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九色国产PORNY首页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4:19
91九色国产PORNY首页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小男孩咧开嘴笑着说。“看他们在空中晃来晃去挺好玩的。”“皮埃罗。”“我在这里，大人。”“过来，孩子，带我们去巴托罗缪大人那里。”重新上路后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紧闭着嘴唇，以至于他的上下唇合成了一道冷峻的直线。他默默地走着，企图琢磨瓦伦丁诺公爵心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就因为盗窃了几件银器这么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把两个有用的士兵吊死？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惩罚上述这件违法情事，一顿板子足够了。确实，人命对于公爵来说就像草芥一样，但是看到他是如此急切地谋求获取伊莫拉人民的信任，而不惜开罪于加斯孔部队的指战员们，还是令人难以置信。马基雅维里这下子真的是糊涂了。他确信当天晚上公爵审案子的时候他在现场这一点正是公爵所需要的，否则的话，公爵完全可以等到他与佛罗伦萨使节洽谈完毕再开始审理盗窃案。他是不是想向执政团显示，他并不受法国人控制，尽管他面临他手下将领的阴谋叛乱，却仍然毫无畏惧，不怕得罪他们？还是，整个场景的根本用意就是用来传递那个由公爵本人亲口说出的赤裸裸的威胁：即这两个士兵可以等到他们到了佛罗伦萨再进行销赃？但是谁又可以猜出那个无情并且狡诈的脑子里想的是些什么呢？“这就是您要找的房子，大人。”男孩突然说道。马基雅维里送了一枚硬币给那个流浪孩子。于是这个孩子一蹦一跳地跑开了。皮埃罗抬起了门上的铜环，让它落下。里面没人答应，皮埃罗又敲了一下门。马基雅维里注意到，这座房子十分雄伟，一看就知道是殷实人家的豪宅。二楼客厅的窗户并不是预想中的油纸糊的，而是镶嵌了玻璃，这足以表明，主人的家财丰厚。第八章马基雅维里并不认识巴托罗缪·马泰利，但是他接到指示要和巴托罗缪联系上。他在这个小城市中是个有地位的人，担任着市政府参事的职位，也是一个财主。他在伊莫拉的城边上拥有土地，在城里也有几处房产。他的父亲通过和近东一些地区做生意发了财，他本人年轻时也在士麦那[1]生活过好几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佛罗伦萨有了渊源，因为佛罗伦萨人一直和近东有着贸易往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散居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城市中。巴托罗缪的父亲曾经和一个出身于佛罗伦萨名门的商人合伙经营业务，最后娶了这个合伙人的女儿。巴托罗缪还是比亚乔·布纳科齐的远亲——他们两人的外祖母，虽然已经过世好久了，是亲姐妹。这也正是比亚乔拿来说服马基雅维里此行带上皮埃罗的重要理由之一。这层关系可以使马基雅维里更容易和这个有用的人套上近乎。并且，巴托罗缪可以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伊莫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他还是促使这个城市不战而降的一伙人的头儿。于是，公爵，作为一个善于慷他人之慨的人，赐给了巴托罗缪一处带有男爵头衔的不动产。马基雅维里是从那个喜欢讲话，多嘴多舌的理发师那里听到这些的。他还听说，巴托罗缪虽然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私下里却对自己新获得的这个头衔喜不自胜。公爵也信任他，心里清楚巴托罗缪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会辜负公爵的信任。公爵请他筹办了几次商务活动，他都令人满意地完成了任务。公爵行事诡秘，但很有可能巴托罗缪会知晓一切可以被了解的内幕。马基雅维里有信心，可以略施小计，将他知道的情况统统地套出来。市政厅手里也抓着巴托罗缪的软肋——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两套位于佛罗伦萨的房产。如果他不合作的话，一场意外的火灾可以轻易地烧毁其中的一处房产。如果这一点尚不足以威慑他的话，执政团方面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让他在近东的生意遭受损失——他的这些在近东的生意是他很重要的利益。“有朋友当然是件好事。”马基雅维里思忖着。“但是让他们明白，他们一旦做事情不够朋友的话，你自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报复，同样也是一件好事。”一个仆人把门打开了。当马基雅维里自我介绍，要求面见他的主人后，他开口说道：“男爵已经在等您了。”他被带进了一个庭院，上了一段露天的楼梯，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这个房间一看就知道是被主人用来作书房的。他们等了一两分钟以后，巴托罗缪阔步闯了进来，用热烈的气氛和言语欢迎他的客人。“我听说您来了，尼科洛大人。我一直在热切地等待着您。”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胖子。一头长头发从前额向后梳，一副黑色的大胡子，红脸膛，因为有汗珠挂在脸上而熠熠发亮，双下巴，腆着一个硕大的肚子。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瘦得像栏杆一样的人，并不喜欢胖子。他曾经说过，在意大利，没人能吃成胖子，除非那个人掠夺孤儿寡母，榨取穷人的膏血。“比亚乔·布纳科齐写信告诉我您要来了，一个信使昨天把信捎了过来。”“是的。信使本来就计划来伊莫拉，比乔亚就让他顺便捎带了这封信。这是皮埃罗·贾科米尼，[2]，我们那个好伙伴比亚乔姐姐的儿子。”巴托罗缪发出一阵清楚而响亮的笑声。他伸出手臂将男孩子搂了过去，顶在了他自己的大肚子上。他亲吻了皮埃罗的两颊。“这么说来我们是表亲呢！”他用一种洪亮饱满的声音大声说道。“表亲？”马基雅维里不禁嘴里嘟哝着。“难道您不知道？比亚乔的外祖母和我的外祖母是亲姐妹。她们都是卡罗·佩鲁齐的女儿。”“奇怪。他可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你知道这件事吗，皮埃罗？”“我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马基雅维里不过是在否认他了解此事。当然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巴托罗缪和比亚乔的表亲关系。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除非有好的理由，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掌握多少情况。他很高兴地看到，皮埃罗领会得十分快，没有一刻的迟疑。真是一个不错的孩子。巴托罗缪请他们坐下。房间里没有壁炉，但房子中央放置的一个火盆驱走了屋里的寒意。他询问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那些他由于生意的原因经常访问的朋友。马基雅维里就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给予了回答。他们从一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不久话题就转到了刚刚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的皮埃罗·索德里尼身上。“他是我很好的朋友。非常诚实和可靠的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正是按照他的意愿我被派来出使伊莫拉。”他早就打定主意，让巴托罗缪知道，他本人是受到共和国最高首脑信任的。“我非常高兴见到您。您尽管放心，我会尽全力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我曾要比亚乔带一匹细亚麻布来，但是我猜这次您走得急，可能没能带来吧？”比亚乔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喜欢差遣他做这做那。和其他人相比，马基雅维里用起比亚乔来就更加没有节制。“正好相反，”他回答道，“比亚乔特意关照我将这匹布带来。不过它现在正在我的仆人那里。他们要今天晚些时候才到伊莫拉。”“我的妻子正在为我做一些衬衫。她向修女们学习过绣花。我敢说在绣花这方面伊莫拉城里还没有谁能赶得上她。她简直是个艺术家。”马基雅维里的心思正忙活着。他试图了解眼前是个什么样的人。粗放，快活，多血质的样子，让人不难想像他非常喜欢大吃大喝。笑起来满脸开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声如洪钟。在外露的快乐态度和坦诚友善下面是否掩盖着一个敏锐和算计的头脑，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他有着一个精明商人的声誉，据说极其善于讨价还价。马基雅维里将话题转到了伊莫拉和这个城市当前的状况上。巴托罗缪大大地将公爵颂扬了一番。他严格地执行了伊莫拉在投降时和他达成的条件，他为了支付占领这座城市所需要的开支而征收的税赋也完全合乎情理。而且，公爵还建议将所收的税赋的一大部分用于伊莫拉的市政建设，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和庄严。因为伊莫拉是他最近才获取的这个城邦的首府，他正在起草蓝图，准备为他本人建造一所新的宫殿，一个供商界人士聚会的会馆和一个为穷人而开设的医院。城市里秩序井然，犯罪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法能迅速地获得执行，且收费低廉。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商业很繁荣，贿赂和腐败也停止了。公爵本人对这一带乡下的农业资源十分感兴趣，下达了指示，要大家尽全力发展农业生产。部队则是驻扎在城外。总的说来，城市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希望这一切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马基雅维里高兴地说道。“但是一旦公爵的那些将领们推翻了他，把部队开进城来，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巴托罗缪发出一阵大笑，还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心里清楚，没有公爵，他们毫无权力。他们会和公爵妥协的。相信我，这一切都会像一阵风吹过，什么也不会改变。”马基雅维里不能够确定，巴托罗缪是完全相信他自己刚刚所说的话，是在努力地去相信这番话，还是只不过说出来，希望马基雅维里能够相信。马基雅维里也还没能断定，这个人到底是个蠢人还是一个精明的人。这种表面的坦诚，热情，真诚的气氛和那双含笑友善的眼睛之下也许隐藏着什么。马基雅维里换了一个话题。你方才说你将很愿意帮我一些忙，我十分感谢。你可以告诉我我在哪里可以找一个地方，让我、皮埃罗和我的仆人住下吗？”“我真是希望您求我另外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巴托罗缪声震屋宇地大笑起来。他说道：“公爵的宫廷成员，那些趋炎附势的人，诗人，画家，建筑师，工程师，还有那些从公爵其他领地过来出差公干的人，商人，卖这卖那的小贩，被赚钱的机会所吸引，蜂拥到这座城市，整个城市简直没有一块空地了。”“我不想在这里不必要地逗留，但是我肩负着执政团的使命。我在一个修道院的房间里是无法履行我的使命的。我必须为我的皮埃罗和仆人们找到住的地方。”“我会问一下我的岳母。她对这种事情了解得比我多，我现在就去找她。”他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请客人们跟着他去另一个房间。他把大家带到了一个相比之下宽敞得多的房间，墙壁上装饰着十分漂亮的油画，房间里还有一个壁炉。女眷们正坐在炉火旁，做着手里的活计。当客人们走进房间后，她们起身，在客人们微微鞠躬之后，也有礼貌地还了礼。其中一个是个长相不错的中年妇女。“这是我的岳母，卡特琳娜·卡佩罗夫人。”巴托罗缪介绍着说，“这是我的太太。”他的太太年轻得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按照当时的习俗，她的头发，从原来自然的黑色染成了金黄色。但是这么一来就和她黝黑的意大利妇女们所特有的皮肤不相称了。于是她就在她的脸上，脖子上和胸脯上扑了厚厚的一层粉。她那金黄色的秀发和她那双黑亮俊美的眼睛形成的对比非常地强烈。她的眉毛被修剪成一道细线。她有着一只小巧而笔直的鼻子和一张可爱的樱桃小口。她一身淡灰色的装束，包括一条长裙，波浪一般飘动着的袖子，一副非常适合她瘦削身材的紧身胸衣，胸开得比较低，呈现出正方形的形状，显示出她雪白的胸部和年轻饱满的乳房的轮廓。在她的美丽之中有一种处女的特质，但同时又有一种成熟的美，两者结合起来，十分令人倾倒。马基雅维里，虽然脸上不动声色，但在他十分乐于称之为内心的地方，出现了一阵奇怪的涌动。“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他对自己说道。“我会愿意和她共赴巫山。”当两位妇人在给客人们搬椅子时，巴托罗缪向卡特琳娜夫人解释了马基雅维里的难处，之后又补充说明，他发现皮埃罗还是一位他所从来未能谋面的表亲。当听说这层亲戚关系时，两名妇女都向皮埃罗露出了笑容。马基雅维里很高兴地发现，巴托罗缪妻子有着一口好牙齿，细小，整齐而且洁白。“先生们需要不需要用些点心？”卡特琳娜夫人问道。她的穿戴非常像她的女儿，但是颜色稍微深一些。而且，因为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体面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是不应该染发和在脸上敷粉的，她就没怎么化妆，以本色出现在众人面前。但是她有着一双和她的女儿一样的，俊秀的眼睛。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他们已经吃过早饭了。但是主人坚持他们至少要喝一些酒。“奥莱莉娅，去吩咐一下尼娜。”巴托罗缪对他的妻子说道。年轻的妇人走了出去。于是巴托罗缪向自己的岳母重复了一遍马基雅维里的要求。“这不可能。整个城里都没有一间空房间了。不过等一等——因为尼科洛大人是贵宾，这位年轻人又是你的表亲，也许塞拉菲娜会愿意接待他们。她一直拒绝招收房客，前些日子我还说她来着，我说当人们为了一块巴掌大的安身之地愿意支付任何代价时，还让她那间房间空着真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巴托罗缪解释说，塞拉菲娜女士是他在近东的一个代理人的孀妇，她现在所住的房子也是属于他的。她最大的儿子在巴托罗缪在士麦那的办事处工作，她另有两个孩子和她住在一起，一个将来要做神甫的儿子，外加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正是为了这一双儿女，为了不让他们受到坏人的影响，她才决定不出租她的那间空房间。“不过如果是你开口的话，她是不会不答应的，孩子。”听到卡特琳娜女士叫那个胖男人为孩子，旁人听起来都觉得怪怪的。因为她只不过比他年长两到三岁而已。“回头我带你们过去，”巴托罗缪说道。“我确信这个可以办得到。”奥莱莉娅回来了，身后跟了一位女仆。女仆手里端着一只巨大的金属食品盘，上面放了一些玻璃杯，一瓶葡萄酒和一碟肉脯。奥莱莉娅坐了下来，重新开始做她手里的针线活。“尼科洛大人给你带来了亚麻布，亲爱的，”巴托罗缪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帮我做衬衫了。”“你还需要新衬衫？真是只有上帝才知道。”卡特琳娜说道。奥莱莉娅微笑一下，但是没有开口。“让我给您看，我的太太绣花绣得多好。”巴托罗缪走近奥莱莉娅，拿起她正在做的绣品。“别这样，巴托罗缪，这些是女人用的东西。”“如果尼科洛大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衬衣的话，现在也是时候让他好好看上一眼了。”“我是一个已婚男士，奥莱莉娅夫人。”马基雅维里微笑着回答道。他脸上的微笑使他瘦削的面容变得稍稍讨人喜欢了一些。“瞧瞧这针线活多漂亮！设计多么精巧！”“这些图画是她亲手制作的吗？”“当然了，她是一位艺术家。”马基雅维里恰到好处地赞美了一下，然后将衣服还给了她。她谢了马基雅维里，明亮的眸子里闪着笑意。当他们用完肉脯，饮了一杯酒之后，巴托罗缪建议带他们去见那个叫塞拉菲娜的孀妇。“她的房子就在我们房子的后面。”他说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跟着他下了楼梯。他们穿过了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有一口井，井口是一围用石头凿出来的井沿。庭院中还有一棵栗子树，入秋以来第一次霜降之后，树叶就掉下来散落在地上。最后他们来到一道门前面，门背后是一条窄窄的巷子。“我们到了。”巴托罗缪说道。这条荒芜的巷子向马基雅维里预示着，他的客人几乎可以完全不被人注意地来拜访他。巴托罗缪敲了敲门，一会儿工夫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瘦高个子的女人，深灰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有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头发则是已经花白了。在看清是谁敲的门之后，她狐疑的神色立刻变成了热情洋溢的欢迎。她请大家到屋里面坐。“这位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大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厅的首席秘书，共和国向公爵大人派遣的使节，这位年轻人是我的表亲皮埃罗，我的好朋友和表亲比亚乔·布纳科齐的外甥。”塞拉菲娜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客厅。巴托罗缪就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塞拉菲娜脸立刻就沉下来了。“唉，巴托罗缪大人，你是知道的，我拒绝了所有要租房子的人。你看看，我家里有两个年轻的孩子。要住的人又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生人。”“我知道，我知道，塞拉菲娜。但这两位我可以担保。皮埃罗是我的表亲，他可以成为你儿子路易吉的朋友。”谈话继续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岁的遭遇）仍一再发生。仿佛卡伦的部分内在永远卡在痛苦的定格画面中——听来颇似地狱情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卡伦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治疗？她怎么知道她将会找到值得信任，又能帮助她的人？她何以相信世界上真有信赖关系存在？通常，一般人必须经历或拥有类似经验（互信、相互扶持的关系），才可能相信这种关系真正存在。卡伦不曾从双亲身上得到这种经验。我知道卡伦害怕失去我，怕我死掉，怕我对她失去兴趣，怕她痊愈后我便不再见她，或者怕她的故事太令人反感，以致我决定放弃她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在卡伦眼里，我们的关系相当脆弱，但她竟然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层关系，委实令我赞叹又惊讶。卡伦的某张便笺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所为何来。还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与祖母促膝长谈，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我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包括其他部分的我。祖母可以和安、朱莉、西德尼、克莱尔与霍尔顿聊天，这些记忆我一点一滴回想起来了。虽然祖母无法告诉别人我正遭受虐待，但她了解其他部分的我也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她了解我必须变成别人，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晚上跟她睡，她会在我梦游或遗失时间后，温柔地引领我回床上休息。