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考方式被彻底改变了！”我默不作声。“我必须改变做事的方式。我知道好多各式各样、我以前不知道的小事情，但我却还没完整接收她所有的记忆！比方说，我去买凯瑟琳单子上的某样东西，我很清楚它摆在哪家店的哪个地方，但我却不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模样。还有，我在衣柜里找到用塑料袋套起来的衣服，上头标着‘凯瑟琳’。早上我几乎是不打扮的。我受不了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我的长相应该不是这样；凯瑟琳不是笨重壮硕型的，但我觉得我真的好胖。凯瑟琳也把账单逐一分类，弄得井井有条，好像她即将离开人世。”“她做事非常有条理。”“对。你知道吗，跟其他人融合开始令我有点沮丧了。”“为什么？”“我在消失。随着每一次融合，我变得越来越不像我自己。这次我很明显地注意到了。”“我懂你的意思。你得到的越来越多，却越变越不一样，不像你。”“对。感觉好奇怪。”※※※※“我已经很少出来了，”霍尔顿说。“你在里头怎么打发时间？”“维持日常生活，跟其他人说话，确定大家平安无事。詹森仍犹豫要不要融合，他想做自己。詹森想创造点作品给你，但他没有时间，因为跟凯瑟琳融合耗掉卡伦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凯瑟琳融合后，这里起了很大的改变。卡伦很紧张，压力很大——这次融合是目前为止历时最长的一次——但她处理得非常好。等凯瑟琳融合完成，下一个该轮到朱莉安了。自从凯瑟琳融入之后，卡伦也越来越有自信了。”“真高兴听你这么说，”我说。“等詹森有时间画画，凯瑟琳造成的冲击也平息之后，应该就是融合朱莉安的最佳时机了。”“听来还不错，”霍尔顿说。※※※※时间是1997年5月初，公园再次一片翠绿；春天的空气微寒，清风越过湖面、轻轻吹送过来。卡伦身穿薄夹克，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挺直腰杆，上身微微前倾，斜倚着扶手；这姿势有凯瑟琳的影子。“我不确定凯瑟琳是否真的觉得我有能力，”卡伦说，“我担心我会辜负她的期望。”“怎么说？”“她的电话簿写得满满的！我该怎么办？一个一个打电话，然后说‘哈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去探望凯瑟琳的朋友，克里斯蒂娜，凯瑟琳帮她一起照顾临终的母亲。我知道怎么去她家。我走进屋子里，看见那位老太太，但我想不起任何曾经有过的对话。我代凯瑟琳去找杰里米神父，感觉也很怪。我以前就认得他，但现在我跟他的相处模式完全不一样。我认得凯瑟琳朋友的长相，却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以及我们之间的互动或对话。我已经取得她的情绪和影像记忆，但谈话与声音记忆才刚开始输入。这个礼拜，我脱口而出‘坦白说’这3个字——这是凯瑟琳才会用的词汇，我根本不曾说过。我的脑袋浮现许许多多字句，但我却很不习惯使用它们。”“你似乎还没完全取得凯瑟琳这个身份的所有权。”“对，正好相反。”“这么说来，我想你可能还需要好几个礼拜解决这件事。”※※※※进入催眠状态后，说话轻声细语、有着少女纤细气质的朱莉安现身。她告诉我，她很气卡伦不多写一点与凯瑟琳融合的记录。她把手伸进卡伦的皮包，掏出几张纸给我；她还说她得通知我一声：詹森拿到他的画具了。※※※※与凯瑟琳融合1997年4月15日，礼拜二，凯瑟琳融入我了。这次融合可说是最累人的一次。我一到家，问题就开始了：我找到好多计划表、笔记和各种指示，到处都是；我只不过简单浏览一遍，情绪就开始低落。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接替凯瑟琳的工作吧。第一天，我累坏了。隔天我待在家里没出去，因为精明的凯瑟琳没替我安排任何约会或工作。那天，我接收到许多凯瑟琳的记忆：她极度迷恋有条有理的生活方式。现在，我喜欢准时赴约，凡事作计划，但以前我只要一紧张，一觉得仓促，就会遗失时间。凯瑟琳早就计划好自己的融合了。她把一大堆文件、物品整理好，用塑料袋包起来。虽然她留给我各式文件记录，我发现我很难维系跟“新朋友”的关系。他们都是凯瑟琳的朋友，我觉得我不适合继续与他们交往。我觉得我好像悄悄钻进别人的人生，并且背叛了这些人，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当时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慢慢调整适应，渐渐的，我发现我能跟上凯瑟琳的进度了。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她不断把她自己、她的人生交付给我。我会尽力承担这些责任，尽可能坚持下去。我发现，我还真的蛮喜欢她的某些喜好和朋友。※※※※“哈罗！好久没跟你说话了！”先不论这是哪一部分的卡伦，她的心情一定很不错。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话说得飞快，一边动嘴巴、一边环顾屋里的环境。“嗯，”我支吾其词，“最近过得好吗？”我的行为与某个时候的卡伦如出一辙——她遇见某人，对方认识她，她却对此人毫无印象。“我很好呀！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我得说，我对其他人很失望。他们很难过。我自己就从来不觉得难过。新闻说机场的飞机失火，大家都很生气，但我说‘干吗这么小题大做？没事，没事的。就算真的有事，也不关我们的事呀！’他们每个人都闷闷不乐的，只有我会陪莎拉一起做好玩的事。”“你很有精神，神采奕奕！”我决定灌点迷汤，“等你融合了，这种特质一定可以帮大伙儿很多忙，而他们也会非常感激你的。”“嗯，在男人方面，我确实可以帮帮卡伦。刚嫁给乔希的时候，我们处得还不错。”哦，我想她是卡伦2。“我爱他爱了好一阵子。可惜他没办法适应我们的系统。但我不怪他，真的。如果我融合了，我会帮助卡伦拥有健康的浪漫关系。”“你还不确定要不要融合？”我问。“别开玩笑了！真扫兴！不过，这儿也没什么人能跟我说话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想死了。现在她希望她不会死。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大进步呀！”※※※※“我几天前就开始画了，”詹森说，“不过大概还要一两个礼拜才会完成。我想让你看看我们的房间。砖墙已经拆掉了，那些墙都是我砌的。以前我们各自拥有独立的房间，现在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大房间里；不过，每个人还是有属于自己的角落。还有，最近我在考虑融合。”“这样很好，詹森。正好我也想多了解你。你几岁？”“11岁，不过我觉得应该再大一点。大家都不把我当小孩看。凯瑟琳不会像照顾其他孩子那样照顾我。或许因为我是黑人。有时候，我担心那些小孩会对我有成见。但我好想念他们。”“我好期待看到你的作品。”※※※※“这里还有一些跟凯瑟琳有关的事，”卡伦递给我四张笔记纸，“真不可思议！凯瑟琳做了好多事，我还在继续发现中。”她给我一张名片。