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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郑成功的进袭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日韩欧美在线一卡2卡3卡4卡视频对孩子在钱桌前面站成一排。男孩手持拐杖，女孩怀抱娃娃。米斯纳眼睛看着他们，辨别着台上的孩子，却有了时间从容考虑对帕特问题的回答。四个加里家最小的女孩：霍波、查斯特、拉弗利和波尤尔；狄娜·普尔；还有一个是派阿斯·杜波列斯的女儿琳达。随后是男孩子，装模作样地握着拐杖，两步一并地走向收款柜台。皮斯和索拉莱因·朱里的两个孙子：安塞尔和叫作福卢特的那个；乔－托马斯·普尔与他妹妹狄娜配成一对；德鲁和哈里特·波森的儿子詹姆斯；佩恩·桑兹的孩子罗卡斯；蒂莫西·西赖特的两个孙子史蒂芬和迈克尔。戴面具的孩子中有两个显然是比彻姆家的罗约尔和迪斯特里——虽说只有十五六岁，可身高已过六英尺了——剩下的两个米斯纳就说不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表演。通常在圣诞节前两周演出，每年的这时他会回佐治亚探家。今年的行程推迟了，因为全家团聚定在了新年。如果安娜同意，他就带她回去，让家里人看看她，而且照他的设想，也让她见见他们。他已经向主教暗示，他打算换到一个新教区去。当然不着急。不过他拿不准自己在鲁比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他曾经考虑过，什么地方都好，只要那儿有年轻人可教可谈，基督就既是法官又是勇士。白人不仅对基督精神没有专利，反而常常成为障碍。耶稣从白人宗教中获得了自由，而他想让这些少年明了，他们不必去祈求尊重，尊重已然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的只是显示出来。但他在鲁比遇到的阻力使他心力交瘁。他越来越多的学生由于他灌输的信仰而遭到指责。眼下，帕特·贝斯特——他们俩每周四下午共同教授黑人史——正在诋毁他的《圣经》班，她把自我尊重混同于狂妄自大，把作好准备混同于拒不服从。她以为教育只是懂得怎么找到工作就够了吗？她看来和他一样不再信任鲁比这些冥顽不化的人能够把握未来，但她也不鼓励变革。黑人史和旧时成就的一览表对她就足够了，但对这一代却还不足。得有人和他们谈话，倾听他们的心声。否则……“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些年轻人有多精明强干。比谁都清楚……”他的话音在《寂静之夜》的乐声中袅绕着。“你认为我教他们的东西还不够好？”她猜透了他的心思？“当然好极了，只是还不够。世界之大，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他们想了解非洲——”“噢，求你了，牧师。别让伤感在我身上蔓延了。”“如果你把自己从根上砍下，你会枯萎的。”“根忽略了枝，就会变成白蚁的尘渣。”“帕特，”他带着略略吃惊的口气说，“你鄙视非洲。”“我没有。非洲只是对我毫无意义。”“什么又有意义呢，帕特？什么对你有意义呢？”“元素周期表和化合价。”“悲哀，”他说，“悲哀又冷漠。”理查德·米斯纳转过身去了。罗卡斯·桑兹离开了那群神圣家族的人，对着戴面具的人高声而嘶哑地喊道：“还有房间吗？”戴面具的人面面相对，然后背对着请求者，再彼此背对着，之后他们像怒狮般摇着头，吼叫着：“从这儿走开赶你们的路吧！走吧！这儿没你们的地方！”“我们的妻子怀孕啦！”罗卡斯用拐杖指点着。“我们的孩子快要渴死了！”波尤尔·加里举起一个娃娃。戴面具的人摇着头，吼叫着。“跟我这样说可不好，理查德。”“对不起？”“我可既不悲哀又不冷漠。”“我指的是周期表，不是你。把你的忠诚局限于分子，仿佛——”“我不局限于任何事情。我只是不相信对外国的愚蠢奉献——而非洲正是外国，事实上是五十个外国—是这些孩子的一种出路。”“非洲是我们的老家，帕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真的不感兴趣，理查德。你想找些外国黑人来认同，为什么不找南美洲的？要不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那儿有些棕肤婴儿，你可以很高兴地和他们联系。也许，你找的只是没有奴隶制的过去时代？”“为什么不呢？在奴隶制以前有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理应了解其情况。如果我们要摆脱奴隶心理，那就要这样。”“你错了，如果那是你的土地，你根本没法耕种。奴隶制是我们的过去。