在课堂上成为笑料却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不过,在原本就不擅于学习的同学中,还有从最初就已放弃学业的人。当老师指名提问时他就回答说“不会”,即使老师斥其“真没用”他也还是一声不吭,老师说“站着吧”,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讲台旁边。虽然放弃努力确实不应该,但那种坦诚的态度却相当豪爽。不过,与其说是坦诚豪爽莫如说是破罐破摔。而女生中既有说“像个硬汉”的赞赏者,也有说“好可怜哦”的同情者。这一点说起来也与针对软派的硬汉相同,这毫无疑问就是不擅于学习者倒打一耙的自我表现。另外还有以显示自己体育好来代替学习好的同学。这种类型虽然在课堂上畏畏缩缩,可一到体操课和放学后就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如果当了运动部的明星选手,在女孩中的人气就会急剧上升,并转化为一种动力激励选手们更加发奋。尽管每个人情况不同,但男生都很在意女生的目光,所以刻苦用功、努力表现。二男女同校之后转眼就过了三个月。虽然男生女生最初只是因为感到新鲜而隔空相望,但只过一个月就轻松交谈,异性意识也淡薄了。当女生中出现了“阿富”的绰号时,男生也跟着一起叫。当男生中有人被叫作“大叔”时,女生也使用这个绰号。称呼者和被称呼者感觉都极为自然,并没有特别的异性意识。这或许应该称作年轻的适应能力。在三个月之后,伸夫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女生中也有学习很差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在男女同校的初期,伸夫深信女生全都学习成绩优秀。她们总是使用崭新的笔记本和削得很整齐的铅笔,老师一开始讲课,她们就一字不落似的记笔记,几乎无人交头接耳、左顾右盼。表面看去她们似乎相当认真,学习能力很强。可是,一旦进行测试,成绩靠前的却大都是男生,而女生只有极少一部分。有的女孩也会在老师点名提问时无言以答,有的还会尴尬得要哭出来。“怎么?没想到女的也有学习不好的呀!”伸夫颇感扫兴,同时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不过,这也是男生们的共同感觉。特别是在学习方面,男生往往会对女生过高评价。“女的为什么那么拼命记笔记却学不好呢?”“不会是因为记笔记把精力耗尽了吧?”“其实她们只是死记硬背而已嘛!”“可也不该那么差呀!”男生们议论纷纷,对自己占据了优势而感到自豪。不过,说到学习之外的事情,优越感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例如,女生在课外活动时指出,有很多男生在做值日清扫时偷懒。“既然如此,最好让男生女生分开值日。”有的女生还如此明确点名批评。此外,还有人向在午饭时间之前吃盒饭的“早饭族”发出抱怨。“在课间吃盒饭,教室里到处都是怪味儿,所以应该禁止!”还有人把男生悄悄塞进女生书包里的情书交给老师并发出呼吁。“请不要再搞这种恶作剧了!”这些事情在男生看来没什么大不了,可女生却似乎难以接受。而且,她们提出的诉求从表面上看都无可非议,所以男生们毫无反驳的余地。“女人这东西相当厉害呀!”这种感叹也是男人们的真情实感。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男女生之间重新形成了较为亲近的团团伙伙。座位相距较近是形成小团伙最简单的理由,尽管程度有所区别却都大同小异。当然,其中有的特别亲近,在上课时也会交头接耳或互相借用铅笔和橡皮,看到的人不禁想皱眉咋舌。虽说如此,因为这都是很自然的接近方式,所以别人也没理由挑毛病。另一种极为自然的实例就是通过加入兴趣活动小组相互接近,像排球部和乒乓球部等女生较多,拉近关系的机会似乎更多。特别是在放学后还要训练到很晚,在活动结束时相互慰劳一声“辛苦啦”,这是十分可喜的情景。与此相比,稍显可怜的就是棒球部和足球部,连一个女生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在对外比赛中听到“高志君,加油”的尖叫声,伸夫就羡慕地想“要是我也那么棒该多好”。其他的像合唱部、报刊部、理科研究班等文化相关小组虽然也有相互接近的机会,但由于比较低调所以不像运动部那么显眼。除了这些因座位靠近和通过课外活动相互接近的情况之外,还有因性情相近而亲密的同学。在这种类型中还有秘密活动的实例。例如在课间休息时去不惹人注意的校园角落里晒太阳聊天的二人组。虽然因为都是同班同学又是在屋外而没什么不自然,但两人坐在草丛中的背影却有种“私会勿扰”的氛围。另外,有的男女生会在放学时脱离群体双双离校。伸夫虽然心里觉得那两人关系不错,却无意做进一步的猜测。实际上即使进一步猜测,两人也并非是在做坏事。而且,那坏事到底是什么也无从得知。与这些秘密发展的二人组相反,还有大大方方主动告白的同学。当然,这几乎都只是男生的表现。不过,一旦明确宣告“我喜欢那女生”,其他人也就没了冷嘲热讽的兴致。采取这种方式的同学大都学习不太用功,表面看似坦率大方,其实也是一种破罐破摔的态度。如果干脆明确告白,就可以避免各种臆测,对同一位女生怀有好感的男生也会因此而放弃。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其实男生也相当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会有女生说出自己所喜欢的男生。不过因为是女生,所以不会像男生那样直白。当选修课堂上出现座位变动的机会时,女生就会占据自己心仪男生旁边的座位,然后开始搭话。稍有不懂之处立刻去找该男生询问,不管听懂听不懂都会做出满意的表情点头。而且会为他削铅笔,看到他袖口有褶皱就帮着抚平,照顾得相当周到。在这个过程中,男生也会有所觉察开始难为情,可女生却毫无害羞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女生一旦明确表示喜欢对方就会坦然自若,反倒更加大胆。除此之外,有的同学会悄悄递送情书,相反有的同学则会故意恶作剧。