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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婷婷综合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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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婷婷综合意见。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湖南巡抚(省委书记)端方、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徐世昌、商部右丞(商务部副部长)绍英带着大清国的希望走入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道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随从打扮的人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那人答道:泽公爷(载泽)府里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我是新进府的!说话间,此人已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背向卫兵的一转身间,他的手悄然摸进怀中,眼角余光飞快地捕捉到了五大臣的座位。正当此人欲掏出怀中的撞针式炸弹时,不料恰逢火车的机车与车厢挂接,车身被撞得猝然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抛掷已自动引爆,轰然一声巨响,弹片与血肉横飞,紧靠着他的三名仆役亦被炸死。五大臣因距之较远,仅绍英伤势较重,徐世昌受轻伤,其他人基本安然无恙。这个“随从”,当然就是北方暗杀团分舵主吴樾。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时国人都认为,清朝目前颇有起色,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改革,就还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而吴樾和陈独秀是坚决的推倒重来主义者,对,就是革命派。他们显然不想让清朝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决定阻止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后虽说少不了军警出动,全城鸡飞狗跳。但吴樾单枪匹马,又粉身碎骨,从何查起?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案。不过,吴樾的小算盘在把阴谋当盐吃的慈禧眼里根本就算不上计谋。慈禧很清楚这起刺杀案背后的玄机,她把受伤的绍英和徐世昌换了下来,又凑齐五大臣,按照原计划出发。别了,科举制袁世凯在忙着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同时,也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1905年,袁世凯的对头王文韶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身体老化,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退休。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文韶的滚蛋,是一个废除科举的好机会。没有恋栈科举的王文韶带头阻挠,一个连政体都舍得改造的慈禧还会畏惧废除科举吗?袁世凯深信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废除科举的人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尘土!1905年9月2日,袁世凯把张之洞、端方等名气很高的封疆大吏拉上自己的战船,联合上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袁世凯领衔主演,张之洞、端方等黄金配角搭戏,一群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摆出一副不废科举就要亡国的架势,慈禧哪好意思不认真对待,哪好意思不给面子。同日,慈禧下诏,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传承一千三百年、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日子吧!也记住袁世凯的努力!随后,袁大官人再接再厉,宣布在直隶省内,女子可以读书。从此,女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读书识字。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袁大官人如春风般温暖的关怀下,于1906年正式成立。很可惜,学堂成立后没有什么生源,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儿或女人抛头露面,风言风语的多丢脸!袁大官人有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劝解,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终于答应入学读书,为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在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家眷的广告效应下,众多家庭纷纷丢下脸面包袱,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送入学校学习。一年多以后,学校的生源终于稳定了下来。像邓颖超、郭隆珍、刘清扬、许广平等著名人士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成立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说明袁世凯本人对女性还是十分尊重的,说他积极宣扬女权、是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也不为过,可算是我国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自己的行为不太说得过去:一妻九妾。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三位是妓女。如此看来,袁世凯同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官僚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管理理念。不管如何,到现在为止,袁世凯依然是神勇与智慧并存,他有勇气,并且善于发现机会,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方向!第十三章孙中山“劫赌款”

                      广州大劫案

                      1905年是精彩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再接着讲第三件大事,不过这第三件大事是由一场劫案引发的。时间回到十年前……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在广州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管制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头条新闻。这起“劫案”是横跨境内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干的,巡警逮捕了四十多名案犯。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解释一下,“闱姓”是一种彩票,清末盛行于两广,是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一种赌博活动。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打探到彩票发行当局已积攒票款数百万,所以就想打劫赌资,进攻彩票当局所在地——广州西关(今荔湾)。其中主犯杨衢云在香港招了五百人马,分批进入广州城。幕后主使孙文在广州找了三处地方安排他们居住……本定初九(重阳节当天)动手,但人手没有到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就被巡警捉拿破案。