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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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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裸体免费视频无需下载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皇帝久病,长期服用中药,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课题组为了进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参考了《中国医药报》2004年12月29日第7版报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该患者长期超量服用牛黄解毒丸),二者对比之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发砷含量的66倍。换言之,光绪皇帝也不应该是慢性砷中毒,光绪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中药而可能产生的发砷含量过高,可以排除,因为数据对不上。那么,光绪皇帝头发内那么高的“发砷含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课题组紧接着,化验了光绪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残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很明显,光绪皇帝头发的砷含量,与他的头皮、脊椎骨、内衣残片等物体的砷含量,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头发的高砷含量,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进而,课题组经过反复研讨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质疑:既然光绪皇帝的身体砒霜中毒,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内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较高呢?这个问题很刁钻,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不容回避。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各种可能:1.光绪皇帝右手抚胸而死,并且死后甚至下葬后仍保持了这个姿势。2.光绪皇帝内衣穿着欠整齐,右袖直接接触胸部。3.光绪皇帝内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经腐烂、灭失。4.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经被盗,尸体被摆弄过。5.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以来,北京城乡一带发生过好几次强地震,棺木内部所有东西位置都随着地面震动而发生过位移…………读者还可以推测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内衣残片、头发上面的砷,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观的来源的。既然棺木的内部四周,都没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却偏偏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头发、内衣……对于这一点,最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几乎可以断定的解释,就是:光绪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因此,课题组得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该份尸检报告的出台过程和检测数据来看,其依据和理由,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这份报告,全名叫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是一份公开材料,各位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其进行查阅。目前学界有多名学者否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观点,但是其争鸣观点却纷纷回避这份尸检报告而另觅途径,从清代的宫廷医疗记录、宫内人士的回忆录、逻辑推理等方面入手,我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推论得多么合理,最终仍然无法忽视这份尸检报告,因为,这是科学的数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是用现代科学化验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证明力,自然远远超过那些宫廷诊脉笔记、耳闻、回忆和逻辑推理。也就是说,反对者无论怎样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终都必须要合理解释这份《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无法回避的,是必须直面的科学数据。那么,是谁下砒霜毒死了光绪皇帝呢?是慈禧太后吗?那也不一定。不少读者也许会认为,在堂堂紫禁城里面,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根本没有人敢对光绪皇帝下手。我认为,这种“想当然”、“有罪推定”的猜测,无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历史上,胆敢谋害极权统治者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随手举例如下: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陈德,一个人持刀闯进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谋刺嘉庆皇帝。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剑弓箭,直接杀进紫禁城,刀锋直指嘉庆皇帝。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为、谭嗣同,合伙谋刺当时的极权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些,还远远不是仅有的例子,读者有心要找的话,还有许多。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后之外没人敢杀光绪皇帝”这种猜测,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实是坐井观天式的主观臆测,而这种主观的态度,是一个严谨的读书人所应努力戒除的学风。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结论。无论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都必须举出充分的、能够形成基本证据链条的人证、物证、书证或者其他确凿的证据,否则,那就只能算是猜测,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叫作“合理推测”,而不能叫作“定论”。综上所述,我认为:1.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对而言最为靠谱的说法。2.至于慈禧太后是不是凶手,定论为时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本案至今扑朔迷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一个刺客开枪击中,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是谁谋杀了宋教仁?本案至今有两个说法一说袁世凯,二说陈其美。我拟从案发当年上海各界媒体对案件侦查和审判的报道入手,尝试重读本案,并提出严谨、稳妥的看法,也借此抛砖引玉,向各位请教。我们先来看看本案侦查和审判的关键过程和细节:宋教仁被刺之后,国民党人带了一个名叫“王阿法”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并继而协助巡捕房抓捕了刺杀宋教仁案的指使人应夔丞。由于当时庭审是公开的,记者记录下来了以下的庭审记录,收录在邵力子、杨千里、叶楚伧、朱宗良、徐血儿所编著,由民立报馆于1913年出版发行的《宋渔父》第一集:“……前晚,由国民党某君偕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法,向(上海公共捕房)卜总巡报称:一星期前因售字画至小西门外应桂馨(应夔丞)处,应出一照片,云谋办照上之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因无此能力,未曾允许,当即照片交还……卜总巡乃亲率五十号西探……至迎春坊李妓处,将应拘获,带回收押……佩克律师复诘称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抑或第二次?王阿法称是第二次……(应夔丞)又向王阿法诘称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阿法答称:第二次至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向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伊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此种供词应请堂上注意……”依据这份庭审记录,王阿法说一个名叫“应夔丞”的人,曾经指使他刺杀宋教仁,未果。王阿法的上述证言,虽然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不排除口误或者记忆错误。王阿法到国民党处报案,也并非一定不合理。国民党当时也对社会开出了悬赏价格,而且赏金颇高。抓捕了血案指使人应夔丞之后,巡捕房又带队去了应夔丞的家中,将本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抓捕归案。对此,《宋渔父》这本史料,是这样记录的:“……应夔丞既获,随即抄其家屋,凡来访者皆被拘……见有一短身着新服者……果为行刺先生之凶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武就捕后,一一供认不讳,亲自签字……”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之后,留下了初审口供。《中华民报》3月29日对案件的调查跟进报道如下:“……29日中华民报载,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一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系陈玉生,除已侦获,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兹又研诘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冯岳君者,亦是应夔丞指使行刺同谋之人,现因该三犯均系案中要犯,未便任令远飏,故由卜总巡前日致函公廨关献员,请速出票协同缉拿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三犯,务获解讯等因,昨经关献员准即照办云……”《中华民报》的这份报道显示:武士英很明确地供出了以下的行刺指使人——应夔丞(应桂馨)、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又名冯玉山)。我们再看《民立报》于1913年3月26日的报道:“……26日下午5时,法捕房解凶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领事聂献员与英界会审员关炯之及城内审判庭王庆瑜列坐会审。闻凶犯武士英供自称吴福铭,山西人,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行刺前一日(19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识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当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吾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陈说这人于中国有害,所以毅然决然答应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同陈到六野旅馆,开一间房,到行刺的那日(20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的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一名×××,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买票,在外面看风,票遂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扑地在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去,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言:‘如今好了,我们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桂馨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做得好,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去读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至此间,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但是我只得三十元云云……’”可见,在这份庭审记录中,武士英对其作案过程,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3月27日,《民立报》进一步报道:“……武士英被捕之时,已经供认应桂馨所指使:我白天尚不晓得要干这事……”再后续的审讯当中,武士英进而对公众宣称“我是上了应夔丞的当”。应夔丞是谁?此人曾经是国民党人陈其美的部下,当时是北洋政府属下的江苏巡查总长,同时也兼任一个名叫“共进会”组织的头目。史料《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章节《凶徒丑迹记》,对应夔丞的背景,有如下的描述:“……应桂馨,字夔丞,年四十九岁,浙江宁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20号,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庇护著名流氓范高头者,即此人,光复之际,沪军都督府曾利用之为间谍科科长,以为羁縻之计,寻至南京总统府充庶务员,因滥用公款被逐,南北统一后,入京运动总统府,任之为长江侦探科长……后陈君(陈其美)致函中山谓此人不可靠,遂令至下关兵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应夔丞,原本是革命党的人,但是后来暗地里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成为了北洋政府的人,并且陈其美暗中对此人不满,不愿意重用他。应夔丞还不是本案的最高指使人。还有更高的指使人——北洋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我们来看看应夔丞和洪述祖之间关于谋害宋教仁的秘密电报,是怎样被截获的。以下是史料《宋渔父》的记载:“……程都督本预约于26日会同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报局保存,乃26日下午,英总巡卜罗斯君及陈英士(陈其美)诸君均到电报局照办……应桂馨家中所得证据甚多,而最关紧要者则暗杀案发现之电信是也,其关于此案之电报各信,无非应夔丞与洪述记(洪述祖)之件,故洪述记送为此案之要犯……其人凶恶阴险……”由此可知,应夔丞事前和洪述祖的来往电报,事后被陈其美和巡捕房查获了。我们来看看被截获的一些关键电报,它们被刊于《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版,《民立报》那时向公众公开了这些电报:“3月14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寒电):‘梁山匪魁(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3月18日,洪述祖回电应夔丞:‘川密。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3月20日,宋教仁被刺。)3月21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川密,号电谅悉,匪魁(宋教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夔。’”这些电报很清楚地显示是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洪述祖,指使应夔丞安排谋杀了宋教仁。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谋杀宋教仁呢?对此,史料《宋渔父》收录的《凶手丑迹记》的推测是,洪述祖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司——赵秉钧、袁世凯:“……(洪)此次挟资南来,系为解散欢迎国会权,杀机遂起,而我宋先生首当其冲,伤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实欲借是以媚其主耳……”综合上述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以下的故事版本,也许是至今而言比较稳妥的一个版本:1.应夔丞是陈其美的人,但是暗地里接受了北洋政府秘书洪述祖的招募。2.应夔丞得知洪述祖有心谋杀宋教仁,于是,应夔丞主动向洪述祖提出刺杀宋教仁的提议,目的为获取丰厚的报酬。3.征得洪述祖首肯之后,应夔丞派出陈玉生等属下,指使武士英杀死了宋教仁。4.案发后,国民党人偕同报案人王阿法,到巡捕房举报,及时抓捕了应夔丞、武士英。5.陈其美一行人搜出应夔丞和洪述祖的电报,列为呈堂证供,由于洪述祖为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因此本案的嫌疑人直接指向了北洋政府的第一首脑袁世凯。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案发之后,陈其美为何很快知道应夔丞是指使人?果真是出自王阿法的举报吗?不一定。不能排除有以下可能:王阿法是个虚假线人。陈其美不但对本案一直知情,而且直接牵涉在内。但是,这仅仅是猜想,也有一些间接的相关线索,可是至今仍然没有确凿和直接的证据。当然,也正是因此,陈其美也逃不掉嫌疑——宋教仁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是宋教仁和孙中山、陈其美一伙,长期以来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就是说陈其美出于内斗暗杀了宋教仁,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此,我出于十分严谨的角度,尝试对案件各个涉案当事人作出暂时的定性如下:1.袁世凯: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2.赵秉钧: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3.洪述祖: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主凶。4.应夔丞: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同谋。5.武士英:受应夔丞、陈玉生指派,充当直接杀手。6.陈其美: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也就是说,从目前所能查到的确凿证据看来,我只能得出以下确定的结论:是应夔丞为讨好洪述祖而谋杀了宋教仁。1919年,洪述祖被北洋政府逮捕并且执行死刑,这个处理,应该说是妥当的。而至于洪述祖是不是袁世凯、陈其美的替罪羊,则都是在间接证据基础上所作出的推论,虽然其推论也不乏合理之处,但是,毕竟那只是推论,仍然算不上是铁案一桩。这是我对宋案的严格定性,这也是一个权宜的定性。我认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当下,目前的这个定性,暂时而言是比较稳妥的。当然,我也只是依据可靠史料进行的推理,本文也绝非一份判决书。我也希望借本文以抛砖引玉。希望这起罗生门,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那么皇姑屯事件,果真是苏联特工嫁祸日本人的阴谋吗……时间穿越到1928年6月4日清晨。此前,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躲避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乘坐火车专列,从北京赶回沈阳。此刻,清晨5点30分,列车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厢突然遭到炸药爆破,瞬时,列车车厢被颠覆,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并于当日死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姑屯事件”。是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炸死了张作霖?关于谋杀张作霖的凶手,民间有传统的“河本大作说”,也有新奇的“苏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美女裸体免费视频无需下载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人之将死,很多事也看得开了,晋景公同意了栾书的建议,将郑成公放回郑国。同年五月,晋景公基本丧失了料理朝政的能力,将大权交给了大子州蒲,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厉公,自己则退居后宫,当起了太上君。说来也是冤冤相报,晋景公退居二线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恶鬼,长发及地,捶着胸脯,跳着走路(就像港片中的僵尸),追着晋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不仁不义。我已经请求上天惩罚你了!”晋景公躲到寝宫的门后,那恶鬼用手一推,沉重的宫门竟然应声而倒。晋景公大惊失色,又逃到内宫,恶鬼又毁掉了内宫的门户,势不可挡。晋景公汗津津地醒来,病情进一步加重。很明显,这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医了,于是将桑田(地名)的巫师召进宫来作法除妖。巫师在宫中布了一个阵,焚香沐浴,披头散发地做了一通法事,仿佛灵魂出窍,如痴如醉,打翻了几十个青铜器皿,然后用一种非人类的声调说:“这宫中有恶鬼。”“什么样子?”晋景公连忙问。“头大如斗,长发及地,捶胸顿足……”巫师的描述和晋景公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巫师还说,如果没猜错,这恶鬼必当是赵氏家族的先人,因为两年前的灭门惨案,现在来找国君报仇了。“那该怎么办?”晋景公惊恐道。巫师摇摇头,说:“您怕是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秋天麦熟。尝不到新麦的意思,自然是活不过秋天。晋景公不甘心,打听到秦国有位叫做医缓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便厚着脸皮派人去找秦桓公,要他派医缓来晋国给他治病。秦国人自古厚道,不喜欢趁人之危。虽然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秦桓公还是派医缓即刻启程前往晋国。医缓还在路上,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说:“哎呀,那个医缓可是神医,他一来,必定会伤害我们,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个说:“我们躲到膏肓之间,他能将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小孩就是我们在医药广告中看到的病毒啦。古人将心脏部分的脂肪叫做“肓”,心脏与隔膜之间叫做“膏”,这两个部位针灸不到,药力也难以到达,所以后人将“病入膏肓”作为一句成语,代表无法治愈的绝症。医缓到了晋国,看了晋景公的病情,也说:“没办法治了,您的病已经在膏肓之间,下不了针,也用不了药,没办法治了。”晋景公听了默不作声,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您真是神医。”于是命人厚待医缓,将其恭送回国。同年六月,麦子成熟。公田的管理人员按照传统,给国君送来当年的新麦。晋景公突然想起桑田巫师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命人将巫师抓来,将新麦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的新麦。”“你不是说我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晋景公恶狠狠地说,用眼神示意侍卫,缓缓地闭上双眼。身边的侍卫便将巫师像小鸡一般拎起,拉到宫门之外斩首示众。当天中午,厨房用新麦熬了一锅粥给晋景公喝。说来也怪,就在晋景公举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感觉肚子发胀,连忙让人背他到厕所去。刚蹲下,整个人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一头栽进了粪坑,淹死了。说句题外话,如果当年有人发明了马桶,晋景公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最冤枉的是那个背他上厕所的人。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上了天空。出于某种骄傲感,他醒来之后就将这个梦讲给了旁边的人听。晋景公淹死之后,人们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便叫他给晋景公作了陪葬——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祸从口出,哪怕只是一个梦,也最好将它牢牢地放在心上,不要轻易对人说起。纵观春秋中期的历史,晋楚争霸无疑是那些年间国际关系的主题,如同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题一般。楚国的霸业,始于楚武王、楚文王,成于楚成王,又在楚庄王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成于晋襄公,在晋灵公、晋成公年间一度沉寂,到了晋景公手中,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平心而论,晋景公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没有颠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但是他踏实肯干,不喜欢瞎折腾,在用人方面基本上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带领着晋国的一班朝臣,兢兢业业地守住了祖宗留下的基业,实现了晋国霸业的中兴。晋景公死后,鲁成公觉得这是一个向霸主之国拍马屁的机会,亲自从曲阜跑到新田去参加晋景公的葬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参加葬礼的义务,只能赠送相应的慰问品。鲁成公这样做,自然是用力过猛,结果又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晋国人以七年前鲁国曾与楚国秘密交往,企图背叛晋国为名,将鲁成公扣留起来,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三月才将他放回去。关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也觉得很丢脸,连晋景公的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都没有按惯例记录在案。【虚假的和谈】公元前580年三月,鲁成公灰头土脸地回到曲阜,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晋厉公的使者郤犨。双方在曲阜举行会晤,重新签订了同盟条约。有必要介绍一下晋国的郤氏家族。郤氏家族原本也是晋国公室成员,姓姬。晋献公年代,有一位叫做“豹”的公族大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晋献公的重用,被赐封郤地,由此建立郤氏宗族。骊姬之乱的时候,郤豹的儿子郤芮跟随公子夷吾出逃,并帮助其回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惠公、晋怀公年间的重臣。后来晋文公回国,郤芮不甘心失败,伙同吕甥纵火焚烧公宫,打算烧死晋文公,然而事情败露,郤芮被杀,郤氏家族由此成为晋国的罪臣。郤芮的儿子郤缺继续生活在父亲的旧封地翼城,只是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农夫。某一年冬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臼季经过翼城,在田间发现有个农民举止不凡,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郤芮的儿子郤缺,于是向晋文公举荐,让他担任了下军大夫。郤缺文武全才,为人谨慎,做事勤恳,官越做越大,最终在晋成公年代接替赵盾做到了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官。他的儿子郤克也不是泛泛之辈,在邲之战中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又接替士会成为中军元帅,并且在鞍之战中带领晋军大败齐军,为维护晋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郤克死后,他的儿子郤锜继承家业,成为郤氏家族的族长,因为被封驹地,所以又号称驹伯;郤犨则是郤氏家族分支,号苦成氏,其祖父郤义和郤锜的祖父郤芮是亲兄弟,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苦成叔子;另外还有一个郤至,是郤犨的侄子,因为被封温地,当时的人们又尊称其为温季。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难,赵氏家族元气大伤,赵朔、赵括、赵同等人均被杀死,郤氏家族趁机填补空缺,郤锜、郤犨、郤至都担任了要职,史称“三郤”。郤犨来到鲁国,除了代表晋国与鲁国结盟,还有一个私人任务,那就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求婚。公孙婴齐的父亲是鲁宣公的同胞兄弟公子。他的母亲嫁给公子叔肸(xī)的时候,没有举行媒聘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一个女人没有经过媒聘之礼就出嫁,那就只能算作妾。因为这层关系,鲁宣公的夫人穆姜很看不起她,说:“我才不与妾为妯娌。”等到公孙婴齐出生之后,就要公子叔肸休了她,并将她嫁给了齐国的大夫管于奚。这个女人在齐国又生了一子一女。后来管于奚去世,齐国人又将她送回鲁国,交给公孙婴齐赡养。公孙婴齐是个厚道人,将母亲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其中男孩担任了鲁国的大夫,而女孩则嫁给了大夫施孝叔,成为施夫人。不知道为何,郤犨对这位施夫人情有独钟,指名要娶她回去做老婆。晋国势力强大,连鲁成公都对郤犨唯唯诺诺,公孙婴齐哪敢得罪他?于是跑去和妹夫施孝叔商量,要他将妻子让给郤犨。施孝叔听了公孙婴齐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这算哪门子事啊?一个外国人跑到鲁国来,看中了他的老婆就要带走,如果他看中的是国君的夫人呢,也要答应他吗?然而,这些话说也没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族的生存,他只能答应公孙婴齐的要求。倒是施夫人誓死不从,她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且不抛弃伴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施孝叔很是无奈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答应晋国人的要求,国君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施孝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施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洒泪告别。施夫人到了晋国,给郤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惊人的类似,然而不幸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六年之后,郤氏家族灭亡,郤犨被杀,她又被晋国人送回鲁国。施孝叔亲自跑到黄河边迎接她,但是当着她的面,将郤犨的两个儿子扔到黄河中淹死。施夫人肝肠寸断,对施孝叔说:“你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将她拱手让人,现在又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家的遗孤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好结果?”于是对天起誓,不再回到施家——当然,这也是后话。相比郤犨的夺人所爱,郤至的蛮横霸道也不遑多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0年秋天,郤至和周王室在温城所属的鄇(hóu)地(地名)的所有权上发生争执。当时的天子周简王派王室大臣刘康公、单襄公跑到新田,请晋厉公主持公道。面对国君和天子派来的使者,郤至的态度仍然十分强横,明确表态说:“温城,是先君封给郤家的旧地,我怎可拱手让人?”刘康公还是据理力争,说:“瞧您这话说的。当年周朝消灭商朝,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将温城和周边的田地封给了司寇苏忿生。周襄王年间,苏氏后人背叛王室,襄王便将温城赏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又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先是赏给了狐溱,后来又赏给了阳处父。因为狐家和阳家先后灭亡,才轮到郤家。您现在说什么郤家旧地哟,那原本就是王室的土地!”晋厉公在一旁听了,心想直犯嘀咕,按照这个逻辑说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有哪一块土地原本不是王室的呢?连忙打断刘康公的话,对郤至说:“人家说得有道理,我来做个主,你让一让,别跟天子争家产了,如何?”郤至讪讪地说:“您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不从?”这才极不情愿地将鄇地让给天子。郤氏家族的兴盛年代,也是晋楚两国出现短暂的和平的年代。前面提到,自公元前582年楚共王派公子辰出访晋国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双方来往不断,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那道鸿沟似乎到了必须填平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率先挥动铁锹的人。一个宋国人——华元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曾经因被车夫出卖而成为郑国的俘虏的人,曾经被民工嘲笑为“吹牛皮”而不恼怒的人,曾经孤身闯入公子侧的大营拿刀逼迫他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老好人,人缘极佳。他与楚国的实权派人物公子婴齐,与晋国的现任中军元帅栾书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听到晋国派籴伐出使楚国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之后,华元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原诸国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最好机会。他请示过宋共公,便先来到楚国,后又前往晋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于公元前579年正式促成了两国的和平谈判。这一年五月,晋国派士燮为代表,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首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会盟,史称“宋之盟”,其盟约如下:“从今以后,晋楚两国不再以刀兵相见,坚持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救济危难,赈济灾荒。如果有对楚国不利者,则晋国去讨伐他;同样,如果有谁对晋国不利,则楚国也应该讨伐他。两国之间,使者往来,道路畅通。对那些不听从两国领导的,要想办法使其服从;对那些不来朝见两国君主的,要出兵迫使其屈服。如果违背这一誓词,请上天降罪,令其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争霸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几乎所有诸侯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博弈中,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原地区的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宋之盟在当时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郑成公立刻前往晋国,高调而低姿态地听晋厉公讲述盟约的内容,表示要在晋楚两国的领导之下,为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在晋楚两国握手言和之前不久,晋国的宿敌秦国也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580年秋天,秦晋两国国君相约在令狐(晋国地名)举行会盟。晋厉公先行抵达会盟地点,但是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肯渡过黄河去见晋厉公,将人马驻扎在王城(地名),派大夫史颗前往令狐会见晋厉公,举行了盟誓仪式。晋国则派郤犨到王城会见秦桓公,同样举行了盟誓仪式。自古以来,恐怕还没有这样奇怪的会盟。士燮对此评论说:“这样的盟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盟誓,必先斋戒,以示隆重和守信。在约定的地点会盟,是相互信任的起点。如果一开始就不信任,又有谁会坚守盟约呢?”秦桓公回去之后,果然将这一盟约扔到了爪哇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其实,宋之盟对于晋楚两国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公元前579年秋天,晋厉公派郤至前往楚国访问。楚共王举办了盛大的午宴招待他,并且派公子侧担任傧相。郤至按照当时的礼节,从西阶登堂入室,刚走进来,忽然听到鼓乐大作,四下一看,又没看到乐队的影子。那音乐,端庄而浑厚,郤至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发现那竟然是用来招待国君的“肆夏”之乐。所谓肆夏,原本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演奏的音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也越级使用肆夏之乐,但是用于招待卿大夫,还没有过先例。楚共王为了表示对郤至的重视,或者也是为了显摆,特意搞了个新花样——在正堂的地下室里安排了一支乐队,要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演奏肆夏之乐。郤至越听越不对劲,转身就往外走。公子侧连忙拉住他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已经等候多时,请您入席!”郤至连忙推迟,说:“楚王不忘先君之好,惠及下臣,以这样的大礼来对待我,用肆夏之乐来招待我。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难道还有更高尚的音乐来伴奏吗?我哪里敢进去!”这话说得对,中国人从古至今最讲究的就是政治待遇,什么级别的干部就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绝对不能越级。公子侧很是不以为然:“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无非是用一支箭来互相招待,哪里用得着什么音乐?寡君等不及了,您还是入席吧!”言下之意,两君如果相见,那就是在战场上了。公子侧说这样的话,在外交场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确实是当时晋楚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上暗藏刀兵。郤至的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公子侧高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以一支箭来互相招待,那就是两国的大灾难了,哪里是什么老天眷顾?诸侯侍奉天子之余,则互相拜访,于是有享礼和宴礼。享礼虽设酒食,并不吃喝,以示恭敬勤俭;宴礼宾主尽欢,大快朵颐,以示仁慈恩惠。恭敬勤俭,所以成礼;仁慈恩惠,所以布政,那也是诸侯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手段。正如诗上所说,‘纠纠武夫,公侯干城’。到了乱世,诸侯贪婪成性,欲壑难填,无所顾忌,常常为了尺寸之地而驱使民众去送命,将武夫当做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上又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诸侯会护卫人民,而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大乱,则一切都会反过来。今天听到您所说的话,我觉得是乱世之道,不可以听从。”郤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呢,您是主人,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哪里敢不听命?”于是入席就坐。回到晋国,郤至将这事讲给士燮听。士燮长叹一声道:“无礼,说过的话就不会算数,我等武夫很快又要上战场去寻死了。”话虽如此,晋楚两国至少还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回访晋国,与晋厉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晋楚两国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晋厉公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公元前578年春天