后者表面看去像是厌恶对方,但其实有时是为引起对方关注而故作姿态。其典型实例就是安岛君试探女生左右田亮子的恶作剧。那是在某日下午英语课开始之前,安岛君把一条酷似实物的玩具蛇放进亮子同学的桌斗里。亮子同学完全不知,在伸手取书时大声喊叫起来。“啊——”亮子同学惨叫一声当场倒下。当然,她很快清醒过来,可接着就放声大哭根本无法上课。班主任伊藤老师高高举起玩具蛇扫视教室问“这是谁搞的恶作剧”,过了片刻安岛君站起身来。“是你干的吗?混蛋东西!”老师挥起手中的名册在安岛君头上拍了一下追问。“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可是,安岛君根本无法回答这种问题。有些同学了解安岛君的心思,所以知道他是因为喜欢亮子同学才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伤着人怎么办?快道歉!”安岛君面朝正在低头哭泣的亮子同学默默鞠躬致歉。虽然安岛君未必居心叵测,可女孩只是看见玩具蛇就被吓晕实在令人意外。这种反应未免有些夸张,不过或许也能说明从纯男生生活中过来的感觉差异很大。可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了。“去讲台前面站着!”老师又拍了一下安岛君的脑袋,随即手指前方发出指令。安岛君大模大样痛快地走到讲台旁面向同学们站下。“怎么会干出这种傻事?”老师又申斥了一句,然后转向还在抽泣的亮子同学。“好啦,别害怕!只是个玩具而已。”老师再次恨恨地盯了一眼玩具蛇,随即啪的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手指插进双鬓和后脑勺稀稀落落的白发里,僵挺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要留住思绪,或者相反,阻止大脑继续思考。他听见女人们进来了,知道她们从哪里来,知道她们刚才在干什么,知道她们那时赤条条的,知道这一切并非由于他突然恢复了视力,像其他老人那样蹑手蹑脚地去偷看某个女人洗澡,而这回是三个女人,他早已失明,现在依然失明,只是走到厨房门口,听见了她们在阳台上说的话,听见了笑声雨声和水声,呼吸到了带肥皂味的空气,然后回到了他的沙发上,正在想世界上还存在生活,正在问这生活是否还有他的一份。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已经洗过了,现在轮到男人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还下雨吗;下,还在下,阳台上的盆里有水;这样的话,我想到洗手间去洗,在澡盆里洗,说这个词的时候好像在出示他的年龄证书,好像在说,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说澡盆而不说浴缸,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不想把洗手间弄脏,保证不把水溅到地上,我是说,尽量这样做;既然这样,我把盆端到洗手间里去;我帮你端;我自己端得动;我还没有残废,一定要做点事;好,来吧。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把几乎满满一桶水往屋里拖;抓住这里,她拉着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攥住桶的那一边;好,他们把桶提起来;幸亏你来帮助,我一个人还提不动呢;有一个谚语,你听说过吗;什么谚语;老人干活不多,但轻视他的人是疯子;那个谚语不是这样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把孩子两个字换成了老人,把讨厌两个字换成了轻视,不过,所有谚语都一样,要想继续流传下去,又保持原来的意思,必须随着时间加以修改;你是位哲学家;过奖了,我只不过是个老头子。他们把桶里的水倒进浴缸,后来医生的妻子想起来还有一块没用过的香皂,便打开抽屉,把香皂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手里,你会浑身散发香气,比我们还香,随便用吧,不用担心,我们会缺食物,但不会缺香皂,大概附近的超市里还多着呢;谢谢;必须小心,不要滑倒,如果需要,我去叫我丈夫来帮你;不用,我愿意自己洗;随便吧,注意,伸出手来,这是刮脸刀和须刷,要想刮胡子的话就用吧;谢谢。医生的妻子出去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脱下分配衣服时穿上的那件睡袍,小心谨慎地走进浴缸。水很凉,也很少,不到一拃深,三个女人笑着在水龙头似的雨水下冲洗和他这样用脚搅动这个可怜的小水洼有天壤之别。他跪在浴缸底,深深吸了一口气,两手捧起水,第一捧浇在前胸上,他几乎停止了呼吸,然后他很快把全身浇湿,为的是来不及打寒战,接着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香皂,用力搓肩膀,四肢,胸部,腹部,阴部和大腿根,我比畜生还脏,他想,后来又往大腿甚至有一层泥的脚上打上香皂。他没有马上冲洗,他要让香皂沫在身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完全发挥作用,去除泥污,这时他说,我应当洗洗头,他把手举到脑后,解开眼罩的扣,你也该洗个澡了,扣子解开了,眼罩掉进水里,现在他感到身子暖和了,先把头发浇湿,然后打上香皂,现在他浑身泡沫,成了白色眼疾患者眼里一片广袤的白色中的白色泡沫人,谁也看不见他,但是,如果他这样想,那就错了,这时候他感到有两只手摸了摸他的脊背,又从他的胳膊以及胸部收集起泡沫,慢慢抹到他的背上,仿佛此人看不见自己干的活,但干得非常认真。老人本想问一声,你是谁呀,但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老人打了个寒战,这次不是因为感到冷,那两只手还在轻轻地为他搓洗,那女人没有说,我是医生的妻子,或者,我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或者,我是戴墨镜的姑娘,洗完以后,两只手离开了,在寂静中老人只听见洗手间的门轻轻关上的声音,现在这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跪在浴缸里,浑身不停地颤抖,仿佛在乞求上苍的仁慈和怜悯。