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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一區二區无码在线观看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首先来分析美国。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

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

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

精品一區二區无码在线观看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临了还得从头到脚给你扎针活络筋脉，那叫一个累啊！”身上不知何时已被扎满了银针，林岳这小子随身带针的习惯倒也挺好，不然这荒山野岭哪里去找这些专用器械。此刻我才感到浑身酸麻胀痛，勉强撑起一看，体表竟壮观地插满了银针，林岳已将我变成人形仙人掌了。“亦凡，别乱动，小心点，你现在身体虚。”晖儿柔声道，她的眼睛隐隐有些红肿，明显有哭过的痕迹。我横躺在越野车的车厢后部，大家撤去了座椅，空出一个不小的空间，从车窗望出去，依旧是山谷附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响亮的不像一个虚弱的人。“就是这东西折腾的。”耿婆伸手拿起一块木制的东西，“墨家的木甲术。”这东西我曾在黑魆兵的身后见过，但形状似乎小了一圈，而且已是残破不堪。随着耿婆的话语，情景一转，之前的情景一幕幕回放了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作了旁观。林岳弄出汽油树之后，我微微一笑，金属刺球出现在空中，只要它们在汽油树造成的可燃性气雾中相碰造出火花，那些黑魆兵就会立刻被火焰吞噬，这就是耿婆之前和我们交待的战术。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毫无声息的黑影自地下接近了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战局上，根本没有发现我身后的地面上悄悄钻出的东西。那东西微微一弹，准确地附在了我的背后，八根锐利坚韧的竹条八爪鱼似地扣入背部肌肉，猛然收紧。这一刻正是我挥出金属刺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我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林岳。那木制的东西里似乎包含着什么机括，随着我能力和动作的变化，它有规律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每次响声后竹条便扣紧拉动，我的攻击也增强数倍。晖儿看到这个东西便高声提醒，却被我的攻击阻住，耿婆瞥见后眉头微微一皱，闪身在狴犴耳旁低语几声，而那时林岳则正在和我周旋。狴犴点点头，身子一抖恢复作家猫大小，一跃潜入黄土之中消失不见。驭金力量越来越狂暴，就在我和耿婆对决的那个时候，背后那东西突地出一些细缝。紧接着，我疯狂地爆发力量，地面的金属全部碎裂，隐隐的力量震得背后那东西顿时裂开了，但却没有脱离。狴犴悄悄从地下冒了出来，灵巧地掩到我背后，团身下蹲，猛地一扑，前爪狠狠地扑打在我背后的东西上，咯啦数声下那东西碎裂成了几块，八根竹条无力地挂在了我的背上。失去那东西的控制，我的身形变得有些脱力，开始晃动起来，也正是那一刻，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全没有看到空中动起来的金属碎片。它们的确是动起来了，但却不是攻击，只是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片响声中，我仰面倒在了地上…………“墨者非攻，怎么弄出这么阴狠的东西来？”拔去银针后全身无比舒畅，我恨恨地问道，“木甲术又是什么？”“木甲术是源自远古的一种精妙技术，远比墨家和鲁班的机关术更为古老。”晖儿低声道，“控制你的东西叫‘傀人甲’，原本是用来控制战俘为自己效命的机关，因为太过阴狠后来被木甲大师偃师先生废除了。”晖儿手中正拿着姜老所赠的笔记，看来她一定是查阅了那上面的记录资料。但墨家的后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呢？照理我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利益驱动了。“剩下那些半条命的东西都让我给灭了，这些个家伙的确是大食国来的，估计是战死的，托了这里的沙土和气候的福，保存较好。”林岳继续道，“也是靠那种‘傀人甲’刺激神经系统才那么牛轰轰的，不过……”林岳伸出手掌，手心里放着一把草叶，隐隐有些黑黄。“灵火的痕迹，这上面还有人油。”林岳拨着草叶道，“这是在附近发现的，死的那个应该是墨家的人，动手的应该是莫曹。”利益是人们的共同驱动，如果说是莫曹他们找来的杀手却也在意料之中，但他大可不必将这个墨者杀了，即便是灭口，也显得有些过头了。只是不管如何，好在大家都平安，最重要的是没有酿成我亲手杀死妻子好友的惨剧。“调查这些只会浪费时间。”我恨道，“继续按原计划查探，要想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潜在后面的混蛋挖出来！”……(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湖南湘西张家界，青岩山地域。西汉初年的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史记》、《汉书》等史志典籍记载，他的先人曾五世相韩，自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曾与樊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陈胜、吴广起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投奔沛公刘邦。精通兵法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刘邦信赖，曾称赞他能“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然而，这位功名卓著的开国元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称病不朝，过起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直至汉高后三年去世。因此，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而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却正是这位兵法、数术名家的墓地。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六公里的曹辛庄车站南侧，确有一座张良墓，高达十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山东沛县东六十五里的微山湖微山岛上，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向刘邦说过：“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综合上述记载，张良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断。何况，陈子浩他们留下的地图上也鲜明的标记了青岩山的所在。陈子浩等人对张良墓的图谋十分显而易见，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是遵循着奇门遁甲这条脉络，那这位在奇门遁甲钻研史上最著名的子房先生就更不会被放过了。相传当年黄帝得到的奇门遁甲为一千零八十局，到了周朝为太公姜子牙改作七十二局，而这个张良张子房则将其简化为了十八局，即阴遁九局和阳遁九局。何况民间一直有传说，张良将一生的奇门遁甲精要研究都藏入了自己的墓穴，之所以布下三处墓穴葬地，正是效法“狡兔三窟”，以迷惑那时虎视眈眈的吕后。明白目的是一回事，可要想抢占先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毫无头绪的我们来说，且不谈传说的真实性，单单这些精要书籍的线索，就已是扑朔迷离了。……“嗬，这菜辣的，我那喉咙都赶上大兴安岭火灾了。”林岳满头大汗地吃着，口中不住叫唤，“不过还真好吃，辣死也值得了，唔……”“慢点吃，就这吃法，迟早把你的胃弄坏了。”S倒没有嘲笑林岳的穷形尽相，反而递去一杯白水，细心地提醒着。从山谷回来林岳便一直嚷嚷着叫饿，一路海吃过来。他之前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始终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终于在某次饭桌上我想到了症结所在。“哎，林岳，我记得你小子在学校里没这么大胃口啊。”我回忆着问道，“那时候你还不太爱吃水果，怎么，现在秋后算账一起吃个够本了？”“得……得了吧，我……我这叫体质特殊……”林岳嘴里塞满了食物，翻着白眼道。“体质特殊？你不属猪吧？”S白了他一眼，讥讽道。“体质的确特殊，是他的缘木能力害的。”耿婆微微笑着替他解释道。“缘木是一种借助自然变化来创造和控制植物的能力，对施术者来说体力消耗很大。”“就是，你们看我这么吃也没见长肉啊。”林岳捏了捏自己坚实的胳膊道，“唉，整一小细胳膊小细腿的，都给消耗了。”我们这才惶然大悟，难怪林岳在每次战斗后都会大吃大喝，一路食物不断，而且还特别注意随身携带的干粮补给。原来他是为了应付沿途的状况，注意给自己的能力补充动力。自那以后，S便不再嘲笑林岳，相反的，还时常会准备一些食物带在身边，以备林岳的不时之需。在古战场上，林岳在地下造成的那阵波动隐含了极其巨大的潜能，我很好奇，当时如果不是耿婆喝止了他，情形又会是怎么样呢？从知道林岳的能力开始，似乎没人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但那千奇百怪的植物却又被他运用的巧妙自如。他的个性有些搞怪，每每采用的攻击方式都是刁钻阴损的，可真要细论起来，缘木能力的威力却是让我隐隐有些发寒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哪一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域里，晚饭后最好的活动莫过于慢行散步，虽然我们落脚处附近并没有什么市集和景点，但对人来说亲近自然远胜于市井喧嚣。或许在自然的环境中，思维会变得更加敏锐，至少我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环境来思考。黄昏的天色总是给人带来许多的遐想和感叹，也许是夕阳晚霞的色彩最容易触动人类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世间多少骚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千古佳句。当然，这种雅兴和情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多也只会安然享受晚景而已。但眼前那些喜欢煞风景的除外。拐过一片幽静的树林，石板铺就的道路出现在面前，沿路观赏着周围的景色，林岳和S在一边低声谈论什么话题，不时地偷笑着。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猛一抬头，不远处有几个路人迎面走来。不过是几个路人，晖儿未免也太过小心了，我正想笑着调侃她两句，视线却被那些人的行动所吸引，身边的耿婆也低低地“咦”了一声。那是八个身材高大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款式很像当地的农家服饰，脚下行走起来大有龙行虎步的感觉。在他身后的那七个人却穿着宽大的长袍，头上戴着个大大的斗笠，行动间有些僵硬，暮色中看着十分的诡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看不清那斗笠下的面孔，这并不是因为天晚的关系，而是他们的脸部都让一张画着朱砂印记的黄纸所挡住了。“湘西赶尸匠。”耿婆低声提醒道，“湘西赶尸，生人回避。大家都靠边，给他们让条道。”大家都是一愣，在现代社会这个名头有些生僻，但我们几个多少都有所了解，当下闪在一边给对方让出了道路。那些人很快便走过了我们的面前，为首的那名汉子大约三十多岁，身形魁梧，蓄着短髭，板寸头上刺毛林立，看着彪悍异常。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七个人，都是垂手而立，行动间似乎双膝并不弯曲，脚下向前直直挪动，看着像是在跳动一般，只是动作幅度并不大。“啊～～”S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满面怒色地盯着为首的男子，一只手探向身后。灰衣汉子嘿嘿地笑着，身后那七人全部停了下来……十八、辰州尸俑装潢古朴的包间内摆着一张矮小的木桌，上面满是精巧的茶具，两名男子隔桌相对跪坐。正在摆弄茶具的男子似乎十分熟知茶道，手法轻巧优雅，面上那亲切的笑容更是让人油然生出倾慕的感觉。在他对面的男子身形较为高大，即便是跪坐下来也比常人高出不少。这人看来十分普通，但却普通得让人有些害怕，因为你根本无法在这张谦和平常的面孔上窥出任何的情绪。摆弄茶具的男子提起水壶，用滚烫的热水在小巧的紫砂茶壶外均匀地浇了一圈，取过茶杯，以清茶洗涮。单掌托壶，缓缓倾出，一杯幽香四溢的茶水敬至高大男子的面前。“茶之道，深蕴而内敛也，嗅则其香淡雅，品则入口浓郁。”高大男子轻晃着茶杯道，“你浸淫茶道多年，怎么今天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茶道乃静心专一之道，心中愧意难当有如茶香外溢，故不能控也。”沏茶男子恭谨道，“莫曹欺瞒风爷，一直揣揣不安，自知难逃您的法眼。”“行事大气，有心胸，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高大男子品了一口茶水，“哦？这茶的功夫……”“雕虫小技，风爷见笑。”沏茶男子坐直了微一欠身，“莫曹只是以茶明志。”“鼻间茶香浓郁，茶水淡而无味，细品之下却是浑然一体。”高大男子点头道，“好个以茶明志！用嗅觉引导味觉，果然寓意深刻。”见杯中茶水已干，沏茶男子恭谨地又沏上一杯，那高大男子接过茶杯在鼻间细细嗅了一阵，一口呡下。“陈子浩的事我自会处理，你不必担心。”高大男子放下茶杯，身边突然蹿出一只金毛猴子，攀到桌上摇摆着走向茶具。沏茶男子微微一笑，又沏了一杯，递了过去，那金毛猴子大大咧咧地接过茶杯，竟也细细嗅了一阵，两爪托住茶杯呡了一口，即刻点着头冲高大男子唧喳地叫了起来。“能让我欣赏的人不多，能让它欣赏的人就更少了。”高大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很好。”……S的惊叫声并不是无端而发的，当那汉子经过她身旁时，宽大的手掌在她臀部重重地摸了一把，那动作猥琐之极，但又快的惊人，以至于S完全没有避让的余地。“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边上的林岳没有破口大骂，却一反常态地严肃道，似乎也看出那人的来路有些不凡。“么子意思？赶尸的道道忌讳女的，这妹子翘起屁股拦路，我只不过是教训两下。”灰衣汉子操着地道的湘音满脸生横道，“高声大气地炒哒我的客，这笔账倒要算下看看。”对方的态度霸道强硬，强词夺理的架势似乎在故意找碴，我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当下掩在了晖儿的身前。S早已按捺不住，听到那汉子口里不干不净的，更是恼火，刚想放出怀里的狴犴上前对付，却被林岳暗暗拉住。“算账？好啊，不过她是个女的，怎么也不能让朋友你坏了名声吧？”林岳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玩玩？朋友尽管划出道来。”“城里人细皮嫩肉的，就莫学哒讲么子江湖切口，倒你爷的胃。”灰衣汉子不屑道。哐铛几声，那汉子话音刚落，身后的七个怪人突然倒地，个个摔得四仰八叉，手脚挣扎摆动却站不起身来。也就是这么一摔，宽大的袍子耷拉在了身上，这七个怪人居然都是大腹便便，可让我惊异的是，他们隆起的腹部竟然是一般大小。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片苔藓，闻声灰衣汉子转头间险些也是一跤，当即脚下一扎稳住身子。那汉子哼了一声，双脚交替探出，脚步诡异地游动了一圈，满地的苔藓尽数被他翻起，双手一抓一提，拎住地上怪人的衣领，几下将他们拽了起来。“急哒找死！”那汉子恶声喝了一句，身子晃动中，手掌翻飞地在七个怪人背后击打了几下，一阵梆梆作响后，那些怪人动作诡异地向我们直冲过来。“老婆子有些累了，你们陪他玩玩吧。”耿婆打了个哈欠，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翘起二郎腿悠哉地观起斗来。临近身边，那些怪人的手臂突地举起，平伸向前，宽大的袍袖中露出一双双惨白枯槁的手掌，十指上长着乌黑的长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一般。手臂抬起的位置恰到好处，在他们的逼近下，寸许长的黑甲全然是冲着我们的咽喉部位而来。“就知道是这一招。”林岳乐了，双手抖动了两下，几根粗大的树枝横劈了下来，狠狠地敲在了那些怪人横伸的手臂上。“梆梆梆……喀嚓……”一片响声后，那些怪人的行动被阻了阻，手臂却并未折断，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精品一區二區无码在线观看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丑的东西。”“你指的是肿瘤吗？”“对。别的小孩都笑我。卡伦的妈妈跟大家说我快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有个好医生已经切掉肿瘤，把你的脸治好了。你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看吧！找找看，肿瘤在哪里？”西娅当真摸摸自己的前额，寻找肿瘤。“不见了，”她惊讶地说道。“是啊，不见了。”我暂时不说话，让西娅接受肿瘤消失的事实。“西娅，你能告诉我你是何时诞生的吗？”我借着提问引导西娅转移对肿瘤的注意力。“我生于1965年，我6岁。”“你上几年级？”“幼儿园。我就是那时进医院的——这也是我存在的目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西娅离开了。※※※※“我妈要我别再来找你，”卡伦说。“为什么？”卡伦扭过头，脸庞因羞愧而泛红。“她说你只是为了要……要上床。骗我上床。她说我们一直在乱搞。她说我以前就喜欢这样。”她看起来相当困窘，也很无助，仿佛此刻最重要、也是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干脆直接羞辱她，让她彻底毁灭。“她的意思是？你以前就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根本不在那里！”“也许我们能通过催眠找到答案。”卡伦准备好，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你想找我说话？”“你是谁？”“桑迪啊，要不然是谁。”“桑迪！你能告诉我卡伦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吗？”我一脸严肃，看看桑迪能给我什么消息。“卡伦她妈说卡伦跟你上床。她说卡伦不过是妓女。她还说你应该付钱给她。”桑迪漠然陈述，呈现“神情淡漠”的状态（对令人震惊的事情表现出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凭什么这样想？”“噢，我觉得她只是在嫉妒。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种事啊。念高中的时候，卡伦她爸会偷偷替我们安排类似的约会。男人付钱给她爸，然后我跟他们上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没有情绪。“这不是女人存在的目的吗？给男人使用，让男人感觉爽快。”她环顾办公室，我仍静默不语。“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左右吧，就开始接受训练了。学习一些性技巧。”她看看我，“假如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做，早就被他宰了。”桑迪转头面向窗外。眼前的状况颇值得玩味：卡伦羞于启齿的话题，桑迪却有办法如闲话家常般说出来。我依然保持沉默。我不想打断她说话，也不想使她分心。“他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所以我才想变胖——这样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她再次用空虚的双眸望着我，“卡伦她妈说，你压根儿只是想跟卡伦睡觉而已。卡伦、安和我都听见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以前我都不在场。但是昨天我又吃了一堆东西，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祷告了一整晚，快把我逼疯了。”“哦，这不是真的，桑迪。关于我，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试着保持冷静，正面迎战，但也尽可能避免极力否认。“另外，我会建议你，假如下次她再这样羞辱你，与其用吃来保护自己，你不如躲起来，什么都别听。”“也许我应该来训练莎拉。卡伦她爸常常这样说，‘你必须尽早开始训练她们。’你觉得我该这么做吗？至少，想到对象是你，我还蛮高兴的，也不会觉得受伤。不过，我想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莎拉必须受到保护，不能遭受任何伤害或性侵害。你何不多花点时间跟迈尔斯、凯瑟琳相处？他们会帮助你更了解你母亲。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当然，说不定很好玩。”桑迪受创太严重了。第二部分身第15章分身相处圣诞节后，度假归来的我立刻致电卡伦，确认下一次诊疗时间，同时提醒她处理拖欠的款项。她保证会尽快支付，但态度似乎有些惊讶且疏远，仿佛我提及此事很伤感情。我试着以平常、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她讨论费用事宜。1996年新年过后，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其实是安打的电话，她说她没办法再来就诊，而大家也都同意，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出了什么事？”我问。“对我来说太意外了。上次我们聊过以后，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安说，“是你，你说的话。”我脑子里思绪乱成一团，试图回想我到底说过什么，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反应。“抱歉，安，我被搞糊涂了，”我说，企图隐藏“事情不好办了”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你能告诉我吗？”“你提到钱。”“你是指我请卡伦支付诊疗账单这件事吗？”“跟你说话的不是卡伦，是凯瑟琳。迈尔斯偷听到，马上就告诉其他人了。”好样的。我鼓励他们共享时间，结果他们用来对付我了。“对不起，安，我还是不明白。支付费用何以让你们如此生气？”“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大家都不知道卡伦一直都在付钱给你——直到你亲口告诉他们。”安停下来，似乎在想该怎么帮我。然后她又开口了。“那些男人付钱，然后跟卡伦上床。现在她竟然付钱给你。卡尔想伤害我们。”我绞尽脑汁，急着想办法扭转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我应该跟卡尔聊聊。你介意吗？安？”“好吧。”电话另一端沉默下来。还是沉默。我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卡尔？”“你为什么要人家付你钱？”卡尔的声音苦涩、压抑而尖锐。“我是医生，卡尔。帮助卡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帮助别人是我的谋生方式。”“对你来说，我们只是一笔生意！”“你们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我知道卡尔是真心想信任我，但他自觉被背叛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跟卡伦、你，还有其他人之间不只是生意关系，还有互助伙伴的关系。