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屁股

大白屁股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我陪你去。”“随你的便。”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你得容忍我的助手。”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你哪里痛吗？”医生问。“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我们三个不看彼此。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一个家务女工的一天她也许是爱尔兰人，或者西印度群岛人，或者英格兰人——什么国籍都有可能，但是她没什么资质，又有什么人要照顾，或者有孩子，于是就得找一个不妨碍她照顾家庭的工作。她年轻，至少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做这种工作是要力气的。她总有一点什么病，不是腿疼，就是背痛，要么是长期消化不良，再或者是子宫有毛病。但是如今几乎每个女人都有子宫方面的病。（为什么呢？）她几乎肯定住在政府公租房里，是市政府的雇员，做家务女工。她六点半或者七点起床，和丈夫一起。他搞建筑，一大早就得出门。他们中的一个烧上水，给孩子们倒好玉米片，两人一起把他们哄起床，哄他们洗漱，换衣服。她还要留意大家的早饭、健康状况、猫粮、天气，她的声音和大儿子的录音机此起彼伏，她压低着嗓门，因为她在数落他。但与此同时，她还在安排着一天的计划。在下雨……孩子们得带雨衣……本尼要带踢足球的那套行头……她得去给丈夫取治皮肤感染的处方药，那是上周冒出来的病，还没有要好的迹象。她一边给牙医打电话为“宝宝”——现在五岁了——预约，一边催促老二——是个女儿——手脚麻利点，给五岁的那个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不然她们要迟到了。她的丈夫一边往嘴里塞玉米片、面包片和果酱，一边读《每日镜报》，心不在焉地挠着脖子，那儿一片鲜红，这样子让她很担心。他对儿子——十二岁——说，来吧，走吧，然后，经过妻子身边时，从她手里（没拿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接过一袋三明治，三明治是他在盥洗室里洗漱时她给他做的。晚上见，他口齿含糊，因为他在想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那皮疹。她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本尼，你踢球的装备，两个男人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孩。录音机关掉了，没了音乐。一片寂静。“宝宝”捡起一片面包，轻轻哼着，大点的姑娘坐在那里，飞快地往嘴里塞面包片和果酱。家务女工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拿着电话，她把话筒夹在腮下，给自己倒了茶，伸手把儿子没吃完的面包片和果酱拿过来，她可不能容忍浪费。她打了六个电话，都和丈夫以及孩子们有关，然后给家政办公室打电话，看有没有新活。他们让她今天去霍奇斯老先生家，给他做家务的女工刚打电话来说自己得带母亲上医院去，今天不能工作。办公室的人听上去有些抱歉，应该的，因为布丽奇特原本一天就要跑四家，而且他们都难伺候。她总是分配到难伺候的老人，因为她很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她坐在那儿，看着“宝宝”——哎呀呀，看看，看看，牛奶泼出来了吧，一团糟啊——琢磨着怎么把霍奇斯先生安排进日程里。然后她站起来，好了，该去上学了。她一一拿起手袋、购物袋、篮子，这些东西原本扔在厨房的各个角落。然后她从抽屉里拿钱，找一块塑料布顶在脑袋上，拿上给孩子们的两袋三明治，还有一堆她们上学需要的小物件：书本、练习簿、蜡笔。这些东西似乎在她四周跳舞，包里、抽屉里、钩子上，上蹿下跳。三个人终于准备就绪，都裹了塑料，以抵御外面的坏天气。她们出了门，发现外头的天气倒不是特别糟糕，潮湿，但是不冷。到学校走路就五分钟，这点很不错。至少她生活中，这方面很便利，布丽奇特对这一点一直非常庆幸。看到两个小姑娘跑着穿过了操场，她转身离开，心想，哦，她不再是小宝宝了，小玛丽不是小宝宝了——现在安排安排，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迟了？有些时候，她渴望有第四个孩子。她提起这事时，丈夫说她神经不正常，她也觉得他说的对……她脚步匆匆，经过另一个送孩子到校门口的母亲身旁时，朝童车里的一个小宝宝微笑，心里想道，丫头，打住！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她回家又待了几分钟，每天就这会儿她可以享受一下彻底的宁静。她坐在厨房桌边，看看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茶——有的，但是看起来太浓了，她懒得喝。她蜷成一团坐着，平稳地呼吸，从里到外，还是一个年轻女人呢，不到四十岁，你还能在她身上看到十二年前她和丈夫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影子，一个貌美如花的爱尔兰姑娘。矢车菊蓝的眼睛，粉嫩的皮肤，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不管怎么说吧，她现在很疲劳，也一脸倦容。疲劳——这就是她如今的状态。脑子里，她在列要买些什么，要给四个常规客户以及自己家买的东西——啊，是的，她差点忘了——要给霍奇斯老先生买的东西。他用电话吗？哦，不，圣母马利亚，帮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得多出一趟门，给他买食物和日用品？不，她先去他家处理他的事，然后再去购物。真麻烦。她一点都不想去霍奇斯先生家，她早就认得霍奇斯先生了。布丽奇特又望了望天，觉得脱掉塑料外罩没事，然后再次拿起包和篮子。走去霍奇斯先生家要十分钟。她没有钥匙，站在那里嘭嘭地敲门，终于，楼上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气鼓鼓的老头，他说：“你要干什么？走开走开。”“哦，霍奇斯先生，”布丽奇特欢快地喊道，“你认识我的，我是布丽奇特。你记得不？莫琳今天不能来，她得带她妈妈上医院去。”“谁？”“哦，行行好，让我进来吧。我可没法在这儿耗上一天的。”这个威胁成功地让他开了门，她飞快地以一名医生、护士、精神病医生——或者说家务女工——的专业眼光打量了他一番，心想——谢天谢地！——他今天不算太糟。霍奇斯先生八十五岁。霍奇斯太太身体太差，现在住在养老院里，这让霍奇斯先生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俩怄气，连杀了彼此的心都有了。霍奇斯先生是个干瘦的小个子老头，衣服挂在身上。最近他瘦得越发厉害。布丽奇特想，癌症？糖尿病？我得给办公室提一提这事。他走在她前头，艰难地爬上楼梯，一路嘟哝着，她没给我买糖，我奶酪也吃完了，没东西吃，谁都不做事……布丽奇特进了霍奇斯先生住的——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两个房间，一眼扫过，啥都审视了一遍，她大声说道：“霍奇斯先生，我看得出来你今天心情不好。来，我能帮你做什么？”“帮我做？你们都在帮我做，你们这帮家伙。”他没好气，浑身直哆嗦，一半是因为年纪大，另一半是因为火大。除了和家务女工，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因为无助，每天他都花好几个小时幻想出各种让自己发火的事。他原本（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是个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人，小心、温柔地照料着身体先他垮下去的妻子。可现在……布丽奇特看她今天不用打扫，房间里还算干净。而他的需要是讲话和训斥，因此虽然这不是她的工作，她还是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一边听老头子抱怨、责怪，一边审视厨房，看他缺什么。“要我给你买什么吗？”她问道，觉得让他唠叨够了，于是打断他。“我需要茶叶，你不会用眼睛吗？”他没提奶酪和糖，于是布丽奇特想，我要给他买那些，还有我觉得该买的东西，如果他不要的话，也许科尔斯太太要……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反复叮嘱他要记住她过会儿会带着他要的东西再来，得开门让她进来。现在她知道都要买些什么了，于是坐车去森茨伯里超市。她没有购物单，甚至没有在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下要些什么，但是她脑子里记得住十个人各需要什么，半个小时以后再出现在人行道上时，她拖着购物小车，还拎着四个沉重的篮子。她冷静地沿着街走，心里想着，布丽奇特·墨菲，看在老天的分上，当心你的背……你可别再犯一次那个。于是她走回去，不坐公共汽车，坐车意味着提上提下，各种麻烦。走到上班的地方要半个小时。对此她感到心虚，但是对自己说，这是明智的，不是吗？你要是躺倒在床上，还有什么用？她路过莫迪·福勒的家，不止一次她从那里被赶了出来，她心想，谢天谢地，他们没再安排她给我，那实在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真的。第一站，科尔斯太太那儿。她是个俄罗斯老太太，从前是个美人，房里贴满了的照片可以证明。皮草、俏皮小帽、光着双肩、薄纱——每天大部分时间，这个身躯庞然的女人都恹恹地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凝视着自己的过去。她很能抱怨，这把布丽奇特快折磨疯了。布丽奇特走进房子，把感官功能关闭，她总是这样做。任那黏糊糊的低沉声音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她自顾自地把面包、黄油、汤罐头、消毒剂各归各位——但是她突然意识到她应该好好听，因为科尔斯太太正在说：“它是鲜红的……”布丽奇特严厉地问：“什么是鲜红的？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我能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大白屁股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是王昆仑的女儿。有关方面介绍说，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次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了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见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周海婴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几点：1.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说：这是一起由电影胶片起火导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锁了其中一扇门（反锁原因不详）。可是，她又担心影响中苏关系，因而不敢深入追究。2.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问过（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沈醉否定了“国民党暗杀冯玉祥”的可能性。我们根据周海婴的说法，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女士以下这一句话，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这段话是否暗示着苏联人也有放火暗杀冯玉祥的嫌疑？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在这篇文章中，冯弗伐是这样说的：“……关于父亲（冯玉祥）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怨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冯弗伐的说法，总结如下：1.（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否认“国民党暗杀说”。2.李德全对火灾有疑问，但是没有提出过调查的要求。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说：苏联调查结果是烈性炸药引起的火灾（谁调查的？哪个报告？没有交代）。我们再来听听冯玉祥四女儿冯理达的说法。