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和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遗失时间，我也慢慢学会放松，学会自在。她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找到一个能像她一样了解我的人。现在我明白，这个人是你，但这也令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治疗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忍受失去你。卡伦与祖母的相处经验是否真的特别到令她准备好找到我？这点尚无法说服我，但我真的认为，卡伦与祖母的关系确实为她提供“信任”所需的重要基础。由于卡伦与我的信任关系日趋稳固，我开始鼓励几位独立人格观察其他“伙伴”出来时的表现。我给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去看看卡伦父亲的墓，借此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死了。许多分身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尤其鼓励卡伦（固定来看门诊的那个）观察凯瑟琳的活动。1995年3月，卡伦首次尝试这么做。“你看见什么？”我问。“我知道我们在药店，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卡伦说，“我飘浮在半空中，感觉就像电梯往下降的那一瞬间；头有点晕，有点茫然，好像我的脑袋、我的神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你们做了什么？”“没做多少事。采购食物，清理商品，感觉非常有效率。我们有张店内物品清单，东西放在哪儿一切清清楚楚。”“好像很有趣。希望你能常常跟她共享时间。”进入催眠状态后，我有机会听听凯瑟琳对同一段经历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凯瑟琳？”“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让卡伦观察我。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觉。以前我不曾跟她这样搭配过。”“你跟别人搭配过？”“嗯，霍尔顿跟我几乎随时一起出现。我们有点像彼此的镜像，像伙伴并肩工作。我们做另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还有其他人能跟你共享时间吗？”这个系统共享时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各独立人格之间的界线有多绝对？我十分感兴趣。“我偶尔会稍微放松一下，让其他人加入。”“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嗯，如果孩子们需要安慰，想看场电影什么的，我会让他们一起看。”“只要你想出来就能出来吗？”“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跟卡伦母亲在一起时，我不会出面。桑迪负责应付她母亲，但桑迪不愿跟别人共享时间。”“如果你能多跟卡伦共享时间，也许会有帮助。我想卡伦会受益良多。”“好吧，我尽量试试。”我认为，若能让卡伦与凯瑟琳共享时间，她们俩之间的阻隔说不定会越来越薄弱，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将此方法套用在其他人格身上。有几本专著和文章描述过这个方法。下次治疗时，卡伦紧抱着一只鼓起的牛皮纸袋（里头塞得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纸袋仍不离手，两眼盯着地面，然后以一种熟悉却夹杂强烈反感的姿态将纸袋放在腿上。我朝她点点头，暗示我对纸袋的兴趣。于是她把纸袋递给我，解脱似的坐回原位，仿佛她很高兴终于摆脱它了。“我可以看吗？”我问她。卡伦点头，努力压抑情绪。我往袋里仔细看，将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首先是一只小柏木盒，表面是一幅印第安家庭的图画：男人坐着，嘴里叼着烟斗，身旁站着女人和小孩。小孩赤身露体，状似阴部的部分有铅笔反复涂划的痕迹，男人身上和四周则有不少小圆圈状的记号及凹痕。这些凹痕中央都有个小小的十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用十字螺丝起子戳刺造成的。图画旁印有“诺特的草莓乐园”的字样。我拿起盒子，看看卡伦。“这是什么？”我问。“痛苦收纳盒。祖母给我的。她说，你可以把痛苦放进去，再把盒子关起来。她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多代家族虐待，我想。“这个呢？”我给她看一只女体外型、手工粗糙的金色胡桃钳，胡桃钳的双臂——也就是女体的双腿——在髋部固定交叉，可将胡桃置于大腿间夹碎。“这是用来夹我的。”卡伦看起来很不舒服，尽可能在我检阅纸袋内物品时避开我的视线。我又掏出几样东西，全是工具，包括两个木柄螺丝起子，一把廉价小榔头，还有一对沉甸甸的电工专用的钳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伤害我的工具。”她停下来，望向窗外，表情痛苦。“我不太舒服。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吗？”卡伦迅速起身，离开座位，冲进几步外走廊上的洗手间。她在里头待了约两分钟，没传出任何动静，所以我想她应该只是尝试整理自己的情绪。“很抱歉，”她说，“这些东西令我想起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也很抱歉。其他的暂时先放一边，不要看好了。”“不，没关系，继续没关系。”我再次往袋中窥看，掏出一张旧电话卡、橡皮绳、一本书（书名是《天生赢家》）、安·兰德斯的专栏剪报、一只合掌祈祷的小型黄铜雕像，还有几张家族快照。我撇开橡皮绳（无须再作说明），开始阅读安·兰德斯的专栏。“我偶尔会那样想，”她说。专栏描述一名车祸死亡的青少年旁观自己葬礼的虚构故事。“你曾想象大家对你的死亡有什么反应吗？”“一天到晚都在想。”“你能解释这几张照片吗？”我一张一张拿给她看。“第一张是我的家人——我，乔希，詹姆斯，还有莎拉。那张是我和乔希，大概是刚结婚的时候……这张是我祖母和祖父。”这些照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尝试在她祖父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他看上去大胆而轻蔑，卡伦的祖母则有些茫然、面无表情。“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特殊想法，好吗？”卡伦靠向椅背，闭上眼睛，等我下达指示。待她进入催眠状态，我即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还有别的东西。”“迈尔斯？”迈尔斯点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别的东西？”“胶带、注射针，还有锯子。他们说要割掉我的头，卡伦的爸爸就拿锯子在我两只耳朵之间比划，然后他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笑、很好玩。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样，否则他们真的会割断我的脖子！”我才安抚完迈尔斯的情绪没多久，克莱尔马上现身。“你可以叫噩梦走开吗？”“可以，”我认得克莱尔的声音，“希望我可以。卡伦带了些东西来给我，让我销毁，这样它们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你在噩梦里看见什么？”“我不想说。”“有时候，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它们就不会回到你的梦中，把你吓个半死。”克莱尔局促不安，接着放声大哭。“那双祈祷的手……”“那只铜雕？”“他们用它打我，一次又一次，来回打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你仍感觉得到这些痛苦，”我说，“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些男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工具再也伤不了你，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不再有痛苦了。你可以跟卡伦分享这些记忆，这样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了。你会让卡伦知道吗？”“好，我会试试看。”但克莱尔仍继续抱住自己，摩擦她曾遭蹂躏的部位。※※※※1995年4月初，詹森捎来新消息。“我买了一只太阳鸟，”詹森说。“怎么回事？”“加里——他是宠物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出来。不管什么动物他都让我看。是加里建议我养太阳鸟的。”“你喜欢小鸟？”“喜欢！卡伦的祖母一直都养鸟。”“是什么理由让你现在想养宠物？”“没有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没有。嗯，迈尔斯偶尔会跟我说话啦，凯瑟琳和霍尔顿当然也会跟我说。大多时候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现在我有我的小鸟了。”“也许这只鸟可以帮助我们哦！”“怎么帮？”“你说大家都喜欢鸟，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照顾它？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大家说话了。”来找我之前，詹森画了张图画给我。他画的是那只太阳鸟。詹森为它取名“连连”，因为将卡伦内在的每个人全部连结在一起。卡伦的内在人格通过无数次催眠，以及1995年中的许多信件，反复描述每个人的经历，进而拼凑、还原那些年发生在殡仪馆以及工厂的虐待事件。每个人竭尽所能补充细节——人名、使用的工具、打过的电话，以及虐待卡伦的各种方法。事件的基本架构并未改变，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事件本身越来越有血有肉，越来越栩栩如生，犹如每一双手为过去的苦难一笔一笔上色，黑白画面逐渐有了色彩。第二部分身第13章家谱卡伦蹒跚着走进我的门诊办公室，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左上臂袖口处露出一块淤青，左胫骨外侧也有淤青。她瘫倒在椅子上，涕泗纵横。我静坐等待。有好几次，卡伦张口想说，却跌回去止不住地啜泣。如此反复几分钟后，她终于勉强整理好情绪，开口说话。“乔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她再次崩溃哭泣。“你报警了吗？”“我不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我的时间又不见了。可是我回神的时候，乔希正拿木板打我的腿。他喝醉了。他大声吼我，叫我放下电话，帮他拿烟和啤酒。那时我正在跟我妈通电话，但我妈也对我大吼大叫。接下来我不记得了。我想我们可能大吵一架……我又遗失了时间。今天早上，他表现得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急切要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很难，可是万一乔希再伤害你，你一定要报警，即便你逃出家门，也要用手机报警。他摆明了自认可以伤害你，反正你都会忘记。他多少利用你会遗失时间这一点来伤害你。不过，你转换身份的状况会越来越少，你必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你不能老是躲在自己的脑袋里，逃避问题。”卡伦又哭了起来。“可是这样比较容易。我失去了来这里的时间，失去一整天的时间。”“假如你用遗失时间的方式应付，类似的殴打事件还会一再发生。你可以躲避它，但你永远不可能阻止它再度发生。”“难道这样还不够好吗？”“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暗示她的小腿。她低头望着腿上的淤青，仔细斟酌。“不够好，”她终于承认，再次啜泣。我任她与自我对抗。“我已经五天没睡了，”她说，“我一直处在转换身份、持续活动的状态中。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会躲上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当你躲起来的时候，你都去哪儿？”“躲进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嗯，在屋里。”“在屋里？”“对，在屋里。”“噢。”其实我不太明白卡伦说的话，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个礼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本学生作文簿，撰写日始于1995年3月31日，终于1995年5月4日。第一页是凯瑟琳的信。1995年3月31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想把脑中的记忆记录下来（成果就是这本簿子）。大伙儿一致认为，最合适写的人是朱莉安，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记得的故事告诉她，让她作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尽力提供相关背景资料。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能帮上忙，但我们想帮助你来帮助我们。诚挚的凯瑟琳作文簿首篇是一张图，说明卡伦内在人格的分离与演变。图中的箭头代表沟通方向。我不确定哪一个是“坏脾气”。这位“坏脾气”不曾表明身份，而且每次卡伦自残后，出面承担责任的都是曾与我对谈过的人格。说明图后连着又是几封信：一封描述购买“连连”的过程，两封迈尔斯的抱怨（表示他仍无法停止回忆，频频做噩梦），克莱尔充满哀伤的信，霍尔顿要求延长诊疗时间的便笺，另外还有几幅凭印象描述卡伦早年经历的短文或小图。一篇名为“我们的一天”的短文摘要如下：今天，凯瑟琳7：15起床。她叫醒詹姆斯和莎拉，叫他们准备上学，然后替他们做早餐，做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忙完孩子，凯瑟琳去休息，换桑迪出门跟朋友佩格吃早餐，时间是上午8：30。10：30左右，桑迪累了，换卡伦2接着采购东西。卡伦2拿不动，她退出换霍尔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凯瑟琳现身将物品归位，整理完再度休息，这时终于换卡伦出来（约下午2点）。但卡伦睡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她必须带莎拉去上溜冰课（下午5：20至6：06）。接莎拉回家后，安出来继续进行教会的工作。安之后换霍尔顿接手，他和卡伦载莎拉去上另一堂溜冰课（7：15至8：00）。课程结束后，克莱尔想喝巧克力奶昔，于是霍尔顿开车带大家去“珍妮冰淇淋店”买奶昔，顺便买了一份圣代给莎拉。后来换卡伦出面载我们回家，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卡伦说，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因为他们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人生气。他们总是以“卡伦”称呼本我，我猜这里指的应该是卡伦3。底下是另一段性质相近的小短文：好个精彩的一天！卡伦昨晚做噩梦，所以我们决定让她睡一整天。迈尔斯陪詹姆斯去篮球赛，凯瑟琳负责画复活节彩蛋，桑迪为孩子们编篮子，安拿篮子去教堂接受祝福。朱莉安打扫房子，霍尔顿玩了一会儿无线电。卡伦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日复一日；平时如此，遭逢危机时也是如此。这种处理策略实在太精巧、太了不起了，然而却毫无成长空间。即便如此，这个系统的高度稳定性仍令我吃惊。作文簿最后还有一张图：卡伦的内在世界架构图。长久以来，卡伦便是用这种方式将各个独立人格区隔开来。她造了一幢心灵之屋（以童年的老家为基本架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独立一间，有些人共享一间（但也有各自专属的位置）。有趣的是，她也把“安全小窝”放进心灵之屋里了。傍晚时分，大伙儿都会来到“会议室”，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但卡伦不曾出席会议。会议由霍尔顿主持，讨论前一天和隔天的行程。讨论结束后，凯瑟琳和霍尔顿达成最后决议，决定大家应该做的事。假如有人起争执，隔天也许不会按照计划行事。霍尔顿在作文簿里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延长治疗时间，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我分享他关心的事。于是下一次，我留了一个半小时给他们。卡伦坐在诊疗椅上，盯着作文簿里呈现许多房间的简图。她不曾见过这张图，凝神注视了好一会儿。“你在想什么？”我问。“这些名字、房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我曾在梦里见过一样。可是我却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我更了解你而写的，但我认为你也会慢慢了解的。”“没关系。我想应该没问题。”“霍尔顿说他想花点时间跟我聊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催眠好吗？”“好。”卡伦靠向椅背，我开始例行的放松和引导程序。当卡伦深深进入催眠状态，我领她来到她的安全小窝，然后再到会议室。显然，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卡伦与我对谈。我从来都不知道卡伦的哪个分身是最适合谈话的对象，所以我一向任由他们自行决定。卡伦动了动身子，改变姿势——根据经验，我已能辨认这位是迈尔斯，然而，这回卡伦并未闭上眼睛，她眯眼看着灯光，环顾四周。“好亮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91九色国产PORNY首页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璧，你却打我。一现在我告诉你，你要好好守卫你的国家，因为我这次回去，不是要偷你的玉璧，而是要盗取你的城池（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不过，楚国最终并没有背叛盟约。苏秦等纵横家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合纵，最终因为齐、魏两国的负约而崩溃（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主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六国不同心秦国破合纵合纵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之中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六国联盟的内部来看，首先，六国自身难以长期保持一致。一方面是因为六国关系复杂。既然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六国就应该坚持合纵，联合抗秦；但是，六国是六个政治、经济集团，集团内部诸国之间联盟的基础是目标一致、利益一致。阻止秦国东扩是六国联合的目标，六国联合抵制被秦国吞并是六国联合的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六国之间既有利益一致之处，也有利益不相合之处。因为，六国除了需要集体对抗秦国之外，各国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这些利益不一致的地方正是六国的软肋。其中，只要有一至两国违犯纵约，其他国家就会立即停止履约，导致合纵全面瓦解。其次是六国利害不一。在六国之中，韩、赵、魏三国，与秦接壤，是秦国东扩的首要打击对象。燕、齐、楚三国，离秦国遥远，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较小，这种地缘政治决定了六国对合纵的态度有很大差异。