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一点，当然非洲也不成。”“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帕特。整个地球。分离我们，孤立我们——这始终是他们的武器。孤立杀害了几代人。那是没有前途的。”“你以为他们不喜爱他们的孩子吗？”米斯纳摸着上嘴唇，发出一声长叹。“我认为他们到死都爱孩子。”戴面具的角色连连低头鞠躬，到桌子底下举出一张张的方块软纸板，上面画着食物。“来，拿上这个，离开这儿继续上路吧。”他们把画的食物扔到地上，笑着跳来跳去。神圣家族的人退到后面，像是有蛇被扔到了他们跟前。他们用食指指着，挥着拳头，唱道：“上帝会粉碎你。上帝会粉碎你。”观众也哼着附和：“是的，他会的。是的，他会的。”“成为尘埃！”这是娄恩·杜波列斯的声音。“难道你敢误解他。难道你敢。”“他会把你碾成齑粉。”“说呀，娄恩。”“在他选定的时刻打击你。”戴面具的角色当真抽搐着瘫倒在地，这时那七家人也转身走了。“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把痛苦消除；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无法解释。”他们微弱的声音由观众中一些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唱到最后，许多人在抹眼睛。神圣家族的人像围着篝火似的聚在舞台右侧。女孩们摇晃着娃娃。在远处的马槽里，没有放置他的头部的地方。从侧幕处慢慢走上来一个男孩。他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手提一个皮制的袋子。神圣家族的人在他身后围成半圈。戴大帽子的男孩跪下去，从袋子里掏出瓶子和包裹，一一放在地板上。小小的主耶稣将他可爱的头躺卧下去。关键是什么呢？理查德自问。只管观赏表演吧，别去管帕特了。他想的是讨论，不是争论。起初他温情脉脉地看着孩子们的动作，后来兴趣就越来越大了。他原以为演出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高兴，才安排了四个店主、七个玛利亚和七个约瑟夫。也许这里还另有道理。七个神圣家族？理查德拍了一下帕特的肩头。“谁把这些凑到一块儿的？我想你告诉过我最初是九家。另外那两家呢？为什么只有一个智者了？他为什么把礼物又收回到袋子里了？”“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是吧？”“就请你帮我把这地方弄清楚吧。我知道我是个局外人，但我并不是敌人。”“你当然不是敌人。但在这座镇子里，局外人和敌人是一码事。”令人惊诧的优雅，那声音又是多么甜美。在一阵落下的金色纸星中，神圣家族放下了娃娃和拐杖，站成了一圈。观众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响亮的声音：“我一度迷途，但现在有了归宿。”让理查德离开座位的那种恶心，现在被苦涩取代了。他想，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所有的人都将在人权运动中要求关键性、控制性、确定性的地位。少数人的要求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大多数人则会是欺诈者。那些不会被否定，但不见于报纸和他给学生购买的书里的，是普通人。拉下电闸使警察看不见的工友们，照看婴儿让母亲可以去游行的老奶奶们，一只手拿着干净毛巾、另一只手拿着滑膛枪的边远地区的妇女们，把电池和食物送到秘密会场的小孩子们，让全教堂被追捕的示威者平静等待外援的牧师们，把年轻人破碎的尸体收集在一起的老人们，大张手臂保护老年人不挨难以避开的警棍的青年们，从孩子们的脸上抹去口水和泪水的父母们——他们说：“没关系，亲爱的。别放在心上。你不是，也绝不会是一个黑鬼、一头黑熊、一个黑小丑、一只林中黑兔，也不是白人教他们孩子说的别的东西。你是属于上帝的。”是啊，今后的二三十年，那些人会死去或被人忘记，他们微不足道的故事既没有正式的录音，甚至也没有脚注，虽然他们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的依托。如今，那个人（指马丁·路德·金。）遭到谋杀的七年之后，他要高高兴兴地替代他，拿起短剑。他放牧的一群羊不仅相信它们创建了放牧它们的牧场，而且相信来自别处的草是有毒的。在他们看来，每次都是布克·T.华盛顿（布克·T.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1856－1915），奴隶出身的美国黑人教育家，创立黑人大学，著有自传，主张黑人和平争取权利。）