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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人AV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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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人AV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七十五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五卷,第5页。?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金之俊最终被鳌拜等辅臣免职,因为他的儿子与侄子都被列入了1661年奏销案的名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79—85页。?除1646年制订推行的“大计”制外,顺治还于1653年规定对京城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察”。吕元驄:《翰林院》,第55—57页。?皇帝已于1652年10月6日罢去55名主管财物库的宦官;同年11月2日,工部的113名宦官也被免职。郑天挺:《探微集》,第9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7页。?同上。六个月后,宦官机构中又增加了第十四个衙门。郑天挺:《探微集》,第94、104—105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3页。1653年8月26日,御史图赖上章说,淫雨不止,京师大水,都与建立宦官衙门有关。他认为皇帝既然已有一群奴仆作为亲随,就不再需要宦官了。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道:“衙门虽设,全由管事满臣掌之,宦员无权。”郑天挺:《探微集》,第97页。但是,顺治坚信宦官可由正规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这却被证明是不对的。不到30年时间,康熙皇帝虽然与某些宦官交情不错,却称他们“无异于最下贱之虫蚁”。他不得不因他的仆从在卫兵进屋时还高卧不起,而对他们予以训诫,到了1724年,又不得不下诏禁止穷困潦倒的旗人净身入投宦官衙门。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第12—13页。?同上书,第3页。十三衙门在紫禁城的西面,位于西华门内的皇城中,今明清档案馆的新建筑就在此地。虽然当时它还不像在清朝盛时那样,有庞大的机构(1662年,即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有官402人;1722年,939人;1796年,1623人)但它在顺治朝,作为一个平衡宦官各衙门间关系的控制机构的作用,被估计过低了。普雷斯顿·M·托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尤其是第21—30页对清代宦官衙门做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1655年7月31日,皇帝令工部竖起一尊铁碑,碑上刻写着魏忠贤一类宦官与外廷官交结的手法,并传称日后犯者将严惩不贷。1656年4月14日,顺治还废罢了一个六个月前才置立的专掌玺印的特殊宦官机构。掌管玺印之责移交给了正式的文官。郑天挺:《探微集》,第97—98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3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8—99页。?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凯斯勒的数据与此不同。他声称在1651年,所有总督及22名巡抚中的17名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8页。?据凯斯勒所说,从1644至1722年,80%的督抚为旗人,其中多数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8—189页。?总督平均任期的长短,也因其是否为旗人而有所变化。有清一朝,汉军旗人任总督者平均以三年半为一任,而一般汉官则仅为两年八个月。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2—123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页。?同上书,第12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64页。?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88—89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73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21页。关于永历政权内讧问题,见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07—114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3—124页。洪承畴所统率的军队既有汉人,又有满人。这支军队后由洛讬与多尼统领。最重要的汉将之一是降清的张勇,他并不是旗人。张勇是南京政权灭亡时率部径赴九江向阿济格投降的,时年仅30岁,被授为游击将军,派往西北。在1648年镇压白帽回民起义时骁勇善战,颇著时誉,屡受褒奖。1658年,归洪承畴麾下。1661年平定云南后,担任此省的提督。两年后,开赴甘肃,戍守西北边境,抵御厄鲁特蒙古人。三藩之乱期间,他不顾足上有伤行走不便,为国守边尽忠。张勇的忠贞,实际上是清朝最终获胜的一个关键。后来噶尔丹驱动青海蒙古与西番土著回人东犯甘肃边境,被张勇击退了,清廷因此封他为侯。《贰臣传》第二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67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94—196、201—20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页。永历皇帝的逃亡路线,与后来的缅甸公路大致相合。1659年3月,永历皇帝及随从646人于八莫上船,沿伊洛瓦底河至缅甸都城阿瓦。余人陆行,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遭到了屠戮。永历皇帝自己于6月底抵达阿瓦。缅人得到了清廷文书,令其拘执永历皇帝,遂于王宫河对岸设营以置之。后猛白取代其兄自立为缅甸国王,便把永历随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掉了,已患气喘病的永历帝被留了一条活命,但处境极为凄惨,只有四个家庭成员、几个宦官、一个跛足文官以及百余幸免于难的妇幼陪伴着他。斯特鲁弗:《南明》,第125—128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8页。关于洪承畴的安民政策,见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196—198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6—20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60页。甚至那不愿宽恕“贰臣”,并暗示了洪承畴某些“过失”的乾隆皇帝,也称这位著名的满族人的合作者为“大贤”。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9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8页。李定国于1662年8月初,在云南与老挝的边境地区病逝。肖尔:《南明政权》,第210页。?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三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一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个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18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称“弘治中兴”。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只给予一个人最崇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内阁大学士——邱浚。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二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三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城人AV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

                        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