                      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

                        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望进入政界。另一个人虽然也是复社成员,但他属于不同地方文人的团社或是另一地区的名士。举例说,倘若你与苏州或太仓关系颇深,那么你就比来自昆山或吴江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清政府或科举及第(见下表)。这样,与有势力的恩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自有朋党以来即已为人所熟悉的各种现象重新出现,但是旧的控制明朝高级文官机构的政治联盟并没重建。事实上,大学士们越来越成为皇室的文学侍从,而不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典型品官。在多尔衮手下,他们丝毫不能独立于摄政王的意愿之外。1649年,即在一名前复社成员殿试中了状元的同一年,多尔衮命令负责编纂《太宗实录》的大学士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正在撰写的编年史中为摄政王的武功粉饰润色。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和宋权等大学士们并不打算维护传统认可的史馆的独立性,乖乖地照办了。苏州府复社成员表表注: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一书,列有苏州府、太仓州、长洲、吴县、吴江、常熟及昆山等地复社成员共330人,其中188人事迹不明,亦无评语,另有142人有事迹及史评。本表所列即此142人,注明他们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取得功名,以及是否出仕清廷。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迄今为止,除皇帝外,已经没有人能在任何方面与多尔衮相匹敌了。摄政王本人甚至已开始以帝王自居。1650年,他的王妃过世,多尔衮时年39岁,遂纳其侄子豪格的遗孀为妃。豪格这时早已被逼自缢身死。同时,摄政王还像天子一样,征朝鲜公主为妾。他把日常政事大多交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处理,自己则开始追求更多的优雅燕闲。1650年7月31日,下令说: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北京作中国首都的历史悠久,将政府中心迁移别处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查询辽、金、元三朝的历史,他确认它们在长城以北的边地也有都城。所以他决定在热河的某地建一座城池和宫殿,以使自己可以在燕山一带“避暑”。这个供他夏天避暑的都城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摄政王并不想使臣民负担过重。然而各省所加派的白银仍达250万两,或者说是全国一年税银总额的12%。清廷还下令从整个北方征丁兴工。这年冬天,多尔衮率大队人马出长城行猎。12月5日,在喀喇城附近,皇父摄政王病倒了。三天后,尚可喜从复明分子手中夺取了广州城,在帝国遥远的南方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多尔衮这时无法得知此事,他的病情每况愈下。1650年12月除夕日,这个满洲人“洪业”的主要缔造者在喀喇城溘然长逝。多尔衮过早谢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震惊了顺治朝廷。几天后,即1月8日,多尔衮的灵柩还京,清廷迎祭以天子之礼。灵柩庄严地进了东直门,过玉河桥,穿过街道。众官沿道排列,其内眷则侍立于各府第门道内,身着素缟。许多人哭了,但几乎没有人会料到,数周之后,这个曾经权势无比的摄政王的英名会受到公开的斥责,而他的侍臣们则锒铛入狱。不过多尔衮正式下葬后不久,建造陪都的工程就草草宣布停止。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同上书,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四卷,第5页。?同时,清廷为贝勒确定官阶。后来贝勒事实上指第三等封爵,而前两等均称“王”。?根据吴秀良的说法,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审议机构”。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鳖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克拉迪尼:《论清代的内院制度》,第419—42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当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合议之时,卿臣欲与满洲诸王说话,则须下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8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0—13页。1644年,作为新政府继承明制的一部分,多尔衮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翰林院,次年,并入内三院。此后,翰林院一直隶属内三院,直到1657年才恢复其行政独立性。从1662年到1670年,它又被并入内三院。“除了它的官吏职衔名称有些变动外,这种合并没有改变它的职掌。1670年,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到1906年被废罢为止。”吕元驄:《翰林院》,第3—4页;参见同上书第215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29页。?新政权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官僚政治的混乱大大地削弱了明王朝。清人所继承的明朝政府有两个特点受到人们的抨击:第一,大臣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职责推诿给别人。户科给事中朱之弼对这一习俗有如下的描述:“国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诿。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然则迁延日月,行外察报而已,不然则卸担于人,听督抚参奏,不然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第二个遭到指责的缺陷是各部曹间实际职能的混乱。清朝大臣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分清各部曹的职责,因此,对未能将事务正确归类以送往有关部曹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多尔衮刚被封为摄政王,就废除了由满洲诸王分管六部的惯例。虽然这项措施可能首先是针对多尔衮的主要对手豪格的(他当时控制着户部),但这也加强了多尔衮对官僚机构的个人控制。多尔衮为确保由他自己一派的人出任六部及内三院的要职,费尽了心机。例如,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巩阿岱,和后来另一侍臣谭泰一样,被安置在吏部的一个要职上。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1—2页;参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3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68页。?同上书第二十卷,第241页。时为1645年10月15日。?吴秀良:《中国的交通》。?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同上书,第114页。?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驄:《翰林院》,第12—13、24页。?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同上书。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82页。冯铨为北党之首,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南方著名官员的交往。他与钱谦益特别亲密,有传闻说钱谦益在政治上欠着冯铨一笔人情债,因为他曾两次求助于冯铨: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他受到弹劾,需要贿赂一个冯铨认识的太监时;另一次是钱谦益参加清政府后需要保护,以对付批评他的人时。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除前述有关陈名夏的段落外,可参见《贰臣传》第十一卷“本传”,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17页。关于陈名夏与多尔衮拥护者(谭泰、巩阿岱、锡翰等)的关系,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页。?当阮大铖开始派人逮捕复社成员时,方以智乔装成郎中逃到了中国东南部。他在南方拒不参加福州的唐王政权。此后,又回到了安徽。方以智次子方中通娶的是陈名夏的三女儿。而陈名夏之子也娶了方以智弟弟的一个女儿。这个资料是威拉德·彼得森博士提供的。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3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29页。?谈迁:《北游录》,第38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例如,1646年,他推荐他的同乡、同年进士金拱敬任吏部考功郎。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1—22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六六卷,第7页。?谈迁:《北游录》,第369页。?除了学说满洲话(他天天学习满文)外,冯铨还特别注意与辽东“旧臣”拉关系,尤其是与范文程,他俩已经到了亲近融洽的地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因为清廷对推行剃发令极为优柔寡断,许多官员无法断定政府真正的意图何在。某些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官吏则已经决定剃发蓄辫,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执行的。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二卷;参见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7—9页。?清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1663年,诏改科场条例,康熙皇帝就批评了王安石所创之八股文,予以贬责(王安石改诗赋之试为经策之试,八股文则始于明朝——译音)。吕元驄:《清初乡试条例》,第392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一卷,第3—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东华录·顺治朝》第

