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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乱子伦一区二区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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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乱子伦一区二区“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的,打个电话就完了。在天津后来就有电话了……反正《那桐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晚上吃张治”注276,这没人能懂。其实张治是个厨子(众笑)。今儿晚上把张治请来做饭,这就叫吃张治。请厨子来家给他们做。厨子是各家都去做。后来我们家的厨子就是张治的侄子。注277定:就是说他不是你们家固定的厨子,你们家要做饭的时候就把他从外边请来做?奎:对。原来张治那会儿是这样,后来他侄子不是了,就是跟我们这儿做饭了。那样的厨子很多,都不是北京的,是天津的了。定:《那桐日记》还有一说,说今天送谁谁一桌席,或者谁谁送来一桌席,注278这个您知道吧?怎么个送法啊?奎:这送一桌席啊,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有几种做法。在天津就有一次,是那家(那桐家)他们做好了,铁扒牛肉,大铁扒,装在一个圆笼里头,提搂着,上我们这儿来。这种送也有。或者是花钱请张治,上你们家做去。不过那时候一般送席不是这样,是送席票。大红纸儿,写着席一桌,什么什么席一桌,多少多少钱。子:这省事这个。奎:你拿着这席票去,庆丰楼的票,你到庆丰楼去吃,贵宾楼的票,你到贵宾楼去吃。定:就跟咱们现在送餐劵似的。奎:对对。一般是那样,送实物的就比较少了。这送席票太普通了,生日啦,娶媳妇聘姑娘啦,什么都可以送席票。大宅门谁家里都存一大摞。定:(笑)也就你们家存一大摞,人老百姓家肯定不会存一大摞。奎:这网(指关系网)不是还有嘛,互相传。都不太贵,好像一般都是四块钱一张,那会儿四块钱哪儿值钱了。定:这四块钱一张是什么概念呢?奎:四块大洋。子:四块大洋能买多少东西呢?奎:这我不知道,不管。不过那席票也是越来越不值钱。开始的时候吃得好。子:开始吃鱼翅,后来就变成胖头鱼了。定:你们家跟京剧界的关系也挺密切的?注279奎:很密切,没跟您说么,梅兰芳他爸爸他们都来。梅巧玲那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都来。注280我这儿还有梅巧玲的照片呢,明老太爷(明善)不是内务府大臣么,就管他们。他们都得进宫里唱戏呀,这种关系。后来就散了,没那么多的关系了,就是有几个人,贯大元注281这个,来还给磕头,念旧,保持旧的一套。后来其他的人来,富连成的,张君秋啊,马连良啊,就不是那个关系了。那是因为我六叔在银行,一块儿吃饭啦,跟我们就不照从前似的了。定:你们家有戏台吗?奎:没有,就为了宫廷排演搭临时的,拿木板搭一个小戏台,那不是演戏,是唱八角鼓注282的。八角鼓班啊,也不是一个人唱这八角鼓,包括很多,唱一段八角鼓,唱一段大鼓,说一段相声,曲艺嘛,什么都有……定:您家信佛吗?奎:信佛不是我们这支儿,是我三祖父那支儿,天天念经有佛堂,我三祖父跟喇嘛来往多,上雍和宫,雍和宫喇嘛也来。我祖父也见他们。他不是照三祖父那么信,可是对佛也敬。我也受一点影响,崇拜喇嘛,藏传佛教。到我这儿我到雍和宫去也还是很恭敬的。这也是几年前了,现在也去不了了。从小我们供的就是三座佛。定:三世佛?奎:不是。三座大佛,怎么讲我说不上来了。是从我祖父那儿下来的。不是像咱们庙里供的药师佛什么,是一个红脸的,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定:度母啊?子:对对,白度母,什么度母。奎:“文化大革命”时候毁了。

                      7.关于索家的传说

                      定(问子):你们家这么多逸闻你都听说过吗?子:我20岁就参加工作了,一直在轮子行,就是民间运输业,这帮人的嘴啊,是不饶人。我一进厂,胡同口这三轮车社的工人就开始说起来了,说这可了不得这个,他们家怎么着怎么着,是地下金砖三尺,玉瓦溜溜溜溜,是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再加上我一填简历,我奶奶是爱新觉罗,好家伙我是没好日子过呀,“文化大革命”你猜我干吗去了?让我管给车加油,拿根管儿,得先搁嘴里吸一下啊,开始吸的时候一喝喝一嘴,一打嗝三天都是那汽油味儿!定:反正你们家故事挺多的,不是说宫里最高级的翡翠最后都流落到你们家吗?注283奎:说我们家有玉玺吧?玉扳指儿?玉镯子?我没见过。定:对(众笑)。说是从宫里赏的还是拿的就不知道了。奎:那就不知道了。我跟您说啊,这分两部分,我祖父确实有一部分,可是我祖父跟古玩商一点联系都没有。跟古玩商有联系的,是我五爷爷那边,我五爷爷会倒腾古玩。定(问子):您现在也玩玉器?子:我喜欢看,我没有啊。说我们家的玉器多,说价值连城连宫里都没有。问题是我没看见过啊。谁知道分家分到哪儿去了。定:你们可留神点儿,别哪天来个打劫的。子:早劫完了!奎:全抄完了……说到我这辈吧,我如果有存的东西啊,恨不能就赶快把它卖了,它在咱们这儿也不会生利也不会生财,它长价,长什么价我也不懂,您没上我那屋,我那屋破着呢,墙皮都掉了,我说拾掇也没用啊,我不是住得挺好的吗。它不妨碍我吃,不妨碍我喝,没必要。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定:你们家是阔过,好东西见得多了,所有的富贵就看得都淡了。奎:我们由大房子搬到小房来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定:不用扫地了。奎:对(众笑)。子:这跟人生的实践还真有关系,你处在这种环境你就这么看问题,你处在那种环境你就那么看问题。角度不一样还真的不一样。定:这都是大家子弟才有的……子:豁达。我们认为最没用的事是老头最关心的事儿(众笑)。我们认为好东西他都无所谓。现在最惦记的是孙子,这是一心病。奎:就这事跟我有关,别的都跟我无关,一蹬腿儿就完了。子:这可是心里话。定:其实真是,您父亲的想法就对,过眼烟云。奎:不过这些话啊,有人不懂,听不懂。定:这我能理解。奎:所以我今天才跟您说。
                      附录一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节选)注284[访谈者按]奎垣先生提到,他父亲存耆在解放后为北京市政协、区政协等处写了大量材料,但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是硕果仅存的几篇之一,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中,如今热衷于追究光绪死亡原因的人不少,此文也经常被人转抄采用。而我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在这里的原因,倒不是对光绪之死有多少兴趣,而是可以从中透露增崇家与内务府诸大臣如奎俊、景丰、继禄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中的情况。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注285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迟疑异常的神色。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叔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府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注286吗?”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注287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注288我的姑丈、内务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注289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注290医士“终日不得闲”。注291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生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颜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回事?偶尔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注292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注293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一进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注294熬白菜”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注295,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词,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祛祛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下略)
                      附录二“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当铺刘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经“闪亮登场”了,这是一个凭借为增崇家做买卖起家并致富的汉族商人家庭。刘家再豪富,也算不上当时的“大宅门”,我将刘汝舟口述放在“宅门儿”中,是因为这样的商人与当时的宅门儿有着无法割断的互依互靠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商人和他们依傍宗室王公时的心态,对于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便会是不全面的。清朝圈占北京内城,一度使内城成为旗人盘踞的大兵营,但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给于民间,也就不能阻挡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汉人入城的脚步。这些凭借与旗人做生意而得以进入京城的汉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计与当权的王公贵族官僚拉拢关系,并最终精心编织起一张复杂细密的关系网。与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商人的关系网中,“利”的因素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刘家与增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两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受、评判并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态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只有两相对比才能读出兴味来的。东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贵族的大本营,能够在东城买房安家的汉族商人均非等闲之辈,非有过得硬的势力与财力不可,刘家如此,同仁堂乐家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这些商人之间也相互通婚,刘先生所述他四姐与同仁堂乐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刘先生,也是通过乐家人即乐曙青先生的引荐——因为他们是亲戚。再回过头说,同仁堂乐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手套。”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看得出来。”“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好主意,真的。”“就这会儿,我在生气。”“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注释[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3]芭芭拉·皮姆(Barbara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David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6]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7]出自《马太福音》13:12。[8]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9]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Forsyte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1873—1954)。[16]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世事变化再多,也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1][1]原文为法语。第二章比亚乔·布纳科齐这一天十分忙碌。虽然疲惫,但作为一个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上床之前还是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内容很简洁:“城邦[1]派了一个人去伊莫拉见公爵。”也许他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使节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公爵是切萨雷·博尔贾。对比亚乔来说,这一天不仅忙碌,而且漫长。因为他黎明时分就出了家门。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甥皮埃罗·贾科米尼,小伙子骑在一匹壮实的马驹上。马基雅维里已经答应带皮埃罗一道出使伊莫拉。今天是一五〇二年十月六日,凑巧刚好是皮埃罗十八岁生日。在这一天初次离家去闯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才,有着与年龄相比高高的身量和一副令人愉快的好脾气。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他一直由舅父负责教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书法漂亮,写文章也很得体,无论是用意大利文还是拉丁文。由于热烈仰慕古罗马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劝导,小伙子对于古罗马的历史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马基雅维里一直坚信,古往今来,人们丝毫没有改变,有着相同的喜恶。所以如果环境相同,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通过牢记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某种情况的,后世的人也许能更有效、更谨慎地行事。当前比亚乔在政府里面做事,在马基雅维里手下担任着一个普通的职务。比亚乔和他姐姐都希望,皮埃罗日后也能够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使。马基雅维里这次出使伊莫拉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皮埃罗学习一些人情世故。比亚乔也知道,小伙子也不可能有比马基雅维里更好的导师了。事情就这样在匆忙之间定下了,那刚好是马基雅维里被授予国书和通行证的前一天。马基雅维里为人友善,对朋友十分讲义气,所以当比亚乔请求他带皮埃罗一起随行时,马基雅维里一口答应了。但是小伙子的母亲,虽然明白机会难得,却有一些不放心。小伙子从未远离过她,现在就出去闯世界,也好像太年轻了一些。此外,他还是一个好孩子,她担心马基雅维里会把他带坏了。因为马基雅维里出了名地喜欢寻欢作乐和放荡不羁。这还不算,他还丝毫不以为羞,他还会将他与那些城里女人和路边旅店的女仆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地讲述出来,叙述之露骨会使任何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脸红。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十分风趣地叙述这一切,令人恼怒之余,又忍俊不禁。比亚乔于是开始劝他的姐姐。“亲爱的弗兰切斯卡,尼科洛现今已经结了婚,他会改变他那些放浪的习惯的。他的妻子玛丽埃塔是个好女人,她也爱他。你以为他会在外面花钱去搞一些在家里他不费一分钱就能到手的东西吗?”她反驳道,“一个像尼科洛那样喜欢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他就更加不会了。”比亚乔觉得她说得有些道理,但是他并不想认可这一点。他耸了耸肩膀。“皮埃罗已经十八岁了。如果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纯洁的话,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外甥,你还是个处男吗?”“是的。”皮埃罗答道,其神态是如此安详诚实,任何一个相信这个回答的人都应该受到原谅。“我对我的儿子是再了解不过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我不赞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亚乔说道,“你就该放心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对他事业会有帮助的人,孩子如果有头脑的话,他可以从尼科洛那里学习不少日后对他极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切斯卡不满地看了她兄弟一眼。“那个家伙让你鬼迷心窍了。他想怎么摆布你都行。但是他对你又如何呢?他利用你,嘲弄你。他凭什么在衙门里比你高一头?你难道就甘心做他的手下?”比亚乔与马基雅维里同龄,都是三十三岁。但是比亚乔娶了知名学者马希利奥·费奇诺的女儿,而马希利奥又受到了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的保护。在那个年代,靠真才实学能谋个一官半职,而有关系也行。比亚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有着一张圆脸,气色红润,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一副绝好的脾气。他诚实勤勉,有自知之明而无妒忌之心,对他所处的平凡职位颇为知足。