的办法胜过了杜波伊斯（杜波伊斯（DuBois，1868－1963），美国激进派黑人领袖，参与创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问题。他想，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特殊，一个没有政治的居民区是注定要像佐治亚的法特伍德一样爆裂的。瞎眼今得看见。（基督教圣歌歌词。）“是吗？”本来是一句问话，但对帕特倒像是个结论。“他们比你想的要好。”她说。“他们比他们想的要好。”他告诉她，“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满意呢？”“这里是他们的家，也是我的家。家可不是小事情。”“我没说是小事。可是你难道不能想象一下，有一个真正的家是什么感觉吗？我指的不是天堂。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地面上的家。不是你买下和建成的堡垒，把人锁在里面或外面。一个真正的家。不是你去哪里侵略和屠戮而夺得的某个地方。不是你因为有枪便攫获的某个地方。不是你从当地人的手里偷取的某个地方，而是你自己的家，如果你回到那儿，就会经过你的曾曾祖父母，经过他们的曾曾祖父母和他们的他们的曾曾祖父母，经过整个西方历史，经过系统知识的起点，经过金字塔和毒弓。你会到达雨还是新的时代，到达植物忘记它们能唱歌，鸟儿认为自己是鱼之前的时代，到达上帝说‘好！好！’的时代——那儿，就在那儿，你知道你的自己人在那儿诞生、生活和死去。想象一下吧，帕特。那处地方。上帝要是不跟住在我家的我的家人说话，又跟谁说话呢？”“你在布道，牧师。”“不是，我在跟你说话，帕特。我在跟你说话。”孩子们散开圆圈，站成一排鞠躬的时候，响起了最后的掌声。安娜·弗拉德随着观众站起身，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生气勃勃地来到帕特和理查德站的地方，紧紧地盯着他们。两个女人全都专心致志地思索着，她们哪一个能得到富有朝气、年轻、温雅、独身的牧师的青睐。安娜和帕特是那个年龄段目前仅有的单身女性。除非这新来的牧师喜欢更年轻的，他就得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两年前，安娜赢得了——她对此把握十足——他的垂青。也只此而已。此时，她脸上笑开了花地朝理查德走去，希望把那些看到他在圣诞演出时宁愿有帕特而不是她陪伴而胡乱猜测的人的嘴封住。他们的相恋很小心，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触。她给他做晚饭时，他们一定要让牧师的住所灯火通明；他在七点三十分开车或步行送她回家时，要让全鲁比的人都看见。不过，他们没订过约会，也许是舌头过于矜持。但是，她脑子里想的可比表面的举止要多：理查德的眼睛是亮的。最近在她看来却是迟钝的。仿佛他输掉了一场他以生命系之的战斗。她刚走到他跟前，人群就涌出来，挤向了摆着食物的桌子，还边说边笑。“嘿，帕特。你怎么了，理查德？”“刚才有一阵挺恶心的。”他说，“来，咱们站到外边，赶在重新开始之前。”他们和帕特说了再见，就留下她在那儿决定是否要和快活的家长们谈话、关照一下食物桌，还是离开。她刚决定离开，卡特·西赖特踩到了她的脚。“噢，对不起，贝斯特小姐。抱歉。”“没事，卡特，不过请你镇静一点。”“好的，女士。”“别忘了，假期一过，你和我有化妆课呢。一月六号，听见了吗？”“我会到吧，贝斯特小姐。”“你是想说‘一定’吗？‘我一定到’？”“是的，女士，贝斯特小姐。我一定。”在厨房煮开水沏茶的时候，帕特把碗柜的门撞得山响，里面的茶杯哗啦啦地摇晃起来。说到谁的表现更让她心烦，是安娜的还是她自己的，简直难分上下。至少，她能够理解安娜：保有她的赌注。可是她为什么要以自己感觉不到的一种激情保护那些人、事和观念呢？观众从剧中体会到的深沉得令人流泪的喜悦让她厌恶。伴随着她长大的那一切废话，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个可恨的理由。理查德问得对：为什么是七家而不是九家？帕特一生都在看这出戏，尽管除去唱诗班之外，她从来没被选中演什么角色。当时还是索恩在学校教书——甚至在她注意到那数目的奇特之前。是过了些时候之后，她才看到只有八家。到她明白卡托一家的那条线断了之后，还有一家也被抹掉了。谁家呢？仅有两家不属于最初的九家，但到黑文的时间相当早，有了相应的地位：朱里家（虽然他们的孙子哈珀已娶了一个布莱克霍斯血缘的女子为妻—对他太好了）和她父亲的父亲福尔顿·贝斯特。他们未被计算到最初的人家之内，因此只能是——谁家呢？肯定不是弗拉德家，如果安娜嫁给了理查德·米斯纳的话。那不会算数吗？