燕、齐、楚三国在韩、赵、魏三国没有灭亡之前，较少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因此，对合纵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常常会受秦国的威胁、利诱而坐山观虎斗。韩、赵、魏三国的地缘决定了它们是秦国首要的打击对象，秦国动辄兴兵讨伐。在强秦的高压之下，韩、赵、魏三国也极容易在合纵与连横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是六国强弱不同。六国之中，齐、楚两国地广国强，因此，齐、楚两国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秦国对齐、楚两国的联盟最担心，也最下工夫去做“统战”工作。从联盟的外部因素来看，秦国不遗余力地瓦解合纵与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合纵失败的外因。六国合纵抗秦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放缓了，但是，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当然不愿意就此停止统一的步伐，它必然要想方设法破坏六国的合纵。连横就是秦国化解六国合纵的一剂良方。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张仪破解合纵的方法是逐国游说，只要攻破一国即可攻破另一国。张仪就是用与苏秦一样逐国游说、各个击破的办法瓦解了六国的合纵。秦惠文君即位之时，六国兴起了一股称王之风。原来，在周代“王”是最高的称号，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但是，到了此时，周天子势力早已经败落，所以，大家纷纷称王，秦惠文君也改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主要精力用于打破六国的合纵，同时，他派司马错伐蜀，得到了蜀地这个天府之国。一个关中之地，一个蜀地，成为支撑秦国统一天下的两个根据地。秦惠文王在位的二十多年，秦国在崛起的征途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明显提速。所以，秦惠文王是秦国崛起之路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秦惠文王之后继承王位的国君又是谁？他还能使秦国在这条崛起之路上走得更远吗？第8章昭王称霸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经过秦孝公变法和秦惠文王对六国合纵的严厉打击，秦国已经稳居“战国七雄”中的首强地位。秦惠文王死后，继位者为秦武王。秦武王虽然也颇有抱负，但继位三年就因好勇逞能而意外死亡，并且没有儿子。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不止一个，在秦国宣太后与元老魏冉姐弟联手运作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赢稷顺利继位，赢稷就是秦国发展史上大名鼎鼎的秦昭襄王。面对东方六国不断变化的局势，秦昭襄王会采取什么策略呢？他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会有新的动作吗？秦惠文王死后继位的秦武王也是一位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君王，他曾经对他的丞相说：我想开一条只能容车子通过的路，到洛阳看看周王的都城，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虽然当时已近似傀儡，秦武王的这种愿望实际上不仅是想要称霸天下，而且也是想效仿周室做天子的表露。但是，他有一项爱好，也正是这项爱好，断送了他的性命。秦武王力气很大，特别喜欢举重。不过，秦武王当年举的不是今天的杠铃，而是鼎（三条腿的祭器）。所以，他到处搜寻天下的大力士，授予官职，再与这些大力士比赛举鼎。结果，在一次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时（据说这一次举的是周室的龙纹鼎），砸断了腿（举鼎绝膑），估计是准备活动不足，或者是缺乏教练的指导。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秦武王不久即因伤痛去世。秦武王继位时就很年轻，当了三年国君就去世了，还没有儿子，这样，法定继承人缺位。而且，他是因伤突然死亡，来不及对继承人做出安排。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随即上演。姐弟联袂挺赢稷位高权重功震主秦武王死后谁能继位立即成为秦国宫廷中的一件大事，当时秦宫中有条件继承王位的人、无条件继承王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竞争。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能继承秦王之位的只有秦武王的弟弟们，因此，后宫嫔妃中生儿子者都有条件争夺王位。后宫中没有儿子的嫔妃和朝中大臣们虽然没有条件继承王位，但是，有不少人希望自己能有拥立新王之功，于是也卷入了这场争斗。然而此时，秦国有资格、有能力决定这一问题的只有三个人。一是秦惠文王的王后，此时已经是王太后；二是秦武王的王后；还有一个人，虽然不是王室成员，但是，很有实力。他是谁呢？他叫魏冉。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代，魏冉已经在朝廷任官，而且是手握大权的人物（任职用事）。从表面上看，三个人都拥有一定的决定权，这叫三票制。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从来没有干预过政事，力量不足，因此，这两票只是个样子。而魏冉则不同，他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的两朝元老，在朝中非常有势力。他这一票是三票中最为关键的一票。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在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上和魏冉的意见不一致，但是，魏冉有权，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一票搞定此事，强行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一称赢侧）为秦昭襄王。此时，赢稷正在燕国当质子（做人质的公子）。在宣布赢稷被立为新秦王的继位人之后，赵武灵王为了与赢稷建立友好关系，派代相赵固前往燕国迎接赢稷，燕国也愿落个人情，便全力配合（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于是赢稷得以顺利回到秦国，并被立为秦王（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赢稷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的继位完全是魏冉敲定的。远在异国他乡的公子完全没有左右自己命运的能力，但是他的继位却为他的重孙嬴政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魏冉的决定引起秦武王其他弟弟与支持这些公子的大臣的不满。《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年，赢稷的弟弟庶长赢壮（秦二十级军功爵制，第十级左庶长到第十八级大庶长都是庶长）和一些大臣、诸侯及秦武王的其他弟弟密谋暴乱，被发现后，全部被杀（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赢壮，赢壮被杀之后，她心情不好，郁郁寡欢而死（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秦武王的王后本来是魏国人，在拥立新王的斗争中也遭到失败，被迫回到了魏国（悼武王后出，归魏）。然而，她支持的到底是不是赢壮，史书没有记载。赢稷是在燕国做质子时被魏冉拥立的，此时，国内那么多秦武王的弟弟都没有被立为秦王，魏冉为什么非要立赢稷呢？这事其实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就是秦惠文王的殡妃“芈（mǐ，米）八子”。“八子”是秦国后宫嫔妃的一种官职。“芈八子”是楚国人，史称宣太后（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魏冉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而秦昭襄王赢稷是宣太后的儿子，这便是魏冉鼎力支持赢稷继位的根本原因。按常理说秦惠文王的王后最有决定权：她是秦武王所有弟弟的嫡母。但是，在秦武王死后确立继承人时，这位嫡母却失败了，因为她没有得到握有实权的魏冉的支持。由于昭襄王此时尚未成年，国家大事便由宣太后负责。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不是一位等闲之辈。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生活、工作两不误的著名太后。她与义渠戎王私通长达三十年之久，还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她最后又诱杀了义渠戎王，并趁义渠戎人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迅速派兵彻底打败戎人，一下子让秦国扩建了三个郡（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作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从此，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如果秦国硬碰硬地对义渠用兵，代价一定非常大；而凭借宣太后诱杀情夫，秦国轻松地灭了义渠。赢稷继位时因为未成年，不能亲政，国政都由魏冉亲自掌握。三年后，赢稷举行了加冠礼，正式亲政。由于魏冉是秦昭襄王继承王位最坚定的拥立者，又是他的舅舅，所以，昭襄王亲政之后，魏冉仍然是秦国国政的执掌者。他在昭襄王一朝五次担任丞相，位高权重。魏冉协助秦昭襄王打击六国，立下不少功劳，被封为穰侯。宣太后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被封为华阳君（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昭襄王也有两个弟弟，坚决支持他，于是一个被封高陵君，一个被封径阳君。所以，昭襄王在位的前三十多年，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弟弟都握有重权。范叔奔秦倾九州远交近攻杜私门在魏冉和宣太后的运作之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赢稷顺利继位，三年后亲政。但是，秦昭襄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秦国虽然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秦国要想吞灭六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国的土地、人口、兵力都数倍于秦国。秦昭襄王怎么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他统一天下的使命呢？这件关系秦国统一天下的大政，最终亩一个人解决了，他制定了一个最符合秦国利益和现实的统一六国的总方针。这个人是谁？他为秦昭襄王定下了什么样的统一大计呢？这个人叫范雎（jū，居），魏国人，字叔。他曾经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位国君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干一番事业，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回到魏国，打算为魏王服务，可是家境贫寒的范雎没有资金运作这事，只好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做了个随从。有一次，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没有获得什么成效。就在须贾进退两难的时候，作为随从的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一份重礼——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原来齐襄王得知范雎很有口才，所以派专人给范雎送了礼。当然，齐襄王这份礼也不是白送的。那个年头，每个国家的国君都想得到人才，齐襄王送礼其实是想让范雎为齐国服务。范雎看到自己的主人都没有见到齐王，而齐王反倒给自己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意识到不能私自接受齐襄王的礼品，便一再推辞，不敢接受。但是，这事还是让须贾知道了。须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认为范雎一定是出卖了魏国的国家机密，因此才得到馈赠（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但是，这是在齐’国，他不便发泄，便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把黄金退了回去。范雎一切照办，但是，一回到魏国，须贾便向魏国宰相报告了这件事。当时，魏国宰相是魏国公子魏齐。魏齐听后大怒，下令用板子、荆条死打范雎，打断了范雎的肋骨、牙齿（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范雎眼看自己要被活活打死，只好装死。魏齐以为范雎死了，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还让喝醉酒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以此羞辱他，惩一儆百。其实，卷在席里的范雎还活着，他趁着无人，对看守说：您如果放了我，我日后必定会重谢您。看守动了心，想放走范雎，便向魏齐请示，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刚好，魏齐喝得酩酊大醉，顺口答应说：行。范雎因此得以逃过一劫。魏齐酒醒后后悔把范雎当死人扔掉，又派人去搜寻范雎，结果死人竟然不见了。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找到范雎，带着他一起逃走，秘密隐居下来，还让范雎改名换姓，叫张禄。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派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寻找机会给王稽当了个差役，侍候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没有贤士愿意跟我到秦国去（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回答说：我有一位老乡张禄先生，想与您畅谈一下天下大事。不过，他有仇人，不敢白天来。王稽说：那夜里你跟他一起来。晚上，郑安平带着张禄夜访主稽。还没说几句话，王稽就意识到张禄是个难得的奇才（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便对张禄说：我马上回国，请先生先在都城西南等我。范雎与王稽约好见面时间就匆匆离去。王稽到了城南，拉上范雎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王稽的车队走到湖县（今河南灵宝）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雎问：那边过来的是谁？王稽答道：那是秦国国相穰侯去东边视察郡县。范雎一听是穰侯，便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最讨厌六国的人士。如果见面，恐怕要受辱，我得在车里躲一躲（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不一会儿，穰侯到来，看见王稽，便停车询问说：关东的局势有什么变化？王稽答道：没什么变化。穰侯又问：大使先生不会带着说客来吧？这种人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连忙回答：臣下不敢。两人随即告别而去。范雎对王稽说：穰侯是个有智谋的人。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忘记搜查了。这事穰侯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后悔刚才没有搜查车子。于是，范雎跳下车一路狂奔，大约跑了十几里，穰侯果然派骑兵赶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人，这才作罢（范雎曰：吾闻攘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擦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和范雎一块进了咸阳。王稽向秦昭襄王报告了出使情况，趁机对他说：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是天下难得的贤士。他说，秦国现在处境非常危险，如果能采用他的方略便可使秦国转危为安。但这事只能面谈，不能书信转达（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所以我把他拉到秦国来了。此时，秦昭襄王已经即位三十六年了。这三十六年中，秦昭襄王武功赫赫，向南夺取了楚国的焉队郧（楚国都城，今湖北江陵）重镇，楚怀王也已经在秦国被囚禁而死；向东攻破了齐国。秦国还曾多次打败韩、赵、魏三国，使这三国处境危险（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使秦昭襄王讨厌那些说客，不相信那些说客，所以，他并不相信王稽的话。但是，秦昭襄王也没有赶走范雎，还让他留了下来，只是给的待遇很低，住很差的旅店，吃很差的饭。范雎此时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一年多以后，范雎终于等到了一次机会。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机遇呢？原来，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打算跨越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以便扩大魏冉的封地陶（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知道这件事后，立即给秦昭襄王上了一封奏书。范雎究竟从穰侯的伐齐建议中看到了什么呢？范雎看到了穰侯谋取一己之利的私心。穰侯拥立秦昭襄王，这是他的第一大功；穰侯举荐名将白起，屡屡大败六国，更进一步地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这是穰侯的第二大功。但是，穰侯在获得成功的同时，自己的私欲也在同步放大。穰侯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靠近齐国，因此他主张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得有人去；我不知道是被一枪打死好呢，还是慢慢饿死好；我去；我也去；不用大家都去；士兵们可能不喜欢；他们也许会吓一跳，以为我们想逃跑，说不定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把那个伤了腿的人打死的；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多么小心也不过分，想想昨天出的事吧，无缘无故杀死了九个人，士兵们怕我们；我怕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失明；他们，指谁呀；士兵们；依我看，他们应当先瞎；大家都同意，但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这里缺少一个说得出最好的理由的人，那样的话士兵们就不会开枪了。