冯理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怜爱的小妹晓达，突然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没回来……我们从窗口逃出去，然后飞奔过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晓达也失踪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有余温，可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电影胶片起火，肯定是小范围的，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无线电、医务室和驾驶舱事先都遭到了破坏……”冯理达的证言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舱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这个空间似乎并非是封闭的。除此之外，冯理达在《文学报》总第1325期中提供的说法如下：“……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这是我党为迎接我父亲拨专款给苏联的。7月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9月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冯理达的说法，总结要点如下：1.冯玉祥是在烟火中窒息死亡的。2.轮船起火看似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但是冯理达存疑。3.冯理达认为有人蓄意放火暗杀冯玉祥，但是不知道谁是凶手。我们继续听冯玉祥其他子女的说法。冯玉祥的三子冯洪达，描述其父冯玉祥死亡一案是这样说的：“……（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起火，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大火吞噬了父亲（冯玉祥）和姐姐晓达的生命，亲爱的父亲，就这样骤然与世长辞了……”冯洪达采取了“中性说”，没有指控任何人。（冯洪达的说法，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69页。）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1948年9月8日，冯玉祥遇难的一个礼拜之后，（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公布了以下的死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今忽遭此意外，实在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同时，中共发布了冯玉祥的官方略历如下：“……8月31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上述的这些电报，也出自《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资料。我们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认为：冯玉祥是死于失火事故，并非死于谋杀。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是这样说的。这里请读者注意一点：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公共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势力暗杀，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借此攻击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心。假如中共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中共不应该放过这个攻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绝佳机会。这艘船是苏联的船，因此，我们来看看苏联的说法：冯玉祥逝世之后，苏联“塔斯社”于1948年9月4日发电称：“……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可见，当时苏联公开的说法也是“意外事故”一说。我们对冯玉祥之死一事的各种说法，作一个总结如下：1.遗孀李德全：怀疑有内幕，但害怕“影响中苏关系”，不敢追究。2.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高层人物沈醉：不可能是国民党所为。3.次女冯弗伐：一直在追问，但是不知道真相。4.秘书赖亚力：苏联调查说是爆炸物起火（调查报告出处未交代）。5.四女冯理达：怀疑“胶片起火说”，认为是暗杀，但凶手不明。6.三子冯洪达：没有明确指控任何人。7.中共：轮船“失火”，属于意外事故。8.苏联：“影片起火”，属于意外事故。至此，我们综合各方的说法，似乎可以大致确定以下两点关键事实：1.轮船起火，涌出浓烟。2.冯玉祥受浓烟窒息而死。显然，本案破案的关键在于是失火，还是蓄意放火？如果是蓄意放火，那么是谁放的火？我们不妨逐个分析：嫌疑人一：“中共”。但是，冯玉祥亲共，冯玉祥死亡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作案动机很难成立。嫌疑人二：美国人。但是，美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暗杀亲共人士的记录。嫌疑人三：苏联特工。但是，冯玉祥亲苏，冯玉祥死亡似乎也不太符合苏联的利益，作案动机似乎不明。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作案代价明显过高。嫌疑人四：国民党特工。但是，李德全说“国民党特工”已经在岸上被甩掉了。再者，国民党特工放一把火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是否玩得太大？当然，毋庸讳言，我依据现有的史料，不足以作出肯定的结论。冯玉祥的命案，是一起典型的“罗生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李德全“为了不影响中苏关系”，而不敢追问冯玉祥之死的具体内幕。我想，这一条信息，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可是毕竟目前的史料又不足。恐怕这个案件，要等到“克格勃”相关档案公开之时，才能进一步探讨了。

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

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在1946年坠机身亡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是，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到底是飞机失事？还是一场阴险的政治谋杀呢……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江苏省江宁县的一座小山上坠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场身亡。对于戴笠的死，民间传闻颇多，一般猜想是红色特工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比较不靠谱的猜想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我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最大。而戴笠所乘坐的第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除了天气恶劣的因素以外，还有国民党空军腐败的因素。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请各位跟我来听听戴笠生前的心腹沈醉，他是怎么说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戴笠乘坐的，是222号专机，是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他于1946年3月16日从北平飞往天津，当晚在天津住宿，第二天（3月17日），戴笠乘坐这架飞机从天津飞往上海，当天起飞之前，戴笠就接到了通知，说天气不好，不宜飞行，但戴笠仍然坚持飞上海，因为他要去上海接他的情妇胡蝶。戴笠叫人多备了汽油，说如果上海天气恶劣不能降落，则转飞南京，再不行，就去青岛或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抗命，便于当日（3月17日）上午从天津起飞，到达上海的时候，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飞机降落，于是依照预备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大雨，南京的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是，由于云层很低，而且又有雷雨，飞机和地面联络非常困难，在穿过云层下降时，飞机竟然越过机场飞到江宁县去了，到12点联络突然停止，飞机撞上了山……”这份证言所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作为戴笠的心腹，沈醉认为：戴笠死于意外失事，也就是说，戴笠不是死于暗杀。值得注意的是，沈醉说戴笠坚持当天要飞上海，是为了去接他的情妇——电影明星胡蝶。这叫什么？这叫“官场腐败”。一个高官，为了见情妇，置天气恶劣于不顾，说好听点是痴情，说难听点是腐败，腐败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真是“死了都要爱”。那么，蒋介石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可见，依据沈醉的回忆，蒋介石对于戴笠飞机的失事，不但感到很意外，而且是方寸大乱，十分着急。大家注意蒋介石在上面说的这句话：“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蒋称匪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蒋介石的这话说明：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走了。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蒋介石不会装蒜吗？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蒋介石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蒋介石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蒋介石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蒋介石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蒋介石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蒋介石同意了……”沈醉的这段话，仍然出自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戴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蒋介石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蒋介石事先根本就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多亏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临时接替戴笠的工作。鸡飞狗跳，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的迹象和“蒋介石暗杀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拘押方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拘押方，因此，哪怕蒋介石有那么一丁点儿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蒋介石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像本文这样，将蒋介石写成一个对于戴笠之死事先毫不知情的人。从这点而言，沈醉这份关于蒋介石没有谋杀戴笠的描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可信度。