                          的疑问此刻早已雪亮一片,偌大的一个火炉型阵法变成了土性,这一点小小的改动竟无意间破解了精妙的风水布局。土性入侵,火生土相,土生金相,原本克制金性虚灵的火阵成了培养它的温床!十四、飞花思考S的话语,不由得令我如坐针毡。阵形的变化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只凶猛的金性虚灵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但为什么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呢?难道是那位神秘高人早已将之收伏了吗?“奇怪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为了掩饰先前拍马未遂的尴尬,林岳岔开了话题,“深秋一过枫叶应该都掉的差不多了吧?”“可能是山势阻住了冷空气的关系,这里的温度是比外围高些。”我随口答道。“哈哈,你们两个伪自然家。”S在一旁取笑道,“这里的树都不是枫树,我同学说过以前这里的树都是绿叶,最近才发现变红的,有人估计是因为地下的矿藏造成的。”见我俩一脸茫然的样子,S又道:“不信跟我来,去后面看看。”跟着S翻过山坡,眼前的红色树林在坡道的凹陷处显出了一根明显的红绿分界线,原来这里生长的是绿色常青乔木。无奈的笑了笑,转头返回来路,这种自然现象却也神奇,但此刻更让我关注是那只金性虚灵的去向。回头无意的抬眼间,红色树林尽收眼底,怎么是这样的布局!我紧走几步,环视四周,又一路返回绿色树林的边界。“也算暂时告一段落了……”在一番探视后,我斜倚在一棵树边,重重地舒了一口气。“老凡,又有新发现?”林岳机灵地凑了过来,“这树林子有啥玄妙不成?”“嗯,这树林是被人动过手脚了。树林的边界在山坡上是圆形,直直地延伸到了这里,和那些绿色的树林交界的地方呈一条直线。”我望着山坡上晃动的红叶缓声道,“头圆身直,木星之象,顶生红叶呈火相。木克土生火,火又克金,这个燧木取火阵正好克制了金性虚灵。”“玄妙吗?唔,听你说的也还算可以吧。”林岳咧嘴道,“那就是说咱们不用费劲了?”“嗯,看情况这里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也省了我们不少事……”话未说完,S的叫声从一侧传来,两人循声望去,只见她扶着树干揉摸右脚,似乎是扭到了脚踝。“这丫头还真毛躁。”我摇头走了过去,幸亏身边有个林岳,虽然这个医生基本不会让人联想到他的职业。就在抬脚间,鞋底似乎踏上了了一根尖锐的物体,我不及收脚,下意识间脚底聚起了一块金属片,隔在了那物体的上方。低头细看,草丛中露出一根尖锐的刺状物,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芒,那光芒中含着一抹蓝色。循迹往四周望去,草丛中竟三五为数地星散遍布着这种金属刺!脑中闪过一阵不祥的感觉,我正要提醒林岳小心的时候,几片紫色的花瓣自眼前飘落。满山的树木都不曾开有如此淡雅的花朵,那这飞花又是从何而来?鼻间忽然传来一股宛若幽兰的花香,柔和得令人如沐温泉般舒适,周身遍布着一种说不出的酥软轻松,强烈的睡意不容抗拒地将我的意识封闭了起来。恍惚间,一声轻微的叹息传来,一片大震随即而至,身体仿佛飘入一层松软的云雾之中。……嗯,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还在山坡上?意识恢复的一刹那,似乎只有大脑在做着反应,躯体完全不听指挥地瘫软着。眼睛,睁不开啊!四周没有风的拂动,这是哪里?我……我怎么了?歌声,还有音乐声,不对,好像是有人在击打什么乐器,金属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豪迈激壮的歌声竟将这首原本悲怆的古词演绎出了一种踌躇满志的雄心,好一首《满江红》!身体在这一刻尽数恢复,我睁开双眼翻身坐起,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是个不大的空间,笼罩在一层灰色的雾霭中,身下是松软的土地,微微的亮光自头顶的某处照射下来,在地上投下了星点的光斑。循着歌声望去,在我身边的不远处,一个背影盘膝而坐,左手拿着一件长形的东西,右手则有节奏地在上面敲打着,发出金石般的声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歌声嘎然而止,浑厚的声音响起,“世事苍茫,变幻无常,岳武穆若是存活于现世,就不会愚忠到底引来杀身之祸,你说呢?”这仿佛感叹般的话语显然是对我说的,虽然有些惊讶,却不由自主地回道:“如果是按现在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去做,应该是这样。”“哦?多数人?”那声音继续问道,“那你是属于多数人呢还是所谓的少数人?”“像多数人一样的活着,遵循着少数人坚持的标准。”略带嘲弄意味的话语激起了内心的好胜心,我站起身朗声道。“哈哈……”那声音大笑不止,笑声在四周激荡着竟有些震耳的感觉,“这么说来,你自诩为君子咯?”“抱歉,我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我笑了笑,淡然答道,“因为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那声音似乎一愣,半晌没有言语,盘膝而坐的背影渐渐站起,转身向我走来。在星点的亮光下,一个清瘦却彪悍的青年人站在了面前,那张秀气得带着一丝阴冷的脸凑近着,细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狐疑。良久,自他的口中重重地吐出了三个字:“你很好。”一时间我有些啼笑皆非,先前的问答和现在的评价活脱脱地是一个古龙版的武侠场景,面前这青年人究竟是谁?这里又是什么地方?“不用想,也不必想。”那青年狡黠地笑了,修长的身体轻微地抽动着,“有时候不知道比知道要来得安乐,虽然会不明就里,但至少没那么累。”眼前这个青年说话间似乎总有着禅机般的寓意,但浑身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邪,尤其是当他靠近的时候,我的身体仿佛被一层阴冷的寒流包裹着,冰冷且窒息。那青年说完竟又自顾走到一边盘膝坐下,我发现他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根硕长的金属锥,锥体上遍布着花纹,材质似乎是黄铜的。而他的穿着打扮却无法辨识,除去面部和那一头长发外,全身都被一种奇异的朦胧包围着。“我并没有兴趣去打探和追问你。”这个古怪的青年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离开此地,因为还要去找两个朋友。”“你随时可以离开。”青年看了我一眼,摇头道,“既然你不是小人也不是君子,那我没道理硬留下你。”正想询问出口,耳畔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呼唤声,是晖儿的声音!和林岳出发前我嘱咐晖儿将停在市美术馆的车开到冶金仓库附近,看来是她找到了这里。“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身后歌声再度响起,但却距离甚远,回头间竟发现整个空间扭曲不堪地消失在黑暗中,一片突如其来的光芒顿时笼罩了我。……“亦凡!”呼唤声很近,就在身前不远处。我费力地在光芒中适应着视线,晖儿那惊喜的面容跃入眼中。这里是……医院?!四周的白色和那股消毒水的气味再度证实了判断,躺在病床上浑身酸软脱力的我,此刻正被晖儿、林岳和S围着。“你们……我怎么会在医院?”脑中前后混乱的感觉已完全抑制了思考。“那天赶到冶金仓库,到处都是乱石和泥土,问了旁边的工人才知道是仓库崩塌了。”晖儿的眼睛里布着血丝,看上去没睡好的样子,“我急得到处找人,混乱中又没人认识,后来看到你们三个被人抬出来,我还以为……”晖儿的声音有些哽咽,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一股歉意油然而生,我只顾着自己在外不知所谓地“替天行道”,却忽略了给晖儿带来的压力和担忧。“晖儿一直守着你,怎么劝都不回去。”S在一旁道,看她脚上的绷带,我忽然想起了草丛中的金属尖刺,那一抹蓝色分明是含有砷化物的迹象。“你也够能睡的,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正要出声询问S的脚伤,林岳在一旁突然开口了,“害我们一堆人守着你,担心加着急的。”“什么?我在这里昏迷了一天一夜?!”我一时惊讶不已,那年青人难道是梦境?“你那个超炫的能力差点害死你!”林岳走去关了房门,一脸严肃的说道,“本来你身上没有什么伤,只是晕了过去,但生命迹象却一直很微弱。主治医生想给你输液注射,但是针头一碰到你的皮肤就全部弯曲,根本扎不进去。”“呵呵,估计是驭金的能力在我昏迷时产生的下意识保护。”我苦笑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没有料到,“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闻到一股花香就昏睡过去了。”“你也是闻到了花香?是不是还看到了一些紫色的花瓣?”S兴奋地接道,“我和小林子也是在这之后昏睡过去的。”“我们处的位置正好是坍塌的边缘位置,没有被卷进泥石堆里。”林岳摸着脸上的纱布,一脸后怕道,“听说发现我们的时候,三个人都是卡在塌陷边缘的树干上。”“九死一生。”我听着心中也不禁微微发凉,看来我们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带着护士走了进来,身旁的三人立即让开。在一番检查和探视后,那医生惊讶的看了看我:“你年纪不大,功夫练的倒是很深。看来医学上的确是无法对你们这些气功修炼者作出合理的解释,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一席莫名的话语把我打入了云雾之中,看着林岳在后面杀鸡抹脖地做着手势,我只能含笑点头地作谦虚默认状。“肯定是你小子在那里编排什么乱七八糟的谎!”送走医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抓过林岳,恶声道,“什么气功修炼者、功夫高深的?!”“大哥,不这么吹你叫我怎么替你圆场啊?”林岳苦这脸道,“你那会儿一付刀枪不入的架势,是人看到都会犯晕,我不给你编个硬气功的谎,恐怕这会你早躺进实验室了。”“是啊,亦凡,你别怪林岳,不是他机灵的话,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晖儿轻声劝道。“得,算我错怪你了。”想来也对,我借台阶放开了林岳,忽然想起S的伤势,“S脚上的伤怎么样了?当时记得你好像是被什么刺伤了。”“嗯,是被山上的金属残片扎伤的。”S晃了晃扎着绷带的脚,满不在乎地说道,“一点皮外伤,医生检查后打了破伤风针,这两天都好的差不多了。”看S鲜活精神的样子,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也许是我多虑了,金属尖刺或许是无毒的。可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草丛中?而那些紫色的花瓣又是从何而来呢?“刚才主治医生检查下来没什么问题,我去帮你办个出院手续。”林岳冲S挤了挤眼,两人做贼似的立即开溜。“老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两人的举动加上晖儿在一旁欲言又止的神情,看来在这段时间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嗯,亦凡,你先答应我别生气。”晖儿担忧地看着我说道。“呵呵,我不生气,你说吧。”“昨天你们公司的副总来电话,说你……被辞退了。”“辞退?!理由是什么?”似乎无法用言语形容此刻的心情,辞退,也就是被除名,以我的能力及表现不应该会遭受如此的待遇。“说你短期内连续病假,对公司员工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公司开会决定辞退……”晖儿的声音低了下去。“呵呵,也好,也好,辞退了也好。”我怒极反笑,“使用价值是一个员工的存在价值,短期内我失去了使用价值,那就是多余了。”“亦凡,别这样……”晖儿轻轻地握住我的胳膊,“还有一件事,罗志云也来过电话,想聘请你去祥麟集团就职。”“哦?”罗志云此举应该是对上次彭候事件的报答,知恩图报在这个社会却也难能可贵。……回到家中,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萌然而生,连日来一直忙碌着工作和虚灵事件,已很长时间没有和晖儿在一起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了,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补偿机会。晚上,晖儿烧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那些菜式都是我爱吃的。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晖儿的脸上满是欣慰。像往常熟悉的那样,饭后晖儿在书房放上了两杯热果汁,两人各自在电脑上浏览了起来。“滴滴滴”,一阵呼叫声响起,原来是了然在通讯软件上呼叫。“上次你说的风水格局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败的很惨啊?”了然的话语依旧严苛。“呵呵,经过和你的探讨,我得益不少,这次侥幸全数摆平了。”看似客套,但这却是我的由衷之言,如果不是了然之前的资料和指点,恐怕我和林岳早就丧命在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中了。“哦,也算孺子可教了。你手头有什么比较玄妙的风水格局可以拿出来切磋一下,最近我比较空,闲得发慌。”了然的口气有些老气横秋,有时我甚至会假想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嗯,前些日子看到两个风水局,布的很是精妙……”我简要地把冶金仓库的布局和那些红叶树木的布局描述了一下。“不求甚解!这叫什么精妙?!扯淡!”了然似乎很是恼火,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脾气和说话方式,但也不免有些摸不着头脑。“斗煞聚火,它的关键在于形!你觉得斗内入土则破,火生土相,土生金相?无稽之谈!!!照你的理解,火本就生土相,那斗内加不加土不都一样生金吗?!土生金,为金之脉本,固而实之,加了土就更能稳固局内的金!”了然连珠炮似第打了一串文字过来。“是,我忽略了五行相生即相克的阴脉原理。”了然的话的确有理,五行中相生的也可以相克,而相克的也可以相生,就像两仪的阴阳鱼,阴极则阳盛,阳极则阴盛。“还有那个故作聪明的家伙,布个什么燧木取火的格局,木克土,弄得固金不稳,木生火相,引得斗火外泄。这搞得金固不住,火聚不了,简直是乱弹琴!”了然继续发着火,不过似乎他的脾气比往日要好了很多,换作以往,他早就下线走人了。“看来这风水五行变换的奥妙我还是没有参透,今后很多地方还要请您多多治教才是。”我生怕了然会下线,打上了一句奉承话。“别来这么些俗套的东西,我问你,燧木取火局的周围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没有?”了然突然问起问题来。“有,角金物遍布。”我如实答道。“金气外泄,角金护主。嗯,看来还是有人用活局解了围。不过那块地方应该受不了三局并入的,估计是毁了吧?”单从风水五行的安排变化便可以得知结果,我越来越佩服了然这方面的造诣了。“是的,落陷之势,尽毁。”“嗯,看来你所遇到的五个局都没什么危害了,也算你狗屎运。”了然的结语并不中听,但却让我很是欣慰,毕竟这些天来的危险和忙碌终得尘埃落定。就在我放下心中的石头,想和了然解解我那个奇异的梦时,屏幕上又蹦出了一派话语,那内容几乎令我当场崩溃:“你所说的五个风水局,东木绕柔,南火星点,西金角斗,北水育含,中土低掘。嘿嘿,如此形态生动的布局,恐怕你接下来就要对付一个五局联形的大局咯。”十五、月眼造化弄人,了然此刻便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句古语的寓意。虽然潜意识下并不相信之前的事件就此可以了结,但惯有的人类惰性使得我安然于息事宁人的心态中。了然的话则正中痛处,一并揪出了我心中沉埋的疑问。“您的意思是,这五个风水局原本就是一个大局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五个小局破尽之时也就是整个大局的开启之日?”沉默半晌,我小心地发去一个询问。“从单体而言是以五行相克的原理去克制每个方位的风水。但这个布局定五行,安四方,守其根本,五个局之间又是按照五行相生的原理在彼此呼应着。如果不是有个更大的局在这之下的话,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了然反问式的语句完全解释了答案。“那照您看来,这大局又是如何的呢?”急切之下我只究根源了。“又忘记是哪本劳什子书上说过的了:‘纵观堪舆玄妙,当推月眼之术。’能看清楚就看清楚,看不清楚就糊涂着过吧,至少不累。不过,我累,走人了。”了然下线了。看着灰暗下去的头像,我一时有些呆愣,他的言语之间竟如当日梦境中青年人的口吻,知道又如何?浑浑噩噩的固然沉沦,但总比清楚明了的时候要来得轻松,我也许不该如此执著。“……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突然发笑,这是我说的,没错,即便现在考虑的是关乎整座城市安危的大局,但相较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晖儿和我的朋友们,行若君子,而实似小人。“无所谓

                          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

                          正匍匐爬向她,好像要将她从耶稣身边拉走;然而这一幅的感觉没那么逼真,恶魔与她的距离也较远。我认为这是进步。今年圣诞节,卡伦送我一个镇纸。镇纸上刻了斯威夫特[4]的一句话:“洞察力是体察无形的艺术。”[1]地狱烈火(HellorBust):美国一部电影名。——译者[2]CivilWar,此处指美国内战,1861—1865年。——译者[3]霍尔顿的英文为“Holdon”,英文“holdon”有支持之意。——译者[4]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6章霍尔顿今天是1998年1月7日,寒冬再度笼罩这座城市。我可以听见风呼呼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暖气系统开到了最大,试图抵挡湖边冰冷已极的温度,一缕白烟从大楼屋顶袅袅升起。卡伦带来霍尔顿的四封信——她承认自己故意拖延,不想带来——日期从11月24日至12月4日。“昨晚我发现我真的很气这个人格,”她抱怨道,“或许是嫉妒吧,我不知道,只是自从詹森融入后,我以为他会多帮我一点;然而,当我发现他完全不帮忙,我气死了,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他头上。”她担心我和霍尔顿之间有某种特别秘而不宣的私人情谊,其程度远远超过她跟我的关系。虽然她承认她对霍尔顿所知有限,但她知道他是促使众人格团结一致的核心人物。信件内容主要着墨于融合之后的最新发展。霍尔顿表示,早期融合的人格已彼此混合,卡伦无法分辨某些记忆,感觉和想法原本属于哪个人格,现在它们全都是她的了。12月底,约有一半的人格已完全混合。霍尔顿告诉我,他认为人格融合将会是个冗长并持续进行的过程。在最后一封信中,霍尔顿以备忘录方式简要写下自传,准备自己的融合。1997年12月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故事我,霍尔顿,于1961年2月8日诞生于卡伦这个漂亮娃娃体内;当时,卡伦刚满20个月。我、凯瑟琳与卡伦博一起加入并开启这个迫切需要的复杂生存系统。卡伦的父亲只要一靠近她,她立刻哇哇大哭,她亟需一个能保护她的父亲形象,因此,她在心中创造了我。我成为保护大家的人。尽管卡伦相信我会长大,年纪也与她相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出生时已2岁,成长的速度也比她快。卡伦5岁时,我已20岁;卡伦12岁,我30;她开始找你治疗时年届29,但我却已34岁。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只长了2岁——也就是现在的36岁。我的岁数依内在系统的需要、变化而时有增长,这个系统没有任何时间表规定我们必须如何变老,或是需不需要变老。我是卡伦生命中的男性部分。卡伦5岁以前,我们(我)已开始学习认字。我们不放过任何能读懂的文章、书籍;由于我们总是埋首书中,卡伦的父母经常因此咆哮,责骂我们。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看书的人是我,霍尔顿。随着年纪增长,我的学习速度益发迅速,但我无力改变加诸我们身上的难以忍受的虐待行为。我是她梦想中的父亲,但我只活在她心中。当她开始接受你的治疗,我才得以将注意力转而专注于她的内心世界。我要求自己必须确实了解每一个人格的细节琐事,好监控他们的行为;只可惜,我无法干预他们“在外”的行为。为此我开辟了一间会议室(内在系统聊天室),这也是我最骄傲的成就之一。这个聚会是唯一一个全员到齐的场合,也是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工作的时刻。会议都在晚上举行,凡有意愿参加者皆可自由参加。假如“大人”有要事讨论,我们会先请孩子们离开。会议期间,我会追踪、了解整体的工作状况,视情况做些必要的更改和调整。这份工作令我感到骄傲。我已尽一切所能,让大家平安活到现在,来到融合的这一刻。现在我只需要完成这最后一步,然后我们就能合而为一,展开新人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准备好了。“以前都是等他们准备好才进行融合,”我对卡伦说,“但这一次,我们会等你准备好了再与霍尔顿融合。”卡伦微笑,耸了耸肩。“我越来越习惯没有援助的生活了,”她再度微笑,但笑中掺杂着嘲讽、认命与懊恼。“援助,这个词挺有意思,”我说,“他们确实是你的援助,他们帮助你生存。但是,你再也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摔跤,伤了肩膀,但我无法像以前一样令疼痛消失;于是我大喊‘你可以出来一下吗?’但没人理我。”卡伦一直在变,一点一滴、慢慢改变。当她看着我,眼里再也看不到愧疚的歉意,骨子里也感受不到失败与挫折。她的声音有了更多情绪起伏,她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装扮;她画了眼影,也添购了新衣服。她进步好快。她说,现在她做决定的速度也变快了。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她不再犹豫不决;她越来越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决定。但她丈夫不喜欢她果决明快的新特质。“因为你开始维护自己,替自己辩护?”“我越来越固执了,”她说,“而且常常因此跟他吵架。我甚至还会故意说俏皮话。这些个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霍尔顿说的‘混合后的人格’吧,”我推测,“不过听起来像是迈尔斯会做的事。”“说不定哟。有一次我竟然叫我丈夫‘闭上你的大嘴巴!’”“最近你还想起了什么事?”卡伦转向窗外,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神有些恍惚。“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她说。看得出来,电影此刻正在她心中上演。“所有的记忆都好熟悉,但现在它们变得更栩栩如生,事无巨细——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场景……这些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但记忆却如此鲜明。我想起高中时,我每天有7堂课,但是6点要去教代数。有一次,我的某个人格跑出来取代我,开溜去打保龄球;等我回过神来,我完全不记得我在教什么。又有一回,我参加速读测验,拿了全班最高分,但后来这个人格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因为我完全跟不上,这门课只拿到D。在我的高中时代,这些事情可说是家常便饭,每个人格对不同课程的喜好决定谁该在哪一堂课出来。我想,老师们一定被我弄糊涂了。”“但你自己应该也被搞糊涂了吧?”我说。“你的社交生活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嗯,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去某家商店,店里的人似乎全都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半个人。假装进入状况真的很难。我得附和他们,让他们说出足够的信息,直到我能凑出原貌为止。等我获得全部的记忆之后,希望我再也不会碰上这种状况了。但无论如何,我越来越有进步了。我弟弟总说他为我做了好多事,并坚持我一定不记得了;但我真的记得,而且我还能清楚地说出来——他是在骗我,逼我接受他的观点。”卡伦稍事休息,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最近,我想起你以前频繁地跟其他人格说话。我慢慢想起每一次治疗的细节,但我不会老想着他们,结果他们也不再突然出现在我心上了。”“我跟每个人格都有点交情,”我说,“我引导他们每一个人度过融合程序。”“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一两件琐事,比方说克莱尔喜欢帮我女儿梳头发……但孩子们确实有点困惑,因为这些人格不再出现了。孩子们也抱怨我好久没有认真做一顿饭给他们吃——这是凯瑟琳的工作,或者也没带他们去好玩的地方——这是卡伦2负责的。至少我不需要重看十次自己的人生电影才能想起全部细节!”卡伦和我同时笑了出来,但我俩也同时沉浸在复杂的思绪中——哀悼她失去的人格,以及那曾经混乱的生活。“我不想忘记想起来的每一件事,”她继续说道,“我好想写下来,但我办不到,因为记忆不断涌现,好像关不起来的水龙头。”但卡伦确实记录了一部分。她把写好的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而且还用家庭生活照做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她的婚礼记录,另一本则描述她童年住过的房间——许多虐待事件都是在这些房间里发生的。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写下关于卧室的回忆。她说,她并不想花力气应付这些记忆造成的冲击,但记忆自有主张,持续不断地冲进她的脑海。每一间卧室都承载了一辈子的伤痛。※※※※“你准备好了吗?”我问霍尔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很紧张。万一最后这个人格融合得不顺利,我怕整套程序必须从头再来一遍。“我快好了,”霍尔顿说,“融合之前,你还有任何问题想问我吗?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真的?那我得试着想出一两个问题来。”老天,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还有些空隙没补上……“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是谁?”我问。“桑迪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这是凯瑟琳的主意。桑迪是最佳代表。她深受剖腹产的疼痛所苦,但后来却渐渐开始失约,不来就诊。凯瑟琳开车载她赴约,她却不肯出来。后来代替她出来的人也不肯说话。你跟其中之一说话,却把另一个送进精神病院,所以他们生你的气。当时迈尔斯曾经从护士台打电话给你,然后医生就来了。住院期间,大多是安和朱莉安负责社交场合,凯瑟琳整理病房;没有一个护士发现。”我想,我应该可以请他解释过去十年的操作方式,但这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对治疗卡伦毫无帮助;因此我决定不要增加霍尔顿的负担。不过倒是有几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的答案。“为什么是房子?”我问。霍尔顿微微扬起头,看着我。“你们为什么把内在世界放进一栋房子里?”“噢!”我的问题似乎平凡得令他惊讶。“每个人格都需要自己的空间,而每个空间必须以墙壁隔开,他们才能保有个人隐私。我们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屋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都与会议室相连。当你开始找我们说话,屋子的架构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化;我们甚至为你盖了一间房——卡伦的安全小窝,好让我们无须离开屋子就能跟你说话。安全小窝有6道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安心与你交谈。”“了解了。但为何是6道锁?”我问。“迈尔斯和西德尼坚持要双重、3重或4重锁,克莱尔想要自己的锁,所以最后决定用6道。”“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在卡伦20岁,即将结婚前开始的。当时她的生活作息完全失去正常,我们只好趁她入睡,失去意识之际,设法调整步伐;待隔日醒来,她会知道自己前一天去过哪里,做了哪些事。这个模式操作得很顺利,直到莎拉诞生才变了样。”“发生什么事了?”“内在系统开始瓦解。原本应该是卡伦2负责分娩;然而,当她被绑住,感觉到剖腹的疼痛时,她慌了,独自跑进内心躲起来。我们的系统就是在这时候出问题的。每个人格对止痛剂的反应都不一样,忧郁、沮丧来得很快,然后逐渐蔓延,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是在这时候来找我的。”“对,之前还经历一连串迂回繁复的转换过程。”“我想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个问题接着一个继续问下去,”我说,“不过,再让我满足一个问题就好:新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嗯,这问题不太好解释,我得想一想该怎么说。”霍尔顿倒向椅背,想了一会儿。“当卡伦遭遇一个全新的状况,但所有现存人格皆无力应付的时候,新人格就诞生了。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得更深入、更具体一点。我希望我能想象这个过程。“嗯,诞生的过程是……”霍尔顿谨慎斟酌字句,“卡伦这种迫切的需要会促使我们聚合诞生,需要逐渐增强为渴望,渴望再转而形成新人格。卡伦渴望父亲,于是我诞生了;卡伦想成为纯真、人见人爱的完美小女孩儿,因此克莱尔转化成型;她父亲说,领受圣餐那天,神将卡伦交给他以执行‘神的旨意’——这是他的说法,事实上就是虐待。西德尼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卡伦想成为父亲想要的小男孩——毫不愧疚地帮他偷东西;但卡伦办不到,于是有了西德尼。”“每个人都是因为希望、渴望而存在。”我试着去了解、想象这段过程。“是为了‘需要’,”霍尔顿强调。“以前卡伦一沮丧就开始制造新人格,但是被我和凯瑟琳制止了。后来卡伦逐渐了解,并非每个人都会转换或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她不敢告诉别人,她怕别人以为她有精神分裂症,把她关起来。”“我懂了。我还想再多了解一点,可惜今天时间到了。”“卡伦似乎再过不久就准备融合了。既然如此,我会弄个录音带给你,再多告诉你一些。等你拿到录音带就表示我也准备好了。”※※※※2月底,卡伦泪汪汪地走进来,满脸倦容。她抱怨每天都过得好辛苦,一天之中根本没时间“放假”。她一直都在这里。必须亲自完成每一件事的压力好大,以前她只要一走了之就好。她希望她能用6个月前的那种方式过日子。“但那时你根本没办法睡,”我提醒她。“对……”她疲倦地望着我。她说,现在她颇有意愿与霍尔顿融合,她需要他的能力……“我会把录音带放在信箱里。”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交代。“卡伦很好奇,她偷听了一些。她不喜欢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当然是男性的声音;卡伦也认为应该是这样没错,但那却是如假包换——她自己的声音,只是比较低沉。我想她大概很失望吧。她期望太高了。”我试着回想这些人格的声音,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既然他们都是卡伦的一部分,声音应该也只是卡伦的变声版。“有任何新状况吗?”我问。“卡尔已经混合得差不多,所以她现在比较能忍受疼痛了。她也获得卡尔应付困境的部分能力。”“我期待你的录音带,”我说。※※※※卡伦继续与已融合的人格混合交融。对于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她并非每次都能马上决定,偶尔还是会乱成一团。她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般漫长,脑中持续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她也很少再遗失时间了。尽管偶尔发生,但她一定会注意到。她常看时钟,尝试追踪自己遗失了多少时间。现在霍尔顿只会短暂出来一下子,处理几件事。他已关闭卡伦的心灵之屋,包括那间安全小窝;他在前院那株中空的大树里另外帮她准备了落脚处。遗失时间时,她就待在这里。霍尔顿说,那个地方非常干净又舒适。※※※※卡伦已连着3次忘记把霍尔顿留给我的录音带带来了。时间是1998年3月底,我觉得她在抗拒让自己接近完全融合的最后一步。她说她在家的时候都记得要带来,但一出门就忘记了。事出必有因,我想。这是无意识的忘性,起因是她害怕放掉自己的最后一个分身。她承认自己担心霍尔顿会在录音带里毁谤她,说她坏话,然后她突然转移话题,告诉我她丈夫一直在贬低她、奚落她。她说他威胁她,表示要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有多差劲之类的,还有治疗她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想,我好像把我丈夫说得太差劲……有点过头了,”她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大吃一惊。难道她夸大丈夫的虐待行为吗?“就是——”卡伦似乎很难过,“他忍受我好多年了。我会突然跑出去几个小时,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去哪里;等我回到家,我又没办法实话实说。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情况逼疯吧。我跑出来,然后突然‘醒过来’,发现我正在赴某人的约会;然后我得赶快装病好溜回家。我丈夫从没搞清楚过。他不会调查我的行踪,不会偷看我的信,也不曾翻过我的皮包。其实我的包里什么都有——每个分身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他只是忍受我的怪异,然后对我生气。”“你们不曾好好谈过吗?”“我们……我不曾跟他谈过。我没办法。不管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用我的话来反击我、羞辱我。谁能想象已经拥有丈夫和孩子的人却必须假装知道自己的夫妻生活?我确实已想起我们的性生活,但我仍然不记得当时的感觉,我还没得到那部分的记忆。谁能怪他呢?”“他的困惑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说,想起她曾给我看她的伤痕。“但处理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打你绝不是他应该做的选择。”我想,卡伦对自