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案”,而是武装暴动,即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不过谭钟麟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赌款劫案,他有两个理由:一来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这几百万的赌款去的,目标明确;二来这帮人大都是绿林好汉,来自江湖,是有案底的,说他们这么快就转变成了革命党,有点不太让人信服。朝廷对这起劫案中涉案人员的看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劫案中又见到了久违的孙中山。说句实话,孙中山选择的暴动时机不可谓不妙。年初,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清国朝野震动,谁有心思注意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动静?所以,孙中山才决定“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为他的同志们形迹可疑,被巡警发现,因而彻底失败。这一次,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陆皓东被捕就义。但陆皓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日后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标志。认真说起来,革命早期的起事失败一般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消息泄露。不知道是他们中间有叛徒,还是民众心向大清,又或是他们太高调了。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队伍不太好管理,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中人。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不守时,才给了谭钟麟一个机会。下面就来说一说在这起劫案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林好汉们。黑道风云200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此处要谈的江湖,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名字,或许看过《鹿鼎记》的人会有一些印象——“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的暗语、武功高强的总舵主陈近南、混上了堂主位置的韦小宝……没错,它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天地会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大概出现于清初,或许是因为要反清复明,又或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正就冒出了这么个强力的黑社会武装组织。还好,这一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很强。虽说清朝统治者一向很心虚,总觉得自己是塞外小族,人少力量小,对于有反心的非法组织总是坚决取缔。可惜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中央集权还做得不到位,能力有限,手脚伸不到最基层的乡村去,而乡间的实际当权者——乡绅们又对这种破坏性不大的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天地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死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歼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在极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的挑唆下,一有机会,还真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越扛越红,比如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都有他们的影子。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曾国藩,作为晚清帝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居然也为天地会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前文说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懂得进退的谨慎之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很担心受慈禧猜忌,于是主动裁减自己的嫡系——湘军,除部分人员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但曾国藩没有料到,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因此大量湘军只好散落民间,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越发壮大了。家大业大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三合会”、“青帮(清帮)”、“哥老会”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致公堂”、“三点会”、“小刀会”、“匕首会”之类的小分支也是数不胜数。其实无论是三合会或是青帮、或是哥老会,乃至于那些小帮会,仍属于天地会这个大系统。只是各个地方的帮会再也没有了统属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是谁都不买谁的账,各做各的龙头大爷,只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力量太分散,打出去的力量就不够强。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天地会一系的帮会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强度永远战胜广度,就如同找到一个富矿来挖,远比在各个贫矿中这儿挖一块、那儿挖一点强得多。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机会又来了。清末,随着一系列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仅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分摊下来的赔款也让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人们对清朝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这时,一些精英人士站了出来,四处倡言革命,不过这些精英人士的声势虽大,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三无”书生:无权、无钱、无兵。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便成了精英人士唯一的选择。自然,联合现成的反清力量——天地会系统,便摆上了他们的工作日程。毕竟帮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最重要的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力量很好、很强大。岳王会扛把子陈独秀曾经对青帮做过一次调查。他说:青帮是上海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团体,无孔不入,他们老头子(首领)的命令效力强过官府,上海的秩序安宁也操控在他们的手里……上海只有三百万的人口,青帮会众却在五十万以上。幸好,从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政治家们的口才一向很好。