你觉得这两种关系能同时存在吗？”“不行……我不知道，”卡尔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付钱给我为什么不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些人付钱给卡伦的爸爸，逼卡伦做他们要她做的事。”“她爸爸都怎么安排？”“男人把钱给卡伦，卡伦交给她爸爸。”卡尔情绪激动，愤怒得快要爆炸了。我得尝试用同理心抚平他的创伤，再融入一些现实。“现在我懂了。你怕我要求卡伦付钱会变得像她父亲向别人索费一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对！”“甚至夺走你对我的信任？”“对！”“卡尔，我是治疗‘情绪’的医生。我跟其他医生一样：我们帮助病人，但是要收费。我和卡伦就是这么回事。支付费用不一定都是坏事呀。”对方一阵沉默。“卡尔，你还在吗？”“卡尔，我向你保证，你可以问问凯瑟琳或霍尔顿，让他们帮你了解这个状况。他们两人都同意这项安排。”“好吧。”卡尔冷静多了，但仍持保留态度。“咱们走着瞧。”※※※※讽刺的是，卡尔气我向病人收钱的这件意外插曲，碰巧发生在我必须终止临床治疗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诊所营运紧缩），除了卡伦，我得将所有的病人转介出去。我和卡伦都不想中断长期以来的治疗与努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另觅诊疗场所。可惜，妻子和我最近协议分居，所以我的公寓不能用，而我又负担不起租用临时办公室的管理费用（况且只有一个病人）。总之，经过一段混乱磨合期，卡伦逐渐适应治疗环境的各种变化，于是我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始。※※※※2月初的会面，卡伦稍微迟到几分钟，这很不寻常。她说，昨晚她参加一场疯狂保龄球之夜，等她回过神来，她只知道自己人在咨询大楼，在我办公室附近。每次一想到卡伦是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总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她得向人问路，想办法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其他分身可能会带她到我家）。她在打保龄球之前就已失去意识（其他分身比较常打保龄球），但她总会在离开球场前醒过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但或许其他人能提出解释。“卡伦一进球场就越来越不舒服，”霍尔顿说，声音透露着愤怒，“她胸口痛。我代她打完最后两局。卡伦平均拿100分，我是208分，所以她的朋友都很惊讶。”霍尔顿望着窗外比邻的摩天大楼。“我喜欢把车停在咨询大楼下，”他继续说，“我走过来，然后再让卡伦出来。”霍尔顿咳了几声。“你还好吧？”我问。“我开始咳嗽——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咳。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何不会生病。但我嗓子沙哑的情况最严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霍尔顿理解我的暗示，点头道别，然后闭上眼睛。当卡伦的双眼再度睁开，她立刻摆出迈尔斯令人熟悉的“准备大吵一架”的姿势。“我也生病啦！”迈尔斯生气地说，“好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曾同时生病。”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大多数独立人格分享彼此的经验。我曾要求安花时间与迈尔斯、凯瑟琳相处，协助缓和迈尔斯的怒气。然而照目前这个状况看来，以前各自独立的生理经验也逐步进入共享阶段了。我没说话，等着看迈尔斯还想说什么。“安最近常常跟我和凯瑟琳一起做事。她很愿意听我说话。我已经把我的事，你知道，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她了。”他挺直腰杆。“可是他们一天到晚跟在我旁边，害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大概能了解这种挫折感。他们不见得总是帮得上忙。”若要让他接受我的同理心，首先得让他接受：大多时候，其他伙伴也是很有用的。一分钟后，安出场，但她表示迈尔斯很烦人。他不听话，她说，她不禁质疑自己为何应该跟他一起行动。因为他需要你，安，我说。安不买账。她说她不想失去独立性，并且害怕她再也不可能独处了。我说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我也必须为其他人着想，找出对大家最好的办法。她明白我的想法，但仍忿忿不平。她说，有时她不得不离开去上厕所，但迈尔斯会突然开始惊慌，不让她去。可是他得让开，她才有办法去上厕所呀。“安，融合过程似乎充满了挑战，请你多担待，”我略带歉意地说。她笑了几声，但是并不开心。“迈尔斯的确跟我分享了他被关在殡仪馆棺材里的回忆，”安说，“真搞不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卡伦狡诈地望着我。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她说。“哦？”我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吗？”“当然啰！我是卡伦2。”她靠向椅背，一派悠闲自在，与我四目相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她不拘小节、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态度再次令我惊艳。她拥有其他人缺乏的所有特质。“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系统正在改变，”卡伦2说，“我不常出来，但我也不喜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比方说，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一照镜子就觉得特别沮丧。”“你能观察别人出来的样子？”“当然。而且只要我想出来，我就会出来。卡伦3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能把我的想法放进她脑袋。其他人会受某些事情影响，但我除外。还有，我也不像卡伦3一样得了支气管炎。我认为其他人最好统统消失，让我接管这一切就好啦！”她斜视我一眼，眼神调皮得几近恶毒。我纳闷，假如她真能随心所欲，想出来就出来，为何不干脆一直待在外面（如果她当真这么希望）？我没提问。因为我不想建议她这么做。“假如你希望在外头待久一点，为什么不跟卡伦3共享时间，多跟她分享你自己呢？”我认为卡伦3应该用得上她的某些特质，例如无忧无虑和自信。“嗯，我是办得到啦，不过她生病时我就得闪开。”“生病？”“我不像她，又是糖尿病又是咳嗽的。所以只要她生病，我就退回去。”她再一次挂上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你不觉得，心灵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吗？”我觉得她好像在嘲笑我。“可不可以让我跟卡伦3说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告诉她？”“悉听尊便。再见！”卡伦闭上眼睛，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再度睁开眼——先看了办公室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立刻瞪大双眼，吓坏了。“另一个人来找我，”我说，引起她注意。“以后会有一个叫卡伦2的人——她说你是卡伦3——跟你一起共享时间。她说不定能让你更有自信。”卡伦点头。然后我说，虽然“她”才刚到，可是我们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抱歉。她再次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眼眶满是泪水。她颤巍巍地走出房门。※※※※转眼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多半与朱莉安对谈。朱莉安的举止态度令我惊艳：她拥有某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女性魅力与自信。膝盖并拢斜靠在椅子边缘，上半身正对着我；说话时，头部微微偏向一边，眼神沉静安详。尽管我过去也曾跟她说过话，但今天的她令我彻底倾倒。她全神贯注地聆听、思索我的话，然后利用这些新鲜信息向我提出更多问题。我发觉，这是我头一次对卡伦这个人产生兴趣，仿佛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而她是如此低调而优雅。我在想，她能表现得如此平静沉稳，或许是因为她如实反映我当下的态度；意即，如果我认为她优雅迷人，那是因为她能揣摩我的心态，调整她自己迎合我。为此，我隐约感到不安，我想她可能比我还要懂得利用同理心，而我已经算是个中高手了。“我觉得跟你说话很自在，朱莉安。你随遇而安，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我喜欢学习，”她说，扬起一丝微笑——完全感受不到焦虑或尴尬。“我是冷静、独立型的。”“你负责替卡伦处理什么事？你诞生的理由是？”“我是为了应付来找卡伦的男人而诞生的。我们常常聊很久。我借着聊天了解这些人，然后才引诱他们。”“然后呢？”“然后另一个人会出来代替我，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你何苦去招惹他们？”“如果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一点，他们就比较不会故意伤害我们，”她说。果然明智，我心想。※※※※“詹森，你在烦恼什么？”卡伦——也是詹森——频频发抖，瞪大双眼望着我，有点吓人。“我气疯了！”他说。有趣。卡伦平时都是冷静、被动、不成熟的模样，很少表现如此激烈的情绪。她暴怒得快抓狂。为了稳住她的情绪，我必须好好利用“成熟男人”（相对于还是“小男孩”的詹森）的身份——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运用父亲的权威和自信（某种程度承袭我父亲，再经过我儿子琢磨粹炼而成）控制小男孩的怒气。我很明白，无论我儿子有多生气，我都有办法制住他。我儿子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信赖、依靠这种关系。“看得出来你很生气，”我说，冷静对上他愤怒的目光。“何不说给我听听？”“我的心墙被破坏了。现在我想重新盖好，竟然办不到！”“你想重新立一道墙？”“对，我不想在外面。我想把他们全都杀光！我再也不想出来了！”“原来，墙是你砌的？”我不理会他的愤怒。“对。”他暂时转移注意力。“我花了好几年才把墙盖好。每次只要一发生事情，我就会在我的感觉、我的记忆外围放上一块砖头。”“有人跟我说，那墙有些部分是你自己拆的？”“对，但我也盖了一堵石墙，把我自己围起来。”“石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吗？”我问。詹森吃惊地望着我，一副做坏事被逮到的神情。我看看他，仿佛答案早已揭晓。他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我筑墙，我想保护大家。可是现在，墙要垮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能理解。只要一想到其他人可能身处险境，而你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这对你来说真的很恐怖。”“对！如果没有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的！”“可是詹森，你的处境跟以前不同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必须相信我。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欺负，其他人也想走出那道墙。不会有事的。”詹森一脸狐疑，感觉受伤又难过，但我也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宽慰。我无法理解这项改变对詹森而言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体会他身为隔离经验守护者的感觉。但我隐约认为，詹森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可能完全改变原本的独立态度，走向融合。满心怀疑的詹森静静退回卡伦体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6章霍尔顿的办法“头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贝尔医生，”霍尔顿/卡伦压低声音说。卡伦尽可能坐得又挺又直，举止严肃而正式，但她的声音却透露着急迫。“我们有太多人在同一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填着吸呢，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来了精神，站了起来。亮作欢欢喜喜地打开后门。“呀，您回来啦。来，快，快请进。”声音也因激动而尖锐发颤。野口光是看到亮作高兴的样子就满足了似的，礼貌的举动中包含着总经理的淡定风采。只见他解开包裹：“来，鸡蛋。对了，今儿早上捉到了不少沙丁鱼。”野口拿给亮作一个包着三个鸡蛋和不到十条沙丁鱼的纸包。“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白萝卜和胡萝卜。”这么多种食物，在亮作眼里看来简直如同宝石一般。他茫然接下了东西，眼中甚至还流出了泪水。“大家都睡了吗？”“没事，不要紧的，您请进。”“我正从伊东往回返呢，自己家都还没回呢，晚安。”野口笑了笑，静悄悄地走了。这已是每个周日晚上的习惯了。信子和克子不想看到这一幕，所以早早就蒙上被子睡觉了。因此信子和克子都玩命吃野口给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大说特说给食者和接食者的坏话。“你们既然这么讨厌人家，就别吃人家给的东西！”亮作气得直抖，两个女人却不理不睬，坏话说得越来越起劲了。“是呗。那个男的从女儿出生起就是你的同事啦。原来处处碰壁那会儿，还顶着一副要饭的样子来咱家借过钱。然后呢？以为自己出人头地了，结果还不是靠着打仗成了暴发户，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人家哪有翘鼻子。”“怎么没有了。原来都是你你咱咱的，说起话来随随便便，有点出息了就变成您、我了。啊，真讨厌。以前只会说‘咱从伊东往回返呢’，现在则是说‘我正从伊东的别墅往回返呢’真惹人厌。”“胡说八道，人家不是很谦逊吗。”“那是装的，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冲你示威呢，暴发户的恶毒癖好。是吧，克子。”“没错，无知文盲的下流癖好，大杂院居民的贵族癖好吧。”“胡说八道，你们一肚子脏水，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首先，野口就没有说过什么伊东别墅。他只是跟平常一样提到伊东的……他在尽量避免用暴发户的口气说话，懂吗！”“没意思。就是把大杂院居民的‘礼貌’癖好倒过来换了个样子而已嘛。”女大学生克子丢过来一句话，“他想说伊东的别墅却只说到伊东就不提了，这才讨人厌呢。东西找用人送来就好，却说什么自己正往回返呢，他就是想卖个人情，还想提自己在伊东的别墅！这不是故意装谦逊吗！鸡蛋每次都是三个，多不自然呀，是故意按人头给这么多个的，自始至终他都是故意的！”“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什么话呀！你看看这沙丁鱼！不是七条吗？！他没有故意按人头给。你们拿下流的想法去猜忌别人，太肮脏了！”克子冲着盘子上烤好的沙丁鱼翻了个白眼，说：“七条，真奇怪呀。”说完露出了冷笑。克子戳烂了沙丁鱼，慢慢吃着，又说道：“要是九条，就太可惜啦。是给六条加上了一条呢，还是从九条里扣去了两条呢？”亮作愤怒得就快要冲上前抓住克子了。“好好回答我问的话！他有没有故意按人头给？说！”“这个嘛，应该有吧。”血色从克子的脸上褪去，惨白的冷笑贴在脸上。“这是人家对忠诚和顺从的特别恩赐呀。因为有为了一条沙丁鱼就高兴得老泪纵横的人嘛。老同事成了小工厂的小财主，来提拔自己啦。人家就猜到某人又老实又迟钝，才会把会计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呀。可是某人只是个普通职员，工资又少。所以人家总经理说话才会什么您您的这么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某人呀。而且还在六条鱼的基础上额外多给了一条沙丁鱼呢。于是某个普通社员就含着老泪等着总经理周日晚上从别墅回来呀。”女大学生这一番在理的讽刺从总经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亮作随之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气得呼吸都停止了，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然而他却闭上嘴，垂下了头。亮作和野口曾经在东京近郊的农村一起当过小学教师。野口不满足于只当个小学教师，结果自己创业却失败落魄，因为吹吹唢呐、开开中华荞麦面店还有些收入，所以就做做送葬队伍的头头，便宜买进病刚好的马匹来运个货，结果马暴毙而亡。这活儿本来就要担着马可能会死的风险，野口也就自认倒霉了。然而这匹马却在临死之前发起疯来，瞪着血红的双眼从稻草做成的地板上一跃而起，像是要跳上天空。也就是用后腿站着，前腿跟人类的幽灵一样弯在胸前，像蛇伸长身子一样玩命向天空拧着脖子。然后它扯断了缰绳，冲出了马棚，一口气直直向前冲了五六座小镇那么远，最后扑通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虽然医生没有检查这匹马，但野口逢人都说马是犯脑膜炎死的。之后野口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就快熬不下去要跑去上吊的时候，战争开始了。工厂突然就上了轨道，野口也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野口提拔没出息的亮作当了会计。野口会看上亮作，是因为亮作迟钝，没有干坏事的本事。薪水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给，只比小学教师好上那么一点而已。野口待人友善，却是个把钱看得很紧的男人。他非常小气，就算说他对员工用敬语是为了弥补他的小气也不为过。他给了亮作产报[1]的啤酒券和餐券，但吃饭方面亮作还是得自己出钱。大家（包括亮作）都认为野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气，不过做了确实比不做来得友善。亮作知道克子说得没错。野口每个周日晚上都会拿来别墅种的菜和沙丁鱼，不当回事地放下，等到公司午休那一小会儿的时间又漫不经心地说，在伊东要抓到一条沙丁鱼都已经有多难多难了。一两次亮作还是能忍的。但是，如果亮作默不作声，恐怕野口每天都会反复提起这码事。因此，亮作终究还是抬起头，用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说道：“安了发动机的船吧，都安的是热球式发动机。大家都被征去做运输船了。年轻的渔夫被征去打仗，就连上了年纪的也跟船一起被征走了。这样还能打到够上千人吃的沙丁鱼，真是不可思议呀。”“前几天，我问了那边来的人，他们说在捕鱼。好像还在用大谋网[2]捕。”野口心里很明白这是亮作在挑战自己，笑容却未从脸上消失。“您说那边，是哪边来的人呀？”“啊，是沼津。我远房亲戚在那边的工厂做事，总部设在东京，他经常去东京办事，每次都会顺道来我家一趟。”亮作畏畏缩缩的，胆怯得就像只小龟崽似的，好像下一秒就要缩到龟壳里去了，却还在顽强地往下说：(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大谋网捕得好的时候，能捕到四五万条鰤鱼。大海里的鱼真是取之不尽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沼津的大谋网，沼津可没有渔场呀。”“不，渔场不在沼津，在那附近。”亮作拼命动着嘴，脸上流露出濒死前的哀苦神色。很悲哀，也很固执，很可憎。野口脸色变了，喘气也不匀实了。“我亲眼看见的，您是要拿耳朵听到的传闻来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吗？！”亮作沉默了。“太平洋沿岸都被敌人的潜艇给包围了。在真鹤那边，敌人的潜艇还冲到了大谋网里。听说闹得沸沸扬扬，还吹螺号来着，结果敌人披着渔网就逃跑了。所以不管哪儿的大谋网都搁着没人管，因为危险，也没有小船敢出海。”亮作那一脸哭相好像在说，只要让野口变了脸色，乱了呼吸他就满足了。然而野口也是，只要亮作沉默了，嗯，他就满足了。于是，总经理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平静。野口给亮作倒了口茶。“如何？来伊东玩一趟吧。这周日我陪您一起。总之，那儿可是个世外桃源呀。我们家耕地有两百来平方米。鸡也生好了够吃一星期的蛋，在等着我们呢。”“嗯，务必让我跟您去一趟。”亮作也变回了忠实的员工，笑了笑。于是，就又能暖融融地感到总经理那善良的关怀和友善了。就算亮作在周一到周六这六天来都对野口的小气感到不爽和憎恶，在周日这天也会满怀喜悦地等待着他友善的来访。于是，晚上十点，这份喜悦因为轻轻走近后门的脚步声而达到了顶峰。或许，在听到后门传来脚步声的那一瞬间之前，亮作心里都在恼火，想要骂总经理小气得用礼貌来弥补微薄的工资。然而，只要听到来访者的声音，确认了来人就是野口，一切就已经完蛋了。亮作成了一坨只由感动堆成的肉块，心脏在胸腔里跳跃撞击着，促使他奔向后门，让他衰老的双眼中浮现出泪水。亮作从未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他觉得应该相信人是心怀善意的。对于信子和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而他自己则一周有六天在蔑视总经理的小气和礼貌。因此亮作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觉得，为一条沙丁鱼而哭的男人很可悲。当妻子和女儿通过肮脏而恶劣的表现指出自己为了一条沙丁鱼而哭泣的样子时，争吵就已经结束了。他全身血液上涌，闭上嘴，垂下头。然而，没过多久，他重新抬起了头。接下来，又像开始拐弯抹角讽刺总经理一样，畏畏缩缩，却执拗地争辩道：“你不准吃那条沙丁鱼。”话说得非常轻，然而，压不住的亢奋却让他口沫横飞。“你这么鄙视它，恨它，还吃它干什么？你这种行为不更应该鄙视吗？”对于亮作的这番话，克子首先是这么回答的：“你唾沫星子都喷到食物上了。”然后克子慢慢地，像扔垃圾一样，要把沙丁鱼扔进没有火的火盆里。“给我慢着！”爸爸去抓女儿的手臂，或者说，想去抓女儿的手臂，然后大声喊道：“就算现在你摆出这条鱼比垃圾还不如的做派把它扔给我看，你也没法否定自己的下作！你一直都在吃它！你这相当于在鄙视自己一直以来如此下作！”克子整张脸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站了起来，拿起盒饭。她接下来要去征用[3]的工作场所。克子把盒饭放在膝盖上打开，捏起一条沙丁鱼，用力扔到了水池里。克子流下了一行泪，不久开始微微抽泣，却咬紧嘴唇，开始收拾打扮，准备出门。“欺负克子，很有意思吗？！”信子尖锐的叫声向他刺来。他无语。“弄哭了克子，真晦气！克子马上就要去征用的地方上班了！女人去征用的地方上班跟男人出征上战场是一样的！吃一条沙丁鱼而已，我们克子鄙视哪位大人了？！比起沙丁鱼我更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而已，也要什么高尚的理由吗？！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就下作了，哼，真是够了。下作的人是你，连让女儿吃一条沙丁鱼都舍不得。这米饭是用乡下的姨姥姥给克子送来的大米做的！你不也在吃这米吗？！”亮作无语了。克子可以因为赢了而得意扬扬地哭泣，但他连哭都不能哭。他站起身，开始收拾准备上班。他不能像克子扔掉沙丁鱼那样扔掉饭盒里的米饭。比起能否从这份痛苦中脱身，能否打赢战争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和鸡棚