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因此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蒋介石“失势”，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大白屁股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些黑胡椒。他二十九岁。她三十九岁。她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康瑟蕾塔不是处女。她当年如此感激不尽地接受了玛丽·玛格纳像鸽翼般伸向垃圾堆的援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在小小九岁的年龄就不得不屈从于肮脏的猥亵。但是在那只白手握住她自己的脏手之后，她再也没有结识过任何一个男性，也没有产生过那种愿望，这样的状况可能正是经过三十年独身的日子之后，她会受到这种爱的冲击的原因。他说了什么？跟我来吧？他们怎么叫你的？半配克（英制固体容积单位，1配克等于8夸脱，约等于9升。）多少钱？或者，他第二天是不是又露面了，想再买些黑胡椒？她是不是朝他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或者，是他朝她走来？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他稍带惊奇地说：“你的眼睛像薄荷叶。”她是不是吐出了“你的眼睛像是世界的初始”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只封存在她的头脑里？她是不是真的跪下来抱住了他的腿，还是她仅仅想这么做？“我会还给你篮子，不过还的时候可能晚了。打扰你没事吧？”她不记得回答过什么没有，但她的面容肯定告诉了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当晚他来到那儿，她也在那儿，他拿起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眼前没有半配克容量的篮子。沙，沙，沙。他们坐在他的卡车里，驶出砾石车道、狭窄的土路，然后在一条较宽的柏油路上加速，两人始终没有说话。他似乎是为了机器高兴才驾驶的：引擎的吼叫被封闭在钢铁之中；汽车偷偷摸摸地分开了近处的黑暗，又跳进了远方的黑暗——一直伸展到无法预见的地方。在康瑟蕾塔的感觉中，他开车走了好几个小时，两人仍然没交换一句话。危险，再加上必须集中注意力，他们反倒平静了。她不晓得也不在意他把车驶向哪里，或者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朝着不可预见的目标疾驰，坐在比把他们分开的黑夜还黑的他的身边，康瑟蕾塔让翅膀舒展开，并从石头般冰冷的子宫壁上脱离。在风对向日葵既不是帮助也不是威胁的地方，在月亮并非时间、天气、播种或收获的语言，而是一种为他们俩设计的初始世界的特色的地方。他终于放慢了车速，拐进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路，那儿的郊狼草刮擦着篱笆。他在路中央刹住车，准备把她抱在怀里，其实她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又不说话了。他们做爱时发出的声音像是语言，表示出其语源，可实际上是无法记忆、无法控制也无法翻译的。在天亮之前，他们互相推开，犹如被捕之后，分别面临着没有假释的监禁判决。在她打开车门下车时，他说：“星期五。中午。”康瑟蕾塔站在那儿，他把车倒出去。整整一夜，她都没有片刻机会把他看清。但是星期五。中午。他们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事、干事、干事。她双臂搂在胸前，屈膝蹲下，弯着腰。她在愉悦的包裹中摇晃着，额头都触到地上了。她溜进厨房，在罗伯塔修女面前装作刚才在鸡舍的样子。“哎，怎么回事？鸡蛋呢？”“噢，我忘了篮子了。”“别以为我是好骗的，注意啦。”“没有，修女。我不会的。”“全都一团糟。”“是，修女。”“好吧，那就动动吧。”“是，修女。对不起，修女。”“什么事那么可笑？”“不，修女。没什么。只是……”“只是？”“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圣马太日。”“我说的是今天星期几。”“星期二，怎么了？”“没什么，修女。”“我们需要你的智慧。不是混乱。”“是，修女。”康瑟蕾塔抓起篮子，跑出了厨房。星期五。中午。太阳把所有的人都逼回石墙后去透透气。所有的人，除去康瑟蕾塔，还有她希望见到的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只有忍着酷暑，只用一顶草帽保护自己不致被太阳当作铁砧。她站在车道的小弯处，大宅子尽收眼底。这片土地像屋顶一样平坦，像婴儿的嘴一样张开着。是个暴露无遗的地方。要是罗伯塔修女或玛丽·玛格纳叫她或者要她解释，她就编些话——要么就什么也不说。她还没看见他的卡车来了但先听到了，车到了跟前又开了过去。他没有回头，但做出了信号。他的手指离开方向盘，指向前边的远处。康瑟蕾塔向右转，随着车轮的响声向前走，后来，卡车驶上柏油路，车轮声便不响了。他在路边等她。在车里，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认真又仔细，随后两人都笑了。他把车开到一块休耕地高岗上的一间烧毁的农舍跟前。车子碾过须芒草和繁缕，在一个破烟囱的黑洞口后停了下来。他们俩手挽手在荆棘丛中踩出一条路，来到一处浅沟。康瑟蕾塔马上瞧见了他想让她看的东西：两棵合抱生长的无花果树。当他们能够说出完整的句子时，他盯视着她，说：“别要我解释。我解释不了。”“没什么可解释的。”“我想在生活中向前走。许多人依靠我呢。”“我知道你结婚了。”“我想保持现状。”“我知道。”“你还知道什么？”他把他的食指放进她的肚脐眼里。“我比你岁数大。”他把目光从她的肚脐眼移到她的眼睛，笑着说道：“没有人比我老。”康瑟蕾塔哈哈笑。“当然不是你。”他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你出生之前。”“这么说，你就全部属于我了。”“噢，是啊。”他轻轻地吻了她，然后撑起胳膊。“我旅行过。全去过。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什么东西会拼凑成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你看过你自己吗？”“我正在看着哪。”他们在那里约会的整个期间，树上始终没有出现无花果，但他们对蒙土的叶子的阴凉和饱经风霜的树干的护卫还是感激不尽。他带来的毯子，他们尽量躺在上面。后来，他们彼此看到了干燥的地面在身上造成的伤口和青紫。康瑟蕾塔受到了质问。她拒不回答，让问询变成了哀伤。“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出什么事呢？没人说过我会出什么事。”“别傻了。你知道我们都会照顾你。一直都会。”康瑟蕾塔撅起嘴，装作忧心忡忡而且显得不可靠的样子。她得到的保证越多，就越要坚持离开，如她所说“自己一个人过”。这种急切大多在星期五催促着她。在中午前后。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在九月间外出办事去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和如今仅有的三个无精打采的学生继续打点、清理、学习和祈祷。其中两个学生，克拉丽莎和潘妮，看到康瑟蕾塔时开始窃笑。她们都是十四岁的小骨架的姑娘，长得一双善解人意的明眸，能够突然变得茫然起来。她们在这里住着就为了摆脱这地方，由于临近结业，她们的情绪都相当兴奋。近来，她们开始把康瑟蕾塔看作南方邦联的一员，而不把她视为要毁掉她们生命的敌人。她们用修女们禁止使用的语言相互耳语，她们顶替了康瑟蕾塔的职责，负责收集鸡蛋。她们还除草和洗刷。有时候，她们从教室的窗户探出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个她们认为年龄大得足以当她们祖母的女人，不论什么天气她都要站在那里等待那辆雪佛兰卡车。“有谁知道吗？”康瑟蕾塔的拇指指甲围着那活生生的男人的乳头转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答道。“你老婆呢？”“不知道。”“你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有人看见我们了吗？”“我看没有。”“那怎么会尽人皆知呢？”“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康瑟蕾塔坐起了身。“你们是两个？”“不是。”他闭上眼睛，再次睁开眼时，却看着别处，“只有我一个。”九月份过去了，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油彩：几英亩几英亩的豆蔻黄、焦橙，几英里几英里的赭黄，时而天蓝时而乌黑的铁线莲，衬着令人伤感的紫色天空。十月来临，原先长着小萝卜的地方，葫芦在膨胀。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回来了，被那些教士、律师、职员和牧师气得要命。她们带来的消息根本不是新闻。除去她自己之外，大家的命运全在圣皮尔那里决定了。那个决议会迟些送到。玛丽·玛格纳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本在考虑的问题之列，但她拒不肯换到一处宁静的家园。还有这处房产的维修问题。所有权在女资助人基金会的手里（如今落到其主席手中），因此这处房产并非归教会所有，故此，争论就在于是否要缴纳当前和追溯的税款。其实，对纳税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教的州里，为什么要由一伙没有男性控制的外来天主教妇女掌权并享受特殊待遇。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这片土地上尚未发现有什么自然资源，这使得基金会不可能卸掉这个负担。她们不可能说走就走，对吧？玛丽·玛格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解释。又有一个姑娘跑了，但最后的两个，潘妮和克拉丽莎，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因为她们的前途——至少是未来的四年——呈现在她们眼前：那是在某个穿西服套装的老头子的手中成形的。她们垂下了漂亮的头，庄严地默许了；可以肯定，她们逃出这些修女的手心所需的助力已经到来了。不过，康瑟蕾塔对玛丽·玛格纳的话有些漫不经心。反正她哪儿也不去。如果有必要，她可以住在野地里，或者更好些，住进那座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家的烧毁的房子里。如今她已随他去过那里三次，在翘起的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过，鼻子里嗅的是十二年前的烟味。那周围甚至看不到一排树，感觉那房子似乎建在撒哈拉沙丘上，没遮没挡的，当年它就这样在风的肆虐中，把自身尽情烧掉了。火是不是在半夜起的，孩子们还睡在里面吗？要不就是火苗初升时，屋里没人？是在做丈夫的远在六十英亩之外的地方捆柴、烧荒、清理、播种的时候吗？是在做妻子的正在院里弯腰洗着盆里的衣物，绺绺垂发搔着她前额的时候吗？要是那样，她大概要泼出一两桶水，呼叫着孩子，冲进屋里尽量抢出些东西，把她够得到、抓得着的一切都堆到院里。他们肯定有一个铃铛、一副生锈的三角铁——一件可以敲响的东西，以警告别人这逼近的危险。丈夫到来时，烟会呛得他流泪。但只是烟呛的，因为他们不是会哭泣的人。他一定是首先顾及血脉，领孩子们到安全地带或放他们自己跑走，这时才记起他没有上财产保险。除去摊在院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连房子西北角处，靠近厨房的向日葵也化作了灰烬，原先，妻子在厨房里搅拌玉米粥时是抬眼就能看到那些向日葵的。康瑟蕾塔翻看着抽屉，田鼠曾在里面咬啮过丙烷气的发票。她看到了风是如何把烧成炭的家具弄成丝织物状态。幽灵占据了人们逃跑出去的空间。一种烧成灰的人物的造型。一个八英尺高的男人，在壁炉附近盘桓。他生着牛仔那样强健的双腿和下巴，能够面对他们及时回答地产方面的问题。他抬着黑色的长手臂，手指向左指着天空——那儿有一处墙坍塌了，要求他们赶紧离开他的领地。离这个伸着手指的男人不远，淡淡地刻在墙上的是一个长着三英尺长的蝴蝶翅膀的姑娘。对面墙上刻着的人在康瑟蕾塔看来是渔民，但那个活生生的男人说不是，那更像爱斯基摩人的眼睛。“爱斯基摩人？”她问道，从脖子上把头发理到一边，“爱斯基摩人是什么样的？”他放声大笑，遵从牛仔的要求，把她拉开，跨过颓墙的瓦砾，回到那条沟里。在两棵无花果树的撑持下，他们拥抱在一起，办完了事。在十月中，他有一周没有来。一个星期五到了，康瑟蕾塔在土路和柏油路连接处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她本来要继续等下去的，但潘妮和克拉丽莎过来把她领走了。她想，他准是死了，而且没人告诉她这消息。她一整夜都辗转难眠—躺在食品间她的小床上，或在黑暗中趴在厨房的桌子上。早晨她眼看着活生生的世界随着他的不在而消散了。她胸口堵得厉害，心脏无力地跳动着。她的血管好像变成了起皱的赛璐珞管子。她胸中的沉闷迅速加重，让她无法顺畅地呼吸。最后她决定弄个明白或者找到他。在那一带，星期六是个忙碌的日子。每周一次的长途车响着喇叭，把走在县级公路中间的她轰开了。康瑟蕾塔跳到路边，继续前行，她没编辫子，散发在汽车尾气的吹拂中飘起。