理查德能挽救弗拉德家族吗？或者，由于比莉·狄利亚的关系，该是普尔家吗？不对。那家还有的是男性呢。阿波罗或布鲁德的游手好闲就是明证。但是，如果那是一种威慑因素，摩根家在K.D.娶阿涅特之前就已处于绝后的危险之中了。而如果阿涅特生下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他们的地位就会安稳多少啊。弗利特伍德家也一样。由于杰夫和斯维蒂还没达到标准，阿涅特对双方家庭仍是十分关键的。茶沏好了，帕特俯身在杯子上方，皱着眉专注于解开这道难题。罗杰都站在门槛处了，她竟然也没听到。“你走得太早了，”他说，“我们还唱了些圣歌呢。”“是吗？噢，很好啊。”帕特挤出一丝微笑。“也没吃到一些挺好的蛋糕。”他打了个哈欠，“事后为娄恩收集了好多善款呢。天哪，那可是个疯女人。”罗杰已经累得笑不出声了，只是摇着头，脸上露出笑容，“但是她在这一天真是挺棒的。”他转身要走，说道，“好吧，晚安，宝贝。我明天一早还要出车呢。”“爸爸。”帕特对着他的背影说。“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更改呢？剧里本来是九家的。后来有多年都是八家。如今成了七家了。”“你在说些什么？”“你明白的。”“不。我不明白。”“那出剧。神圣家族怎么会越来越少呢？”“凯特负责那一切。还有内森。我指的是挑选孩子。大概他们凑不成原来的规模吧。”“爸爸。”他应该听出了她口气里的疑惑。“怎么了？”他即使听出来了，也没有流露。“是肤色造成的，是吧？”“什么？”“这镇上选人和分等级的方式。”“噢，不。唉，可能发生过一点小小的冒犯——很久以前了。但没什么严重的。”“没有？你成婚时斯图亚特说的那番话又是怎么回事呢？”“斯图亚特？噢，唉，摩根家的人对自己总是很认真。有时候太过认真了。”帕特吹着杯中的茶。罗杰见她低头不语，就换了一个稍微轻松的话题。“我觉得那戏挺好的，我个人这么看。我们得对内森做点什么，当然。他不够聪明。”说完，他仿佛转念一想，“米斯纳对他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吗？刚才在那儿脸板得可怕。”她没有抬头。“只是……谈谈。”“你们俩没什么事吧？”“爸爸，拜托。”“问问没害处嘛，是吧？”他停下来等着回答，见不会有回应，便走了，嘴里咕哝着炉子的事。其实有的。伤害。帕特从勺子中小心地嘬着茶水。问理查德·米斯纳。问问他，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或者，所有别的人都做了什么。他提问题时，他们不理睬他，而是用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的其他问题纠缠。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确切知道那种感受的。我还不够好，没资格由八岁的儿童代替登台。十五分钟之后，帕特站在了花园里，离狄利亚的墓碑有七十码远。晚上转凉了，但仍未冷到下雪的程度。柠檬香蜂草已经凋零，但薰衣草丛和鼠尾草丛都茂盛而清香。没什么风，所以油桶里的火很容易保存。她把硬纸板档案夹和一页页的纸——装订的和散页的——投入火焰中。她不得不把封皮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用棍子斜撑在火上，以免把火压灭。烟很呛人。她向后退去，采了一束薰衣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一阳，这是平衡，打破平衡就会一边倒。”“怎么不行？换格阻阴，以格控阳，人为平衡嘛。”林岳摆了一桌子的植物样本，不住地挑拣着。从地下通道出来，我们便全力寻找破解井字楼的方法，耿婆算出了整个格局体系中各盘的关键所在，但似乎又卡在了地面上这个“棺井葬屋”的格局起源上。其实，如果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看，整个格局是由“棺井葬屋”引起的阴阳气息互流而开始的。先是有了三股阴气，而后逼迫居民体内的阳气外泄，结合阴气自棺井引入地下，以地下通道的特殊设计将其转化为病症之气，最后由八只虚灵作为神盘八神接气，将整个格局形成的气息带给那个布局者。虽然目前还并不知道，那个布局者是如何从这八只虚灵身上获取格局气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使自身肌体新陈代谢停滞，目的便是达到延缓衰老，寻求一种另类的“长生”。眼前整个格局的布设及原理似乎很明了，但在破解方面众人却产生了争议。林岳和莫炎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阴阳之气，他们的设想是以莫炎的纯阳灵火将三股阴气阻断，同时由林岳布设纯阴植物对局内残留的阴阳气息进行平衡，我和耿婆封堵格局局眼，并设法去除地下通道的格局效应。