                        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呕。莫炎丝毫没有理会她们的不妥,涂抹完毕后喉间继续发出低吼,遁鬣的动作猛地快了起来,面前一阵土块纷飞下现出了一段筑实了的土墙。“呼呼”,我第一次听到莫炎手中的虚火发出燃烧声,平日淡色的火焰此刻却已变成了深邃的绿色,那诡异的色泽将满身浴血的他映得有如地狱恶鬼一般狰狞恐怖。双手盘动间,两团深绿色的火球在遁鬣的体内循环飞舞了起来,脚下一片震动,四周的空间仿佛又增大了许多。十指相扣握在胸口,大拇指并排平指向前,莫炎双手猛一拉开:“灵火破阴诀!”飞舞的火球怦然相撞在一起,大蓬火焰暴涨开来,眼前笼罩起一片深绿色的光芒,奇妙的是周围的景物竟比刚才更为清晰了。遁鬣的身躯往前突了突,一双半透明的前爪叩在了土墙上,土块渐渐剥落,现出一种奇怪的乌色。忽然,遁鬣的双爪收了回来,身躯不断抖动,震动之下我们几乎跌倒。“莫炎,让遁鬣后退,这层墓墙是尸水浇筑的。”我想起阴墓的构造原理立即说道。阳穴阴墓的封口上都会用尸水浇筑一道七尺厚的墓墙,但彼此的作用各不相同。阳穴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地面,受阳气的影响较重,在它封口处的尸水墓墙是用以增加阴气引导生气进入阴墓的。但阴墓的尸水墓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它封口处的尸水与阳穴不同。用来制造尸水的墓工并不是被墓土直接闷死的,而是强行塞住七窍,在尚未断气前用化尸药物活活将其融解成尸水。因此,这些尸水中完全吸收了墓工自身的生气以为阴墓所用,同时也吸收了他们死亡时的怨恨意识。这些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怨毒的墓葬防护,以至于人或动物触及封口便会立即中毒,皮肤溃烂,就连虚灵遇到也一样会被伤及。遁鬣就是被这个伤了前爪,莫炎的灵火破阴诀应该是可以克制阴毒物质,但却也无法完全保证它的安全,要想继续挖开墓墙看来是不可能了。眼前的景物稍许远离了些,遁鬣那双半透明的前爪隐隐布上了一层黑色。莫炎猛地顿足,双手不断搓动,深绿光芒大闪了数次,那黑色终于渐渐消褪而去。“尸水怨毒太重。”莫炎低喘一下,“用驭金试试。”我点点头,意念一阵涌动,墓墙左右的土壤迅速向外翻滚,不多时通道两旁便空出了两个土穴。紧跟着凭空凝起了数根粗大的金属尖锥,锥体上布满了错落的绞齿,旋转中轰然钻进墓墙。乌色的泥土不断飞溅,立刻被边上涌出的黄土迅速包裹起来,层层填入两边的土穴之中。“轰……哗啦……”在尖锥和黄土的钻裂吞噬下,七尺厚的墓墙倒塌了下来。我不敢怠慢,转瞬将尖锥化作斗锹,飞舞着把乌色的墓墙残块清理到两边,用黄土完全封埋了起来。莫炎并没有在意我一气呵成的举动,只是用双眼不断注视着周围,手中凝起的灵火忽涨忽落。突地,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手中灵火飞散挥出,身周的空间感随即消失,几片淡色的物质扑面而来,直直映入了众人的身体。“遁鬣不能再走了。”莫炎望了下黝黑深邃的前方,“附上它的精气,我们步行。”双脚踏在了泥土上,那些淡色物质便是遁鬣的精气,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一层像肥皂泡一般的透明物质包围着。我试着吸一口气,呼吸间没有什么障碍,似乎这个保护层可以提供氧气,和刚才在遁鬣体内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打开射光手电,莫炎大步在前面引路,晖儿与S紧随其后,我则一路小心地在队尾断后。墓墙后面是一段砖砌的墓道,大概一百米左右的样子,四壁的砌砖是云南砖木建筑中常用的那种。墓道铺设得很简朴,除了拼接部分十分整齐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墓道的尽头端坐着一只两人多高石兽,精湛的雕刻与这简朴的墓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石兽——凶兽穷奇!“这里怎么会有穷奇的石像?”晖儿一脸匪夷所思地问道。“大傩十二神兽驱邪,穷奇在其中是专门对付蛊的神兽。”莫炎小心地在石像周围探视着说道。“这是大傩穷奇?”我记得这是历史记载中穷奇唯一的正面形象,“后汉时期的东西怎么跑古滇阴墓来了?”莫炎用手在穷奇的嘴里拨弄了一下,一阵轧轧声响中石像向两旁裂开,地上出现一个方形的入口。“这并不奇怪。”莫炎探了下入口,回头道,“滇王金印也是汉王御赐的。”他说的倒也都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隐约间我总觉得有些莫名的不祥,可一时间又无从想起。脚下跟着队伍进入口,大脑中下意识地警惕了起来。入口往下是一段不太长的阶梯,不消几步便跨到了下层地面。这层的空间并不大,正对入口有两扇高大的暗红色石门,地面铺设着宽大的长条青石,两侧的墙上也完全被青石板所覆盖。和先前墓道所不同的是,墙面和地上遍刻着内容丰富的阳文凸雕。雕刻内容并不难懂,基本是对滇王生平功绩的描述,也有不少征战和降妖伏魔的场面。但雕刻延续到石门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石门前大约半米的范围是完全的一片空白。走到石门前的空白处,莫炎抬手示意大家停下。“这里的味道很奇怪。”他小心地摸了摸地上的一块石板道,“王亦凡,你能听到什么?”“一种奇怪的流动声,但不是水,似乎是很重的什么液体。”在石板上走动时我便发现了这种异常的声响,但却很难辨别出是什么,直到接近石门的时候那声音才清晰可辨。“应该就是了。”莫炎点点头,“一会就看你的了。”话刚说完,他抬脚在空白石板处用力一踩,咕噜声频频响起,那些石板挨个翻了过来,另一面居然是一片与先前风格相同的雕刻。汩汩声四起,脚下的地面开始有规律地震动了起来,面前的石门徐徐下沉,大片银灰色的液体缓重地从石门后流淌出来。是水银!原来莫炎早就闻出味道了,难怪先前会那么说。我心中抱怨了一下,却不敢怠慢,立刻控制起水银的流动来。涌出的水银在控制下渐渐聚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立方体。在石门完全沉下后,立方体已大约占据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地下的青石开始迸出轻碎的喀喇声。我硬生生将聚合的水银立方体分开,示意莫炎他们迅速通过,自己则慢慢地尾随其后走进石门。莫炎左右找了一下,拉动内侧的一个石环,石门再度升起,轰然合上。我不由一泻劲,门外汹涌的水银流撞在门壁上发出一阵大响。“石门里那么多的水银。”晖儿呼了一口气道,“这东西是拿来防盗墓贼的吧。”“水银是有毒金属,又是液态,既可以杀人又可以启动机关。”我疲倦地靠在墙上道,“我们的祖先真有智慧,会那么青睐这种变态金属。”石门里的空间十分狭窄,一堵奇怪的石墙正对门口。墙面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六个石刻的兽头,张开的大口上还残留着些许的银灰色,看来刚才的水银便是这些兽头中流出的。墙体和石门内壁上遍布着一些石刻文字。“哈尼族象形巫文。”莫炎四周看了看道,“阴墓里不该有这东西。”“这巫文是不是用来聚阴的?”念头一闪,我心里不由一阵发怵。莫炎沉重地点了下头,自顾对着石墙思考起来,眼中透出一丝凝重。大量水银配合聚阴的符咒,这种罕见的搭配方法只在先秦时期有过记载。水银古代被称为“流银”,在墓穴风水布局的应用上属于至阴至寒局相。单从表面上看,是用来阻隔阳气冲撞,保证墓内阴气纯正,并固实地下生气。但水下的泥土为阴土,聚魂巫文聚集的是阴魂。水银在阴土阴魂的滋生下蕴含了极重的阴气,再加上阴墓的格局本就属于至阴,这恰恰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墓葬格局——三阴墓局。“公孙和晖儿怕不怕死尸?”莫炎问了一句。“进来前就有心理准备。”晖儿靠近我身边道。“怕,当然怕。”S坦白地说道,“不过我更怕自己变成死尸。”“不怕死尸就好。”莫炎卖关子的习惯实在是讨厌,我有些不耐烦了,刚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他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已趴着四只猫一般大小的动物。“尸獾?”这种背部有着四条交叉黑纹的尸獾是隐藏在墓穴里以死尸为食的虚灵,很多新埋尸体无端变成白骨便是它们的杰作。莫炎没有答话,轻挥了一下手,三只尸獾灵巧地蹿到我们身边,绕着脚下跑动了几圈,一股阴寒的感觉顿时包围了全身。“尸獾的尸气可以彻底掩盖生气。”莫炎看了看我,“我们低估了这个阴墓。”我立刻明白了莫炎的用意,但按他的说话习惯,晖儿和S这时估计已经一头雾水了,于是我便大致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阳穴阴墓的格局可以令阴墓葬者得到充足的地下生气,并以阴气养护,因此阴墓中所葬一切死者的魂魄都会在此间游弋,换句话说阴墓里全是意识极强的鬼魂。正如之前我对晖儿所说的,这里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但三阴墓局的出现却自内部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吸收了大量地下生气的葬者在阴气和聚魂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活尸形态,就像已经干死的细胞在营养液中复苏一般。“不管这里埋的是谁,他已经在滇池下面做了两千年的古滇王了。”五、古滇尸王也许我可以将言语间的骇人收拾得更少些,可这样对晖儿和S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毫无准备的面对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只会横生枝节。两人的脸色现在都已经有些青白了,但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六为阴数……”莫炎对着石墙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那兽头的雕工大开大合,除了可以分辨出不是人头之外,其余的却看不出什么究竟来。“会不会是大傩十二神兽?”我想起先前墓道口的那只大傩穷奇来,大傩十二神兽的记载甚少,《闻风拾水录》的虚灵篇里也只提到过穷奇而已。“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莫炎听了又仔细分辨了一下,“大傩十二神兽里的六阴兽。”“阴数、阴兽,原来这石墙是护墓的阴兽影墙。”我开始后悔刚才贸然闯进这里了,“阴兽影墙都是用来误导盗墓贼和藏放机关的,有它的地方就没有墓室。”“那是汉族的习惯。”莫炎指着一侧道,“这些兽头有古怪。”从他指的方向望去,顶部石壁正对兽头的地方有六个两指粗细的圆形痕迹,似乎是什么机关设置。“应该是机关。”莫炎手上闪出的灵火飘动着没入了四壁和脚下,“附近没有危险。”平息了一下心情,我闭目仔细聆听,四周的环境渐渐清晰起来,兽头的上部各自有个凹洞,而石墙的一角似乎有什么空隙。走过一看,那里的一块石砖上隐约刻着个太阳的标记。我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石砖应手凹陷了进去。石屑微微掉落,顶部缓缓伸出六根石柱,咯咯几声,准确地卡进了兽头的凹洞处。左侧的石壁轰然向内退进数尺,石墙上现出了入口。进了入口,眼前是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如果这里设置了什么机关的话,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确保安全,我和莫炎依旧保持着一头一尾的位置,一边探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小心地前行着,直到大家走出这段九曲十八弯的甬道。