亮作是确信皇军会胜利的那一派，而信子和克子却确信皇军会战败。一接到塞班岛战况不利的消息，母女俩就迅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了。克子看到信子拼命打包旧衣服，说道：“你带这种玩意儿干什么？”“这还能穿呀。也是为你带的，早晚会派上用场的。”“我才不穿这种玩意儿。”女儿翻了个白眼，咂了咂嘴。“姨姥姥喜欢收集衣服，把自己花了一辈子时间收集的那些跟艺术品似的衣服都给了我。这种玩意儿，女佣都不会穿。”“别这么浪费嘛。这都是我当年出嫁时带过来的。我缝缝补补，都穿了一辈子了，都是我的回忆呀。你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女儿根本没去理会母亲的感伤，却又刷新了对父亲的鄙视。“真的？你嫁进来到现在都没买过？”“真的啊。”“真的假的呀，你嫁进来的年数比我岁数还大呢。”“当然是真的呀。”“哼，真迟钝。”母亲以无语表示同意。战时的夜晚很安静，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地传到了迟钝之人的耳中。亮作一直想考资格考试，当中学教师。刚当上小学教师那会儿，亮作马上就开始准备考试了。他那微薄的工资大多都花在了这方面。亮作开始打算考历史和地理，之后也考过日语和汉语，然而考多少次都考不过。信子也是因为相信亮作这辈子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教师，才跟亮作结婚的。信子觉得，何止是中学教师，亮作再往上考都能考过，没准会成为教授、学者呢。媒人帮腔是一方面，但信子在看到亮作那被书山堆满的书房时，不知怎么就相信了。直到他三十岁左右那会儿，人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学识渊博，绝非一生只配当个小学教师的平庸之辈。当时人们都在仰视他。等到他四十岁左右，就完全反过来了。同样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没有一处明显的变化，舆论居然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令人难以相信。世人从前对待他曾如此宽容，然而之后又是如此冰冷。没有人可怜他。只剩下鄙视和嘲骂。学务委员打着全体监护人的旗号向校长告状，说他为了考那根本考不上的考试而蔑视自己当前的工作。校长没有为他辩解。“哎呀，这人真愁人。就算我想把他安排到别处也没有哪个校长收留他，他们说还不如找个代课老师呢。”“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都把宝贝孩子交给你了呀。”“我这就想办法，我也会直接教训他的。请忍一忍。”每次他都会被叫到校长室，被逼着给学务委员和有权有势的家长挨个赔罪。而他的月薪不管过多久，基本都是刚入职时候的水平。他被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人超了过去，每逢新学期，接下他那届学生的年轻老师都会大骂他这一年来根本没在教书育人。信子告诉克子，要是没有姨姥姥的援助，自己早就带着她一起自杀了。信子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克子的姨姥姥，嫁了个富豪，一辈子过得很任性。但丈夫死了，也没有继承人，因此这任性的老人家就选了克子当她的第一号养女。信子只有这一个孩子，却没有理由来反对让克子当别人的养女。像梅村亮作这种家族姓氏，绝了后也是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围绕这一家族姓氏的只有耻辱、贫穷、悲哀和叹息，其中只有满满的诅咒。梅村亮作这满是耻辱的一生当然该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了结。姨姥姥给克子送来学费，克子上了女子大学。跟姨姥姥这边相比，亮作从世人那受到的冷遇都是小意思。姨姥姥对他的感情是憎恶，无视、否定、刺杀了他整个人的人格。克子每逢休假都会跟母亲一起去姨姥姥那里住，然而她们甚至不允许亮作在姨姥姥门前站着。于是克子休假期间，他不得不自己做好饭再去上班。然而只要没有耻辱所带来的痛苦，一个人独住这点不方便也就算不上什么难受了。克子的学费是被禁止用来补充生活费的，包括亮作那份。信子也一直严守着这条禁令，可是战争愈演愈烈，姨姥姥开始给克子送粮食，虽然亮作很少从生活费方面得到好处，但配给的粮食丰富了许多，亮作也就受到了间接的恩惠。母亲和女儿一到晚上就开始收拾逃难的行李。行李当然是要送到姨姥姥那边去。当然亮作的东西是完全排除在这堆行李之外的。就算把她们的东西送走了，厨具和茶几原本也是属于亮作的东西，因此并没有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活。两人并没有劝亮作收拾行李。因为这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所以哪怕亮作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也没什么可惜的。两人的行李一送走，房间看上去就宽敞了许多。受了眼前场景的刺激，亮作也开始考虑逃难了。他想，至少把书保留下来，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么点足迹了。一想到书会被烧掉，就痛苦得好像自己被烧了似的。这二十多年来，亮作用微薄的薪水一点点囤下的藏书已经有两千来册了。“我说信子啊，我能不能只把这些书寄放在姨姥姥家呢？”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唉，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倒想拜托B-29[4]只把你这些书烧个精光呢。你也想想看吧。我为了这些书，这辈子几乎白活了，我都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回了。你居然，唉，居然没有烧掉这些废书的心思。让别人哭得要死，不但一分钱好处没捞到，还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每一本书都盖着‘你是低能’的印记，亏你还能每天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些证明你低能的证据，真是不可思议呀。我不知道你智商是有多低。总之我跟