以孙中山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搞定帮会还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公开加入了海外华侨组织的天地会分支致公堂,黄兴也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至于蒋介石,虽然只是青帮的普通成员,但他有当龙头的兄弟陈其美、老师黄金荣罩着。自从革命与帮会产生了亲密关系,帮会就有了特别的称呼“会党”。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在武装起义时能冲锋破敌,真是尽其所能,不过会党也有它的劣根性——破坏强于建设。不知道孙中山他们能不能把会党打造成一支铁血之师?孙中山的小宇宙爆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亡了!逃亡是革命党人的必修课程,试问谁人不跑路,谁人不在路上跑?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家们就在路上奔跑。不过这一次,孙中山的逃亡历程应该会很艰辛。慈禧很重视孙中山的这次造反行动,老太太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我要活剐了他!因此,她派出了大批暗探跟踪追捕,并通报所有驻外使馆缉拿孙中山。因为害怕大伙出工不出力,据说老太太还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追缉的力度挺大,孙中山的逃亡之路自然很艰辛,基本上成了环球旅行。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孙中山,逃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日本,还好那时出国没有签证之类的麻烦,去日本甚至比回广东老家还方便。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竟是为了逃命。但他并未在日本多待,随即转往美国。1896年秋天又逃到了英国伦敦。这一逃就绕了地球大半圈。说到这里,就要谈一谈孙先生身上最伟大的特质——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在所不惜。孙先生实在是把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发挥到了极致。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一歇,考察一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找一找救国真理,顺便筹点活动经费。没想到,尽职尽责的朝廷密探早已经盯上了他。在他到达英国之后的第十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就被逮住了,关在清朝驻英大使馆。细节决定成败,孙中山的生命本该就此结束,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他:他信仰基督教,每天都要抽空做祷告。使馆里的两个仆人:一个叫科尔的男仆,一个叫贺维夫人的女仆,恰好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这二位偶然发现了孙中山的这个习惯。看在孙中山同是皈依上帝的分上,帮了孙中山一个忙:把孙中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康德黎收到消息之后,不仅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把此事通知了伦敦新闻媒体。这个康德黎先生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利用舆论导向制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出面解决此事。事情就像康德黎预料的那样,一时之间,伦敦报界大肆报道孙中山蒙难事件,用词触目惊心,比如“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革命者被诱拘于伦敦”……在媒体的刻意炒作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清朝驻英大使释放了孙中山。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又呼吸到了伦敦自由的空气。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等待采访的记者一拥而上,而他则被簇拥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记者随答随写,其疾如飞……当时,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名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他伦敦脱险的新闻。这还不算完,孙中山还出了一本英文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inLondon)。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事件是孙中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要说之前的孙先生,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乱臣贼子”,可是借此机会,他不仅争取到了国际友人、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同情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正名了!从此,“孙文”这两个字传遍世界,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国际政治巨星孙中山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过都不如名人效应光环的包装。1897年,惊心动魄的伦敦事件结束后,孙中山载誉来到了日本,因为好兄弟陈少白、郑仕良也在这里。与一年前来日的恓惶无助相比,他这一次的心情毫无疑问要轻松得多。孙中山预感到,这一次也许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日本安定后不久,有两个日本人带着1897年度世界畅销大作《伦敦蒙难记》找上门来。孙中山比较吃惊,心想:你们是哪一路英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还好这两个日本人迅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我们叫宫崎寅藏、平山周,在看过《伦敦蒙难记》之后,非常佩服您的人格魅力与革命情操,希望能追随您为革命效力。既然是革命友人,孙中山自然是非常欢迎,自此三人结为好友。随后在他们的介绍下,又有两个叫犬养毅、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加入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亚洲婷婷综合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不知道。”“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苏秦赶紧谢恩。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燕王哙说:“为什么?”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4月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HamiltonKing)。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1904年4月28日至1909年3月11日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1.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2.4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第三条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1.孙逸仙博士。2.孙博士。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Sun”。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附录《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