他喜欢过好日子,有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对力所不及的东西不抱奢望,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快乐的人。虽然他不是绝顶聪明,但他也不笨。如果不是这样,马基雅维里也不会和他做伙伴。“尼科洛是当今执政团里最有头脑的人了。”比亚乔说道。“废话。”弗兰切斯卡反驳他道。(执政团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委员会,自从八年前驱逐美第奇以来,一直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他对于人和事的了解就是那些年龄长他一倍的人都望尘莫及。姐姐,请相信我,他前途远大,而且他也不会抛弃朋友。”“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一旦你对他而言没有用了,他会将你弃之如敝履。”比亚乔大笑起来。“姐姐,你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你的主意才对他这么刻薄?尽管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还是对男人挺有吸引力的。”“谅他也不敢对一个体面的女人耍坏心眼,我清楚他的德性。执政团不顾众人的愤慨,让坏女人在城里大摇大摆出风头,简直是丢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乐,能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你得记住,就算是讲下流故事,也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就凭这点你就相信他聪明盖世?”比亚乔又大笑。“不,当然不止这些。他出使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外交公函篇篇堪称范文,就是执政团中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弗兰切斯卡执拗地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皮埃罗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年轻人那样,一言不发。他对于舅父和母亲为他预先设定好的,在政府里面谋个职位的前景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出外旅行倒是挺对他的胃口。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舅父那些经历过世面而得来的智慧,终于战胜了母亲那些焦虑性的担忧。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比亚乔就来叫他。比亚乔步行,皮埃罗骑着他的马驹,走了一段不长的路,来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家门口。[1]指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三章马匹已经到了门口。一匹是为马基雅维里预备的,另外两匹是为随行的仆人准备的。皮埃罗把他的马驹交给其中一个仆人看管,跟着他的舅舅进了房子。马基雅维里正在等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简单地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现在让我们出发吧,”他说道。玛丽埃塔流泪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并无出众的姿色。不过马基雅维里娶她也不是为了她的姿色。他就在眼下这一年娶了她,是因为他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而且她来自一个出名的家庭,并且给他带来了一笔嫁妆,这笔嫁妆对于像马基雅维里这样地位和收入的人来说是相当不错了。“亲爱的,别难过,”他说道,“你知道我只会离开很短的时间。”“但是你不应该走,”她抽泣着,然后她转向比亚乔,“他不适合长途跋涉,他正病着呢。”“尼科洛,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比亚乔问道。“老毛病。肠胃有些不太正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把玛丽埃塔搂在怀里。“再见,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常给我写信。”“我一定经常写。”他微笑着说。当他微笑的时候他脸上常有的那种嘲讽的神情不见了,他的表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使你能明白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相当爱他。他吻了吻她,并拍了拍她的脸颊。“别发愁,亲爱的。比亚乔会照顾你的。”皮埃罗进了屋之后就只是在门边上站着。没有人注意到他。虽说他舅舅是马基雅维里最亲密的朋友,皮埃罗很少见到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也就只和他说过几句话而已。皮埃罗抓住机会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从此将成为他主人的人。马基雅维里中等个子,但是因为他很瘦,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他脑袋不大,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他黑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子长,嘴唇薄,当他紧闭着嘴不说话时,他的嘴就变成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一条线。他面色病黄,安静之时流露出警觉、机智、严厉和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与之耍花招的人。也许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皮埃罗不太自然的注视,他迅速地,带有疑问地看了皮埃罗一眼。“这就是皮埃罗?”他问比亚乔。“他母亲希望你能好好管教他,确保他不会惹是生非。”马基雅维里微微地笑了一下。“通过观察我的错误所带来的那些不幸的结果,他毫无疑问将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勤勉的劳动是一条康庄大道,通向现世的成功和天堂的幸福。”他们出发了。他们骑着马匹走过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到了城门口。当他们上了大路后,就让马匹小跑起来。他们的路还长,所以得让马儿省着点劲。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在前面并排着走,两个仆人在后面跟着。四个人都带了武器。尽管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处于和平的状态,但是乡村并不太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劫掠的士兵,而到了那个时候,旅行者所携带的通行证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马基雅维里没怎么开口说话。皮埃罗虽然不是天性害羞,还是有些害怕马基雅维里那张冷峻阴沉的面孔和紧锁着的双眉,心想还是等马基雅维里先开口为宜。那天上午,虽然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还算不差。皮埃罗兴致也很高昂。对皮埃罗来说,能踏上这样一段探险的旅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浑身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国产乱子伦一区二区而言,这些协议我可以签,也完全可以不签,我一向不主张彻底粉碎渥西尼:如果教皇去世,我在罗马城里必须要有些朋友。当帕格洛·渥西尼来见我的时候,他的抱怨之一就是拉米洛·德·罗尔卡的行径,我答应他我会让他满意的,在这件事上我言出必行。维泰洛佐则是另一码子事。他就是一条毒蛇,他尽了一切努力破坏我和渥西尼之间达成协议。”“也许您说得更直接一些会更好。”“完全可以。我希望你能写上一封信,给你的主子,告诉他们法国国王很有可能命令他们恢复向我提供保护费。如你所知,这些保护费是他们毫无道理,毫无理由地停止了的。一旦法国国王下了命令,他们是会照办的。依我看来,自觉自愿地去做某件事比被强迫去做要好得多。”马基雅维里停顿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他知道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会带来危险。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用一种尽可能讨好的口吻说道:“阁下用兵和交友都显出过人的智慧,但在保护费这件事上,阁下不能够和那些穷得只有自己和几个喽啰可以出卖的雇佣军首领相提并论。阁下是意大利的实力派人物之一,我们和您结成联盟,才符合您的身份,而不是将您像雇佣军一样对待。”“我会把这笔保护费看成是一种荣誉。”公爵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我说,书记官大人,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些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安排。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因为友谊和你们的城邦结成一体。你的主子拒绝我的请求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藐视。我很有信心地说,我可以为佛罗伦萨效力的能力不逊于任何人。”“我要斗胆指出,如果阁下掌握了佛罗伦萨四分之三的部队,那么对我的政府而言,她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这么说你是怀疑我的诚意啰?”“完全不是。”马基雅维里回答时竭力装出一副热诚的样子。“但是我的长官们处事都很谨慎小心,他们不会采取一步他们可能会后悔的行动。他们是想和所有的人保持和平。”“书记官大人,你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唯一能够确保和平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我毫不怀疑我的政府会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你是说通过雇佣其他的军事首领来为他们效力?”公爵尖锐地问道。这正是马基雅维里在寻找的一个机会。他了解瓦伦丁诺公爵易于在瞬间发怒,一旦发泄完怒气之后会不屑地打发走发怒的对象。马基雅维里想尽快离开此地,顾不上会不会惹公爵发怒了。“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确实是他们的意图。”让他惊奇的是,公爵大笑了起来。他从椅子上起身,背对着火炉,带着十足的愉快心情回答马基雅维里。“难道在当前这种风云变幻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可以保持中立?当然他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当两个相邻的国家开战的时候,其中那个和你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会认为你有义务出手相助,而一旦你未能履行你的义务,他会对你不满。另外那个国家会因为你的胆怯和缺乏勇气而鄙视你。这样一来,对于其中一方而言,你是一个没有用的朋友,对于另外一方,你是一个无足畏惧的敌人。“保持中立是一种这样的情况:中立的一方可以帮助一方,也可以帮助另一方。但是到了最后,他会发现,他不得不加入混战,而在此之前,如果他早早决定加盟一方的话,他会显得十分果断,而且有尊严。请相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方而加盟,永远会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因为到最后总有一方会得胜,而得胜的一方会对你造成威胁。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谁还会来救你呢?你会举不出任何理由来让别人援助你,而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向你施以援手。获胜的一方对一个无法信任的朋友不会觉得有任何用处。被打败的一方也无力向你施援手。而且即使他可以的话,他也不会救你。因为在此之前,如果你发兵驰援就能救了他,但是你却按兵不动,看着他被人家打败。”马基雅维里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听公爵讲有关中立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希望,到此为止,公爵已经讲完了他要讲的话。但是他意犹未尽。“不管战争的风险是什么,保持中立的风险更大。中立将你变成了一个仇恨和唾弃的对象,早晚那个觉得可以动手将你收拾的人会对你下手。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帮助其中一方赢得了战争,尽管战胜的这一方会力量强大,使你有所畏惧,但是你是同盟国,所以胜利的一方欠你人情,你也使得这个战胜国不得不与你保持友好的关系。”“难道说,阁下凭着自己的经验,会认为,人们对于往昔所受到的恩惠是如此感激涕零,以至于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力量加害于恩主的时候,他们会由于感恩而心慈手软?”“胜利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一个战胜者可以背弃自己的朋友。最好还是公平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但是如果你支持的那一方失败了呢?”“这样一来你对于你的盟友来说就更为重要了。他会尽全力来协助你。一旦时来运转,你们就可以同享富贵了。所以,无论你如何看,中立是愚蠢的。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如果你能够将我在此分享的一点治国之道传达给你的主人,将会是一件明智之举。”说完这些话,公爵重新坐回椅子中,一边伸出手来烤火。马基雅维里,鞠了一躬,正准备退出,公爵又开口向阿加皮托·德·阿马利亚说道:“你有没有告诉书记官大人,他的朋友波那罗蒂在佛罗伦萨被耽搁了,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这里?”阿加皮托摇了摇头。“我不了解此人,阁下。”马基雅维里回答道。“没关系。就是那个雕刻家。”公爵看着他,眼中带着笑意。马基雅维里猛然间猜到了这个人可能是谁。他曾经写信向比亚乔要钱,比亚乔在回信中告诉他,钱会由一个叫米开朗琪罗的人带来。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公爵的这句话意味着他的物品被搜查过了,而且明显是在塞拉菲娜的帮助下。他庆幸自己已经将重要的文件存放在了安全的地方。在他的住所他只放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其中包括比亚乔的来信。“佛罗伦萨有许许多多的雕石匠,阁下,”他冷静地回答道,“我不可能认识他们所有的人。”这个米开朗琪罗是个有本事的人。他用大理石雕了一个丘比特,埋在地下,不久之后石像被挖出来后,被认为是件古董,圣·乔治奥主教买下了它,但是当他发现这是一件赝品时,就把它还给了卖主。最后它到了我的手里,我把它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了曼图亚侯爵夫人。”“阁下准备向他订做一件雕刻品,以便和莱昂纳多[1]为米兰公爵所制的那件媲美吗?”这句巧妙的回答颤抖着穿过空气,公爵身边的秘书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一齐看着公爵,看他会如何应付。那件弗兰切斯卡·斯福查骑着马的雕像,被许多人认为是莱昂纳多的代表作。当特雷福尔齐奥元帅攻入米兰城时,这件雕像被毁于兵灾。弗兰切斯卡的儿子,罗德维科·伊尔·摩罗,那个为雕像开光的人,一个像切萨雷·博尔贾那样的僭主,被赶出了城邦,如今是罗克斯城堡中的一名囚犯。马基雅维里这句话是明白无误地向公爵指出,他的处境是多么地危险,而且,一旦他的好运抛弃了他,他会摔得多么地惨。公爵大笑起来。“不是那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让这位米开朗琪罗先生去做。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实在是太差了,我预备让他来绘制一套新的筑城计划。既然你提到了莱昂纳多,我想让你来看一下他为我绘制的肖像。”他向一位秘书做了一个手势,秘书随即离开了房间,很快就拿了一叠文件进来交给了公爵。公爵于是一张一张地拿给马基雅维里看。“要不是你告诉我这是你的肖像,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画的是你。”“可怜的莱昂纳多,他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天赋来把一幅肖像画得像本人。但是作为绘画,我认为它们还是有价值的。”“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认为以他的才能,让他浪费时间来画画和制作雕像还是太可惜了。”“我敢向你讲,他一旦为我服务,将不会再从事画画和雕刻这类的事。我曾经派他去庞比诺排干一些沼泽地,后来他还去了切斯纳和切塞纳提科开凿过运河和建设过一个海港。”他把肖像画还给了秘书,用一种优雅的方式把马基雅维里打发走。马基雅维里不无醋意地注意到,公爵优雅的风度,一点也不比法国国王差。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他走出了公爵的办公室。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马基雅维里使尽了办法企图赢得这位首席秘书的信任,他和科隆纳的一个显贵的罗马贵族家庭有亲戚关系,这个家族是渥西尼家族的对头,所以马基雅维里估计阿加皮托有可能倾向于佛罗伦萨政府,因为渥西尼也是佛罗伦萨人的敌人,他不时地捅一点消息给马基雅维里,后者就根据其可能性的大小判断其真伪。当下他们正在穿过用来举行各种仪式的礼堂。阿加皮托突然拉起马基雅维里的手,说道:“请到我的房间来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时间不早了,我又生了病。我明天再来吧。”“随你的便,我想给你看公爵和叛乱首领之间的协议。”马基雅维里心里一震。他知道文件已经送抵了伊莫拉,他正想尽方法企图一睹为快。执政团迫切需要了解条约的内容,为此他们还写信来催促马基雅维里,斥责他不够尽责。马基雅维里只好徒劳地向执政团申辩说,他已经尽了全力,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尽数汇报给了执政团。不过他没有告诉执政团方面,在公爵的宫廷里,秘密保守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公爵会如何行事,直到他采取了行动人们才恍然大悟。正在此时钟又敲响了:他已经让奥莱莉娅等了足足两个钟头了,煎鱼肯定是彻底毁了,那只肥肥的阉鸡估计也在炉子里被烤成了焦炭。