她是谁呢,老人心里暗想,理智告诉他,只能是医生的妻子,她看得见,她一直在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食物吃,现在又悄悄地关心我,毫不奇怪,这是理智告诉他的,但他不相信理智。他还在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由于寒冷。他从浴缸底部摸到眼罩,用力揉搓了一阵,拧干,套在头上,有了眼罩他觉得不像原来那样一丝不挂了。他擦干身子,带着一股香气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当中有个刮过脸干干净净的男子汉了,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遗憾地说,真可惜,你的背还没有洗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心里想,我刚才没有相信理智看来是对了。食物所剩无几,他们给了斜眼小男孩,其他人必须等待再找来食物后才能吃。家里只贮存着几个水果罐头,一些水果干,白糖,吃剩的饼干,烤面包片,把这些和其他能保存的食品凑到一起,以备不时之需,但食物必须每天去找,如果命运不济,出去的人空手而归,那么就每人分两块饼干,一小勺水果罐头。有草莓的和桃子的,不知道你们都爱吃什么,还可以要三瓣核桃和一杯水,但不知道这奢华生活还能维持多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她也想去找食物,三个人不算多,虽然其中两个是盲人,但可以拿东西,还有,她家离这里不太远,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去看看,是不是被占用了,占用者是不是熟人,比方说哪个楼里的邻居有亲戚从乡下来了,家里住不下,瘟疫袭击了村庄,逃到这里来躲避,人们都知道城里条件总会好一些。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走了,洗过的衣服要等天气好了才能晾干。天仍然阴沉沉的,但看样子不会再下雨。垃圾被雨水冲走了,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街道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宽阔的柏油路面一段段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但愿能继续下雨,不停地下,在这种状况中,最倒霉的莫过于出太阳,医生的妻子说,我们这里腐烂和恶臭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我们洗过澡,所以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气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丈夫虽然怀疑自己因为洗凉水澡患了感冒,但还是同意妻子刚才说的话。街上,一群群盲人利用雨停的间隙出来寻找食物和满足排泄的需要,虽然吃得少,喝得少,但排泄还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条狗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刨刨垃圾堆,其中一条嘴里叼着只淹死的大老鼠,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最近几场雨大得出奇,这个善于游泳的动物在很不利的地方被洪水堵住,无计可施。舔泪水的狗没有加入旧时的伙伴们的队伍,而是独自猎取食物,看来它决心已定,但又不肯等人们喂养,嘴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那些垃圾山里埋着难以想象的宝物,只要肯找,肯刨,就能找到。一旦机会出现,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也要在记忆中找,在记忆中刨,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四个转角,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那里的转角不只四个,而是指他们居住的街道,四个街角将成为他们的坐标,盲人们关心的不是哪边东哪边西,哪边南哪边北,他们只想让触觉灵敏的手告诉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从前,盲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往往拄一根白色手杖,不停地在地上和墙上敲打,这声音是一种密码,凭着它辨认路线,但现在不同,所有人都失明了,这种手杖淹没在一片嗒嗒声中,几乎毫无用处,还有,周围白茫茫一片,盲人甚至会怀疑手中是否拿着什么东西。而说到狗,尽人皆知,它们除了我们称之为本能的东西之外还有其他辨别方向的手段,当然,它们眼睛近视,不大相信视力,但鼻子长在眼睛前面,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以防万一,舔泪水的狗在主要地标都抬起一条后腿,如果某一天迷了路,微风会负责把它领回家里。他们一边走,医生的妻子一边往街道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设法补充少得可怜的食品贮备。那些老式食品店还没有被洗劫一空,只是因为库房里还有些菜豆或者鹰嘴豆,这些豆科食物煮起来颇费时间,而时间就是水,时间就是燃料,所以直至现在豆类声誉还如此不佳。