，临了还得从头到脚给你扎针活络筋脉，那叫一个累啊！”身上不知何时已被扎满了银针，林岳这小子随身带针的习惯倒也挺好，不然这荒山野岭哪里去找这些专用器械。此刻我才感到浑身酸麻胀痛，勉强撑起一看，体表竟壮观地插满了银针，林岳已将我变成人形仙人掌了。“亦凡，别乱动，小心点，你现在身体虚。”晖儿柔声道，她的眼睛隐隐有些红肿，明显有哭过的痕迹。我横躺在越野车的车厢后部，大家撤去了座椅，空出一个不小的空间，从车窗望出去，依旧是山谷附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响亮的不像一个虚弱的人。“就是这东西折腾的。”耿婆伸手拿起一块木制的东西，“墨家的木甲术。”这东西我曾在黑魆兵的身后见过，但形状似乎小了一圈，而且已是残破不堪。随着耿婆的话语，情景一转，之前的情景一幕幕回放了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作了旁观。林岳弄出汽油树之后，我微微一笑，金属刺球出现在空中，只要它们在汽油树造成的可燃性气雾中相碰造出火花，那些黑魆兵就会立刻被火焰吞噬，这就是耿婆之前和我们交待的战术。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毫无声息的黑影自地下接近了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战局上，根本没有发现我身后的地面上悄悄钻出的东西。那东西微微一弹，准确地附在了我的背后，八根锐利坚韧的竹条八爪鱼似地扣入背部肌肉，猛然收紧。这一刻正是我挥出金属刺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我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林岳。那木制的东西里似乎包含着什么机括，随着我能力和动作的变化，它有规律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每次响声后竹条便扣紧拉动，我的攻击也增强数倍。晖儿看到这个东西便高声提醒，却被我的攻击阻住，耿婆瞥见后眉头微微一皱，闪身在狴犴耳旁低语几声，而那时林岳则正在和我周旋。狴犴点点头，身子一抖恢复作家猫大小，一跃潜入黄土之中消失不见。驭金力量越来越狂暴，就在我和耿婆对决的那个时候，背后那东西突地出一些细缝。紧接着，我疯狂地爆发力量，地面的金属全部碎裂，隐隐的力量震得背后那东西顿时裂开了，但却没有脱离。狴犴悄悄从地下冒了出来，灵巧地掩到我背后，团身下蹲，猛地一扑，前爪狠狠地扑打在我背后的东西上，咯啦数声下那东西碎裂成了几块，八根竹条无力地挂在了我的背上。失去那东西的控制，我的身形变得有些脱力，开始晃动起来，也正是那一刻，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全没有看到空中动起来的金属碎片。它们的确是动起来了，但却不是攻击，只是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片响声中，我仰面倒在了地上…………“墨者非攻，怎么弄出这么阴狠的东西来？”拔去银针后全身无比舒畅，我恨恨地问道，“木甲术又是什么？”“木甲术是源自远古的一种精妙技术，远比墨家和鲁班的机关术更为古老。”晖儿低声道，“控制你的东西叫‘傀人甲’，原本是用来控制战俘为自己效命的机关，因为太过阴狠后来被木甲大师偃师先生废除了。”晖儿手中正拿着姜老所赠的笔记，看来她一定是查阅了那上面的记录资料。但墨家的后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呢？照理我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利益驱动了。“剩下那些半条命的东西都让我给灭了，这些个家伙的确是大食国来的，估计是战死的，托了这里的沙土和气候的福，保存较好。”林岳继续道，“也是靠那种‘傀人甲’刺激神经系统才那么牛轰轰的，不过……”林岳伸出手掌，手心里放着一把草叶，隐隐有些黑黄。“灵火的痕迹，这上面还有人油。”林岳拨着草叶道，“这是在附近发现的，死的那个应该是墨家的人，动手的应该是莫曹。”利益是人们的共同驱动，如果说是莫曹他们找来的杀手却也在意料之中，但他大可不必将这个墨者杀了，即便是灭口，也显得有些过头了。只是不管如何，好在大家都平安，最重要的是没有酿成我亲手杀死妻子好友的惨剧。“调查这些只会浪费时间。”我恨道，“继续按原计划查探，要想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潜在后面的混蛋挖出来！”……(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湖南湘西张家界，青岩山地域。西汉初年的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史记》、《汉书》等史志典籍记载，他的先人曾五世相韩，自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曾与樊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陈胜、吴广起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投奔沛公刘邦。精通兵法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刘邦信赖，曾称赞他能“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然而，这位功名卓著的开国元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称病不朝，过起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直至汉高后三年去世。因此，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而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却正是这位兵法、数术名家的墓地。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六公里的曹辛庄车站南侧，确有一座张良墓，高达十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山东沛县东六十五里的微山湖微山岛上，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向刘邦说过：“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综合上述记载，张良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断。何况，陈子浩他们留下的地图上也鲜明的标记了青岩山的所在。陈子浩等人对张良墓的图谋十分显而易见，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是遵循着奇门遁甲这条脉络，那这位在奇门遁甲钻研史上最著名的子房先生就更不会被放过了。相传当年黄帝得到的奇门遁甲为一千零八十局，到了周朝为太公姜子牙改作七十二局，而这个张良张子房则将其简化为了十八局，即阴遁九局和阳遁九局。何况民间一直有传说，张良将一生的奇门遁甲精要研究都藏入了自己的墓穴，之所以布下三处墓穴葬地，正是效法“狡兔三窟”，以迷惑那时虎视眈眈的吕后。明白目的是一回事，可要想抢占先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毫无头绪的我们来说，且不谈传说的真实性，单单这些精要书籍的线索，就已是扑朔迷离了。……“嗬，这菜辣的，我那喉咙都赶上大兴安岭火灾了。”林岳满头大汗地吃着，口中不住叫唤，“不过还真好吃，辣死也值得了，唔……”“慢点吃，就这吃法，迟早把你的胃弄坏了。”S倒没有嘲笑林岳的穷形尽相，反而递去一杯白水，细心地提醒着。从山谷回来林岳便一直嚷嚷着叫饿，一路海吃过来。他之前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始终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终于在某次饭桌上我想到了症结所在。“哎，林岳，我记得你小子在学校里没这么大胃口啊。”我回忆着问道，“那时候你还不太爱吃水果，怎么，现在秋后算账一起吃个够本了？”“得……得了吧，我……我这叫体质特殊……”林岳嘴里塞满了食物，翻着白眼道。“体质特殊？你不属猪吧？”S白了他一眼，讥讽道。“体质的确特殊，是他的缘木能力害的。”耿婆微微笑着替他解释道。“缘木是一种借助自然变化来创造和控制植物的能力，对施术者来说体力消耗很大。”“就是，你们看我这么吃也没见长肉啊。”林岳捏了捏自己坚实的胳膊道，“唉，整一小细胳膊小细腿的，都给消耗了。”我们这才惶然大悟，难怪林岳在每次战斗后都会大吃大喝，一路食物不断，而且还特别注意随身携带的干粮补给。原来他是为了应付沿途的状况，注意给自己的能力补充动力。自那以后，S便不再嘲笑林岳，相反的，还时常会准备一些食物带在身边，以备林岳的不时之需。在古战场上，林岳在地下造成的那阵波动隐含了极其巨大的潜能，我很好奇，当时如果不是耿婆喝止了他，情形又会是怎么样呢？从知道林岳的能力开始，似乎没人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但那千奇百怪的植物却又被他运用的巧妙自如。他的个性有些搞怪，每每采用的攻击方式都是刁钻阴损的，可真要细论起来，缘木能力的威力却是让我隐隐有些发寒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哪一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域里，晚饭后最好的活动莫过于慢行散步，虽然我们落脚处附近并没有什么市集和景点，但对人来说亲近自然远胜于市井喧嚣。或许在自然的环境中，思维会变得更加敏锐，至少我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环境来思考。黄昏的天色总是给人带来许多的遐想和感叹，也许是夕阳晚霞的色彩最容易触动人类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世间多少骚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千古佳句。当然，这种雅兴和情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多也只会安然享受晚景而已。但眼前那些喜欢煞风景的除外。拐过一片幽静的树林，石板铺就的道路出现在面前，沿路观赏着周围的景色，林岳和S在一边低声谈论什么话题，不时地偷笑着。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猛一抬头，不远处有几个路人迎面走来。不过是几个路人，晖儿未免也太过小心了，我正想笑着调侃她两句，视线却被那些人的行动所吸引，身边的耿婆也低低地“咦”了一声。那是八个身材高大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款式很像当地的农家服饰，脚下行走起来大有龙行虎步的感觉。在他身后的那七个人却穿着宽大的长袍，头上戴着个大大的斗笠，行动间有些僵硬，暮色中看着十分的诡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看不清那斗笠下的面孔，这并不是因为天晚的关系，而是他们的脸部都让一张画着朱砂印记的黄纸所挡住了。“湘西赶尸匠。”耿婆低声提醒道，“湘西赶尸，生人回避。大家都靠边，给他们让条道。”大家都是一愣，在现代社会这个名头有些生僻，但我们几个多少都有所了解，当下闪在一边给对方让出了道路。那些人很快便走过了我们的面前，为首的那名汉子大约三十多岁，身形魁梧，蓄着短髭，板寸头上刺毛林立，看着彪悍异常。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七个人，都是垂手而立，行动间似乎双膝并不弯曲，脚下向前直直挪动，看着像是在跳动一般，只是动作幅度并不大。“啊～～”S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满面怒色地盯着为首的男子，一只手探向身后。灰衣汉子嘿嘿地笑着，身后那七人全部停了下来……十八、辰州尸俑装潢古朴的包间内摆着一张矮小的木桌，上面满是精巧的茶具，两名男子隔桌相对跪坐。正在摆弄茶具的男子似乎十分熟知茶道，手法轻巧优雅，面上那亲切的笑容更是让人油然生出倾慕的感觉。在他对面的男子身形较为高大，即便是跪坐下来也比常人高出不少。这人看来十分普通，但却普通得让人有些害怕，因为你根本无法在这张谦和平常的面孔上窥出任何的情绪。摆弄茶具的男子提起水壶，用滚烫的热水在小巧的紫砂茶壶外均匀地浇了一圈，取过茶杯，以清茶洗涮。单掌托壶，缓缓倾出，一杯幽香四溢的茶水敬至高大男子的面前。“茶之道，深蕴而内敛也，嗅则其香淡雅，品则入口浓郁。”高大男子轻晃着茶杯道，“你浸淫茶道多年，怎么今天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茶道乃静心专一之道，心中愧意难当有如茶香外溢，故不能控也。”沏茶男子恭谨道，“莫曹欺瞒风爷，一直揣揣不安，自知难逃您的法眼。”“行事大气，有心胸，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高大男子品了一口茶水，“哦？这茶的功夫……”“雕虫小技，风爷见笑。”沏茶男子坐直了微一欠身，“莫曹只是以茶明志。”“鼻间茶香浓郁，茶水淡而无味，细品之下却是浑然一体。”高大男子点头道，“好个以茶明志！用嗅觉引导味觉，果然寓意深刻。”见杯中茶水已干，沏茶男子恭谨地又沏上一杯，那高大男子接过茶杯在鼻间细细嗅了一阵，一口呡下。“陈子浩的事我自会处理，你不必担心。”高大男子放下茶杯，身边突然蹿出一只金毛猴子，攀到桌上摇摆着走向茶具。沏茶男子微微一笑，又沏了一杯，递了过去，那金毛猴子大大咧咧地接过茶杯，竟也细细嗅了一阵，两爪托住茶杯呡了一口，即刻点着头冲高大男子唧喳地叫了起来。“能让我欣赏的人不多，能让它欣赏的人就更少了。”高大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很好。”……S的惊叫声并不是无端而发的，当那汉子经过她身旁时，宽大的手掌在她臀部重重地摸了一把，那动作猥琐之极，但又快的惊人，以至于S完全没有避让的余地。“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边上的林岳没有破口大骂，却一反常态地严肃道，似乎也看出那人的来路有些不凡。“么子意思？赶尸的道道忌讳女的，这妹子翘起屁股拦路，我只不过是教训两下。”灰衣汉子操着地道的湘音满脸生横道，“高声大气地炒哒我的客，这笔账倒要算下看看。”对方的态度霸道强硬，强词夺理的架势似乎在故意找碴，我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当下掩在了晖儿的身前。S早已按捺不住，听到那汉子口里不干不净的，更是恼火，刚想放出怀里的狴犴上前对付，却被林岳暗暗拉住。“算账？好啊，不过她是个女的，怎么也不能让朋友你坏了名声吧？”林岳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玩玩？朋友尽管划出道来。”“城里人细皮嫩肉的，就莫学哒讲么子江湖切口，倒你爷的胃。”灰衣汉子不屑道。哐铛几声，那汉子话音刚落，身后的七个怪人突然倒地，个个摔得四仰八叉，手脚挣扎摆动却站不起身来。也就是这么一摔，宽大的袍子耷拉在了身上，这七个怪人居然都是大腹便便，可让我惊异的是，他们隆起的腹部竟然是一般大小。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片苔藓，闻声灰衣汉子转头间险些也是一跤，当即脚下一扎稳住身子。那汉子哼了一声，双脚交替探出，脚步诡异地游动了一圈，满地的苔藓尽数被他翻起，双手一抓一提，拎住地上怪人的衣领，几下将他们拽了起来。“急哒找死！”那汉子恶声喝了一句，身子晃动中，手掌翻飞地在七个怪人背后击打了几下，一阵梆梆作响后，那些怪人动作诡异地向我们直冲过来。“老婆子有些累了，你们陪他玩玩吧。”耿婆打了个哈欠，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翘起二郎腿悠哉地观起斗来。临近身边，那些怪人的手臂突地举起，平伸向前，宽大的袍袖中露出一双双惨白枯槁的手掌，十指上长着乌黑的长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一般。手臂抬起的位置恰到好处，在他们的逼近下，寸许长的黑甲全然是冲着我们的咽喉部位而来。“就知道是这一招。”林岳乐了，双手抖动了两下，几根粗大的树枝横劈了下来，狠狠地敲在了那些怪人横伸的手臂上。“梆梆梆……喀嚓……”一片响声后，那些怪人的行动被阻了阻，手臂却并未折断，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钱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精品一區二區无码在线观看