                          美女裸体免费视频无需下载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朝义进入范阳城。面对李抱忠的阻拦,史朝义当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向在城门外向站在城头上的李抱忠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的原因,并用君臣大义责备李抱忠,但李抱忠的一句话,让史朝义顿时从头上凉到脚下。“上天不佑大燕,大唐又要中兴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唐,怎么可以再助纣为虐呢?希望您尽早找到谋求自全的办法,而且田承嗣肯定已经背叛了您,不然的话唐军也不可能追您到这里。赶快走吧!不留了!”言罢,李抱忠转身走下城楼。“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史朝义在城下已经完全不能顾忌自己的身份,竟然一边说着一边失声痛哭起来。“将军难道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将军即使不让我们进城,难道不能招待我们一顿饭吗?”说到最后,史朝义已经没有“皇帝”的威严,完全像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即将走下城楼的李抱忠听到史朝义的喊声后,他发出了一丝怜悯之心,派人把食物装进框里,然后用绳索从城头上送到外边。这一刻,是史朝义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当那些食物从城头上系下来的时候,史朝义一把抢过食物使劲地往嘴里塞,连日来的逃命生活,已经让史朝义顾不上食物的味道,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于他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跟随史朝义一起逃命的范阳人不在少数,他们看到史朝义的这副狼狈相后,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全都利用这个机会四散而逃,而史朝义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在此前一直跟着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希望,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就这样,在很多人接连离开之后,史朝义的身边只剩下几百名胡兵,在饱餐李抱忠“赏赐”的食物后,他和这些胡兵们继续向北逃窜。在路过广阳(今北京密云)的时候,史朝义看到城门紧闭,他没有再请求进城,而是下定决心跑出国门,北入奚和契丹部落。但是在到达一个叫温泉栅(今河北唐山北部)的地方时,史朝义因为过于疲劳,他暂时停下了脚步,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停竟是永久。事实上,在史朝义刚刚逃离范阳地界后,唐军恰好追击史朝义进入范阳地界。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没有想到史朝义会这么快就逃离自己的地盘,为此他深刻追究了李抱忠拦截不利的责任,而且派兵向北急速追击史朝义。在李怀仙看来,如果能拿到史朝义这条大鱼,自己将是再造大唐中兴的功臣。最终,经过五昼夜的追击,终于在温泉栅追上了史朝义。当李怀仙的人马追上史朝义的时候,这个“逃亡皇帝”正在一片树林外休息,在看到一片旌旗招展时,他立即意识到追赶自己的人已经距离自己不远了,慌乱之中史朝义向着丛林中跑去,当他到了密林深处,他忽然发现一件倒霉的事——李怀仙的人马已经将这片树林彻底包围。李怀仙的人马并没有追着史朝义进入树林,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是一片面积不算太大的树林,只要把守住几条出口,史朝义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难逃出。终于,连日的惊恐和疲劳让史朝义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距离他在范阳城下的那顿饱餐,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天,这五天他已经是食不果腹,看着依然跟在身边的那几百名胡兵,史朝义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史朝义用拳头猛力的槌打头部,然后他痛苦地跪在地上。“圣上!不如出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会有条生路。”一名胡兵提醒着说道。“我死不足惜,可是今天竟然让你们陪着我死,唉!”在场的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史朝义从地上站起来,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环顾在场的这几百名胡兵,片刻之后,他解下了腰带,然后径直走到一颗树下,将腰带挂在上面,并打了个死结。“圣上!万万不可啊!”“走开!不要管我,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圣上,就走远点!”史朝义歇斯底里地喊道。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史朝义已经彻底绝望,或许终结生命对于他而言,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解脱。所以,没有人再去阻拦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史朝义嘴里始终重复这句话,直到他将脖子伸进他亲手打的那个死结套中。……广德元年(763年)正月二十六日,史朝义在温泉栅的密林中自缢身亡,这也意味着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史朝义身亡之后,那几百名胡兵走出林外向唐军投降,李怀仙命人割下史朝义的首级送往京城长安。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首级终于摆在了李豫面前,那一刻李豫流下了兴奋的泪水。八年来,山河动荡,流民失所!八年来,很多人献出了生命,更有很多人没有亲眼看到叛乱的平定,而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今天,胜利真的到来时,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很多人载歌载舞、鼓掌相庆。这其中,也包括远在长安城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当这个人听到史朝义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时,他赤着双脚从屋子里兴奋地跑到院子里,然后跪在地上,眼含热泪地双手托天大声高喊“苍天开眼”。然后,他又径直跑回屋内,提起笔来记录下那一刻他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多次提到的,千百年来被人们冠以“诗圣”头衔的杜甫。千古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一千四百余首诗被保留到今天,其精湛的诗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影响深远,备受推崇,其诗被称为“诗史”,他被世人尊为“诗圣”,与另一位盛唐大诗人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唐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中度过的,沐浴在盛世荣光中的杜甫和李白具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当上宰相,然后“致君尧舜”。事实上,杜甫和李白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浪迹天涯、经历坎坷、不受重用等,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生前名声已经响遍大江南北,而杜甫生前则是默默无闻,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杜甫依然不为世人所重视。不可否认,杜甫是个伟大的诗人,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写了很多揭露安史叛军暴行以及同情无辜百姓的诗歌,但杜甫同样具有致命的弱点,而在我看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杜甫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性格褊狭浮躁,没什么气量,凭着恩情放纵不羁(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旷达不拘礼俗,又不自我约束检点,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调子虽高却不切实际(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从上述两条记载来看,杜甫实际上并不像他在很多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华,可以协助皇帝再造淳朴的民风,说得通俗点,杜甫不具备“宰相肚子能撑船”的气量,他的可控世界只是宣纸上的妙笔生花。透过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在很多关键时刻,杜甫的性格是制约他发挥政治才能的最关键因素,以致一生落寞不得志,只有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三十六岁之前,杜甫基本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只在二十四岁那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一次他并没有将考试放在眼里,算是小试牛刀,所以没能考上。虽然他的志向是登科致仕,但在年轻的杜甫看来,以他的才能只要稍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肯定会一举中第,所以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并不急于参加考试,他要走遍名山大川,扩宽视野,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厚度。那时他的足迹踏遍了江南锦绣之地和燕赵雄浑的山川,甚至为未能飘洋过海到日本而遗憾。在漫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杜甫裘马轻肥,呼鹰逐兽,快意非常,进取心十足,并自信满满,坚信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从他的那首《望岳》便可以看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杜甫借着登上泰山最高顶的雅兴,表达了自己敢于攀登人生顶峰的伟大抱负和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由于性格的原因和年轻时漫游生活的经历,使得四十岁之前的杜甫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有一种希望之情,尤其是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漫游的途中结识了李白和高适,三位诗人由于性格相近、情趣相投,一同登高怀远、郊游狩猎、访道寻幽,让杜甫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以至于很多年后当他深陷困境时,时常回想起那段惬意非常的时光,不禁怅然慨叹世间境遇多变。那一年的秋天,杜甫和李白、高适三个人由于各自的目标不同,终于分道扬镳,李白前往任城探亲,高适则南游楚地,而杜甫则前往兖州(今山东兖州)看望父亲。天宝四年(745年),杜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活,转年他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准备参加当年朝廷的科举考试。那一年,杜甫三十八岁。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杜甫参加科举考试,其心态已经和二十四岁那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年龄的原因,杜甫对这次考试很是看重,为此他经过了认真的准备,应该说在考试之前,杜甫对自己的才能还是很有信心的,但考试结束后,朝廷却只发布了一道榜文,上边写着:无一人及第。毫无疑问,这道榜文意味着拥有绝对自信的杜甫再次落选。这件事情让杜甫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当时在京城长安也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因为即使杜甫落选,总应该还有其他人中举,但朝廷这道“无一人及第”的榜文实在让人不明白朝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然而朝廷的这道榜文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它的发布是一个朝廷顶级大佬操控的结果。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林甫。当时独揽相权的李林甫知道李隆基爱惜人才,所以为了取悦李隆基,让李隆基的虚荣心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他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假象,也就是所有人全都不录取,让皇帝陛下知道天下所有的人才全都已经被朝廷录用,天下没有一个人才被埋没。李林甫的这种做法不仅满足了李隆基的虚荣心,更让他得到了更加丰厚的政治利益。但对于杜甫而言,这却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将此次考试看成自己唯一成功的机会,可是最终却惨败而归,这让杜甫顿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之情。更何况前边我们说过,杜甫不是那种气量宏大的人,一次失败不要紧,只要坚定信念,还可以重头再来,而杜甫恰恰缺少这种韧劲儿,经过这次失败后,他犹如斗败的公鸡一样,再也没能缓过神来,而自此之后他再也没能鼓起勇气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这次失败不仅让杜甫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更让他的生活陷入到了拮据之中。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寄居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心”。生活的拮据让杜甫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不经意间杜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悄然发生变化,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五年辛酸生活,也让他的诗风开始转变,由锐意奋进和过分自信,逐渐变成叹息忧虑和无限悲凉。在长安的五年的时间里,杜甫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依然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虽然他知道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在杜甫穷困潦倒之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天宝十年(751年)正月,李隆基带领文武大臣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的大典,并对外发布诏书,希望天下人能够广进赞颂本次祭祀的名篇佳句,确实优秀者可以入仕做官。诏书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杜甫的极大兴趣。在杜甫看来,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写诗是自己的拿手绝活,如果被皇帝看中,可以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麻烦,直接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于是杜甫挥毫泼墨,情真意切地写了三篇《大礼赋》,投进了延恩匦。延恩匦是武则天时代建立的一种制度,天下人不分等级都可以通过撰写赋颂和治国方略,然后投进延恩匦的方式以求仕进,朝廷会定期搜集延恩匦内的文章,让皇帝陛下过目,只要被皇帝看中的,那这个人从此可能就会飞黄腾达。当时杜甫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投延恩匦的,但这次投匦居然得到了李隆基的重视。在看完杜甫的三篇礼赋后,李隆基当即决定召杜甫进宫,让他在集贤院待制,然后让宰相班子成员对杜甫进行命题考试。如果杜甫能够通过这次考试,那他真的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他那掩藏胸中已久的宰相梦想,但遗憾的是这次考试结束后,杜甫就进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最终也没有等来朝廷的相关任命。史书上没有记载杜甫这次考试的详细过程,我们也并不知道究竟考的什么题目,但录取朝廷公务人员的考试,一般情况下都会考些治国方略以及国家某个领域实际问题的应对问题,有些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目,可以肯定的是,杜甫的答卷,朝廷一定是不满意的,联系《新唐书?杜甫传》的“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的记载,可以断定杜甫同志的申论考试不及格。而这次考试不再是李林甫一人的幕后操控,而是宰相班子所有人都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也只能说明杜甫同志实在不具备做公务员的能力,至少其思想和观点与时局不符。杜甫再次入仕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更加颓废,曾经还能够上街卖药自食其力,还有过向富人推荐自己的主动性,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去度过每一天。这样颓废的生活,杜甫一共过了将近四年,虽然生活拮据,虽然内心苦闷,但在长安总还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在友人的极力推荐下,杜甫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官职,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终于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生涯。潼关失守后,李隆基带着诸多皇亲国戚仓皇逃往蜀中,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因为担心叛军攻陷长安后会大肆屠杀,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向外流亡,在这庞大的流亡人群中也包括杜甫,他带着家人出长安后由奉先赶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逃亡到达鄜州(今陕西延安)。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称帝,杜甫得知这个消息,将家人安置好后,准备穿过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但不幸半路被叛军俘获,被押解至长安。由此开始了他在叛军铁蹄下九个月的屈辱生活。这九个月中,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在长安城内的种种暴行,以及百姓们在国破后的种种惨象,这不禁让他生出悲天悯人之心,并用自己的笔进行了忠实的记录,例如《悲陈陶》《哀江头》《悲青坂》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的。不过,千百年来,这一时期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表现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的,当属那首沉郁悲壮、恸慨千古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无限的感慨。也就是在写完这首诗后,杜甫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叛军的魔爪,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再次穿越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终于逃至凤翔李亨的行在。据史料记载,当杜甫到达凤翔时,说他是丐帮的