踏出甬道,奇异的景象立刻呈现在面前:空旷的长方形墓室里,整齐地队列着上百具身着怪异甲胄的干尸,胯下骑乘干瘪走形的战马,手上长矛不断挥舞,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嗬~~咕~~”队首的一具高大的干尸古怪地呼号了几声,手中长矛直指向我们,它甲胄上的花纹显然与其他干尸不同,似乎是个领队的骑兵长。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不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至少我们三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在它们眼里我们也是干尸。”莫炎低声道,大场面估计他见多了,言语间还是那样波澜不惊。我会意地点了下头,与莫炎一起伸开双手,示意手中并无武器,晖儿与S也战战兢兢地照做着。那骑兵长又是一声呼喝,队伍中两个骑兵驱马跃出,环绕我们跑动了几圈,口中回应了两声呼喝。骑兵长举起长矛,干尸骑兵的队伍闪开一条通道,在它们身后现出一道高大的门墙。莫炎泰然自若地迈入队伍中,目不斜视地向门墙走去,我们三人紧随其后,丝毫不敢左右观望。走入门墙,我暗舒一口气,身边的晖儿和S已是满头冷汗,冲着我苦笑连连。隔着遁鬣的精气层本来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但我相信在走过干尸队伍的时候,她俩一定和我一样,满鼻都是腐臭气味。脚下紧跟莫炎,我们刚刚舒缓的那口气,在门墙另一边又生生地吸回了喉咙里。这间墓室比之前大了数倍,上百具干尸分作三个方阵排列在面前,同样身着那种怪异甲胄,但没有骑马,手中尽是剑盾长矛和弓弩。如法炮制,我像先前那样伸开双手,缓缓向前走去,可还没迈上两步,几支弩箭便钉在了面前。干尸方阵分开两翼,将领模样的干尸呼喝了几声,我们一并摆手示好,却见它似乎在打量什么。一会,它挥动手中铁剑,示意我和莫炎过去,又指了指晖儿和S,口中呼喝声拉长了许多。莫炎看了下晖儿她们,转又望了下我,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古滇步兵是强盗,这传说没错。”他的眼中似乎有些笑意,“这家伙看中公孙和你老婆了。”方阵中走出几个干尸兵卒,其中两个挥舞着手中的长矛驱赶我和莫炎离开,其余的则走向晖儿和S,那扭曲怪异的身形在我眼中显得有些猥琐。“它们找死!”我切齿低吼,怒气直冲上脑,那几具干尸兵卒手中的铁剑呼地脱手飞起,旋转间几颗干枯的头颅纷纷落地。莫炎一声低叹,手头两团灵火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身边干尸兵卒的体内,噗波几声轻爆,两具干尸碎裂在了地上。干尸将领见状发出连连呼喝,中间方阵的干尸兵卒直直冲袭而来,左右两翼方阵则快速分开,自两侧迅速包抄夹击。“小心它们的阵形配合。”莫炎双臂交叉凝出数团灵火,“快速夹击可是它们看家本事。”“速度越快,死的就越快!”先前一击得手,我信心大增,一班干尸不过如此,先前的畏惧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四人背靠背地站立,我和莫炎尽量将晖儿、S夹在中间。一片弩箭密集射来,莫炎双手猛挥,灵火在空中相碰爆裂,飞涨的火焰顿时吞噬了那些箭镞。砰砰地几声枪响,晖儿和S端起斜挎的短柄猎枪,轰向逼近的干尸兵卒,正如莫炎所说的,近距离根本不需要瞄准,几具干尸在枪弹的轰击下头碎身裂。铁剑、长矛不断自干尸兵卒手里脱出,飞旋窜动中头颅、肢体满天散落,就连弓弩上的箭镞也被我激起,频频射入干尸的头部。“嘎~~嗬~~”门墙外传来一阵呼喝,先前的干尸骑兵跃马冲进了墓室,四周的干尸步兵如退潮般涌回,在骑兵整齐的列阵后重新排整了起来。马蹄声顿起,干尸骑兵全队列阵扑来。莫炎双臂大力开阖几下,一片灵火利刃般掠地横扫队中,大量马匹腿脚齐齐折断,成批干尸骑兵被抛向了空中。我急急挥手,地上散落的兵器全数飞起,那些干尸骑兵尚未落地便被铁剑切去了头颅,一部分则被长矛贯穿钉在墓室顶部。挡开一批投掷而来的长矛,莫炎招呼晖儿和S向干尸步兵频频射击,我堪堪对付住飞蝗般射来的弩箭,剩余的干尸阵形前聚起了一层手持大盾的兵卒,后排紧跟的一层兵卒以小盾护头,全阵开始快速推进。我正杀得兴起,看到干尸成队冲来,立刻聚起长矛、铁剑,大片向阵内横扫砍切而去。“当心它们……”莫炎见状向我大喊,声音未完,就见那些兵器像碰上了什么弹性十足的东西,全部弹落开去,几把飞散的铁剑险些砍到了我的身上。晖儿和S举枪一阵连射,几个干尸兵卒应声倒地。她俩的动作已比先前稳健了许多,凝重的表情似乎已习惯了现在的场面。“那是古滇象皮盾和象皮甲。”莫炎挥出几团灵火,落入阵中,“金属兵器会被弹开的。”“哦,还好它们没有象皮头盔。”我牙根发痒似地说道,转手招起一蓬弩箭直射过去。干尸兵卒举盾防护,弩箭却半途分转开来,划着弧线自两侧和后方射向它们的头部。干尸阵形即刻混乱了起来,大批干尸兵卒中箭倒地,失去防护的长矛、弓弩兵卒在莫炎和我的夹击之下不久便化作了满地碎块。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整座墓室里堆满了干尸、残块。众人对视间一阵无言,这场古今大战谈不上惨烈,却也已是激战连连。我扶着有点身软的晖儿,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城人AV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满族地区的霸主是哈达部首领,他控制着海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联盟,其中著名的部落有叶赫、乌拉、辉发和浑河。哈达首领的权威得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承认,并被其授予都指挥使的头衔。海西以东的鸭绿江沿岸有另一群部落,当时多称为建州女真,他们也受哈达统辖,但不大顺服。16世纪80年代初,建州女真联合当地的其他小部落,试图摆脱哈达,并将矛头指向已同多数大部落一样转入城堡生活的叶赫。李成梁注意到这一不安定迹象。1583年,他决定在一个名叫尼堪外兰(满语:意为“汉人外郎”)的明朝境外居民协助下,出兵干涉。

                        努尔哈赤的崛起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维持均势的手段,通常是对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给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作为临时领袖去维持和平。这一策略若能很好地贯彻,明军便只须每年冬季从开原等镇开进草原,以“烧荒”为名,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其首领,并赐给他们食物、酒、布匹和化妆品等等,而不必进行更多的干涉。但眼下,一个完整的部落联盟似乎就要崩溃了。李成梁感到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尼堪外兰的怂恿下,李成梁出兵镇压了一个以哈达为敌的部落,并且——也许是出于误会——杀死了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父和父亲。这个家族的长子努尔哈赤,虽然很快便获准去继承其父的都督头衔和一批战马,但1583年,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向境外居民尼堪外兰发动了复仇战争。1586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这使他成为这一联盟之主的合适的候选人。然而,他既不是哈达部也不是叶赫部之人,因而未必能最后登上霸主宝座。不管怎样,到1589年,那位明朝辽东总兵决定授他为都指挥使,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努尔哈赤本人则已作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建起了自己的城寨,并违心地同叶赫、哈达结为姻亲。他还将本部丁壮训练成一支凶猛的骑兵部队,用自己田庄的收入向他们提供粮草和兵器。由于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他同其他部落的关系随之恶化。1591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决定摊牌,遂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向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两年后,在浑河岸边的扎喀一带,双方展开了决战。结果,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消灭纳林布禄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不久,努尔哈赤又巩固了与西方蒙古的联盟,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导权。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原先,努尔哈赤指挥作战,是通过女真族传统的由10到12名丁壮组成的小型狩猎单位进行的,他们大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属于同一个哈拉(氏族)或穆昆(亲族);否则就是同一个发尔嘎(falga,里)、嘎山(寨)或后屯(hoton,镇)的居民。在1599—1601年间,对哈达的征服,及对其所属部落的吞并,至少在原则上使努尔哈赤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与此同时,又在八旗之上设置了谙班(大臣)和贝勒(王)。谙班之职始设于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为对付图谋篡位的太子褚英,而求助于他的五个义子。1615年,努尔哈赤任命这五个最亲近的支持者为五谙班(五大臣),而将其在世的四个儿子封为和硕贝勒。不久,又增设了四小贝勒。于是,每固山都由一名贝勒总管。各贝勒都将其固山视为己有,但他们直接统辖的只有各固山中的巴牙喇(护军)。