他此时饥肠辘辘,因为自从中午之前吃过东西以来,他还没有用过食物。有人曾经说过,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食物的渴望是两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人们屈服于这两种本能,又有谁可以加以责备呢?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佛罗伦萨的安全在危险之中,它的自由在危机之中。“那好吧。”他恼火地想着,估计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如此之多的个人利益。阿加皮托带着他走了一截楼梯,开了一扇门,把他带进了一间小房间。房间里,靠着一侧墙壁放了一张床。房间里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点着,光线很暗。阿加皮托从油灯上点燃了一支用动物脂肪做成的蜡烛,并请马基雅维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旁边的一张书桌子上杂乱地摊着一些文件。他靠在椅子上面,舒服地跷起了二郎腿。他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时间对他完全无关紧要。“之前我之所以没有给你一份协议的抄件是有原因的,我待会儿就会告诉你这个原因。由于相同的原因,我也没有抄送费雷拉公爵或任何人的代理人。公爵和帕格洛·渥西尼起草了一件他们之间同意的文件,帕格洛就拿着这份文件去见军事首领们,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他可以代表公爵和他们也签署一份协议,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得到公爵的授权。但是他刚开始做这件事,公爵重新又审阅了一下文件,发现文件中缺少了一条照顾法国的条款。”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其不耐烦的心情听着对方这番话,他想要的是看到协议,如果可能的话,拿到手,然后离开。但是当下他只好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陈述。“最后那项条款终于拟妥,公爵命令我去追赶帕格洛大人,并让我告诉他,除非他接受这项追加条款,公爵将不会签署文件。我追上了他,他很干脆地拒绝了,但是谈了一会儿以后,他同意将该项追加条款和其他人分享一下。但是他觉得大家不可能接受这个条款。然后我就离开了他。”“追加条款的内容是什么?”当阿加皮托回答的时候,他的嗓音中带着笑声。“如果它被接受了的话,那就开启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溜出这个协议,换句话说,我们将可以不受协议约束;如果协议不被接受的话,那就会打开另外一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我们可以昂首阔步地前进。”“看上去公爵对于惩罚那些曾经威胁他的城邦的人比对和平更有兴趣。”“你不要糊涂,公爵从来不会让他个人的愿望干扰他的利益。”“你答应过要给我看协议。”“这就是。”马基雅维里迫不急待地开始读文件。根据文件的条款,公爵与这些叛乱的首领同意从今往后和平共处,结成联盟。他们将保留各自对他们部队的指挥权,并听命于公爵,并为此从公爵那里领取和以往一样的报酬。并且,作为信用的保证,他们每个人将派遣一个儿子去公爵那里做人质。而且,他们规定,每次和公爵一起安营扎寨的时候,只可以有一位将领随同驻扎,并且时间之长短由公爵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同意将厄比诺和卡麦里诺还给公爵,作为交换条件,公爵将保护他们的领地不受侵犯,但这并不包括来自教皇或法国国王的进攻。而前些时间法国国王进攻了他们。这就是瓦伦丁诺公爵所坚持的追加条款。而这一追加条款,正如阿加皮托所说的那样,让整个协议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一点即使一个孩子都不会看不出来。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联合锡耶纳的佩特鲁齐正在和教皇签署另外一项协议。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又将文件读了一遍。“这些人怎么能指望公爵会原谅他们对他造成的伤害?”马基雅维里读完之后不禁浩叹。“而公爵又如何能忘记这些人将他推入的那些危险境地?”“这叫欲擒故纵。”阿加皮托引用了一句成语,脸上泛着笑意。“你可以让我把这份文件带走,以便我誊抄一份吗?”“我不可以让这份文件脱离我的监管。”“我保证明天就把它送回。”“这是不可能的。公爵随时都可能会调阅这份文件。”“公爵一直在向我保证,他对佛罗伦萨诚挚的友谊。让我的政府了解这份协议的内容,这一点十分重要。请相信我,你可以为他们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我国政府均不会忘记。”“我从事国务活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一个君主或政府会有什么真心诚意的感恩。”马基雅维里继续敦促他提供方便,最后阿加皮托答应道:“你明白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我钦佩你的才智,正如我仰慕你的品格。我就破个例,我可以允许你在这里誊抄一份文件。”马基雅维里吸了一口凉气。这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才可以完成,而时间正在飞快的流逝之中。古往今来还有另外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被置于这样一个窘境吗?眼下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只能听凭当下环境的摆布了。阿加皮托让出了他在桌边的位置,给了马基雅维里一张纸和一支崭新的羽毛笔。他在床上躺下,看着马基雅维里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抄录着文件。当他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他听到更夫吆喝报时的喊声。紧接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时正值午夜时分。阿加皮托和他一起下了楼,当他们抵达宫殿正中央庭院里的时候,阿加皮托叫来了两个卫兵,让他们擎着火把,送马基雅维里回他的住所。这个时间天上正下着冷雨,漆黑的夜十分寒冷。当他们到达之后,马基雅维里付了一点小费给两位士兵,将他们打发走,然后打开了门。他一直等到再也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以后,又转身出门,将门锁上,又悄悄地溜了出来。他穿过胡同,按照原先商量好的方式轻轻地叩门。然而无人回应,他又敲了一遍,先敲两下,停顿一下,敲一下,再一停顿,然后又敲两下。他等待着。一股阴冷的风从巷子深处吹来,一阵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尽管他裹得挺严实,用一条围巾包住了脸,以免夜里的晦气被吸到肺里,但是他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是不是那几个女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皮埃罗应该在吧?他告诉皮埃罗一直等到他来为止,而直到目前皮埃罗还没有让他失望过。皮埃罗一定已经向他们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迟到的原因。而且再说,对于那两个女人而言,尽管她们与马基雅维里动机不一样,但是她们也应该明白是万万不可以失去这次机会的。这次约会对她们的重要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马基雅维里的热切程度。从宫里回来的路上,在经过巴托罗缪家豪宅的时候,他注意到房

                      恶性邪教案件被警方秘密拘捕,市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前往李守信公司承建的各个小区进行调查取证。警方又是怎么得知李守信的所作所为的呢?难道那几个小区里的销售人员见到异状,怕惹祸上身,暗地举报了李守信?可他们并不知道水泥柱中埋藏的是什么,又怎么能提供给警方有力的线索呢?疑问中,电视上出现了热线新闻播报,一个满脸精干的记者出现在了镜头上,身后是一片小区建筑,周围停着数辆警车,不少警员正在一边忙碌着。“……现在警方正在调查取证,据可靠消息,此案涉及数十余名幼童的惨死,其数量之大,犯罪手法之恶劣实属罕见。”记者慷慨激扬地在镜头前不住左右指点着,镜头忽地一转,画面内出现一名佩戴高级警衔的男子,那记者立即快步赶上不住询问起来。“对不起,我无可奉告。”那名警官威严地摆了摆手,转身急冲冲地走开。“请问本案……”记者不折不挠地紧跟而上,急速的问话却突地停顿在了那里。两名警员抬着一个塑布覆盖的东西走来,侧边露出一条灰黑的东西,那是……孩子干瘪的手臂!一只大手挡在了镜头前,遮去了那条手臂,也掩去了记者惨白的脸庞。……“这下倒也省事了。”林岳惬意地伸了个拦腰,“警察办起事儿来可是动作麻利的很,照这架势,一天就搞定了。”“警察来的也太巧了,简直就像是算准了似的。”晖儿摇头道,“会不会有人暗中在帮我们?”“的确帮了一把,不过这用心就很难说了。”耿婆笑道,“总算也没白忙活,咱们该去对付对付那块大骨头了。”“骨头不但大,还很硬。”莫炎幽然道,“但愿我们能啃得动。”“嗐,没事儿,咱用的是蓝天六必治。”林岳贫道。屋内响起一阵大笑。……如果说李守信建造的小区中居住的是社会中层阶级的话,那么眼前这三座井字楼里的居民便是社会的底层阶级。冰冷灰暗的水泥外墙上满是斑驳的水渍和风化斑,锈蚀的钢窗衬着残破的玻璃,像是一张张噬人的怪嘴,饥饿地等待着猎物落入口中。这三座楼建造的很奇怪,四面楼体围砌作一个方形,正中留出一道仿佛深井般的空间,楼体交界处略略延长,留出了一部分无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S告诉我们,这是早期建筑中的一个承重设计,为的是均衡整座楼的自重,由于那个时代在高楼建造上技术与材料都不成熟,因此必须采用这样的设计。只是如此一来,楼体围砌的中空部分便大大浪费了空间,同时也造成了内围单元的暗室效应,大多居住在内围的住户都会有间“小黑屋”。不但如此,大楼的“井”里日积月累地丢弃着不少的废物和垃圾,虽然会有些好心人时常清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一到三楼的住户全部都将靠“井”的窗户封死,索性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建筑构造上来说,这属于技术落后,设计施工不合理。可好歹也算是个安身之所,对于那些囊中羞涩,购买不起再好些房子的人们而言,也只能暂居在此。毕竟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如果等到了市政动迁,兴许还能改善到更好的房子。但从风水堪舆角度而言,即便是露宿街头也好过待在这里,因为这三座井字楼根本就不应该是活人待的地方。早先从S和林岳拍摄的图片来看,充其量只是了解了楼体格局,至于方位和气脉走向则是浑然不清。对于风水格局林岳并不精通,以布荫一派的能力而言,他们多数是从周边的植物生态环境来断定风水的优劣,可井字楼附近除去数棵几近枯死的老树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植物的东西。莫炎则不同,异常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里的气脉格局非同一般,如此庞大的阴霾煞气出现在人们聚居的楼宇间,其中必定有所古怪。循着气息他找到了“戴孝狗”和“奔丧猫”,并发现其数量的可观,由此判断出井字楼的格局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其实,单从外表格局来看,这三座井字楼属于“阳宅阴局”,即是将墓穴葬地的格局转用到了人们的正常居所上。假如在一座墓室内看到类似的布局,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局势,古代风水学说认为,“尸属阴,得阴霾之气而滋生,上得斗煞星华之光,中居六仪汇阴之泽,下通冥河地脉之气,其身自养,乘生气而自萌。”也即是说,埋葬在这种格局下的尸身可以充分享受到葬地间的气脉,以阴气滋养,传承后世福泽。可那是给尸体用的格局,放到活人身上,岂不是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吗?古时的风水堪舆界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认为风水的奥妙变化是可以不徇常理而为的,越是凶险的格局其本身也具备着极大的改造功能。这种理论依据有点类似中医药理上所谓的“以毒攻毒”,当面遇到某些险恶棘手的事件时,通常便采用更为险恶的格局去对冲应付,以期达到“负负得正”的效果。“阳宅阴局”便是这些人的“杰作”,若事主自身运势不济,生辰命格凶险,亦或是所处区域极为不利但又无力搬离该地,他们便会依此方法布设。首先将阳宅的三处封闭,唯独留下一面背阳的方位开设门窗,窗框离地三尺,窗格为六,称为“六仪汇阴”,目的是将区域内的阴气导入阳宅。接着在屋内阴煞位掘一口深井,有没有水无所谓,关键是用以接通阴煞位的地气,井内投入活杀的黑狗黑猫各一只,并以青石铺盖,称为“冥井”。最后,在屋顶的斗煞位开一天窗,使得北斗星光的走向刚好与“冥井”相接,对应屋子的六格窗走向,让这三处气息汇聚在同一点上,并依据这个方位将屋子主人的床位摆设在此。风水堪舆的星斗学说中,北斗七星自身具备一定的煞气,而窗向北斗便是“斗煞入宫”。这种做法在一定时间内的确能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正如中医药理上另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治标不治本”。对于那些特殊情况下的事主而言,阳宅阴局所聚集的阴霾之气可以冲去他们身上不利的气息,以此达到平衡。但人毕竟不能与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相提并论。在抵消了不利气息的同时,大量滋生的阴霾之气对人体开始产生作用。久而久之,这些阴霾之气将人体内的阳气逼出,从而导致人们频频产生病痛甚至死亡。正如某些以毒攻毒的失败例子一样,人体内的毒素一旦与外界的毒性药物达到平衡,那么多余的毒性药物便开始侵害人体,如果医生此时不停止用药,病人就会死于药物中毒。可惜的是,阳宅阴局这帖药是长期有效,永不停止的。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阳宅阴局,还不足以让我们如此震惊,甚至连耿婆这样的修为也不禁惊愕于形。“棺井?!”耿婆望着楼宇中空出的部分,眉头紧锁了起来。我们爬上了其中一座楼宇的顶部,从房顶向中间的“井”底望去,乌黑阴森的空间中蓬然聚集着大量的阴气。可奇怪的是,那些阴气并没有在阳光下消散,而是凝成一团,不断地被引入地下某处。“夷人奇俗,得堪舆之奥妙,遇族人亡故,则寻背阴之处,掘一深井,取六尺巨坛,纳其尸身,置于井中,曰‘冲天葬’。”耿婆幽然道,“这种葬法一直流传在云南一带,那深井被人称为‘棺井’。”“又曰‘噬气井’。”莫炎若有所思地看着楼宇的中央,“纳阴阳之气入地,葬者速化。”“哎~~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呢?”林岳挠头道,“一会儿阳宅阴局,一会棺井阴井的,我听着都迷糊了。”“阳宅阴局制造阴霾之气,逼迫人体阳气外泄,同时由棺井将阴阳之气引入地下。”我脑中迅速整理着思路,“理论上是通了,但事实上却有个很大的漏洞。”“这里的人都还活着。”莫炎点头道,“包括那些猫狗。”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晖儿和S气喘吁吁地从楼台门口走来。“我们在这三栋楼大致打听了一下,住在这里的都是贫困户。”S平息了下呼吸道,“家里死人的不多,但生病的不少。”“建造的时间是在八十年代,当时都是作为分配房进住的。”晖儿补充道,“而且似乎这些住户搬进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发展,大多都是三四代人挤在一起。”听了她俩的叙述,耿婆背着手在楼台上踱起步来,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众人一下陷入了沉默,各自大脑中都在思索这奇怪的格局,猜解着其中所包含的秘密。过了半晌,耿婆依旧没有发声,我亦是毫无头绪,莫炎抬头看了看我们,转身冲着楼台门口走去。“哎,你去哪儿啊?”林岳叫道,“这都在想办法呢,急什么啊?”“找不到答案就是线索不够。”莫炎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上面看不出,就去下面。”“嗯,有道理,我也去……”林岳连赶几步追上莫炎,两人一齐消失在楼台的门后。“这家伙转性了?”S低声嘀咕道,“以前碰到莫炎就斗嘴,现在倒挺热乎的。”“呵呵,怎么了S?”晖儿小声笑道,“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切,要真断背了,我出钱给他俩办喜事。”S瞪大了丹凤眼,满脸不屑道。……“现在进行下一步计划有些操之过急了。”莫曹递过一杯茶,一只金毛猴子摇摆着走近茶杯,双爪端起慢慢品了起来。“你是担心他们无法参透井字楼的奥妙?”高大男子微微笑道,“亦或是你担心他们过早的知道我们的用意?”“都不是。”莫曹斟满了面前的茶杯,“我是担心他们达不到您的要求。”金毛猴子似乎也能品出茶中的妙趣,正在那里惬意地呲牙,脸上露出了与人相仿的得意笑容。“哈哈……”高大男子爽朗地笑了起来,“莫曹,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论才智论气度你绝不在我之下。”“风爷说笑了,莫曹不敢与您相提并论。”莫曹端起茶杯恭谨道,“自古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何况风爷于我有再造之恩。”“如果别人这么说,我会认为是故作姿态,但你不同。”高大男子品了一口杯中的茶水,眼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你是真的谦逊。所以,你很可怕。”“在您面前,任何的故作姿态都是徒劳的。”莫曹面不改色地为他斟上茶水,转而将金毛猴子的茶杯也注满。“如果三十年前你这么说,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目光逐渐柔和,高大男子的幽然叹道,“不过,现在我反而应该更加重用你,这世上的人才已经不多了。”金毛猴子正端起茶杯想要品茶,听到高大男子如是说,不由连连点起头来。“说到人才,王亦凡应该也算一个。”莫曹微笑着呡了口茶,“可惜……”“可惜我永远不可能用他。”高大男子抚摸着金毛猴子的背脊道,“只能利用他。”“能被您利用,是他的造化。”莫曹起身道,“这世上值得利用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你可以照自己的想法继续,但必须尽快。”高大男子缓缓靠在了沙发背上,“我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莫曹无声地欠了欠身,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一边正自顾品茶的金毛猴子抬起头,静静地望着高大男子,那眼神竟是有些忧郁。……“明白就好,记得稳妥保管这东西。”莫曹笑了笑,“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命。”“是,师父。”韩笑双手捧过一个精致的锦囊,手下几个翻动,尺许见方的锦囊变魔术般地藏入了警服内,从表面看去竟没有一丝突起的痕迹。“肩上的伤好些了吧?”莫曹转身望向窗外,淡淡道,“你心里一定很恨我。”“韩笑不敢,伤口已好的差不多了。”韩笑毕恭毕敬地站直了身板,“师父责罚的对。”