其实这只是张简单的卡片，不过却连卡伦的中间名都印出来了。凯瑟琳就是这么贴心。卡片上还有她的地址和联络电话；不但方便老朋友联络，认识新朋友时也一样派得上用场。“我找到她买给我儿子的毕业礼服。我不记得自己曾做过这样的事。”“还有呢？”“有人说我变得很差劲，讨人厌。”“恭喜你！”我立刻响应。卡伦试着挤出笑容，旋即摇摇头。“这是好事吗？”卡伦不明白，“我的弟媳常打电话指使我，叫我帮她买这个买那个，一句招呼都不打，但现在我不会接到这种电话了。我告诉我弟弟，如果他要来我家，态度给我好一点，跟我打电话时口气也好一点。我们全家都不正常。我真不明白，以前我身上的其他人怎么可能应付这一切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大多没办法应付，”我说，“他们只是忍耐。”看得出来，卡伦新生的自信与魄力稍为削弱了些。“桑迪只能顺着你妈，”我继续说，“她很不舒服，很痛苦，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有些人格只想伤害你，因为受虐令他们愤怒。现在的你日趋完整，你可以善用其他人赋予你的经验和力量，开始改变应付的方式，用其他方法面对你身边这些不正常的人。你的家人一定会抗拒变化，因为他们比较喜欢以前那个任他们索取、不在乎自己伤得多重的你。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融入你，你也变得更坚强；历尽千辛万苦，你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我确实更坚强了，我甚至拒绝帮我丈夫跑腿买香烟。我既不自责，也不觉得有罪恶感。”“真有趣。虽然这次融入你的人是凯瑟琳，但我在你身上看见好多迈尔斯的个性。”“凯瑟琳融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其他人也变得更坚强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4章朱莉安与卡伦3“整个礼拜天都是我在外面。不过你可别告诉卡伦，她会气死！”现在我能分辨卡伦2的语气了。“我跑去看成人用品的宣传展——情趣用品、按摩棒、色情录像带，好好玩哟！过去有一阵子，我还蛮喜欢这些玩意儿的。后来我和一帮高中死党办了一场性爱派对，还找了脱衣舞男来哦！他是警察呢！另外还有情趣用品店的老板娘，她把她的‘宝贝儿’全都带来给在场的女士们看。晚上我留下来看公牛队比赛。那警察或许会让卡伦很不舒服，不过我无法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不曾被虐待过。等我融合以后，我想我会很乐意把记忆送给卡伦，只是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呢！至少，等我融入她，她就不会这么无趣啦！”我心想：卡伦“现在”就已过得很“精彩”，用不着等到以后了。※※※※“我准备好进行融合了，”朱莉安以她一贯的呢哝软语说道。“我很冷静，我想卡伦应该会需要我的冷静。她把自己弄得太忙、太紧张了，以致没办法好好记下心里的感觉。我想我可以帮助她，以前负责写日记的可是我哦！”※※※※“我想念转换人格的日子，”卡伦皱着眉头，下巴靠在手背上。“有时我希望自己能多遗失一点时间。一直待在外面让我觉得好累。”“你现在还会遗失时间吗？”“嗯，几乎都在晚上。我只能接受，别无选择。比方说，晚上11点我在看电视；但是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是清晨5点了。电视还在播，门口出现报纸……然后我开始一天的生活。”“今天是预定融合朱莉安的日子。”“我知道，我准备好了。”卡伦完全提不起劲。我无法想象这些内在改变究竟让她承受多大的负担，但是除了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小心引导她进入内心深处。第一个现身的是詹森。“我一直在画画。我们的每一张图都是我画的。”我想起他画的心灵之屋。“我融合以后，卡伦也会画画吗？”“应该会吧，不过看起来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到时候就不只你一个人在画了。画画不只靠你的个人技巧，大家的想法也很重要。”“那我想在融合之前先把一些东西画出来。”“我明白了。你先继续完成吧。朱莉安在吗？”詹森退回，换朱莉安现身。“朱莉安，我该怎么向卡伦描述你，以及你存在的目的？”“嗯，我生于1970年，出生时13岁。当时卡伦11岁，她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角色。我成长至15岁，这也是我现在的岁数。我没长大多少。卡伦从11岁起开始记录受虐过程。我生来就是为了担任这个团体的记录者。我写下好多父亲做过的事。祖母有个旧五斗橱，我会把我的笔记放进去藏起来。几年后，母亲发现这些笔记，把它们全给扔了。”“我懂了。真是好大的损失。你对融合有任何疑虑吗？”“只有一件事令我困扰：我还没彻底完成我想做的事。我想把融合过程写下来，证明它真的发生过。”“或许等你融合后，卡伦可以取得你的记忆，这样你就能重建部分过程了。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离开，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等一下，我们很快就会让你进来。”“好。”卡伦口中的朱莉安有一头金红色长发，还有一对很绿、很绿的眸子。她很年轻，有着少女的青春气息。我把朱莉安的背景告诉卡伦，还有她想写下自己故事的愿望。“朱莉安坐在我右边，眼眶微湿，”卡伦说，“她握着我的手，有点犹豫。我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告诉我，她把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放在记忆里了。”卡伦停下来。“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许你可以帮帮她。”“我伸手环抱她。她亲吻我的脸颊……拥抱我。她向你道别。她说谢谢你。她说，你会知道她还在这里，没有走远。”“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她的心，”卡伦继续，“我听见你在纸上写字的声音，好大声。小房间好明亮。她完全进来了，不在小房间里了。我感觉她在我心里。”我引领卡伦回到办公室。她在发抖，视线变得很模糊。与朱莉安融合似乎令她感到惊讶，她深深影响她。“或许你该写下来，”我建议卡伦。1997年7月11日与朱莉安融合1997年6月17日，我和朱莉安融合。这似乎是最复杂的一次融合。朱莉安带给我极大的冲击，使我在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办法提笔写下来。朱莉安融入后，我开始真正感到完整；我终于接受其他人已经融入我的事实。融合后第一天，我开始想起一页又一页、日记般的记忆。我必须趁我还记得的时候赶快写下来。然而，我不可能将这么多年的日记重写一遍，所以我只写了一部分。书写过程中，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觉我的人生再真实不过了。