                          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汹涌滔天将两人完全围困了起来。“开挖!”我怒吼一声,洞中的狴犴仰头咆哮,晖儿和S对准指定的煞位举锹就挖,大股凌厉的煞气来势汹汹地涌进天罡弱水印阵,波涛立刻化作锋利的水刀疯狂地交错切割着。一声高亢的鸣叫自水阵中传出,巨大的朱雀驮着韩笑冲天而起,双翅挥舞间骤起的火焰从天而降,一时间狂暴的水火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激战相搏,惊动天地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久战不下,朱雀突地怒啸一声,双翅一摆,硕长的火尾暴涨数倍,急剧甩动中有如一个巨大无比的火把直冲地下。弱水印阵的部分土台印符在火尾的狂扫中崩溃散落,滔天的水势立刻消减了下来,朱雀趁势张口喷出大蓬火焰,整个弱水印阵顷刻瓦解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风紧,扯呼~~”林岳怪叫一声,冲进洞中,我和莫炎紧跟其后。朱雀得意地摆动双翅,俯冲而来,眼见就要掠进洞中。轰地一声,洞旁的山壁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长藤猛然冲出,长藤的顶端赫然长着一个宽阔的大口,像是一只变异的老虎。一股胜过方才百倍的煞气直冲而来,朱雀猝不及防被凭空击出数十米,空中翻滚多时后一身的火羽散落殆尽,立刻现出了莫曹的人形。这才是真正的白虎煞,之前莫炎用灵火逼出了狴犴的肃杀之气,加上林岳的怪虎藤种,在弱水印阵消耗了朱雀的精力之后,突袭终于取得了结果。韩笑!他怎么不见了?!……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午时前的几分钟。主峰扇子陡,老田正艰难地举起舜帝铜锥,他望着天空中的太阳,口中低低地说着什么。韩笑的身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他身后。“对不起,您必须死。”韩笑歉意地笑道。……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午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浮在空中的莫曹再度化作朱雀,展开双翅飞掠扑来。老田,我们尽力了……朱雀即将接近的瞬间,整座山峰突地陡升起来,朱雀急急返身避开,险些撞在了山峰上。远处的主峰扇子陡猛地下沉,这……这里才是真正的主峰吗?!一声巨兽的低吼响起,巨大无比的龟蛇之相笼罩着整座山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午时。韩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先前的伪装掉落在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艰难地喘息着,那双眼睛比常人多了一层白色膜瓣,韩笑知道,那是一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特征。女孩的嘴唇嚅动着,微弱地重复着两个字,渐渐地欣慰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角。韩笑听出那是一个人们常用的称呼。“爸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午时。老田颤抖着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容暗淡失神。“龙脉已定固在了这里。”他冲着空中的朱雀道,“如果你不死心,我可以陪你同归于尽。”说着他挺直了腰板,眼中猛地神光暴射,隐约间空中传来惊涛骇浪之声。朱雀并没有进攻,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便转身挥翅而去。我知道老田一定是利用玄武神兽幻化改变了我们视觉中的主峰和第二峰。但我不知道,为了保证父亲能安全定固龙脉,老田的女儿乔装后死在了韩笑手下。……“看来这次我是难逃风爷的责罚了。”莫曹在山脚下仰望着雪山,心中不又叹道。“田然死了女儿,定固龙脉时又毁了玄武神兽,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我们只是损失了南龙气脉,这绝对不亏。”这声音是在莫曹的耳中响起的,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风爷说的是。”莫曹恭敬地回道。(第二篇《藏穴》完)第三篇奇门题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通地之事,依地之明,与人之法,顺人之情。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自然之道动,故世间吉凶生。三才定世天地人,浑沌不知是为神。天有九星,曰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地有九宫,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人有八门,曰休,死,伤,杜,开,惊,生,景,神有八神,曰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迎三奇,日月星;得六仪,戍已庚辛壬癸;遁六甲,子戌申午辰寅。八卦甲子玄机鬼藏,万事可定唯不变矣,若穷则变,若变则通。——《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一、鲁班厌胜风和日丽的日子很适合出游。当然,出游并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留心,也许在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处足以让你舒适享受的地方。绿地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午后阳光微醺,大脑中的意识弥漫开来。……“我看不透这东西,林岳和莫炎也看不透,如果你也看不透,那就永远藏起它。”老田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那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物件,样子很像旧时人们放在家中的泰山石敢当。不过,这块普通的物件却在我手里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历过,但发生时还是吃了一惊。在浮动中,一连串的文字倏然飘出,那是…………“啪”,一样东西丢在了身上,正巧砸中胃部,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脸上不禁有些扭曲。“老凡,身手不错啊,三十多的人了还能鲤鱼打挺。”林岳坏笑着走了过来。“臭小子……你……”我被砸的不轻,一时间说话都有些困难了。“林岳你玩过头了啊。”晖儿满脸不快地说着,走来帮我揉捏着痛处。“从云南回来都三个多月了,老凡这家伙总吊着个脸。”林岳捡起丢在地上的橙汁道。“砸他算轻的,我都想揍他了。”“死小林子。”S冲林岳小腿踢了一脚,“你以为全世界都和你那么没心没肺啊?!”“哭丧脸有用吗?!老田和他女儿能活过来吗?”林岳冲着S反驳道,眼睛却看向我这边。“今天出来散心的,别吵了。”我幽幽道,“没事,我只是在思考那本书和那个人的事。”“书上的内容你慢慢消化吧,至于那个幕后者,莫炎也在调查。”晖儿柔声安慰道,“亦凡,别太逼迫自己了,急于一时未必就能解决问题。”……《闻风拾水录·奇门篇》,来自老田交给我的物件,见到那些文字飘出时,他笑了,笑得很欣慰,那笑容永远的凝结在了他的嘴角。老田死了,死于心力衰竭。在他逼退莫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那只是回光返照。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这也是为什么老田的身体会日渐衰弱的原因。在定固龙脉的那一刻,他已拼尽了全力。林岳在施救时发现他背后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星散地分布在老田身上各处,精通医术的他也不禁迷惑不解。莫曹、韩笑、陈子浩……在他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可怕势力呢?……“我就说过,嫂子那手艺绝不是盖的!”林岳含糊不清地说道,满是菜肴的嘴鼓得像只夏天的蛤蟆。“今天有一半菜是S烧的呢。”晖儿微笑着说道,“嗯,就是你吃得最多的那些。”“浪费啊~~”S瞥了一眼饿死鬼投胎似的林岳,“某些人吃人参果都不会觉得好吃的。”“我又不是猪……咳……咳……”林岳正想反驳,却被还未咽下的食物呛得不住咳嗽,一时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有这么按门铃的吗?跟催命似的!”林岳挣扎着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一肚子怨气全部发在了门外的不速之客身上。“大概有什么急事吧。”晖儿起身向门口走去,一旁原本假寐的狴犴忽地跳了起来,冲着门口发出呜呜的声音。门开了,晖儿一脸茫然地带进三个人,那是三名警察。“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一下证件,“哪位是王亦凡?”“我就是……”我起身应道,这些警察来我家做什么?“王亦凡,你涉嫌盗挖古墓、走私文物及蓄意谋杀。”那名警察拿出一张文件,“现在正式拘捕你,这是拘捕令。”屋里的空气顿时凝结,这三名警察是如假包换的大活人,应该不会是伪装的,但他们又怎么会了解到我在云南的那些经历?而且如此高标地给我罗列了三项重罪!“我们必须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那名警官继续道,“这是搜查令。”麻利的动作下,我被铐上了手铐,两名警员熟练地四处翻查着,林岳安静地躲在一边,眉毛已拧作了四条。晖儿和S询问着为首的警官,对方一付无可奉告的表情,只是提醒她俩可以跟回警局协助调查。“找到了。”那枚滇王金印被翻了出来,负责搜查的警员有些兴奋,这是文物也是证物,眼前是真正的人赃并获了。……拍照,指模,例行公事……审讯室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略带稚气的脸上挂着懒懒的笑容。韩笑?!瞬间我便明白了被捕的原因,有韩笑在,那些事情的资料足以给我编定无数罪名了。“别以为我身上这套警服是假的。”韩笑调皮地笑道,“大案要案我也参与破获过不少呢。”“直入主题吧。”我盯着韩笑的眼睛冷冷道,他的辖区不在本市,不远万里的前来定罪应该是另有阴谋。有时候,计谋远胜于强大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可怕之处。“想请你帮忙找样东西。”韩笑点起一支纸烟,悠然地吐着烟雾道。“你觉得我会答应吗?”我冷笑了一下,手铐从腕间脱落。“嗳,冷静点,这里是警局。”韩笑的脸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如果你冲出去,外面会有一群勇敢的警察拦截你。”和警察正面冲突,这显然是种不明智的做法,牵涉无辜之外便是让韩笑等人坐收渔利,何况晖儿他们……“咔”,韩笑熟练地再次给我戴上了手铐:“囚徒博弈的上选是‘合作’。”“你们想要我找什么。”知己知彼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何况我的处境并不有利。“去趟文成刘基墓,找本书。”韩笑的笑容更加璨烂了,“其余的三爷会告诉你。”盗墓?!这群人在龙脉藏穴上功亏一篑,现在却做起了盗墓的勾当,他们要找的书难道比龙脉还重要?……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分外压抑,一辆深蓝色的轿车飞速地开出了市郊。“这回搞大咯,老凡,咱们亡命天涯吧。”林岳后排伸着懒腰道,“不过,先帮忙解决下民生大计。”“就知道吃,撑不死你。”S和怀里的狴犴一同向他呲牙。“亦凡,能拿的现金我全带来了。”晖儿轻声道,“不过,我们该去哪里呢?”“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我脑中有些混乱。当林岳从拘留所的地下钻出来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即将犯下一个大错,但在他连推带搡之下,却还是选择了逃离。S到市局找熟人帮忙的时候,狴犴发现了韩笑,她匆忙通知了晖儿和林岳,于是便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不过,我就此将成为畏罪潜逃的重大通缉犯。……“是的,他们刚离开市区,四个人都在一起。”公路边的树林里,一辆熄火的警车停在黑暗中,车中亮着一个红点,闪动的火光依稀映照出韩笑的脸庞。“漫无目的地瞎开车,很容易被路岗查到。”韩笑调皮地一笑,“看来我得帮你指路了。”……“韩哥,那啥……俺老婆不能白给吧……哦,成!谢谢啊!”……我压低了头上的棒球帽,避开油站工作人员的视线,将车子驶向公路。望着远去的车尾灯,那人咧嘴一笑,迅速脱下工作衣,闪进了黑暗中。……“靠,还米其林呢,这就爆胎了。”林岳牢骚道,扭曲的面容像极了瘪陷的轮胎。“你像个男人吗?就知道抱怨!”S丢过一个背包,“背上,咱们步行。”……“亦凡,前面有车。”“你好,能带我们一段不?”“嗨,上来吧,这会露水重,别站风头里客气。”“我靠,这可坐不起,敞篷的,还是东风牌啊。”“闭嘴吧你,爱坐不坐,你跟着跑也行。”“我上还不行吗?”……“到了。”拖拉机停在了一户农舍前。我们跳下车斗,踏上地面的双脚依旧可以感觉到方才的颠簸震动。拖拉机的主人叫常五根,一个黝黑憨厚的庄户汉子,这里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林岳不住叫饿,其实不仅是他,我和其他人也已饥肠辘辘,连夜的奔逃使人特别容易饥饿。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打尖,常五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说是给我们煮点饭食。常五根的家属于典型的庄户房子,两上两下的青瓦房简朴洁净,将我们让进中屋后,他便一头钻进东侧的灶间忙碌了起来。晖儿和S因连夜疲惫的关系,倚在桌边渐渐打起瞌睡来。林岳跨坐在长条凳上,眼睛死死盯住灶间。常五根端来稀饭馒头的时候,这小子立刻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屋外的天空遍布朝霞,四处响起忙碌的声音,一派农耕早起炊烟袅的景象。平淡无奇的生活,忙碌辛勤的劳作,突然觉得这一切离我十分的遥远。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听着一愣,那是一种痛苦的呻吟,依稀还夹杂着某些奇怪的声响。“你们家有病人?”林岳将嘴里的半个馒头咽下肚,四处张望道。“嗯,是我老婆。”常五根满脸愁云道,“不知咋地就病了。”“哈,小林子,你报答人家的时候到了。”S怂恿道,“这个最能吃的是个中医,让他帮你老婆看看。”……“老凡,不对劲,你跟我上去。”约摸半支烟的功夫,林岳从楼上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异常。楼上是两间大房,敞开的那间显然是常五根和他老婆的卧室,一名女子正躺在木架床上。“怎么这么大味道?”房内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恶臭,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鼻,跟着林岳走近床边。常五根的老婆看上去比较壮硕,但此刻却被疾病折磨得毫无生气,如果不是她还在呻吟,我很容易会误把她当作一具死尸。那股腐臭来自她口里,随着呼吸呻吟遍布了整间屋子,我惊异地发现,在她的呻吟声中夹杂着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啃噬骨头的声音!“脉搏正常,呼吸正常,除了脸色和口臭外,她基本就是个正常人。”林岳低声耳语道。“惹上了恶性虚灵?”我自忖道,“她的体内似乎有东西作祟。”林岳点点头,将常五根支去楼下取水,翻手捻出一根药草揉碎了将草汁滴入常五根老婆的口中。常五根的老婆突然从床上弹起,手脚诡异地扭曲着,不住乱颤,喉间咕噜着怪异的声音。“呃……”奇臭无比的液体从她口中喷了出来,床上立刻污了一大滩,一团白色的物体落在了被面上。那是一条古怪的白色小鱼,头尾都是一个长着满口利齿的鱼头,扁梭形的身体上遍布着粗糙的鳞甲。“幸亏遇到我们,不然她死定了。”林岳摇头道,“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会把这条清道夫吞下去的?”汩罗鱼,木性虚灵,喜欢藏匿在河底淤泥中,啃噬水下尸体上最难分解的骨骼部分,所以林岳会称它为清道夫。常五根收拾床褥的当口,林岳悄悄地将那条汨罗鱼丢进了窗外的河道中。……“你老婆是怎么发病的?”我向常五根问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翻修屋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常五根回忆道,“后来和木匠吵了一架,隔天我出门办事回来就变这样了。”“木匠?你们家翻修了哪些地方?”晖儿突然问道。“楼上那两间大屋、房柱还有大梁。”常五根如实道。“S,房柱和大梁的连接部分是不是叫木斗?”晖儿转向S问道。“是啊,确切的说是房柱和横梁间连系的木块。”S奇怪道,“问这个干嘛?”“亦凡,那里可能有古怪。”……房子的大梁贯串了楼上的两间大屋,一头架在西侧的山墙上,另一头则用一根粗大的房柱子支撑。房柱就在灶间的墙边,一旁放着吃水用的水缸。常五根拿来一把木梯,林岳顺着梯子爬上了房梁,在木斗处摸索了两下,翻出一个暗格,从里面掏出一条刻着奇怪文字的木鱼来。木鱼赫然是汨罗鱼的造型,鱼身两面分别刻着“勾陈”和“白虎”两个篆字。“嫂子,你怎么知道木斗里会有这东西的?”林岳掂着手里的木鱼道。“我们公司翻修时曾和装修公司有口角,当时一个同事就提醒说,这些行业里有不少能人的,当心被报复。”晖儿笑了笑,“常大哥说他老婆曾经和木匠吵过架,我突然想到他们正好在翻修大梁,一气之下可能会在上面布鲁班术。”“鲁班厌胜?”我听着一惊,抬头看了看大梁的走向,立刻招呼常五根和林岳拿着梯子上楼。卧室的大梁上翻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同样刻着篆字——“天禽”。“厌胜”又称“魇镇”,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归属于民间常说的“鲁班术”。鲁班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奇术,相传为工匠祖师鲁班所创。据说因为古时的工匠地位低微,于是很多苛刻的无良雇主会对其肆意欺压,克扣工钱,当他们感到深深不忿时便会在施工期间以厌胜术进行报