莫曹没有回头,无声地摆了摆手,韩笑冲着他的背影微一躬身,转头走出了房间。“莫炎一定也很恨我……”夕阳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进屋内,一片淡淡的红色映上了莫曹的脸颊和双眼……二十六、诡道异脉自古以来,风水五行与人们的生活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古代天文、地理、医药、生物、气象等学科都与之有着相辅相承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风水堪舆学说的基础理论依据是《易经》,在长期实践中,从定性上已经悟出了人体乃至人体与自然天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正是在这种“天地人感应”的原则下,风水堪舆学说将宇宙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纳入“风水罗盘”中,精细排布出人类择居立业的最佳模式。按照与人体相得益彰的主导思想来看,与风水堪舆学说走得最近的便是中医学。依据现代科学的观点,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媒介应该是电波或磁场,但不管是哪种解释,其本质上都具有两个主要特性:一是综合性;二是阴阳性。关于综合性方面,我国中医学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并有效地用于诊治疾病和健身优生等方面,称之为“望诊”,即通过观察气色而知脏腑疾病,通过五官大小形态可知相应内脏的强弱。而转化到风水堪舆学说中,则是将人与八卦方位、节气时令和日月星辰相配,有效地运用于人类选址、规划、营造之中,称之为“一物一太极”,也就是说,天、地、人的各个部分均有相似的对应关系。至于阴阳性方面,在风水堪舆学说的实际应用中,常常是通过五行生克关系找到它们矛盾中的平衡,以求达到一个最为融洽适宜的存在环境。正如古代中医学中将人体五脏气脉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定性,根据五行在地理中的磁力场线确定其东、南、西、北、中的有利方位,并由此衍生出相生、相克、相乘、拒纳、反侮等中医理论关系。虽然这两门深奥的学科有所关联,但真正能有机地应用到人体上却是毫无先例。至少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耿婆一直保持着沉思的状态,没人敢去打搅她,楼台的沥青面上浅浅地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奇怪图形算式,像是天书一般。“阴森森的,我待着有些头晕。”S语调虚弱地说道。“亦凡,我陪S先下去吧。”晖儿对我说道,“这里的确很阴森古怪。”我一直靠近“井”口的地方,感受着疾速流动的阴霾之气,从耳中获取的画面来看,这是一道循环性的气流。三股阴气冲入楼内,继而汇聚出大量的阴霾之气,而后由楼内流转出来,自“井”口导入地下。如果从阴气流动的最终结果来看,这里的格局明显是为“棺井”服务的,可为什么还要用“阳宅阴局”这样的“葬屋”结构呢?“可能是这里的阴气太重,影响到你们的身体了。”我冲晖儿点点头,“索性先下去吧。”午间的阳光十分热辣,转身间被晒暖的身体倏然传来一阵阴冷的感觉,与迎面感受到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子午之时,一日阴阳,午时阳盛,子时阴极,天下之气过午则阳消阴涨,逾子则阴衰阳生,此阴阳循环之道,物极必反之理也。”我忽地记起《闻风拾水录》中有关阴阳五行的篇章来,以现在的时间来看正是午时,阳盛之极过后便是阴气滋生,到了子时这里的阴气必定更加浓重。可就在这一转念的工夫,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阳光下,三座井字楼的阴气陡然上升,但势头却柔和至极,楼宇间的“井”中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股蕴含生机的阳气。整个循环气流中瞬时产生了阴阳对流,大量阴气翻腾着隐入楼中,那些生机勃勃的阳气却绵绵不断地自楼中传入“井”口,被阴气逐渐压入地下。世间阴阳之气相生相搏原本是平常至极的事情,可这里却不平常。午时阳盛却出现了大量的阴气,“棺井”聚阴却出现了大量的阳气,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古怪!惊讶之余,我下意识地转向耿婆,刚想提醒她这奇异的现象,却正迎上她同样惊异的目光,看来她也已察觉出这里的变化。“如果没错,楼下那两个小子应该收获不小了。”耿婆脸上释然了起来。井字楼底层的拐角处有间不大的储物室,里面堆放着一些清扫用具和杂物,锈蚀的包铁木门虚掩着,形同虚设的老式挂锁无力地悬挂在一边。“下面四通八达的,我扫了眼,根本就看不到头。”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中,室内传来一阵低低的话语。“阴阳气息的味道很重。”一个冰冷的声音缓缓道,“这不是普通的下水道。”“呜——”一种急促的振动声响起。“靠,老凡,你吓我一跳!快下来,底楼储物室……别说那么多,下来你就明白了。”局促的感觉通常来自于时间或空间的限制,正如现在这间储物室一样,尽管是六个并不壮硕的人,可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内,要想活动自如的确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间储物室内竟然设置了一个窨井,若不是耿婆问我翻出罗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国产乱子伦一区二区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笑了笑,希望这样婉拒不会造成误解。“随你的便吧。”康妮说着又戴上墨镜,在穿上那双又宽又扁的鞋向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玛维斯的肩头。剩下玛维斯独自一人,她原来担心厨房会失去舒适感,其实不然。她反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厨房里似乎挤满了孩子——在笑?在唱?——其中两个是莫尔和珀尔。她闭紧眼睛,想驱散这种想象,却反而更加强烈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康妮进了门,正在地板上拖着一只三十二夸脱的大篮子。“来,”她说,“帮把手。”玛维斯瞅着山核桃皱起了眉,对康妮正在安放的轧果钳、尖嘴凿和碗一个劲儿摇头。“算了,”她说,“想点别的我能帮忙的事吧。剥这些玩意儿的硬壳,我会发疯的。”“不会的。试试看。”“唔,唔,我不行。”玛维斯看着她整理那些工具,“你要不要垫些报纸?清理起来会容易些。”“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切消息全都靠人们面对面地拿嘴说。”“这倒也没什么,”玛维斯说道,“这些日子就没有好消息,没法再坏了。反正人们也无能为力。”“你话说得太快了。瞧瞧你的指甲,又结实,又弯得像是鸟爪子——地道的剥山核桃的手。这样的指甲每次都能把山核桃仁整个抠出来呢。多好看的手,可你却说你做不来,让你发疯。看着这么好的指甲白闲着,我才会发疯呢。”随后,玛维斯看着自己突然好看起来的手抠着山核桃仁,联想起六年级时的老师掀开书页:从封面一角抬起,顺着纸边碰到书签,轻抚着书页,用指尖沿着书上印的字行移动着。她在一旁看着有一种腿都软了的感觉。此时,她抠着山核桃仁,竭力少做姿态又不失优雅。康妮让她干起活来之后就走了,说是要去“照看母亲”。玛维斯坐在桌边,嗅着穿过门洞吹进来的风令人愉悦的气息,心里想着不知康妮的母亲多大岁数。从这个女儿的年龄来判断,老太太该有九十多岁了。她又想,还要多久顾客才来?有人找凯迪拉克的麻烦吗?在她要去的加油站那儿,地图上会显示如何回到亲切的七○号甚或二八七号路吗?她要向北,开到丹佛,然后再折向西。运气好的话,晚饭时候就能上路了。运气不好的话,她也打算第二天上午走。她要回到水泥公路上,听着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音乐曾帮她度过本妮走后的沉寂,一路不停行驶的几个小时—两个手指不耐烦地调着台,寻找更好听的歌曲、更美妙的歌喉。此刻广播在穿越田野,下到一条路上,然后是另一条路。断了。在一个地方乐声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段空白,没有了收音机带来的福音,她并不认为自己能适当地加以填补。从她就座的桌边欣赏着自己忙碌的双手,没有收音机的空白在扩散。无声的、神秘的火在喘着粗气,随着燃烧的加剧,声音却越发无力了:山核桃壳开裂的噼啪声,核桃肉落进碗里的叮当声,不停调整的灶具的哗啦声,昆虫的低鸣声,长长的杂草的争执声,远处玉米棒的咳嗽声。一派平静,但是她巴不得康妮快回来,以免又受到惊吓——幻听到婴儿在歌唱。那女人不在的时间似乎太长了,玛维斯听到一辆轿车碾过砾石路,然后刹车,门砰地关上。“嘿,老女士。”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松。玛维斯回头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她利落的腿脚快步走上台阶,由于没看到预期的人而停住了脚步。“噢,抱歉。”“没事,”玛维斯说,“她在楼上。康妮。”“知道了。”玛维斯觉得那女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衣服。“噢,真棒,”她说着走到桌边,“棒极了。”她把手指伸进碗里,拿了几颗山核桃。玛维斯以为她会吃一些,但她却松手把山核桃丢进了碗中的果仁堆里。“没有山核桃馅饼还叫什么感恩节?不成样子了。”她们俩谁也没听见光脚走路的声音,何况弹簧门也没发出声响,因此康妮过来时就像是幻影。“你来啦!”黑女人张开手臂。康妮投入她的怀里,两人摇晃着拥抱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丫头吓死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屋里有生人。”“我们的第一个,”康妮说,“玛维斯·阿尔布赖特,这位是索恩·摩根。”“嘿,很高兴认识你。”“摩根。摩根太太。”玛维斯脸上发烧了,但仍满脸堆笑,并且说:“对不起,摩根太太。”边说边端详那女人昂贵的牛津鞋、薄纱短袜、羊毛衫,以及裁剪合身的衣裙:浅蓝色轻质绉丝夏装,上面是白翻领。索恩打开一个编织钱包。“我又带来了一些。”她说着,拿出了一副飞行员式的墨镜。“好的。我只剩下一副了。”索恩瞥了玛维斯一眼。“她吃墨镜。”“不是我,是这栋房子吃墨镜。”康妮把镜腿插到耳后,在门口试着墨镜片。她转过脸正对着太阳,那一声“哈”的叫喊充满了反抗。“有人订了去壳的山核桃,还是你自己的主意?”“我的主意。”“做很多馅饼。”“不只做馅饼呢。”康妮在水池的龙头下冲洗着墨镜,并撕去标签。“我不想听,所以别告诉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康妮点点头。“你能给这丫头的汽车一些汽油吗?送她过去,再带她回来?”她说话的同时擦干净新墨镜,检查毛巾上的斑点和棉绒。“你的车在哪儿?”索恩问。她的声音里有些怀疑,似是不相信穿着皱巴巴的吊带便装裤和脏兮兮的童装式圆领长袖运动衫的人会有车。“一八号路,”玛维斯告诉她,“我走了好几小时才到这儿,可要是开车……”索恩点了下头。“很高兴去一趟。不过我得让别人开车把你送回来了。我倒是愿意亲自送你回来,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两个小子都要休假了。”她得意地看了眼康妮,“没等我注意,家里就满了。”随后她又问,“母亲怎么样?”“拖不长了。”“你肯定去丹比或者米德尔顿都不算好主意?”康妮把飞行员式的墨镜放到围裙兜里,向食品间走去。“她在医院里也就能喘上一口气,第二口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康妮在一篮山核桃上放了个小口袋,可能是颗手榴弹。那玩意儿放在奥兹莫比尔车里玛维斯和索恩·摩根之间的座位上,散发着紧张气息。索恩不时去碰它一下,仿佛在提醒自己那东西在那儿。厨房里的轻松谈话没有了。突然正经起来,索恩的话很少,在回答玛维斯的问题时说得极其简单,而且根本不问玛维斯任何事。“康妮人真好,是吧?”索恩看着她。“是啊,她是挺好的。”她们行驶了二十分钟,索恩在每一处上坡或转弯路上都很小心,哪怕坡度和弯度再小。她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她们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停下了车,向那个一瘸一拐走到窗前的男人要五加仑的油带走。他要玛维斯付钱,她说等她回来加满油箱时再付。他不信。最后谈妥先存上两美元。索恩和玛维斯驾车走了,转上另一条路,向东开了像是有一小时。索恩指着一个奇特的木制标牌,说:“我们到了。”标牌上端写着“鲁比·波普,三六○”,下端写着“小旅店,一六”。这小镇当时给玛维斯的印象是静极了,仿佛没人住似的。除去一家食品店、一家储蓄及信贷银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商业区。她们沿着一条宽街驶去,经过教堂前修剪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草坪和色彩柔和的住房。空气清香,树木幼小。索恩拐进一条侧街,那里的花园比房子还宽敞,花朵上罩满了蝴蝶。五加仑容量油桶的气味在索恩的车里十分刺鼻。但在那男孩的卡车里,夹在玛维斯的双脚间,油桶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气味。黏糊糊、油腻腻,再加上金属的气味,混在一起完全可能让她恶心,多亏那男孩主动做了玛维斯无法要求索恩·摩根做的事:打开了收音机。节目主持人宣布曲目时的语气听起来仿佛曲子是由他的家人或好友作的:所罗门王,奥蒂斯兄弟,黛娜宝贝,艾克和蒂娜姑娘,达科他姐妹,诱惑乐队。他们颠簸着前行,此刻高兴起来的玛维斯欣赏着音乐和那男孩头发剃掉的部分。尽管他比索恩令人愉快,但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已经从“鲁比·波普,三六○”开出了好几英里,听到《喷射》杂志音乐榜前二十首曲子的第七首了,这时玛维斯才意识到,除去加油站的小伙子,她还没见到一个白人呢。“你们镇上有白人吗?”“没白人住,他们不肯。有时来做生意。”当他们在驶向凯迪拉克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大宅时,他问道:“那里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厨房里待着。”玛维斯答道。“两个老妇人待在那么大的一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凯迪拉克没人碰过,但晒得发烫,那男孩在拧开油箱盖的前后都舔了手指。他还挺好心地为她发动了引擎,告诉她把车门敞开一会儿再上车。玛维斯没有费劲儿就让他把钱收下了——索恩则一直推让——他在车上收音机放着的歌曲《嘿,裘德》的伴随下开车走了。玛维斯坐到方向盘后面,在空调的冷气中凉快着,后悔没留意那男孩卡车仪表盘上的电台频率。她在驾着凯迪拉克返回康妮家的路上,徒劳地转了半天选台钮。她停下车,颜色像淤血一样深的凯迪拉克在那儿停了两年。那男孩发动引擎之时已经日落了。再说她也忘记问他路了。何况她记不起她存了两美元的加油站的方位,而且也不想摸黑去寻找了。还有,康妮已经填了作料,烤了一只鸡。但她作出过夜的决定主要还是因为那位母亲。中间的白色令人目眩。玛维斯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枕头和牙白色被子之间的那个轮廓,若不是一个颇具权威的声音说了句“别瞪着看,孩子”,可能她还发现不了什么呢。康妮向床脚俯身下去,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她用右手抬起母亲的两个脚跟,用左手抖松脚下的枕头,嘴里嗫嚅了一声“脚指甲跟刀片一样了”,又把那双脚轻柔地放好。玛维斯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和光线之后,才发现那张床的尺寸对一个生病的妇女来说太小了——简直是一张童床——床的四周,在光亮的边缘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康妮从其中一张桌子上拿起什么东西,趴到照亮病人的光亮中。玛维斯随着她的动作,看着她把凡士林涂到病人的嘴唇上,病人那张脸比围着头部的白布还要苍白。“应该有比这味道更好的东西。”母亲说着,用舌尖舔着涂了油的嘴唇。“吃的,”康妮说,“来点吃的好吗?”“不。”“一点鸡肉。”“不。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你干吗要带人进来?”“我跟你说过了,一个需要人帮忙倒腾车子的女人。”“那是昨天。”“不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告诉你的。”“唉,好几个小时以前了。那么,是谁请她进我私人房间的?谁请的?”“猜一猜。你,就是你请的。你不是想按摩头皮吗?”“不是这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玛维斯在她所处的暗处小声作了回答。“站近点。不到我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像是住在蛋壳里。”“别理她,”康妮对玛维斯说,“她看得见宇宙里的一切。”她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拿起老太太的一只手,逐个儿抚弄着弯曲的手指。玛维斯向前移了移,站进光圈里,一只手撑在床的铁架上。“你现在没事了吧?你的车能开了?”“是的,女士。我挺好。谢谢你。”“你的孩子们在哪儿?”玛维斯说不出口。“以前这儿有好多孩子。这地方有过学校,一所挺漂亮的学校。为女孩子办的。印第安女孩。”玛维斯看着康妮,但在康妮回眼看她时,马上垂下了目光。床上的老妇人轻声笑着。“日子难过啊,是吧?”她说,“看看那双眼睛。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绿得跟草一样。”“而你的眼睛当年是蓝的。”康妮说。“现在还是蓝的。”“随你说吧。”“那么说,是什么颜色?”“和我的一样——老妇人洗掉了色的颜色。”“递给我镜子,孩子。”“什么也别给她。”“在这儿我还是管事的。”“当然,当然。”三个人都看着褐色的手指抚摸着白色的手指。床上的老妇人叹了口气。“瞧我这样子。没法自己坐起来,没法傲慢到最后了。上帝该把脑袋笑掉了。”“上帝不笑也不玩儿。”“是啊,你对他无所不知,我敢说。下回你看到他,告诉他让那些姑娘进来。她们在门外聚成一堆,可是进不来。我在白天倒不在乎,可是夜里她们搅得我睡不好觉。你让她们吃得好吗?她们总是那么饿。吃得挺多的,是吧?不是她们爱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而是热乎乎的好东西,冬天这么糟,我们需要煤,烧草原上的树是犯罪,昨天的雪从门下面吹了进来,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罗伯塔修女在削葱头,保佑我们脱免罪责,你不能……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康妮把母亲的手在被子上放好,示意玛维斯跟她出来。她关上房门,她们俩来到过道上。“我还以为她是你母亲呢。我指的是你们谈话的方式,我原以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她们说着话,走下正中的宽大楼梯。“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的母亲?”玛维斯没有回答,部分原因是她不能说起这件事,也因为她正竭力回想:在这样一座没有电的房子里,母亲屋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吃过烤鸡晚餐后,康妮给玛维斯看了一间大卧室。她从四张帆布床中挑了离窗户最近的一张,跪在床上向外看。两个乳白的月亮,而不是一个,高悬在空中,简直就像康妮的一双眼睛。月光下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无法判断。