时间慢慢地过去，扩音器一直没有出声。你们掩埋了你们的死人吗，第一个宿舍的一个盲人没话找话，问道；还没有；开始发臭了，会把一切都感染的；好啊，让他们感染去吧，就我来说，在吃饭以前我连根稻草都不想动，不是有人说过吗，先吃饭，后刷锅；这个谚语用错了，不是这样的，通常人们埋葬死者之后才吃喝；到了我这里正好相反。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盲人说，我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怎样分食物，和原来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一共多少人，数一数食物有多少份，每个人分一部分，这是最简单最公平的办法；结果不是这样，有人什么也没有吃到；也有人吃了双份；分得不好；只要不遵守规矩就永远分不好；要是我们这里有个看得见的人就好了，哪怕只看得见一点；那他马上就会耍个花招，把大部分留给自己；不是有人说过吗，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别说什么谚语了；这里情况不正是这样吗；这里没有什么能自救的独眼人；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按宿舍把食物等分成两份，每个宿舍负责分配自己的那一份；刚才说话的是谁；是我；我，我是谁；我；您是哪个宿舍的；第二个；看到了吧，太狡猾了，你们人少，当然有利，吃得比我们多，我们宿舍可是住满了人；我只是说这样最方便；还有人说过，谁不拿大份，谁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太笨，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要再说什么有人说过了，听见这些谚语我就心烦；本应当把所有食物都拿到食堂里去，每个宿舍选出三个人去分，有六个人清点，就不会有弄错或者耍诡计的危险；要是他们说，我们宿舍有多少多少人，我们怎样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呢；我们在和诚实的人打交道；这话也有人说过；不，是我说的；喂，绅士，实际上我们都是饥饿的人。仿佛人们等待的是暗号提示或者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扩音器里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注意，注意，现在允许你们来取食物，但是必须小心，如果有人太靠近大门，会听到第一次口头警告，假如不立即回去，第二次警告就是一颗子弹。盲人们开始慢慢往前走，一些自信心强的径直朝他们认为的门口方向走去，另一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较差，没有把握，宁愿摸着墙往前，这样不可能出错，到了尽头只要拐个弯就到门口了。扩音器开始重复刚才的命令，声音威严急躁，即使没有任何疑心的人也注意到了其间口气的变化，盲人们都大吃一惊，其中一个盲人宣布，我不去了，他们想把我们引到外边，然后通通杀死；我也不出去了，另一个人说；我也一样，第三个人也说。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定，几个人想去，但恐惧渐渐控制了所有人的身心。扩音器里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三分钟内没有人来取，我们就把食物收回。威胁没有战胜恐惧，只是把恐惧推进了头脑中最深的洞穴，它像被追赶的动物一样等待进攻的时机。盲人们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往别人身后躲，最后才慢慢来到门外的平台上。他们看不见饭盒没有放在绳子扶手旁边，他们本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不知道士兵们是不是因为害怕被传染，不肯靠近所有盲人都抓过的绳子。现在饭盒摞在一起，位置大概在医生的妻子取铁锹的地方。往前走，往前走，中士命令道。盲人们在混乱中想排成一行，依次前行，但中士又冲着他们喊起来，饭盒没有在那里，松开手，不要抓着绳子，往右边走，你们的右边，你们的右边，一群蠢蛋，没有眼睛也该知道你们的右手在哪边。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因为几个头脑严谨的盲人按字面含义理解这个命令，以为右边自然就是指说话人的右边，所以就想从绳子下面钻过去，再去寻找只有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食物。若是在其他场合，这笨拙的表演准能让最严肃的看客也放声大笑，几个盲人爬着前行，脸像猪一样贴着地面，一只胳膊伸到面前在空中摆动，另一些盲人也许因为没有屋子的保护而害怕被白色的空间吞噬，拼命抓住绳子，紧张地侧耳倾听，等着头一个找到饭盒的人发出喊叫声。士兵们的愿望是用手中的武器瞄准，毫不留情地把眼前那些低能儿通通击毙，他们就像瘸腿的螃蟹一样，一边爬还一边舞动笨拙的螯足寻找失去的腿。他们知道，今天上午团长在军营说过，盲人的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来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解释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一些士兵不够聪明，听不懂这漂亮的比喻，难以理解疯狗与这些盲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一位团长的话，即使是用的比喻，也必定字字千斤，他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必定有理，否则在军旅中就升不到如此高的职位。一个盲人终于碰到了饭盒，搂住饭盒大声喊叫，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恢复了视力，可以肯定，他在有机会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时候不会比现在更兴奋。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其他盲人也扑到饭盒上，手脚并用地往自己身边拽，个个争先恐后，我拿走，我拿走。留在那边抓着绳子的盲人们顿时紧张起来，现在他们害怕的是由于懒惰或者胆小受到惩罚，被排斥在食物分配之外，啊，谁让你们当初不愿意撅着屁股在地上爬，不愿意冒挨枪弹的危险，好，那就不要吃饭了，想想人们常说的吧，不冒险者不得食。在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推动下，一个盲人丢开绳子，把双臂举到空中朝嘈杂声那边走去，他们不能丢开我。但是，叫喊声突然停止，只留下在地上爬行的声音，沉闷的惊叹声和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知具体何处的纷杂混乱的响动。他停下来，不知如何是好，想返回绳子那边，抓住绳子就能安下心来，但又辨不清方向，白色的天空没有星星闪耀，现在只听到中士下达指示的声音，但中士是在指挥那些带着饭盒的人们回到台阶上，他的指示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要想到达目的地取决于所在的位置。之前抓着绳子的盲人，只需沿原路返回，现在他们正站在平台上等着其他人到来。丢开绳子的盲人不敢从所在的地方挪动一步，焦急之下他大喊一声，请你们帮帮我，他不知道，士兵们已经用步枪瞄准了他，单等他踩到那条无形的生死线上。喂，瞎子，你怎么待在那儿不动，中士问，口气里带着一点儿紧张，确实，他不同意团长的意见，谁知道灾难明天是不是来敲我的门呢。至于士兵，人们清楚，命令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命令他们去送死他们就去送死。没有我发话不准开枪，中士喊道。这句话让盲人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跪到地上，哀求道，请帮帮我，告诉我该往哪里走。瞎子，走过来，走过来，那边一个士兵假装用友好的口气说道。盲人站起来，走了三步又停下来，觉得对方用的动词可疑，走过来不同于走回去，走过来是指朝这边走，朝这个方向走，是让你到喊你的地方去，在那里子弹可以把你的失明症变成另一种失明。这是一个人品恶劣的士兵干的，可以称为罪恶行为，中士立即大吼两声加以制止，站住，向后转，接着他又严厉地训斥不守纪律的士兵，看来他属于人们不应当把枪交到其手中的那类人。听到中士善意的干预，已经到了平台的盲人们欢欣鼓舞，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这喊声成了迷失方向的盲人的指南针。他塌下心来，径直朝前走去，继续喊吧，继续喊吧，他说，而那些盲人热情地为他鼓掌欢呼，活像在观看一个竭尽全力的运动员进行漫长而激动人心的冲刺。之后盲人们纷纷拥抱他，这举动确实并不过分，只有在逆境中，不论是在已证实的还是可能出现的逆境中，人们才能结识朋友。亲密无间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几个盲人利用别人激情澎湃的机会带上几个饭盒偷偷溜走了，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即使是为了防备分配不公，显然这也是不讲信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总还有诚实的人在，现在他们愤怒地表示，这样下去无法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信任，结局会怎么样呢，一些人富于辞令地问道，话说得却很有道理；另一些则威胁说，那些浑蛋是请求我们赏他们一顿老拳，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请求，不过人人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者，这种稍加修饰的粗野说法只有在无比贴切的情境下才能得到原谅。回到天井以后，盲人们一致同意，解决这一微妙形势中已出现的问题最实用的办法，是两个宿舍平分剩下的饭盒，幸好饭盒是双数，另外，两个宿舍出同等数目的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收回失去的饭盒，也就是说被偷走的饭盒。他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先后的问题，好像这已经成为习惯，即应当先吃饭后调查，还是先调查后吃饭。占上风的意见是，鉴于大家一连许多小时没有吃东西，最好是先把胃安抚一下，然后再进行调查；不要忘记，你们还要掩埋你们的人，第一个宿舍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杀死呢，你就想让我们埋吗，第二个宿舍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说，他兴致勃勃地玩了个文字游戏，大家都笑了。但是，他们不一会儿就得知，那些无赖没有在宿舍里。两个宿舍门口一直都有在等着吃东西的盲人，他们说确实听见有人从走廊里走过，并且走得很急，不过没有任何人走进宿舍，更不要说拿着饭盒的人了，关于这一点他们可以发誓。有人提出，找出那些家伙最可靠的方法是所有人都回到各自的床上去，空着的就是那些贼的床了，这样，等他们舔着嘴唇从藏身的地方回来时大家一齐扑上去，让他们学会遵守集体财产的神圣原则。然而，按照这个及时而又具有深刻的公平意识的建议行事有严重的不妥之处，就是必须先把人们盼望已久而现在已经凉了的早饭搁在一边，并且还不能预见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才用餐。我们先吃饭吧，一个盲人说，大部分人认为应当这样，最好还是先吃饭。可惜，遭到无耻之徒们的偷窃之后，剩下的饭很少。这时候，那些窃贼正躲在这座破旧不堪的大楼里某个地方大吃大嚼，每个人吃两份或者三份，突然间伙食大大改善，有牛奶和咖啡，当然是凉的，还有饼干面包加人造黄油，而正经人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满足于吃原来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并且食物品种还不齐全。就在人们闷闷不乐地嚼着无糖饼干的时候，外面响起扩音器的声音，第一个宿舍的一些人也听到了，是叫受传染者去取他们那部分食物。一个盲人显然受到了刚刚发生的违规行为造成的恶劣气氛的影响，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去天井等着那些人，他们看见我们一定会吓一跳，说不定会丢下一两个饭盒。但医生说他认为这样不好，惩罚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公正的。大家都吃完饭，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把硬纸板饭盒，盛牛奶和咖啡的容器，纸杯和一切不能吃的东西送到花园里，我们必须把垃圾烧掉，医生的妻子回来以后说，消灭可恶的苍蝇。盲人们坐在各自的床上，等着逃离羊群的母羊回来。他们是公羊，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说，这里所说的公羊寓指王八，即其妻子与别的男子私通的男人，不过他不会想到，在牧人们的语汇中，公羊就是公羊，并无其他寓意，这算不上什么过错。但是，那几个混账东西一直没有出现，大概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他们当中肯定也有能想出赏他们一顿老拳的主意那样有远见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两个盲人已经躺在床上，有的甚至睡着了。亲爱的先生们，吃了睡，睡了吃，这算怎么回事呀。仔细分析一下，也不全是坏事，只要不缺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活不下去，这倒像是住在旅馆里一样。相反，外面的盲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呀，在城里，确实如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所有人都躲避他，家里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他们，什么母子亲情，说说而已，也和这里一样，把人关进一个房间，把食物放在门口，那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如果不带偏见，不让怒气模糊你的理智，冷眼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不得不承认当局决定把盲人集中在一起颇具眼光，物以类聚是择邻的金科玉律，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毫无疑问，最里边那位医生在谈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的时候说得对，确实，问题在于要组织起来，首要的是食物，其次便是组织起来，两者在生活中都必不可少，挑选一些遵守纪律并且能够约束别人的人领导这一切，为共同生活建立起所有人都认同的规矩，都是些简单事情，清扫，整理，洗涤，对此我们不能抱怨，他们甚至给我们送来了肥皂和洗涤剂，要保持床铺整洁，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丧失自尊自爱，避免与军人发生冲突，他们看管我们是在履行义务，至于死者，我们已经死得够多了，问一问这里谁愿意在晚上讲讲故事，故事，寓言，笑话，都行，请想一想，要是有人熟背《圣经》我们就算有运气了，让我们重温一切，从《创世记》开始，重要的是既自己讲又听别人讲，可惜没有一台收音机，音乐永远是很大的消遣，我们还可以听新闻，例如是不是发现了治愈我们这种病的方法，若是果真能发现，我们该多高兴呢。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街上传来枪声。他们来杀我们了，有人喊。不要慌，医生说，我们应当合理推断，如果是来杀我们的，会到里边来开枪，而不在外面。医生说得对，是中士下令朝空中开枪的，并非某个指头扣着扳机的士兵突然失明；完全可以理解，从几辆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下来许多盲人，不这样就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遵守秩序；卫生部通知陆军部说，我们要运去四车盲人；一共多少；二百人左右；把这些人塞到哪里呢，盲人们的宿舍是右侧的三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全部装满也只能容下一百二十人，除去我们被迫打死的那些，现在住着的有六七十人；有办法，把所有宿舍都用上；这样的话受传染者就和盲人直接接触了；更可能的是，那些人迟早要失明，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估计我们都被传染了，显然没有一个人不曾看见过盲人；我倒要问一问，既然盲人看不见，他怎能通过目光传播失明症呢；我的将军，这是世界上最符合逻辑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立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有很大改善；失明不等于死亡；对，但死人都是盲人；好吧，就来二百来人；好；怎样处理公共汽车司机呢；也把他们关到里面。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致电卫生部长，您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您提到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自己原来出的主意怎么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头上开了一枪；好，先生，态度前后一致；陆军随时准备做出榜样。大门完全敞开了。根据兵营的习惯，中士命令盲人们排成五人一行的纵队，但盲人弄不准数目，排出的队伍有时候多于五个人，有时候又少了，结果所有人都挤在大门口，他们毕竟是平民，缺乏秩序感，甚至没有想到让女人和儿童到前边去，像在海难中那样。这里必须说一下，免得大家忘记，枪并非都是朝空中开的，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拒绝和盲人们一起进去，抗议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呢，三秒钟后就证明卫生部长说得对，死人都是盲人。中士下达我们已经知道的命令，朝前走，上面有个六级的台阶，六级，到了那里以后要慢慢行走，如果有人在那里绊了跤，我可不愿意去想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唯一没有告诫的是沿着绳子走，这可以理解，如果让盲人