                          去引发事端的人之外。他的两个舅舅迪克和斯图亚特,米斯纳牧师,阿涅特的父亲和兄弟。他们要讨论那记耳光,不会谈怀孕问题,当然更不会涉及那个鞋里藏着蓝宝石的姑娘。假设她没到这里。假设她的肚脐眼没露在牛仔裤裤腰上面或她的胸部不那么显眼,只要再有那么几秒钟,让他们能够琢磨出该如何表现——摆出何种态度。要是在没有姑娘们晃荡于周围的公开场合,他们会明了的。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会当场采取恰当的语气。可是阿涅特在那儿嘀嘀咕咕,比莉·狄利亚也一样。K.D.和阿涅特离开其他人单独待在一边。为了谈话。他们站在野餐桌凳背后的矮橡树丛附近聊着,这是他从未想到的最糟的一次谈话。阿涅特说的是:“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她的意思是:我要在九月份去朗斯顿,我可不想怀孕,不想流产,不想结婚,不想独自伤心或面对家人。他说:“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心里想的是:对于我的社会活动,你比我惦记的都多,在我最后同意不需要拉下你的内裤时,你却打着我去做,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长途汽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刚开始遮掩威胁,揭开相互的厌烦。所有的脑袋,所有的,全都转了过去。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在镇上见过一辆长途汽车——鲁比不是通往别处的一站。其次是想弄明白那辆车到底为什么要停下来。长途汽车开走后出现了那个美女:站在路边的校舍和救世者雕像之间,吸引了大炉灶边闲散的人们的注意力。她没抹什么口红,而从一百五十英尺以外,你照样能看清她的眼睛。那笼罩下来的寂静若不是由阿涅特打破了,简直要永远持续下去。“要是那种荡妇就是你想要的,赶紧跑过去吧,黑鬼。”K.D.的目光从阿涅特整洁的女式衬衫移到她前额的刘海,再盯到她脸上——阴沉,找碴儿,责难——随后就扇了她一耳光。她表情的变化说明她活该。有人说了声“哎呀”,不过他的朋友们大多都在评断那正逼过来的令人惊艳的胸部。阿涅特逃跑了,狄利亚也跑了,可她像好朋友应该做的那样,回过头来看,眼见他们都强迫自己瞅着地面,瞅着五月明亮的天空或是自己的手指甲。古德完事了。它肚皮上的毛该剪一剪了——那样就不可能打结了——可它很漂亮。K.D.动手整理本的皮毛,心里默诵着面对阿涅特家人时为自己辩解的词句。当他向他的舅舅们描述事件的经过时,他们同时皱起了眉。这对双胞胎不仅长相,连姿态也像镜中的映像,斯图亚特吐出了刚吃进嘴里的“蓝孩”烟草,迪克(后文“迪肯”的昵称。)则点燃了一支雪茄。无论他们多么令人厌恶,K.D.深知他们不会商量出一个危及他或摩根家财富前景的决定。他的外祖父为双胞胎儿子起了迪肯和斯图亚特的名字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们家族建立两座镇子,并一心与白人的法律、有色人种克里克人、匪帮和恶劣天气奋争,可不是为了眼看着牧场和住房,以及给食品店、药房和家具店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最终落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手中。自从他的表兄弟们散架的骨骼两年前被埋葬以来,作为他们家族的希望和失望的K.D.就成了血脉中的最后一个男性了,而这个家族曾经出过一个副州长、一名州审计官和两位市长。他的举止一向需要仔细检查和认真纠正。或许,舅舅们会另眼看待这件事?很可能阿涅特的婴儿会是个男孩,摩根家的一个侄孙。她父亲阿诺德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权利让摩根家的人不得不尊重呢?K.D.抚爱着本的皮毛,从毛绺中挑出草刺,同时尽力像他舅舅们那样去思考——那是很难的。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干脆听凭梦幻去选择,只是在这时候才想起了吉姬(“格蕾丝”的昵称。)和她那显眼的胸部。“嗨。”她像个妓女一样吹爆口香糖泡泡,“这儿是鲁比吗?长途汽车司机说这儿就是。”“对,对的。嗯,没错。”闲散的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附近有汽车旅馆吗?”这问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们便问她找谁、从哪里来,心里觉得挺舒服。“旧金山,”她说,“还有大黄馅饼。明白了吧?”那么说,梦幻是在旧金山。摩根家的男人们没有退让什么,但他们对会议地点的选择感到不自在。米斯纳牧师原先认为最好是提出协议书并到弗利特伍德家去,而不要让受害的一方到加害者的家里来,以免使家族受到雪上加霜的粗暴侮辱。K.D.、迪克和斯图亚特坐在牧师的客厅里,点着头,嘴里模模糊糊地咕哝着,但是K.D.知道他舅舅们心里的想法。他瞅着斯图亚特换烟丝,端果汁。迄今为止,米斯纳组织的信贷会是不赢利的——把小额的紧急贷款借给教众,而且没有逾期不还的惩罚规定。迪克说过,就像个小猪存钱罐。可斯图亚特说,目前还凑合。米斯纳来鲁比前所待的教堂的声誉漂浮在他身后:举行皈信仪式来唤起民众,与白人的法律正面交锋而不是躲闪回避。他显然指望着有一个州能兴建一所全新的法律学校,接收一个学生——一个黑人女孩,并同时保护种族隔离制度。他明确而严肃地认为可能在一个州里作出改变:紧挨教室建一个敞开的小隔间,让一个黑人学生坐在里边。那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K.D.还是个吃奶的婴儿,他母亲、兄弟、表兄弟和所有其他人还没离开黑文呢。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的舅舅们每周都要听米斯纳布道,只是每次结束之后,他们就坐到奥兹莫比尔和英帕拉车的方向盘后面,重复父辈的歌谣:“俄克拉荷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上帝混居的地方。其余地方都只提供饲料。”让他们沮丧的是,米斯纳牧师常常把饲料当成餐桌上的食品。这样一个人能够鼓励奇怪的举动,支持一个十几岁女孩的看法,改变立场支持弗利特伍德。这样一个情愿把钱财抛掉的人能够给顾客提供一些主意,让他们以为在利率上有选择的余地。不过,浸礼会教徒是镇上最大的教众群体,也是最有权势的。因此,摩根家的人认真分析米斯纳牧师的意见,以判断哪些是可以轻易忽略的建议,哪些又是必须遵从的命令。他们驾着两辆车驶过从米斯纳的客厅到弗利特伍德住宅仅有的三英里路程。在一座俄克拉荷马州城市的某处,六月天的声响被阳光照耀下的一个游泳池的水声加大了。K.D.曾经到过那里一次。他随着舅舅们一路乘车经过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到达那里。他在路边候着,而舅舅们则在一栋红砖房里谈生意。那些激动的嗓音听起来很近,他就过去看。他看到在一道抹着宽宽的无缝水泥的篱墙背后是一片碧绿的水面。现在他知道那水面不过一般大,但当时觉得简直是漫无边际。在他看来,仿佛有几百个白人儿童在池中嬉戏,他们的嗓音好像瀑布一样落下,代表着世上最纯净的幸福,从中感受到的快活令他落下了眼泪。此时,当奥兹莫比尔车在吉姬吹口香糖泡泡的大炉灶处掉头转弯时,K.D.又感到了一种对耀眼的水面和六月游泳者的声音令人激动的渴望。他的舅舅们当年并不乐意为他去城里的商业区找门路,并在火车上责罚他,后来在坐汽车回鲁比的一路上也是如此。当年价钱低,如今价钱仍然低。“你真见鬼,怎么卷到这一团乱里边了?你应该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你干吗想和一个弗利特伍德家的人混在一起呢?你看到那小子的孩子们了吗?该死!”——这些话一下子爆发出来,却没有造成伤害。正如他看到了那片闪烁的水面,他已经看到了吉姬。但不同于那座游泳池的是,这个姑娘他还会再见到。他们把汽车头尾相接地停在弗利特伍德住宅的旁边。敲门的时候,除去米斯纳牧师,每个人都开始用嘴呼吸,像是要减少那宅子中疾病气味传播的通道。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从来不愿意睡在小帐篷里,也不想再睡在草垫或地板上了。所以他就在中央大街上建的这栋宽敞的住宅中设置了四间卧室,安排他自己、他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使用,还留出一间他们引以为豪的客房。在他儿子杰弗逊从越南回来,带着他的新娘斯维蒂进入洞房时,客房仍然还在。他们若不是需要把它用作杰夫和斯维蒂的孩子们的病房,本来会把它当作育儿室的。事情的结果是,弗利特(“弗利特伍德”的昵称。)如今睡在餐厅里的一个隐蔽处。男人们坐在纤尘不染的垫子上等候米斯纳牧师结束对那些根本没露面的妇女的探望。弗利特伍德家的婆媳把全部精力、时间和疼爱都用在到目前为止还活着的四个孩子身上了。弗利特和杰夫(“杰弗逊”的昵称。)对这种奉献既感激又恼怒,反倒把羞耻撇到一边了。和他们在一起坐得这么近是件苦差,要谈话就更是难上加难了。K.D.知道,弗利特欠他舅舅们的钱。而且他也知道,杰夫特别想杀人。既然他无法杀掉老兵管理机构的那些人,就不得不杀掉别人。当米斯纳笑眯眯地下楼梯走回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是的。不错。”米斯纳牧师拍了下手,他的肩膀微微震颤一下,似乎他已经把对手击出了场外,“女士们答应给我们拿咖啡来,我相信她们还说了过一会儿再给我们一些米饭布丁。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富理性的开场了。”他又一次微微笑了。作为一个教士,他几乎过于帅气了。不仅是脸和头发,他的全身都经过了精心打理,结果引起所有人的钦羡。他为人严肃,并利用这种显而易见的英俊防止懈怠——这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他的教众打交道,任何事情都不想当然:无论是妇女的敬佩还是男人的嫉羡。没人呼应他对甜食展出的笑意。他仍自顾自说下去。“让我来把我所知道的局面说清楚。如果我分析错了或是有什么遗漏,你们一定要纠正。我的理解是,K.D.造成了一次伤害,一次严重的伤害,对阿涅特。所以,我们可以干脆地说K.D.在脾气和道义上有问题——”“他对一个年轻姑娘发脾气是不是不够老成?”坐在距离灯光最远处一把低矮椅子上的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按捺不住地打断了他,“我不管那种行为叫脾气不好,我管那叫非法行为。”“好吧,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出了格。”“请原谅,牧师。阿涅特十五岁。”杰夫紧盯着K.D.的眼睛说。“不错,”弗利特说,“从她两岁以来,就没人碰过她。”“问题可能就在这儿。”斯图亚特是人所尽知喜欢作煽动性讲话的人,所以迪克一直警告他别开口,而由他这个机灵鬼来谈。他这句话一出口,就让杰夫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对我们口出胡言吗?”“你们家?”斯图亚特的目光从杰夫扫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你听见我的话了!爸爸,我看我们最好还是结束这次会面吧,免得有人受伤!”“你说得对,”弗利特说,“我们谈论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原来只有杰夫是站着的,这时米斯纳也立起了身。“先生们。啊!”他举起双手,压制下坐着的人,充分利用了布道的嗓音,“我们在这儿的都是男人,上帝的男人。你们打算把上帝的工作扔进阴沟里吗?”K.D.看到斯图亚特竭力压下想吐的口水,也站起了身。“听我说,”他说,“我很抱歉。要是可能,我就收回我所做的。”“做了就做了,朋友们。”米斯纳压下双手。K.D.继续说:“我尊重你的女儿——”“从什么时候起?”杰夫问他。“我始终尊重她。从她只有这么高的时候起。”K.D.把手在腰间比画了一下,“随便问谁。问问她的女朋友比莉·狄利亚。比莉·狄利亚会告诉你的。”这机智一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摩根家的舅舅们控制着自己的笑意,而弗利特伍德父子气得须发倒竖。比莉·狄利亚是镇上最放荡的女孩,正被第二名追得益发放荡。“这事与比莉·狄利亚无关,”杰夫说,“而关乎你对我小妹的所作所为。”“等一等,”米斯纳说,“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K.D.,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你当时喝酒了吗?她当时激怒你了吗?”他指望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能够敞开一个诚挚的空间,以便让这些男人停止找碴儿而谈具体条件。之后的突然沉寂使他很惊异。斯图亚特和迪克两人同时清了清嗓子。阿诺德盯着他的鞋。米斯纳牧师猜想,准是出了什么毛病。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中,他们听到头顶鞋跟轻轻的着地声:妇女们在走动,干活,翻找,喂食——不管她们在做些什么来拯救孩子们,孩子们却拯救不了自己。“我们不在乎为什么,”杰夫说,“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怎么办。”他在说到“办”字时,食指向椅子扶手上一戳。迪克向后靠坐着,把腿大大地劈开,仿佛在欢迎理当属于他的领地。“你们想好什么了?”他问道。“首先,要道歉。”弗利特说。“我刚刚道过歉了。”K.D.说。“不是对我,对她。是对她!”“好的,先生,”K.D.说,“我一定做到。”“好吧,”迪克说,“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杰夫回答:“你最好再也别碰她。”“我不会再沾她的,先生。”“还有第三件吗?”迪克问。“我们需要知道他说话算数,”弗利特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影响?”迪克摆出一副不解的神情。“我妹妹的名声给糟蹋了,对吧?”“唔,唔,我看得出。”“没法弥补了,对吧?”杰夫的问话包含着挑战和询问。迪克向前俯身。“唉,我不知道。听说她要去上大学,那样这些事就全抛在她身后了。也许我们能帮点什么忙。”杰夫咕哝着:“我不知道那个。”他看着他父亲,“你看呢,爸爸?那样……”“得问她母亲。她也为这事受打击了,你知道。比我受的打击还大,也许。”“好吧,”迪克说,“可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和她谈妥呢?要是她通情达理,明天在银行那儿停一下。”弗利特擦着下巴。“我可不敢担保。梅布尔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非常骄傲。”迪克点了点头。“她有理由这样——女儿要进大学,这一切。我们不愿意有什么挡道的东西,这是在为镇上增光。”“那所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弗利特?”斯图亚特歪着头问。“八月,我认为。”“到那时她就准备妥当了吧?”“你是什么意思?”“唉,”斯图亚特答道,“离八月还有好长时间呢,现在才五月。她可能会改变主意,决定待着不走了。”“我是她父亲。我会为她安排的。”“好吧。”斯图亚特说。“就这么定了?”迪克问。“像我说的,得跟她母亲谈。”“当然。”“她是关键,我太太是关键。”迪克当晚第一次开怀地笑了。“女人总是关键,上帝祝福她们吧。”米斯纳牧师叹了口气,仿佛又有了可以呼吸的空气。“上帝的慈爱在这栋房子里,”他说,“每次我来这儿都感受到这一点。每次。”他朝天花板看着,而杰弗逊·弗利特伍德则委屈地瞪着他。“我们珍惜他的力量,但我们不该忽视他的慈爱。那才是保持我们力量的东西。先生们,兄弟们,让我们来祈祷吧。”他们垂下头,顺从地聆听着米斯纳锦心绣口的词句和看不见身影的妇女们响个不停的脚步声。次日黎明,米斯纳牧师对这一夜睡得这么好都觉得诧异。前一晚和摩根及弗利特伍德两家人的会面使他很不安。在弗利特伍德家的客厅里有一只灰熊——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限制着人们随意行动。楼上,他使妇女们大笑——嘿,反正梅布尔笑了。斯维蒂虽然也笑了,但并不欣赏他的逗乐,眼睛始终不离她的孩子们。向侧面一闪,向前一俯身,吸一口气——她上身探过婴儿床,迅速而熟练地作出调整。但她的表情很温和,仿佛在说:有什么可以让她高兴的,他又为什么要尝试?当他要她和自己一起祈祷时,她默许了。她低下头,闭上眼,但当她面对着他轻声地念诵着“阿门”时,他感到同正在与之讲话的上帝之间的关系似乎模糊了或者太生疏了,而她与上帝的关系才是优越的、长久的、完全隐蔽的。他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相处时运气还不错。她很高兴他来拜访,拖延着他们东拉西扯的谈话。听了在大炉灶那儿发生的事之后,他召集了那些男人,此刻他们都在楼下等候——就像那灰熊一样。米斯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美女裸体免费视频无需下载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

                              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

                              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

                              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

                              嗣挖出了吕不韦的玄椁,让他自己享用。所谓玄椁,是一种特殊的玄武岩制成的椁,套在内棺的外部,它能够很好的吸收储存地气。墓葬风水中就曾有“三龙不如一玄椁”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玄椁能抵得上三条杂气龙脉。在里面衬上寒玉做的棺材,可以透析玄椁中的龙脉气息,有如冰箱保鲜的原理,能够保证葬者缓慢而完整地吸收。就这样,数百年的时间里,在隆庆关山口的藏风位上,郑买嗣乐滋滋地利用玄椁里残存的龙脉气息泽被了他的子孙。“我终于明白无间轮回局的用处了。”我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就是用来消灭龙脉!”“这里是引龙大局的卧龙部。”莫炎沉思了起来,“龙脉应该在升龙部才对。”“从进蒙化城到现在,见到的格局多的数不过来,彼此重叠互相利用。”我幽幽道,“这本来就不正常,升龙部又是单局,只要稍稍做下手脚,根本看不出来。”这下连莫炎也傻眼了,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没想到龙脉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也难怪郑买嗣之后蒙化的人才凋零殆尽,偌大一个龙脉被毁,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可以下去吃饭咯,今天的菜丰富的很咯。”老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见一屋子垂头丧气的人不由愣了一下。“老汉不懂啥风水哈,不过还是想说上两句。”问明原因后,老田眯起眼睛道,“记得巴查说过,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何况是听别人说的咯。”“拓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莫炎望着老田,眼光闪动了一下。“那也是郑买嗣说的哈,要是那个‘仙尊’说谎的话,郑买嗣也会相信咯。”老田继续道,“亦凡兄弟对那个无间轮回局也是听人说的哈,这些都未必可信咯。”莫炎和我不禁对视,老田的话不无道理,暂且不去追究拓文和书稿上所记载的真假,既然那“仙尊”可以用“阳世阴镜”将无间轮回局在地下引发,就不能排除他可能配合其他格局将龙脉再次引向他处。现在我们知道有人用引龙大局将龙脉从抚仙湖引到蒙化,埋葬的是吕不韦,负责守护龙脉的是南诏蒙氏,他们的先祖就是负责押运棺椁的蒙恬。现在没弄清的是龙脉的去向和饲虚一派的惨案……饲虚一派的惨案?!对啊!当年找郑买嗣墓葬的富商会不会和委托莫炎找龙脉的富商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当年茶马古道的血案应该和他有关,可为什么……大脑中的逻辑关系不断纠葛,无论我怎样梳理都没有头绪。“吃饭!”莫炎突地站了起来,“吃饱再想。”“咕噜……咕噜……”几个人的肚子先后响了起来,似乎在他的提醒下肚子们都醒悟了过来。众人相视间大笑起来,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吃饭,大脑有了养分应该会转的快些。”我振奋了下精神道,“疑点就像鱼的气泡,只要有泡那就证明水底有鱼!”……住宿的小店有点像过去的客栈,楼下大堂便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在靠门的饭桌坐下,伙计麻利地端上一些饭菜,喷香的味道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完全放下了龙脉疑团的纠葛,各自放口大嚼起来。“亦凡,你怎么把背包拿下来了?”晖儿见我靠在桌边的背包不禁问道。“唔……刚才下楼前突然想到的,吃完饭我想和莫炎再去一次城外。”我咽下口里的饭食道,“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好吧,那你和莫炎路上小心。”晖儿柔声道,伸手抚了一下我额上的已经结疤的创口。“啪……噹啷……”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从桌边经过,踢倒了我的背包,包内传出金属撞击的声响,包口的搭盖翻开,露出了犀牛角剑柄和黑刀的金吞口。踢倒背包的那人并没有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倒是满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那是昨晚机关金人的武器,放进包内之后便忘记拿了出来。我顾不上斥责那人,连忙收好背包,这东西大庭广众之下很容易惹麻烦。“浪剑,郁刀……唐货~~”那人嘬了下牙花,低声嘀咕了一句,一双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背包。见我收起背包,他缓了下神,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凑近了说道:“这货卖不?说个价钱~~”那人一口乡音,似乎是鲁豫一代的,长脸小眼,一口黄牙,惨白的皮肤似乎不太见阳光,左手腕上用红绳栓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制挂件,敞开的衬衣里露出一条奇怪的项链,那链坠是一个类似动物爪牙的东西,上面嵌着金边挂口。我不想多事,便礼貌地笑了笑:“不卖。”“三万一件,中还是不中。”小眼睛脸一翻,换了付狠相压低声音道,“识相就成交,老子没功夫和你泡。”找碴还真会挑时候,我暗地在他脚下支起两支金属针,正要发作间却被莫炎在肩上按了一下。“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莫炎口中的话语听着有些耳熟。小眼睛听着一愣,气焰顿时下去了不少:“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莫炎两手一合做了个喇叭状的手势:“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小眼睛打了了哈哈,双手一拱:“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说罢转身出门,莫炎紧跟上前,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交待晖儿他们留下,便跟了出去。出了店门,莫炎和那个小眼睛早已不见了踪影,寻找间耳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顺着声音转入店边的小巷,赫然看见莫炎满手鲜血地站在那里,小眼睛的一只左手竟被他生生折断!二十一、阴火四妖小眼睛的左手手腕后三寸处支出了一截断骨,挑出皮肉,血淋淋地露在那里。这家伙倒也是个硬骨头,居然没有痛晕过去,只是不住地喘气。“你们发丘中郎将够毒,自家人下狠手……”小眼睛喘道,“俺张禾记下了……”“最后一遍。”莫炎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杀气,“这玉哪来的?”我这才发现,小眼睛腕上挂着的那块古玉正拿在莫炎手中,莫炎似乎对这块玉十分在意。“东三爷送的。”小眼睛显然也看出莫炎动了杀心,古玉和生命当然是后者重要,更别说给他这个祸根的东三爷了。“神算东三爷……”莫炎估计是知道这人的来头,闻言沉思起来,小眼睛见他走神,一个骨碌爬起身,猫腰就向巷子外蹿去。“嗖……嘎巴……”小眼睛还没跑出两步,银色长索鬼魅般缠上他的脖颈,莫炎手腕一抖,小眼睛的颈椎发出了枯枝断裂的声响。“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没料到莫炎真的会下杀手,“你干嘛杀了他?”莫炎搜出小眼睛的手机和钱包,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指尖弹出一团灵火。尸身在灵火的燃烧下无烟无息,一会便化作了一片土黄色的细末。“回去细说。”莫炎拍了我一把,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巷。客房内,大家看着莫炎手中的那块古玉,各自惊叹不已,一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清晰地显示着那个小眼睛的资料。原来那小眼睛张禾是一个盗墓集团的头目,专门负责销赃口径。就在张禾高调“收购”南诏兵器的时候,莫炎一眼看出他胸口的项链是盗墓贼用来保平安的“摸金符”,便用盗墓贼的黑话切口打招呼试探:“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那意思就是:“眼力不错,阁下想拆同行的台,分杯羹?”张禾被莫炎唬住了,“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这就是自报家门客套一下:“在下是摸金校尉,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这摸金校尉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筹集军资特别设置的官方盗墓团队中的职务之一,据说个个精通盗墓神出鬼没。后世的盗墓贼为了掩盖本行恶称,也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便沿用了这个称呼。莫炎一听没错,便想稳住张禾,“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其实就是说:“在下发丘中郎将,到处敛财的。”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是同一期的军职称呼,手法不同,属于群盗爆挖型,盗墓贼称之为“搬山开丘”。张禾大概是顾忌到了什么,莫炎说完这话他便准备开溜,“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丢人啊,冒犯了,改天找机会一起发财。”他哪里知道,莫炎根本就不会让他走开,原因就是他手上的那块古玉。……“是派内我一个叔父的。”莫炎看着阳光下透出异彩的古玉,“活玉水翠,不会有错。”这块古玉雕工十分古朴,简略的几刀便在浑圆的玉体上诠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玉质润泽透亮,通体翠绿间夹杂着一些翡黄。莫炎翻动了两下,那翠绿翡黄的内质竟似隐隐流动了起来,看得我们不由一阵惊叹。“老汉听说过哈,活玉水翠可以救人,千年难遇的咯。”老田说道,“腾冲那里就出过两块哈,据说进贡给了南诏王的。”“真能那么神就好了。”莫炎摆手道,“我叔父是和父亲一起遇难的。”“神算东三爷可能会和那场血案有关,甚至可能跟龙脉事件有关。”晖儿推测道,“这么神奇的玉都舍得赏给手下,他这人肯定不一般。”“云南盗墓贼多,全是外来户。”莫炎继续道,“就这个东三爷是本地人。”神算东三爷,年龄、相貌、来历不明,莫炎也是在堪舆同行中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能断阴阳看山水,寻龙探穴神算无敌,只是专干盗墓的缺德行当。云南堪舆界同行不耻于他的行为,但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段,因此神算东三爷的名头却也十分的响亮。“这人去过郑买嗣的墓葬。”S突然叫道,她一直在查看着张禾的那部手机,用蓝牙传导文件后,发现手机的相册内存放着四张高清晰的照片,拍的正是隆庆关的玄椁、巨岩和山口。其中山口顶部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让S放大查看,发现山石泥土中隐隐显露着铁链和滚轮,另一张上则是用灰土碎石巧妙地掩盖了起来。“郑买嗣尸体消失,玄椁自动上升……”我脑中一片空明,“这帮人比我们早到隆庆关,而且事先盗走了郑买嗣的尸体,并在玄椁机关上动了手脚。”“普通的盗墓贼是不会对郑买嗣这样的墓葬感兴趣的。”晖儿接道,“何况他们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在机关上动手脚。”“只有一种可能。”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东三爷就是幕后人。”“呜……”张禾的手机发出一阵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个叫“老夫子”的人。大家都有些僵直了,迟疑地望着手机。不接手机,对方很可能是盗墓集团的成员,一旦怀疑张禾出了事,就会打草惊蛇;接手机,那更会穿帮,张禾的嗓子和鲁豫口音实在特别。“喂,拉泡屎也不让俺舒服点……咋?这就去腾冲咧?……娘的,俺丑话说在前头,么啥甜头俺可不去,管他娘的中不中,三爷那边俺自己去说。……啥?找了妹子等俺?中!发个短信把地方给俺说清了,这就赶过那边去。”啪,电话挂断了,先前惊讶的我们看着一脸严肃的莫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他竟然将张禾的口音语气模仿的惟妙惟肖,满口脏话乡音和他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东三爷要张禾去腾冲会面。”莫炎没有笑,脸上冷得接近冰点,“有大买卖出货。”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莫炎要过手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之后列出了一排表格,原来她查证张禾的手机漫游信息,而列表中显示的地区正是我们之前所去过的云南各地。尤为让人注意的是,从日期上来看,张禾的行踪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到达目标。“嘟嘟”,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短信,那是张禾该去的地方。张禾负责的是销赃倒卖,之前晖儿便已在公安部的网络上看到了张禾的通缉令,这家伙足足倒卖了上千万的古董文物,算起来已经够枪毙一百次了。东三爷急召他去腾冲,应该是有文物出货,这个线索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去见一见那个神秘的东三爷。“我看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帮家伙的路线和我们完全一致,晖儿刚才说得对。”S说着有些火大,“我们索性去腾冲,看看那个三爷是什么货色,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如果可以从东三爷这条线上挖出龙脉之谜和茶马古道血案的真相,那云南也没有白跑一趟,我们身后的顾虑危险也会完全消除了。大家思路都一致,简单安排后,便乘上了去腾冲的列车。……腾冲玉市,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晃悠着在市场中闲逛。莫炎和老田结伴走在先头,我则和晖儿S扮作游客,有意无意地在摊位间问价还价。腾冲是中国唯一产翡翠的地方,现在已是挖掘告罄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玉石贸易,加上毗邻世界翡翠之都缅甸,因此这里的玉石市场依旧红火。根据短信给出的接头地点,我们来到玉石市场一个较大的铺面前。莫炎操着鲁豫口音和店主交谈了两句,那店主便点头哈腰地递去一块玉石带扣,掏出一包云烟,发了莫炎一支,却并没有替他点着,转身自顾做他的生意去了。众人相继转出玉石市场,确定没人盯梢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碰了头。“玉石带扣上有什么东西没?”S急切地问道。“你带回去送林岳吧。”莫炎递过带扣,“玉质似乎还不错。”“切,我干嘛送他,这东西上不像有什么秘密啊。”S口上说着,手中还是接过了带扣。我笑着问莫炎拿过烟卷,撕开,一个小纸卷巧妙地藏在了烟丝中,展开一看,上面写了七个字:“八点,万年蛤蟆嘴。”万年蛤蟆嘴,这古怪的名字是指腾冲热海景区的一处地热喷泉。腾冲地处火山群中,大大小小的温泉不胜枚举,有一处温泉会不断喷射热泉水箭,外形酷似蛤蟆大张的阔口,应此得名。“买点张禾穿的那类衣服。”莫炎塞过一卷钱,“按我的尺寸,六点旅店见。”说罢叫上老田径直往城东走去,我们走了几家服装店,挑了一套与张禾穿着风格相同的衣服。莫炎的身材与我相仿,因此索性就试穿了一下。六点,在落脚的旅店里,莫炎和老田准时回来了。老田先是拿出三只活杀的鸡,又掏出了几块满是泥土的砖头,最后是一只动物的脚爪,上面残留着长长的钩爪。“王亦凡,按张禾的项链做。”莫炎拔下一只钩爪,“金子太贵,你想法解决。”拿我当金匠了,苦笑间我转身进了院子,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四下无人。我集中精力从地下聚出一些金属,费力地剥离出黄金,半真半假地凭记忆做了一条摸金符。回到房间,我吓了一跳,脸色苍白的张禾正站在屋内,一只浣熊似的动物蹲在他的肩头,呲牙咧嘴地冲我怪笑着。“朋友送的东瀛狸猫。”张禾开口道,言语间竟是莫炎的声音,“幻化伪装的高手。”那狸猫点点头,晃动了下尾巴,转身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张禾的脸,蹦到桌上,用前爪撕下一条鸡皮,再次跃上张禾的肩头,小心地将鸡皮撕碎,贴在了他的颧骨部位。我这才发现,现在面前的张禾颧骨有些过低,那狸猫贴完皮后,用前爪抹了几下,顿时出现了两块高耸的颧骨,鸡皮的痕迹顿然全无。狸猫又看了看,回头冲我又是一呲牙,做了个鬼脸,身体腾化成一团火焰,蓬然消失了。“莫炎?”我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张禾就是莫炎假扮的,但这个东瀛狸猫的本事也太大了点,日本传说中那幻化戏弄人类的估计就是它了。现在这个造型,再加上莫炎惟妙惟肖的言语模仿,这个张禾几乎就是还魂人间了。噗,火焰再次腾现,那只狸猫出现在了我的肩上,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有趣地看了看我,左爪从身后拿出一片奇怪的叶子,放在嘴边舔了舔,而后大大咧咧地一爪摁在了我的额头上。“亦凡……”晖儿望着我的眼神一下茫然了起来,视线四处搜索着,“怎么一下不见了?”“我在啊。”我回答的声音引起了晖儿的注意,但似乎依旧看不到我。“一叶障目。”张禾,不对,应该是莫炎缓声道,“你现在隐形了。”“看来我们今晚有场好戏要演了。”我忽然觉得很有趣,身边的狸猫也冲我不住地呲牙怪笑,这小家伙倒是个不错的帮手。……腾冲热海在县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下车的时候已是七点五十分的样子,我和莫炎脚下加快步伐,赶到了万年蛤蟆嘴。“禾哥~~”一个胖胖的男子老远就招手大叫,夜色中速度惊人地“滚”了过来。“娘的,俺颠了一天,大腚都起油皮了。”莫炎脸部表情竟然丰富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道,“三爷找俺啥事嘛,快带俺去,早了早好。”“禾哥,莫要急,三爷知道你辛苦,在温泉包了个专场。”胖子阿谀地笑着,一身肥肉波动不已,“边上的宾馆给您开好了房间,妹子就等在里面。”“嗬,中,中,办事有一套。”莫炎猥亵地笑着,狠狠拍了胖子两下,痛得胖子直咧