小巧。充分。永恒。加利福尼亚,走哪条路?马里兰,走哪条路?莫尔?珀尔?那天夜里吃掉她的幼狮有一对蓝色而不是褐色的眼睛,这次它没有非把她按倒在地不可。当它用左爪钩住她的双肩时,她心甘情愿地把头向后仰去,把喉部露了出来。她也没有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咬的那一口满是汁水,但她一觉睡了过去,又做了其他的梦,直到歌声叫醒了她。玛维斯·阿尔布赖特离开了那座女修道院,但她经常回去,所以一九七六年她在那儿。在那个七月的早晨,对女修道院和镇子之间的龃龉,她已经留心了几个月,她本可以预料到整车男人穿云破雾的潜行。可她想到了其他事情:文身的水手们和在祖母绿的水中沐浴的孩子们。她被前一夜的欢乐搞得精疲力竭,便听凭自己在梦中漂进漂出。一小时之后,从教室射出了子弹,她嗅到了雪茄烟味,以及AquaVelva须后水的淡淡气味。格蕾丝要么是便道在燃烧,要么是她在鞋里藏着蓝宝石。K.D.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迈碎步或倒换两只脚,他相信是步行造成的这一切麻烦。在大炉灶边上懒散地闲待着的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看到她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但在汽车开走后,她却站在那里——在他们对面的街边,裤子那么紧,鞋跟那么高,耳环那么大,致使他们都忘记笑话她的头发了。她横穿中央大街朝他们走来,脚上穿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再没见过的粗高跟鞋,迈着小步。她走得很快,仿佛踩在火红的煤块上,要么就是鞋里有什么东西硌得脚趾生疼。K.D.心想,准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她早就该取出来扔了。他拿着装备盒穿过餐厅。窄窄的编好的带子从侧桌上的一个篮子里溢出来。索恩舅妈像囚犯似的编着线绳:每天都机械地无偿生产着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编织带。后院的园子向左面伸展开一片没有杂草的精耕土地。K.D.右转走向小屋,进去了。长毛牧羊犬见到他都兴奋起来。他只好骑到古德的身上,让这条母狗安静下来。古德的耳朵在他的手指间很柔软,他不停地捋着有樟脑味的细毛。壁虱像咖啡渣似的掉了下去。他把手掌放到狗的下巴上,狗则舔着他的下巴。另一条牧羊犬本把头放在前爪上,向上看着。斯图亚特·摩根家的牧场让这些狗忙得一团乱。在鲁比它们每年都要由K.D.照两次,每次几天。他从盒子里取出鬃刷,把刷子深深地插进古德的毛里,一边梳理一边唱着,用汽车城音乐(汽车城为底特律的别称,此处指那里的黑人音乐。)的假嗓轻声唱着在古德小时候为它编的歌。“嘿,好狗,做一条好狗;老好狗,我的好狗。谁都需要一条好、好、好的狗。谁都需要一条好的、一条好的、一条好的狗。”(“古德”一名原为Good,意为“好”,故有此歌。)古德舒坦地伸展着。只有那些相关的人要出席今晚的会议。所有的人,除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但大都聘请名师教太子学好,从未听说让人教儿子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的特例。此外,元顺帝还是个天才木工。凡是他宠信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都亲自动手,设计出宅院的模型。他“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庚申外史》),为此,大都人(北京人)戏称其为“鲁班天子”。元顺帝临幸妃子也有花样。春天桃花开时,他在宫中举行碧桃宴,把八九百个妃子召来大吃大喝,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便亲自从树上摘下来一枝桃花,把汗巾系在上面,然后让人击鼓,皇后和妃子们就一起转圈起舞,混乱中元顺帝把系着汗巾的桃花扔给谁,谁就晚上陪睡。夏天,桃花谢了,元顺帝每天召一批妃子在宫中洗澡,所有妃子都脱下衣服,露出雪白的娇躯,一丝不挂地跳进水里。元顺帝一声令下,大家都争着朝池中和真马一样大小的玉马奔去。妃子们光着屁股,滑溜溜的,玉马上也很滑,一个妃子刚坐上,就被别的妃子推下来,最后谁抱着马脖子坐住了,谁当天晚上就能陪元顺帝睡觉。秋冬时节,妃子们如果还在外面光屁股洗澡,怕是会冻感冒了,妃子感冒了不要紧,要是传染上皇帝,导致龙体欠安,就不妙了。于是元顺帝安排妃子集合在设有暖墙的大殿里,让大家把衣服脱了,手拉手团团跳舞。元顺帝坐在高处,弯弓把香囊射出,香囊射中哪个妃子,便在她的身上破开,撒得她一身香粉,这时元顺帝就“闻香识女人”,抱起美女就走,这叫作“香幸”。元顺帝荒唐如此,民怨鼎沸,当时有人写诗描写元顺帝时代: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挫折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鲁仲连,战国末期志士),德高如闵骞(闵子骞,春秋时孝子),只被人轻贱。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善的人欺,贫的人买,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子曰》,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鸭青纱(元代纸币,颜色呈鸭蛋青色,故名)。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世道如此,天下大乱为期不远!昔日极其强大、横扫环宇的蒙古军队在元顺帝时战斗力如何呢?《草木子》记载:“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至于武事,略不知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哥,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值得一提的是,“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正是元顺帝。“天高皇帝远”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即指元顺帝。元朝长期的残暴统治最终压断了人民承受的底线,而此时黄河的决口更是雪上加霜。从1345年开始,黄河大规模决口,一直到1351年,黄河泛滥六年。元朝征发十七万民工修建大堤。由于黄河泛滥成灾,黄河流域饥民达到五百万人,而修建大堤的民工就是这些饥民,由于环境恶劣,死亡率很高,此时,只需要一丝火星就能点起冲天大火。参与修建大堤的韩山童和刘福通打算发动起义,先以童谣散布,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后暗中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黄河故道岸上,此时正赶上黄河岸施工,民工就挖出了这个石人,石人正应童谣,人心震动。韩山童、刘福通借机发动起义,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南宋大将刘光世后人,还是当初陈胜吴广起义的那个套路。但正是在这个套路下,此后十六年间,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1368年,朱元璋脱颖而出,三军效命直捣大都,元朝灭亡。明初,建州女真最强大者为爱新觉罗氏族,海西女真最强大者为叶赫那拉氏族,明初,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两军交锋,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指着大地说:“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在满语里是金子的意思)!”叶赫那拉的首领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在满语里是太阳的意思)。”斗嘴过后,双方开打,太阳烧化了金子,叶赫那拉氏打败了爱新觉罗氏,成为女真族最强大的部落,而叶赫部和爱新觉罗家族也从此结了世仇。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蓝玉北伐,将蒙古残余势力打残,蒙古人彻底失去了对东北的控制权,而后朱元璋派人招抚在东北的女真各部,当时女真主要分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因为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以西而得名)、野人女真(又叫东海女真,分布在外兴安岭、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各部纷纷响应朱元璋号召,成为朱元璋治下一部,1409年,朱棣设奴儿干都司,包括黑龙江、吉林、俄罗斯远东地区,至此,女真人重新成为中国政府有效管辖之一部。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被朱棣任命为建州卫都指挥使。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女真混战中战死,其子董山继位。1466年董山出于对明朝官吏鱼肉边民的不满,一年之内抢掠边境九十七次。明宪宗大怒,1467年派总兵赵辅率军讨伐董山,“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明·赵辅《平夷赋》),赵辅对董山的部众进行了种族灭绝式屠杀,当然并没能完全灭绝该族,董山被杀,建州女真遭到毁灭打击。董山死后,其子妥罗向明朝表忠心,摇尾乞怜,最终赵辅仍令其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妥罗的弟弟锡宝齐篇谷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但他没能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所以家道逐渐衰落。此后一百多年,虽说女真人与明朝在东北的政府偶有冲突,但大体上双方是友好的,女真族只是内部不停有小规模冲突,此时的女真人就像被浸泡过多次的茶叶一样沉到了杯底,无声无息地遵守着中央王朝的规则。前蒸汽动力时代,等待扬帆远航的巨轮在出发前一段时间风帆往往是降下的,因为它要为新的征程积蓄力量。此时的女真人正是如此。锡宝齐篇谷的儿子福满是努尔哈赤的三世祖,福满之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之子是塔克世。1559年,塔克世的妻子生出了本书的第一个主人公——努尔哈赤。第一章崛起,努尔哈赤据《满文老档》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喜塔拉·额穆齐梦见天眼大开,一只有雪白羽毛和金爪子的神鹰飞出来,直扑自己怀里,于是怀孕了。额穆齐怀孕十三个月仍然不生,于是有人怀疑是恶鬼钻入她的肚子里作祟,便把她扔进深山。刚进深山,孩子就出生了,当时风雨大作,多亏五只色彩斑斓的猛虎保护,母子俩才得以不死。额穆齐的丈夫爱新觉罗·塔克世将这个孩子起名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满语里意为“金子·野猪皮”。努尔哈赤是女真贵族世家出身,童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母亲突然去世,努尔哈赤的美好生活从此结束。后母整天指桑骂槐地骂努尔哈赤,把他看作家庭包袱,一直欺负他。努尔哈赤默默忍受着,从不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反抗。秦始皇、朱元璋、希特勒、斯大林、努尔哈赤,他们小时候都有过长期的受虐经历。痛苦使人深刻,但生活中会失去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会缺乏爱和宽容。日后努尔哈赤在辽东的暴行,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十五岁时,后母的长期虐待,最终使努尔哈赤彻底离家出走。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总之,一切能用的好词都给他用上了,但当时离家出走的努尔哈赤绝不是这个样子,他已无家可归,单打独斗,无非是每天采蘑菇充饥。当然,在深山里他是遇不到采蘑菇的小姑娘的,不过倒是总能见到人参,饿了啃两口人参,难怪日后身体好。辽东的夜晚寒气逼人,吹打着蜷缩在窝棚里的努尔哈赤。白天的劳作带来的疲惫冲淡了寒冷,努尔哈赤在窝棚里发出的鼾声与远处东北虎的咆哮组成了山林里的二重奏。每天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努尔哈赤日后征伐东北的胆略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风餐露宿、雨暴风狂,这样的艰苦生活,成为努尔哈赤独自生活的主旋律。如果长期如此生活,努尔哈赤怕是会变成野人,几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弟弟舒尔哈齐投奔到姥爷、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那里。建州女真诸部中,王杲势力最强,万历二年(1574年)他大举犯扰辽阳、沈阳。明朝辽东都督佥事李成梁率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今辽宁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李成梁的军队号称有六万人。在中国古代打仗,“号称”是很有学问的,如赤壁之战,曹操兵力二十多万,但号称八十万,这个号称就比较离谱。而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兵力有八十七万人,号称百万,这个号称就比较靠谱。那么李成梁这六万人究竟是离谱还是不靠谱,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显然,历史学家们都没谱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兵不在多而在精。李成梁的六万车骑携带炮石、火器分兵围攻王杲营寨。李成梁一声令下,明军敢死队手拿战斧砍断数重城栅,而后火炮齐发,轰击营寨。王杲也不会束手待毙,他让守军用滚木礌石砸向明军,明军一个个被砸得鼻青脸肿。李成梁大怒,火炮的爆炸力是有限的,但如果来个火烧连营,那么威力就是无限的了。李成梁令部下纵火,东北森林密集,一点火就是冲天大火,寨内房屋、粮秣焚毁,李成梁趁势率军杀进营寨,王杲惨败。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就在古勒寨,他们二人跪在李成梁的马前,痛哭流涕,乞求免死。杀人如麻的李成梁见努尔哈赤相貌不凡,便动心没有杀他,把他和舒尔哈齐用作自己的亲兵。从此努尔哈赤开始广泛接触汉人,学会了汉字,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日后他行军打仗时的谋略可以说就得益于在李成梁身边的熏陶。努尔哈赤的姥爷王杲跑了,此时如果王杲明智的话,应当赶紧装孙子,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断怂恿对方放松警惕而自己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王杲此时的表现显然就有些缺心眼了,他在自己的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于万历三年(1575年)再次对明朝发起攻击。不作死就不会死,既然作死,就一定会死。李成梁将王杲杀得大败,王杲只身骑马逃跑,起初穿一件红色的衣服,此时的王杲可以说与《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马超作战时犯了同样的错误,打仗时穿得太显眼很容易吸引敌军狙击手的注意力,从而被干掉,不过历史上曹操的割须弃袍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而王杲这次则是真的。明军对身穿红袍的王杲穷追不舍,王杲赶紧与别人换了衣服,结果那个人成了明军的俘虏,王杲自己则得以逃遁。此时建州女真已然没有王杲的立身之地,他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王台一向忠于明朝,缚王杲,献朝廷。王杲被绑到北京,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城楼,命将王杲“磔尸剖腹”。史书上没有记载努尔哈赤得知姥爷被凌迟剖腹后的心情,主流说法都是努尔哈赤在自己的父亲、爷爷被明军误杀后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但我更认为,王杲的惨死才是努尔哈赤仇恨的起点,在努尔哈赤被后母虐待了五年之后,是王杲收留了他,而努尔哈赤在王杲这里的两年时间目睹的都是明朝对王杲的围剿,刚有容身之处的努尔哈赤又无依无靠了,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是努尔哈赤种下对明朝仇恨的起点。当然,努尔哈赤表面上依旧对李成梁恭顺如初,不过,他相貌堂堂的外表却牵动着李成梁的小妾的心,最终还险些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一天晚上,正在洗脚的李成梁对自己的小妾说:“我之所以官至总兵,就因为脚上长了七颗黑痣。”小妾不以为然地说:“努尔哈赤脚上也长了七颗痣,而且是红痣!”李成梁听后大惊失色,因为他刚接到万历的圣旨,说钦天监夜观天象,东北方向有天子气,七颗红痣正是所谓的“天子相”。李成梁当即下令,天明时将努尔哈赤押解京师问斩。这位小妾深悔自己无意中为努尔哈赤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她趁李成梁睡着后起身去找努尔哈赤,向他说明原委。努尔哈赤赶忙骑一匹大青马逃走,与他一起逃走的还有努尔哈赤最喜爱的一条大黄狗,而这位小妾则在李府一棵柳树上悬梁自缢。第二天早上,找不到努尔哈赤的李成梁大为光火,他发现小妾吊在柳树上的尸体后,立即明白了,他下令扒了小妾的衣服,在裸露的尸体上打四十大板,而后派兵追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骑大青马狂奔,大青马很给力,所以有一种传说,说努尔哈赤发誓今后自己如果称帝的话,国号就叫大清。大青马最终因日夜兼程累倒,努尔哈赤只得带着大黄狗步行,自然被李成梁的追兵渐渐赶上。步行者PK骑兵,胜负已定,就在此时努尔哈赤突然发现一棵空心的枯树,他赶忙抱着大黄狗钻进去。奇怪的是,许多乌鸦很快也落在这棵树上,乌鸦聚集,使得追兵相信枯树里面无人,而大黄狗也很通人性,追兵靠近的时候始终一声不吭,努尔哈赤就这样死里逃生。追兵渐渐走远了,努尔哈赤从枯树里爬出来,钻进了芦苇丛生的荒草地,此时极为疲惫的努尔哈赤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一无所获的追兵原路返回,如果按之前那样,追兵根本无法向李成梁交代,而如果一把火把这一片都烧了,然后上报说努尔哈赤已经被烧死,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追兵累了一天,放完火后就走了。熊熊烈火燃起,居然都没能让努尔哈赤醒来。也难怪,努尔哈赤小时候就是在山上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的,虎啸熊吼都难以把他吓醒,更何况是火焰燃烧的噼啪声。看着努尔哈赤呼呼大睡,大黄狗着急了,它拼命叫喊,最终喊醒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带着大黄狗冲出火海,死里逃生。正是此次脱险,使得努尔哈赤称帝后确立了许多满族的民俗。满族每年在黄米下来的时候都要插柳枝,为的就是纪念那位在柳树上悬梁自缢的李成梁的小妾。满族人的院落里都立着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杆上挂着食物以给乌鸦吃,就是为了感恩乌鸦。满族忌讳杀狗,不吃狗肉,不穿狗皮做的衣服,不戴狗皮帽子,为的是感恩那条大黄狗。(满族史料《罕王传说》)努尔哈赤重新走进山林,隐姓埋名,而李成梁也渐渐忘记了努尔哈赤的存在,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杲的儿子、努尔哈赤的舅舅阿台(阿台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阿台也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在古勒寨再次做大,李成梁认为阿台终究是个祸害,于是率军攻打古勒寨。这次李成梁不像上次那样先是战斧砍断城栅,然后火炮轰击,最后火攻。由于前两者不管用,此番李成梁直接火攻,但火攻两昼夜未能攻克。此时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引导明军到古勒寨,攻打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姐,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围日久,想救出孙女,又想劝说阿台归降,就同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他爸)到了古勒寨劝降。不知是觉昌安的口才太差,还是阿台的态度太坚决,总之劝降失败,而此时李成梁派来的使者来催促,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于是尼堪外兰在城下高声喊话:“天朝大兵既来,你等如若抵抗,定被杀得片甲不留,汝等不如杀阿台归顺。太师(李成梁)有令,若能杀阿台者,即为此城之主!”女真这样的渔猎民族很实在,既然杀