91九色国产PORNY首页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哦？”荀林父陷入沉思。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主任吃了一惊，这么说你也失明了，他问；完全失明了；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我立即派人去；派一位医生；对，一位同事，当然；你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好，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还不能肯定；可以肯定，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多于两个；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谢谢；我会再和你谈的；再见。半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声音变了，我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我猜那男孩左眼斜视；对；毫无疑问，就是他；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卫生部呢；对，当然，我立即与医院领导谈话。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医生用餐叉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这时候电话铃又响起来。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医生回答说，病历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他最后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历。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我们不需要。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下午好，是部长在说话，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相信，由于你及时提供情况，我们能控制局势，但请你留在家里。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医生回答说，好，部长先生，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他说话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是警察失明吗；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时他正大声喊着他瞎了，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事有关；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警察没有告诉我；卫生部已经和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历；情况真复杂；谁说不是呢。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它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最后他瓮声瓮气地叹息一声，我真累啊；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妻子说；没有用，我睡不着，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是谁呀，妻子问道；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对，大概如此；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我来做。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式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只有女人才能穿的鞋子。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但他没有说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传来锁箱子的声音，随后妻子说，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她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丈夫要帮忙，说，让我来帮你搬，这事我还做得了，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但妻子不让他动手。之后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他们手拉着手，医生说；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她回答说，你不用担心。等了近一个小时，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去接楼内对讲机，很好，他马上下去；接着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在楼下等着，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看样子卫生部真的害怕了；走吧。两人乘电梯下去以后，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独自搬上救护车，往里边推了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太太下车。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4这个建议是由卫生部长本人提出的。虽说它并非无可挑剔，但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个好主意，既考虑到了单纯的卫生问题，也考虑到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没有弄清白色眼疾的病理学原理之前，多亏一位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白色眼疾的说法代替了难听的失明症，在找到处理和治疗方法之前，但愿有一种疫苗能防止这种病例继续出现，在这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其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通通收容起来并加以隔离，以防进一步传染，而传染一旦出现，病例就会成倍增加，类似于数学上常说的，按几何级数递增。Quoderatdemostrandum，卫生部长总结说。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这是从霍乱和黄热病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做法，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四十天，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这是部长的原话，听起来用意深刻，其实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词而显得故弄玄虚，后来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既可以是四十天，也可以是四十个星期，或者四十个月，甚或四十年，重要的是那些人不得从隔离区离开。部长先生，现在该决定把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为此事专门任命的后勤及安保委员会主席说；这个委员会负责运输和隔离那些患者并为他们提供给养；眼下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供选择，部长问道；有一所精神病院空着，正等着派用场，有几座军事设施因为最近的军队整编而弃置不用，有一个工业品市场已经提前竣工，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处于破产的超市；你的意见呢，这之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安全性而言，兵营条件最好；那当然了；但有一点不合适，就是军营太大，看管关进去的人既困难又费钱；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至于超市，可能会出现种种法律方面的障碍，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需要考虑；那么，工业品市场呢；部长先生，至于这个市场，我认为最好不予考虑；为什么；因为工业界肯定不会高兴，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数以百万计；这么说就只有精神病院了；对，部长先生，精神病院；那么，就定在精神病院吧；另外，从各方面看，精神病院条件最好，除了四周有围墙围得水泄不通之外，还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由两排房子组成，一排供真正的失明者居住，另一排可以住被怀疑受感染者，两排房子中间有块地方，姑且称为无人地带，那些在被看管期间失明的人可以穿过无人地带和已经失明的人住到一起；我看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部长先生；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派人指挥他们转移，而我想我们难以找到志愿者去做这种事；部长先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说看；如果一个被怀疑受感染者失明了，当然，这迟早会发生，那么请部长先生相信，其他人，就是那些还能看得见的人，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说得对；同样，如果一个已经失明的人想换地方，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进去；想得好；谢谢，部长先生，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吗；好，你可以放手去干了。委员会立即全速高效地运作起来。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已知的全部失明者，还有一些可能的受感染者，至少是在这次特别对失明者所在家庭和行业进行跟踪调查的闪电行动中确定并找到的可能受感染者。首先被送到闲置的精神病院的是医生和他的妻子。精神病院由士兵守卫，大门开了一条缝，放他们进去之后立即关上。从院子的大门到房子的正门拉上了一条粗绳子作为扶手。你们往右边走走，那里有条绳子，用手扶着绳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台阶，台阶共六级，一位士兵告诉他们。进了建筑物内之后绳子一分为二，一股往左，另一股往右，军士大声喊着，注意，你们在右边。医生的妻子一面拖着箱子一面领着丈夫朝离门口最近的那间集体宿舍走去。这间屋子很长，像古代的病房一样，里边放着两排床，床本来上了一层灰色油漆，但现在早已开始剥落。被子床单和毯子也是灰色的。妻子把丈夫领到宿舍最里边的一张床上坐下，对他说，你不要离开，我出去看一看。还有几间宿舍，又窄又长的走廊，大概是原来医生们用的一些办公室，一个劣等饭食的气味尚未散尽的厨房，一个摆放着锌面桌子的大食堂，另外还有三个单人间，离地两米高的墙面从下及上塞了一层棉絮，再往上直到屋顶钉上了一层软木板。房子后面有一道废弃的围栅，围栅旁边的树木早已无人照料，树干的皮仿佛被人剥掉了。到处垃圾狼藉。医生的妻子回到宿舍里，看到一个半敞着的衣柜中有几件精神病患者穿的拘束衣。她来到丈夫身边，问道，你能想象他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吗；我想象不出来；她刚要说是一座精神病院，丈夫却先开口了，你没有失明，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对，说得对，我没有失明；我要请求他们把你送回家，告诉他们你欺骗了他们，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欺骗了他们；没有用，他们听不见你说话，即便听到了也不会理你；可是你看得见呀；暂时看得见，但完全可以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失明，也许在一分钟之内；你走吧，求求你了；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再说，士兵们也不会让我迈下台阶一步；我不能强迫你；是啊，亲爱的，不能强迫我，我留下来帮助你，帮助以后进来的其他人，可是你不能告诉他们我看得见；其他人，什么其他人；你肯定不会认为只有我们是这样的吧；这简直太疯狂了；大概是吧，我们这不是在精神病院吗。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一个接一个地被抓到，头一个是丢了汽车的人，随后是偷汽车的人，还有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男孩有所不同，母亲带他去医院，他是从医院被带走的。母亲没有和他一起来，因为那女人不像医生的妻子那样机灵，没有失明也说自己瞎了，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会说谎，即便谎话对自己有利。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宿舍，这里没有绳子可扶，手便在空中摸索着，他们必须以痛苦为代价学会生活。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戴墨镜的姑娘在安慰他，你妈妈很快就来，很快就来。因为戴着墨镜，那姑娘可能失明了，也可能没有。其他人的眼睛东张西望，但什么也看不见，而姑娘戴着那副眼镜，嘴里还说着很快就来，很快就来，仿佛她真的看见那失魂落魄的母亲正从门外走进来。医生的妻子把嘴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进来了四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小男孩；两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医生低声问；妻子把他们描绘了一番；医生说，这个我不认识，另一个嘛，根据你说的长相，完全像到诊所去过的失明者；小男孩是斜眼，那女人戴着墨镜，好像长得还算漂亮；这两个都去过诊所。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盲人们没有听见医生夫妇的谈话，大概以为除了他们便没有别人，再说刚刚失明不久，听觉还没有灵敏到超过正常人的程度。最后，好像谁都不肯舍弃一个有把握的地方而另找一个心里没有底的地方，于是都坐到自己撞到的床上，结果两个男人挨得很近，但他们并不知道。姑娘还在小声安慰男孩，不要哭，你会看到的，妈妈不会耽搁太久。随后是一阵寂静，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话了，声音很大，宿舍最外边的大门旁也能听到，我们这里是两个人，你们呢，几个人。忽然冒出的喊声让刚到的人们吓了一跳，但两个男人都没有吱声，那个姑娘答话了，我想我们一共是四个，这里有我和这个小男孩；还有谁，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呀，医生的妻子问道；我在这儿，一个男人嘟嘟嚷嚷的声音，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口；还有我，又是个男声，满心不快的样子；医生的妻子心里暗想，看样子他们似乎害怕互相认识。她看到此时这两个人眉头紧皱，神情紧张，伸长了脖子，好像在闻什么气味，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相似，威胁中都带有恐惧，只是一个人的恐惧和另一个人不同，威胁的神色也各异。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她想。这时候传来一个响亮而生硬的声音，听口气出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之口。原来声音来自他们进屋时经过的门上的一个扩音器。注意，这个词一连重复了三遍，然后开始讲话，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希望你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晚安。刚刚安静下来，就听到小男孩那清脆的声音，我要妈妈，但这句话说得毫无表情，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一句话说了一半后停止运转，现在剩下的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医生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命令说得清楚明白，我们被隔离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１岁的王金陵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果没错的话，溶洞的顶部应该是最薄弱的位置。”晖儿手中的白纸上满是数字和线条。莫炎和我抬头望了下洞顶，两人都有些疑惑。行进到这里一直是平行路线，那块巨石的上升高度加上溶洞的自身高度也不过只有三十多米的样子，但从山腰到山顶至少还有几百米，这与她俩的计算相差实在太大了。S收起电脑，左右看了看我和莫炎的样子，得意道：“打打杀杀算你们强，算算画画可就不在行了吧？前面的通道是缓坡加曲线回旋结构的，走的时候不觉得，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往高处走。”晖儿笑着接道：“照哀牢山的资料，这个溶洞是在卫峰峰尖上，综合土司府的海拔、通道的长度坡度、巨石高度和溶洞高度，对比卫峰海拔高度，洞顶的厚度就很清楚了。”莫炎一脸头晕的摆了摆手：“复杂，说重点。”S眨了眨眼，指了下巨骨的位置：“那块大骨头的位置是洞里最高的，按晖儿的计算，那里的洞壁只有五米左右。”“不可能！”我和莫炎差点跳起来，承受十多米巨骨悬挂重量，五米的洞壁早就该坍塌了！S满是不以为然：“古代人缺钙咯，骨头缺钙密度小。”一句话让我有些突发奇想，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掷在了巨骨上，发出梆地一声脆响。莫炎眼中一亮，身子直蹿了过去，抬手将一团灵火没入巨骨，又奇迹般地从另一边冒了出来。我一阵暗喜，冲莫炎点了下头，两片圆盘轮锯突地飞向巨骨下端。金属声骤起，粉尘飞舞下巨骨被生生切开，不多时接近地面的部分已被轮锯截断。莫炎低头向内望了望，身子一晃，消失在了巨骨之中。一会，空洞的声响从巨骨内传出：“里面是空的，可以通上去。”余下三人挨个钻入巨骨，在手电的照射下，一根银色长索垂在其中，向上望去，莫炎的身影早已消失，这家伙的身手果然不是一般的敏捷。手拉长索，脚蹬边壁，攀爬许久，头顶终于露出了一点光亮。我急急将晖儿与S托了上去，在莫炎的拉动下一翻身跃上出口，还没立定，便觉得脚下一空，身子斜斜地倒向一边。一根银色绳索飞来，卷在腰间，莫炎一把将我拉回站稳，这才发现，我们竟是站在一棵巨大的树木上！……热水澡和咖啡的确是消除疲劳的最佳组合，如果不是莫炎那双冷眼盯着我，真想闭眼好好享受一下。门铃响起，晖儿和S一头冲进房间。或许是因为疲劳的缘故两人的脸色有些苍白，S一言不发地接上电脑，点开窗口，一副诡异的照片出现在面前，淡墨画似的青黑鬼脸勾勒在一片黄白的底色上。“山鬼巫！”莫炎斜倚的身体立即绷直，“在哪拍到的？！”晖儿看了看S，脸色愈加苍白：“就在刚才，印在S的后背上……”她俩的表情和莫炎的异状，似乎都在预示着这张鬼脸的不祥，可我在S身上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不妥，也没有类似虚灵的东西攀附着。莫炎沉着脸走到S面前，摊开右手，掌心弹出一撮淡色的火苗，三只碧色螳螂渐渐出现。只见他左手食指在右掌上虚画一圈，凌空一点，那三只碧色螳螂摆动刀臂互抱成一团，一混一散，立刻凝成了一只巨大的紫色螳螂。“坐着别动。”莫炎的声音充满了寒意，右手一招，紫色螳螂直扑S，倏然消失在了她的头部。S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根紫色的虚气飘袅地自头顶慢慢延伸，没入她的颈下。“噗！”毫无任何征兆，左胸的衣服凭空染上了一滩拳大的紫色痕迹，继而迅速淡化消失。一直安静坐在那里的S此刻才发出了一声猛咳，一股灰黑色的雾气从口里喷出，消失在空气之中。“你俩到底碰到了什么？”见莫炎回身坐下，我这才问道。S喘了几下，平静片刻，慢慢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在溶洞中，S发现匣子里的那段白骨上刻满了不规则的凹槽。凭着设计师特有的空间感，她意识到这些凹槽的分布隐藏着某些秘密，在电脑上粗略勾画了一下，便暗自有了想法。因为她和晖儿的分析计算让我们得以安全离开溶洞，这使得好胜的S并没有立即道破就里，而是私下和晖儿商议着要让我们大吃一惊。回到玉溪市的宾馆里，S从服务台要来一瓶墨水，调和了淡墨之后，均匀地涂满了那段白骨，接着在纸张上滚压，很快便印出了几个字符。晖儿则在绢画上找到了一些线索，过于平直的山脉，异于常规的落日，弯折古怪的河流加上一截斜插突兀的山梁，似乎组成了了某个汉字。在她大致解说之后，S直接手绘出了一个草图，将山脉、落日、河流、山梁按笔画拼接成了一个奇怪的汉字。上面一横，下面右边是一个“日”，左边是一个“匕”，这么古怪的汉字两人从来没有见过。几番思索之后，窗口映入的晚霞提醒了她们，落日又叫作夕阳，把“日”换作“夕”便拼成了汉字……“死”？！血红的晚霞映照下，两人对这古怪的白骨和绢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收拾起东西准备拿到我们房间里商议。