虽然朱莉安只有15岁，但她在这个内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写日记。她把所有的记忆分门别类处理好，等我准备好之后，再帮助我填补记忆之间的空白。我的人生拼图终于再次组合起来，这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的畅快。最近这几个礼拜，我都在哀悼失去的童年。由于失去的片段逐渐拼凑成完整的记忆，我开始忘记每一个内在人格的特征了（至少已融合的部分是真的忘了）。这让我感觉很糟。他们帮助我这么多，我应该要永远记得他们才对呀！可是不知怎么着，朱莉安一融入我，让我想起她的日记之后，其他人存在的目的就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好伤心，我甚至希望他们不曾融入我。我真的记得他们所有的遭遇，但就是想不起来哪个人做了哪些事。我怎么能忘记他们38年来的恩情？失落感彻底压垮了我。我挣扎，想弄清楚我究竟是谁。也许，等我完全融合，我就能开始变成我自己；但现在，我只能试着不去改变外在——尽管我的内在已完全不同了。我曾想过：融合完成后，我可能会突然变成另一种人，既然如此，我又何苦不接受每次融合造成的改变，让我慢慢变成“自己”呢？我到底是谁？！朱莉安的融合留给我许多疑问。我感觉到证明一切的需要，所以我接受了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然而从现实来看，也许我根本无法证明任何一件事，因为这些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我知道朱莉安不会写下谎言骗我，但我确实必须放手，放下想找到那些人、那些地方的强烈欲望。卡伦交给我好几张笔记。那是她根据朱莉安的记忆而重写的日记。她说，像这样的日记至少有好几十本，只可惜都被扔掉了。我看她写的第一页。午夜：在祖父母家，睡不着凌晨1：05：保安公司打电话来，说出了点状况。卡伦没睡，祖父叫醒她；他问：“想不想出去兜风？”卡伦别无选择，只好跟他走。（召唤爱丽丝、迈尔斯和卡尔现身保护）凌晨1：40：抵达化学工厂（中途停车买冰淇淋），乘电梯下楼。施虐者已等候多时。凌晨1：55：仪式开始。克莱尔现身。凌晨2：16：克莱尔退场，迈尔斯现身。凌晨3：20：迈尔斯退场，卡尔现身。凌晨3：50：卡尔退场。卡尔消除记忆。凌晨3：55：爱丽丝现身，于黑暗房间梳洗清理，准备回家。凌晨4：15：爱丽丝退场，卡伦现身。凌晨4：20：卡伦回家。凌晨4：35：卡伦入睡。清晨6：45：卡伦睡醒，爱丽丝现身吃早餐。早上7：15：爱丽丝退场，西德尼现身看早晨卡通节目。早上9：00：西德尼退场，卡伦现身。下午1：00：卡伦严重头疼，凯瑟琳请求内部协助；克莱尔自愿现身，承受痛苦。下午2：20：克莱尔退场，卡伦的母亲出门工作。下午2：30：凯瑟琳现身，整理家务，照顾卡伦的弟弟，做晚餐。下午4：30：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溧阳、淮阳起义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兜捕文人学士

淮安之谋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说。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亿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我们也可说，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在历史上，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孟子也常称颂伯夷，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称颂伯夷，大意亦与孔子相同。孟子又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他说：“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为汤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则并无表现，并无成功，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舜、禹、汤、伊尹相提并论，同称之为圣人。后来太史公作《史记》，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体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而特创列传一体。但太史公又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他在《伯夷列传》中，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只因孔子称颂了他。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他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并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不能与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云：“伯夷、叔齐虽贤，颜渊虽笃学，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吴太伯民无得而称，孔子却称之为至德。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鲁两生。循此以下，如东汉初年的严光，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汉光武即帝位，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均已攀龙附凤，功成名遂。独严光隐身不见。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访之，久而后得。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这一番故事，虽若有表现，只可说是无表现，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陈抟，居华山修道，恒百余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鹤，时谓其梅妻鹤子。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岳华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还像历历在目，这也真是怪事。又如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大家各显身手。