                              渡者。无奈之下我们只得钻入船舱,任由毛龙拖着船体原路返回,要想找寻盘龙部也只有另想办法了。回到石盘洞穴,毛龙照前扭动石盘,地上的大洞渐渐合起后,它自顾趴在石盘边休息了起来。莫炎在地下仔细看着我先前发现的孔洞,转而探视了一下毛龙的双眼,眼中露出一丝阴狠的目光。“弄瞎它的是搬头尸!”莫炎发出难得的切齿声,“它们到天坑办的就是这件事。”我原本就怀疑凹坑中应该聚有寒水,是那些孔洞将寒水排走的。现在看来应该是毛龙离水后,搬头尸用淡金涎液灼瞎了它的眼睛,并放出驯养的蜈蚣将它暂困在这里。但却没想到竹楼一战全军覆没,没有回来接应这条倒霉的蜈蚣。“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想法找到盘龙部。”我招呼着莫炎,他正看着毛龙发愣,“怎么?你想带走这条毛龙?”“它不会走的。”莫炎长舒了一口气,“它等着下一个吹响驯龙笛的人,直到死去……”不知是受了莫炎的影响,还是那条伤残了的毛龙带给我的感觉,淡淡的话语让我感到有种莫名的忧伤。……一路攀爬,我们三人顺着先前留下的绳索出了子坑,此刻的天空已经渐渐暗下。坑外不见晖儿和S的身影,众人寻找中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晖儿的声音。我们循声急忙赶去,一片树丛中发现了两人的踪影。晖儿哭着拉扯S的手臂,而后者正抱着一棵树木啃咬着树皮,嘴上粘满了白色的汁液。“可咬不得哦!”老田看到那棵树,顿时大惊失色,“见血封喉啊~~”十五、恶魈拘魂见血封喉,又叫作“箭毒木”,树身的乳白色汁液含有剧毒,可使中毒者心脏麻痹,血液凝固,以至窒息死亡。云南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作“七上八下九倒地”,意思就是说,如果谁中了箭毒木的毒,那么往高处只能走七步,往低处只能走八步,但无论如何,走到第九步,都会倒地毙命。S疯狂啃咬的正是这种被称为“见血封喉”的箭毒木,老田叫声一出口,我和莫炎不由都是一震。上前让晖儿退开,我抓住S的肩膀便想将她拉起,但还未用力,手臂却被莫炎牢牢抓住。“见血封喉是血凝性毒剂。”说话间莫炎一掌切在了S的后颈,“弄破口腔就没命了。”一击之下,S立刻昏晕了过去,我和晖儿仔细查看了下她的口腔,所幸没有发现伤口,但即便是这样,剧毒入腹也是危险之极。正在我们检查抢救S的当口,莫炎拉着老田在树木的附近找寻了起来。不一会,两人拿来一些竹节似的红色草秆,莫炎手脚麻利地将草秆揉碎挤压,沁出的草汁慢慢滴入S的口中。“多亏莫炎兄弟找到这红背竹竿草哈。”老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全靠它解了见血封喉的毒,这女伢子的命算是保住了咯。”挤尽草汁后,S原本绯红得有些怪异的面颊渐渐恢复了本色,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S怎么会这样的?”我向晖儿问道。“你们上来前,她突然开始自言自语,接着跑到树林里到处找什么东西。”晖儿一脸害怕地说道,“后来就抱着这棵树木用牙咬了起来,疯了似的,怎么叫都不停。”“哦?”我心中有些明白原因了,“你去看看S背后的鬼脸。”“不必看了,活命靠树。”莫炎冲我摆了下手,“公孙身上的山鬼巫已经没有了。”见我和晖儿一脸迟疑,他又指了下那棵箭毒木,方才被S啃咬的地方竟出现了一片黑色的痕迹,那奇诡的形态就像是一只正在舞动着的山鬼。晖儿还是不放心地扶起了S,悄悄检查了下她的背部,立即一脸欣喜地向我点了点头。“呸、呸……”S一下醒来,嘴里连连啐着,“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众人一片哂然,吃了箭毒木活着就已经偷笑了,那味道怎么可能好吃呢。细问之下,S却并不记得自己的行为,只是模糊地回忆起当时山鬼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心里便涌起一种冲动,之后的记忆已是完全空白。事情到此地步已没有必要深究下去,我和莫炎两人并没有感觉到S身上有任何的不妥,老田有些不放心地又给S把了把脉,却也没有发现什么。确认S无碍之后,大家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是放下了。见天色渐晚,一行人便走向牛车停放的地点准备返回村寨。体力和精神的紧张一旦松弛,人很容易会感到疲劳。走出母坑的时候,我已是有些手脚酸软的感觉,除了莫炎之外,的其他人也多少有些倦意。这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借着月光依稀可以看到那头犍牛正安静地停在车旁,脚下不觉加快了步伐,心里开始期待喷香的饭菜和甘醇的普洱茶。“怪咯,咋有人……”走在最前面的老田突然低声道,话未说完,一道刺眼的灯光倏然照在了我们身上,一片眩目下周围的景象完全无法辨识,隐约间似乎有几个影子在那里晃动。“站在原地别动!”一个威武的声音喝道,“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眼睛开始适应突如其来的光亮,原来面前不远处停着两辆汽车,蓝白相间车身上赫然是警察的标记,车前的大灯直直照射着我们,几名警察正手持枪械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我再重复一遍,放下武器!”方才喊话的警察提高了声音,旁边几名警察威胁性地扬了扬手中的枪。“照他们说的做。”我低声向众人说道,解下腰间的户撒刀抛在了地上,慢慢地举手抱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不清楚目前的状况,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实在不宜轻举妄动。莫炎面无表情地举起了双手,晖儿和S也放下手中的短柄猎枪依样照做。老田则忙不迭地对着警察不住点头,好像想要和那些警察套近乎。“几位同志是乡里的哈?老汉和你们刘队长认识咧。”老田客套地打着哈哈,“误会咯,误会咯,我们上山打猎采药哈。”警察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松懈下来,而是抬了抬手中的枪,老田一脸惊恐地立刻举起双手,转脸看了看我,眼中尽是莫名与不安。“有人举报你们违法携带枪支,毁坏民居,涉嫌谋杀。”为首的挥了挥手,一群警察立刻将我们围了起来,“现在拘捕你们,有什么话到了里面再说。”咔嚓声中,三名警察手脚麻利地将我们反铐了起来,我有生以来第一尝到手铐的滋味,那嵌入皮肉的金属卡得腕骨一阵生痛。被推搡着上了车,我们五人局促地挤在布满铁栏的警车内,无言中彼此都是一阵眼神交流,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警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着,我们乘坐的警用吉普开在前面,车内的两个警察一言不发,其余的警察则坐进另一辆警车紧随其后。“有些蹊跷。”坐在我身边的莫炎低声耳语道,“竹楼的事情没人知道。”“除了巴查,只有我们知道。”我也疑惑道,“照理也不可能是他,老田也不至于报警。”我的语声似乎稍大了些,莫炎警惕地用眼神制止了我,望了望前面的两名警察,那两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应该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山路崎岖盘绕,车子不住攀爬行驶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车咋在上山咯?”老田按捺不住叫道,“乡里的路不是走这里哈。”车前的两名警察丝毫没有理会老田的叫喊,颠簸中车子的速度又加快了许多。“把大家的手铐弄开。”莫炎低声说道,“这些警察没有人味。”手铐在意念下全部脱落,被轻轻地聚在了车厢的角落,我示意晖儿他们不要出声,依旧将手背在身后伪装被铐的样子。耳畔一片山风的掠动,我悄悄查探着远处的环境,渐渐眼前现出高耸的悬崖峭壁,车子正飞速地行驶向陡绝的一侧,这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更惊讶的是,那两名警察的身体随着掠进车窗的山风竟有些飘动。“大家抓好!”我大吼一声,意念中断开了油门传动杆,将制动装置全部刹死。嘎地猛震,警车立刻刹车,滑行中车身横向停在了路中,虽然大家早有准备,但却也被惯性甩动得一片歪倒。扶起晖儿,我刚刚站稳,正要想法制服前座的两名警察,车身突然遭到一股巨大的撞击,方才站稳的众人再次跌倒。“这帮警察疯了?!”S大叫道,“要把我们撞下山吗?”叫声中车身又是一震,在金属的异常响动中脚下传来移动的感觉,后面的警车竟抵着这辆车加大马力往山崖边推去。“真有风格,想连自己人一起弄死。”我嘀咕了一句,狠狠地将车子的轮轴扭断,四根轴杆贯穿车体深深地插入了地下。“那两只东西已经跑了。”莫炎淡淡地说道。在我的固定下,车身已不再移动,莫炎的话不由让我惊觉,车内那两名警察此刻早就失去了踪影,除了车窗外呼呼灌入的山风,前排上已是空空如也。“砰……哗啦……”边上的车窗中弹破碎,一颗子弹呼啸着擦着我的头顶飞过。还未缓过神来,连串的枪声随即响起,子弹疯狂地攻击着车子,车厢像被密集的冰雹砸中了一般不住作响。不知哪颗流弹击中了警车的油箱,车身内猛地腾起一片大火,火光直冲而上,在山风中猎猎作响。围攻我们的警察慢慢自警车后转出,个个面无表情地抛掉手中早已没有子弹的手枪,齐刷刷地在那里注视着熊熊燃烧的警车。为首的那个警察正坐在另一辆警车里,他并没有下车查看,而是不紧不慢地点起一支烟,悠闲的抽了起来。渐渐地,警察们有些奇怪了,火势熊熊的警车并没有任何的熔化,车内更是没有惨叫和呻吟声传出,难道里面的人在刚才乱枪射击中早已丧身?围观的警察慢慢地接近燃烧的警车,隔着火势仔细探查。呼地一声,原本凶猛的火势瞬间消失,一蓬子弹如雨点般自车内喷射出来,警车边的警察无一幸免地被击倒在地,中弹最少的身上也有七八个窟窿。车厢顶盖四壁四散飞开,车上众人却是毫发无伤,这一切完全得益于莫炎的火势伪装和我控制金属枪弹的能力。“切,就凭这些毛贼还想收拾我们?”S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顺手捡起掉在一边的短柄猎枪。“这些不是真正的警察,他们完全是想置我们于死地。”晖儿接过S递来的猎枪,填上子弹道。“管他们是什么人,问问那个活口就知道了。”我冷冷地说道,脚下迈步向车内的那个警察走去。手臂一紧,莫炎拽住了我,眼中流露出异样的目光。我这才发现,地上倒下的那些警察竟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身体全都瘪了下去,山风鼓动中,地上只剩下一堆飘挥的警服。车内的警察突然冲我咧嘴一笑,随手将手里的烟头弹向空中,“波”地烟头爆开,蓬出一片火星,那颜色竟是无法用色谱中的名称来形容。火星出现的那一瞬间,地上的警服不断蠕动起来,一些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从领口慢慢挤出,晃动着飘在了空中。仔细看去,那是一些薄薄的灰白色人形东西,飘舞在那里就像一只只风筝。“ghost?!”S端起枪瞄准了其中一只,“我还是捉鬼队呢!”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其中一只人形“风筝”,但它却并没有落地,而是带着弹孔继续在那里飘动。车内的警察饶有兴致地看着S,又点起了一支烟,享受般地深吸一口,慢慢地吐出了烟雾。难以置信的是,那烟雾竟似绵绵不绝,在空中聚成了偌大的一团。他轻松地弹了弹烟灰,手中的烟优雅地画了一道弧线,空中的烟团立刻射出几道烟箭,直没入飘舞的人形“风筝”中。“居然学会了人皮恶魈。”莫炎的声音如寒冰一般,“混蛋教出来的混徒弟。”人皮恶魈?诡异险恶的名字让我不由有些发寒,而空中的景象就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了。那些烟雾注入之后,人形“风筝”像充足气了似的鼓胀起来,完全恢复成了中弹前的警察模样,只是脸上一片死然,原本的口鼻和双目已换作了黑漆漆的孔洞。“臭脸师叔,别混蛋混蛋的,让我师父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那警察从脸上拉下块皮一样的东西,露出了一张满是稚气的男子面容,“您先和这些恶魈玩玩,我还有点事情,下次有空请您喝茶。”我们都有些糊涂,听话里的意思莫炎是这人的师叔,但似乎和他的师父有着什么过节,对方的口气虽然有些放肆,不过却像恶作剧似的,看来并没有什么威胁存在。莫炎的脸色越来越冷,双手闪电般错动起来:“灵火烈风诀!”骤然而起的灵火狂野地冲向警车,我隐隐感到一股凌厉的杀气自莫炎的身上传来。“唉,您还是老样子,臭脸臭脾气。”那男子叹了口气,“您和师父间的恩怨,没必要和我算账吧?”手中香烟一抖,两只人皮恶魈立刻飘来,黑洞般的口鼻中聚出一股黑色的气流,卷动着将火焰吸入体内。猛胀之后,人皮恶魈周身映出火红的光芒,猛蹿到半空,毫无声息地爆裂开来,一片火云被山风卷动着燎闪开去,煞是壮观夺目。“呃……”那男子身躯一抖,脸色有些发白,口角溢出一丝鲜血,“下手真狠,烈风诀居然带着自爆。”说话间两手一翻,十指中多出数支香烟,只见他交错一挥,数点火光射入空中剩余的五只人皮恶魈,那些恶魈灰白的皮肤上慢慢有了血色,黑洞洞的双眼中闪动着鬼火般的光焰。“不陪您玩了,这票生意当我没接。”男子调皮地笑了笑,脚下猛地冒起一片火光,整个人像溶入地面般渐渐消失在我们面前。“想走……”莫炎左手右手一合,作出灵火入地诀的起手式,可还未击中地面,一只人皮恶魈已出现在他面前。那恶魈抬腿横劈,轻飘飘地攻向他的肩背,莫炎却不敢怠慢,弓身一个后翻闪开,一声闷响,泥土碎石飞扬下,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坑。轻飘飘的一脚居然有着这么大的威力,看来这些人皮恶魈绝不能小觑。数十把吴钩短刃凭空出现,夹着破空声袭向恶魈,但却被那些家伙轻易闪过。无论如何提高攻击的速度,可始终无法伤及它们一丝汗毛。晖儿和S不断瞄准射击,可子弹也并不比吴钩短刃好到哪里去,那些恶魈的速度并不快,但就是能够在被击中的那个瞬间闪避过去。我们几轮攻击后,空中的恶魈开始分散,两只紧盯夹击着莫炎,一只则落在了我的面前,剩余的分两侧堪堪守住了晖儿、S和老田。我一分神,面前的恶魈当胸便是一拳,不及闪避中胸前隔起一块厚实的金属板。一声大响,我被震得飞了出去,一寸多厚的金属板竟被击穿。如果不是金属板的阻挡,只怕胸骨早已碎裂了,可即便如此,胸口传来的闷痛也险些令我窒息。就地一滚,我硬撑着爬起身子,那只恶魈上前就是一脚。转念间,两根铁柱从地下支出,连连挡住了那一脚的攻势,但粗如手臂的铁柱已被踢得弯曲成了直角。枪声连连,两只恶魈儿戏般地躲闪着子弹,轻飘飘地逼近晖儿三人,老田满头冷汗地握着我那把户撒刀,手下已经是颤抖得不成样子。我连赶两步,与他们会和,三只恶魈此刻形成三角阵势将我们围困起来。莫炎的脚下已是没有一片平地,两只恶魈的连番攻击弄得漫天碎石沙土飞扬。无论他的灵火攻势如何巧妙猛烈,却始终被恶魈巧妙地闪开。无奈下,莫炎一个闪身,也跃入了我们的战团。五只人皮恶魈将我们死死地围作了一团,暂时没有继续攻击,闪动着鬼火的双目诡异地盯着众人。它们飘动的身体轻如鸿毛,可任何一击却都重如泰山,这种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令我窝火而无奈。更重要的是,如此下去,我和莫炎或许还能支撑,但只要被分开的话,晖儿等三人一定会被人皮恶魈活活撕碎。“轻如片羽,攻如巨犀,那混蛋真的是天才。”莫炎的声音已接近冰点,“王亦凡,你我照顾好大家,能走一个算一个。”“这东西太难对付,打不着,挡不住。”我在大家周围布下一片舞动的金属细丝作为防护,“你也没有办法对付它们?!”莫炎冷漠地摇了摇头,在金属细丝外又布下了一圈熊熊的淡色火焰,人皮恶魈在圈外不住飘动,一时间似乎无法突破。“也许只有你可以救大家。”晖儿突然说道,猎枪一摆,对着我就是一枪……十六、蒙氏之迷猎枪射出的子弹呼啸着从我身边飞过,随即背后传来奇怪的吱吱声。一个白色的物件掉落在了地上,那东西像是一卷细细的画轴,正从金属细丝和火焰的间隙中钻入。子弹恰好击中了它的一端,在热度和速度并济之下,中枪的部位撕裂爆开,放射状的细条让我想起了残缺的皮肤。那东西在地上一抖,倏地展开,竟是一只自行瘪下的人皮恶魈。看来它缩卷起来想从间隙进入这里,但却被晖儿发现击中了。嗯,怎么现在会被击中?“亦凡,钉住它。”晖儿提