而我却不这么想，事实上这三座井字楼内的居民已经产生了特殊体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阴气鼎盛的环境中，体内的阳气一直因阴气逼迫的原因而外泄，久而久之人体便形成了特殊的“阳猛”反应。所谓“阳猛”是指人体为了适应阴性环境而产生强烈的阳气抵御能力，如果现在将阴气阻住，即便林岳的纯阴植物能够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之气，但却无法控制住那些居民体内反生出的阳气。如此一来只怕格局尚未破解，三座井字楼的居民已个个血脉尽爆而亡了。这就像深海中作业的潜水员，一旦因某些原因上浮速度过快，人们在水面上看到的便只是一具胀坏了的尸体。“格局中的阴气虽然浓重，但却不凶险，绵绵不断有如长流。”耿婆缓缓道，“正是因为这样，楼里的人才会逐渐适应，并产生‘阳猛’体质，在格局里存活下来。”“这布局的人很聪明，也很残忍。”S心寒道，“这些人不死，就能长期保证格局内阳气的供应，但如果他们企图离开或有人贸然插手，便会必死无疑。”晖儿一直在电脑前忙碌着，以她的习惯，此刻应该正在排列着逻辑线索和分析公式，幸好这个习惯只是出现在处理类似事件上，如果连平时的感情和生活都是如此，只怕要轮到我郁闷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生病？”敲下最后一个按键后，晖儿向我问道，脸上透出隐隐的笑意。“人体自身的阳气与自然界的阴气毕竟还是无法抗衡的，阴入阳虚，从中医角度上说就是风寒入体，所以才会生病。”林岳俨然一副医师会诊的口气。“亢阳……”莫炎冰冷的表情中闪现出惊异，条件反射似的望向我和耿婆。大多难题的症结所在往往是简单至极的，可往往会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成为盲点，如果有人点出了这个盲点，那么整个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刻我和耿婆脑中亦是通明一片，莫炎所说的“亢阳”正是解决井字楼格局的方法，而指出众人思维盲点的却是晖儿。亢阳只是一种局势气脉的称呼，产生这个气脉的是“地支亢阳局”，这格局一般是用以治理阴气过盛的地域气脉，最大限度地将地域内的阳气引出，导入所处的地域内，以此来达到周围环境的阴阳平衡。既然那些人会病，就是阳虚的体现，如果说去除阴气后他们会因阳猛而死，那么留下阴气他们则会因阳虚而病。症结的原因便是那些被格局逼出的阳气，人们缺少了这部分阳气，自然就失去了平衡。现在要做的便是将人们失去的阳气引出导回。“非常感谢你们对家乡人民的帮助啊。”一个中年干部热情道，“这里一直没有条件进行修缮整治，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人老了，叶落要归根，做点小事不算啥。”耿婆满脸感叹道，原本挺直的腰板此刻正佝偻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母亲专程请来了建筑施工方面的设计师，为这里的楼宇改建设计方案。”我转身介绍道。“整片建筑的结构和承重我们已经过严密的测量。”S递过一份图纸，十分专业地解释道，“根据建筑本身的损旧和不足，我们的改造设计思路是……”在找出了解决办法后，我们连夜勘察了井字楼周围的地域情况，按照地支亢阳局所需的布设条件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对于像井字楼这样的陈年建筑，这片区域的负责单位早就有修缮整治的想法，只是苦于难以筹措资金和居民无法安置，对于这点只需查询一下与此相关的资料网站和单位服务器便可完全知晓。S充分发挥了她在建筑设计上的特长，并根据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在两天内便做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支亢阳局的改建方案。当然，方案背后的总设计师还是耿婆。拿着从陈子浩那里得来的一千万，我们找到了这个区域的负责单位，以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的名义提出了对井字楼的改建要求。负责此事的那位中年干部在耿婆满口乡音的诉说下不禁动容，立即与相关单位进行联络，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顺畅。“他们开始改造井字楼了？”高大男子微笑道，“很好，很好，你去安排一下，动用一切关系，务必保证他们行事顺畅。”