实际掌握各固山之军政大权的,仍是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因此,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努尔哈赤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他在1607年得到这一称号。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使臣在巴约特部贝勒恩格德尔率领下,前来拜谒努尔哈赤,向他叩头,并称他为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拿望远镜一般窥看我。我凭感觉判定此人不是卡伦,所以我决定按兵不动,看看接下来有何发展。确定屋里只有咱们俩之后,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静静盯着我好一会儿,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卡伦不能来。”“这样啊。那么是谁代替卡伦来?”“西德尼。”“噢,西德尼啊。我一直希望能再见到你。”“霍尔顿叫我来的。他要我拿这个给你。”西德尼再次用纸卷抵住一只眼睛,“万花筒!”他把纸卷递给我,脸庞一阵抽搐。我接过来,这是霍尔顿的信。我把信搁下,把注意力放在西德尼身上。“我很高兴你能来。”西德尼瞅我一眼,但肩膀稍微放松了些。“卡伦病了,”他说,“霍尔顿要你看信。现在出来的主要是我、霍尔顿,还有其他男生。”西德尼望向窗外,视线往楼下看,想看看这儿离地面有多远。“刚才你把信递给我的时候,手臂好像不太舒服?”“我的手一直都很痛。卡伦的爸爸逼我偷东西,假如我不照办,他会扭我的手或捶我的手臂。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每次我偷东西,卡伦她爸都会用棍子打我的手指头。”“不是他叫你偷的吗?”“是啊,是他叫我偷的,可是他又为此处罚我。”“你知道卡伦的父亲过世了吗?”西德尼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然后他再度露出怀疑的表情,拉开距离,斜睨着我。“真的,”我说,“大约一年以前,他就罹患癌症过世了。他再也不能伤害你了。现在我很努力想帮助卡伦和霍尔顿,让你们大家赶快好起来。”“你在耍我。”“要不你问霍尔顿。”西德尼的表情突然空白。没多久,他再次看着我。“是真的呀!我都不知道。”“卡伦的父亲似乎害你过了不少苦日子。这些经历赋予你更多的力量与勇气,但也让你十分痛苦。我在想,假如你能和其他人分享你的经历,让他们得到一点你的力量,对你、对他们也许都是帮助。”我决定开始为最终的人格融合打基础,做好准备。西德尼离开后,我摊开他带来的纸卷。霍尔顿的字迹映入眼帘。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尝试把被烧掉的日记重写一遍。但首先,我们得先弄清楚大伙儿的近况。我把这段日子经常出现的人列出来(目前共有17人),并且尽可能多补充一些每个人的背景资料。霍尔顿(我),34岁,我尽可能保护所有的人。自卡伦出生起,我就有记忆了。决定谁该出去、谁该回来的也是我。平常几乎都是我在开车。我有机械天分,修东西、盖房子、粉刷、贴壁纸等统统难不倒我。我非常非常想成为医务辅助人员。另外,我也是里头这群孩子的暂时依靠。我生来是为了当个“完美的儿子”,跟着卡伦的父亲和祖父做事。我几乎无所不能,但却感觉不到疼痛。凯瑟琳同样也是34岁。她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负责安排日常约会。凯瑟琳在我之后没多久诞生,那时卡伦还不满一岁。我们跟卡伦一起长大。凯瑟琳喜欢看书,负责敦促我们准时就医。另外,凯瑟琳也没有痛觉。克莱尔7岁,极度缺乏安全感。最近她很难过,因为她觉得你忘记她了。我试着鼓励她出来跟你说话,但她心灵受创太严重。她常犯头疼,状况很糟。西德尼5岁,经常处于痛苦之中。他想找乐子,开心一点,喜欢给大家惹麻烦。他常害我们陷入既奇怪又尴尬的窘境,然后自己溜掉。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偷东西送给大家。西德尼的手和手指没有感觉。他曾受过极恐怖的虐待。桑迪18岁,算是咱们这儿的头痛人物。当她安安静静欣赏窗外风景,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只要她一醒过来,立刻满脑子自杀计划。她会冲动地猛吃垃圾食物。她悲伤、沮丧,控制欲强。她说她有办法激怒你,让你讨厌我们,放弃我们。卡伦父亲死后,她的状况似乎越来越糟。朱莉13岁,黑发绿眼。她极度痛苦,痛苦到我认为万一换她出来、我们大概只有死路一条。她没办法顺畅呼吸,也不太能走。卡伦博21个月大,不太会说英语,懂一点匈牙利语。她看不见(眼睛上方长了肿瘤)。卡伦博常常哭着叫“痛痛!”她的脚会痛,阴部也会痛。唯有你的声音才能抚慰她,让她安静下来。迈尔斯8岁,最近似乎比较冷静了。他不再讨厌大家,因为他很喜欢你。他希望你喜欢他,所以他不再伤害我们了。不过,他仍然讨厌待在女性躯体里。迈尔斯仍感觉得到过去虐待造成的疼痛。他负责陪詹姆斯和莎拉玩,学校运动会也由他出席。卡尔10岁。日记烧毁一事令他相当愤怒。他写下许多受虐细节,希望往后再也不必谈它,因为换他出来写日记时,卡伦病得最严重。他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最严重,希望我们赶快终结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痛苦。迈尔斯承受不住的时候,就换卡尔接手。爱丽丝8岁,负责管理迈尔斯和卡尔的日常生活,隔离受虐经验。爱丽丝以匈牙利文写诗,但我们没有一个知道她到底在写什么。她觉得天主会原谅我们的出现。她一直很清楚,虐待他人是不对的。西娅6岁。她诞生于1965年,卡伦的双亲对长动脉瘤的卡伦说“希望你死掉”的那一刻。后来卡伦并未如预期死亡,于是西娅代替她度过整整一年半的岁月。这段时间,卡伦并不存在,她进入冬眠般的静止状态,因此这一年半的记忆归西娅所有。卡伦1今年10岁,生于1969年。出生时的年纪是8岁,两年后停止长大,永远停在10岁。卡伦1非常纤细敏感,相当害羞。1979年遇见乔希时,卡伦1觉得自己很孤单,他深深地被她的天真所吸引。她渴望婚姻,最后也真的结婚了。卡伦1怕吵,讨厌圆点图案和小丑,不喜欢椰子和古龙水的气味。她经常头痛,对卡伦的父母充满恨意。朱莉安15岁,精力充沛,总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干我事”的态度。她杂乱无章,没有耐性,经常失约,散漫,没有目标。她喜欢聊天,偶尔会太过头。她想把我们的故事统统告诉你。她诞生于1970年,那年卡伦11岁。詹森11岁,生于1971年(卡伦12岁)。他遮掩身上的咬痕,缠住胸部,想让卡伦变成男儿身。詹森想报复所有伤害我们的人。他特别讨厌年长的男人。他认为这种人一逮到机会就会伤害我们。安16岁。尽管她是最虔诚的教徒,却已彻底失去信心。她不明白世间何以充满这么多的哀伤和苦难。安诞生于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她代替卡伦上天主教学校,成为师长的宠儿。她去教区神父的寓所和办公室帮忙,并且天天上教堂。她无时无刻不以我们其他人为耻,经常向神父忏悔,甚至编造罪行。安总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存在受到惩罚,唯有天主会宽恕我们。卡伦2生于1969年(卡伦10岁),现在21岁。她负责上学,帮凯瑟琳分担秘书工作,接送她的儿子詹姆斯。她从不头疼,也没有痛苦,喜欢与人为伴。能活在世界上令她深感幸运。1985年,卡伦产下女儿莎拉,但克莱尔却突然跑出来歇斯底里地哭闹,搞得大伙儿彻底崩溃。从那时候起,卡伦2便陷入沉睡,暂停活动了。卡伦3目前30岁,于1985年莎拉出生4天后觉醒,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诞生的。她被推举为开始接受治疗的代表。卡伦3告诉你的一切信息都是我们提供给她的。她很沮丧,有自杀念头。她隐约感觉得到我们,但只限于少数几人。卡伦3是你最常见到的人。我放下这叠纸,感觉十分怪异:人类竟能组织化至如此程度。这种思考与运作方式相当另类,却使用无异于一般人的精神工具——大脑。假如我们都在信中描述的情境下长大,说不定也会用卡伦的方式让身体和心灵运转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眼中的彼此各自呈现不同面貌,又该如何构筑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卡伦精密的运作方式令我惊讶。我想,用“坠入爱河”形容今后的治疗方式再贴切不过:他们必须慢慢熟悉同生在卡伦体内的其他人,进而一个拉一个,让大伙儿“同在一条船上”,融合彼此的关系。有个小地方引起我的注意:霍尔顿说他比凯瑟琳早出世,但凯瑟琳的说辞恰恰相反。也许他们之间有某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另外我还发现,他们讲述同一事件时,在细节上也有若干小出入,不过还不到互相矛盾的地步,顶多是看法稍有不同。目前我无须决定要接受哪一方的说法,倘若要求他们对10多年来的每一件事、每个细节都保有精确、完美的记忆,或许有些强人所难。事实上,每每想到卡伦的内在系统竟能协调到如此程度,我总是赞叹不已。这段时间,我们改变原本的治疗模式。目前我只在治疗开始时与卡伦(卡伦3)简短对谈,然后将大量时间投注在催眠上,尽量和其他人交谈。“我感觉很糟,”桑迪说,“很不顺。除了我,大家都怕夜里会有人来找我们……但他们不是真的,只是做梦呀。朱莉、西娅和詹森都不想活了。朱莉安怕卡伦她爸会跑出来伤害我们。”“你可以告诉他们,那只是做噩梦吗?”“他们不听我说,我气死了。我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不令我想起那段日子:五金工具、电线、银制餐具……全部!过去的记忆还在,连我也无法否认。”“背负这样的重担,感觉很糟吧?”我说,“你想展望未来,过去的记忆却紧缠不放。”“是啊,但没有人比朱莉伤得更重了。她不能说,不能走。”“也许我能跟她谈谈……”“等一下,”桑迪退回内在。卡伦陷入座椅,两腿伸直,脚跟抵住地面,双眼微闭。不知怎么着,她的脸有些浮肿,仿佛她不知不觉在我眼前膨胀了起来。“朱莉,你还好吗?”我问道。“我好痛。我的肚子不舒服,”朱莉说。“能动动你的脚吗?”“只能动一点点。”朱莉仿佛被什么东西按住,不能动,奋力挣扎,她微微向外抬起一只脚。“感觉怎么样?”“他们压在我身上,我不能动!我不能呼吸了!”“朱莉,你在做噩梦,那些都是过去的记忆。现在已经没有人伤害你了。”“可是感觉像真的呀!好像他们还在欺负我!”朱莉微微扭曲身体,骚动不安。“所有曾经伤害你的人都不在了,”我说,“过去男人伤害你的感觉会慢慢消失。”我试着做一点暗示,“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重量正逐渐从你的脚上移开。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脚上的负担减轻了。