可就在S拿起白骨的时候，骨头的一端射出一团黑色的东西，虽然毫无感觉，但却直直地击中了S的左胸。在一阵惊恐之后，晖儿查看了一下S的身上，在她后心的位置发现了刚才那个青黑色的鬼脸。这下两人全傻眼了，晖儿冷静了一会之后便用相机拍下了鬼脸，和S一起忙不迭地冲到了我和莫炎的房间。莫炎叹了一声，返身从包里取出个木质小盒，从盒内拿出一瓶药粉递给S：“用筷子挑一点，和着中指的一滴血吞服。”“哦，这是驱鬼的药？”S茫然道，山鬼巫这个古怪的名字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你中的是哈尼族的山鬼巫，如果鬼脸长出手脚就会死。”莫炎摆摆手，“紫竹螳破蛊在行，但对巫却只能靠爆体保住你。”虽然大家对莫炎的话半通不懂，但也大致明白情况：山鬼巫虽然暂时被控制住了，可S的性命依旧有危险。晖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的文字图案正是S用墨汁拓印出的，可那些古怪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山鬼引路，活命靠树。”莫炎端详着纸上的文字道，“是古滇文。”“怎么又和古滇国扯上关系了？”脑袋开始发胀，我多少有些火，“你说的小事现在牵出来一堆怪事，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莫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可没让她们跟来。”不近人情的一句话冲得我火冒三丈，但又没法发作，当初出发时莫炎的确不想带她们来，却拗不过我们的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的。“快死的是我，你俩废话什么？！”S忽地站了起来，冲着莫炎道，“别管跟什么有关，先告诉我接下来该干嘛！”“山鬼巫会引路，找到活命树就有救。”“活命树？那是什么树？”“只有山鬼知道。”“山鬼怎么带路？”S一脸死不瞑目地追问道。莫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它会告诉你。”S跌回座椅，听鬼说话的感觉闻所未闻，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不好受。一阵幽幽的响声传入耳中，但却不能分辨清楚，我发现S的脸色刷地白了，眼睛不断地在众人间闪动，嘴唇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猛地，她抓过一旁的纸笔，快速地记录着什么，但一会又丢开，径直坐在那里发起呆来。屋内一片死寂，刚才我听到的声音一定是山鬼巫造成的，而这种区别于虚灵的东西已超出了我听风能力的范围，只有S才知道山鬼究竟说了些什么。“古滇国，金印，四牛，吊人……”晖儿捡起S丢在地上的纸张，轻声读出上面的内容。“山鬼要我去找滇王金印、四牛贮贝和吊人长矛，再按照它们的指示去做。”S幽幽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这些东西应该都在博物馆。”晖儿探询地望向我，“上次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不是正好碰上博物馆巡展这些文物吗？”“那是假货。”莫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好像对云南的一切都很了解，连国内最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断言真伪？”文物巡展我和晖儿都亲眼见过，我对莫炎的武断十分怀疑。“瞎猜可没意思。”莫炎甩了一个白眼，“我本来就在云南长大的。”虽然多少有些惊讶，但对莫炎的身世我并不怎么关心，至少就目前看来他并非刻意将我们引上死路。“山鬼之前说过一个地名，这三样东西都在那里。”S好像恢复了一些，话语平静了许多，“晋宁石寨，我记得地图上标注是在玉溪附近。”“晋宁县石寨山？”我和晖儿不可思议地异口同声道。这两人的话实在匪夷所思，被莫炎说成假货的那些古物正是在石寨山的古墓里发掘出来的，记得展览当日还曾看到过那时的照片。“阳穴阴墓。”这该死的莫炎不失时机地丢了个炸弹出来，我脑袋嗡了一下。他所说的阳穴阴墓起源于战国早期，到了西汉晚期便不再被应用。这是一种镜像式墓葬风水局，先选定一处毗邻水流的山脉葬地开挖墓室，构建完工后以墓室主线为准，在水流之下挖建一个格局完全相同的墓室。墓主死亡时，选一个生辰八字与他一样的人，用葬土闷死，葬在山脉墓室，而墓主则葬在水下的墓室。山脉墓室的陪葬品是完全仿造水下墓室内的，并依照相同礼仪规格下葬。挖建墓室的工匠也在下葬时一并被杀死，尸体被溶作尸水分别浇注在两个墓穴的封口处。山脉墓室称为阳穴，水下墓室称为阴墓。墓葬风水中死者为阴，葬地为阳，这种做法是让阳穴葬者滤去葬地生气中过盛的阳气。由于两个墓室做成了镜像一般，所以阴墓葬者能够完全吸纳阳穴阴墓两个葬地的生气。这在墓葬风水中是极为苛刻阴损的做法，不但选人选地要符合条件，而且工程浩大杀人无数，因此很快就被后来的风水堪舆者所封禁了。莫炎所说的正意味着之前发掘的石寨山古墓是阳穴，里面的陪葬品自然就是复制品，真正的金印等物则应该还保留在阴墓之中。“石寨山附近就只有一个滇池。”我望了莫炎一眼，“你意思是我们做回盗墓贼，去挖阴墓。”“照别人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莫炎的回答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嘀嗒的音乐声响起，S看了看手机，犹豫了下，跑到一边接听起来。莫炎的脸上始终不露声色，也不知他现在有何打算。无论我和他说什么，得到的总是肯定或否定语句，不管之前他是听谁说的墓葬局，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去冒险挖掘滇池阴墓。我突然发现和莫炎来云南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死小林子，我忙着呢，没空多废话。”S声音高了八度，啪地挂断了手机。林岳那小子的电话打得真不是时候，之前对付穷奇的时候这家伙伤了元气，莫炎关照必须静养，所以这次云南之行他也就没跟来，现在看来倒是造化一件。“我出去准备些东西。”莫炎看了看时间，丢下一句话便自顾走出了门外。“亦凡，刚才莫炎说的阳穴阴墓是什么意思？”晖儿扶着兀自伤神的S向我问道。我大概地将其中因果缘故说了一遍，两人都被这种诡异的墓葬格局震惊不少。“山鬼要我找的东西也就是那阴墓里的陪葬品？”S问道。“应该是的，目前我也只能估计个大概。”我如实地回答道。“亦凡，那个阳穴阴墓的确很诡异，但看你刚才的脸色吃惊的应该不止是这个吧？”晖儿敏感地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担忧。“嗯……”脑中混乱的思绪略微平息了一下，我迟疑地道明了顾虑：“阳穴代表的是阳间，阴墓代表的是阴间，而且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四、滇池阴墓“老凡，你可别糊弄我，真没啥事儿？”“有事我还不告诉你啊，别隔着几千里地在那里胡猜。”“靠，她那会的声音听着就不对劲。”“没电了，不多啰唆，我肯定把她活蹦乱跳的带回就是。”挂断通话，顺手关了手机，我冲身旁的晖儿苦笑了一下，前座的S刻意地将头偏向窗外，装作在欣赏路旁的景色。刚才的电话里，林岳操着半仙算命的口气刨根问底，搞得我只能匆忙搪塞最终关机了事，真不知道这小子伤了哪份子元气，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楚似的。莫炎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完全不关心车里的气氛变化。他也的确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弄来辆越野吉普，车厢里横着两把立式双管短柄猎枪和两排子弹带。“嘎”，车子停在了市郊的一处树林里，莫炎打开车门示意大家下车，随手拎过猎枪竟丢给了S和晖儿。“是准备打几只野味作干粮吗？”我从晖儿手里拿过猎枪，入手的感觉似乎比想像的要轻。“学开枪。”莫炎一把拿过我手中的猎枪。“是教我俩怎么用枪防身？”S看了看手中的猎枪，大概明白了莫炎的用意。“这枪改装过，后座力小。”莫炎端起猎枪作了个极为标准的瞄准动作，砰地发了一枪，面前树上立刻应声掉下一只山鸡。在莫炎的指导下，晖儿和S也试着瞄准开枪，两人十枪之内也打下了两三只山鸡。虽然准头不怎么好，但至少熟悉了猎枪的基本使用。莫炎点了点头，拣起地上的山鸡，返身上车招呼大家出发。“再练两次我们的枪法肯定会更好。”刚才的射击训练似乎激发了S的情绪，她的表情也开朗了许多。“嗯，呵呵，感觉还不错。”一向文静的晖儿似乎也很激动。莫炎发动了车子：“这枪近距离不用准头的。”这话听来有些奥妙，我连忙发问，却被车子的轰鸣盖住了语声。莫炎从后视镜望我一眼，嘴角歪了歪：“猎枪可以自保。”……驶进滇池的云南民族村，莫炎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座边缘的小屋，将车子停靠在了一边，提起枪袋领着我们走进屋内。“这会人多，晚上开工。”莫炎站在窗口望着夕阳道，“先计算一下阴墓的位置。”S打开电脑，选出滇池和石寨山的地图，晖儿则在一旁的电脑上罗列起数字来，不多会滇池地图上便标注出了一个精确的地点——那便是阴墓的封口。“阳穴离地七丈七，阴墓隔水五丈六。”我回忆着书稿的记载道，“滇池最深处是八米左右，那阴墓离地面至少有二十多米。”“进墓道的事情有我。”莫炎明白了我的意思，摆手道，“这个不必担心。”……深夜，一行四人轻装出发，自小屋潜行到了滇池边。天空中的繁星映在水面之上微微晃动着，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今晚的北极星十分的耀眼，闪亮的光芒将周遭照得通亮，甚至连平日里从未见过的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之前计算好的位置，这是滇池岸边一处凸起处，池水半壁环抱着堤岸，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蓬然生长着。夜色中，我看到莫炎的眉头似乎皱了皱，但很快便恢复了冷漠，双手轻缓地挥舞了几下，面前出现了一只庞大如象的巨兽。那巨兽像是只放大版的鬣狗，但看来却十分的温顺，莫炎呼喝声中，巨兽张开大口飞速地将我们逐一吞进了肚内。“原来是遁鬣，亏你想得出这种办法来进墓道。”我摇头对莫炎道，四人此刻正处在遁鬣的腹内，却并不觉得拥挤，透过几乎透明的躯体外界的一切尽收眼底。遁鬣，是虚灵中极为少见的一种，可以借助五行进行隐遁，速度极快，古书中曾有记载仙人乘犬日行万里指的便是它。土壤、根茎、石块、碎物不断地在眼前掠过，遁鬣的速度比车子行进还要迅速，我忽然发现，在黑暗的地下我们竟然可以完全看清周围，一旁的S和晖儿也在指点着小声评论地下景观。“遁鬣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切。”莫炎提醒道，“到了地方静观其变，不要乱动。”大家各自顺从地点了点头，这只神奇的虚兽就是我们潜入地下的坐乘，冒然出去并非什么明智之举。随着眼前景物的变换，莫炎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吼声，遁鬣的速度一缓，开始小心地慢行起来。耳边传过一丝难以识别的声响，我极力分辨着声响的来源，却发现S的表情开始僵直。“到地方了。”S声调怪异地说道，“山鬼要我们死着进去，活着出来。”山鬼的说法有些离谱了，死着怎么进去？我脑中迅速搜寻着可能的答案，却没有发现莫炎在一旁忙碌了起来。“啊～～”晖儿和S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两人身上不知怎么竟遍布着鲜血，莫炎血迹斑斑地站在一边。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堆腥味十足的东西便搂头盖脸地丢了我一身。“鸡血可以掩去生气。”莫炎手下不停地抛过几只山鸡的尸体，那些被射落的山鸡此刻已被开膛破肚，残留的鸡血在抛动中溅了众人一头一脸。我点了点头，默认了莫炎的说法，S和晖儿顺从地将身上的鸡血片片抹开，抹到脸部时两人不由都有些作
过来在地上抹了把卤汁，细细闻了闻，“这东西是夜里的妖魔哈，月牙子到山边，黑曼陀罗的香气会让人睡瞌睡，打雷都不得醒唷。”昨晚模糊的记忆结合莫炎老田的推断，那搬头尸在害死岩虎之后，还曾将目标锁定在我身上，无意间却触发了驭金的自然反应，便匆忙夺回短剑并布下疑局企图一石二鸟。奇怪的搬头尸不但懂得用黑曼陀罗的药性使人昏迷，还有着匹敌人类的智慧，而身体里的这把古怪短剑显然对它十分重要，这一切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短剑是啥地方来的？”老田发现我手中的短剑，眼睛亮了一下，“搬头尸身上的？”我点头默认，将短剑递了过去，老田眯缝着眼睛端详着。出于好奇，其余人也在一旁围看了起来。短剑是一字形剑格，剑柄铸成古滇常用的战鼓形，及刃近格处装饰着浮雕。剑柄上雕着一个头顶倒立战鼓的人像，一对环眼怒睁着，阔张的大口间露出两排利齿，两耳佩带着硕大的耳环，一手持刀，一手提着人头。老田在手中翻弄了几下短剑，小心地捏住剑柄处的战鼓形装饰，微微用力一拔，一把细窄的刺刃应声而出。莫炎见状一愣，向老田讨过刺刃，端详了片刻又放在鼻尖闻了闻，眼中竟闪过一丝讶异。这古怪的短剑居然是罕见的双套刃，大学时曾看过冷兵器的介绍资料，少数民族的武器习惯多数都以奇门见长，但这种暗藏刺刃的做法却很少有过记载。猎户出身的老田熟悉云南传统冷兵器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莫炎应该多少也知道些此间的渊源，他眼中的讶异勾起我莫大的好奇，手下不由自主地去拿那把刺刃。“小心你的手。”莫炎冷冷的说道，“这东西一向是有毒的。”“什么？”“你说啥？”我和老田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老田的语气似乎有些过分惊讶了，他知道短剑的机关，却怎么不知道刺刃的蹊跷？“你说啥？莫炎兄弟，刀上是啥毒哈？”老田继续追问。“主味黑乌头，次味黑曼陀罗。”莫炎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老田。“上山莫遇搬头尸，打仗最怕割头剑。”老田忽然感慨地叹道，“老汉活了六十多咯，今天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你懂刑天猎首剑，就该知道这刀有毒。”莫炎的言语中有些质疑。“不是老汉不知道哈，实在是不敢相信这就是那割头剑。”老田脸上一片担忧。“我也不敢相信。”莫炎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没人相信那个传说。”两人一唱一和的对话简直就是在演出悬疑剧，余下的三人在一边早已听得不知东南西北，尤其是没有满足好奇心的我，在被莫炎制止后对那奇怪的短剑更是心痒难耐。“两位能不能抽空给我们这些异乡人解释一下？”我按捺不住了，“搬头尸、刑天猎首剑、没人信的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讲故事还是让老田来吧。”莫炎耸了耸肩膀，把地上的袋子归拢到了一边。老田闻言笑了笑，示意大家在一边坐下，手中拿起短剑和刺刃，一段古老而又诡异的传说揭示开来……古滇时期，兵种大致分为骑兵、步兵和弓箭手，战场上配合得当兵马骁勇，算得上是百战百胜。但在一些棘手的战役中，除了这些常规兵种外有时会出现一支神秘的队伍。这支队伍共有七十二人，很少公开露面，一直单独行动。他们所戴的头盔是用树干雕成的，外蒙象皮，只露出两只眼睛。作战时手持古怪的短剑，专门割取敌人的头颅，并将这些头颅风干，用炭火烘培缩小后悬挂在腰间作为饰品。队伍只受命于滇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和姓名，据说是上古刑天一族的后裔，因此被称作“刑天营”。虽称作后裔，但与忠厚勇猛的刑天不同，狡诈狠毒不择手段，身手如猿猴般敏捷，十分擅长在丛林中突袭作战。古滇国的兵力、文化、物产都具备相当的实力，可滇王的统治疆土却并不大，面积与毗邻的夜郎国相比只算是边陲的小国而已。滇王似乎没有什么野心，对国土扩张也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十分看重滇国内部的统治，对来犯和内部侵扰的民族势力一向是斩草除根。游弋在古滇国境内的昆明族擅长马术和游击作战，这个古老游牧民族向来是滇王的心腹大患，多次围剿作战都是无功而返。盛怒之下滇王发出格杀令，指派刑天营围剿昆明族。一个大雨瓢泼的日子，昆明族的营地遭到古滇骑兵突袭，双方激烈交战一阵后战场渐渐移向附近的树林。战斗正酣，古滇骑兵突然露出败象，纷纷逃入树林，昆明族人一阵狂喜，乘胜追击地随后跟了进去。大雨使得地面泥泞非常，树木和雨水的影响令视野变得十分的模糊，马匹不断滑倒，昆明族人隐隐觉得有些不对。正当他们想要退出树林，却惊恐的发现队伍中不少人的头颅已不知去向，马匹上端坐着的全是无头的尸体！有几个胆小的立刻策马向树林外逃去，可还没跑出多远，便被树上跳下的几个怪人割去了头颅。原来这是刑天营头目设下的圈套，先前的古滇骑兵只是引诱昆明族人进入树林，擅长丛林战的刑天营则埋伏着暗中将其歼灭。昆明族首领很快明白了一切，于是将剩余的人聚集在一起，挑选了几个勇敢的族人四处跑动，引诱刑天营现身，队中的弓箭手则伺机射杀。雨水、鲜血混作一片，地上满是尸体残肢，树林里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在昆明族人的奋力厮杀下，刑天营死伤殆尽，最后一个营众被活捉，但昆明族也只剩下了首领、他的兄弟和一名族人。正在他们审问这名营众的时候，刑天营头目悄然出现在身后，杀死了那名族人，并挟持了昆明族首领。首领的兄弟来不及救助兄长，便挟持那名营众与刑天营头目交换人质。双方各不信任，都不肯先放人质，最终只好约定一齐交换。就在双方准备交换的时候，昆明族的首领却突然按住架在脖子上的短剑割颈自尽，首领的兄弟又惊又怒，当下杀死营众扑了上去。经过一番苦战，以一条手臂为代价，他终于刺死了刑天营头目。在查看尸体的时候，发现在兄长的肋下有一个血洞，原来昆明族首领被刑天营头目用短剑上的刺刃暗中刺穿了的肺部，自杀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陷入绝境。悲痛之下他骑马返回营地，却看见古滇骑兵正在大肆屠杀剩余的老弱妇孺，孤身重伤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昆明族惨遭屠灭。无比的怨毒染红了他的眼睛，只身返回树林后他割下了所有刑天营营众的头颅，并全部敲碎。随后剖开自己的胸膛，用鲜血布下了昆明族古老神秘的诅咒。古滇骑兵在屠灭昆明族人之后，全队返回接应刑天营。走进树林却只看到昆明族战士的尸体，正在狐疑之际，一群无头的尸体从四面蹿了出来，用双手生生搬去骑兵们的头颅，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余下的骑兵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回城内。滇王闻讯立刻派出大祭巫率队前往查看，大祭巫在探明缘由后确定，那些顶着他人头颅的无头尸全是刑天营营众，是被人下了诅咒。但大祭巫无法破除这怨毒十足的诅咒，拼尽性命之下消灭了大部分无头尸，余下几具则受创四散逃走。……“照说当事人都死光了，那这个传说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惨烈的传说虽然惊人，但我却心存疑问。“所以没人相信这个传说。”莫炎答道，“今天之前我也不信。”“是咯，有人说树林里的昆明族有人活下来哦；也有人说是大祭巫作法的时候看到了经过哈。”老田叹道，“不过，这一直都是传说咯，不是这把短剑，老汉也不敢相信撒。”“刑天营专用的刑天猎首剑。”莫炎将刺刃插入剑柄，“刀上的毒会使人麻痹流血不止。”“换作我也会自杀的。”S喃喃地拿过莫炎手中的短剑，似乎还沉浸在传说的氛围中。肺部被刺破，体内流血不止，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半小时内窒息而死，死时痛苦不堪。这样的境遇之下也许自杀是最好的解脱方法。不过，似乎这个传说并不仅仅是惨烈那么简单。“逃走的无头尸有几具？”看来晖儿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你们好像很怕这个传说。”“莫要问，也莫要讲咯。”老田一副害怕的样子，“烧了搬头尸，各走各的路咯。”“嘿嘿～～”一阵阴森的笑声在屋内响起，众人听得浑身一颤。虽说屋外阳光明媚，但在传说那诡异的氛围下，突然出现这样的笑声，实在让人不寒而慄。循着笑声，我和莫炎的眼光一同指向了放置岩虎尸体的袋子。莫炎迟疑了一下，上前解开袋口，岩虎的头颅咕噜一声滚落在了地上。“嘿嘿～～”头颅滚了两下，竟阴笑着开口道：“自杀吧，别想了，死比活着好。”我下意识地挡在晖儿和S的身前，身边人影一闪，莫炎已并排站立过来。老田的铜炮子猎枪早已举了起来，但却不住地颤抖着。“刑天猎首，无人生还。”头颅继续阴声道，“快自杀吧，免得我动手。”“就凭你这个死人头？”S冲头颅大声道，“你有手能动吗？大言不惭！”没想到S会冒出这么一句，原本紧张的众人都有些忍俊不禁。头颅似乎被激怒了，脸部涨满血红：“不是首领吩咐，你们早该死绝了！”首领吩咐？心里一闪，难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令莫炎和老田害怕的部分？“还有一句废话可以说。”莫炎冷冷道，“在我抽掉你的鬼丝蚕之前。”