几分钟后，一辆油车驶过她身边，司机隔着车窗叫着什么。半小时之后，远处有亮光闪烁。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还是他？她的心跳动着，开始把血液汩汩地送回她的赛璐珞血管。她不敢让嘴角泛起的笑容扩展到脸上，也不敢迎着慢慢驶进视线的车辆停住脚步。是啊，亲爱的上帝，一辆卡车。而且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个人，我的耶稣。车子现在慢下来了。康瑟蕾塔转过脸来，看着车子停下，欣赏着那个活生生的男人的面孔。他从窗口探出身来，满脸微笑。“想搭车吗？”康瑟蕾塔跑着穿过马路，绕过车头，转到右侧车门处。她一到那里，车门就打开了。她爬进车，并且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女性要申斥和发泄二十四小时绝望的欲望，或至少装出样子，让他为自己对她造成的痛苦道歉、解释，以赢得她的原谅——这样的本能阻止了她，使她没有听凭她的手伸进他的腿裆。他当然是一语不发。但和星期五中午接她上车时的沉默不同。那种沉默不语充满了许诺。轻松。不言自明。这种沉默不语却是枯燥的，是一种酸涩的哑口无言。随后她注意到了那种气味。虽然一点都不令人不快，但不是他身上的味道。康瑟蕾塔僵住了。后来，由于不敢看他的脸，她便斜眼瞅着他的脚。他穿的不是黑色的高帮鞋，而是牛仔靴，这使她相信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个陌生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身体，却不是他。她想尖叫，想跃身出去跳到路上。要是他碰她一下，她会跟他动手的。她来不及想到其他，因为他们已经驶近通往女修道院的土路。她刚要把门打开，那陌生人却刹了车，慢慢把车停住了。他探身过来，手臂擦着了她的乳房，抬起了车门把手。她快步下车，转过身来看。他触了下他的帽檐，笑着说：“随时。随时都可以效劳。”她退着走开，紧盯着他那张脸。她虽然不想看，但还是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双纯洁但充满仇恨的大睁着的眼睛。那次事件并没有阻止无花果树下的约会。下一个星期五他来了，穿着原来的鞋子，发散着正常的气味。他们争论了几句。“他做什么了？”“什么都没做。连我到哪儿去都没问。只是开车把我送了回来。”“他做了好事。”“怎么？”“为我们俩都帮了忙。”“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了‘想搭车吗’，后来又说了‘随时’。像是他还要再用车送我似的。我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可能是吧。他干吗要喜欢你呢？你想让他喜欢你？”“不。噢，不，不过。”“不过什么？”康瑟蕾塔坐直了身子，紧盯着烧毁的房子后面。有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迅速钻进了烧成炭的装雨水的桶中。“你跟他谈起过我吗？”她问。“从来没跟他谈起你。”“那他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他大概不知道。说不定他根本不认为你那样子是要进镇子。”“他没有掉转车头。他在向北开。所以我才以为是你。”“听着，”他说，蹲下身子扔着石子，“我们得有个信号。我没法每星期五都露面。咱们想个招儿，让你能知道。”他们没想出有效的办法来。最后，她说她每逢星期五还是要等，但只等一小时。他说，我要是没准时来，就根本不会来了。他们俩有规律的约会，在他的双胞胎兄弟露面之前，曾经把她的饥渴磨钝了。而如今约会变得没有了规律，那种饥渴又锋利了。即使如此，又有两次他把她带到了无花果树坚持生长着的地方。她当时并不知道，那第二次便是最后一次。那是在十月底，他把烧毁的房子的一部分用一条马鞍毯围起来，他们俩躺在一条军用垫被上。头顶苍白的天空正被接近的黑暗包围着，这景色他们即使观看也是看不见的。因此，当落雪让她的头发发亮、使他的湿背发凉时，他们才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谈起他们的处境。囿于天气和环境，他们主要谈的是地点问题。他提到向北九十英里的一座镇子，但又立刻改了口，因为没有一家汽车旅馆或别的旅馆肯接待他们。她建议就在女修道院，因为到处都可以藏身。他哼着鼻子表示不快。“听着，”她悄声说，“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庚定向的话，只怕大家都会被这个隐密的设计迷惑。窨井的位置正是这幢楼宇的阴煞位，这里是整座井字楼的“冥井”！但这个冥井却不是直上直下的设计，从井口望下，黑漆漆的似乎非常宽大，空气流动的情况告诉我，这下面不亚于一个迷宫。“莫炎跟我去旁边的井字楼，那里应该也有这么一个窨井。”耿婆眼中一亮。“这么大个迷宫，分开走不好碰头啊！”林岳纳闷道，“再说，还有一座楼咋办？总不能叫嫂子和S单独去吧？”“臭小子，净惦记着丫头，你们四个从这里下去。”耿婆笑骂道，“这三座楼是按天盘三奇位造的，如果老婆子还没糊涂的话，这下头应该是地盘的八门九宫布局，我们就在第三座楼的窨井那里会合。”“没错，是八门九宫。”我扬起手中的一张白纸，那上面是我依据听风能力所获得的地下通道略图，虽不全面，但粗体构架已经能看出究竟了。只是，这下面的通道也太复杂了些……如果你在纸上画出一个规则的八边形，并用线条将不相邻的顶点互相连接，最后出现的线条数量应该会让你眼花上好一阵子。我没眼花，因为此刻我就走在这些线条里。“你那图看着头晕，这通道走得头晕。”林岳站在一个交叉口处叹道，“谁吃饱了撑的，在楼下面搞了这么个迷魂阵。”“换作你，吃饱了也不会做这种事吧？”我笑着问道。“呃，对啊，我刚才就觉着奇怪。”林岳眼珠一转，眉毛拧作了四条，“你说这迷魂阵里咋连只猫猫狗狗的都没见着呢？”事实上从一下这个井口开始，四周就凝结着一层奇怪的气息，方才的阴阳流动似乎完全静止了，空气像凝固的果冻一样，隐隐透着弹性。通道四壁干净得出奇，甚至连一丝灰尘都找不出来，更别说林岳提到的猫狗了。可这是个自由出入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人下来过吗？“亦凡，做好了，我用GPRS接收系统做了个简单的程序，配合S画出的图形，可以锁定我们几个人身上的手机信号。”晖儿递过笔记本电脑道。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八卦九宫连线图形，五个闪动的红点正显示着我们和莫炎所处的位置。“八门九宫一应俱全了，我们走过的是开门。”我对照图形看了看手上的罗庚，“莫炎他们走的是杜门。”“奇怪了，狴犴怎么一直在抖啊？”S抚摸着怀中的狴犴道，“它也会生病吗？”平日里严肃威武的狴犴此刻正浑身颤抖着，像只楚楚可怜的小猫般趴在S的怀中，圆亮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我不由得一惊，狴犴是龙脉地气滋生出的虚灵，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它的力量源泉，更何况在这种接近地气的地下通道中，除非……“老凡，不对劲，这是……”林岳突地严肃起来，指着周围的空气道。在我们四人附近浮动着一层淡淡的黄色雾气，可能是由于太过关注通道走向和环境细节的关系，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层雾气的存在。难道是狴犴……我转头仔细看去，只见狴犴额头那条龙形印记正发出微弱的光芒，一股细如发丝般的黄色气流自它头顶发出，飘入空中不到三尺的地方渐渐散化成一个雾气层，包围了我们。林岳皱了皱眉，手上捻出一支长满绿叶的枝条，小心地将它伸出黄色雾气外，只见一阵抖动，翠绿的叶片立即枯黄，紧接着连枝条也干枯断裂，落在地上渐渐化作一层浮灰随气流飘逝。“这里的反应怎么跟消化道似的！”林岳望着手中剩余的半截枝条，脸色凝重了起来。狴犴的神情愈发萎靡，那层黄色雾气开始渐渐淡去，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将会与那半根枝条一样下场，可离开这里就安全了吗？“中五宫？”无意间我瞥见手中电脑上的图形，代表我们的四个红点恰好进入了八门九宫的中五宫。中五宫，并于坤卦，五行属土，列八门之死门。死门，大凶之门，主阴气内入，生机停止、老化。如果从人体与九宫八门的对应来看，这里正是脾胃部分！方才还在乾位的开门附近，怎么一下就会步入死门？难道这个通道阵形能自动变化不成？脑中思索着，我测算了下方位，领着大家闪身进入拐角的一个通道。也就在进入通道的一刹那，黄色雾气已完全消失。坎一宫，五行属水，列八门之休门。休门，上吉之门，主轻松，愉快，宜研习、商议、演兵、点召、入营，消除压力。这里代表的是人体的肾脏。“肾者，北方水，万物之所藏。”肾主蜇，即是惊蜇，如小生物深入到土层最深处，蛰伏不动，但却隐藏着无限的生机。从格局来看，这里适合停留休息，养精蓄锐，现在的情况就如一个调皮的孩子站在一处别人够不着的地方大声叫嚷：“你打不着我！”狴犴的状态恢复了一些，但精神依旧萎靡不振，看来方才的那股死门胃气消耗了它不少精力。我们显然是低估了这个通道格局的危险程度，如果此刻狴犴倒下，接下来的行进只怕会更加困难。“老凡，记得下水道的耗子不？”林岳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手道。我猛然想起，当日在城市事件中，下水道的奚鼠曾因我的血液刺激而一度力量暴增，同是虚灵的狴犴应该也可以如法炮制。想定之下，我用小刀划破中指，溢出的鲜血接连滴在狴犴额头的龙纹之上。小家伙先是一震，而后眯起了眼睛，不多时便自S怀中跳下，弓身伸了个懒腰，精神立刻抖擞起来，而它的额头上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似乎我的血液已经完全进入了它的体内。“想不到你的血还有这种作用。”晖儿替我包扎着伤口，偷偷说道，“早知道我也咬你一口了。”我笑着抚了一下晖儿的头，转身探看周围的环境。这条通道与方才不同，空气中交替流动着阴阳两股气流。但这里的阳气明显弱势，虽然源源不断地自一处涌来，却被大量的阴气压制，集中涌向延伸的通道。我隐隐感到，聚集在那里的阳气不住地冲击着周围，与阻挡它的阴气形成了一股回旋的气流。阴阳互搏？八门九宫里本该阴阳通畅互为所用才对，这种现象实在是闻所未闻。回头间，林岳正蹲在地上，用三个手指捻着根细藤，口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那样子全神贯注，让我想起他给人看病时的模样。狴犴则一动不动地蹲在他的身边，眼睛凝视着伤门的方位，鼻子开始不住地抽动起来。“怎么会用这么好的涂料？”S忽然道，手中不住地摸索着通道的边壁，“防水隔热，密封一流，这种涂料贵得离谱呢。”“哦？你确定？”我也愣住了，这么残破的大楼下存在着如此复杂诡异的通道，设置布局的人不但精通风水堪舆和奇门遁甲，而且财力和势力也一定非常雄厚，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力量来。“没错，这涂料我原先在美国参加交流会时见过。”S确信地点点头，“一桶要好几百美金。”“那是为了闭气养脉。”林岳沉声道，此刻他的面容严肃无比，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小子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老凡，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条通道有脉搏。”林岳扬了扬手中的细藤道，“你会怎么想？”通道有脉搏？！我们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岳，他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可这条通道有脉搏的说法也太离谱了点。“你应该也注意到这里的阴阳气流产生互搏了吧？”林岳继续道，“你们不是中医，所以才会忽略，这种互搏是脉象中的‘少阴不至’，换句话说，这条通道得了‘尸厥’。”二十七、风水养生“少阴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而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中医的职业敏感提醒了林岳，在这条通道中激荡互搏的阴阳之气所形成的气脉走势正是人体脉象中的尸厥症的“少阴不至”。尸厥是古代的病名，主要是阴阳气血逆乱，少阴之阴阳之气互相格拒。这个病在古代医学诊断上很容易被判断为死，但实际上病患并没死。但这里是地下通道的一部分，人类的脉象病症怎么可能出现在毫无生气的奇门格局里？中医、风水、奇门遁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既然八门九宫和人体是一一对应的。”林岳脸上坏笑了起来，“那么出现人体脉象又有什么奇怪呢？”从电脑屏幕上看，莫炎和耿婆已经走过了生门，但却拐入了一个与我们相悖的通道。生门，上吉之门，主生命旺盛，成长迅速，源源不断，生气蓬勃，生门乃八门中最旺之门，用运生门打仗，宜背生向死。至少我们不必为他俩担心。转入身旁的通道，周围的气息渐渐平和起来，没有任何的冲撞和波动，眼前的岔口交错变幻，不知不觉中已绕进了一处最为复杂的环节。这里是通道交错点最多的地方，一圈岔口将我们包围在了当中，我突然发现，一路行来四周都涌动着阴阳之气，但唯独这里丝毫没有气流变化，全然一派死寂的样子。“这家伙病得不轻啊，左边人病脉不病，这叫内虚。”林岳不住地晃动着手中的细藤，口里嘟囔道，“右边的真脏脉都跑出来了，人倒是不病，等于又加一条——‘行尸’。”