你的脚将会逐渐复原。那些男人都不在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他们了。”“我觉得好一点了,可是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你,相信他们不会再回来了?”“问问大人,尤其是凯瑟琳和霍尔顿。从现在开始,你会感觉越来越好。”“我不知道……”1995年1月22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过得很不好。我觉得我们病了,所以带大家去妇产科检查。詹森害我们肚子痛得不得了。朱莉痛得最严重,我担心会发生中毒性休克。卡伦在家也遇到不少问题。她的孩子似乎越来越看不起她,我相信这绝对是乔希一天到晚奚落她所造成的。大伙儿越来越不知所措,逐渐失去判断力;我们开始分享彼此的记忆,但是这对我们也造成很大的困扰。凯瑟琳“你还好吗?凯瑟琳?我收到你的短信了。”“不太好。詹森想把自己弄干净,却拿灌洗器把防冻液打进身体里。他希望把这脏器烧掉。朱莉曾有一段时间无法好好呼吸,也不太能走,她非常疲倦。你不在,她的感觉就更糟糕。”“詹森为什么能跑出来对你们做这种事?”我问,“你们如何决定轮到谁出来?”“依状况而定,”凯瑟琳说,“但通常是感觉最强的那个人出来。”“这么说来,詹森的感觉好像非常强烈,”我说,“或许我能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如果你愿意试试看,我们一定会非常感激的,贝尔医生。”“既然如此,你是否能帮我看看詹森愿不愿意出来跟我说话?”“好的。”卡伦闭上眼睛,稍稍改变姿势。她似乎越变越小,也强硬了些,最后差不多已蜷伏在椅子上,随时准备跳起来。她的语气比刚才有力气、有精神,但也绷得更紧。“我想杀了大家。”“詹森?”“嗯。”詹森避开我的视线。“你为什么想杀死大家?”“因为下身受伤,而且很痛。我必须烧掉它,这样就再也没有女生的部分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削弱詹森企图以暴力伤害自己的强烈意志?我想第一步应该是试着与他建立交情。我温和探问,“当时你的身体受伤时有什么感觉?”“每次我跟人家说我的感觉,他们都不相信我。我们永远都必须孤孤单单的,没有人了解我们。”“从来没有人了解过你吗?”我问,试着引起他的注意。“没有,从来都没有。大家都只会伤害别人。”“我知道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而我也不奢望你会马上接受这个想法,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好好了解你呢。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最重要的部分:试着去了解你们。我认为,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忙。”“我能帮你?”詹森相当惊讶,坚硬的外壳稍稍软化了些。“噢,是啊,你可以帮我,”我说。我让他感兴趣了。“你似乎替卡伦承受许多痛苦。我尝试从你们每个人与我分享的片段中,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目前听来,我感觉你知道其中相当重要的几个段落。”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无耻,但我必须想办法建立他的自信,这样他才不会把我当作企图伤害他的人,并且视我为情感的支柱与来源。这么做已接近谄媚,但偶尔有其必要。“你想知道什么?”詹森问我。“嗯,跟我说说你最早的记忆吧?”“噢,简单。卡伦的下面被人伤过。卡伦的下面在流血,胸部也被咬了好几口。我用绷带把她的胸部缠起来,这样她看起来就不会像女孩了。”“你想保护卡伦,不让她受伤?”我得说点什么好铲除詹森心里没有人了解他的念头。一两句简单响应想必有所帮助。“对,但是很难。毕竟我不是一直都在。”“所以,假如你有办法拿掉卡伦的生殖器官,也许她就不会被男人欺负了?”“对!只有女生会被欺负!如果你不是女生,他们就不会烦你了。”“可是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些男人都死了,没有一个还活在世界上,还会像过去那样伤害卡伦,所以你不需要用毁掉她生殖器的方式来保护她,因为到头来,你做的几乎跟那些男人一样呀。”“噢!可是我不想伤害她!我只是想帮她。”“当然,你一定是想帮助她才会这么做,詹森。你只是想拯救卡伦。”“对啊!”我的做法稍嫌激进,但我急于想阻止詹森继续伤害卡伦的身体。我告诉他,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再跟他聊一聊,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很好。2月初,我收到一封信,是卡伦的其他分身经过共同努力轮流写给我的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做噩梦了。我不要你走。你能不能来我家,叫那个恶魔走开?他都在晚上出来,我看见了。你可不可以握住我的手,留下来,这样他就会走开了。谢谢你。爱你的克莱尔贝尔医生:记得我们曾请教你有关安乐死的事吗?你觉得怎么样?这样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桑迪我帮西德尼写信。他要你知道,他想在你家的厨房跟你玩。西德尼说,如果你跟他玩纸牌,他就告诉你他的事情。迈尔斯贝尔医生:人格融合能帮助我们吗?桑迪我们的身体有问题吗?我们有糖尿病还是其他什么毛病?每次轮到我出来,我都病恹恹的。我老是觉得头晕。朱莉嗨,贝尔医生:我们过得还不错。最近我们之中有几个人开始分享记忆,尽管偶尔会造成困扰,但我认为还算有趣。大伙儿一起尝试共同使用卡伦的身体。有时我们会头痛,而且痛很久,有些味道会让我们很不舒服(比方说古龙水),但我们都在努力克服。有好几次,我们差点儿就死了,但上帝仍眷顾着我们。另外,我们也试着讨论、决定死后要不要火化。我觉得我们很快就要死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自从祖母于1985年过世后,我们一直很焦躁,感到不安。安显然,卡伦内在有好多人急着跟我沟通,他们发现写信似乎比较容易。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个性鲜明,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声音,关心的事也各不相同。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他俩与卡伦同步成长),其他人都不再长大,也不长岁数——时间在不同时间点停止了,但他们当下所受的折磨(比方说克莱尔7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与侧福晋所生的五子载沣继承醇亲王封号,载沣的长子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2人确实都比这位第五子惇亲王更受重用。注184黄带子,清朝的宗室均在身上系黄带子以示与他人的区别。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后者俗称红带子。注185冯玉祥逼宫,指的是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一事。注186和硕亲王是清朝宗室的第一等爵,并非专属代善一支,和硕礼亲王才是代善被封(清崇德元年,1636年)的爵位,是清代铁帽子王之首。所以何先生祖父改姓和(何)是相当随意的。注187清代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是佐领,佐领下设骁骑校(原称分得拨什库),每佐领一人,正六品。注188“八佾舞于庭”出自《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8人,八佾八列64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189吴晓邦(1906—1995),中国舞蹈家。1906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太仓,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是当今中国舞坛公认的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代表作有《丑表功》《思凡》《饥火》《罂粟花》《虎爷》等。1949年以后曾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搜集整理中国传统舞蹈的多种资料,先后对江西傩舞、山东曲阜孔庙祭祀乐舞等开展深入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第一次对古曲和舞蹈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带领他的学生们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一批具有学术意义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却在30年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仿唐乐舞》等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精神上的继承和延伸。注190据光绪《大清会典》卷25,以“祀分三等、斋戒、陈玉帛、荐牲、用乐、佾舞、祝版、祭器、祭品”9项来分述,佾舞方面并没有提到群祀,而在用乐上明确指明群庙不设悬,乐由乐部和声署预备,曰“庆神欢”。可知这并不是专门奏哀乐用的。注191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注192安双成,锡伯族学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满汉大词典》和《汉满大辞典》主编。注193北京话,指双胞胎。注194张莉珊,又名张寿蓉,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子绍曾的女儿,嫁给庆王奕劻的孙子。按奕劻的长子名载振,载振有2子,长子名溥钟,溥钟之子就是毓定,即张莉珊的丈夫。详见本书下面“宅门儿”中张寿蓉(即张莉珊)的口述。注195即今鼓楼西大街149号。原为清醇亲王宅内,依例改建的醇亲王祠,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1914年改祀关羽、岳飞,遂称关岳庙。1939年重修庙宇,改称武庙。