                        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亚洲婷婷综合,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

                      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

                      占有北方的迫切要求,在清军来到之前乡绅豪右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艰难,以及肖朝的依靠降臣的策略,都意味着早期清政府中的汉人将是北方人占支配的地位。确实,列入《贰臣传》的较著名的文武官僚中,有100名(占80%)出自长江以北。表A-1出身省籍统计:①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②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出自北部中国的文宫集团最为庞大,占总人数近1/3;其次是东北的军官,他们约占20%,如下面按大区所作的统计所表明的一样。表A-2大区出身统计:
                      地区文官武官共计
                      满洲里2626
                      中国北部411556
                      中国西北部31518
                      长江上游33
                      长江中游527
                      长江下游11112
                      东南沿海11
                      岭南11
                      云贵11
                      总计6560125
                      尽管“贰臣”中文臣稍多于武职,最终从清廷统治中获地位最为显赫的却是武职,这从他们之中最后成为各部尚书或侍郎的人数就可得到证明。在60名武职降臣中,有23名成为尚书,23名成为各部侍郎。在65名文职降臣中(包括56名进士),只有3名成为尚书。拥有各部尚书或侍郎之称,并不意味这些人实际上在那个部里供职过。如下表几个著名的汉旗人(他们并非都列入了《贰臣传》)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通常一个人在中央政府拥有了某部门的官职,与他在该部门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表A-3部分汉旗人的事迹和官职: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三七卷,第10页。③同上。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二六五卷,第8页。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七九卷,第122页。③同上书,第二四九卷,第11—12页。④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8页。⑤同上书。第二四三卷.第7—10页。⑥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11页。⑦《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6—47页。⑧《国朝耆献类征》第二七二卷,第4页。⑨《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3—44页。⑩《清虫稿》第二四○卷,第17、20—21页。侍郎之职(通常是刑部)照例是由在外作战的将领担任。尚书之职,常常给予主要满洲首领,而1644年与多尔衮入关的汉“旧人”中被任为此官的却屈指可数(孟乔芳,1645年为兵部尚书,是一个例外。正如康熙所言,这是北方平定初年清廷最重要的担任了指挥官的汉人)。另一方面,后来投降的汉人,如下表所示,积官至尚书之职的人数颇为可观。表A-4
                      降附时间任尚书职人数
                      1644年前2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

                      占有北方的迫切要求,在清军来到之前乡绅豪右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艰难,以及肖朝的依靠降臣的策略,都意味着早期清政府中的汉人将是北方人占支配的地位。确实,列入《贰臣传》的较著名的文武官僚中,有100名(占80%)出自长江以北。表A-1出身省籍统计:①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②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出自北部中国的文宫集团最为庞大,占总人数近1/3;其次是东北的军官,他们约占20%,如下面按大区所作的统计所表明的一样。表A-2大区出身统计:
                      地区文官武官共计
                      满洲里2626
                      中国北部411556
                      中国西北部31518
                      长江上游33
                      长江中游527
                      长江下游11112
                      东南沿海11
                      岭南11
                      云贵11
                      总计6560125
                      尽管“贰臣”中文臣稍多于武职,最终从清廷统治中获地位最为显赫的却是武职,这从他们之中最后成为各部尚书或侍郎的人数就可得到证明。在60名武职降臣中,有23名成为尚书,23名成为各部侍郎。在65名文职降臣中(包括56名进士),只有3名成为尚书。拥有各部尚书或侍郎之称,并不意味这些人实际上在那个部里供职过。如下表几个著名的汉旗人(他们并非都列入了《贰臣传》)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通常一个人在中央政府拥有了某部门的官职,与他在该部门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表A-3部分汉旗人的事迹和官职: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三七卷,第10页。③同上。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二六五卷,第8页。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七九卷,第122页。③同上书,第二四九卷,第11—12页。④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8页。⑤同上书。第二四三卷.第7—10页。⑥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11页。⑦《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6—47页。⑧《国朝耆献类征》第二七二卷,第4页。⑨《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3—44页。⑩《清虫稿》第二四○卷,第17、20—21页。侍郎之职(通常是刑部)照例是由在外作战的将领担任。尚书之职,常常给予主要满洲首领,而1644年与多尔衮入关的汉“旧人”中被任为此官的却屈指可数(孟乔芳,1645年为兵部尚书,是一个例外。正如康熙所言,这是北方平定初年清廷最重要的担任了指挥官的汉人)。另一方面,后来投降的汉人,如下表所示,积官至尚书之职的人数颇为可观。表A-4
                      降附时间任尚书职人数