可谓在此时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现者。然亦有无所表现，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如管宁即其一例。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遇轩冕过门，歆废书往观，宁即与割席分坐。魏明帝时，华歆位至太尉，欲逊位让宁，宁终不就。看来歆虽佩服宁，宁终不重视歆。史书称其“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云禹、稷、颜回同道之意。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而华歆又岂得与禹、稷相提并论。要之，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又如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却又不想表现。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肯出许驰驱。他在《出师表》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今且问，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我且举其友作证，一是徐庶，他知诸葛最深，应亦是一有作为人。初事刘备，曹操获其母，庶乃辞备归操。虽仕至御史中丞，然在历史上，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划一策。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又一人如庞德公，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不能屈，隐鹿门山，采药以终。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徐、庞如此，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庞。五我们当知诸葛《出师表》两语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无意求闻达。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真是各时代都有。他们的本领，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即名“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此书亦可有大作用，大影响，至少在阐发史心，宣扬文化传统上，可有大贡献。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又影响到小说。如唐人《虬髯客传》，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又如《水浒传》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是一无表现人物。《水浒传》作者，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相形减色。此种笔法，可谓与太史公《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诸位莫轻忽过。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禹、稷是有表现的人，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这只因时代不同。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孟子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为正是无表现。所以若时代不许可，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一旦时来运转，风云际会，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得有人，还怕历史中断吗？昔范仲淹作《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末后两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有一人说，“德”字不如改作“风”字，范公欣然从之。上面说过，孔子四科，德行为首，而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私人的。风则可以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亦云：“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风，却不说伊尹之风，此何故？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而后一人有表现？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地位呀，机缘呀，遭遇呀，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德字不如改风字，更见深义。否则有德之人，岂不成为一自了汉，与世无补，又何足贵？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六上面所说，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文学不必全是立言。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此三人，皆为众熟知。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透过文学，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上面说过，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现，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惟在衰乱之世，不得志，失败了，或是无表现，这样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如上三人均是。