头颅一愣，双眼难以置信地望着莫炎，一时间失去了方才那嚣张的气焰。“说出首领同伙的位置，我可以考虑放你。”莫炎继续道，张开的十指上飙升出三寸多长的条状灵火。老田活见鬼似的看着莫炎，又望望我们，嘴唇哆嗦了两下，身子开始向墙边靠去。“你……你会法术？”头颅畏惧地看着灵火，眼珠不住转动着。莫炎并不回答，脚下迈步逼近，十指的灵火像灵蛇似的摆动了起来。“别抽我的宝蚕……”头颅声嘶力竭地叫道，“我说……我说……”停下脚步，莫炎冷冷地望着它，手中的灵火却没有收回：“在哪里。”头颅泄气地叹了一下，看着我们道：“你保证守信，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这家伙在耍花样！”我隐隐看到它的颈部有几丝血红的东西在伸缩蠕动。喊声未落，那头颅猛一张口，几道血色细丝飞速喷出，直射莫炎的面部，那方向似乎是冲着口鼻而去的。莫炎身形一矮躲过，抬手抓住细丝，上前用脚踩住了头颅，灵火沿着细丝钻入头颅，双手并用不住地抽卷着。嘶喊中头颅脸上暴起根根紫黑的血管，眼珠和肌肉迅速干瘪了下去。莫炎一振臂膀，细丝应声扯断，手中灵火呼地将一卷细丝烧尽。“喀嚓”，干枯的头颅四下裂开，碎块间一条黑色的蚕虫不住地扭动翻滚，不一会便渐渐僵直了。“越人鬼丝……”晖儿惊讶地问道，“难道那时大祭巫做了什么？你们害怕的……”“大祭巫消灭了好多无头尸咯，法术用尽，后来只能用神虫术。可哪知道神虫居然被无头尸收掉，白白地丢了性命咯。”老田颤巍地说道，“老汉人老眼花，没看出来几位都是高人哈。”“老田，别害怕，我们不是高人，当然也不是坏人。”S对老田安抚道，“我们只是懂点法术，来这里是为了办些事情。”S倒也机灵，原本复杂的事情在她几句话之下倒也解释的简单明了。莫炎友好的拍了拍老田的肩膀，转身用灵火处理起尸体和鬼丝蚕来。“搬头尸里都有鬼丝蚕？”我靠近莫炎问道，“你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莫炎手下不停，口中答道，“它们身上的鬼丝蚕不太好对付。”“好在只出现了一具搬头尸，你也不必太担心。”我安慰地笑了笑，“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就是。”莫炎回头看着我，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除非杀了我，否则走不掉。”“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干嘛要杀你？和离开这里关系吗？”“鬼丝蚕彼此间有感应。”莫炎看了看自己的手，“它刚才是想留下讯号。”“你手上有鬼丝蚕残留的信息，那些搬头尸就会一直追着我们？”我心中一凛，“灵火去除不掉？”莫炎点了点头，伸出右手，手掌上有几丝痕迹隐约地闪着红光，我知道在一般人眼里是看不到的，这便是鬼丝蚕留下的某种讯息。“还有多少搬头尸？”既然抛下莫炎绝不可能，那我就必须知道对方的实力。“传说中逃走的搬头尸有六具。”莫炎沉思道，“我没把握同时对付五只鬼丝蚕。”“S不是用枪解决过两只吗？”我突然想起阴墓中的滇王，“只要打碎它们的头，就可以消灭。”莫炎看了下S，叹道：“公孙杀的是有头尸。”似是而非的回答弄得我不知所以，一时间已无从问起。看着我一脸不解的样子，莫炎起身拍了我一下：“对无头尸来说鬼丝蚕就是它们的脑子。”十、苦聪蛛衣一种挥拳的冲动在心里冒了出来，如果不是衡量了一下格斗方面我和莫炎的强弱，也许此刻莫炎的鼻梁已经歪在了一边。一连串的对话下来，原本的疑问没有解决，反而却增加了更多的谜团，这就是询问莫炎的结果。“以后谁要是不懂‘惜字如金’这句成语，最好让他和你聊上几句。”我讥讽地说道，“而且那人还能同时领会什么叫‘越描越黑’。”莫炎被我说得一愣，似乎没有明白我话中的含义，直到瞥见一旁S忍俊不禁的样子，他才有些醒悟地看了我一眼，回答居然没有超过六个字：“你有理解障碍。”他这话一出口，S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原本满腹怒气的我一时被弄得哭笑不得。“莫炎说话的风格就是这样，我们也都该习惯了。”晖儿忍着笑解围道。“按这个风格下去，有事都说不清，等我理解话里的意思估计早就没命了。”我没好气地说道。“刚才听你们对话的意思，搬头尸还有五具，而且其中一具是当年的刑天营首领。”晖儿眨了眨眼道，“莫炎被鬼丝蚕做了记号，那些搬头尸会尾随而来，他却没把握同时对付。”莫炎点头默认，眼睛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下，转又注视着继续说话的晖儿。“鬼丝蚕本来寄生在人脑中，吞食宿主思想复制施术者思想的媒介体。”晖儿的语速缓慢了下来，“而对于没有大脑的搬头尸来说，鬼丝蚕则变成了它们的大脑。”“找不到大脑的鬼丝蚕会被宿主体内信息同化。”莫炎破天荒地词句慷慨起来，“施术者的思想会消失，鬼丝蚕继承了搬头尸的思维。”“难怪那个大祭巫失算了。”S做恍然状道，“那搬头尸盗割人头就是为了喂养鬼丝蚕？”“没有大脑的情况下是这样。”莫炎继续话多道，“按鬼丝蚕的习性，七天就需要一定的养分。”三人的对话严丝合缝，逻辑竟比我俩之前的对话清晰数倍，我对自己理解能力的自信开始动摇了。“正常情况下，鬼丝蚕可以通过消灭宿主大脑的方法解决。”我忍不住加入了讨论，“搬头尸是个特例，所以只有按照刚才的方法才能消灭？”莫炎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你还有药可救啊。”屋内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次连莫炎也不禁露出了笑意。“不好意思咯，老汉打搅一下哈。”许久没有出声的老田凑上前来，“几位都会法术，这搬头尸就靠你们降服咯，没啥事情老汉先走咯。”话一说完，他便急急向门外走去，人影晃动中，莫炎却挡住了去路。“刚才是你开的枪。”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搬头尸的信息不会漏掉这一点。”“啊？！”老田脚下一软，险些坐在了地上，“那咋办？老汉不晓得会这样啊。”莫炎的作法虽然有些生硬，但的确是为老田着想，如果现在放他单独出去，一旦被剩余的搬头尸撞上，只怕是会死得十分难看。“老田，反正大家都是顺路，不如你就跟着我们。”S爽快地说道，“等解决了搬头尸，你自然就安全了。”这口气虽然有点大，不过也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况且附近的地形老田比我们熟悉，多一个老猎户做向导对事情的进展确实帮助不小。“先洗洗手吧，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商量。”晖儿端来一盆水，我们这才注意到收拾残局时，大家的双手都已污秽不堪了。双手浸入水中，粘腻肮脏顿时被清凉柔和的感觉所取代。我在盆里搓动着手掌，尽力享受着这种舒适。眼前忽然闪过几个黑影，我的大脑像被电击了一下。悉窣的耳语声、快速散去的身影、浓重的花香，不断交织重叠的残破画面有如老旧的电影片断一般掠过。“哗……哐当！”我诧异地收回双手，用力过猛之下水盆被打翻在地，污水溅了大家一身。“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我急切地向晖儿问道，一旁正要91九色国产PORNY首页
作：拇指与中指对捻，凌空轻点了一下。“我这朋友有些嘴碎，请多原谅。”我上前一步道，“不过，您下手也未免太狠了点。”耿婆比划的方位正是我们站位的伤门位，虽然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但可以肯定她用的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术法。“田然那个老家伙教出你们这样的徒弟，也真够丢人的。”耿婆满脸不屑地说道。“靠，真够黑的。”林岳从地上跳了起来，手中捻着一支金针，“曲池穴能乱扎针吗？！”“哦？”耿婆的眼中露出一丝讶异，双手又开始动作起来。“林岳！”我招呼一声，面前扬起一片金属细网，一连串细细的响声传来，地上落下了无数细小的金针。“乖乖，还来～～”林岳的身边盘着一些错落的树枝，那上面也星散地插着一些细针。这个耿婆果然不善，从刚才那怪异的隔空施针手法来看，刘德柱老婆身上的逆门拾骨很有可能是她的杰作。“听风驭金，布荫缘木？！”耿婆似乎发现了什么。嗯？她怎么会知道我和林岳的来历？！我和林岳互递了一个眼神，身子挡在了晖儿和S的前面。“虽然不同门，但也算是同宗了。”耿婆脸上稍显平静了些，“刚才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省得田然那家伙说我欺负小辈。”“您和老田是……”晖儿试探地问道。“那老家伙和我算是同门。”耿婆对老田有什么仇恨似的。“您也是筑壤一派的传人？”我和林岳不由有些怀疑，这一切变化得实在突然，虽然耿婆表现出的修为与老田有些类似之处，但她的话却无从佐证。“田然给了你弱水铜壶，应该也教过你弱水三千诀吧？”耿婆查觉了我们的疑虑，“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别在腰间的铜制水壶的确是老田在玉龙雪山交给我的，为了对抗莫曹的朱雀他也教授了我弱水三千诀，这口诀是配合着铜壶使用的，而且是筑壤一派密不外传的术法。不过……耿婆抬了抬右手，四指弯曲依次重叠，拇指紧贴在四指上，冲我微微一笑，没有多言。“之前所遇到的事件太过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处处当心。”晖儿见我露出了肯定的神色，便柔声向耿婆说道，“对您老有所冒犯，请不要见怪。”“怎么？田然出了什么事情了？！”耿婆从兜里掏出一个玉件，在地上随意画了几下，手指轻巧地点着画好的图案，不一会便僵在了那里，眼中滚滚的泪水落了下来。“他有什么话留下吗？”耿婆木然地问道。“这些说来话长，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进屋细说吧。”我渐渐有些明白耿婆和老田的关系了。耿婆点点头，转身走向小屋，原本轻巧的步履此刻显得有些蹒跚，晖儿和S乖巧地上前搀扶着她，众人一并走进屋中。……“饲虚一派的那个忤逆小子！”耿婆恨恨道，在座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她身上隐隐涌动的杀气。我简要的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和耿婆做了个交待，并且显著地将幕后的那个神秘力量突出描述了一遍，虽然这其中大多是我和老田当日的揣测分析。耿婆的情绪很激动，这和她的火暴脾气倒是十分吻合，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她对那个神秘力量的看法却十分独到。“你说田然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是不是？”耿婆问道，“记不记得，这些痕迹都在什么地方？”“起先只看到前胸、后背、掌心和头顶近额处的痕迹。”林岳回忆道，“后来我脱了他的鞋子，才发现脚心上也有。”“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有这么大能耐。”耿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八门转魄凶格，没有筑壤一派的嫡传是参透不了的。”“老田是被自己门派的人所杀吗？”我惊疑道，“凶手难道不是莫曹？！”“不是门内人干的，我们这四派近年来凋零得所剩无几了。”耿婆叹道，“更何况八门转魄凶格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禁术，我们的祖辈早就封禁了。”“既然是禁术，那您老怎么会懂？”S不由好奇地问道。“好奇呗，当年就是太沉迷奇门遁甲的这些个数术，结果犯了禁……”耿婆的神情有些落寞……原来耿婆当年偷学了禁术，被派内长辈发现后，便要废了她的一身修为，作为一派传人的田然以死相保，这才改为逐出门派。耿婆比田然大了六岁，两人之间却早已互生爱意。耿婆被逐出筑壤一派后，田然便断了和她的联系，无论耿婆如何想方设法地找他，田然总是避而不见。渐渐地，耿婆觉得田然对她已经变心，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他大婚的喜讯。耿婆不顾一切地赶了过去，在婚堂上要田然表态。田然淡淡地告诉她婚事已定不容更改，只当是这辈子欠她的。悲愤中对耿婆新娘下了重手，却不料田然用身体挡在了新娘和耿婆之间，几记毒辣的攻击全数打在了他的身上。“后来我才知道，是长辈们的安排，作为传人的他也不可能和我这个被驱逐的人结婚。”耿婆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感情中，“可我还是恨他，为什么他不直接和我说清楚？！”“也许是因为老田对您的感情太深了。”晖儿低声道。“也许……”耿婆望着方才的玉件，眼泪再次泉涌而出。那是老田年轻时佩戴的东西，他们的定情信物。……“常五根老婆的事我有所耳闻，是个外来的木匠下的厌胜术。”耿婆点头道。“您老没帮他们？”林岳奇怪道，“这对您来说可是小菜一碟了吧？”“天道轮回，我帮不过来。”耿婆回答的非常干脆，“那人也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木匠。”……“刘德柱和他老婆都会死。”耿婆断言道，“最近村里怪事很多，九宫八神都是凶格，应该有高手在附近。”“高手？会不会是害死老田的人？”我对村子里的事件早有怀疑，“难道说这一切是冲着我们来的吗？”“你说过，那个混蛋小子的徒弟让你去文成刘基墓。”耿婆眼中满是深意地说道，“知道刘基是谁吗？”“刘伯温，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之一。”我颔首道，“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水堪舆家。”“刘基最精通的是奇门遁甲。”耿婆望着手上的玉件道，“而且他也是我们派内的旁系。”“您是说，这些事情有联系？”我隐隐觉得事情的内幕开始复杂了起来。“他们要找的应该是刘基生前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耿婆头也不抬地说道，“你这个傻小子……”照耿婆的分析，韩笑他们是为了找寻这本记载着奇门遁甲精髓的古书。从时间上推测，村里发生怪事的时候，韩笑恰好在城里布局陷害我入狱。耿婆让晖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时间段内，城市附近的县市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他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耿婆道，“而是顺道带了一个研究队。”……“我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了！”“老凡，咋啦？想通了啥道道？”“浙江文成县，去拜访一下刘老前辈。”……耿婆带上门，领着我们抄小道走了五里路，一家农贸货运站出现在眼前。简朴的办公室内，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犷汉子笑脸相迎，耿婆跟他说了几句，那汉子立刻招呼来一辆双人座的厢式货车，爽快地把钥匙交给了我。“嘿，您老还真有路子。”林岳瞅着车子咂嘴道，“大几万的车就这么送您了？”耿婆没搭理林岳，自顾上了车，四平八稳地坐在了后排座上。“您这是……”我有些不解道。“我有二十多年没好好走动了。”招呼晖儿和S上车后，耿婆悠然地说道，“老婆子也出去见见世面。”……“您老帮过那个大胡子吧？”林岳一路不死心地八卦道，“要不咋这么爽快地给您车呢？”“他一家五口翻车在山沟里，碰巧我采药经过顺手救了他们。”耿婆闭着眼睛道。……文成县，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追赠太师，溢文成，为明开国元勋。无论之前在史书典籍上看到的记载有多么的神奇，刘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刘伯温”的名字或传说的范畴内。我也包含在了这大多数人之中，直到亲眼看到这座诚意伯墓。诚意伯墓大约有八百多平米的范围，墓前有石碑一方，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站在墓前环视四周，附近的九支小山脉延伸至此，宛如九条自各方而来的神龙，在墓葬风水中，这种山势被称为“九龙朝会”。墓前，离我站立处不远，有块形似墨砚的地块，正中隆起一个小小的土丘，乍一看去仿佛一颗半露在地面的龙珠。“龙珠”和九只“山龙”恰好结成了一处气脉汇集的穴，而诚意伯墓的位置正处于穴眼。不过很奇怪，以刘基的身份地位，在明朝应该算是位极人臣了，但这墓穴前既无石兽也无石像，更是没有那些王侯将相墓前常见的石条石板围砌。“这刘基也够惨的，帮着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算得上劳苦功高了。”林岳摇头道，“到头来被朱皇帝疑神疑鬼不说，死了也没个像样的排场。”“呵呵，傻小子，这话让刘基听到，非骂你个不学无术不可。”耿婆笑骂道。“刘基是风水大家，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用意吧？”晖儿思索道。“丫头说的对，当年刘基的两个儿子弄了个三进三圈坟墓图，就被他一把撕碎了。”耿婆娓娓道来，“他说，墓字上草下土，若用石铺，怎么生草？古人造字，大有讲究，人不能靠造坟墓立牌坊流芳百世。”石砌封土，事实上是对地气的一种封阻，这在很多王侯将相的墓葬里屡见不鲜。作为一个深谙风水奇门的堪舆大家，且不论刘基生前的是非功过，单就其墓葬格局的独到之处便可见一斑。不过，刘基的墓穴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便被无良盗墓的贼群光顾过了，虽然他下葬时并没有陪葬什么珠宝玉器，但名声在外的刘伯温毕竟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聪明的刘基很清楚自己死后容易成为这些盗墓恶徒的目标，所以他自然有他的办法。……“这里有三个墓穴？！”我难以相信，无论我的听风还是林岳的遁木入地，都确确实实地探明地下只有一个墓穴，更何况“九龙朝会”争“龙珠”的这个穴眼并不大，怎么可能再在别处开穴安葬呢？“听话听半边，凡事都这么曲解你俩怎么能有长进？！”耿婆板着脸道，“三奇掩衬，怎么就理解成三个墓穴呢？！”三奇，奇门遁甲中将乙，丙，丁称为三奇，代表着天空中的日、月、星。白天我们看不见月亮与星辰，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只因阳光的强烈遮掩了它们，加之地月转动的关系而已。夜间月圆明朗的时候，很多星辰也会不见，道理依然。之前被我认作“龙珠”的土丘事实上是个障眼法的骗局。夏山之麓海拔近一千一百四十米左右，山势地形的变化较大，那块墨砚形的地块恰好利用了一个视觉误差，使人误以为其中的土丘就是九条山龙争的“龙珠”，却不知道真正的“龙珠”是刘基的这个坟山。我绕过墓前，约步丈量，在北面的一处位置停了下来。“山龙汇集，七步结穴。”风水格局篇上曾如是记载，我忽地明白诚意伯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坐西向东，原来作为墓前龙珠案砂的假坟正好位于南面，两侧的笔架山峰恰好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案砂格局。“看来还算孺子可教。”耿婆看着我站立的位置，不住点头道，“三奇掩衬，真假难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清楚。”我沉思道，“为什么这里感觉不到刘基的墓室存在呢？”“三奇环衬是墓葬中的奇门假穴法，很容易被虚布的格局影响。”耿婆用手在地面上叩了两下，“所以就要用沉土实葬，让墓穴与地脉完整结合起来。”沉土实葬，便是将棺椁完全封埋，不建造中空的墓室，这种葬法多为民间一般百姓所用，而富贵王侯之流往往不会如此。“整了半天在这儿啊。”林岳蹲在地上望着我脚下的土地，一脸无奈道，“这个刘基还真会折腾。”“我们应该是来晚了。”S抹了抹地上的土说道，“这里有二次挖掘的痕迹。”耿婆一愣，附身捻起地上的浮土，放在鼻间闻了闻，又用舌尖尝了下味道，眉头立刻竖了起来。“这帮家伙还是老把式。”耿婆有些气恼，转而向S问道，“丫头，你怎么看出来的？”“这里是高山，土质中参杂了很多细小的碎石。”S捻起一把泥土道，“建筑挖掘中很容易将原本留在地下的这些细小碎石翻到表面上来。”泥土中果然夹杂着一些细小的碎石，而周围其他地域的浮土里却没有。“三天前有个摄制组来这里取过景。”晖儿在一边的电脑上飞速操作着，“从时间记录来看很可能是他们动的手脚。”晖儿在城市论坛中找到了一些网友发布的信息，有人还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群人不知在忙碌着什么，照片的边角处一个斜靠在在导演椅上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照片太小无法仔细分辨。“可以把这块放大处理一下吗？”我向晖儿问道。“位图放大失真比较厉害，我用图像动态补偿试试。”晖儿继续忙碌着。照片的局部被放大了，处理后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那人的面目却已经可以分辨。“陈子浩！”照片上的人正是陈子浩，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那书的样式很像古代的线装书籍……四、穿水煞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大脑还处于成就感带来的兴奋状态时，却突然发现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已变得毫无价值。