                      1644年前2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真爽”“色鬼”等词语,甚至潦草地写着“吉子”“厅立的安子”“静修的明子”等女孩和女校的名称。伸夫每次看到那些词语心中都会产生罪恶感,可眼睛却盯在那里无法挪开。但是,运动场旁边第二个厕所隔间里的涂鸦最为完整,也是用铅笔仔细地写在前边的板墙上,而且采用了问答的形式。“跟女人干时怎样插入呢?”“最初会比较干涩,所以最好用手指抹上唾液弄湿再插入。”“多大的阴茎合适呢?”“阴茎大小没有关系,没必要太长,有一定粗度就行。粗度比长度重要。”“女人也会感觉爽吗?”“做过多次以后,女人也会产生快感,那里会变得湿滑。”“光线暗时也能找到插入位置吗?”“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潮湿的裂缝就是。屁股眼还在后面,所以不会弄错。”“一干就会怀孕吗?”“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都不会。不必太担心。”看到这里伸夫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担心被别人看到还环顾四周,但隔间里不可能有别人。以前曾看到过很多涂鸦,但如此具体明快的解答还是初次见到,确实写得相当详细。既然了解得这么多,涂鸦者肯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听说在参军入伍的大龄前辈中有不少已是过来人,这些或许就是其中某个人写的。不管怎样,这些解答确实具体而令人茅塞顿开。“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是伸夫最想知道的答案,而看到“粗度比长度重要”后伸夫稍稍放了心。而且,女人那东西有些湿滑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说来,伸夫也曾听到有人形容女人的私处就像“谷地”“黏糊糊”,或许就是“裂缝”“湿滑”的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脑袋里一下子装进大量信息,伸夫感觉有些发晕。“真了不起啊……”伸夫感动不已,甚至忘了这是在厕所里。未知的将来令他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五“小学生与初中生区别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有人说,小学生还是幼童,而初中生是少年。也有人说,小学生是少年前期,初中生是少年后期。其中还有人说,初中生以后是幼童自我意识萌发并出现第二次反抗期特征的阶段。这是从心理特征进行区分的方法。另外,还有人从生理方面区分,认为此时是从小儿科对象转为内科对象的节点。几种答案看似明白却仍然不够清楚,其原因似乎就在于少年期这个词语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在日本的少年法和相关法律中规定,满十四岁以上到满二十岁的人为“少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划分,小学生就不能算作少年。但是,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将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而夸美纽斯则将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这些观点都不能用“少年”这个概念模糊的词语来区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即使只从心理和生理方面来看,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而相当难以明确分类。不过,如果说“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性意识”是否合理呢?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不过,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初中时期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不可否认也有提前或延迟的现象,但那属于少数例外,多半都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了性欲。而且,那并非是以异性为对象,例如向往女性的身体或被女性的温柔所吸引,而是切身感受到自己体内所翻腾奔涌的性欲,并且想凭借自身寻求宣泄口。其最具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自慰”。日本男性初识自慰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由于尚无正式统计不得而知,但设定为从初一到初三的初中时期应该不会有错。像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数据,与其做正式调查不如随意询问周围的人更为准确。即使根据伸夫所询问的结果,在初中时期学会自慰的人也占了压倒多数。事实上,伸夫初识自慰也是在初二的夏天。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行为会在某个时刻毫无先兆地因意外事件引发。那天,伸夫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矮桌前翻阅辞典,倒也不是用功学习,而是照例逐次阅读“性交”“妊娠”“生殖器”等条目,并独自兴奋得脸红心跳。虽然还是八月底,但黄昏将至房间微暗。伸夫没有开灯,继续阅读辞典上的小字。房间有六铺席大,矮桌就摆在窗边,伸夫跪坐在桌前。由于是在盛夏季节,所以只穿着内裤和短裤。他突然感到下半身发热,于是解开短裤的扣子,然后掀开内裤前面,却见阴茎一下子弹了出来。说实在话,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下意识动作,所以当他看到弹出来的那个物件时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物件似乎也吓了一跳,在裆间支着脑袋发愣,就像突然从树丛蹿到路边东张西望的小松鼠。伸夫慌忙回头看看,在确认房门紧闭之后,这才伸手摸了一下裆间那个物件。那个物件意外的坚硬、发烫,还有微微搏动传到指端。伸夫觉得自己正在做十恶不赦的坏事,就想把支出来的物件塞回裤裆,可一旦胀大的家伙却似乎不肯轻易回去。当他用指尖摁住前端反复压塞时,阴茎前端就被大腿夹紧。在刹那之间,下体涌起直蹿阴茎头的快感。伸夫一时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舒爽的感觉?是不是哪里藏有某种机窍?伸夫纳闷地望着坚挺的阴茎,想再次体验那种快感。用大腿夹紧那个物件感觉就爽——虽说是偶然发现的动作,但做起来却意外简单。伸夫再次确认屋里没有别人,就慢慢地把阴茎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并拢双膝夹紧。就在他稍稍放松的同时,阴茎再次猛地从裆间弹出,一阵酥痒的快感包裹住了阴茎。那种舒爽透顶的感觉令伸夫有些惊慌失措,却还是忍不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虽然重复了多次,阴茎仍像弹簧玩具娃娃般弹起,同时带来真切的快感。哪里还用得着辞典?煽情的词语和讲解已比不上现实的快乐。在暮色降临的房间里,伸夫像在摆弄稀奇玩具般将阴茎塞入弹出。大概反复了十几次,下身突然蹿起火花迸射般的感觉,昂奋的前端喷出了白色黏液。“啊……”伸夫禁不住喊出声来,接着就像被手枪击中般伏在了桌上。他一动不动地追逐快感的余韵,后来觉得裆间有些黏糊糊的就慢慢抬起头来。刚才昂首挺立的阴茎像是突然失去张力垂下头来,裆间和内裤都溅上了白色黏液。这是怎么回事儿?伸夫感到迷惑不解,过了片刻才用身旁的纸擦拭污渍。这就是书中写到的所谓精液吗?那么刚才那个瞬间就是射精吧?伸夫依然沉浸在快感的余韵当中,心情却像萎缩的阴茎般渐渐消沉。自己像是做了荒唐透顶的坏事,闯下了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的大祸。一阵懊悔随着轻微疲劳传遍全身,他突然心生恐惧。“怎么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如果被母亲和老师知道恐怕要受到严厉斥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自慰而感到几分自豪。以前朋友们暗示的“那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自己一直疑惑不解的其实就是这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紧接着,伸夫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人。原来如此,那些家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偷偷享受快乐,然后在众人面前摆出了不起的架势。“这有什么难的呀?”不过,男孩在刚刚学会自慰的阶段,其行为尚未与女性发生关系,仅限于男性私密之内的快感,仅仅初识自慰即已满足。但是,一旦尝到这种快感,就像初尝禁果般再也无法抛舍。从那时起,伸夫开始渐渐沉迷于私密的快乐之中。虽然当他文静地关在自己房间时最危险,不过当然母亲似乎尚未觉察到。例如在傍晚时分,当母亲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才会回过神来。