医生的妻子对谚语并无特别的癖好,不过这古老学问中的某些东西大概早已刻在脑子里,她带来的塑料袋中有两个装满了菜豆和鹰嘴豆就是证明。保存无用的东西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祖母对她这样说过,并且,浸泡豆类的水也能用来煮,煮后就不再是水,而成了汤。有时候并非一切都消失净尽,总会留下一些可供利用,这种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既然现在离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原来居住的街道还很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带着装满菜豆鹰嘴豆和其他拣到的东西的塑料袋呢,这样的问题只能出自一生从未经历过匮乏日子的人之口。医生妻子的祖母说过,即使是块石头也要拿回家,老人只是没有想到补充一句,就是拿着它绕地球一周也在所不辞,这正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壮举,绕最远的路往家里走。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医生的妻子有眼睛,马上告诉了他;他说,我是在这里失明的,就在有红绿灯的路口;现在我们正好在那个路口;就是这里吗;对,正是这里;我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关在汽车里,什么也看不见,外边的人们大声吼叫,我歇斯底里地喊叫说,我失明了,后来那个人来了,才把我送回家里;可怜的人,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他再也不会偷汽车了;我们多么难以接受总有一天要死的想法呀,医生的妻子说,所以我们总是设法为死者开脱,仿佛是提前请求别人在轮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原谅我们;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梦,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好像梦见我失明了;我在家里等你回去的时候也这样想过,丈夫说。离开了遭遇那场祸事的十字路口,他们沿着几条迷宫似的窄小街道前行,医生的妻子不熟悉这些地方,但第一个失明者没有迷路,为大家指明方向,医生的妻子说出街道名称,他就说,往左拐,往右拐,最后他说,这就是我们那条街,我们的楼房在左侧,差不多在街的中间;门牌号多少,医生的妻子问;他想不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并非我想不起来,而是我头脑里的东西全被清除干净了,他说,这是个凶兆,连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知道,梦境取代了记忆,我们该在哪里停下来呢。事情并不严重,接着往前走吧,幸亏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她报出了门牌号,这样就免得使用第一个失明者建议的方法,他自以为是地说靠触觉也能认出自己所住楼房的门,仿佛他手里拿着根神奇的魔术师的小棍,点一下,出来金属,再点一下,出来木头,点三下或者四下,一个完整的画面出来了,毫无疑问,就是这里。医生的妻子领着他们走进去;第几层,她问;三层,第一个失明者回答,他的记忆力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衰弱,忘了一些事,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些事还记得,比如他想起了失明以后从这扇门进去的时候,后来偷了他汽车的那个人曾问他,您住第几层,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是乘电梯上去,而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楼梯既黑暗又光芒耀眼,只有没有失明的人才需要电,需要阳光或者一截蜡烛,现在医生的妻子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楼梯里的半明半暗,半路上,往上爬的人碰到了两个往下走的女人,她们是上层的盲人,也许就是第三层的,但谁也没有问一声,确实,邻居们都不像原来的邻居了。门关着。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我来,第一个失明者说。他们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里边没有人,第一个失明者说,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耽误这么长时间无须诧异,在屋子最里边的盲人听到有人敲门也不能跑过来应门;谁呀,需要什么东西吗,从屋里出来的男人问,他表情严肃,显得颇有教养,平易近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们原来住在这所房子里;啊,那人惊叹了一声,接着问道,有别人和您在一起吗;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一位女友;我怎么能知道这房子是您的呢;这很容易,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告诉您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对方沉默了几秒钟以后才说,进来吧。医生的妻子故意留在后面,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谁也不需要人带领。