跨越韩、魏攻打齐国。其实，他是想通过伐齐之战扩大自己的封地。这是魏冉走向自己人生对立面的第一步。范雏在秦国等待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关注着秦国政坛的一举一动，穰侯为谋取私利而攻打齐国的计划，给了范雎提出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的机会。范雎在秦国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范雎刚入秦时并没有形成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因为当时他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东西。但是，在遭受秦昭襄王冷遇的一年里，范雎认真研究了秦国的战略，终于从穰侯魏冉的行动中悟出了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思想。范雎的上书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关注，他下令立即召见范雎。范雎通过王稽举荐，等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而范雎这次一上书，秦昭襄王立即召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换句话说，范雎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让秦昭襄王如此动心呢？范雎在上书中先做了两层铺垫一：第一，识别宝物极其困难。范雎在上书中举天下闻名的和氏璧为例，说明像和氏璧这样的天下宝物，开始都不被世人所认知，可见，识别宝物极其困难。所以，君王不重视的东西未必不是宝物。这是以物喻人，暗示自己是人才。第二，如不用我，不必久留。范雎已经在秦国等了一年多，但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召见他。所以，他在上书中公开提出：大王要是认为我的话可行，那你就用我；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可行，长期留我也没有用（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这两层铺垫，为范雎面见秦昭襄王打下了基础。但是，范雎也是一位非常懂得读者心理的人，他只扼要地点出国君和列侯的关系，并不讲透；而且，还甩了一个包袱：我有一些非常重要而机密的话不能写在信上（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只能面见大王时讲。如果我讲的没有用，我愿意立即接受死刑（一语无效，请伏斧质）。这些话说得若明若暗、欲言又止、神龙见首不见尾，秦昭襄王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范雎说的是什么，但又不知道范雎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才立即召见了他。秦昭襄王先向推荐范雎的王稽道了歉，然后用专车迎接范雎（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范雎乘专车到了秦宫，他假装不知道这是内宫的通道，闷着头就往里走。恰巧秦昭襄王从里面出来，宦官发怒，驱赶范雎，呵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喊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秦昭襄王走过来，听到范雎和宦官吵架，便上前迎接范雎说：我早就应该向您请教了。正好遇上攻打义渠的事非常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总算把义渠的事处理完，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秦昭襄王呵退了左右的侍从，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等了一会，秦昭襄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又说：“嗯嗯。”连问三次，范雎每次都是只嗯嗯，不回答。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打算赐教我了吗？范雎说：我只是个寄居在异国他乡的臣子，和大王的交情很生疏。我要讲的又都是辅佐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和大王的亲人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想尽我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怎么想。这就是大王连问我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我并不是害怕，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被处死，但是我绝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我死也值得。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之后，天下人看见我尽忠而死，不敢再到秦国来（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说哪里话！秦国偏处一隅，我本人无能，先生光临此地，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是上天的恩赐啊。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范雎听了后举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地势险要，雄师百万。凭着秦国力量制伏诸侯，如同猎狗抓捕瘸腿的兔子那样容易。秦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穰侯不愿竭尽忠心为秦国出谋划策。大王也有失误之处。秦昭襄王接着问：我想听听我的失误在哪儿。范雎答道：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今属山东泰安），这绝不是个好计谋。出兵少对齐国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出兵多则又会损伤秦国的力量。大王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派兵协同秦国征伐。韩、魏两国是真的亲秦，您要越过他们的国家去进攻齐国，合适吗？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远交而近攻）。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弃近而攻远，显然太荒谬了。秦昭襄王说：我早就想拉拢魏国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请问怎么才能拉拢魏国？范雎回答：先说好话再送厚礼，不行就割让土地收买，再不行就发兵攻打。于是，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客卿，和他一起商议军国大事（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范雎在秦国熬了一年多、费尽心机才得到秦王的召见，秦王一见就采纳了范雎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穰侯魏冉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略。秦昭襄王是魏冉强行所立，魏冉又是秦昭襄主的舅舅，魏冉辅政三十多年，功勋卓著，因此，秦昭襄王和魏冉的关系始终不错。但是，魏冉的功劳也引发了秦昭襄王的猜忌，这是王权和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这才使秦昭襄王决定重用范雎。在获得秦昭襄王信任、重用之后，范雎又对秦昭襄王说：我过去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什么秦王。此时，穰侯做秦国的相国，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流率兵为将，他们都有自己的封邑，加上宣太后的宠爱，个个家中财富超过国库（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秦昭襄王听了范雎这番话，如梦方醒，于是废了太后，把攘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任命范雎为相国。秦昭襄主把应地（今河南宝丰南）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强公室，杜私门”，非常有名。秦昭襄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利用范雎，废了太后、穰侯魏冉等人，将大权全部收归己有，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范雎的贡献有两条：一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的战略路线，二是强化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特别是第一条，贡献极大。“远交而近攻”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是外交与军事的有机结合。范雎不但提出了这一总体战略，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是胁迫和秦国接壤又处于天下中枢的韩、魏两国执行亲秦政策，然后利用韩、魏两国的亲秦威逼楚国、赵国，迫使它们屈服。其次是恫吓齐国。各国都被征服之后，再放手进攻和秦国接壤的韩、魏两国。在韩、魏两国之中，应当先攻取韩国，因为韩国和秦国的国界是犬牙交错。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强，它是基于地缘关系之上的一个由近到远的具体战略，因此，它可以看做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具体规划；同时，它也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相互结合的战略方案。秦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韩、魏两国亲秦，再利用韩、魏胁迫赵、楚。这一战略使军事、外交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总之，“远交而近攻”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思想非常完备的阶段，接下来只剩具体的实施了。《史记》中还说，范雎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即顿饭的恩德也一定偿还，瞪瞪眼睛的仇怨也要报复。他分发家里的财产，以此报答所有因为他的事情遭受困苦的人。当年救范雎的郑安平，昭襄王让他作了将军，王稽则作了河东郡太守，并且昭襄王允许他三年内不必向上汇报施政情况。须贾因秦国要攻打魏国，至秦求见张禄，此时尚不知张禄就是范雎。范雎设计将其进行了一番羞辱，数落他的过错，并打发他回去，要魏国送魏齐的人头来，否则兵发大梁。魏齐被迫四处奔逃，最后无奈自杀。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他在穰侯、范雎的先后辅佐下，有力地打击了六国的有生力量，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明显。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他的太子来说，等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的长子没有等到继位就死去了。那么，他死后，秦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继位的新君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吗？第9章异人奇缘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次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太子宝座的？王孙落魄邯郸城上轻下慢无礼遇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主孙。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一：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他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而且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也正因为地位的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是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为了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是泄愤的最佳首选。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派往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待为上宾。但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秦国也是强国。这是因为赵国一向作为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又不停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是如何的不值一提。秦国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秦国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往异国或他国派往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满足。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异人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心目中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是没有受到礼遇。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份。如果说他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缘，那么落魄的异人恰在此时遇上了人生的第二个奇缘。召不韦贩贱卖贵秦王孙奇货可居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自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就是阳翟（dí，敌，今河南禹县一带）昌不韦。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象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能够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他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最大，N倍。当然，一项一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他要把他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就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有可能进入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和政治非常接近。《史记》里记载了两个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政治家下海经商能够成功吗？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反过来，一个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虽然经商与从政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的是什么？靠三个要素：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靠这三个要素。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个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作为一个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安国君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都不让跟一块儿玩。完全钝了，外界的事都不知道了。定：噢，就是把您护到身边，什么都不让您做。奎：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对父亲母亲都不知道亲，就都到这种程度了。定：那您父母后来还有别的孩子吧？奎：没有，就我一个。我父亲生气地说，说我不再要孩子了，再有了也养成糊涂孩子，这我是19岁以后才知道的。定：那您跟父母不是也住在一个院里吗？奎：就是一个院儿也……怎么说，一个院也不是照我们这个小四合房似的，不是头一道二一道，前边是客厅，正房，后罩房。那时候父母住后边，祖父祖母住前边。那时候有时有晌的啊，比如说早晨，我父母上我祖父祖母这儿请安来，请安站那儿说一会儿话，就回屋了。回来做点儿什么事情，待会儿12点以前又得去，吃饭过来吃，说几句话，晚上再上来请回安，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不是我们一家子，张寿崇家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满族大家庭都这样。反正是没那么多自由。这里我说一个小插曲，喝水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宫廷御医也住在秦老胡同，跟我祖父是好朋友。他说我这人湿气重，不能喝水，所以就不给我水喝，有一次我渴得厉害，就去喝花盆的水，还是我母亲看见了，把我领到她屋里偷着给我倒了两碗水喝。定：你们家那会儿有几个保姆啊？奎：这要说我也说不上来了，没算过。祖母那儿可能有俩仨，管梳头洗衣杂事，可能还有俩使唤丫头。我母亲屋有三个，看我的，还有做活的，做饭的，反正院里站着好些人。我是有一看妈，吃饭是看妈给弄，一人单吃，坐一小地桌。我都分不清是看妈跟我亲呢还是母亲跟我亲。那时候母亲不是都能带儿子回娘家么，我就不行，我母亲回娘家很少能带我去。定：您那时候也读书吗？奎：岂止是读书，整天都在学习，几乎占了所有时间。学5种，中文、英语、书法、武术、历史，后来又加上日文，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请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个英语老师，新知识都是他们传授给我的，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文化的窗口。定：不玩吗？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耍影戏人儿，我经常一个人玩那个。有时候也可以跟叔叔玩。定：那您祖母一天干吗呀？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一天抽水烟，有人点烟，有时候来客人，说正事的时候：“去去去玩儿去”，轰走了。所以家里什么正事我都不知道。定：唉！您这童年可够难受的。奎：不是童年，是从小到大一直难受。把我一辈子都害了嘛。我写过一首诗，第一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面三句是“……锦衣玉食困中央；壮士原非侯淑女，一样无计出高墙”。这里有个典故，知道吗？隋炀帝选进后宫的女子里有一个姓侯的，侯淑女，几年都看不见皇上，就上吊自尽了，死前写了一首长诗，很有名，里面有这样几句：“命薄何可量……此身无羽翼，无计出高墙”，隋炀帝也回了一首长诗……注268定：后来怎么又难受了呢？奎：后来我父亲不甘心哪。给孩子叫回家了，由这个没上过学堂，一跳，送外国留学去了。(众大笑)其实我祖父也愿意我去，祖父也觉得要让中国好还得学外国的技术，也同英语老师商量过，想托他把我带到英国去。后来因为英国路太远不方便，日本近，还有亲戚照顾，就改去日本了。又怕我娶一个日本媳妇不行，得结完婚才许走呢。这就先结完婚才上日本。20岁走的。定：您太太是……奎：那桐的二孙女、张寿崇的姐姐啊。娶完带去了啊。不是我带去的，也是一块儿送出去的，要不然怕我在那儿……嗨，是借溥杰、润麒的光啊，他们俩把我带出去的。定：润麒不是婉容的弟弟吗，我找过他，他90多岁了，现在还开着一个诊所。奎：对，比我大5岁呢。他那时是第三回去(日本)。定：这是怎么算的呢？奎垣之妻，那桐二孙女张寿英像(察世怡提供)奎：他第一次去日本哪，去的是一般的进修学校，比高中高，比大学低。第二回去是进士官学校。第三回去呢，是进的陆军大学。他是这么上的学。第四回去就是大使馆武官了。定：您呢？奎：他第三回的时候我第一回呀。定：您那时候在家里惯成那样，到那儿生活能自理吗？奎：这事儿也糟糕！我跟你说。我要是一般的一个留学生，许能够读好。这不有溥杰、润麒的关照吗，当然经济方面由自己负责，我跟他们并不住在一块儿，就是我要有特殊的事，找他们帮忙办，也不是经常的。再说，我在那儿期间他们也没老在那儿。不过后来就不行了，都不行了，冬天冷就给你一捆炭，就这点儿，你烧不了你就冻着。吃饭也是，赶紧买饭票，这儿吃完赶紧跑那边去，再买饭票，要不然吃不饱，也那样。定：没听懂，怎么买饭票还不吃饱，只吃一半儿？奎：他不卖，就给咱们这儿发什么一样，受限制呀。定：噢，这是日本统治中国的时期了。奎：对。定：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你们是不是跟对别的学生也不一样啊？奎：那倒也不是，那个学校留学生就我一个人儿，没别的人。其实我们是三个人，不知何故那两人没来。别的都是日本人。我先在进修学校，就是高中大学预科，出来以后进的东京帝国大学，选的是教育。在教育系里还是有三个留学生，一个高我一年，一个低我一年……咱们这是什么都说，我差一点大学没毕业，念了三年应当毕业啊，我念了四年还没毕业。定：为什么呢？奎：我受不了啦，太危险，我要死到那儿不是太冤了吗，跑回来啦。飞机炸弹美国都扔过来了，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了。我正写毕业论文呢，跑回来了。定：回来以后呢？奎：回来一趟又去了一回，又去了又跑回来了。其间行李托运船在下关到釜山的海域被炸沉了。那时候一天是两趟船，人乘的是白天那趟，行李是在夜行船。那船的名字我还记得呢，现在忘了。炸沉的不只这一条船。定：到了儿您也没念完？奎：念完了是念完了，实际说是念完了。定：拿着毕业证书了没有？奎：没有。定：反正您家里也不缺您工作。奎：不是缺不缺我工作，这说完就完啦，一炸弹下来就全完啦(众笑)。子：得先要命嘛，“咣”一下完了，这念书管什么用啊。定：您在日本的时候您父亲在哪儿？在长春吗？奎：前一段在长春，后一段时间在北京。他回来办点什么事，就回来了。定：您太太耿佳氏是哪年去世的？奎：日本投降以前。我在日本呢，死了以后我回来了。定(问子)：你对你奶奶印象怎么样？子：我奶奶快去世的时候，知道自己快去世了，我们都不知道，老太太把自己的相片全撕了。定(问奎)：您从日本跑回来之后，您都干什么呀？奎：天津有保险公司，就在那儿挂一名儿，也没真去。为什么挂一名儿呢？不挂名，北京就有抓兵这一说。挂一名儿就免去抓兵的危险。定：抓兵还抓你们这大宅门儿？奎：怎么不抓？敲竹杠啊。定：是啊，你们家那会儿还挺有钱的呢，到20世纪50年代你们秦老胡同旧门牌14号察家北房正厅(察世怡提供)家还好几百间房呢，我查的。奎：这不用查，外边人也都没查着，一百间太容易了，就我们这13号啊，这一个院就90多间。定：就是让石油部占了的那两个院？注269奎：对对。当初那两个院是典当给煤炭部，说的是十年。定：然后你们家就都住到南边来了。奎：就搬这儿来了。定：解放后您做什么工作来着？奎：后来加入民族学习班了。定：噢，东四那个，叫民族干部培训班。奎：对了，完了就介绍到石油学院去了。在石油学院干了几年，既不是老师也不是专业人员，图书馆。我是图书馆的开国元老。图书馆净是给老师找材料啊。定：石油学院的书都是理工科的书。奎：是呀，所以我待不下去嘛，没意思。后来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啊，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啊真正自己能够怎么发展，就觉得我再上别处换换也好，又赶上国家不是出了个文件么，五个部门缺人，干部里头有愿意去的，不可拦阻。我不是请调，也不敢请调，我要是请调不叫去也没办法，后来不是有这个嘛，我就说我愿意去北京市教育局。我就上中学了。子：五十四中，当语文老师，“关关雎鸠”，开始教古文了，哈哈。定：这不挺好吗。奎：是呀好是好，这不是挺好嘛，也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子：老头老自省(众笑)。奎：大伙儿把我捧得高得了不得。我确实在那儿教古文哪也镇了我那学校，结果我不知道学校怎么打算的，开学的时候没分我教哪一个班，我生气了，我又跑教育局去了，跟我一起的还有一个杨老师，杨老师扯着我，说走吧，说女十四中缺老师，实际是图书馆缺人，因为是多年老校，图书馆要大整理，结果呢又陷到图书馆里头去了。后来也还有叫我教书的，不是讲古文，讲白话，讲白话就不是我的长处了，讲白话就是说话嘛，是不是？这怎么教啊。子：说老头有学问，给他一个最乱的班，压不住堂啊。后来就在图书馆啊，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奎：幸亏上图书馆啦。定：没错，您要是当老师，“文革”就惨啦。奎：因祸得福(众笑)。定：说说您太太吧，您母亲对您太太不欺负吧？奎：不欺负，宠着。张寿崇这姐姐啊，也是一个特殊人物，比较直爽，像小孩儿，没有心眼儿，所以有时候就不按照旧的，我母亲都不说。这对人不严，不讲究，就是由我父亲母亲那儿(开始的)，自从我祖父祖母过去了以后，(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管，随便。子：和谐大家庭。奎垣夫妇合影(察世怡提供)

5.社交圈

奎：跟那家结亲就是我这一辈，以前没结过亲。我爱人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把子(指拜把兄弟)，因为我们住街坊。定：您说的街坊就是你们在天津的时候？奎：在天津的时候。在北京不行，他们住金鱼胡同，我们住秦老胡同。子：我老祖(指增崇)跟那桐是好哥们儿，我爷爷那辈儿跟我姥爷(指那桐之子绍曾)等于是换帖子的把兄弟，我爸爸跟张寿崇又是莫逆，好朋友。奎：我跟他们哥儿四个都好，特好，姑舅亲。定：你们家和张寿崇他们家，你们两家在民国的时候和以前，谁家的派头大呀？奎：他们家，他们是中堂。那桐早跳出内务府了，人家当了军机大臣了，不归内务府管了，他跳出去的时候我祖父增崇还没当那么大的官呢。我们家是内务府大臣，没做过中堂。定：你们是内务府总管大臣。奎：对，总管大臣，总管大臣并不是一个，好几个呢。后来我父亲当过正红旗汉军的都统，我那老丈人、寿崇的父亲是正都统，我父亲是副都统，俩人又在一块儿。定：他父亲？就是那桐的儿子绍曾，宝儿？奎：对。定：我听说北京那时候有八大宅门，特别有名的，你们家算一个，还有哪个您知道吗？今日秦老胡同之一(定宜庄摄于2006年)今日秦老胡同之二(定宜庄摄于2006年)奎：有八大宅门我知道，具体是哪八家我说不上来了。应当是我们家，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注270定：你们家就跟刘汝舟家熟。奎：提到刘汝舟我们得分开说。我们和刘槐庭、刘贡南父子注271是一面东伙关系，那时候还没刘汝舟，他岁数比我还小呢。我只看见过他一次，是他十岁左右，他还不一定看见过我，如此而已。所以和他也没有来往。他家与庆王府结亲，那更是大以后的事了。说那时候跟他们家熟，是指他们家当家的刘老头，那是爷爷辈的，叫刘石竹，刘槐庭是名，刘石竹是号。他的儿子是刘贡南，名字好像是刘桐吧，注272也不用，大伙都叫号。等于刘贡南与我父亲，时代一样，也算平辈。怎么着由上边说就是刘家的祖上，由这儿拿着钱去做买卖，做就全赔了，赔了他就跑了，这也许是庚子年吧，过了多少年后，回来了，他还欠着我们家钱呢，不因为欠钱不敢来，欠着钱就敢来，来就跟我家的账房说啊，那时是我对不起您，现在您再拿出点钱来，准保能赚回来。定：你们家就又给他钱？奎：就又给他钱，我祖父说这人还可靠，还敢来。说这人还有信用。定：这还叫有信用？(众笑)奎：您就当好玩听，我都是听来的。定：您家就是那时候用的刘槐庭他们？奎：用是用他，管房子的不是他，管房子的也姓刘，是另一个姓刘的。不是刘家的亲戚，起码也是刘家的朋友，是他介绍过来的。定：刘家不是就给你们开当铺吗？奎：是。不过后来钱都归他们了，现官不如现管。我这也是一件事两头说，有东西来了，他先挑，土产是他先进，赚钱是他的，我们是在他之后，给多少是多少(众笑)。当然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别人家的当铺也都如此，再说官家人也不可能做买卖。当时开当铺的，金鱼胡同那边有当铺孟，还有当铺娄，当铺娄和这个当铺刘是亲家。定：就是说到刘汝舟爷爷的时候他们刘家已经很有钱了？奎：很有钱，比我们家有钱。那时候他们一劲儿往上巴结，我们清朝的官不是算完了么，就一个劲儿往下就和他们，刘石竹都能跟我爷爷这么说：你们这个一品大员，现在可不如我们这个一品大商人了(众又笑)。定：刘家说是在这边修了一个戏台，在马大人胡同注273。您见过那个戏台吗？奎：有喜庆事儿时上那边听戏去，我们家有事都得借他们家地方。刘贡南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人。我知道刘汝舟写了好多稿子。我看了他的文章(指我为刘汝舟所做访谈的稿子——定宜庄按)以后，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他的想象，是他所希望的，怎么叫他所希望的？他们刘家不是买卖人么，就极力地往上爬，学些个官僚，尽量地把自己改成像官僚，所以他说话也把自己说成是官僚团体的一部分。他说的那些个关系啊，跟我们家里倒是比较深，可是跟庆王府、跟那(桐)家啊，几乎没听说过他们有任何联系，他说是都有。不过这又说回来了，也难免有人打着那家的旗号，跟刘家办事，庆王府管事的当时是高博海的父亲，那家那会儿主要的大管事姓王，叫王连五，他是大拿。婉容是长将军的后代，在东北，是达斡尔族，也算满族，那会儿据我所知，不仅达斡尔，锡伯、索伦都算满族。去新疆的原来就是一个满族，后来分成三支了，锡伯、索伦和老满营。注274