从中医脉理来讲，林岳的说法并不是无根据的，“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者，短命而死。人病脉不病，名日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若以这种理论依据来进行判断，这个八门九宫格局中隐藏着“行尸”病症。这个行尸，中医上也叫走肉。因为这个人没有生气了，却还活动，人的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脉象出现了真脏脉，人还不病，中医的理论来讲，五脏根本已经绝了，若有突然之变，马上就可以来病，马上就可以死，顿生不测。我心中隐隐有些疑惑，井字楼的布设格局原本是纳阴为主，但在午时却出现了阴阳并生的现象，那股阳气显然是来自井字楼中的住户，而这些阴阳之气又全部被“棺井”导入了地下。由此看来，这些阴阳之气应该是为下面的八门九宫格局通道服务的，可通道里怎么又会出现类似人体的病症脉象呢？“把阴阳之气从井字楼上引下来，会不会是用来抑制这里的病症脉象？”晖儿思索着自语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除非通道本身具有生命，或者是它关联着某些生命。”“嫂子，你只说对了后半句。”林岳摇摇头，“这里的病症脉象正好是那些阴阳之气引起的，说白了，这叫阴阳不调。”“那就奇怪了，谁吃饱了没事劳民伤财地造这么个格局，为的就是让这片通道得病？”S抱起狴犴，“不通，不通，你这话没依据。”“要依据应该不难，前面直走就是景门。”我脑中闪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肾虚人疲，心脏的脉象才是最终判定的关键。”离九宫，五行属火，列八门之景门。景门，中吉之门，主华显易动，颇受注意，行事凸出，声势张扬。这个动力十足的宫门位所代表的正是人体的心脏。刚一进入景门位，一股磅礴的阳炎之气便扑面而来，仿佛汹涌拍岸的海浪一般。林岳挥手在墙上猛地一拍，一片绿叶繁盛的绿藤立刻挡在了面前，不断生长的绿叶总算抵住了这股异常凶猛的阳气。“如果把这儿看成心脏，那刚才的阳气等于就是‘洪脉’。”林岳伸手搭住不住颤动的绿藤，“得，洪脉越搏越有劲，那就是死脉了。”照此看来，休门肾位的“尸厥”，汇集处的“行尸走肉”，再加上景门心位的“洪脉大涨”，整个地下格局完全是弥漫着一股阴阳不调的病症之气。“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撇过景门，众人走入一处安全的通道内稍事歇息，林岳不住低低自语着，似乎在琢磨什么问题。“如果这是个病人，尸厥、行尸、洪脉大涨，犯上任何一条，我基本就给他判死刑了。”林岳眨了眨眼，“不过从整体脉象综合来看，这家伙倒是还没死绝。”“没死绝？金刚不坏啊？”S瞪大丹凤眼道，“这里古怪得离谱，连你都古怪起来了。”“嘿嘿，我哪儿古怪啦？”见S生气，林岳立马涎着脸凑了过去，“电视上的女主角不是常说吗？男人在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扑哧，不单是S，连我和晖儿也不禁乐出声来，这小子说变就变，和刚才满脸严肃的样子大相径庭。“笑了就好。”林岳得意地点了点头，转而冲我正色道，“这三个地方的脉象虽然都是不利的死脉，但如果搁在一块儿，反而会互相牵制。”“就像奇门遁甲里的‘休景双生，水火并济’？”林岳的话正好提醒了我，从《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的精要部分来看，这种逆于常理的做法却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奇门遁甲没你那么熟悉，但中医药理咱还是有点自信的。”林岳乐呵呵地道，“照刚才说的，那人只会产生一种情况——不老。”“长生不老？！”众人面面相觑，如果这是一种生存之道的话，那就等于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的夙愿，这种有悖自然规律的现象恐怕只在神话里才会出现。“严格说来，应该是肌体新陈代谢停滞。”林岳挠着脑袋道，“要想找个适当的词儿还真不容易。”“以风水格局为引导，滋生自然阴霾之气，借助井字楼中居民产生的阳气，”晖儿一边自语一边在电脑上忙碌着，“遵循奇门遁甲的原理，并结合中医理论，以阴阳之气引发病症，造成肌体新陈代谢停滞，藉此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屏幕上一阵闪动，晖儿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用思维导图分析这些线索，发现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晖儿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是有人精心安排的话，这些布局设置又是怎么作用到那人的身上呢？”“神盘接气。”耿婆笑吟吟地出现在通道的一头，莫炎尾随其后。原来耿婆和莫炎也觉察到通道中古怪的气流，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俩并没有循着气流的特质察查探，而是顺藤摸瓜地找起了八门九宫格局的局眼来。井字楼依据天盘三奇而定，八门九宫格局则是按照人盘八门和地盘九宫设定的，从奇门遁甲总盘合定来看，独缺了星盘的九星和神盘的八神。精于此道的耿婆在推算中找出了九星的对应位，那是九个分布在通道顶部隐蔽处的透光小孔。随着空中的星盘错动，这九星不断变幻着方位，引导星华之气进入格局，推动了整个格局中的局眼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莫名其妙地走入死门的原因。通过局眼变化的规律，耿婆开始寻找神盘的八神位置，但很奇怪，原本设定好的格局神位上根本感觉不到八神的特殊气息。就在耿婆惊疑的时候，莫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是虚灵，八只隐藏得极为巧妙的虚灵。“布局的人很熟悉虚灵。”莫炎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用灵火替它们伪造了八神神格。”“那八只虚灵都是异类，气息掩藏得相当之好，只有在阴遁和阳遁局交替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耿婆接道，“这八个小家伙好像都冲着一个地方去的，莫炎已给它们做了个记号。”虚灵伪作八神，处于格局中神盘的位置上，自然就受到“神盘接气”的作用影响，它们身上所负载的便是整个格局的气脉。换句话说，这些虚灵就是将格局气脉作用到布局人身上的关键，跟着它们追查下去，那幕后的家伙也就自然现形了。“不要急着打草惊蛇。”耿婆叩了叩通道的边壁道，“先得找出法子把这局给破了。”大厦内，一间装潢古朴的房间。宽大的书桌上整齐地排列着八只精致的小瓷罐，里面隐隐有着某种响动。那高大男子正赤裸着上身端坐在桌边的红木凳上，结实的后背肌肉上错落着八处红色的淤痕。金毛猴子自桌上拿起一只瓷罐，抬爪按向高大男子的背部，罐口准确地贴在了其中一处淤痕上。一震之下背部肌肉立即收紧，那瓷罐竟如生根一般吸在了上面。当八个瓷罐全数吸上后，那高大男子缓缓地坐直了身体，伸手抱过那只金毛猴子。“他们已经看破了井字楼的布局。”高大男子自语般地说道，“那就等于能破局了。”金毛猴子看着高大男子，嘴角咧了咧，仰起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如果把这神情放到人类的脸上，可能每个人都不会陌生，那通常被称为“期待”。“不行不行，这么一来等于把三座楼的居民全杀了。”我连连摇头道，“三阴会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子把门打开了，气味更加呛人；这气味确实很不好，丈夫说；你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沿着走廊往前，里边越来越暗，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充满腐臭味，空气好像变得黏稠了。半路上，医生的妻子一阵阵作呕，在干呕的间隙，她想，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呀，离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越来越近，她嘟嘟嚷嚷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恶心让她头昏脑涨，刚才没有发现最里边模模糊糊闪着火光。现在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小的火苗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又一阵呕吐，这一次十分厉害，她胃中翻江倒海，难以支撑，摔倒在地。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接着吠叫起来，凄凉的叫声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在走廊里回荡，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最后的哀鸣。丈夫听到了呕吐声干呕声和咳嗽声，竭尽全力跑过去，绊倒了，爬起来，又绊倒了，最后总算抓住妻子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他哆里哆嗦地问；妻子只是说，把我带走，快，让我离开这里；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这是头一次由他领着妻子，领着妻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只想领着她远远离开这两扇门，远远离开他看不见的火苗。两个人走出走廊，妻子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这样的泪水是无法擦干的，只有时间和疲劳能使它渐渐减少，因此那条狗没有靠近她，仅仅舔了舔她的一只手。出了什么事，医生又问，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死了，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到底谁死了呢；他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安静一下，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吧。过了几分钟，妻子说，他们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打开门了吗，丈夫问；没有，我只看到门缝里有冥火，一闪一闪，紧攥着门缝在那里跳舞，不肯松开；那是腐尸产生的磷化氢在燃烧；我想是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大概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沿楼梯涌到下面去找食物，我还记得，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一个人滑倒以后所有人都跟着滑倒，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或者走进去了，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他们回不来了；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我拿着那些塑料袋快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于是就去里边找；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从其他人嘴里抢来的，我们抢得太多了，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我实在不想让你在艰难养活这六张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我怎能活下去呢；你会为了养活家里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不会很久了，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从树上摘各种果实，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当然，要在这里的狗和猫吞噬我们之前。舔泪水的狗没有作任何表示，此事与它无关，这是近来它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刚才的刺激耗尽了她的力气。走出超市以后，妻子极度虚弱，丈夫双目失明，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也许因为阳光太强，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以为要丧失视力，但她没有害怕，只不过是头晕，没有摔倒，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她必须躺下，合上眼睛，喘一口气，如果可能的话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镇定下来，肯定能恢复体力，必须恢复体力，塑料袋还空着呢。