                      分消遣的心态。他毫不怀疑,整个事情不过是一出排练好的戏,不过他尽量不显出他的这个想法。他心里很清楚,瓦伦丁诺公爵是绝对没有胆子去吊死两个法国国王的士兵的。也许他们现在早就被释放了,并且拿了一笔用来补偿他们刚刚所经历的这些麻烦的赏钱。第二天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加斯孔部队了。马基雅维里猜想,这出戏事先就安排好了,因而他可以向执政团报告,公爵对于他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是多么地有效率。尤其值得报告的是,方才公爵无意之间提到的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地方。公爵关于部队可能会开拨到这个地区的暗示,实际上是个隐隐约约的威胁。对于一个头脑诡谲如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房间里一阵沉默。公爵一边轻轻地捋着自己的胡子,一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感到,公爵是在琢磨这个佛罗伦萨政府派来与他谈判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基雅维里不想与公爵对视,于是低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是在思忖指甲是否应该修剪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而处于困惑的状态是不舒服的。因为正是他负责处理了当年那件公案,最后导致保罗·维泰利的处决。意识到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后,他曾经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他的那些紧张又迟疑的上级,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正是他,命令专员从重从快地办理案子。也正是他,在维泰洛佐逃跑之后,仍然敦促对维泰利处以死刑。但是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不能确定公爵到底了解多少。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公爵谈论那件事不理想的结局,不过是想显示他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且幸灾乐祸地向马基雅维里当面指出,他当年的措置并不显得称职。但是公爵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如果他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佛罗伦萨的使节了解他对共和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实在是有些不太可能。更加有可能的动机是想借此动摇马基雅维里的信心,从而使他能够俯首贴耳。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他看了公爵一眼。看来公爵正在等待着与他的目光对接,然后再开口讲话。“书记官大人,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活人。”“你要我走开一会吗,表哥?”红衣主教问道。“不需要。我相信你的谨慎,就像我相信书记官大人的一样。”马基雅维里合上了嘴,目光注视着公爵,等待着公爵开口。“渥西尼几乎是跪着求我去攻打佛罗伦萨。我对于你们的城邦完全没有恶意,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贵国政府的先生们如果要和我修好的话,他们必须在我和渥西尼弥补分歧之前有所作为。我们都是法国国王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必要彼此也成为朋友。我们两国的领土接壤,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让对方处处方便,也可以使对方处处不方便。你们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雇佣军将领所率领的雇佣军,而我这边却有着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并且,我的将领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你的那些将领并不见得比我们的更可靠,阁下。”马基雅维里冷淡地回答着。“我有另外的,对我来说忠诚可靠的将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阴谋推翻我的蠢货是哪些人——帕格洛·渥西尼,一个蠢人而已;那个认为我对博洛尼亚有企图的本蒂沃留;那个唯恐我夺取佩鲁贾地方的巴利昂尼;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还有那个染上了梅毒,成了废人的维泰洛佐。”“他们势力强大,而且阴谋作乱”。“他们所有的动作我全都知道。条件成熟时我会果断出手。请相信我,在那些人的脚底下,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要扑灭这燃烧着的火,所需要的水比他们拥有的人更多。请您理性一些,书记官大人。厄比诺目前在我手上,等于是我控制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是我的朋友,教皇打算将他的外甥女安吉拉·博尔贾嫁给基多巴尔多的继承人和侄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城邦对我而言具有战略意义,我永远也不会攻打他。我必须拥有这块地方以便我能够执行我的计划。我不会感情用事而坏了我的大计。我能够向你们提供安全保证,使你们免于敌人的威胁。如果我们可以步调一致,依靠我的部队和你们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加上教皇作为精神领袖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是意大利最强大的力量。到那个时候,我们非但不用向法国国王缴纳大量的硬通货来换取他的保护,而且法国人会把我们看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力量。现在是你我两方建立同盟关系的时候了。”马基雅维里非常吃惊。但是他还是语气委婉地回答说:“我看到阁下议论之力量。没有人可以将这些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和更有说服力了。很难见到像阁下您这样一位行动果断的将军,而且思维缜密,口才出众。”公爵微微一笑,作了一个稍带否定意味的手势。马基雅维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知道他接下去要说的话不是公爵所想听的,但是他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了下去。“我会写报告给执政团,向他们汇报您方才告诉我的这一切。”“你这是什么意思?”公爵大声说道。“事情非常紧急,必须立刻决定。”“我没有权力来签订协议。”公爵一下子站了起来。“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正在这时,房门忽然被打开了。不过进来的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他完成了公爵交待办理的事情以后回来了。不过房门一下子被突然打开还是让马基雅维里受了些惊吓。马基雅维里不是神经紧张的人,但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吓了一跳。“我来阁下这里是因为阁下请求我国政府派人来与阁下洽商。”“但我要的是具备充分授权的使节。”到目前为止,公爵对马基雅维里还是待之以起码的礼节,但是现在,他两眼冒火,大步走向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团是在耍我。他们派你来,正是因为你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他们这种改不了的逡巡不决使我非常恼火。已经超出了我能够容忍的底线。他们打算试探我的耐心到什么程度?”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红衣主教,说了一句打圆场的话,公爵粗鲁地告诉他,让他住嘴。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发雷霆。他用词刻薄,粗暴,并且充满嘲讽。他看上去完全失控了。马基雅维里则是无动于衷,他毫无惧怕,带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公爵。最后公爵又重新坐回了他的椅子。“告诉你的政府,他们大大地冒犯了我。”“我国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阁下您。他们指示我向您转告,您手下那些叛乱分子请求我们的支援,我们已经严词拒绝了。”“在我看来,这不过就是和平常一样,骑墙观望而已。”这句话说得并不错。但是在马基雅维里听来,觉得不甚愉快。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国政府并不喜欢渥西尼和维泰洛佐。我国政府争于和阁下您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我必须敦促您说得更详细一些。最低限度,我必须告诉我国政府您盼望看到的协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的会谈就到此为止吧。你们逼我和叛乱分子谈条件。如果我同意渥西尼的建议,一起攻打佛罗伦萨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使他们俯首贴耳。”“佛罗伦萨正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马基雅维里尖锐地指出说。“他向我们保证,在必要时,可以提供四百名枪骑兵和足够数量的步兵。”“法国人许诺时很慷慨,为的是要换取他们不断索取的金钱。钱一到手,他们则是很少兑现诺言。”马基雅维里知道这话说得也不错。佛罗伦萨人受够了国王路易的贪得无厌和两面三刀。他有好几次在收了钱以后,迟迟不派部队。再三拖延之后,最后只派出了原先所许诺的部队数量的一半。公爵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佛罗伦萨人必须接受公爵开出的结盟的条件(但是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公爵是个毫无信义的人),否则的话,他就要和那些企图造反推翻他的雇佣军将领们联合起来攻打佛罗伦萨。讹诈!情况是紧急的。马基雅维里在沮丧中,想找出一两句话来讲,以便给后面的谈判留条后路。但是公爵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你还在等什么,书记官大人?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他甚至没有对马基雅维里的鞠躬告辞有任何表示。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着使节下了楼。“阁下是个急性子的人,不习惯被人顶撞。”他说道。“确实如此。我总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吧。”马基雅维里尖刻回答着。第六章皮埃罗和信使已经在警卫室里等着了。当大门准时地打开后,三个人出了大院,走进了广场。照料马基雅维里的仆役把他带到了金狮饭店。他们再三向饭店打招呼,告诉他们这顿饭是特别用来招待佛罗伦萨来的使节的。而这位使节一向胃口不错,对吃也很讲究。酒是当地农村自制的,虽然不能跟托斯卡纳地区的酒相比,但是颇有酒劲,马基雅维里于是乎放开怀来,喝了个痛快。他回头思考着今天他和公爵的一番交锋,他认为,总的说来,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好。瓦伦丁诺公爵的怒气似乎暗示着他有些紧张,而他坚持要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立刻建立联盟关系又预示着他明了他目前的处境危险。马基雅维里对于整个接见过程欠缺礼仪一事颇无所谓。从他接受使命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不能奢望别人对他礼若上宾。吃饱喝足,打了几个饱嗝之后,他让信使告诉他去下榻的修道院的路该怎么走。有鉴于他的重要身份,修道院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皮埃罗和信使就只好在走廊上铺着的一块草垫子上将就着睡了。和他们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的还有其他一些暂住的客人。他们对于不用露天睡觉这一点好处,已经是谢天谢地,非常满意了。但在上床休息之前,马基雅维里给执政团写了一封信,信里面他介绍了今晚和公爵见面的一些情况。信使将在明天破晓之际将信带回佛罗伦萨。“你最好写封信给比亚乔,以便他能够转告你的母亲,你已经顺利抵达了。”他向皮埃罗吩咐道。“还有,让他给我寄一本普鲁塔克的著作来。”马基雅维里随身带了一本但丁的诗集,此外就只有一本李维的《罗马史》了。皮埃罗写完信之后,马基雅维里不由分说就取了过来,开始读信:“尼科洛大人整个上午都没怎么说话。我想他是在思考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打搅他。但是当他吃完晚饭后,他说起话来是那样机智,清晰和富于哲理,我都几乎以为我们还在斯卡佩里亚,还没到伊莫拉呢。他认为我嗓子很好。我希望下次信使能把我的笛子带来,如果可能的话。”“写得不错。”马基雅维里说道。“你让比亚乔传递给你母亲的口信十分得体。现在,辛劳了一整天,让我们抓住机会睡个当之无愧的觉吧。”第七章马基雅维里需要的睡眠时间并不多。所以天一亮他就醒了。他把皮埃罗叫过来,帮他穿好衣服。他的旅行用的装束被折叠好了放进了鞍囊之中。他穿上了一件平时常穿的、黑色的衣服。他不打算在这个修道院里就这样住下来,因为他需要一个能让他在必要的时候秘密会见客人的居所,而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的访客和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十分地引人注目。信使已经在回佛罗伦萨的路上了。马基雅维里由皮埃罗陪着,向金狮饭店走去。伊莫拉是个阳光明媚的小城市,没有一丝痕迹显示出这个城市刚刚换了主人。当他们穿过狭窄曲折的街巷时,他们经过了许多正在张罗忙活各自生意的商贩,这些商贩看上去心满意足的样子。你获得了一个印象,即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秩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时不时行人们必须为一个骑着马的人,或一队驮着柴火的驴子让出路来。一个男人牵着几头母驴慢慢地行进,用一种习惯性的叫卖声叫卖着对孕妇有好处的驴奶。一个干瘪的老太婆从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叫住了这个驴奶贩子。不一会老太婆就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拿了个大杯子。一个叫卖针头线脑的小贩,用刺耳的声音叫卖着走过。金狮饭店所在的那条街有着好几间店铺。马鞍铺子里有一个客人,理发店里有个男人正在理发,鞋店里一个女人正在试穿鞋子。所有的这一切透露着一股兴旺,不是奢华繁荣,而是一种令人舒服的小康景象。另外,街上完全没有乞丐。他们走进了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给他自己和皮埃罗叫了一些面包和葡萄酒。他们将面包在酒里蘸一下,让面包有些味道,然后将面包吃下,将剩下的酒喝完。就这样填饱了肚子,他们来到一家理发店。马基雅维里修了一下面。理发师用掺了香精的,散发着浓烈香气的水喷洒在他的黑色短发上,然后进行梳理。与此同时皮埃罗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我想我也需要修个面,尼科洛大人。”他说。“还可以再等上几个星期。”马基雅维里回答道,带着浅浅的笑容。然后他转头向理发师说道,“给他头上洒点香水,然后梳理一番。”他们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了。马基雅维里于是和理发师询问,他想要拜访的、一个叫巴托罗缪·马泰利的先生的寓所在哪里。理发师告诉他们该怎么走,但是他给出的指南实在是太复杂了,马基雅维里于是乎问他,可不可以麻烦他给找个向导,领他们前往。理发师于是走到他的店铺门口,喊了一个正在街上玩的淘气的小男孩,让他给马基雅维里他们带路。他们穿过了一个主广场,广场的一侧是公爵所占据的王宫大院。因为今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所以广场上挤满了农民的摊位,他们带来了各种水果蔬菜,鸡,肉类和乳酪。还有那些出售铜器,铁器,布料,旧衣服和其他物品的商贩的摊位。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或讨价还价,或正在交易,或只是走马观花而已。集市上一片喧哗嘈杂之声。这是一派十月的蓝天之下的,快乐的熙熙攘攘的景象。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广场,他们听到一阵铜号声,顿时喧闹的声音平息了不少。“这是发布消息的人,”小男孩激动地叫嚷着,他抓着马基雅维里的手就开始跑,“我还没有听到他要宣布的消息呢。”