6.习俗及其他

定：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我看《那桐日记》就不明白，那里头记着说大年初一去拜年，一天就能拜上七十家八十家，第二天又去拜上四十家五十家，这可怎么拜的呢？注275奎：这么拜的：坐着车，管事的拿着名片，到门口来，叫这边的人来，把名片一递，说给您拜年，完了主人不下车，赶车就走了。话到是礼。定：怪不得呢，我说要不一家一家地拜，腿不都得走肿了。奎：下车的也可能有，一般是这么样。话到是礼嘛。要说拜，拜年的时候有好些人都是先拜我们家，第一家全上我们这儿来，不是说我们官儿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秦老胡同吉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图一个开门吉祥。定：您祖父那时候也像那桐他们家那样有这么多应酬，一天到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这么折腾吗？奎：这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可能也有，就不那么多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在天津的时候没这么拜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

尽可能地用臂膀给她些支撑。晖儿拂去额上的汗水，一手拉过S，两人不由相拥而泣。稍事休息片刻，我与莫炎探查起周围的环境。按他的说法，古滇国是以骑兵略地冲锋，步兵列阵守护的方式战斗防卫的，两间重兵把守的墓室之后便应该是主墓室的所在，滇王也应该就在那里。整间墓室并没有什么奇特的设计，也许是自信阴墓隐蔽，水银阴毒，或是仰仗兵卒骁勇。墓室后方那坚实的石门开启之后，我们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一个偌大的中堂墓室，甚至连机关暗箭之类的设施都不曾遇见。中堂墓室那高大的石壁上有着一大两小三扇石门，正中的大门上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矛头，左右小门则分别雕着太阳和大地的图案。“大门后面是水银池，估计储存的量比先前多很多。”门后那奇怪的汩汩声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嗯，太阳门后面是火硫磺。”莫炎的鼻子不住地嗅着，“大地门后面通着河底泥浆。”“那这里不就是死路了吗？”S有些纳闷，“这么多干尸兵把守的墓室后面怎么没有滇王的墓室？”众人四散查探，中堂墓室的石壁全是固实结构，内部没有任何机关，除去三扇门后存在开启机关和一定空间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厚实的地层。难道是先前的墓道墓室中我们遗漏了什么？我对着石门不由有些茫然。“土、金、火……”我不甘心地在门前来回探视着，从右向左的五行顺序突然带来了一种预示。古代右为最先，最右是土，土生金，最左是火，火克金，我似乎已找到了其中的玄机。“土生金而固之，火克金而抑之。土火两行平衡了水银金性的锐气，加上它自身又聚阴魂养生气，那个滇王就在正门里。”我一股脑地将方才的思考陈述了出来，其他三人被我说的有些发愣，但不多会各自都明白了些什么。莫炎走近正中大门，仔细嗅了一阵，眼睛忽地一亮：“说的对，水银上有东西。”我立刻走上前，静心聆听，在水银微动的汩汩声中还有着一种难以辨别的碰触声，水银上漂浮着的形状渐渐在脑中清晰，那东西是……船！“古滇贵族多兴土葬，只有花腰傣族兴水葬。”莫炎沉思道，“花腰原就是古滇王族，这船里应该就是滇王。”兴奋之余一个莫大的难题却出现在了面前，滇王虽然就在门后的水银池上，可该如何避开水银安全到达船内。这个石室中储存的大量水银已不是我驭金的能力所能控制得住了；遁鬣在尸水墓墙前受伤后化作精气来帮助我们步行进入墓室。滇王近在咫尺，我们却已束手无策。“莫炎，你还有什么虚兽可以帮助我们进去吗？”S问道。没有回答，莫炎无声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亦凡，‘水银泻地’的下一句是不是‘无孔不入’？”晖儿望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是的，我让它自己造几个孔来入地。”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笑着示意他们退后，意念快速集中向门后的水银。伴着轻微的碎石声，门后的水银汩汩作响地波动起来，墓室中回荡着微弱的震动，不到十分钟的样子石门后便传来一声碰撞。与此同时，莫炎一个闪身来到正中石门前，用力旋动了门侧那凸显的条形机括。石门隆隆升起，一片深邃的黑色空间徐徐出现在面前。数个拳大的灵火球疾射入内，嵌在石壁上幽幽闪动驱散了黑暗，空旷得难以想象的石室中，一艘巨大的石舫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快步来到石舫前，莫炎攀着舫体的雕纹几下便翻了进去，转身抛下一道银色长索将我们逐一拉上甲板。这石舫约摸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舫体正中是一座约摸三米多高的舫楼，正对舫头的楼门微微开启着。推开楼门，底层舱内错落有致地遍布着石制的桌椅，一些用来陪葬的珠宝玉器在水银蒸气的侵蚀下早已不复辨认，只能依稀看到原本的形状。小心地沿着舫内石梯来到上层，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大的舱内，镂空雕花的石门应该是通向后面的主舱，但却被六具干尸挡在了身后。从体形来看，它们比先前的兵卒、将领要高出许多，体格十分的健壮，身上披着那种古怪的象皮甲胄，手中的青铜狼牙棒竟是奇特的八棱柱形。见我们走出石梯口，干尸口中齐齐发出沉重的嗬呼声，三前三后地交换了下位置，手中狼牙棒虎虎生风地摆动了起来。莫炎冲我丢了个眼色，走上前去，双手摊开作势，一片火光腾然闪现。那些干尸被惊得一愣，还未回过神来手中的狼牙棒便已脱手而出。扑扑数下闷响，干尸的头颅被狼牙棒击得粉碎，高大的身躯直直倒下。莫炎合手一挥，火光过处干尸化作无数焦块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干净利落的配合下没有造成任何大响，虽然可以觉察出石门后只有四具干尸的形迹，但出于稳妥考虑还是尽可能不去惊动它们，毕竟滇王的身边不可能只有六名侍卫，也许另有什么安排。从石门的镂空处偷偷望去，主舱内陈列着一些青铜器皿，正中则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石案，上面铺放着残破的布帛。案后端坐着一具佝偻干尸正在那里查看着布帛，举止间似乎满是得意，并不时地拉过身旁的两具干尸搂抱抚摸着。心下一阵作呕，两具干尸的服饰是女性装扮，估计是滇王殉葬的后妃，也许生前是倾国倾城，但现在看来实在是恶心之极了。石案旁侧站立着一个身披青铜甲的高大干尸，威风雄武的气势似乎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它手中紧紧攥着一把青铜长矛，矛头的两侧悬挂着两个饰物，看形状应该是两个吊起的人形。看来这将军就是保卫滇王的最后一道关卡，而那具佝偻干尸便是滇王了。“喀喇”，干尸将军身上的青铜甲扭曲了起来，涨鼓地向外长了几寸。那干尸将军不由低头看了下，青铜甲忽地向内猛缩，顿时将它两肋的骨骼挤断了数根。紧接着一阵扭曲，青铜甲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态横向旋扭了起来，只拧动了数下，那干尸将军便在一片莫名中被身上的铠甲绞成了几段。这自然是我动的手脚，但还要归功于它身上的青铜甲。这身原本应该是古滇国最高级的军戎护甲，此刻却成了绞杀的工具，这不免有些讽刺了。“自作聪明，退后。”一旁的莫炎突然叹道，两手左右一抓，身子急速往后退开。晖儿和S在他拉动下身形往后疾退，我一时不知所措，兀自迟疑的时候面前已升起一道火墙。火光中，忽地瞥见干尸将军那碎裂的身体正在地下不断扭动，里面竟缓缓爬出了三个一尺来长的婴儿……六、异巫奇蛊滇池下的千年古墓，一具干瘪碎裂的尸体中，居然爬出了三个身长尺许的婴儿。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脑中却迸出了一个莫名的反应——难道我杀了一个孕妇？！那三个婴儿浑身雪白，胖乎乎的样子着实可爱，我心中猛地一惊，干尸里怎么会有活生生的婴儿，而且行动间似乎过于敏捷了。面前的火墙呼地猛涨，我下意识地后退，却发现自己正要推开石门。有力的臂膀自身后伸来，一把将我拉退数尺。“亦凡，你怎么了？”晖儿扶着我急切地说道。“那干尸手里的是不是吊人矛？”S伸头向石门里张望着，“滇王就在里面，赶快进去把东西拿出来吧。”莫炎一声不吭地在周围挥起了几道火墙，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石门内，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呱……呱……”石门镂空处窜出几道白影，跳跃起落的速度异常之快，腾烧的火焰对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只几下便已迫近我们身边。白影嘎然一停，竟是刚才那三个婴儿。浑圆的头部有些偏大，四肢短小却有力，暗红色的眼睛不断打量着我们，微张的口中露出一排锐利的牙齿。直到现在这个距离我才清晰地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而是三个身高一尺多的白色小人。“用金属筑个防护层。”莫炎低声喝道，手中挥出一片火刃。我不敢怠慢，一批十字刀刃立刻在众人周围形成。呼呼几声，刀刃在空中自行旋转，一片密不透风的防护层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那三个小人并没有被虎虎生风的刀刃吓到，相反却十分有趣地靠近了刀圈，其中一个竟伸出手臂直接插入了飞舞的刀刃中。“咯”地一声脆响，小人被震退了半步，似乎愣了愣神，那短小的手臂丝毫无损，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击中它手臂的十字刀刃居然断成了数片，纷散的碎片击打在其余的刀刃上向外飞射而去，其中几片打在了另外的两个小人身上，却对它们毫发无伤。这三个小人难道是金属做的？讶异之下晖儿和S举枪向它们射击，小人接连中枪翻倒在地，但不多时又爬起身来，拔下那些嵌在体表的枪弹丢入口中，咯咯作响地大嚼起来。“夸张，这也太离谱了吧？”S又向小人射了几枪，“这是什么东西，都成金刚不坏了。”“是失传的神木蛊童。”许久没有作声的莫炎突然道，“金刚不坏还算好的。”他话音刚落，那蛊童已腾跃了起来，一片金属碎响不断，布下的十字刀刃已全数碎开飞落四周。我全力控制住众人的周围，以免被碎片伤及。混乱中一股暗色的火焰蓬然掠过，蛊童见状转身反跃躲过火焰，落在地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将我们围在当场。“呜啊～～”蛊童的口中发出奇怪的声响，全身乱颤起来。一股乌色的液体从身上渗出，随着手脚的抖动洒在了地上。那液体只落下了星点的几处，像似有生命地自行蠕动着，线状地在周围分布开来。液体中隐隐冒出了几个豆大的圆点，豆芽拔苗似的疯长着，只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丛斑斓夺目的蘑菇。几处蘑菇不断蔓延生长，快速连成了一片，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这些五彩的蘑菇团团包围了起来。莫炎的鼻子急速地抽动了几下，眉头一紧，双手互拍火光顿闪，空中无端出现了一群栗色的动物。那些小东西像似微型版的鹿，却又长着一个兔头，忽闪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蘑菇。更让人称奇的是，它们身后的长尾正飞快地旋转着，仿佛直升机般悬在了半空。就在这时，地上的蘑菇噗噗地一连串炸开，喷飞的蘑菇孢子涌起了团团灰色烟雾，无风自动地向我们涌来。莫炎口中吱喳一声，那群小家伙立刻蜂拥着迎了上去，纷纷张开嘴巴大口吸食着那些蘑菇孢子，一会的功夫便将空中弥漫的灰色消灭得干干净净。耳鼠！我猛然想起，这群兔首鹿身旋尾飞行的小家伙就是可禁百毒的耳鼠。难怪莫炎面对如此众多的奇异毒菌却毫不慌张，原来他还藏着这么一手。那些耳鼠在吸食了蘑菇孢子之后似乎余兴未尽，转又扑向了地上那片斑斓的蘑菇丛，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大嚼特嚼了起来。蛊童对这些耳鼠好像有些顾忌，眼睁睁地看着蘑菇丛在它们的啃食下迅速消失，却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只是无奈地在那里来回走动着。地上的耳鼠很快便吃完了那些蘑菇，整个鼠群再度飞在半空，迅速地将那三个蛊童逼成一团包围了起来。蛊童不断挥臂驱赶着扑来的耳鼠，却似无力进攻，雪白的身上显出道道乌黑的伤痕，这耳鼠的牙齿竟然比刀剑还要坚硬？“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众口铄金了。”S打趣道，眼前的局势已完全扭转。“这些耳鼠是克制毒物的专家，如果蛊童不怕它们，那就该我们担心了。”我回道。莫炎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眼睛紧盯着前方，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去注视蛊童的行动，而是远远地望向主舱内。舱内的滇王此刻丝毫没有被身边的变故所惊扰，依旧悠然自得地欣赏那块残破的布帛，身边的后妃在它的搂抱下不断作出谄媚妖娆的动作，让人看得不禁作呕。不对！那滇王身边的后妃怎么少了一个？！我下意识地向内张望着，却见一个黑影闪到了门前。晖儿？！门前站立的那个黑影正是晖儿，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从我身后过去的，耳边居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啊！”S在一旁忽地大叫起来，只见那个失踪了的女干尸自石室的顶上倒吊下来，干瘪枯瘦的脸部几乎紧贴在她面前。不过，这干尸已无法作出任何举动，一双布满黑色火焰的手正死死地拧住了它的头颅。“小心你老婆！”莫炎低吼一声，双手发力，干尸的头部被他硬生生地捏碎成了几块。晖儿静静地站在门前，眼睛温和地望着我，那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那三只被围攻的蛊童此刻却正依附在她的身旁，原本漫天飞舞的耳鼠早已不知去向。“晖儿！”我叫了一声，她微笑着点了下头，却没有回应，嘴唇张合间竟曼声唱起歌来。清越甜美的嗓音早已熟悉，可现在却带着一丝难以抗拒的诱惑，恍惚间眼前掠过昔日和晖儿一起的美好时刻，那一幕幕幸福的场景不住地牵动着我，脚下不禁迈开步子缓缓向前走去。“你俩清醒点！”莫炎的怒吼将我拉回了现实，他双手紧紧拉住我和S的胳膊，呼吸似乎有些沉重。那三个蛊童正站在晖儿身前，露出满口利齿作势欲扑，如果不是莫炎拉住我俩，恐怕这会已经被它们撕开了喉咙。“花腰歌蛊？”我脱口而出道，“晖儿怎么会……”“刚才那女尸是古滇祭巫。”莫炎平息了一下呼吸，“你老婆中了猎魂巫。”“什么？！”古怪却寓意明显的巫术名字让我险些跳了起来，“这……我……有办法救她吗？”“你们看晖儿的手！”S砰砰两枪击退了企图偷袭的蛊童，冲着我俩大叫道。“能制服她就有救。”莫炎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身子往前闪去。晖儿的双手正左右张开着，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但手指上却诡异地长出了几条赤红色的小蛇，在那里狂乱地扭动着。见莫炎上前，晖儿右手猛地一挥，几条赤色小蛇飞射向他的胸腹咽喉，紧接着左手向我和S连挥两下，一片红色扑面而来。飕飕几声，地下落满了红色的碎片，几道银色的金属丝在我身周轻轻地游弋着，一片黄土立即包裹住那些碎片，猛力挤压中泛出了暗红的色泽。莫炎并没有躲闪，双手同样左右张开，浑身一暗，竟燃起了黑色的火焰。那赤色小蛇触及火焰顿时僵硬，跌落在地上化作片片飞灰。正要逼近上前，晖儿却嫣然一笑，轻盈地旋身转舞起来。旋转间，无数寸许的竹篾射向我们。莫炎挥手一拢，部分竹篾散落，但又弹动着从地下射向他的身体，密密麻麻地将他围在当中，只是摄于黑色火焰的威力无法靠近。金属丝舞动得异常快速，竹篾在切割下早已断成了数节。可那些断片却像有生命一般继续攻击着，很快便将纤细的金属丝卡断了几根。黄土飞舞着在身边围绕起来，大批竹篾射入了土中，马上被完全禁锢。我狠狠地用意识将黄土固实成一个硕大的土块，继而用金属严实地密封了起来。莫炎那里的竹篾终于按奈不住攻击起来，他身上的黑色火焰怪异地流动着，似乎产生了一种粘稠的感觉。竹篾不断被黏住焚毁，在火焰的高涨下，身边的包围很快便被瓦解。紧跟几步，我生怕莫炎出手太重伤及晖儿，却见那三个蛊童怪叫一声，临空扑向我们三人。晖儿也轻笑了一声，甩动长发，乌黑的发丝直直射来。两相配合下，我们不明就里，身子快速后退。但发丝却并没有射向我们，而是出乎意料地钉在了空中的蛊童身上，它们那白色的身体顿时萎缩了下去，迅速干枯的身体落在地上摔得粉碎。蛊童的身体碎片在地上不断颤动着，一种不祥的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还未来得及招呼莫炎，便看到那些碎片竟长出了一些根须。地面上很快就被这些白色的根须所覆盖，一株株细长的白色树干奇迹般地在身周长出，那树干的枝杈上竟飘动着大蓬乌黑的丝状物体。树干微微颤动，丝状物纠缠着卷向三人。我挥出数把刀刃，想斩断它们，却被横生出来的树枝挡住，叮当作响地弹射开来。心想不妙，随手凝出一把弯刀递给S，我在面前横出一根遍体尖刺的长棍来。丝状物袭至跟前，棍体上的尖刺突地长出数寸，恰好与它们纠缠在了一起。长棍一阵旋转，大股丝状物卷在了上面，棍体的尖刺又长了数寸，忽地变作锋利的刀刃，上下交错地横切起来，纷飞间，乌黑的断丝落满一地。一旁火舌撩动，树干上已挂满了干枯焦黄的丝状物，看来莫炎的黑色火焰的确威力不凡。但他的脸色却不太好看，呼吸渐渐沉重起来，一贯挺直的身体也有些佝偻。轻柔的歌声传来，晖儿在门前跳起了一种柔媚的舞蹈。妖娆扭动的腰肢，柔若无骨的手臂在歌声中起舞，那舞姿说不出的曼妙醉人。可我们却无暇观赏，身边的白色树干此刻正随着晖儿的舞蹈诡