                              ,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我肯定得去啊。”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就像冲冷水澡。”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我不是什么亲爱的。”“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不。”“为什么不?”“我不喜欢。”“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莫迪紧闭着眼睛。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首先来分析美国。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

                              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

                              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拉着S进了书房,两人想从网上查询一些有关穷奇的资料,我和林岳相视摇头,高中时期我俩就喜欢翻看《山海经》、《搜神记》之类的古书典籍,历史上有关穷奇的资料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此刻却也不必打击她俩的积极性。“老凡,你怎么看?”林岳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事态的严重使得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家伙也一反常态地认真了起来,“或者说你心里有了什么样的初步计划?”“现在还没个头绪,《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有提到过穷奇,而且特别注明了是动不得的家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使大脑充满氧气,“凶兽穷奇,其形异而不入五行,魔神附之,天地不灵。”“没有办法用五行克制它,那你有没有想过风、雷的办法?”林岳继续追问道,“上次你收伏五行特例的彭候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考虑过风雷并施的办法,但看来行不通。”我将身体埋进沙发,将视线模糊成一片,“照书稿的记载,若要对付恶类凶品的虚灵,可以采用和它五行相克的天罡印,并配合长风和落雷印。不过,一定要把风雷发挥到极致才有胜算。”“发挥到极致?怎么说?”林岳一付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要十二级的风?多少分贝的雷声?”“去你的!古代记载和你这个单位怎么换算啊?”这小子再严肃口气却是从来也改不掉,我不由得被他逗乐了,“‘风可破壁,雷若万钟’,按你的逻辑应该就是风速可以突破普通的墙壁,而雷声近似一万口巨钟的声响。”“嗯,有确实可靠的数据就行,只要书稿上记载的没错,咱们想办法达到这个条件不就是了?”林岳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眼中竟然炯炯放光起来。“有那么容易倒好了,就算我们能达到这两个条件也未必能取胜。穷奇的特性你忘记了?它不但是恶类凶品,也属于神,天罡七印能对付所有虚灵,但对于神品是无效的!”我有些受不了他的理论了,对付穷奇怎么能一厢情愿,“更何况,少昊氏对伏羲太昊的八卦五行理论相当精通,所以才被称为少昊。”“呃~~”林岳一时语塞,想不出任何语言来驳斥这条苛刻的原则。两人又沉静了起来,客厅的挂钟嘀嗒地走动着,时间已是深夜了。林岳禁不住打起了呵气,在他的传染下我也感到一阵疲倦袭来。紧张的确容易使人疲劳,再加上连日来的奔波和频繁的思考,身体多少有些难以负荷。“我们有发现了!”S拉着晖儿从书房出来,一脸兴奋地扬着手中的白纸。“这些资料可能帮你分析出穷奇的弱点。”晖儿靠着我坐下,S则递过来一叠资料。“少昊氏解密?”这些是史学资料,记载的都是有关少昊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其中对少昊氏的那个不孝子也有着很大篇幅的讲解。“我们发现少昊氏是轩辕黄帝的一脉传人,也是太古五帝中的第一位。”晖儿说道,“在舜帝时代,少昊氏被驱逐到了当时的西部地区,那个不才子穷奇则被舜帝用铜锥钉死在土穴里。”“还有种说法,穷奇是共工死后的怨气所化,你们有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看完资料我询问道,“共工是古代的水神,而穷奇也被描写为北方天神。如果说穷奇被钉死在土穴中,那舜帝一定是用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才击杀了穷奇。”“《史记》中有记载‘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S走进书房,不一会拿出一张纸念道,“刚才觉得不是太有用就没有打印出来。”“五行原理中,土克水,用土穴抑制住水,使其不能动摇滋生。金生水,铜锥是尖锐集中之物,将金生水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爆发,那么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膨胀的力量而自爆。”我近于自语地分析道,“‘相克而锢,相生而亡。’,舜帝对五行与反五行方法的运用不得不让人佩服。看来穷奇和共工确实有关联,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把金属锥看作是注射器,将水快速注射到穷奇体内引发自爆。”林岳在一旁插嘴道,“那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舜帝,用金属器物集中一点攻击穷奇的重要部位?”“这样虽然说进了一步,但是对于穷奇的神品部分五行方法还是无效的。”我的脑中开始不断地循环起各种排列组合,“如果采用各种方法来逐一破解,那排列组合要平衡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晖儿起身沏了四杯浓茶,深夜疲倦的时刻这正是大家所需的良品,望着晖儿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一个提示:“晖儿,我把穷奇的弱点排列出来,再排列出相应的克制方法,你是否可以用程序组合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嗯,可以,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语句,而且也有现成的数据模型,我这就去修改一下。”我常常会自喜有晖儿这样的贤妻在身边,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我在纸上排列着各种方法和描述,林岳和S则负责仔细地对照资料数据,很快便将所需的输入的方案整理得差不多了。可就在整理舜帝击杀穷奇的这段时,一个熟悉的感觉在我脑中晃动了一下——铜锥!在青铜器具出现之前,五帝时期的铜制器具材料采用的都是黄铜,梦中那青年人手中所拿的不正是一根硕长的黄铜锥吗?!莫非是……“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那日的歌声恍惚间在耳畔再度响起。取过一张纸,将两句歌词一上一下地写了下来,看着句子首尾两字的组合,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少昊之子”!林岳和S奇怪地望着纸上的词句,很快便也发现了四字的组合,两人惊讶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发问。“程序改好了……”晖儿走出书房,见到我们三人那奇怪的表情不由愣了一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沉声间我将当日梦境中的经过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可以肯定,那天在梦境中的青年人便是“少昊不才子”——穷奇。“他怎么会找上你呢?而且照说他应该会对付你才是啊。”S疑惑道。“那家伙的原则是亲小人,食君子,老凡一句‘不耻做小人,不屑做君子’正好处在他的原则之外。”林岳摇头感叹道,“天意啊,要是承认自己是君子那就完蛋咯。”“亦凡,你所见到的是穷奇的人形,与之前描述的不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有着神、兽、人的三种形态呢?”晖儿恍然地说道,“如果有办法让它保持除了神形态以外的两种形态,是不是就可以对付它了?”“嗯,我也在思考这个可能,书稿中的那句‘其形异而不入五行’之前总是觉得理解不过来,现在想来古代典籍上描述之所以对它有着不同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确存在三个形态。”我思量着其中的玄妙慢声道,“神便是共工的形态,五行道法对它无效;兽便是它的怪兽形态,综合了五行属性,那个布阵的前辈一定是在它兽形的时候用天罡七印阵加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才将它困住的。”“老凡,如果说你是在梦中见到穷奇的人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的人形是魂魄之类的东西?”林岳推断道。“除了极其有限的几种虚灵之外,一般的兽形虚灵是无法直接与人类大脑进行意识沟通的。”我和林岳有着相同的感觉,“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它的人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鬼魂,按书稿上说是精魄。”意外的收获令原本复杂险峻的局面明朗了很多,我重新罗列了穷奇的强弱势和相对应的克制方法后,大家一起走进了书房,晖儿将所有的项目编号排列,一一输入了制做好的程序中。随着硬盘的一阵微响,程序开始了运算,只半支烟的功夫,便提示已算出结果。当所有人期待地望着弹出的处理窗口是,显示在屏幕上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无可用组合?!怎么会?”晖儿不禁讶异,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操作着,满屏的程序语言令人目不暇接。“老凡,你给的方法和条件有没有缺少什么?”林岳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照你刚才的分析,应该有点办法的吧?”“稍等一下,程序的条件判定输出上有些问题,我改一下看看。”晖儿将话语拦在了我的前面,没多久程序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算。终于排列出了一个可行的组合,但面前的这个组合似乎难度系数更高了。“按这样来看的话,灭掉人形,引出兽形,避开神形,用金属物结合风雷法灭除穷奇。”林岳一阵咂舌,“这下可真的要劳师动众咯,关键是时间需要多少,而我们又有多少时间?”“三形中必须避神形,灭人形,引兽形……金属物……风雷法……”这些关键字渐渐地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方案雏形,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刚才突然的提示和资料诱发了大脑中深层的某些东西,“我应该能找出解决的方案了,但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晖儿望了望我,起身端来浓茶放在电脑前,向林岳和S做了个手势,三人走出书房,留下了静心思考的我。从记载上来看,神形的穷奇几乎很少出现,按传说中穷奇是共工怨气所化的说法推断,出现神形的可能只有一个,它遇到了自己的死敌颛顼或与之相关的事情。目前来看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颛顼在现代几乎已被遗忘了,虽然他和少昊氏同为轩辕黄帝一脉,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早已把这个老祖宗丢在了九霄云外了。对付兽形穷奇,金属器物可以用我驭金的能力铸造成形,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是风雷法的加强,林岳先前的单位换算法未必不可行,如果取样钟声和风速,并进行测试换算,用计算机程序却也可以推算出所需要的条件,倘若实在不行,人力物力上也可找罗志云去打个商量。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灭除人形的穷奇,布下那五个天罡七印阵的前辈已经指点了我们,阵法所在的位置正是穷奇兽形本体的五个弱点。虽然阵法在机缘巧合之下相继被破除,但长期的困踬必定使得穷奇元气大伤,要恢复却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如果推断没错,作为精魄的人形穷奇应该就在城市南面的某个地方,也就是穷奇兽形本体的头部位置,但又该如何它并将它毁灭呢……十七、精魂“遁神聚魂”脑中忽地浮现书稿中的一个格局,这原本是指一种极易招惹所在位置虚灵的格局。人们平日所说“闹鬼”“灵异”相关的建筑或地点,大都是因为符合了这个风水局而导致的。如果在晖儿公司内部布下一个小型的遁神聚魂局,那就等于是排了一个招魂阵!欣喜间一跃而起,正想出去宣布计划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大响,惊得我心神一乱。走进客厅一看,原来是林岳想打开身后的窗户透下气,因偷懒不想走动,便跪在沙发上去移动窗子,结果失去重心连人带沙发翻倒在地。这小子总那么大大咧咧的,苦笑间窗外的夜风拂面而来,一阵凉意令我浑身不由一颤,加上刚才被声响惊吓,神志竟有些恍惚了起来。对啊!我突然惊醒,是这样!原来应该是这样!“风可破壁,雷若万钟,雷动其魂,风散其魄。”风雷并用而驱散恶类虚灵的真谛原来在于此,用巨雷将虚灵精魄震慑,配合疾风毁灭处于半游离状态的精魄,使之无法聚合,而失去精魄的虚灵便只是一个无用的躯壳,只需根据其五行特性用相对应的方法灭除即可。如此这般,那么剿灭人形穷奇的方法就跃然纸上了。S正打趣着自地上狼狈爬起的林岳,而晖儿则探视着有否惊扰邻居,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们,详尽地将整理好的想法陈述了一遍。“风雷并用的方法刚才不是被你否定了吗?”林岳一脸的不解,“没有办法界定量值的话,就无从下手,更别说辅助的办法了。”“呵呵,这个就又要麻烦我聪慧能干的老婆大人咯。”难题突解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我向晖儿眨了眨眼打趣地说道。“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可不会那些风雷法啊。”晖儿脸颊上略略有些绯红,似乎是受了我言语和表情的影响。“假设我们得到了一口巨钟在敲响时的分贝值,并由此推算出其一万倍的数值,把这个数值保留。”我放慢速度一字一顿地说道,“将已知电压电流的阴极和阳极触碰,测得电流所产生的爆响分贝值。根据先前存下的数据,是否可以推算需要多大的电流电压才能产生这个分贝的巨响呢?”“嗯,可以通过预设的运算模型来计算,你的意思是……”晖儿的问句被打断了,我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听我说完。“已知砖墙的厚度和砖体可承受的最大压力值,以现有大气压强值为标准。”我继续说道,“在指定受力面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算出气压摧毁砖墙所需的空气体积?”“可以,不过一定要精确计算承受压力部分的临界值。”晖儿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老凡,你悟出风雷破穷奇的方法了!”林岳大笑着在我身上擂了一拳。“你小子,下手轻点,很痛啊!”我笑着回敬了他一下,转头向S说道,“建筑材料的强度和材质你最权威,取样测试的事情就要麻烦你多辛苦一下了。”“哈哈,没问题,这下终于找到办法了。”S说着揉了揉肚子,苦着脸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温饱问题啊?肚子开始提抗议了~~”“我去给你们煮点宵夜。”晖儿笑着走向厨房,客厅里顿时洋溢着一片轻松的气氛。……城西,重工业区,不久前发生的山体塌陷滑坡事件使这里一时人迹罕至,原本冶金仓库里的库存早已在机械和人力的协作下大批挪走了。此刻,却有两个人影隐蔽地在冶金仓库所在的山坡上来回晃动着,最后没入了满山的树林中。那人影便是我和林岳,在经过一番的商议布置后,一切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地进行着,城西位置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自风水格局纵观来看,穷奇的致命弱点就是在城西的金位,这里不但富含着大量的金属矿藏,而且也是穷奇躯体的前胸部位。遵循舜帝当年灭除穷奇的做法,测算出冶金仓库天罡阵法的具体方位,我和林岳在山坡上探查了许久,终于确定了阵法的中心位置,这也是灭除兽形穷奇的突破点。“老凡,你说过,舜帝灭除穷奇是将它困在土穴之中,再用铜锥击毙的。”林岳斜靠在身旁的树干上问道,“在这个突破点上打入金属锥装物只是满足了其中的一个条件,那土穴的条件如何满足呢?”“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其实之前布阵的前辈已经揭示了答案。”我在阵法中心位置上来回踱着步,估算着大致的数据,“我们市属于冲积陆地,地下大多是沉积的泥沙,经过长期的陆地变化,再加上后来人类的建筑和整治,城市的地形渐渐变作了中心低洼而四周扬起。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土穴’,这也正是那位前辈此设下如此庞大阵局的原因。”“原来如此,估计这穷奇也是那位前辈故意给引到这里来的。”林岳点头道。笑着默许地点了点头,我示意林岳暂时不要说话。站定在中心位置上,全部意识顿时集中,脚下微微有些震动,大脑中清晰的显示出一个画面:地下深处那渐渐形成的巨大金属锥体在不断地拉伸,慢慢地延展向城市的中心,这便是为击杀兽形穷奇所准备的武器。当年舜帝杀死的是普通兽形的穷奇,但根据格局的判定来看,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则是巨型化的兽形穷奇。换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便是建造在这只巨大的穷奇身上。大量集中地运用驭金能力使得我很快便产生了疲惫脱力的状态,在聚合了一段锥体后,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林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倒了一杯盖水给我,入口苦涩味辛的感觉令我精神为之一振,身体的疲劳似乎缓解了许多。“嘿嘿,这老参精华的效果如何?”林岳得意道,“这可是我家乡带来上品,就那么点根根须须的都能让你龙精虎猛。”“谢了,感觉的确不错,有你这个医生在还真是方便。”我向他谢道。稍事休息,身体和精神恢复如初,在参汁的帮助下竟似比之前的状态还要良好。集中意念间,剩下的锥体部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许多完成。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锥体上印出了弱水和锐金两组印阵,我们在此的任务便告一段落了。……“丁巳,癸未,丁未……”车子在路上飞驰,S在车后座拿着一本《周易解析》兀自喃喃着。“喂~~喂~~”林岳转头冲S招呼着,后者则满脸茫然地抬起头,似乎还未脱离出书本的内容,“你在那里嘀咕啥呢?”“看八字的阴阳呢,有点不明白其中的含义。”S的语气有些呆呆的,看来她的大脑此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美女裸体免费视频无需下载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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