新中国成立后,因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曾在关岳庙原址上,现作为西藏驻京办事处。注196旧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333页)。注197“一贯道”与先天道、天理教等,都是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其名始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取自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奉罗教主神无生老母,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一贯道”曾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和打击。10月10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2月20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1951年2月21日,中共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8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3年以上徒刑。”至此,一贯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台湾却有所发展。注198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比汉语数目字简单易学,比汉语大写数字更为简便易行,故能长时间在民间流行。现在在港澳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在我国南方农村有些地方,在年长的会计人员中,也仍有人在使用这种数码。苏州码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注199这里也感谢为我推荐并多次联系秉钧先生的安双成老师和他的夫人。同时感谢帮助我完成这篇访谈的张莉女士。注200张莉珊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那桐不姓爱新觉罗,并非皇族,张莉珊所谓皇族,当指她嫁过去的庆亲王家。参见下篇张莉珊与其弟张寿崇的口述。注201爱新觉罗家族初入关时并没有按照辈分命名的习惯,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乾隆时定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祺”。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注202善耆确有一弟叫善旌(第4子),为副都统、镇国将军,在《爱新觉罗族谱》甲册1699页上。注203燕守平,男,1941年生于江苏,徐州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20世纪70年代以《杜鹃山》一剧的伴奏成功享誉全国。燕守平的妻子马小曼是京剧旦角演员,马连良之女。注204怀塔布(?—1900),清末大臣。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历任大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注205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0页。注206中堂是宰相的别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仅为大臣的荣典,习惯上仍称授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拜相,都称为中堂。注207那家花园今已经不存,对此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一个星期后,我们虽没有搬出,购房单位已经开始兴工建设。回家后,全家就投入到搬家的准备之中。院内的租户和亲属纷纷搬走,大批的名贵花木及百余只花盆廉价卖给了颐和园。原在家中管理花木的刘师傅也被安排到颐和园管理花木。交房的期限为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收拾东西,一方面要处理家具。很多木器家具或就地拍卖,或存放到闲置的房里(2008年年底,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提到慈禧赐给那桐的紫檀木镶嵌象牙万字不到头的大条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搬家忙乱中流向民间的)。同时,等西堂子胡同三号院的租户迁出后,再抓紧时间安排那里的房屋修缮。紧张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1950年5月22日,我们举家迁入西堂子胡同三号,从此结束了在‘那园’的生活。这一天祖母哭了……”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未公开出版),2011年版,21—23页。注208引自《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09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王谢堂前”,此次因重在叙述宅门生活,故未将蒋家姐妹的口述收入本书,而是放在另一部即旗人妇女的口述《胡同里的姑奶奶》中。注210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的社会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页。注211主要参照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和何丽:《寿崇张老政协工作四十年》,载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1998年版。注21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章嘉的记载仅有如下几句:“章嘉,原任厩长,其孙法尔萨原任牧长,元孙常英现系生员……以上俱系世居叶赫地方,系来归年分无考之人。”(卷22,乾隆九年内府刻汉文本,叶24下)注213裕禄,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仓,裕禄自杀。注214这里说的三家,指那桐一家、裕禄一家和庆王奕劻一家。清代将皇族女儿均称为格格,四格格是庆王奕劻之女,深得慈禧太后宠爱,慈禧命她长年在宫中陪伴自己。据说奕劻以支庶而能晋封亲王,发迹就从四格格受宠开始。四格格的丈夫是裕禄的第九子,当时皆呼她为熙九太太,张寿蓉姐弟呼她为九姥姥,确实是差两辈。注215据《那桐日记》记,那桐的第一个夫人赵氏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同年十月,那桐“定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原任六库郎中祥霭亭先生之孙女、继三老爷之女为继室。”(66页)注216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那桐长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即崇厚)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可知这些家族相互间作媒通婚的关系。注217据《那桐日记》,那桐的第三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许字成竹铭之子钟山。”(435页)成竹铭即成允,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布政使,他是清朝远支宗室即觉罗,所以这里说那桐之女嫁给了皇族也是对的。注218这里指的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室改组的皇族内阁中,奕劻任总理大臣,那桐任协理大臣之事。注219铁良,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光绪朝曾去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注220杨儒,汉军正红旗人,字子通,同治举人。历任驻美兼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俄、奥、荷三国公使等职。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东北,翌年1月杨儒出任全权大使赴俄谈判,谈判中俄人提出侵占东北条款,他不受逼迫,拒不签字。1902年死于俄国任所。注221张家姐弟之父绍曾,是那桐的独子,乳名宝儿。曾在中国银行任职,为盐业银行第一任董事。据《那桐日记》光绪十八年(1893年)八月廿六日:“今日午正一刻内人生一男,大小人均平安,母亲命乳名宝格;”廿八日:“宝儿三朝,贺客甚多。”(92、93页)注222张寿崇有文章记述:“民国初年,我祖父那桐在天津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路176号)购地数亩建一德式楼房,全家移入,息影津门,但每年春夏仍多回北京居住。”(见张寿崇:《那家花园往事琐谈》,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25—226页)注223引自《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24这里指的是巴金(1904—2005)的小说,即《家》《春》《秋》。注225奕劻于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时年80岁。奕劻生6子,第三、四、六子早殁,载振为长子,系大侧福晋合佳氏所生。凭借奕劻权势,他14岁就被赏给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6岁时任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到法、比、美、日等国进行访问,有《英轺日记》4册12卷传世(一说为别人代笔)。