：《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644年夏，陈子龙及其周围的人曾确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坚持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今者人情泄沓，不异升平，从无有哭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臣瞻拜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对江南百姓是否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地方自卫系统，心中颇有疑虑。以一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此种理论被后来的王夫之充分发挥）为依据，陈子龙认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当地百姓主要聚居在集镇，难以同近邻发展互相关系。此外，由于南方的农活十分繁重，百姓无暇习武，事实上也没有马匹、兵器或骑马操练的余力。他承认局势的发展会迫使江南缙绅组建乡兵，但又担心这些乡兵会像以往那样退化为治安组织。陈子龙的结论是：“故曰，欲为江南兴乡兵者，妄也。”但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使人们息息相通，有较强的村社传统。人们聚居在不同于血亲组织的村庄中，从而形成了很强的互助和村防习惯。此外，他们习惯骑马，极容易组织起自卫的乡兵。陈子龙希望，一旦弘光帝答应出师北伐，拥有乡兵的北方豪杰便会受到鼓舞，起而支持南京政权。这也是其他主张北伐者的希望。敢于直言的湖南籍官员，刘宗周的弟子章正宸也曾就此问题上疏弘光帝。他认为，一旦皇帝离京北征，很多“营寨相连”的豪杰便会群起响应，协助收复中原。可见，陈子龙等人对发动各类地方领袖支持和积极参预收复失地寄予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地方领袖正是在明朝末年、朝廷日趋衰落之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的。早在1643年就曾上疏崇祯帝建议在全国组建乡兵的举人何刚认为，唤起地方领袖可使南明政府充分利用早已遍布全国的乡兵组织。如今正渴望加入弘光政权的何刚，呼吁勤俭治国，以便使政府有财力酬劳地方豪杰，并为其部属提供军饷和赏金，以此赢得这些亡命之徒对北伐的支持。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谋者决策，廉明者理财，勇猛者御敌。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豪杰皆授命疆场，而盗魁亦鲜矣。如果皇上愿意承认这些地主豪杰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他们做恶的能力便会被引导转向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将被改造成义士而不再作盗魁。或许通过战场上的伤亡还可减少这些盗贼的数量。这样，南明政权就可利用混乱的局势使地方豪强为自己而不是为敌人所用。何刚关于动员乡兵的建议，集中反映了陈子龙及其他几社成员治国主张中的自利原则。史可法提出的将江北建成北伐前线的战略，也带有合理自利的特征。他认为，江北荒地应以军屯形式加以开发，屯田军民以百夫屯、千夫屯为单位，选豪杰为百夫长和千夫长，负责具体实施。为了保卫自己开垦的土地，这些屯民将组成抗击入侵者的坚固防线，并有助于收复失地。然而，这种将决心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缙绅当作南明政府的最可靠的同盟的主张，遭到刘宗周等更急于求成者的摒弃。这些人抱有更激进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皇上御驾亲征，百姓就会自发地响应。刘宗周还将皇帝亲征所蕴含的恢宏气度与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投机与自私作了区别。从策略上看，此时作这种区别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既损害了朝中有志收复失地者的事业，又几乎使刘宗周本人丧命。刘泽清被这位思想家的自以为是所激怒，遂上疏参劾刘宗周。他见皇上没有立刻作出反映，便再次上表警告说：若不正式革除刘宗周的左都御史之职，他便辞去南明政府的官职。当高杰和刘良佐起来响应后，马士英也对刘宗周提出弹劾，说这位思想家要求御驾亲征，是想危害皇上的性命。随后，勋臣镇将们又把攻击目标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他们指责姜曰广“谋逆社稷”。10月9日，姜曰广辞职还乡。次日，即10月10日，刘宗周也离开了南京政府，这一次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与刘宗周离职以及接踵而来的对阮大铖的任命同时，还有一系列辞职与参劾事件。陈子龙辞去了兵部之职，返回松江老家。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10条当斩之罪。对立的双方，又重新开始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倾向刘宗周的士大夫此时公开宣称自己是崇祯朝“正人君子”的继承者，并断言他们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与东林党或复社的关系密切，东林书院的创建人顾宪成之侄顾杲的被捕，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对立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党则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弘光帝的忠臣与追求私利的投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声称，忠于皇上的人正在保护弘光帝的利益，使其免遭狂热的东林党人的损害。因为弘光帝的父亲曾在政治上反对过东林党人，所以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正在伺机报复。追求私利的投机者则只是在口头上大讲忠君，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北京陷落后曾投降李自成。阮大铖上任不久便对一些曾反对他复出的人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

顺案

自6月下旬以来，顺案就一直在策划之中。6月22日，从北方逃来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顺又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试图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⑧○電孑書wＷＷ.ＴＸt8○.ＣοＭ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顺的人实行大赦。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李自成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顺。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顺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高杰和刘泽清都没有坚守北方的岗位，而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清政府。在“顺案”爆发期间，周钟极大地损害了复社在明朝忠臣心目中的形象。周钟是1643年科举榜眼，复社领袖。他曾担任过李自成的顾问，并答应帮助李自成征服江南。周钟和其从兄周镳都为阮大铖所仇视。阮大铖因他们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而怀恨在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周镳——他嫉妒并疏远周钟——公布了其从弟周钟在北方叛明降顺的内情。周镳的一个门徒透露了周钟所写的那道不光彩的“劝进表”的内容，其中还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周镳本人还私下印了两种记述北京陷落时状况的书（《国寿录》和《燕中纪事》）。其中详细描述了他那位从弟卑躬屈节的丑行，包括他对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的奴颜媚态。我们简直无法描述南直隶的士大夫在得知周钟变节行为时是多么震惊，他们“远近切齿”。周钟的密友嘉定籍哲学家黄淳耀听到此事后立刻病倒了：天哪！难道周钟竟能如此丧尽天良？他如何能做出此等事情？我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我希望我交友不慎的教训能使其他人在交友时引以为戒，周钟作为大臣的行为将会使未来的大臣们引以为训。人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曾在科举中荣登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上。在传统的观念中，获得最高级科举出身的人，理所当然应为其皇上献身。宋朝的伟大爱国者文天祥不就是状元吗？周钟失节不仅被看作是对明朝的背叛，而且还被许多士大夫视为对儒家信仰的背叛。因此，周钟的背叛，为那些嫉恨自视清高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的人提供了绝妙的例证，他们以此来揭露所谓“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虚伪。此外，由于周钟的两位伯父被指斥为宦官魏忠贤的党徒，周钟本人的变节行为便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提供了良机，使他们可以巧妙地将“逆案”与“顺案”联系在一起。1644年7月13日，马士英上疏要求处死周钟。他对弘光帝说：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驰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此后不久，周钟和周镳相继被捕入狱，并很快地被处决。随着“从贼官”被一一认定，对周钟的逮捕揭开了一场大清洗的序幕。1644年10月14日，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随着搜捕的进展，宦官控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令人畏惧的东厂打手又来到南京，重操旧业。正直的士大夫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激烈党争如今又全面爆发了。顾锡畴（高弘图辞职后他继任礼部尚书）等“爱国之士”又重新使用起17世纪30年代的政治术语，称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为“阉党”，借翻旧账以自卫。例如，这位曾亲身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大臣，坚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对温体仁的封谥。这个问题虽一度转移了朝廷对“顺案”的注意力，但似乎也证明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论断，即“正人君子”正在重新挑起危害甚大的党争。阮大铖甚至感到完全有必要针对“正人君子”集团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

政治迫害

阮大铖开始编制黑名单时，对其政敌的迫害也进入了新阶段。由于马士英和阮大铖对东林党抱有明显的偏见，因此，他们开始招纳过去与魏忠贤有牵连的人作为支持者。而这些人被鼓动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一旦正人君子们重新上台，他们自己会因过去与魏忠贤的交往而遭到贬斥。比如郭如阇、周昌晋，特别是杨维垣，在公众眼中都与从前的“逆党”有关，而如今都在马士英手下任职。这无疑将使冲突更加残酷。杨维垣在1624年吏部之争时便是阮大铖的密友，现在他又力劝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1645年初，一位自称大悲的疯和尚为阮大铖一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654年1月12日，南京西城兵马司得报说，西华门外有一个和尚自称是亲王。一名官员奉命前去调查，将此和尚逮捕，带入南京，由京师提督戎政忻诚伯赵之龙率手下官员审讯。在审讯者看来，这个和尚无疑是个疯子，他自称法号大悲。是定王，并说，1642年先帝为防不测而派他南下。审讯中，大悲和尚几次改变自己的封号，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最后，他向审讯者提到两位南京政府官员的姓名，其中之一是钱谦益。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悲不过是个发狂的和尚，他自称亲王的行径是可怜的，可以不加追究。但阮大铖和杨维垣却抓住大悲提到钱谦益（他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试图编造一起阴谋支持潞王谋反篡权的案件。于是，他们令一名亲信参加了审讯，夸大了大悲的口供。使之牵连到143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声望和地位的人。但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便上疏抨击了这一针对他的而又不堪一击的指控。这样一来，此事便公开化了。这就迫使阮大铖寻求马士英对此案的支持。马士英浏览了供词，意识到这项指控根本不能使公众信服。相反，只能使其同党显得滑稽可笑。他看出这个可怜的和尚不能用来作为发动清洗的借口。遂于3月27日下令将大悲处决，并拒绝支持对那143人的指控。尽管如此，阮大铖仍继续对复社成员进行报复，特别是对那些曾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人或公开反对他复出的人。《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凶凶的缧绁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有些人遭受打击，不得不更名换姓躲藏起来，其余的则全部逃出南京，或到左良玉军中避难，或到扬州作史可法的幕僚。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一位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经常与他一起饮酒）警告他说，阮大铖打算逮捕他。作为阮大铖发泄私愤之对象的其他官员，干脆在被革职之前就离开了朝廷。即使被授予官职，他们也断然拒绝。有才干的人中，有些拒绝任职，有些则因与马士英和阮大铖不和而得不到任用。例如：前广西巡抚方震孺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是行家，尤其擅长发动乡绅和乡兵。也许是因为曾受到史可法的举荐，也许是因为曾遭受过魏忠贤的迫害，并几乎被拷打致死，方震孺受到猜忌。尽管他愿意出力“勤王”，却遭到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排斥。因此，方震孺所具有的地方管理才干无法得到发挥。但如果说1645年1月以后，南京政权中所有的官员都是马士英或阮大铖的亲戚朋友，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一部分相当出色的官员留在朝中，在马士英弃职逃走后的最后日子里，就是他们主持朝政。其中三位主要大臣是赵之龙、王铎和钱谦益。赵之龙并不是马士英的亲信，由于他处事公正，得到朝中许多官员的敬重。这些官员担心朝政走向某一极端，因而希望有一位温和甚至妥协的大臣。王铎是著名的书法家（162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640年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后丁忧告假还乡。期满后，原定到北京任礼部尚书，因李自成攻陷京师而未成行。1644年6月，出任南京政权的礼部尚书，继而兼任大学士。王铎转任吏部尚书后，钱谦益接任礼部尚书。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故有必要指出，尽管马士英与阮大铖打击正人君子，但仍有不少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留在南京朝中。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有才干的中立者在朝中担任要职，其中包括杨鹗、丁启睿、高倬、朱大典和练国事。