“哦——”他虽然应声,却并不想立刻起身下楼。如果现在下楼会不会被发现刚才是在自慰?手脚是不是还留着那种腥臊味?在明亮的灯光下会不会被父母看出来?“伸夫——”母亲再次呼唤,伸夫慢慢地站起身来。倒也说不出哪里怎样,但身上还是有种倦怠感,脑袋依然发懵,血涌上头尚未退潮。伸夫打开电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孔。或许是心理作用,脸色稍显苍白,感觉有些疲惫,而眼圈像有热度似的发红。伸夫啪啪作响地拍拍脸颊,然后干咳一声走出房间。但是,他下楼后先去了厕所,撒完尿擦擦阴茎周围,又使劲擦了几下手才去了客厅。“你磨蹭什么呐?赶快吃饭!”餐桌旁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已坐下,伸夫像个罪人似的悄悄坐在父亲和弟弟之间。他平时总是边吃饭边聊天,可这回却一语不发只顾吃饭。“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听到母亲询问,伸夫摇了摇头,预感到自己再不会是以前那个开朗直率的少年了。六男孩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也许就是性意识萌发的证据。初识自慰之后,伸夫忽然对父母和家人的存在感到厌烦了。如果家里没有别人,自己独自一人该是多么爽啊!当他强烈地希望独处时,爱絮叨的母亲和姐姐就会令他不胜烦躁。归根结底,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单纯——周围有人就不能放心地自慰。特别是伸夫的房间虽然在二楼,但因为比自己大四岁的姐姐的房间也在二楼,所以不知何时她就会突然进门。而且,母亲也会常常为一些琐事不先敲门就闯进屋来。当然,即使要求她们敲门,但在以隔扇隔开的房间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于是,伸夫对所有妨碍自己独处的人都厌恶而烦躁。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伸夫的精神不安状态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在楼下因琐事吵吵嚷嚷,有时不先敲门就进来说这说那。“什么呀……”在这种时候,伸夫的语调就会变得更不耐烦。“怎么啦?你最近……”母亲的表情有些悲凉,可伸夫却无法讲明原因,只能用态度表示“别管我”。“阿伸近来有些奇怪呀……”母亲在跟姐姐悄悄议论。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异常,伸夫自己心里最清楚,可他也无法平息目前烦躁的心情。稍稍夸张些讲,学会自慰确实是件幸运的事情,他眼下已经无法从那种注射了兴奋剂般的快感中逃脱。不,他已经被那种兴奋剂绑架了。伸夫决定放学后直接回家,姐姐去了裁缝学校不会早归,所以傍晚之前无人打扰。他确认之后又打开那本辞典,再看看关于女人的书,手就悄悄伸向胯裆。阴茎照例又热又硬,于是伸夫把它慢慢地摁在大腿之间夹紧,酥麻的快感集中到了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反复同样动作,将快感推向高潮。在反复几次之后,伸夫忽然有了别的想法。像这样用大腿根夹紧,还不如干脆用手指摩擦效果更佳。既然阴茎从胯裆弹出时摩擦会带来快感,那用手指摩擦不也一样吗?想到这里,他就慢慢地捋动捏着阴茎的手指。果然如同想象的那样,酥痒的快感骤然强烈。伸夫更加自信,于是加快了捋动频率,快感一举达到巅峰,随即带来猛烈的射精。“原来如此……”伸夫在照例降临的轻微倦怠感中点点头。看来这就是最简易实用的自慰方式。其他人肯定都是这样。虽说如此,无论机缘如何偶然,男性或迟或早都会了解到这种行为。因为达到相应年龄的男性无人不知,这就是证据。即使偶然会有自制力强的人不搞自慰,也不会不知道这种方式。总而言之,虽说伸夫自己有了这些发现,不过大家上初中后在阴茎发育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无师自通。换句话说,年轻的自然活力会使人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里并领悟到自慰的方式。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男性的自慰接近于自然行为。不过,还只是初中生的伸夫当然无暇考虑这些道理。他一方面在享受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无法从罪恶感中逃脱。自己是在做坏事,对父母都难以启齿。做出了这种事情,自己会很快变成散漫堕落的男人。照此下去脑筋会越来越差,学习成绩肯定也会下降。不过说实话,为什么自慰就是坏事,伸夫却并不明白。虽然他也听说过自慰行为不好,但其依据却仍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找人问清依据。对谁都羞于启齿却又不能询问究竟,看来这恰恰是坏事的证明。如果真是正当行为的话,就应该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任何人询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大家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那就肯定是坏事。想到这里,伸夫忆起儿时摆弄那个物件被母亲责骂的经历。“不许摆弄那个!”当时的伸夫慌忙收手,而现在却可以尽情抚弄,独自沉浸在愉悦感之中。既然抗逆母亲违反了训诫,这明摆着就是坏事。此外,他每次自慰时脑瓜都会发懵,难以静心学习。岂止如此,只要想起自慰就会血涌上头,一旦开始当然什么都顾不得考虑,而且结束之后总是感到有些疲劳犯困。除此之外,高潮后的虚脱感更令他感到做下了坏事中的坏事。不仅每次做完后必定身体疲倦,同时精神也会懒散,感到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正因为射精的瞬间快感强烈,随之而来的堕落感就更加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和世界全都骤然萎缩。而且在此之后仅仅留下某种反感——又干下了这种事情。只有空虚和懊悔像沉渣般积淀在内心角落里。随着频次增多,这些感受着实令伸夫心情低落沉郁。他很难受。但虽说如此,他并不想戒掉自慰。在享受愉悦感之后,虽然一时觉得做了坏事,但过几天欲望又逐渐强烈起来,就像河里的水位般切实而准确地逐渐涨满。少年的性欲或许类似于水库蓄水,上游河流与时俱进地充满水库,水位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在河水全面充满再不能承受的瞬间闸门开启,存水顿时溅起飞沫涌向下游。在宣泄了一定的水量之后,水库便会恢复原先平静的湖面。如此看来,对于初中生来说,自慰或许应该看作必要的行为。性欲在体内蓄积充溢以至再也无法容纳,于是通过自慰行为进行宣泄以保持正常心态。如果予以压制,性欲或许就会转化为暴力,使人滑入歧途,以致对周围造成破坏。不过,伸夫自慰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自慰只是受到体内奔涌的欲望驱动,之后却产生了罪恶意识而一时情绪低落。时隔数日欲望再次高涨,他又难以抗拒快感的诱惑而重复这种行为。伸夫初识自慰已过一月,沉湎于其中的方式也基本成型了。例如,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盘腿坐在桌前,并将左手放在桌面上。这种姿势的背影貌似正在用功学习,微微驼背俯视桌面就像在认真读书。如果说到略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右手伸进桌下前臂频频摆动。还有就是有时会忘记天色已暗,依然全神贯注似的面对书桌。伸夫以这种姿势做自慰动作,而听觉却毫不松懈地注意背后的隔扇门。所幸的是,因为房间在二楼,所以一旦有人上楼就会听到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近他就立刻遮掩前裆,合上正在偷看的杂志。为了应急,还可以事先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旁边,紧要关头就用它们盖住色情杂志。不过,有时由于自慰过于陶醉或对方脚步声极弱,可能有人来到门外都难以觉察。为防万一,伸夫就在膝头放上膝毯或毛巾,一旦有情况就用它盖住下半身。晚上进了被窝,他会在确认邻屋姐姐已经睡着之后再开始,有时也会在早上醒来后进行。最初阶段由于恐惧而四五天自慰一次,熟练之后就两三天一次,有时每天都会自慰。其他小伙伴怎么样呢?伸夫虽然很想知道却羞于询问。另外,他还特别担心弄脏内裤,所以每次自慰时都用毛巾垫在下身,尽量不把内裤弄脏。但尽管如此,内裤上还是会留下斑点。估计母亲在洗衣物时已经发现,但不知为何从未提起过。难道连母亲都难以启齿吗?还是母亲根本就没有发现?伸夫曾偷窥母亲清洗内裤时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伸夫,内衣要常换,必须保持清洁哦!”母亲放大嗓门提醒。伸夫觉得母亲太不照顾自己面子,顿时来气,而且越来越少言寡语了。七确实如此,学会自慰的少年渐渐变成了少言寡语、态度冷淡的男子。做下某种坏事的罪恶意识使他自动躲避父母,将自己关在贝壳当中。就在那个时期,一位著名女评论家撰写了《少年期》并成为畅销书。作者既是母亲又是教育家,她根据自己实际培养男孩的经历,分析了少年期的心理和感情变化,给那些不曾考虑过孩子心理的父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那本书是否描述了真实的少年心理呢?换句话说,母亲作为女性真能了解少年的心理吗?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如潮好评的煽动,伸夫也悄悄阅读过那本书。悄悄的说法未免怪异,