莫曹恭敬地点头应承，脸上的笑容有如春风般温暖……二十八、司南图记改造工程的进行十分顺利，相关单位的行文批复手续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挠和卡要，甚至还专门为此指派了相应的市政工程队。出于对耿婆捐资改造的尊重，整个工程的施工设计使用了我们的计划方案，而指导方面由S来负责，当地有关部门也指派了专人进行配合。S和晖儿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一方面S必须根据我们事先商议好的方案，将地支亢阳局的要点部分自然地结合到改建工程设计中，并监督整个工程的实施；另一方面，晖儿根据实际的工程数据进行测算，对隐含在工程设计中的地支亢阳局的效果进行实时监测。虽然地支亢阳局足以破解井字楼原本的诡异布置，但如果在改建实施时出现某些偏差，那么不单井字楼里的居民，连施工队伍甚至周围的人们也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态变成这样，那还不如不进行改造。相对之下，我们三个大男人就悠闲多了。林岳颠颠地往返于井字楼工地和旅店之间，三天两头弄些补充体力的药膳给S和晖儿；我和耿婆隔天便去工地查看局势的变化，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至于莫炎，自改造工程一开始，便隐身了似的消失在了井字楼附近，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暗中监视着整个施工进程，防止布设井字楼的人阻扰破坏。当然，我们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化妆，既然要在公开场合出现，那就必须注意我这个被通缉者的安全，其他人也是一样。结合到改造工程的地支亢阳局布设得并不复杂，我们将其分作了引阳、破井、护阴和回气四部分。所谓引阳，便是将原本的向阴聚气的六格钢窗替换为宽大的塑钢移窗，增大的移窗不但有效地导入了阳光，改变了屋内的光照条件，同时也替换了六格钢窗的阴数窗形，每面墙体上均出现了阳数九窗。并且，在改造中整个楼体的外墙色彩被粉刷为红色基调，以色彩在五行中对应的属性而言，红为火，为盛阳，充分聚集了四处的阳气，以抵御朝向上的阴煞冲射。所谓破井，便是要对付井字楼中的三口“冥井”，这三口“冥井”分别是底楼储物室的窨井、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和井字楼本身形成的“棺井”。在提交设计方案时，S以空间布置和承重不足为由，底楼的储物室作为承重结构全数封死，抵消了窨井的效用；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因设计不合理和占用有效空间的原因被全部拆除；而井字楼的楼台上则竖起了四个颇具哥特风格的尖顶，其作用当然是以尖角火形布成的阳局来压制“棺井”。至于护阴和回气，则是考虑整体格局阴阳平衡的布设。从前两个部分的设置来看，井字楼的阴霾之气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考虑到其间居民的特殊体质，所以不能完全消除。为了有效地利用好它们，以适当的数量来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气息，方案中在三座井字楼的会集点设计了一个美化小区的喷水池。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耿婆的建议，阴水为柔意，为护阴，可通天、润人、入地，并且定时的开启也能在阴阳不济的时辰对整个区域的气息进行平衡调节。而区域周围的绿化也做足了功夫，几排按规律种植的杉槐将这里点缀得生机盎然。其实，杉树为阳木，槐树为阴木，我和林岳正是利用这两种树木的特性，设下了这个回气布局。即便各方面的条件和效率都很理想，但作为这样的改造工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施的。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六人各司其职，几乎没有离开过井字楼区域半步。在井字楼改造工程完毕之时，还有一个关键的步序，那就是必须用丹砂在三座井字楼的十二个尖顶上“定阳”，这也是整个地支亢阳局的最后点睛之笔。距工程结束还有三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令局势又变得复杂了起来。“韩笑？！”在旅店房间內见到这人时，大家都是一惊，这个有着孩子般天真笑容的家伙带来的却未必是好事。