有几个人向前拥了过去。马基雅维里沿着他们前往的方向放眼望去,在广场的另一侧,他看到了一个绞刑架,有两个人给吊在上面。但这并不是马基雅维里所愿意关心的,所以他就从那带路男孩那里抽回了他的手。那个带路的男孩完全忘记了他应该做的事,撒腿就朝他的兴趣所在奔了过去。消息发布员开始大声宣告他要讲的事,但是他距离马基雅维里太远了,以至于马基雅维里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于是有些不耐烦地转向一个正在站着看护着自己摊位的胖大女人。“出了什么事?”他向她问道。“那个消息发布员在说些什么?”她耸了耸自己的肩膀。“不过是两个小偷,被吊死了而已。根据公爵的命令,到今天中午之前,每过半个小时来一趟。他告诉大家,他们之所以被吊死,是因为偷盗了公民的财物。这两个人是法国士兵,他们说。”马基雅维里差点流露出震惊的神色,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必须眼见为实才行。他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从人堆里挤了过去,他推挤着人,也被人推挤着,但是两只眼睛却死盯着绞刑架上的两具尸体。消息发布员说完了他要宣布的事,从竖着绞刑架的平台上走了下来,面无表情地慢步走开了。人群散开了一些,马基雅维里终于可以靠近了些。终于没有疑问了——尽管他们的面孔被绞绳可怕地扭曲了,这两个人确实就是那两个加斯孔士兵。他们在前一天晚上被带到公爵面前,由他审讯并给予了判决。那个年长一点的就是当晚那个皱着眉头,脸上有一道疤痕的人。那个年轻的就是那个曾经有着惊恐游移目光的士兵。事实证明这不是他原来所想像的一出喜剧而已。马基雅维里顿时僵站在那里,沮丧地看着这一幕景象。这时,他的小向导拍了拍他的手臂。小男孩懊悔地说道,“我真希望他们送这两个人上绞架的时候我正好在这里。等大伙听到消息时,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不是给小孩子们看的。”马基雅维里魂不守舍地回答了一句。他的心思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被吊死,”国产乱子伦一区二区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民臣就把他编入军营,老弱的辽民臣就让他屯垦戍边,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没有用国库一粒粮食,就凭着我这一旅之师对抗强敌。然而现在我的部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赤手空拳在锋镝之下出生入死,由于没粮食,只能吃老鼠,杀马,真是凄楚万状。跟内地坐着拿军饷,看不见一个敌人,不用打一仗的逍遥的将领比起来,臣真是心中感到不公呀!这是臣心中的第一个不公。”“同样在战场效力,宁远的兵一个月军饷一两五钱,还给五斗米,而臣在东江这七年,一分军饷也没拿到(按:这个指的是毛文龙的俸禄,毛文龙在东江七年朝廷没给他发过工资,但给士兵的军饷是有的),在东江的百万军民只能从天津、登州、莱州得到二十万石米,而这些粮食有的因为被海水浸泡而发霉,也有的直接被扣了。臣在东江这七年得到的粮饷,能比得上宁远两三个月得到的粮饷多吗?这是臣心中的第二个不公。……”“臣以孤忠自许,可以对得起君父,也可禁得住鬼神的质问,可是朝廷里却有人说我现在立大功是为了想当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人,今后反叛。臣想,天下没良心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良心发现了吧,真想不到还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以臣忠君报国之心,他们却污蔑臣要谋反,这可是灭门绝户的事呀!这是臣心中的第四个不公。”“丁卯之役,敌人打铁山和云从岛,臣手下有人要投降,臣拔剑在手,厉声说道:‘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于是人心稳定,尽管饥寒交迫,但我们还是打赢了。可是朝中却有人说臣在敌人打铁山时在云从岛观望,不放一枪一弹。他们知道铁山和云从岛这一带的地理吗?这帮人在那隔靴搔痒,信口雌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臣心中的第五个不公。”“臣还有话要说,自从今年正月到六月,臣无一日不对敌厮杀,弓箭和铠甲都坏了,火药也用完了,而且士兵的衣服都打烂了,现在赤身光脚,这是臣亲眼所见。皇上为了边疆,应该发给我们粮饷、弹药武器,如此,臣血枯力竭,尽鸡肋之力,或许可以转败为功,收拾辽东残局。不然的话,恐怕转眼间东江就会成为绝地,而天下事未可知。臣老了,身体不好,每到阴雨天,身上的箭伤就痛入骨髓,加上看到这满目疮痍的现状,怎能不哽咽悲鸣,与将士相向痛哭呢?”从毛帅的奏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爱国者的心呀!毛帅在孤悬海外的东江一直牵制敌人,可是却遭到朝臣嫉恨和污蔑,天道居然如此?真让所有人心寒!毛文龙是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但他却不置私产。朱溶《表忠录》记载,毛文龙死的时候“室无赢财”,只有两顷地。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毛文龙在辽东屡立战功,得到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称赞,如钱谦益《寄东江毛总戎文龙》: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派莽古尔泰、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两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刘兴祚率四百骑兵于阵上投诚,刘兴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毛文龙接受刘兴祚投降时说:“足下不忘中国,输心来归,敢不推心相待,共成大功!”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是后金囤积粮草之所。毛文龙派大将耿仲明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士兵就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朱溶《表忠录》)。昔日明朝四路大军在萨尔浒损伤惨重,今日毛文龙算是旧地重战,为大明报仇雪恨了。皇太极在对毛文龙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只得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以示对等,皇太极为表示对毛文龙的重视,派遣爱将固山额真(一个旗的一把手)可可及三个牛录额真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甚至放出话来,“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封诱敌信毛文龙同时奏报朝廷,但后来被袁崇焕搞到,由此彻底决定杀毛文龙),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曾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表忠录》记载,一次清军夜袭毛文龙,毛文龙在后金间谍众多,自然提前侦知,后金铁骑会从冰上来打毛文龙的皮岛,毛文龙于是把冰都凿漏,天气严寒,他算准冰被凿漏后不久就会被重新冻上,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原先未被凿开之前冻的结实。等到八旗铁骑杀到冰面中央时,毛文龙令部下擂鼓,鼓声的共振作用使得刚冻上不久的冰面塌陷,敌军死伤惨重。事后后金军都在传这样一句话:“无轻犯毛都督!”此外,据明末在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中记载:毛文龙“习葡文,并从葡人治军事学,亦闻公教忠君爱国之说,抗清诸将中,无如文龙勇毅者”。针对毛文龙的战功,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说:全辽之失封疆几二千里,其间与奴为敌者仅沈奉两战……余俱望风奔溃,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以至于今。独将军自庚申(1620年)将二百余人,由三岔下海,遍历各岛,延揽同心,激奋忠勇,收双山,破镇江,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不得国家斗米尺布之济,仅以一片精忠收集辽民,依屯属国。……屡以数百人于宽、镇、凤、叆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大战小战,以力以智,不可数计。来自敌人的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少战功是不算数的,而据女真人当时的《满文老档》记载,毛文龙的确是被《满文老档》提及次数最多的人,要比熊廷弼、孙承宗多,当然,更比袁崇焕多,其中提到毛文龙有近百次,提到袁崇焕只有十二次,如果刨去跟袁崇焕议和的信件,那就只有六次提到袁崇焕了。如此,到底谁在抵抗后金,不言自明了。后金的诸位汉官给毛文龙写信说:我众汉官致毛文龙书曰:“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问或札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居之,若不能则登一千山。”(《满文老档》)可见后金局面都到了什么样子,眼看后金就要被毛文龙搞得崩溃的时候,毛文龙却被袁崇焕杀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以上出自在朝在野、中国外国无数史料,都记载着:毛文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那么袁崇焕为何杀他呢?该到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此前无论是熊廷弼、王化贞、孙承宗,都对毛文龙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打得不错,走私就走私吧,但袁崇焕则不然,他要将东江列入自己“五年复辽”的战略中,决定让毛文龙听自己的指挥,而早在伊始,袁崇焕就对毛文龙动了杀心。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还在京城时就对大学士钱龙锡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在袁崇焕眼里,不管你对抗击后金是不是起作用,收复辽东必须听我的,只有一切都按我说的做,我才能五年复辽,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我杀了祖大寿、赵率教等三人后就要去领死,既然如此,现在谁要是不在我的通盘部署中,我就先杀了谁。为了彻底让毛文龙听自己招呼,袁崇焕下令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不再由登州、莱州出海,而是经过袁崇焕控制的山海关,然后再运往东江。此外袁崇焕下令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所有要去往东江的船只必须归袁崇焕节制。事实上登州莱州的东西到了袁崇焕那里后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得知消息后说:“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一连八个月的东江粮饷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派人到宁远与袁崇焕交涉,袁崇焕一看,你终于派人来了,他便将十艘船的粮食、猪羊、金银和酒拨给毛文龙。但如果东西总是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再派人来交涉也不是办法,于是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毛文龙亲自来宁远与袁崇焕见面,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人约定一个月后在毛文龙的地盘相见。此时袁崇焕早已安了杀心,因为据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奏折里说:“去年(1628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但袁崇焕知道,如果在宁远杀害毛文龙,那么毛文龙东江镇的那些人要么投敌,要么就会作鸟兽散,只有在毛文龙的地盘上干掉毛文龙,袁崇焕才能善后。在北京的时候袁崇焕还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为什么此时袁崇焕彻底要干掉毛文龙呢?是袁崇焕嫉恨忠良吗?显然不是,袁崇焕虽然在军事上远远算不上战略家,也曾随大流歌颂魏忠贤,但就本性而言,可以说是个好人,中国历史上,身为知县,在百姓家房子着火时上房救火的只有他一个人。之所以袁崇焕决意要杀毛文龙,是因为袁崇焕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得到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证据,就是毛文龙给皇太极的书信,该书信见于《满文老档》,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毛文龙“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袁崇焕信以为真。关于这种说法,有《国榷》卷九十的记载为证: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无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等于说皇太极用计巧妙让袁崇焕得到毛文龙写给后金的书信,袁崇焕信以为真,最终下定杀毛文龙的决心。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八日袁崇焕抵达毛文龙的地盘,六月初一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如今辽东海外,只本部院与贵镇二人共谋恢复辽东大业,务须同心共济,本部院不避艰险到此,希望与贵镇商量一个进取辽东之计,国家大事,在此一举。”毛文龙说:“我在海外八年,屡立微功,朝中不断有奸佞说我的坏话。我东江镇粮饷缺乏,器械马匹太少,只要钱粮充足,我们一起光复辽东,亦非难事。”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毛文龙下令摆酒席,边吃边聊,酒席间,毛文龙喝多了,便说:“关宁兵马俱无用,只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灭了东夷!”毛文龙的意思是袁崇焕手下的千军万马都没有用,有我这两三千人足矣,一句话把袁崇焕惹怒了,但袁崇焕没有当下翻脸,毕竟,杀毛文龙是既定政策,到时再翻脸不迟。六月初三袁崇焕再次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毛帅这些年在边塞很辛苦了,我劝你回杭州老家吧,那里风景好,你养老去吧。”袁崇焕的话已经很直接了,让毛文龙交出兵权。毛文龙显然不愿交出兵权,便说:“我早有此心,只要灭了女真人,我就回老家。”袁崇焕看毛文龙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又更进一步点明:“这些你不必操心,会有人来代替你的。”毛文龙自信地说:“东江镇还有谁能代替得了我?”袁崇焕没有接这句话,而是说:“我这次来是劳军的,你手下士兵每个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袁崇焕话里有话,“按人头发放”意思是让毛文龙告诉自己,你手下士兵到底有多少人。毛文龙显然明白袁崇焕的意思,便故意瞒报说:“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实际上此时毛文龙手下有三万人。袁崇焕知道毛文龙说的不是实话,至此,双方彻底谈崩,只等着刺刀见红的那一刻了。六月初五,袁崇焕与毛文龙第四次见面,告诉他明天自己就回宁远了,今天要在岛上看士兵比赛射箭,优者给赏。袁崇焕让部下传号令,命各营兵四面摆围。毛文龙及其随行官百余员,都被绕在围内,随行兵丁被截在营外。至此,袁崇焕终于要行动了,他最后一次试探毛文龙,“我打算把东江镇一分为二,旅顺以西归我节制,旅顺以东归你节制。”毛文龙:“我还是希望整个东江镇由我来带兵,毕竟我是东江镇总兵,你我同心合力,督师您的五年复辽目标方才能成功。”袁崇焕:“你的意思是如果旅顺以西归我的话,还没在你手里对于恢复辽东作用大?”毛文龙:“文龙不敢坚执己意,只是因为旅顺以西仍旧由我节制更便于指挥而已。”袁崇焕这下急了:“难道我不是为国?你冒功冒饷,说谎欺君,我不处置你焉能对得起当今圣上?”毛文龙:“督师如果说我冒功的话,我一个牛毛寨大捷就砍下女真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而你所谓的宁远大捷号称歼敌一万七千人,可是也不过砍下二百六十九颗女真人头,到底你我谁是冒功?”袁崇焕大怒:“你还敢强词夺理?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天,望你回头是岸,哪晓得你狼子野心,你目中无本部院尚可,方今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容你?来人,把毛文龙绑了!”说罢几个武士将毛文龙按倒在地,随后袁崇焕列了毛文龙十二当斩,下面咱们就看看毛文龙的这十二大罪行都有哪些。一,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按: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怎么就成了“军马钱粮不受核”了?)二,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后金军),杀降夷,杀难民,全无争战,却报首功。二当斩!(按:毛文龙的战功大多是兵部核准才确认,若毛文龙杀降人难民冒功,那孙承宗在奏折里说:“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是怎么回事?至于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嘛,明朝方面没有任何记载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后金《满文老档》中近百次提到毛文龙,前文已详述,后金被毛文龙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现在有的清史学者列了许多毛文龙的败绩,这些败绩从何而来呢?其实所谓毛文龙的败绩都是出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部书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把所有后金方面的败仗都给写成了胜仗,乾隆年间正是篡改历史、篡改各种中华典籍的高峰,关于袁崇焕被美化就是乾隆年间的事,后面我们会讲到。你说关于毛文龙的后金方面记载,我们是该相信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呢?还是该相信一百多年后被篡改出的秽史《清太祖实录》呢?不言自明。关于毛文龙的所有败绩都出自《清太祖实录》。)