                      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

                      !”纯子表面像在夸赞村井麻子,但其话语中却似乎含有轻微的侮蔑之意。不过,伸夫对纯子如此了解村井麻子感到十分惊讶。即使说到此前与村井麻子约会,也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交谈过几次而已。虽然在圣诞节前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但那也只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可是,纯子怎么会知道村井麻子的情况呢?难道是在教室里从村井麻子偶尔说出三言两语的态度上推测出来的吗?天才少女的直觉果然比常人更敏锐吗?不过,无论直觉怎样敏锐,能够有这种感觉,或许就是因为她对他两人的关系很感兴趣。如此看来,纯子果然是真心关注自己吗?想到这里,伸夫浑身开始冒汗,这个以前从远处观望的女人突然有了几分亲近感。仅仅想到她在关注自己,伸夫就产生了腾云驾雾般魂不守舍的感觉。但是,不知纯子是否觉察到伸夫激荡的心情,她依然十分平淡地款款前行,不久便推开了米蕾特的厚玻璃门。在一瞬之间,眼前的雪景就变成了飘溢着温馨的咖啡味和香烟味的咖啡馆。从中间往里面还有空包座,在他们朝里走的过程中,几个男人向纯子举手或点头。而且,在纯子坐下之后,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说“上次那个很好嘛”“下一幅插画要抓紧点儿哦”。看样子他们都在报社或出版社工作。伸夫看到纯子跟他们对等交谈,再次对她的交际之广感到惊讶。“咖啡要哪种啊?”“要哪种……”“有摩卡啦蓝山等各种品牌,普通的可以吗?”“好……”在纯子的面前,而且是在咖啡馆里,伸夫就像是个幼童。他只能随声附和,同时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你常来这儿吗?”“是啊……每天至少来一次吧。”看样子,纯子所栖居的世界与伸夫他们截然不同。没过多久,咖啡端上来了,而伸夫却不知道该怎么喝。纯子先放入砂糖,再放入少量牛奶并搅拌几下。伸夫看过之后如法操作,然后喝了一口。咖啡竟是一种既甜又苦的奇妙味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好喝呢?真不知道那些喝得有滋有味的人是怎么想的。“打扰一下,可以吗?”像是看准了时机,另一个男人走过来搭话,可能是要协商晚上聚会的事情。此番交谈结束之后,又有个梳着大背头貌似画家的男人过来,说了两三句话把纯子逗笑。然后,又有个貌似报社职员的男人过来。他们都只跟纯子交谈,完全无视伸夫的存在。看样子,纯子是在这里跟他们边聊天边谈工作,并收集各方信息。过了半个小时,伸夫喝完咖啡正百无聊赖,纯子开口发问。“回去吧?”“好……”伸夫还在琢磨收费的事情,而纯子已迅速拿起账单朝收款台走去。两人来到外边,只见雪下得更大了,人们都把脸颊埋在大衣领中。“谢谢你请我喝咖啡。”伸夫郑重其事地俯首致谢,纯子满面笑容地点了点头。“不必啦!我是大款嘛!”纯子的绘画作品好像已经相当畅销,并且在为报纸和杂志画插图。虽然难以想象她的画作价值几何,但伸夫他们肯定无法与之相比。“那就在这儿告辞吧?”两人从米蕾特向北走到一个路口,纯子就停下了脚步。“难得的星期六还把你拉着到处跑,请原谅!”“哪里……”虽说是拉着到处跑,但跟着引人注目的纯子倒是特别拉风,还第一次进咖啡馆喝了咖啡,伸夫已相当满足。“还想跟我见面吗?”“真的吗?”“这个,你过后看看吧!”纯子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信封,“我写了一首诗,是为你哦!”纯子递来信封,伸夫像接过炸弹般小心翼翼。“好啦,再见!”纯子只说了这些就翩然转身,朝两人刚才喝过咖啡的米蕾特原路返回。伸夫等红大衣消失在雪中人群之间后,向前走了五十多米,来到一小片空地拆开了信封。信封里装着与昨天同样的稿纸,打开后看到同样圆润的笔体写着如下内容:我知道你怨恨我我明白你厌恶我可是在怨恨中隐含着温存在厌恶中隐含着挚爱想必你已发现有怨恨有厌恶远远胜过无动于衷纯子大片雪花落在稿纸上,伸夫一边留意不让融雪弄湿稿纸一边重读纯子的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纯子看透了自己的心思?可是,这并不像表示愤怒或憎恨的文字。虽然真意不明,但似乎多少隐含着某种好感。七在认识时任纯子之后,伸夫感到自己好像突然成了大人。虽说如此,这并非等于了解了纯子的一切,只不过是偶然应邀去咖啡馆里喝了咖啡、简短地谈论学校和家里的事情而已。两人本来就是同班同学,所以记住姓名和长相纯属理所当然。不过,这回却增加了单独会面的条件。以前同班同学中尚未有人与纯子单独约会。本来纯子比较早熟,感觉她好像在跟画家和记者之类的中年男子交往,却没有一个关系较近的高中生。男生们虽然都对纯子心怀好奇和景慕,也只不过是把她作为远离自己的存在隔空遥望而已。伸夫就是跟这样的女性一起走在大街上。而且,主动发出邀约的是纯子。伸夫自己并没有这种愿望,是对方主动向他搭话的。而且,两人一起去的是咖啡馆,伸夫在那里第一次喝了咖啡,并了解到那里是各种身份成年人聚集的场所。不仅如此,纯子还在分别时把自己写的诗交给了伸夫,虽然内容尚未完全搞清楚,但她对自己有好感这一点已确切无疑。对于伸夫来说,与纯子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整个过程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他似乎借此窥见了从未想象过的世界。若能做到,伸夫很想把此事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同学“我跟纯子一起去咖啡馆啦”,他们肯定会惊讶不已、羡慕不已。跟纯子约会之后,伸夫感兴趣的对象完全为之改变。这并非是指每天的生活为之改变,他每天早晨还是两点一线、上学回家,晚上有作业就做,没有作业就读书听广播。虽然在表面上生活节奏似乎一如既往,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却总有纯子的身影。虽然在跟同学交谈和专注于体育活动时也会暂时忘记,但在其他时间里却总是挂念着纯子。她今天会不会来学校上课?如果来的话会不会认真听课?她那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早退。她什么时候还会发出约会的邀请?她不再去旅行写生了吗?伸夫的想象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虽然只约会过一次,可自己却如此思绪万千——伸夫感到匪夷所思。以前总是轻蔑地想“时任纯子那种人……”,那或许都是自己徒然虚张声势而已。不过虽说如此,跟纯子约会确实充满了刺激。第一次约会就突然被带进咖啡馆令伸夫深感意外,但后来她也约他去了不曾预料到的地方。第二次约会先是在伸夫从未进过的商厦画廊里碰头,然后一起去了钟塔后面的荞面屋。对于以前在外面只吃过拉面的伸夫来说,纯子为他点的蘸汁凉荞面真是稀罕风味。伸夫等她先开始吃,然后才学着她的样子做,但纯子皱着眉头小声提示:“伸夫,别把太多面条放在蘸汁里呀!”从第二次约会开始,纯子就直呼其名了。同班女生直呼其名这是第一次。不过,因为是纯子,所以伸夫心里并未产生什么反感。非但如此,伸夫觉得这是双方关系亲密的证据,反倒因此而十分高兴。实际上,由于约会时总是以纯子为主导,所以被她直呼其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NO、BU、O……”纯子在呼唤伸夫时,最后一个音节“O”总是向上挑起,比母亲的呼唤听着温馨,还有几分发嗲的感觉。伸夫按照纯子的提示,夹起一小撮面条放在蘸汁里。“阿姨,来碗面汤!”把面汤倒在剩下的蘸汁里喝掉,也是伸夫此时才听说的常识。当时还特别稀罕的巧克力和冰淇淋,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咖啡馆里初次品尝到。不过,最具刺激性的还是跟纯子一起喝的酒和抽的烟。伸夫以前不曾知晓,据说纯子从高一时就开始抽烟了。伸夫初次看到她抽烟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依然是在那家画家们聚集的咖啡馆里,纯子在跟中年男友们交谈时,从大衣袋里掏出了香烟。红色包装盒正面印着“光”字,符合外表华贵的纯子的风格。纯子从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夹在指间,正在跟她交谈的男子十分自然地凑上打火机。