不过，此刻的韩笑应该弄不出什么花样，在他的颈部、肩窝、手腕、膝盖和脚踝处各有一个闪亮的灵火光团，满脸冷漠的莫炎正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地喝着杯中的白水。“呀？韩警官大驾光临，不知所为何事啊？”林岳吊着脸，口里阴阳怪气地损道。“你小子省省吧。”我用肘部拐了他一下，低声道，“别让S觉得你在打落水狗。”“切，落水狗人人可打，咱不玩那个假斯文。”林岳哼哼着凑近韩笑，不放心地看着他身上的灵火光团。“那是九炎灵锁。”莫炎喝着白水，头也不抬地道，“专锁恶类虚灵的。”“哈哈，那就是说，这小子现在是废物一个咯？”林岳幸灾乐祸地笑道。“很抱歉，废物这个称号你还是自己留用吧。”韩笑调皮地笑道，“我只是暂时失去了自己的能力而已。”林岳脸上一沉，右手悄悄摆动着，看样子韩笑是要吃苦头了。“你先少安勿躁。”我上前轻轻搭住林岳的肩头，手下微微一紧，“莫炎，你怎么抓到他的？”“我找到了那八只虚灵的追踪信息。”莫炎放下手里的杯子，冷冷地盯着韩笑道，“而他正准备从那里离开。”那八只被莫炎做了记号的虚灵承载着井字楼格局的病症之气，它们可能出现的地方除了井字楼下的通道外，便是布局者的巢穴。韩笑既然出现在那里，恰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怀疑，这三座井字楼就是他们布设的。S表情复杂地看了韩笑一眼，却正好迎上韩笑那看似无意的一瞥，两人脸上都出现了微妙的表情变化，但很快便若无其事地各自避开了视线。“他说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莫炎拿出一个精致的锦囊，“身上却带着这个。”锦囊中装着一块黄铜制成的方形物件，光滑可鉴的一面上用阴纹刻制着许多线条和字迹，正中微微凹下一个圆形，圆形的正中则是一个不大的孔洞。另一面只是略做了打磨，以同样的阴纹手法刻制了北斗七星的图案，而那个孔洞正透过北斗的第四星——天权。从式样和成色来看，这东西的年代必定十分久远，应该是个古物。“韩警官，你应该不是来破获什么文物走私案件吧？”我看着手中的物件，沉声道，“这城市里井字楼的受益者是谁？”“我不得不惊讶于你的敏锐。”韩笑懒散地笑了笑，“这么快就看出我破获了重大文物走私案。”韩笑越是如此镇定，我们心中的怀疑就越大，显然他没有说真话。井字楼事件眼看就要被解决，他却偏偏“碰巧”来此办案，而且还带着一块所谓的“重要文物”，如果一切真是那么巧合的话，我们生存的世界似乎显得太小了点。而且，这块东西的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文物走私？呵呵，窥觑司南斗盘的不正是你们吗？”将物件交给耿婆，我冲着韩笑冷道，“肯支付一千万的报酬给言家五虎，这东西对你们的价值远远不止这点。”“我不太爱看武侠小说，所以没有你这样的想象力。”韩笑依旧嘴硬道，“不过，你要说杨家七将的话，我还是知道点的。”九个灵火光团猛然一亮，韩笑的身体突地绷紧，脸上顿时闪过一片痛苦的表情，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懒散的笑容很快便又布满了他的脸庞。如果不是他额角那隐隐渗出的汗珠，我可能会怀疑莫炎是不是手下留情了。“师叔，我说过，你和师父的恩怨别算在我身上。”韩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我只管做事，没有知情权，就算你毁了我，也还是一无所获。”莫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原本握紧的双手随即松开，韩笑面部一松，喉头耸动了几下，绷紧的身体渐渐舒缓了下来。在云南时，莫炎为拷问活玉水翠的由来，生生折断了张禾的手臂，而对于韩笑他却并没有下狠手，或许应该说从面上看，并没有下狠手。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算是把韩笑的四肢全部折断，不会说的他依旧不会说。“呵呵，不说不要紧，这东西应该能告诉我们。”耿婆咧嘴一笑，掂了掂手中的司南斗盘，“暂时先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和我去另外的房间。”莫炎点了点头，起身将韩笑推入里间，其余众人随着耿婆走出了房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段文字是当下考古界公认最早对司南的文献记录。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国科技考古学前辈根据王充《论衡·是应篇》的这十二个字，考证认为我国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勺形磁性指向器，并据此设计了司南复原模型，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长期以来，司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如果将它制成长条形则能指南北，于是便称这种石头作“磁石”。