她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她望望四周。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里面一定有人，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不过，大概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至少从前是这样。她对丈夫说，我要恢复一下体力，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那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搀着我，我告诉你怎样走；那是什么地方；教堂，只要躺一会儿，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好，走吧。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请注意，六级台阶，医生的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上去，还要给丈夫指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这帮了他们的忙，即便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关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门槛前，舔泪水的狗停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因为，尽管近几个月来犬类行动自由自在，但在头脑中一代复一代遗传下来一个远古的禁令，这项禁令不准犬类进入教堂，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另一部基因法典，它规定，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划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舔泪水的狗的先辈们曾为他们舔舐肮脏的伤口，出于仁慈，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仁慈，但先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不论他身上和灵魂上有多少伤口，不论这些伤口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触到。现在，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门开着，没有看门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扶着我。教堂里挤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忙，它吠叫了两声，向前冲了两次，这样做全无恶意，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那里，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跳动正常，只是稍稍微弱一些，随后他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现在的姿势不好，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增加脑部血液补给，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把头伏在两个膝盖之间，应当相信大自然，相信重力的作用。几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把她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医生的妻子深深叹了口气，又稍稍动了动，开始恢复知觉。现在还不要站起来，丈夫对她说，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觉得自己好了，不再眩晕，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铺在地上的石板，在此之前，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她卧下，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望望细细的柱子，望望高高的拱顶，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然后才说，现在我感觉很好，不过在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她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七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塑像是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画像则用白色颜料重重地涂抹，那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她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三把钥匙，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被无数支箭射中，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着的灯笼，她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只雄鹰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制伏了一个倒在地上，头上长角，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平，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百合花，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因为早已经被剜下来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你一定不肯相信，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某个教徒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对信仰感到绝望，干出了这种事，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甫干的，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偶像看不见；你错了，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但你仍然看得见；我会越来越看不清，即使不丧失视力，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因为没有人看我；如果是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我想象那个人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觉得自己也要失明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一个被遗弃的教堂，一片寂静，我想象一个个塑像，一幅幅画像，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之后爬上神龛，用布条裹住他们的眼睛，再打两个结，以免布条松开或者坠落，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使它们所在的白色黑夜夜色更浓，这位神甫大概是所有时代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上帝不值得一看。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便有个人说，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是盲人，她说；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这是说话的习惯，难以改变，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如此；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做，也会知道，去用手摸摸吧，手是盲人的眼睛；你为什么那样做呢；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般地步，一定还有人会失明；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他，我非常了解，他不会干出这等事来；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时间决定一切，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他手中有各种牌，我们必须想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在教堂里谈打牌是罪孽；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用手去摸摸；你敢发誓说偶像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你觉得发什么誓才行呢；以你的眼睛发誓；好，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誓，真的吗；真的。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了，无须说，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消息便传开了，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低语声渐渐变了口气，先是狐疑，然后是不安，接着又是狐疑，糟糕的是人群当中有许多人迷信并且善于幻想，圣像们都失明了，他们那仁慈而屡屡忍受痛苦的目光只能看见自己的失明。这个想法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无异于有人来告诉他们诸神像被活着的死人包围，只要听到一声喊叫，立即喊声四起，所有人都吓得站起来，被恐惧推向教堂门口，我们知道的混乱状况在这里重演了，由于恐惧比吓得屁滚尿流的人那两条腿快得多，所以逃命者的两条腿总会相互绊在一起，盲人更是如此，于是突然倒在地上，恐惧对他说，站起来，快跑，他们要来踩死你，他很想站起来，很想快跑，但别的人已经跑过来，也跌倒了，身体与身体摞在一起，个个想多长几只胳膊好挣脱出来，多长几只脚赶紧逃命，面对这极端混乱的局面，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不笑出声来。外面那六层台阶成了悬崖峭壁，但毕竟摔得不厉害，常常跌跤的人腰板硬，落地本身就是种安慰，我不再离开这里了，这是第一个念头，在致命的情况下也是最后一个。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不幸，这一点早已清清楚楚，从世界开端的那天起，继承人与继承人的继承人之间就是如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逃命时把所带的东西丢在了身后，等需要战胜了胆怯，再回到这里，将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你的，除了这个难题，我们还将看到，原来那点食物中有一部分不见了，莫非这一切是那个说神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的女人所施的诡计，某些人过于卑劣，竟然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抢劫可怜的人们仅余的一点食物。啊，这是舔泪水的狗的过错，看到院子里空了，它东闻闻，西闻闻，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也可以说，它指明了矿藏的入口，结果医生的妻子和丈夫离开教堂时手中的塑料袋一半已经装满了，并且对其偷窃行为毫无歉疚。