从这个情景来看,周围的男性对还是高中生的她抽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样感。实际上她抽烟的架势已算得上登堂入室。那么浓烈的烟团,伸夫只是看看都感到会呛着,而她却能精彩地吞云吐雾。伸夫看得入迷,纯子就把香烟递了过来。“抽一支试试?”“不……”伸夫慌忙摇头,纯子莞尔一笑。“是啊!你是优秀生嘛!”“倒也不是……”如果被辅导委员老师看到自己在这种场所抽烟,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分。“不会的啦!乌鸦哪能进这里来呀?”由于多数辅导委员老师都穿着暗色西装,而且会带来令人厌恶的消息,所以学生们称其为“乌鸦”。“这里的人都会保护我们哦!”确实如此,咖啡馆里聚集的顾客多数都戴着贝雷帽留着长发,颇具艺术家范儿,看样子会抵制乌鸦们的管制。而且,即使被乌鸦们发现了,但由于纯子是艺术家们的伙伴,或许会得到宽容。“你不抽吗?”纯子再次询问,伸夫就叼上了一支。可是,他刚抽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很快就能习惯啦!”纯子看到伸夫呛得难受,反而露出开心的样子。与抽烟相同,初尝威士忌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酒吧。那里也与咖啡馆相同,貌似与纯子熟悉的艺术家顾客很多。这家酒吧只有一张L形吧台,店主是个叫“阿泽”的中年男子。“你喝加冰威士忌吗?”听纯子这样问,伸夫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也还是点了点头。以前只是在过年时跟父亲喝过屠苏酒,那也只是四五盅而已。父亲说声“差不多行了”,他就顺从地放下酒盅,而且他自己也没想多喝。端上来的威士忌酒加了碳酸感觉就像汽水,但喝下去却相当有劲。“我一般都是喝两杯,喜欢浑身稍稍发热的感觉。”纯子似乎已经完全习以为常,把玻璃杯中的冰块晃得叮当作响。“再来一杯怎么样?”伸夫就顺从地追加了一杯。因为连同龄女孩都满不在乎,所以伸夫羞于自甘落后,于是他振奋精神端起了酒杯。三杯威士忌酒下肚之后,伸夫去厕所时就感到腿脚有些发软。“你可要挺住哦!”伸夫一边鼓励自己一边对自己酒量太小感到气恼。平心而论,纯子在所有的方面都比较早熟。看样子,无论是去咖啡馆还是荞面屋乃至酒吧,对于纯子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虽然班里也有不良少年和软派的团伙,可他们也未必能像纯子这样豪放,即使抽烟喝酒也是在厕所或公园的角落里,提心吊胆显得有些猥琐。与他们相比,纯子的姿态却落落大方毫不露怯,毫不忌避周围的目光,悠然自得地与周围气氛和谐相融。那或许是自诩艺术家的信念使然,但换个角度来看又像是破罐破摔的感觉。哪里还像个高中生——虽然招人颦蹙侧目,但纯子的态度就像是在享受作恶,像是在挑衅那些道貌岸然的成年人。然而奇妙的是,老师和周围的成年人都对纯子十分宽容,明明知道她每夜抽烟喝酒却无人指手画脚。那孩子特殊——纯子的身边已经营造出这种氛围,于是她就利用这种特殊的待遇乐在其中。虽说如此,纯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伸夫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伸夫说“我来付钱”并想拿起账单,可纯子却微笑着说“不用啦,我是大款”。听纯子这样一说,伸夫就像着了魔似的哑然无语了。看样子,纯子确实靠自己的画作和插图获得了不少收入。“我在这里都是记账,你就别操心了。”在喝威士忌酒的酒吧里,听到此话的伸夫既惊讶又激动:上高中的女孩可以在酒吧里记账,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伸夫望着纯子的侧脸,再次惊叹于她的神通广大。总而言之,只要跟纯子在一起,完全没必要担心钱的问题。此事乍看似乎令人感激,但伸夫心里却不是个滋味。身为大男人却让女人付钱——伸夫无法从这种负疚感中解脱出来。在跟纯子接近一个月之后,伸夫决定就在学校的图书部活动室里跟她会面。所幸的是,图书室就在由连廊相接的副楼里,一层是阅览室,二层分为书库和课外活动室。从男女同校开始,伸夫就分属于图书部。但由于高年级前辈从寒假结束后开始专注于高考复习,所以伸夫实际上相当于图书部的负责人。虽然图书室里有位年轻的女馆员,但图书部成员都把称呼“阿姨”的“阿”字去掉直接叫“姨”。在午休和放学之后,成员们总是集中在活动室里,围着“姨”聊天说笑度过欢乐时光。他们就这样从五点一直待到将近六点,有时还会待到勤杂工进来把炉火清理掉。不管怎么说,二楼的图书部活动室里有种密室般的氛围,是成员们绝佳的聚集场所。伸夫知道,那个房间在勤杂工清理炉火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去了。“我们六点钟去那儿见面吧!到了那个时间就没事儿啦!”因为伸夫保管着活动室的钥匙,所以两人进去后只需把门反锁就没问题了。“大家都回家后就不会有人去了。”虽然咖啡馆和酒吧倒也不错,但周围总有纯子的朋友。说起来是约会,但实际上那些男人常来打扰,伸夫实在难以平心静气。此外还得花不少钱,而且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当然,即使钻在图书部活动室里,也未必能够保证不被老师发现。虽说这里是副楼,但因为还是在校内,所以值班老师当然会来巡查。不过,他们都几乎只是巡查到楼门口,确认上锁之后就会离开。因为有楼门和活动室这双重门锁,所以只要待在室内不出声就不必担心被发现。而且,即使万一被发现就说是在整理图书,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成立。“这里离你家近,很快就能到吧?”所幸从纯子家到学校用不了两三分钟。因为距离很近,她在冬天有时不穿大衣就直接跑进学校里来。“虽然没有炉火有点儿冷,但多少还会有些余温。”可能是因为爱冒险的纯子觉得好玩,所以她立即点头同意了。约会那天,成员们照例在“姨”的下班时刻五点钟全都撤了。伸夫也暂时跟大家一起放学离校,但走到半路又原路返回,并在勤杂工室要了楼门钥匙前往活动室。一月的下午五点多天色已暗,炉火也已被清理,室内寂静无声。伸夫望着大雪已停的窗外等候,只听门声轻响,纯子出现了。“没事儿吧?”纯子点了点头,随即像猫一般溜进室内。伸夫见状把一层的楼门和活动室门都上了锁。“已经不会有人来啦!”“果然挺冷啊!”“那你穿上这个吧!”伸夫想把自己的大衣披在纯子身上,纯子摇了摇头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喝这个吧!”那是小瓶装的威士忌酒。伸夫从格架上拿来玻璃杯,纯子就把威士忌倒上。“干杯!”两人对视一下喝了一口酒,伸夫立刻就被呛住了。“兑点儿水就好啦!”伸夫按照纯子说的给自己的酒杯里加了水,给纯子的酒杯里也加上水。“真安静啊!”“简直不像学校,是吧?”“我可以抽烟吗?”“当然,没问题呀!”纯子叼上一支“光”牌香烟并擦着了火柴,黑暗中瞬间浮现出她白色的脸庞旋即消失,只有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微微颤动。“因为亮灯就会被发现里边有人哦!”“这样就挺好呀!”白雪反光和窗外附近的街灯微微映出纯子的脸庞。“以后就在这儿见面吧?”“是啊!”纯子点点头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把面孔正对伸夫。“伸夫,吻我吧!”伸夫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虽然就在眼前听到,却仿佛刮向远方的风声。“伸夫……”听到再次呼唤,伸夫坐正了姿态。“可以吗?”纯子没有答话,坐在原处不动。在已经适应了黑暗的视野中,可以看到纯子闭着眼睛微微翘起下巴。仿佛受到那片白色的吸引,伸夫来到纯子面前。简直难以想象,纯子的脸庞就在眼前。伸夫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的面孔,尽管没有开灯,但轮廓姣美的鼻梁、柔润的嘴唇乃至脖颈下面都历历在目。可是,伸夫还在迟疑。真的可以就这样接吻吗?这会不会是纯子式的游戏呢?如果真的凑过去,她会不会立刻躲开呢?若是放过了眼前的机会,恐怕永远都不能接吻了。既然是男人就应该大胆向前——伸夫就像听到魔咒般闭住了眼睛。这样看不到纯子的脸庞,伸夫就稍稍放大了胆量,随即把嘴唇慢慢地凑近了纯子。不过,尽管对方没有抗拒,可接吻却意外困难。伸夫的嘴唇先碰了一下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亚洲婷婷综合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
                      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

                      (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亚洲婷婷综合。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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