那盲人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出去寻找食物了,也许我应当用她们二字,不过我不相信这样说一定正确,他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尽管我本应当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医生的妻子问;她们是指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那么您还说本应当知道是否该用阴性的她们呢;我是作家,作家应当知道该用哪个词。第一个失明者感到受宠若惊,想想看,一位作家住在我家里,他随即产生了一个疑问,问对方的名字是否显得没有教养呢,他也许听说过这个作家,甚至可能曾读过他写的书呢,他还在好奇心和谨慎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妻子直截了当把问题提出来了,您叫什么名字;盲人们无须有姓名,我只是我说话的声音,其他都无关紧要;可是,您写过书,书上都有您的名字呀,医生的妻子说;现在谁也不能看那些书了,所以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第一个失明者觉得谈话的内容离他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远,便问道,您是怎样来我家住的呢;就像许多已经不住在原来地方的人一样,我回到家里,发现家被一些人占了,他们不肯听我讲理,可以说我们是被人家推下楼梯的;您的家离这里远吗;不远;后来您又去设法要过房子吗,医生的妻子问,现在人们常常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后来我又试过两次,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吗,对;那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之后打算怎么办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像他们对待您一样,把我们赶走吗;我年岁大了,没有力气那样干,即便年轻有力气,我也不相信能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一位作家到头来在生活中也养成了写作所需要的忍受力和耐心;这么说,您要把房子留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那么办了;我看您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医生的妻子已经猜到了作家怎样回答;您和您的妻子,还有与你们一起来的女友,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猜是这样,对吧;对,完全正确,就住在她家,离这里远吗;不能说很远;那么,如果您允许,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说吧;我们仍然像目前这样,现在我们两人都有家可住,我继续注意我的房子那边的变化,如果有一天发现房子腾空了,我立即搬过去,先生您也同样,定期到这里来看看,如果发现房子腾空了,就搬回来;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个主意;我也没有指望您会喜欢,但我怀疑您会更喜欢除此之外唯一的另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此时此刻你们收回属于你们的房子;可是,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们到外面去住;不行,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插嘴说,就像现在这样吧,以后再说;我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作家说;什么办法,第一个失明者问;我们作为客人住在这里,这所房子不小,住得下我们所有人;不,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仍然维持现状吧,我们住在这位女友家里,我无须问你是不是同意了,她对医生的妻子说;我也无须回答你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作家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一直等着你们来要这所房子;在众人都失明的情况下,最顺理成章的做法是满足现状,医生的妻子说;自从瘟疫开始以来,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三天前刚刚从监禁地出来;啊,你们是被关进隔离检疫区的吧;对;很苦吧;说得太轻了;令人毛骨悚然;先生是位作家,正如刚才所说,作家必须善用各种词汇,所以应当知道形容词对我们来说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作家应当相信,杀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无须再说什么毛骨悚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词汇太多了;我是说我们的感情太少了;或者是我们还有感情,但已经不再用词汇表达它;所以我们丧失了感情;我想请你们说说在隔离检疫区是怎样活过来的;为什么;我是作家;必须在那里边住过才能

                      久久免费人成网站福利院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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