归国后历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显职。民国六年大总统黎元洪代替已经逊位的清室下令命载振承袭庆亲王之爵,世袭罔替。注226载振有三子:长子溥钟、次子溥锐、三子溥铨。那桐的第五女、第六女即分别嫁给了溥钟与溥锐,那桐的孙女即张寿蓉又嫁给了溥钟之子毓定。这就是所谓的“姑做婆”。注227溥仪逊位后庆王携眷避居天津,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该住宅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璧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120多间。1949年1月被军管会接管,后来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参见溥铨:《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201—216页。注228老北京婚俗,新娘起轿后要派新娘的兄弟二人随行于花轿两旁,称为扶轿杆儿。注229张寿蓉的二姐嫁的就是增崇之孙奎垣,详见下篇奎垣的口述。注230卓王,即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卓哩克图亲王,什锦花园是卓王色旺端多布的在京府邸。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是色旺端多布之子。注231世续,字伯轩,生于咸丰三年(1835年),内务府满洲正黄旗人,索勒豁金氏。光绪举人。曾任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命留京办事。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辛亥革命时首赞清帝逊位,并参与磋商优待条件。注232岳潜斋的女儿名岳维珍,详见后文刘汝舟口述。注233据张寿崇先生解释,这个“贫”并非贫穷的意思,而是指“不大气”“抠抠唆唆”,当时也称为“民气”。注234《那桐日记》中多次提到茂如、子言,如记子言,第6页:“午后箴嫂、明大姑奶奶、子言兄嫂来”、第7页:“子言兄来,未得晤”等。记茂如,如87页:“约古香、茂如、锡侯同饭”、270页:“茂如处出分四十金”“茂如处送圣”等。注235即上篇张寿蓉口述提到的姓邓的夫人。注23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张。注237这里所说的大侄女,指的是那桐的堂弟那晋之子绍荫的孙女。其父名张润帘。按,张寿椿在这篇口述中谈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20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这是条铁律,在女真开国的前十四年里,后金初立的前八年里,没有人能打破。公元1115年三月,北方战报传来,二十七万辽军崩溃,不仅丢失阵地,带着的耕牛等农具都被抢得一干二净,能逃回来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他们见识到了女真人的战斗力。面对二十七万大军,只有一万人的女真军根本没什么逗引埋伏之类的虚招子,就是冲上去,以右翼冲击辽军左翼,左翼被击退;中军助战,辽军整体被击退!一万人追着二十七万人打,这是什么样的场景。二十七万人还没跑掉,等到夜幕降临后,形成的局面居然是——辽兵被围……二十七万人被一万人围住了,并且整整一夜没能突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女真人发起攻击,他们趁乱才跑出来了一部分。跑出来的全是骑兵,具体数字不详,只是史书里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词语说,步兵全灭。那就是说,至少七万兵力死在了这一战里。在国家级的会战里,死这么多的人也许不算什么,很正常,但是二十七比一的人数比,仅仅一天一夜的战斗时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代表了什么呢?女真人无法扼制了,辽国错过了他们最脆弱的萌芽期,在出河店之役后,哪怕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新兴小国的正确办法,也变得无济于事。毕竟,战争上实力决定一切。可是怎样检验实力呢,仅仅凭借两场胜利,就想证明金军全面超越辽军,变成东亚最大吗?这个想法太超前,辽国人不承认,连女真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要不然,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了。事情很好玩,二十七万人崩溃之后,耶律又给完颜写了封信,信里的态度比前面一封要差了些,这次没有许诺,连称呼都没有,直接要求阿骨打投降。完颜很郁闷,这是为什么呢,前几天那一架到底是不是我赢了呢?一怒之下,完颜回了封信,内容几乎和耶律的来信一样,改变的只是落款。也就是说,完颜也没提耶律的称呼,并且要求耶律投降。没得商量了,耶律决定玩个最大的。在这一年的八月份,他集结起了全国当时能抽调的全部精兵,共计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对外宣称七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女真。他的动作没有完颜快,辽军八月集结,由于过分庞大,一个多月之后才起程。这时完颜已经来到松花江畔,隔着滔滔江水凝望黄龙府了。这时女真军是发愁的,由于刚刚组建,并且是第一次进入辽境攻击,他们没有水军,甚至可以说,连能游泳的人都很少。这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大大地限制了女真人的扩张。这时,九月份的松花江就挡住了他们的脚步。怎么过去呢,只见全军发愁,阿骨打来到了江边。他派了一个人骑上一匹赭白马跃入了水中,然后他举起了马鞭,“看我马鞭所指方向前进!”这是一句近乎神迹一样的话,宽阔的松花江面上,他随手指向前方,要他的勇士向那个方向前进。是的,女真人的确勇悍,宁可淹死也不拒绝命令。但问题是,一万双目光的注视下,那匹赭白马越走越远,直抵江心,江水居然一直只淹没到它的腹部!女真兵团沿着这条神迹一样的水道踏上了对岸,更惊人的事发生在最后一名骑兵上岸后。有人再去重走那条水道,却发现江水漫无边际,水深已经不可测量……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不说它本身有多神奇,光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让阿骨打受用无穷。每一个女真战士都坚信,完颜阿骨打是神授的,他的一切都超乎凡尘之上,从出河店的大风,到这时江水变浅,他简直随身带着神仙。黄龙府被一股狂热激情征服,女真战士攻下它时既短暂又快乐,之后休整了好多天,耶律延禧才带着倾国之兵杀到附近。七十万辽军,这个数字重新唤起了女真人刚刚忘记的恐惧,完颜阿骨打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他长叹一声,知道要打赢这一仗,甚至想开战的话,又得用上些别的招数了。他召集全军集合,自己带着把刀走上了高台。面对台下的两万人,对,是两万,打下黄龙府之后,他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看着台下的两万人,抽出了刀,之后掉转刀锋,划向了自己的脸。鲜血流下时,阿骨打仰天痛哭。这一幕出现后,在场的每一个女真人都相信,完颜阿骨打是真的在伤心,在痛苦,达到痛不欲生的程度了。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古老习俗,叫“嫠面”。只有当遇到大忧、大丧、大不如意,沮丧到极点时,才会这样做。痛哭中的阿骨打对台下说:“当初带你们起兵,是因为契丹人太残忍了,女真人活不下去。现在辽国皇帝亲征,兵力达到了七十万,怎么办?除非人人死战,否则不能打败他们。为你们着想,不如杀我一族,去投降辽人,那样还能活命。”这一刻,天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恐慌了、害怕了,反正纵观历史长河,这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少个艰难无比的任务都是这样完成的,近的比如三国时刘备怎样摔儿子得到赵云的忠心,远的比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立。赌城的那位建设提议者只是个中等水平的小人物,向当地大佬说起时,很自然地被鄙视了。这时,他把手伸进了怀里。所有人都警觉,他要拔枪!而他也真拔出来了,下一瞬间却是把枪递给了大佬,“……要不你杀了我吧。”大佬不要,他硬塞。双方在推枪的过程里,同意了在沙漠中挖出这座赌徒的圣地。这类事太多了,问题不是这种事的性质怎样,而是完颜阿骨打怎么会运用。他只是个域外的野人,生存在只认刀枪鲜血的蛮荒种族里,居然敢在两万人的舞台上演这种戏!他成功了,台下的人都跪下来向他发誓,和辽国人死战到底,绝不投降。OK,全军开拔。两万女真人和七十万辽国人在达驼门、达斡邻泺一带相遇。面对空前强敌,女真人不一样了,他们没再像从前那样骑马抡刀去砍人,这回不主攻了,大家蹲下来挖沟垒墙,先想好怎样防守。哪怕在《金史》里,都承认这时的女真人相当的憋屈胆怯,两万人抱成一团躲在深沟高垒里边忍着,想着怎样多挺一段时间,消耗一下辽军的锐气。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些散兵游勇,游弋在主阵地之外,试探对方的粮道,或者捉几条舌头。一个空前巨大的惊喜,就在这时击中了全部女真人。捉回来了一个辽国的运粮官,从他的嘴里,女真人得到了一个消息。这时别说绝大部分才钻出深山处于没脑子阶段的女真人,连完颜阿骨打本人都不敢相信了。据这个舌头说,辽国发生内乱了,副都统章奴带着大批人马临阵脱逃,火速杀回辽国都城玩叛乱了。这消息是可能的吗?阿骨打的脑子急速运转,好事坏事想了个遍。说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说可能,章奴看准了耶律延禧起倾国之兵来打仗,京城空虚,带兵回去就成功。而两万女真人足以把耶律延禧拴在前线,有之前二十七万人马一天一夜崩溃的败绩,他绝不敢临战抽兵平乱。算来算去,阿骨打不敢乱动,毕竟兵危战凶,万一是陷阱,他这两万人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坑……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又一个消息传来。耶律延禧亲自带兵回京城平叛,已经走了两天了。完颜阿骨打再不迟疑,他命令进攻,直接攻击辽军的中军,皇帝本来应该在的地方。