南京政府的困境

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

兵力

高杰

4万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精品一區二區无码在线观看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应该找句客套话来收尾的——诸如天气很热，到晚上大概会舒坦些啦——只是他那神情显得对她的描述很感兴趣。他的工装裤很干净且刚刚熨过。他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上面。他的小臂肌肉圆鼓鼓的，使得她要重新考虑从他的面容得到的印象：他像是营养不良。“你见过那样的蝴蝶吗？”他摇了摇头，但显然认真思考起她的问题，因为他蹲在了她面前。“别让我耽搁了你赶路。只不过……唉，我的天，这景色太妙了。”他表示有同感地微笑着，并向她刚才指着的地方看去。后来他站起身，掸了掸裤子后面——虽说他并没有坐到草地上——开口问道：“我穿过这里可以吧？”“当然。随时都行。现在这儿没人住。这宅子原来的主人输掉了房子。这房子挺好的，是吧？我们在考虑也许不时地住一住。我丈夫……”她明知道自己在唠叨，可他好像诚心诚意地仔细听着每一个字眼儿。她终于闭上了嘴——为自己傻乎乎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再也说不下去了——便又一次请他随时都可以抄这条近路。他谢了她就离开了院子，步子很快地在树木间走着。多薇目送着他的身影融进笼罩在宅院外的一片阴影中。她再也没见到那样的柿色翅膀。然而他倒是回来了。先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来往一次。多薇总是忘记问斯图亚特或是别的人他可能是什么人。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当鲁比来了亲友时，他们通常不像人们过去那样出席礼拜仪式并被介绍给教众。她没法问他的年龄，但估计至少要比她年轻二十岁，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对他的来访保守秘密。事实上，每次他来时，她都要说废话。那些她不懂的事情留存在她脑子里。高兴的事，烦恼的事，与世界大事无关的事。不管她说什么，他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出于无法解释的理由，她鬼使神差地知道，一旦问起他的姓名，他就不会再来了。有一次，她给了他一片涂了苹果酱的面包，他吃光了。她越来越频繁地找理由待在圣马太街。倒不是希望见到或寻找他，而是满足于知道他曾经来过或将会来到这里——闲聊一会儿，吃点东西，在燥热的午后喝上一些凉水。她唯一担心的是别人会提起他，和他结伴，或者宣称早就和他有交情了。没人。他似乎只是她的。因此，在卡尔瓦里山与年轻人争论的那天晚上，多薇把钥匙插进这座不能赎回的住宅的锁孔。她为斯图亚特非锁门不可而心烦，又因会议不愉快的转折而不安。她希望坐下来喝上一杯热茶，读些诗或几段圣歌，把思绪集中到让每个人都气愤的事情上来，因为说不定她的朋友会在一早经过。他要是真来了，她就问问他的意见。但她已决定不喝茶也不读诗了，做过祈祷之后便爬上了床，可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妨碍了她入睡：撇开放弃财富不谈，一个有钱人能是好人吗？她也要问问她的朋友这个问题。如今，后院终于可爱多了，至少足以接待他了。他第一次来时，那里还是一团乱，没人过问，垃圾遍地——成了猫、蛇、走失的鸡的家园——只有珊瑚色的翅膀还值得一看。她只好亲自动手来整理。K.D.找出种种难以想象的借口推托不干。何况这种活计是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比莉·狄利亚曾经是她的帮手。她原来只想过让那些小伙子出手帮忙，所以比莉的热心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不过也有些不对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没人见过那姑娘，而她母亲帕特·贝斯特则对一切问题都封了口。多薇心想，还为镇上对她父亲的态度生气呢。虽说比莉·狄利亚没有到会，但她的观点是清楚的。她还是个长着深玫瑰色皮肤和棕色头发的古怪任性小姑娘的时候，就对什么事情都撅嘴——只对花园的事情除外。多薇很想念她，而且不知道比莉·狄利亚对改变大炉灶的铭文是怎么想的。“当心他皱起的眉毛”？“是他皱起的眉毛”？她认为，“他皱起的眉毛”对任何年龄的人或任何一代人都足够了。对那句话加以说明，具体化或确定，都是无益的。唯一需要确定的，都已发生了。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得问问她的朋友。然后再告诉索恩。与此同时，那种抓挠的声音消失了，而在睡眠的临界点，她知道了罐装豌豆照样挺好的。斯图亚特放下窗户，还吐了口唾沫。他挺小心的，防止风把唾沫再吹回脸上。“对我宽容一些。”这是那些年轻的傻瓜当真要在大炉灶上涂的标语。就像他的外甥K.D.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建起这座镇子付出了什么，他们受到保护以防备什么，他们不必面对的羞辱又是什么。斯图亚特像往常一样，一回到通向他的牧场的县级公路就把车子开到最快。他仔细琢磨着“当心”和“是”之间的区别，以及若是老爷爷，会如何解释这种区别。他本人其实倒无所谓。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该或不该加以改变，而是米斯纳牧师通过怂恿这一想法得到了什么。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心想米斯纳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傻瓜。愚蠢，甚至可能危险。他想不出这一代人——米斯纳和K.D.这一代——该不该被牺牲掉以成全下一代。曾重孙一代可以加以培养和磨炼，就像他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这一代做过的那样。当年没有休息，也没有宽容。期望高并得到实现。没有谁比那些优秀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回想起他哥哥埃尔德·摩根从利物浦回到新泽西在一个港口上岸的前前后后。那地方叫霍伯肯。时间在一九一九年。上火车之前哥哥在纽约市周围遛了一圈。他看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争论。埃尔德说，从她的服装他猜她是个街头妓女，自然流露出对她职业的轻蔑。起初他觉得自己与那两个叫嚷的男人有一种关联。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在那女人脸上打了一拳。她倒了下去。也就在那一刻，那画面的色彩从日常样子猛地转换成了黑白色。埃尔德说，他口中发干。两个白种男人转身走开，撇下失去知觉的黑人女子趴在便道上。埃尔德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白人改了主意，又回来朝她的肚子踢去。埃尔德浑然不知自己在跑，直到他到那跟前把那男人拉开。整整十个月，他一直在奔跑和战斗，仍然没法摆脱自发的暴力倾向。埃尔德一拳击中那白人的下巴，接着又连续出拳，直到第二个白人向他打来。没分出胜负。都鼻青眼肿了。那女人始终躺在便道上，这时一小群人吵嚷着叫警察，埃尔德吓坏了，赶紧跑开，就这样一路穿着军大衣返回了俄克拉荷马，唯恐有个军官会看到他那身撕扯过的军装。后来他妻子苏珊娜给他洗净、熨平和修补那身军装时，他要她拆掉缝线，让上衣口袋悬着、衬衫领子保持着破口、纽扣耷拉着或是缺失。但要保持血迹是太迟了，于是他把血污的手帕和两枚奖章一起塞进裤兜。从此他再也无法从脑子里清除那白人的拳头打在黑人妇女脸上的情景了。不管他对她所操的职业有何想法，他一直惦记着她，为她祈祷终生。苏珊娜挑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但摩根家的男人们胜利了。埃尔德照他的要求被埋葬了：身穿军装，扯破的口子显而易见。他没有原谅自己抛开那女人跑掉，也不指望上帝会为此对他高抬贵手。而且他做好了准备，等候他质问事情的始末。斯图亚特喜欢这个故事，不过，他知道这事起因于保护一名妓女并为她祈祷，又感到不自在。他对白人没什么好感，但他能明白他们的想法，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冲动，仿佛那一拳是他自己击出的。斯图亚特停好车，进了住宅。他并不希望屋里的床铺上没有多薇，并且又一次想弄明白她为何如此频繁地留在镇上。这是徒劳的，他拿她没办法。他看到了那两条牧羊犬，牵着它们去看人们靠双手能够把活计干得多么漂亮。他们都是当地人，他认识他们的父亲和妻子；他们参加同一个或邻近教堂的活动，而且和他一样对那种“对我宽容一些”的念头反感。他的苦涩感又一次油然生起。他要是有儿子，他们一定会是体现正直的优秀楷模，会笑话米斯纳有关成年人的观念：顶嘴，改铭文——仿佛词句的魔力与成为男人所应有的阳刚之气相关似的。斯图亚特拴好狗，打开了马厩。他喜欢在凌晨四点骑上“夜间”，四下转一转，直到天明。他酷爱在草原上遛马，一切都那么宽广开阔。他给“夜间”备好鞍，如同往常每一次都有新鲜的奇妙感：在自己的土地上，你绝不可能有像老爷爷和老爹，以及所有那七十九个人离开俄克拉荷马州菲尔立后会有的那种失落感。他们徒步前进，彻底地失落了，而且还愤懑不平。但除去孩子们的脚的状况，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应该算是健康的。不过孕妇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休息。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的妻子塞列斯特，他的祖母明迪小姐，以及他自己的母亲贝克都带着孩子。看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姐妹或女儿失去了曾经一直呵护着她们、伴随着她们成长的住所，真是一种耻辱。羞辱比怨恨尤甚，它威胁着要折断他们的骨头。斯图亚特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给他讲的故事的全部细节，不必费事就可以想象出那种耻辱。就拿多薇来说吧，每次流产之前，都用手按着后腰，眯起眼睛看着肚子，总是那样看肚子里的胎儿。若是某个衣冠楚楚、夸大其辞的男人对她说“从这儿走开”，而他，斯图亚特却对此人无能为力，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即使在目前，在一九七三年，骑着“夜间”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任风吹着马鬃，一想到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他仍想开枪打人。七十九个人。他们的全部家产都绑在背上或顶在头上。年轻的都轮换着穿鞋。停下来只是为了歇口气、睡一觉和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甘蔗渣、树叶和带糠麸的杂碎粮食煮成粥或做成饼，有时打点野味，有时加点蒲公英之类的绿草。梦中想的是屋顶、鱼、饭、糖浆。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梦想的是带纽扣的干净衣服和有两只袖子的衬衫。他们走成一列：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走在前头，老爷爷当时已经瘸了，被人用一块板子抬着，跟在队尾。离开菲尔立之后，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也不想遇见什么人，以免那些人对他们讲什么或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他们躲着车队，尽量靠近松林和溪床，一路向西北趱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理由，只是想到离菲尔立最远的地方去。第三天夜里，老爷爷叫醒他的儿子列克特，示意他起来。他沉重地撑着两根木棍，从宿营地走开去，悄声说：“你，随我来。”列克特回去拿了他的帽子，便跟上他父亲缓慢而艰难的脚步。他惊讶地想，老人家可能打算在半夜到镇子里去，要不就是找一处农场，那里的山丘中有黑糊糊的土屋。可是老爷爷把他带进松林深处，此处的松脂气味起初十分宜人，不久就让他头痛了。夜空被繁星点缀得通明，新月反倒黯然失色，似是一片闪亮的羽毛。老爷爷站住脚，吃力地呻吟着跪了下去。“我的天父，”他说，“撒迦利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先知，曾劝犹太人重建圣殿，《旧约》中有《撒迦利亚书》。此处老人有这样一个名字，寓有深意。）在这儿。”随后的几秒钟他一语不发，接着便开始哼着发出列克特从未听过的最甜美、最凄楚的声音。列克特跪到老爷爷的身边，父子俩就这样整整跪了一夜。他不敢碰老爷爷，也不敢打扰他那哼哼唧唧的祈祷，可是他没法一直跪着，就向后跪坐着，缓解一下膝盖的疼痛。又过了一会儿，他干脆坐到了地上，手中拿着帽子，低着头，竭力恭听着，清醒着，理解着。最后，他仰卧到地上，观看着树顶的串串星光。那令人心碎的乐声吞噬了他，他觉得自己从地上飘起几英寸。他后来发誓说，他没有睡着，一整夜都在倾听和观察。他身处松树的包围之中，与其说看着不如说感觉到天空在地平线上退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声响之大如同一个巨人在走路。老爷爷始终纹丝不动，也没停止哼唱，这时却一下子沉默了。列克特坐起身，四下打量。脚步声像是雷鸣，他却判断不出来自何方。天光逐渐扩展，他已经能辨出树干的影子了。父子俩同时看到了他。一个小人儿，身材之矮与脚步声极不相称。他正从他们身边走开，身穿一套黑色西装，右手食指钩着上衣搭在肩头。他的衬衫在宽宽的吊裤带之间闪着白光。老爷爷没撑拐杖也没哼上一声就站了起来。父子俩一起眼瞅着那人从天空最白的部分走出去。他一度站住脚扭回身来看他们，但他们看不到他的面貌。他重新迈步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他左手提着一个小包。“快去，”老爷爷说，“把人集合起来。”“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列克特说。“快去！”列克特跑开了。大家都起身后，列克特领他们来到他和老爷爷待了一夜的地方。他们看到他就在那儿，站得比树还直，拐杖抛在一边，背对着升起的太阳，周围看不到走动的人，但洗涤过撒迦利亚面孔的平和散布到他们的精神中，让他们感到了宁静。“他和我们在一起，”撒迦利亚说，“他在引路。”从那时起，行程有了目标，连最轻微的怨言都没有了。那个行走的人不时地出现：在河畔，在山顶，靠着石头。只有一次，有个人鼓起勇气问老爷爷还会走多久。“这是上帝安排的时间，”他答道，“你不能开始，也不能结束。还有，他不会替你做你的工作，所以，昂首挺胸地迈步走吧。”就算那响亮的脚步声还在继续，他们也没有听到。没人看到那个行走的人，除了撒迦利亚，有时则是个孩子。列克特也再没见到他——直到行程结束。直到二十九天之后。在听到警告他们走开的枪声之后，在田间的一些黑人妇女给了他们吃的之后，在两个牛仔夺走他们的枪支之后——所有这些都动摇不了他们坚定的平和心绪——列克特和他父亲都看到了他。当时已是九月份了。别的旅行者都会小心翼翼地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因为没有目的地，而且冬天即将到来。不过，即使他们忐忑不安，也没有表露出来。列克特躺在高高的草丛中，等着一个粗陋的夹子弹起——他希望是野兔、土拨鼠，甚至是金花鼠——这时就在前方，越过草丛中的一处岔口，他看到了那行走的人站在那里四下张望。随后那人蹲了下去，打开他的包，在里面摸索着。列克特盯了一会儿，然后便在草丛中向回爬，接着跳起来跑回营地，老爷爷刚刚吃完一顿冰冷的早点。列克特描述了他见到的情景，父子俩就朝设夹子的地方走去。那个行走的人还在那儿，把一些东西从包里取出来，又把别的东西放回去。就在他们的盯视之下，那人开始退去。当他彻底消失时，他们又听到了那种脚步声，重重地走向他们无法确定的方向：时而在背后，时而忽左忽右。也许是在头上吧？后来便突然静了下来。列克特向前爬去。老爷爷也在爬，想瞧瞧那行走的人留下了什么。他们还没爬出三码远，就听到了草丛中窸窣的声响。夹子那里，诱饵和拉线都没动，却有一只珍珠鸡。是只雄的，正扑腾着漂亮的羽毛拍打绳套。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便离开那儿，走到他们认为那行走的人抛撒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的地点。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草中的一处凹地。老爷爷俯身下去碰了碰，又把一只手压在按平的草地上，闭上了眼睛。“这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当然啦，那儿不是。反正还不是。那地方属于印第安领地中的一个家庭，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谈判和在土地上的劳作，最后才算不费分文地交割清楚。从植物繁茂之处来到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他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天空笼罩着大地，看到野草直长到他们的臀部，真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在父辈们看来，这象征着奢侈——丰饶的灵魂和无边的自由，而且没有敌人可以藏身的险恶密林。这里的自由不是你指望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或乡村舞会那种娱乐，也不是大人老爷的残羹剩饭。这里的自由是由大自然主持的一种考验，人类每日都得经历。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通过了道道考验，就能成为人中主宰。或许撒迦利亚不想再吃一次架在棍子上的烤野兔或冷的野牛肉，或许他被白人从办公室排挤出来之后拒绝了由有色人种建立的家园，所以他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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