不但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如宋末郑所南画兰，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他们无事功可表现，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由他们之心志，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故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国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无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昔顾亭林尝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如我们能设身处地，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诸位若有志，不妨来搜罗隐逸，写一部中国贤人传，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自许由、务光、吴太伯、伯夷、叔齐起，从头叙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人或问，我一匹夫，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其实匹夫也好，匹妇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便是此责已尽。从人物来讲历史，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此话亦不错，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诸位今天，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或有人问：你是讲历史的，将来中国前途如何，你该有一看法。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在此乱世，我亦只能说：“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诸为或许又会问，现在时代变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该有一番表现，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中国古人又说“诗言志”，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今天我的讲题是：“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非洲人固不同于埃斯97久人人做人人妻人人玩精品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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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又问道，发现有什么变化吗；一点儿都没有，他说；注意，我去把灯关掉，好，现在怎么样；一点儿都没有；什么一点儿都没有；一点儿都看不见，像原来一样，还是一片白，我觉得好像没有黑夜。他听见妻子快速地翻动着电话簿，吸着鼻子以忍住泪水，接着叹息了一声，最后终于开口了，这位可能行，但愿他能接待我们。说完她拨了个号码，问是不是诊所，医生先生在不在，能不能和他说句话，不，不，医生先生不认识我，是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好，谢谢，我明白，那么我跟你解释，但请一定转告医生先生，我丈夫突然间双目失明了，对，对，正像我刚才说的，突然失明，不，不是医生先生的病人，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没有戴过，对，视力非常好，像我一样，我也看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感谢，我等一会儿，好，我等一会儿，医生先生，对，突然，他说看一切都是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还来不及问他，我刚进家门就发现他这样子了，要我问问他吗，啊，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失明者站起身。等一等，妻子说，我先把你的手指处理一下，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拿着一瓶双氧水，一瓶碘酒，一些药棉和一盒外伤膏回来了。她一边给丈夫处理伤口一边问，你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但突然又说，可是，你当时那个样子，不能开车呀，要么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失明的；不，是在街上，遇上了红灯，车停在街上，有个人帮忙把我送回来，车停在路边了；好，我们下楼吧，你在楼门口等着，我去把车开过来，你把车钥匙放在哪里了；不知道，他没有还给我，他，他是谁；就是把我送回家的那个人，是个男人，大概放在家里了，我看看；不用找，他没有进来；可是，钥匙总该放在个什么地方吧；很可能忘记了，没有注意，带走了；但愿如此；先用你的钥匙吧，以后再找，好，走吧，把手伸给我。盲人说，要是我好不了，成了这个样子，就不活了；劳驾，不要胡说八道，现在遇到的不幸已经够我们受的了；我瞎了，但你没有瞎，你不知道我多么难受；医生会治好的，你瞧着吧；好吧。两个人出了门，来到一楼楼道，妻子把灯打开，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你在这里等我，如果有邻居来了，说话要自然，就说在等我，任何人看到你都不会以为你看不见，免得人们对咱们的生活说三道四；好吧，你不要耽搁。妻子快步走了。没有一个邻居进来或者出去。根据经验，盲人知道自动计时器仍有响声时楼道里的灯就会亮着，所以每当响声停下来他就按一下按钮。光亮，这个光亮，对他来说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我肯定得去啊。”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就像冲冷水澡。”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我不是什么亲爱的。”“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不。”“为什么不？”“我不喜欢。”“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莫迪紧闭着眼睛。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97久人人做人人妻人人玩精品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