三,文龙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前后奏疏,俱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逆不道,三当斩!(按:那些书信是毛文龙写给皇太极耍他们玩的,所有书信都上报朝廷备案了。)四,文龙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按:袁崇焕一上任就下令登州莱州海禁,所有运载粮饷的去往东江镇的船只必须先经过山海关,他克扣了东江镇八个月的粮饷,直到毛文龙派人交涉才结束,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那么到底是谁在侵吞东江镇的军饷呢?至于说“每岁饷银数十万”嘛,从1621年到1625年朝廷总共拨给毛文龙五万两白银,而此番袁崇焕赴任,朝廷共给他四百八十万两白银、米一百八十万石,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底是谁“每岁饷银数十万”则不言自明。)五,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按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声!鼓声!麦克白来了。三女巫(合)手携手,三姊妹,沧海高山弹指地,朝飞暮返任游戏。姊三巡,妹三巡,三三九转蛊方成。麦克白及班柯上。麦克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班柯到福累斯还有多少路?这些是什么人,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不像是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是活人吗?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像你们懂得我的话,每一个人都同时把她满是皱纹的手指按在她的干枯的嘴唇上。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麦克白你们要是能够讲话,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人?女巫甲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女巫乙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考特爵士!女巫丙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班柯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似的?用真理的名义回答我,你们到底是幻象呢,还是果真像你们所显现的那样生物?你们向我的高贵的同伴致敬,并且预言他未来的尊荣和远大的希望,使他仿佛听得出了神;可是你们却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那么请对我说吧;我既不乞讨你们的恩惠,也不惧怕你们的憎恨。女巫甲祝福!女巫乙祝福!女巫丙祝福!女巫甲比麦克白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女巫乙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女巫丙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万福,麦克白和班柯!女巫甲班柯和麦克白,万福!麦克白且慢,你们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明白一点告诉我。西纳尔②死了以后,我知道我已经晋封为葛莱密斯爵士;可是怎么会做起考特爵士来呢?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他的势力非常煊赫;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特爵士一样难于置信。说,你们这种奇怪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荒凉的旷野用这种预言式的称呼使我们止步?说,我命令你们。(三女巫隐去。)班柯水上有泡沫,土地也有泡沫,这些便是大地上的泡沫。她们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克白消失在空气之中,好像是有形体的东西,却像呼吸一样融化在风里了。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班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怪物,果然曾经在这儿出现吗?还是因为我们误食了令人疯狂的草根,已经丧失了我们的理智?麦克白您的子孙将要成为君王。班柯您自己将要成为君王。麦克白而且还要做考特爵士;她们不是这样说的吗?班柯正是这样说的。谁来啦?洛斯及安格斯上。洛斯麦克白,王上已经很高兴地接到了你的胜利的消息;当他听见你在这次征讨叛逆的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的勋绩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应当惊异还是应当赞叹,在这两种心理的交相冲突之下,他快乐得说不出话来。他又得知你在同一天之内,又在雄壮的挪威大军的阵地上出现,不因为你自己亲手造成的死亡的惨象而感到些微的恐惧。报信的人像密雹一样接踵而至,异口同声地在他的面前称颂你的保卫祖国的大功。安格斯我们奉王上的命令前来,向你传达他的慰劳的诚意;我们的使命只是迎接你回去面谒王上,不是来酬答你的功绩。洛斯为了向你保证他将给你更大的尊荣起见,他叫我替你加上考特爵士的称号;祝福你,最尊贵的爵士!这一个尊号是属于你的了。班柯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麦克白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为什么你们要替我穿上借来的衣服?安格斯原来的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可是因为他自取其咎,犯了不赦的重罪,在无情的判决之下,将要失去他的生命。他究竟有没有和挪威人公然联合,或者曾经给叛党秘密的援助,或者同时用这两种手段来图谋颠覆他的祖国,我还不能确实知道;可是他的叛国的重罪,已经由他亲口供认,并且有了事实的证明,使他遭到了毁灭的命运。麦克白(旁白)葛莱密斯,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的跋涉。(向班柯)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将来做君王吗?方才她们称呼我做考特爵士,不同时也许给你的子孙莫大的尊荣吗?班柯您要是果然完全相信了她们的话,也许做了考特爵士以后,还渴望想把王冠攫到手里。可是这种事情很奇怪;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便会堕入他的圈套。两位大人,让我对你们说句话。麦克白(旁白)两句话已经证实,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戏了。(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两位。(旁白)这种神奇的启示不会是凶兆,可是也不像是吉兆。假如它是凶兆,为什么用一开头就应验的预言保证我未来的成功呢?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考特爵士了吗?假如它是吉兆,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住呢?想像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班柯瞧,我们的同伴想得多么出神。麦克白(旁白)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班柯新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身材。麦克白(旁白)事情要来尽管来吧,到头来最难堪的日子也会对付得过去的。班柯尊贵的麦克白,我们在等候着您的意旨。麦克白原谅我;我的迟钝的脑筋刚才偶然想起了一些已经忘记了的事情,两位大人,你们的辛苦已经铭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每天都要把它翻开来诵读。让我们到王上那儿去。想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等我们把一切仔细考虑过以后,再把各人心里的意思彼此开诚相告吧。班柯很好。麦克白现在暂时不必多说。来,朋友们。(同下。)第四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喇叭奏花腔。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考特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没有?监刑的人还没有回来吗?马尔康陛下,他们还没有回来;可是我曾经和一个亲眼看见他就刑的人谈过话,他说他很坦白地供认他的叛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恶,并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样。邓肯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所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麦克白、班柯、洛斯及安格斯上。邓肯啊,最值得钦佩的表弟!我的忘恩负义的罪恶,刚才还重压在我的心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以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麦克白为陛下尽忠效命,它的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接受我们的劳力是陛下的名分;我们对于陛下和王国的责任,正像子女和奴仆一样,为了尽我们的敬爱之忱,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应该的。邓肯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把你栽培,我要努力使你繁茂。尊贵的班柯,你的功劳也不在他之下,让我把你拥抱在我的心头。班柯要是我能够在陛下的心头生长,那收获是属于陛下的。邓肯我的洋溢在心头的盛大的喜乐,想要在悲哀的泪滴里隐藏它自己。吾儿,各位国戚,各位爵士,以及一切最亲近的人,我现在向你们宣布立我的长子马尔康为储君,册封为肯勃兰亲王,他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光荣,广大的恩宠将要像繁星一样,照耀在每一个有功者的身上。陪我到殷佛纳斯去,让我再叨受你一次盛情的招待。麦克白不为陛下效劳,闲暇成了苦役。让我做一个前驱者,把陛下光降的喜讯先去报告我的妻子知道;现在我就此告辞了。邓肯我的尊贵的考特!麦克白(旁白)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下。)邓肯真的,尊贵的班柯;他真是英勇非凡,我已经饱听人家对他的赞美,那对我就像是一桌盛筵。他现在先去预备款待我们了,让我们跟上去。真是一个无比的国戚。(喇叭奏花腔。众下。)第五场殷佛纳斯。麦克白的城堡麦克白夫人上,读信。麦克白夫人“她们在我胜利的那天遇到我;我根据最可靠的说法,知道她们是具有超越凡俗的知识的。当我燃烧着热烈的欲望,想要向她们详细询问的时候,她们已经化为一阵风不见了。我正在惊奇不置,王上的使者就来了,他们都称我为‘考特爵士’;那一个尊号正是这些神巫用来称呼我的,而且她们还对我作这样的预示,说是‘祝福,未来的君王!’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致于因为对于你所将要得到的富贵一无所知,而失去你所应该享有的欢欣。把它放在你的心头,再会。”你本是葛莱密斯爵士,现在又做了考特爵士,将来还会达到那预言所告诉你的那样高位。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伟大的爵士,你想要的那东西正在喊:“你要到手,就得这样干!”你也不是不肯这样干,而是怕干。赶快回来吧,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一使者上。麦克白夫人你带了些什么消息来?使者王上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你在说疯话吗?主人是不是跟王上在一起?要是果真有这一回事,他一定会早就通知我们准备的。使者禀夫人,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爵爷快要来了;我的一个伙伴比他早到了一步,他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好容易告诉了我这个消息。麦克白夫人好好看顾他;他带来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报告邓肯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是嘶哑的。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怜悯钻进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住手,住手!”麦克白上。麦克白夫人伟大的葛莱密斯!尊贵的考特!比这二者更伟大、更尊贵的未来的统治者!你的信使我飞越蒙昧的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未来的搏动了。麦克白我的最亲爱的亲人,邓肯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什么时候回去呢?麦克白他预备明天回去。麦克白夫人啊!太阳永远不会见到那样一个明天。您的脸,我的爵爷,正像一本书,人们可以从那上面读到奇怪的事情。您要欺骗世人,必须装出和世人同样的神气;让您的眼睛里、您的手上、您的舌尖,随处流露着欢迎;让人家瞧您像一朵纯洁的花朵,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我们必须准备款待这位将要来到的贵宾;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就可以日日夜夜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无上权威。麦克白我们还要商量商量。麦克白夫人泰然自若地抬起您的头来;脸上变色最易引起猜疑。其他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之前高音笛奏乐。火炬前导;邓肯、马尔康、道纳本、班柯、列诺克斯、麦克德夫、洛斯、安格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这座城堡的位置很好;一阵阵温柔的和风轻轻吹拂着我们微妙的感觉。班柯夏天的客人——巡礼庙宇的燕子,也在这里筑下了它的温暖的巢居,这可以证明这里的空气有一种诱人的香味;檐下梁间、墙头屋角,无不是这鸟儿安置吊床和摇篮的地方:凡是它们生息繁殖之处,我注意到空气总是很新鲜芬芳。麦克白夫人上。邓肯瞧,瞧,我们的尊贵的主妇!到处跟随我们的挚情厚爱,有时候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作厚爱来感谢;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给你带来了麻烦,你还应该感耐我们,祷告上帝保佑我们。麦克白夫人我们的犬马微劳,即使加倍报效,比起陛下赐给我们的深恩广泽来,也还是不足挂齿的;我们只有燃起一瓣心香,为陛下祷祝上苍,报答陛下过去和新近加于我们的荣宠。邓肯考特爵士呢?我们想要追在他的前面,趁他没有到家,先替他设筵洗尘;不料他骑马的本领十分了不得,他的一片忠心使他急如星火,帮助他比我们先到了一步。高贵贤淑的主妇,今天晚上我要做您的宾客了。麦克白夫人只要陛下吩咐,您的仆人们随时准备把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一切开列清单,向陛下报账,把原来属于陛下的依旧呈献给陛下。邓肯把您的手给我;领我去见我的居停主人。我很敬爱他,我还要继续眷顾他。请了,夫人。(同下。)第七场同前。堡中一室高音笛奏乐;室中遍燃火炬。一司膳及若干仆人持肴馔食具上,自台前经过。麦克白上。麦克白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而死,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他到这儿来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怜悯”像一个赤身裸体在狂风中飘游的婴儿,又像一个御气而行的天婴,将要把这可憎的行为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使眼泪淹没叹息。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麦克白夫人上。麦克白啊!什么消息?麦克白夫人他快要吃好了;你为什么从大厅里跑了出来?麦克白他有没有问起我?麦克白夫人你不知道他问起过你吗?麦克白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吧。他最近给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好容易从各种人的嘴里博到了无上的美誉,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丢弃了。麦克白夫人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种希望,只是醉后的妄想吗?它现在从一场睡梦中醒来,因为追悔自己的孟浪,而吓得脸色这样苍白吗?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麦克白请你不要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麦克白夫人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的呢?是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为;要是你敢做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物,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我肯定得去啊。”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就像冲冷水澡。”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我不是什么亲爱的。”“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不。”“为什么不?”“我不喜欢。”“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莫迪紧闭着眼睛。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国产乱子伦一区二区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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