如果能利用上拣来的东西的一半，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另外一半，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即使灾难降临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伙伴们既害怕又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医生的妻子没能告诉他们她在地下室门前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觉，矩形门里惨白色的火苗在摇曳，沿楼梯下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偶像被捂住眼睛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的想象力，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以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为例，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恭之举。他们全都失明了，这里指人类，完全是命中注定，他们本人没有过错，谁也不能逃过这场灾难，但是，他们觉得，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捂上圣像的眼睛，那就成为不能饶恕的罪行了，假如是教堂的神甫所为，则更是如此。戴黑眼罩的老人所发的议论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博物馆里的展廊，所有塑像的眼睛都捂住了。这倒不是因为雕塑家不想雕刻石头上该有眼睛的地方，而是被捂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布捂住了，好像只有一种失明症还不够似的，有时候这会让人增加浪漫的风度，奇怪的是，我戴的这个眼罩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说完，他笑了，仿佛在嘲笑刚才那番话，嘲笑自己。至于戴墨镜的姑娘，她只是说不希望在梦中看到那倒霉的展廊，她做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他们吃了饭，饭很糟糕，但这还是现有食物中最好的，医生的妻子说，找食物越来越难，也许应当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那里的食物至少新鲜，大概有无人看管的奶牛和绵羊到处游荡，我们可以挤奶喝，还有井水，我们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问题是找个好地方，后来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意见的热情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明白，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对此表示高兴的是斜眼小男孩，可能外出度假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还在。吃过饭就躺下睡觉，早在隔离检疫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经验告诉他们，身体呈躺卧姿势确实能忍受饥饿。晚上没有吃饭，只有斜眼小男孩得到了一点让嘴消磨时间和欺骗食欲的东西，其他人坐起来听医生的妻子读书，至少精神不会抱怨缺乏营养，糟糕的是身体的虚弱有时让头脑心不在焉，这倒不是由于对知识不感兴趣，绝对不是，而是大脑不知不觉滑向半昏睡状态，就像动物准备进入冬眠，再见吧，世界，因此，听众们轻轻合上眼皮的情况屡屡发生，他们开始用灵魂的眼睛伴随书中的情节跌宕，直到某个强有力的情节，而非仅仅是硬皮书合上时发出的声响，把他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医生的妻子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想让他们发现她知道听众没有沉思遐想，而是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似乎是悠悠然进入梦乡，其实不然。不错，他合上了眼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的妻子读书，但是，大家都到农村生活的主意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远离自己的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论那位作家多么和蔼可亲，还是应该偶尔到那里看看，提防他一点为好。所以，第一个失明者非常清醒，如果还需要别的证据说明，那就是他眼睛里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可能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变成黑色，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既醒着又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以为终于消除了这个疑团，就在这时候，眼皮里面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睡着了，他想，可是，不对，没有睡着，仍然听得见医生的妻子的声音，斜眼小男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大白屁股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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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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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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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拉着S进了书房，两人想从网上查询一些有关穷奇的资料，我和林岳相视摇头，高中时期我俩就喜欢翻看《山海经》、《搜神记》之类的古书典籍，历史上有关穷奇的资料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此刻却也不必打击她俩的积极性。“老凡，你怎么看？”林岳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事态的严重使得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家伙也一反常态地认真了起来，“或者说你心里有了什么样的初步计划？”“现在还没个头绪，《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有提到过穷奇，而且特别注明了是动不得的家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使大脑充满氧气，“凶兽穷奇，其形异而不入五行，魔神附之，天地不灵。”“没有办法用五行克制它，那你有没有想过风、雷的办法？”林岳继续追问道，“上次你收伏五行特例的彭候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考虑过风雷并施的办法，但看来行不通。”我将身体埋进沙发，将视线模糊成一片，“照书稿的记载，若要对付恶类凶品的虚灵，可以采用和它五行相克的天罡印，并配合长风和落雷印。不过，一定要把风雷发挥到极致才有胜算。”“发挥到极致？怎么说？”林岳一付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要十二级的风？多少分贝的雷声？”“去你的！古代记载和你这个单位怎么换算啊？”这小子再严肃口气却是从来也改不掉，我不由得被他逗乐了，“‘风可破壁，雷若万钟’，按你的逻辑应该就是风速可以突破普通的墙壁，而雷声近似一万口巨钟的声响。”“嗯，有确实可靠的数据就行，只要书稿上记载的没错，咱们想办法达到这个条件不就是了？”林岳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眼中竟然炯炯放光起来。“有那么容易倒好了，就算我们能达到这两个条件也未必能取胜。穷奇的特性你忘记了？它不但是恶类凶品，也属于神，天罡七印能对付所有虚灵，但对于神品是无效的！”我有些受不了他的理论了，对付穷奇怎么能一厢情愿，“更何况，少昊氏对伏羲太昊的八卦五行理论相当精通，所以才被称为少昊。”“呃～～”林岳一时语塞，想不出任何语言来驳斥这条苛刻的原则。两人又沉静了起来，客厅的挂钟嘀嗒地走动着，时间已是深夜了。林岳禁不住打起了呵气，在他的传染下我也感到一阵疲倦袭来。紧张的确容易使人疲劳，再加上连日来的奔波和频繁的思考，身体多少有些难以负荷。“我们有发现了！”S拉着晖儿从书房出来，一脸兴奋地扬着手中的白纸。“这些资料可能帮你分析出穷奇的弱点。”晖儿靠着我坐下，S则递过来一叠资料。“少昊氏解密？”这些是史学资料，记载的都是有关少昊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其中对少昊氏的那个不孝子也有着很大篇幅的讲解。“我们发现少昊氏是轩辕黄帝的一脉传人，也是太古五帝中的第一位。”晖儿说道，“在舜帝时代，少昊氏被驱逐到了当时的西部地区，那个不才子穷奇则被舜帝用铜锥钉死在土穴里。”“还有种说法，穷奇是共工死后的怨气所化，你们有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看完资料我询问道，“共工是古代的水神，而穷奇也被描写为北方天神。如果说穷奇被钉死在土穴中，那舜帝一定是用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才击杀了穷奇。”“《史记》中有记载‘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S走进书房，不一会拿出一张纸念道，“刚才觉得不是太有用就没有打印出来。”“五行原理中，土克水，用土穴抑制住水，使其不能动摇滋生。金生水，铜锥是尖锐集中之物，将金生水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爆发，那么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膨胀的力量而自爆。”我近于自语地分析道，“‘相克而锢，相生而亡。’，舜帝对五行与反五行方法的运用不得不让人佩服。看来穷奇和共工确实有关联，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把金属锥看作是注射器，将水快速注射到穷奇体内引发自爆。”林岳在一旁插嘴道，“那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舜帝，用金属器物集中一点攻击穷奇的重要部位？”“这样虽然说进了一步，但是对于穷奇的神品部分五行方法还是无效的。”我的脑中开始不断地循环起各种排列组合，“如果采用各种方法来逐一破解，那排列组合要平衡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晖儿起身沏了四杯浓茶，深夜疲倦的时刻这正是大家所需的良品，望着晖儿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一个提示：“晖儿，我把穷奇的弱点排列出来，再排列出相应的克制方法，你是否可以用程序组合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嗯，可以，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语句，而且也有现成的数据模型，我这就去修改一下。”我常常会自喜有晖儿这样的贤妻在身边，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我在纸上排列着各种方法和描述，林岳和S则负责仔细地对照资料数据，很快便将所需的输入的方案整理得差不多了。可就在整理舜帝击杀穷奇的这段时，一个熟悉的感觉在我脑中晃动了一下——铜锥！在青铜器具出现之前，五帝时期的铜制器具材料采用的都是黄铜，梦中那青年人手中所拿的不正是一根硕长的黄铜锥吗？！莫非是……“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那日的歌声恍惚间在耳畔再度响起。取过一张纸，将两句歌词一上一下地写了下来，看着句子首尾两字的组合，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少昊之子”！林岳和S奇怪地望着纸上的词句，很快便也发现了四字的组合，两人惊讶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发问。