这是一种挫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时间上陈子浩早已占据优势，而且他手下肯定不止一个奇门遁甲方面的高手，但却依旧有些不甘，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好胜心在作祟吧。作为明初风水堪舆大家，筑壤一派的旁系高手，一个奇门遁甲的资深学者，刘基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中记录了大量奇门遁甲与风水堪舆精妙见解。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刘基在征战沙场上将奇门遁甲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绝大多数的功劳要归属于这位神奇的辅佐者。可莫曹和他背后的神秘力量又想从刘基身上得到什么呢？……晖儿一直在电脑上忙碌着，通过她的“网络足迹”理论，一切信息都具有相关性和联动性，只要将其留存在网络中的“足迹”按适当的条件进行排列重组，一条清晰的信息脉络便可跃然纸上了。“附近的植物上没留下什么信息。”林岳从一棵树后晃了出来，“这帮家伙真有两把刷子。”不但是林岳，我找遍了附近的水流水源，拾水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耿婆一直在地上画着什么，一脸沉思的样子使我们不敢上前打搅，她应该正在用奇门遁甲中的某种数术推算着什么。林岳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S身边，嬉皮笑脸地冲着狴犴嘀咕着什么。狴犴不耐烦地看了看林岳，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最后索性原地趴下，呼呼地睡了起来。“靠，我见过嚣张的，可这么嚣张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岳恼火道。“你和它嘀咕啥呢？”我好奇地问道。“也没啥，就和它打个商量。”林岳叹气道，“让它帮着闻闻味儿，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切，你就会瞎来，你当狴犴是警犬啊？！”S在一旁不满道。“没办法，臭脸大哥又不在。”林岳一脸无奈道，“我只能拿它凑数咯。”莫炎，如果他在的话，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若论追踪，只怕没人能和他比。可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的邮件，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吗？……文成县，一家油站边。“没错，这帮家伙朝西南面的公路去了。”林岳钻入车内道。根据晖儿在网上找到的信息线索，林岳在四处打探了一下，由于陈子浩他们的张扬风格，很快便找到了下落。原来他们下山后在文成县内仅逗留了两天，之后便驱车离开。“应该感谢那些在当地网络论坛上发八卦帖的网友。”我不禁笑道，“不是他们的话，还真找不出这些人。”耿婆的确是在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推算，她断定那些人是沿公路向西南方向出城的。为了确保万一，林岳在出城的加油站打听了一下，果然吻合。“他们开的是两辆黑色路虎。”林岳一路摇头道，“咱们这辆小卡车可赶不上他们的速度。”……“他们早上十点左右在这里吃的早饭，朝着南边的小路走的。”S从饭店老板折了回来。“南边的小路？！哎哟喂，这下我的屁股要遭殃了……”林岳顿时怪叫道。……泥泞颠簸的小路蜿蜒曲形，厢式货车在行驶中不住弹动着，臀部在坚硬的座椅摩擦下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胃里的食物也开始不停地翻动。耿婆稳稳地坐在后排座椅上，显得若无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音继续道，沉稳的语气间包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莫炎和林岳的脸上也露出了诧异，但似乎都很信任这个声音，当下三人凝神聚力意想着“玉龙”二字和皑皑白雪。“师父……”韩笑觉察到了变化，但却无法撤身，“龙脉走向有变，我控制不住！”莫曹没有回答他，而是直直地望着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并非是我大意，实在是您老厉害。”莫曹恭敬地对那人道，“一路跟来，我竟然没有查觉您老的真实身份。”“呵呵，别乱客套，你肚子里早在骂我老乌龟了。”那人笑道，“龙脉已经转向别处了，我布了掩气诀，你暂时不用去找了。”“轰……”地上的石台突然爆裂，接着四周的九块无间轮回盘也一一毁坏，那股可怕的力量已完全消失，围在石台边的四人不由跌坐在了地上。“韩笑，你过来。”莫曹招手叫过韩笑，“见下筑壤一派的了然大师。”韩笑顺从地走了过去，脸上一贯的笑容已换作了无比的惊讶，其实不止是他，我和莫炎、林岳也是目瞪口呆。莫曹面前的那人正是一路陪着我们的老猎户——老田！“少点俗套比较好。”老田笑了笑，“带着你那乖徒弟赶快走，我现在还不想改主意。”“那就先告辞了，您老保重。”莫曹恭敬地欠了欠身，“改天再去拜访您老。”话一说完，莫曹拍了一下兀自发愣的韩笑，两人身影一晃有如火焰般抖动着没入了地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田看着他们消失于地面，叹了口气，转身走到洞壁边，伸手轻叩了两下，石壁嘎然一震，晖儿和S从中落了出来，老田双手一托，扶住她俩，原来两人均已昏迷。“别愣在那里，过来扶着她们。”老田回头招呼道。我和林岳立即上前扶过晖儿、S，莫炎冷冷地看着老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三十年前我救你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个狐狸面具。”老田对莫炎缓缓道，“打那以后，你一直叫我老狐狸，你父亲留给你的是一个象牙盒子，是我亲手交给你的。”莫炎的脸色一缓，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而你父亲留下的是一块木头，考进医学院那年我假扮邮差送到你寝室的。”老田对林岳道，“你父亲叫林若飞，最大的爱好是下象棋，还总喜欢赖棋。”林岳笑了笑，眨眼点头，对老田的话语完全认同。眼前的老田身板挺直，一口浓重的乡音换作了地道标准的普通话，那双一直眯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与之前的那个老猎户形象判若两人。“王亦凡，我知道你的疑问最多。不过，韩笑那天说的大多是真的，只是他稍许改编了一点。”老田对我道，“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并不是莫炎的先祖，他也不是想和秦始皇换命，那段历史各派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所以那人的身份是个迷。”老田接着又说出了一些隐含的事情，照他的调查，莫曹应已知晓了那人的真实身份，并由此得知了龙脉的秘密。而且，就当年莫曹的能力来说，即便他学会了一些高超的技艺，再加上陈子浩协助也不足以将整个饲虚一派灭除。莫炎的父亲在去茶马古道之前秘密与老田会过一次面，他隐约感到此行有所凶险，因此便将饲虚一派的典籍交与老田，万一自己出了事，便由老田将东西转交他的两个儿子。老田观星推算出莫念非和一派弟子将陷入大凶，便立即前往，但却晚了一步，只救下了莫炎。在安顿好莫炎之后，老田追查凶手时，却意外的发现莫曹的身后似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在作祟，只可惜，他用尽办法也无法找出真相。事隔几年后，林岳的父亲因罪入狱，老田发现事件的背后同样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但也无法查清，唯一的线索便是林若飞死亡时，手中紧攥着一枝风信子。老田感到事态的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各派的安危，于是便隐居了起来，隐去本名田然，一直以了然这个化名与外界沟通。至于我的父母，老田却始终没有联系到，事实上听风一派在四派中是最为低调的，和其他三派几乎没有联系。直到之前的城市事件中，林岳和莫炎相继将我的情况告知老田，他才通过网络找到了我，并在暗中调查和帮助。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那个幕后力量再次出现，当年的莫曹也成长到令人可怕的地步，老田发现自己与莫炎的联系被切入后，便装扮成布依族猎户，与我们同行查探，暗中保护。几番经历险境之后，老田始终隐忍不发，就是想找到那个幕后力量。但很可惜，直到被迫出手逼走莫曹的那一刻，他始终无法查探到任何的消息。“莫曹和那个幕后力量到底为什么要找龙脉呢？”醒来的晖儿在听完叙述后不由问道，“我想不仅仅是为了想把自己埋进去那么简单吧？”“说的对，没有那么简单，在风水上并不只是墓葬才能利用龙脉。”老田幽然道。“那会是什么呢？”S抱紧怀里的狴犴道，“龙脉难道不是用来埋葬先人的吗？”“用来改造人们的风水运势。”老田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只怕他们是想用那个上古的龙脉藏穴法。”二十八、龙脉藏穴自古以来，民间对风水和命理的关系十分看重，尤其是牵涉到观命改运的环节，很多人更是趋之若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十一择业与择偶，十二趋吉要避凶。”这段广为流传的歌谣就代表着民间多数人对风水命理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但大多人都错了，人的命是无法改变的，正如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在一定时期后会定型一样，很多现代科学都能表明，其实一个人的命格是取决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外界因素。中国的古人也早有说法：“命由心定，运自气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田所说的龙脉藏穴是一个上古风水格局，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墓葬风水格局，事实上很多江湖风水先生也会凭着一知半解拿这个名头去糊弄人，冒充作天下极盛的墓葬风水格局。其实不然，正如老田讲的，龙脉地气并非只能用在墓葬风水上，博大精深的风水堪舆文化中就有着多不胜数的利用方案。龙脉藏穴就是一个改运的大局，但究竟效用有多大，老田也不知道。龙脉藏穴中所说的穴，绝不是墓穴，穴在风水地理上是对地脉重要环节的一种统称，后世人们关注自身较多，因此便忽略了本意，常将它认作是墓葬用的坑穴。“凡是山，必会有穴窍，就像人有口鼻，是气脉出入的地方。”老田如是说道。那这个龙脉藏穴格局为什么会令得老田如此担心呢？《易经·需卦》六四中曾这样写道：“需于血，出自穴。”其实按古代风水堪舆学说的分析，山都具有灵气，它们的灵气是顺着山脉而来的，就像是人体会有血液，血液总是遵循血脉而流行。龙脉也是一个道理，它是风水堪舆学者们综合了多年的经验和验证，以人体的血脉为蓝本，比喻之下而产生的一个名词。龙脉地气蜿蜒盘曲，随着山脉流行而去，但到了山脉尽头，地气便会结成穴。这种穴，并不是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的石洞、土坑之类的地貌特征，而是山脉尽头所止之处，也就是龙脉地气所出之位。这里会生成一个像似微闭的口、鼻、嘴、乳、脐等形象不一的地质特征，有些类似脉眼，但吞吐的地气能量却远胜于脉眼。这些穴吞吐而出的地气能量会影响到周边的地理、生态甚至是人文环境。虽然穴的吞吐能泽被它周遭的环境，但对于整条龙脉而言，这是一种损失。不过在风水堪舆理论中，这样的损失被视作正常，就像人体一样，有消耗才会有摄入，循环不断，生生不息。而这个龙脉藏穴的原理便是将这些穴口人为地封住，使得地气毫无外泄，最大限度地保证龙脉地气的旺盛和充裕，从而获取其中最大的能量。不过这样的做法属于杀鸡取卵。宋朝时，著名的风水大家赖布衣就曾被迫使用过这种方法。那时还未拜相的秦桧野心勃勃，私下找到赖布衣，胁迫其寻觅一个风水宝地帮助他及第王侯。赖布衣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但他知道，一旦帮助这位奸臣获取龙脉，天下势必会拱手金人，因此便冒险用了龙脉藏穴的方法，将一处龙脉穴眼封死，点出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秦桧带着一干风水先生现场查看，那些风水先生大多是半吊子，只会溜须拍马，奉承之下更是添油加醋。秦桧听着顺耳，再加上地域内藏风得水，一派葱郁之气，便十分满意，当下打赏了赖布衣，并将自己的先祖山坟迁至此处。赖布衣回家后立即收拾，带着一家大小偷偷溜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他知道，这个布局很快便会报应到秦桧身上，但现在的龙脉生气会帮助秦桧不少，为免杀生之祸还是早走为妙。其实秦桧这会根本就不知情，受到高宗重用，一路爬升拜相封爵位极人臣，觉得自己已是王侯之命，便大举张罗着与外邦私通卖国，想着可以当上南国王侯。可就在一天夜里，那块风水宝地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之下，大地颤动，山岳移位。雨过天晴没多久，秦桧就被处死了。赖布衣闻讯赶到那块地方，只看了一眼，便不禁大叹道：“此地不发无地理，此地若发无天理。”……“那里的局势应该是变了。”莫炎沉吟道，“称王落败，就差一线。”“赖布衣看到的是一个满门抄斩，千刀万剐的死门局，之后便一直郁郁而终了。”老田缓缓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风水格局的变化本就很多，秦桧也是罪有应得。”我皱眉道，“但赖布衣为什么要自责呢？按理他的做法并不过分。”“观局看大，观人看小。赖布衣不是为了秦桧，而是为了整个龙脉地域的环境变化而自责。”老田摇头道，“就是这个龙脉藏穴的布局，刻意改变了整个龙脉地域，使得后来发生了剧变，不但是秦桧，其实整个地区内的一切都受到了牵连。”“牵连？难道附近的很多地方都被毁了吗？”S瞪大眼睛道，身旁的狴犴听懂了似的不住摇头，好像在反对她的说法。“呵呵，没那么厉害，不过之后的数百年时间内，那个地方一直很贫困。”老田看着狴犴的模样不禁笑了，“那里虽然出过皇帝，但却横征暴敛，闹得十年倒有九年荒。”“您的意思是，这个龙脉藏穴将地理环境中的能量大量使用，造成失衡。”晖儿思索着说道，“接下来很长时间区域内会因此而贫瘠，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全是这样，老田您所担心的应该是赖布衣所没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吧？”我试探地说道，“不用墓葬，改用动物或植物，布置得当可以将龙脉地气完全汲干。”动植物比人类要贴近自然，在感应自然的龙脉地气方面更为显著，这种方法很像日常生活中人们信奉的风水植物和风水鱼，因为它们在特殊地域吸收的地气能量可以缓慢释放，给予人类一些改变和帮助。“说的没错，但莫曹应该用的是虚兽。”老田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云南鱼米富庶，一旦被他们得手，可是千年贫瘠啊。”“怎么那么久？”林岳拧着四条眉毛道，“难道当年赖布衣用的龙脉是条杂龙？”“就是杂龙脉，换作定世三龙的任何一条，那还了得？”老田叹道，“何况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改的是什么运……”……抚仙湖畔，在高处眺望之下，老田和我们观看着整个地域的环境。晖儿和S不时地在电脑上记录着资料数据，演算绘图中一些组合排列渐渐整理了出来。“山上龙神不下山，水中龙神不上山。”老田完全否定了我当初所说的巨犼迫伏羲的局势，龙脉真龙部分有山水龙神之分，两龙互不相犯，山为阳卧龙，水为阴盘龙，这就是真正的龙形。抚仙湖一直流传着六大迷的说法“平湖跑骏马，湖底万尸划，龙州寻不见，大鱼赶竹筏，众鲭来朝拜，怪石界鱼家。”“湖底的那些尸体、古城和消失的龙池州其实是一回事。汉代县志记载中，龙池州设立于秦末，明里是座普通城池，暗地全城都是负责风水布设的司职人员。”老田指着湖水道，“抚仙湖地域的风水环境大多都由他们改造完成，传说沉于湖底的大小孤山就是他们凿空的，可惜全部葬身湖底了。”“龙脉藏穴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也会引发变化？”我不解道，“湖里那些巨鱼，湖面上出现的骏马和每年出现的大批鲭鱼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都与之有关？”“先别急，从莫炎的父母出事那天起，我在云南调查了三十年，这当中的关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老田摆手道。现在的抚仙湖地域就是当年的龙池州，城内的这些人员是当初那个神秘高手从秦始皇那里借助的，引龙大局就是由他们协助完成的。但之后那神秘高手又安排了他们新的任务。龙池州有大小两座孤山，山体中空。这些人将它们改造成土性形势之后，又通过云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向山体内引入水流，造成了“土包水”的风水格局。但他们不知道，这两座孤山便是龙脉的两个重要穴，而且是两个地炎穴。地炎穴是龙脉中最刚猛也是外泄最强的穴，“土包水”激发的双行对抗力量刚好封住了穴眼。与此同时，他们在山体内放入了大量的特种鲭鱼，这种鲭鱼别名“龙吐珠”，外形如刀，存活力大，在风水上被称为“冲煞鱼”，主偏运横财，聚集之下效力十分巨大。“冲煞鱼”和“土包水”的混合局势不但阻止了地炎穴外泄龙脉地气，更是将哀牢山的龙形气脉也吸附了过来。这一切都是在龙脉被引走后进行的，如果龙脉还在这里，封阻穴眼的做法只怕会引发大地剧变，导致崩落塌陷。“那人并不是想帮秦始皇，只是利用了嬴政想称霸天下的野心，为自己方便罢了。”了然叹道。在定世三龙的南龙上实施龙脉藏穴，这原本就是件火山上钻井的危险活，那个神秘高手的确高明，他预先转移了龙脉，而后进行藏穴，这样就毫无危险。而藏穴完毕后，他就会把龙脉再度引回此处。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四派瓦解了，龙脉也被封禁了起来。追斗之下，他恼羞成怒，一并毁了地炎穴上的封堵，结果土、火、水三行并交，引发了地下海眼，加上附近的湖泊泛滥之势，顷刻间将整座龙池州化作汪洋，抚仙湖便就此出现了。湖内的大群鲭鱼便来自大小孤山内，古城和尸体便是龙池州和一干司职人员。至于湖面的骏马，其实就是之前我曾见过的兵駮。这种火性虚兽十分喜欢地炎穴，穴眼封堵爆开后，地炎穴残余的能量经常会吸引兵駮来这里寻找，所以人们就会看到神奇的骏马在湖面或湖内出现。……“我约摸着莫曹和他那个主子肯定知道这事儿，悬啊～～”林岳走马灯似的在周围溜达着，嘴里大声道，“这儿不都废了吗？他们再引回来也不顶啥用啊。”他的声音大的有些出奇，直觉告诉我，林岳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但又不便说明。果然，林岳身边的矮树上停着一只鸟，那鸟很普通，像是常见的喜鹊。但它却并又不普通，林岳的嗓门已经提得很高了，那鸟却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田，丝毫没有被惊吓到的迹象。“呼”，一个影子闪过，狴犴不知何时蹿了上去，那只鸟竟来不及挣扎，一口被它吞了下去，接着满意地摆摆头，像只吃饱了的猫儿似的回到S身边卧下。“知信鸟。”莫炎收回手中的灵火道，“偷听了有一会。”看来莫炎也早就觉察到了这只“间谍”，还没出手便被狴犴抢在了前头。“我说这只大猫挺机灵的啊。”林岳走近狴犴道，“看家护院啥的比我老家的狗还强。”狴犴听懂了林岳的话，当即虎起脸，呜呜地冲他叫着，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们小瞧狴犴了，它只是被人动了手脚。狴犴所在的地方是龙脉的生穴，那块界鱼石是封堵生穴的陨石。”老田突地想起了什么，“陨石不入五行风雷，具有特殊的磁场力量，用以封杀生穴是上等选择，当然也就禁锢了狴犴。”说罢，老田走到狴犴身边，双手轻柔地在它额头位置连续揉搓，狴犴温顺地低下脑袋，显得十分享受。不一会，一些细小的颗粒落在了地上，乌黑发亮，看上去像玄武岩的碎粒。狴犴眯着的眼睛圆睁了起来，整个身躯一下暴涨，少时又缩了回去，整个身躯比先前小了许多，看上去更像一只家猫了。但它的额头上却亮起了一道盘曲的纹路，像是一条飞龙，身上的花纹更加亮丽，浑身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气。“好大的气势。”林岳惊讶之下不忘贫嘴，“个头小了点，不过浓缩的都是精华。”狴犴冲林岳翻了翻眼，一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91九色国产PORNY首页，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