于是便有能工巧匠把磁石打磨凿雕成一个勺形，磁石的南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块底盘被称作“地盘”。当磁勺在地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司南”，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祖先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依据这些记载和理论，眼前这块古朴的黄铜“司南斗盘”显然便是司南的组成部分，所缺的只不过是一支由磁石精心打磨而成的长勺而已。但我和耿婆却并不这么认为。无论从黄铜的质地还是从制作的工艺上来看，这块司南斗盘都不会是仿冒的赝品，但如果说它是从张良墓中发掘的，却又有些疑点。“我记得汉代是地盘发展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盘刻度变成了十二个方向。”我思索道，“这块司南斗盘的刻度却是八个方向，照此看来，它的制成年代应该早于张良所处的汉代。”“未必，司南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秦朝当政本就不长。”林岳摇头道，“从时代上来看，张良会持有改良前的司南也不为过。”“自战国到秦汉，金属制品原材料采用的是青铜，兵器和日常用品都是如此，只是配比不同，坚硬度不同。”我反驳道，“难道张良会舍本求末地去专门铸造一个黄铜的司南斗盘？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有天机？”“照你那意思……得，别和我说你是参照那根锥子得出的结论。”林岳眉毛一扬，“少昊之子那可是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物，这年月也忒早了点吧。”就在我和林岳争辩不休的时候，S已经将司南斗盘的图形导入到了笔记本电脑中，通过3D立体建模的方式同比制作了一个虚拟司南斗盘。晖儿则在一旁盯着上面的各个刻度，若有所思地翻动着一本笔记，继而双手飞快地在电脑上操作着，屏幕的一侧不住地闪过一排排惊人的运算数字，正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俩小子跟乌眼鸡似的，年代啥的还要争吗？”耿婆瞥了我俩一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军统

特高课（科）

“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营救蒋介石

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日韩欧美在线一卡2卡3卡4卡视频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金沙遗址博物馆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数量众多的象牙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金沙遗址象牙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奇特的乌木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金沙遗址乌木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黄金面具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金沙遗址黄金面具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本身的“画像”呢？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黄金冠带金沙遗址黄金冠带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日韩欧美在线一卡2卡3卡4卡视频，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