——耶律延禧在,就擒贼擒王;不在,中军没有主事人,最强点已经是最弱点。接下来的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前一战的翻版。金军右翼攻击,辽军退却,金军左翼进攻,辽军全体溃败,连之前的一日一夜都没能坚持,七十万或者四十五万大军不说有人能稳住阵脚,连稍微抵挡一下金军,延缓追击都做不到。辽国人一路败退,在长达一百多里的路上,丢下了无数的尸体、车辇、兵械、印符、牛马、宝物,本来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注定了被全歼的,只是有一个聪明的辽国人站了出来,他叫萧特末。此人突发奇想,点燃了一大片战备物资,用大火隔断了不依不饶的追兵。这一战让辽国人欲哭无泪,连同章奴都郁闷得要死。谁能料到耶律延禧会这么搞呢,放着面前的死敌不管,居然带兵杀回来平叛……我们是民族内部斗争好吧,为什么要便宜外族人呢?!这不奇怪,如果不颠三倒四、丢西瓜捡芝麻,他还是耶律延禧吗?辽国还会到这一步吗?这一战过后,辽国的军力甚至是财力都跌下了深渊,不要说再集结兵力进攻,连守卫庞大帝国的各处疆域的正常兵力都捉襟见肘。北疆门户大开,金军随心所欲,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有半点阻碍。下面是一系列的数字,在了解它们之前,先回顾一下辽国的五大重镇。它们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西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这是辽国的五大直辖市,相当于宋朝的四京,在帝国中占有重要意义。好,数字开始。公元1116年,金军攻破辽东京道诸州。这相当于国土的五分之一没了。对此耶律延禧没有反应,一来是战力空虚,想反应也没辙;二来,他打累了。上次御驾亲征,就算没和女真人死磕,至少也火速回京平叛一次。这也是劳动好吧。于是,他到辽阔的国土的另一端,找野生动物们开运动会去了。继续打猎。公元1117年,金军攻占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泰州(今黑龙江白城),其战略意图直指上京。这又是一个五分之一被威胁了,对此,耶律延禧终于有动作了。他把从东京,也就是辽西府那边逃过来的难民召集起来,选拔壮丁,组成了一支两万八千人的队伍。在他想来,这些人失去了家园,心里一定充满了怨恨,冤有头债有主,都是金军惹的祸,就让他们两方面去拼命吧。这支军队被命名为“怨军”,首领是渤海人郭药师。怨军立即开赴前线,紧跟着被金军击败,上京区域内的显、乾、懿、豪、徽、成、川、惠等七州全部丢失。截止到这里,辽国的五分之二领土注定要沦陷了。绝望笼罩着辽国人,连同这个时代最大的败家子二世祖耶律延禧先生都萌生出了困兽的感觉——被逼得没有退路了……困兽犹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就在这时,从金国传来了一个让人昏迷的消息。完颜阿骨打派人送来封信,说他想来想去,还是对辽国有特殊的感情,而且打生打死也没法磨灭。所以,请给我个辽国的官职吧。……倒塌。全辽国的人都变得心情复杂。这意味着什么呢,阿骨打是个好同志,他回心转意终于决定不造反了,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用上战场,大家又会过上从前的好日子了呢?美妙的幻想里,耶律延禧派出了使者,和女真人谈起了官衔的问题,其他的辽国军民也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不再整天想着拼命。一股消失了百年之久,刚刚有望凝聚的斗志就此减弱消亡了。这就是女真人,每每读史读到这一页时,都让我心灵震撼,事实证明,这个民族绝不是仅仅有着勇猛强悍之类的性格,他们是精明的,甚至是狡诈的。在这种虚幻的和平假象里,耶律延禧又到森林里打猎去了,就连辽国里最精英的一群人也认为这种局面很好,因为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辽国可以用来恢复元气。但掉链子的是,转过年来的公元1118年,辽国全境发生大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还恢复什么元气啊,和金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且,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危机就发生在这一年,这种危机远远超过了这场大饥荒。公元1118年是属于宋朝的,四月初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联合女真人图谋辽国,在辽人的背后插了一把刀。前面说过,童贯在公元1111年出使辽国,在卢沟桥遇到了马植;四年之后,到公元1115年时,马植才与宋朝高层接触,讲出辽国必亡,可以联合女真的话;要再过三年,宋朝才派出了使者,渡海与金国接触。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了,足以说明宋朝的谨慎。说到底,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是聪明绝顶的,如上举国伐谋之事,怎么会草率呢?像一般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仿佛马植在卢沟桥给童贯灌了一碗迷汤,童贯就当真了;马植到开封城给赵佶再灌一碗,宋朝就和辽国开战了,哪有那么简单。宋朝足足观察了近七年,而且还在一个偶然事件里得到了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作出了决定,派出使者。第十三章海上之盟第一手资料来源于一场海上风暴。准确地说,是一场渤海湾里产生的风暴,把一群辽国去高丽国做生意的商人吹到了宋朝的边境海岸线上。这些人有两百多个,领头的是辽籍汉人高药师、曹孝才、郎荣和尚,他们到了宋境之后在登州附近上岸,对当地的官员交代身份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辽国在这三年节节败退,丧师失土,已经失去了自保之力。这条消息是爆炸性的,举世无敌、东亚最大的辽国惨到这步了?宋朝人集体怀疑自己的耳朵,震惊之后,地方官把这批人上缴东京,由皇帝去决断。赵佶召开御前会议,问这事怎么办。在这件事上,朝臣们迅速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蔡京、童贯,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消息,拿辽国开刀,以战功赚取更多的利益,是他们的长久方针,绝不会动摇。他们公开的理由是,联金破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是历代宋主的宿愿,是汉人种族安全系数的保证。打这一仗,看眼前很凶险,为以后是长治久安。只要打赢了,不管是面对辽或者金,还是别的什么异族,汉人都重新拥有了长城防线。另一方面的人成分很复杂,有游离在蔡、童集团之外(早就没有明确敌对者了)的朝臣,有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有外国皇帝,还有宋朝的平民百姓。这位百姓很牛,名叫安尧臣。他是个地道的草民,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能穿透蔡京、童贯、梁师成把持了十几年,层层设卡的官府黑幕,把自己写的文字让赵佶看到了。这封奏疏长达数千字,安尧臣把赵佶登基以来的各种失误数了个遍,把蔡京、童贯他们的问题一一列举,最后重点分析了燕云问题。他的看法是,这是蔡京等人的政治手段,不是为国而是私欲,会把国家带到火坑里。对此,蔡京很愤怒,赵佶却不在意,还给了安尧臣一个官职。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是现枢密院长官邓洵武。前面提过,他是邓绾的儿子,是力保蔡京上位、把蔡京从外地救回京城的有功之臣。他反对的不是联金抗辽的正确性,而是操作的可能性。他分析,国朝初年,以宋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将才,百战百胜,却在燕云城下惨败,现在会有把握吗?外国皇帝是高丽国王,他是当时东亚最标准的受气包,对于身边每一个新老势力的交替更新都有最权威的解读,谁有多硬谁多软,谁有多凶谁危险,他都门儿清。原因是,无论是谁兴起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欺负他。他托正给他看病的宋朝医生给赵佶带了个话,说金国人比辽国人凶太多了,兄弟已经预感到这是最凶狠的一伙人,千万别招惹。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忽略不计,千篇一律的重视盟约,重复起来头疼。综合两种看法,赵佶开始了回忆。他静静地思考自己登基之后的经历,复河湟征西夏,公元1115年还在南方平叛。那次叛乱在整个北宋史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狄青搞定侬智高,名为“卜漏之战”。宋朝调三万西北军南下,扫平两州、八县共三十余座城池,拓地千里。回忆种种,心想事成,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现在祖宗盼望了百年之久的天赐良机出现,辽国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再不趁火打劫还等什么?宋朝派出了第一拨使者,由登州地方官王师中派七名军官,带着高药师等人坐上船,沿着宋朝建国初年,女真人向赵匡胤献马的海路,向金国境内前进。他们的公开理由是去买马。这些人渡过渤海上岸后,发现了很多的女真人巡逻兵。他们的反应是,马上坐船回国。这群野人太可怕了,根本没法接触。回国之后,他们报告说上岸就被金国巡逻兵抓住了,遭到了非人待遇,对方根本就不想结盟,所以只好回来。……赵佶或许是个空前奢侈的公子哥,或许是个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或许是个不知所谓的领导者,但是他非常聪明,聪明到自始至终牢牢地把帝国抓在自己的手里,从没有谁敢骗他、能骗他,连蔡京都做不到。蔡京都被罢免了三次

                        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城人AV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城人AV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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