“程序改好了……”晖儿走出书房，见到我们三人那奇怪的表情不由愣了一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沉声间我将当日梦境中的经过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可以肯定，那天在梦境中的青年人便是“少昊不才子”——穷奇。“他怎么会找上你呢？而且照说他应该会对付你才是啊。”S疑惑道。“那家伙的原则是亲小人，食君子，老凡一句‘不耻做小人，不屑做君子’正好处在他的原则之外。”林岳摇头感叹道，“天意啊，要是承认自己是君子那就完蛋咯。”“亦凡，你所见到的是穷奇的人形，与之前描述的不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有着神、兽、人的三种形态呢？”晖儿恍然地说道，“如果有办法让它保持除了神形态以外的两种形态，是不是就可以对付它了？”“嗯，我也在思考这个可能，书稿中的那句‘其形异而不入五行’之前总是觉得理解不过来，现在想来古代典籍上描述之所以对它有着不同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确存在三个形态。”我思量着其中的玄妙慢声道，“神便是共工的形态，五行道法对它无效；兽便是它的怪兽形态，综合了五行属性，那个布阵的前辈一定是在它兽形的时候用天罡七印阵加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才将它困住的。”“老凡，如果说你是在梦中见到穷奇的人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的人形是魂魄之类的东西？”林岳推断道。“除了极其有限的几种虚灵之外，一般的兽形虚灵是无法直接与人类大脑进行意识沟通的。”我和林岳有着相同的感觉，“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它的人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鬼魂，按书稿上说是精魄。”意外的收获令原本复杂险峻的局面明朗了很多，我重新罗列了穷奇的强弱势和相对应的克制方法后，大家一起走进了书房，晖儿将所有的项目编号排列，一一输入了制做好的程序中。随着硬盘的一阵微响，程序开始了运算，只半支烟的功夫，便提示已算出结果。当所有人期待地望着弹出的处理窗口是，显示在屏幕上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无可用组合？！怎么会？”晖儿不禁讶异，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操作着，满屏的程序语言令人目不暇接。“老凡，你给的方法和条件有没有缺少什么？”林岳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照你刚才的分析，应该有点办法的吧？”“稍等一下，程序的条件判定输出上有些问题，我改一下看看。”晖儿将话语拦在了我的前面，没多久程序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算。终于排列出了一个可行的组合，但面前的这个组合似乎难度系数更高了。“按这样来看的话，灭掉人形，引出兽形，避开神形，用金属物结合风雷法灭除穷奇。”林岳一阵咂舌，“这下可真的要劳师动众咯，关键是时间需要多少，而我们又有多少时间？”“三形中必须避神形，灭人形，引兽形……金属物……风雷法……”这些关键字渐渐地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方案雏形，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刚才突然的提示和资料诱发了大脑中深层的某些东西，“我应该能找出解决的方案了，但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晖儿望了望我，起身端来浓茶放在电脑前，向林岳和S做了个手势，三人走出书房，留下了静心思考的我。从记载上来看，神形的穷奇几乎很少出现，按传说中穷奇是共工怨气所化的说法推断，出现神形的可能只有一个，它遇到了自己的死敌颛顼或与之相关的事情。目前来看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颛顼在现代几乎已被遗忘了，虽然他和少昊氏同为轩辕黄帝一脉，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早已把这个老祖宗丢在了九霄云外了。对付兽形穷奇，金属器物可以用我驭金的能力铸造成形，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是风雷法的加强，林岳先前的单位换算法未必不可行，如果取样钟声和风速，并进行测试换算，用计算机程序却也可以推算出所需要的条件，倘若实在不行，人力物力上也可找罗志云去打个商量。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灭除人形的穷奇，布下那五个天罡七印阵的前辈已经指点了我们，阵法所在的位置正是穷奇兽形本体的五个弱点。虽然阵法在机缘巧合之下相继被破除，但长期的困踬必定使得穷奇元气大伤，要恢复却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如果推断没错，作为精魄的人形穷奇应该就在城市南面的某个地方，也就是穷奇兽形本体的头部位置，但又该如何它并将它毁灭呢……十七、精魂“遁神聚魂”脑中忽地浮现书稿中的一个格局，这原本是指一种极易招惹所在位置虚灵的格局。人们平日所说“闹鬼”“灵异”相关的建筑或地点，大都是因为符合了这个风水局而导致的。如果在晖儿公司内部布下一个小型的遁神聚魂局，那就等于是排了一个招魂阵！欣喜间一跃而起，正想出去宣布计划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大响，惊得我心神一乱。走进客厅一看，原来是林岳想打开身后的窗户透下气，因偷懒不想走动，便跪在沙发上去移动窗子，结果失去重心连人带沙发翻倒在地。这小子总那么大大咧咧的，苦笑间窗外的夜风拂面而来，一阵凉意令我浑身不由一颤，加上刚才被声响惊吓，神志竟有些恍惚了起来。对啊！我突然惊醒，是这样！原来应该是这样！“风可破壁，雷若万钟，雷动其魂，风散其魄。”风雷并用而驱散恶类虚灵的真谛原来在于此，用巨雷将虚灵精魄震慑，配合疾风毁灭处于半游离状态的精魄，使之无法聚合，而失去精魄的虚灵便只是一个无用的躯壳，只需根据其五行特性用相对应的方法灭除即可。如此这般，那么剿灭人形穷奇的方法就跃然纸上了。S正打趣着自地上狼狈爬起的林岳，而晖儿则探视着有否惊扰邻居，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们，详尽地将整理好的想法陈述了一遍。“风雷并用的方法刚才不是被你否定了吗？”林岳一脸的不解，“没有办法界定量值的话，就无从下手，更别说辅助的办法了。”“呵呵，这个就又要麻烦我聪慧能干的老婆大人咯。”难题突解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我向晖儿眨了眨眼打趣地说道。“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可不会那些风雷法啊。”晖儿脸颊上略略有些绯红，似乎是受了我言语和表情的影响。“假设我们得到了一口巨钟在敲响时的分贝值，并由此推算出其一万倍的数值，把这个数值保留。”我放慢速度一字一顿地说道，“将已知电压电流的阴极和阳极触碰，测得电流所产生的爆响分贝值。根据先前存下的数据，是否可以推算需要多大的电流电压才能产生这个分贝的巨响呢？”“嗯，可以通过预设的运算模型来计算，你的意思是……”晖儿的问句被打断了，我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听我说完。“已知砖墙的厚度和砖体可承受的最大压力值，以现有大气压强值为标准。”我继续说道，“在指定受力面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算出气压摧毁砖墙所需的空气体积？”“可以，不过一定要精确计算承受压力部分的临界值。”晖儿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老凡，你悟出风雷破穷奇的方法了！”林岳大笑着在我身上擂了一拳。“你小子，下手轻点，很痛啊！”我笑着回敬了他一下，转头向S说道，“建筑材料的强度和材质你最权威，取样测试的事情就要麻烦你多辛苦一下了。”“哈哈，没问题，这下终于找到办法了。”S说着揉了揉肚子，苦着脸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温饱问题啊？肚子开始提抗议了～～”“我去给你们煮点宵夜。”晖儿笑着走向厨房，客厅里顿时洋溢着一片轻松的气氛。……城西，重工业区，不久前发生的山体塌陷滑坡事件使这里一时人迹罕至，原本冶金仓库里的库存早已在机械和人力的协作下大批挪走了。此刻，却有两个人影隐蔽地在冶金仓库所在的山坡上来回晃动着，最后没入了满山的树林中。那人影便是我和林岳，在经过一番的商议布置后，一切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地进行着，城西位置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自风水格局纵观来看，穷奇的致命弱点就是在城西的金位，这里不但富含着大量的金属矿藏，而且也是穷奇躯体的前胸部位。遵循舜帝当年灭除穷奇的做法，测算出冶金仓库天罡阵法的具体方位，我和林岳在山坡上探查了许久，终于确定了阵法的中心位置，这也是灭除兽形穷奇的突破点。“老凡，你说过，舜帝灭除穷奇是将它困在土穴之中，再用铜锥击毙的。”林岳斜靠在身旁的树干上问道，“在这个突破点上打入金属锥装物只是满足了其中的一个条件，那土穴的条件如何满足呢？”“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其实之前布阵的前辈已经揭示了答案。”我在阵法中心位置上来回踱着步，估算着大致的数据，“我们市属于冲积陆地，地下大多是沉积的泥沙，经过长期的陆地变化，再加上后来人类的建筑和整治，城市的地形渐渐变作了中心低洼而四周扬起。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土穴’，这也正是那位前辈此设下如此庞大阵局的原因。”“原来如此，估计这穷奇也是那位前辈故意给引到这里来的。”林岳点头道。笑着默许地点了点头，我示意林岳暂时不要说话。站定在中心位置上，全部意识顿时集中，脚下微微有些震动，大脑中清晰的显示出一个画面：地下深处那渐渐形成的巨大金属锥体在不断地拉伸，慢慢地延展向城市的中心，这便是为击杀兽形穷奇所准备的武器。当年舜帝杀死的是普通兽形的穷奇，但根据格局的判定来看，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则是巨型化的兽形穷奇。换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便是建造在这只巨大的穷奇身上。大量集中地运用驭金能力使得我很快便产生了疲惫脱力的状态，在聚合了一段锥体后，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林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倒了一杯盖水给我，入口苦涩味辛的感觉令我精神为之一振，身体的疲劳似乎缓解了许多。“嘿嘿，这老参精华的效果如何？”林岳得意道，“这可是我家乡带来上品，就那么点根根须须的都能让你龙精虎猛。”“谢了，感觉的确不错，有你这个医生在还真是方便。”我向他谢道。稍事休息，身体和精神恢复如初，在参汁的帮助下竟似比之前的状态还要良好。集中意念间，剩下的锥体部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许多完成。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锥体上印出了弱水和锐金两组印阵，我们在此的任务便告一段落了。……“丁巳，癸未，丁未……”车子在路上飞驰，S在车后座拿着一本《周易解析》兀自喃喃着。“喂～～喂～～”林岳转头冲S招呼着，后者则满脸茫然地抬起头，似乎还未脱离出书本的内容，“你在那里嘀咕啥呢？”“看八字的阴阳呢，有点不明白其中的含义。”S的语气有些呆呆的，看来她的大脑此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大白屁股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	6
南直隶	5
江西	2
河南	2
山西	2
福建	1
湖广	1
四川	1
北直隶	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	31
北直隶	21
陕西	17
山东	16
河南	15
江西	13
山西	12
湖广	10
浙江	9
福建	7
四川	6
广东	3
云南	1
广西	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	自杀者人数
1604	1
1613	1
1619	1
1622	4
1625	1
1628	5
1631	4
1634	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	投降者人数
1595	1
1619	1
1622	1
1628	8
1631	12
1634	15
1637	1
1640	7
1643	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