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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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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无码网站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中文字幕无码网站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指自己,那正是他当时逃离此地时留下的,只不过在出来后,他下意识地将这条支道封闭了起来。狴犴蹲在我的肩头,双目闪烁着黄色的光芒,表情严肃地四处张望着。地下河中的鬼衣蜮是否已全数消失,对于这点我一直是心存怀疑,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借助狴犴来觉察这些潜在的小恶魔。“有东西陷在泥里。”晖儿用铁钩从河床中捞出一件物品。那是一部数字式步话机,五公里有效半径,手掌大小的流线外形配着鲜艳的颜色,看上去还很新,应该是不久前才掉落在这里的。“大家注意周围。”我谨慎地提醒道。这种器材一般不会随意丢弃,如果步话机的主人不是无意间遗失的话,那就是他在这里受到了某种意外的袭击,而这里最有可能袭击他的便是鬼衣蜮。狴犴在我肩上打了个哈欠,圆睁的眼睛眯缝了起来,就这么蹲坐着打起了盹,那样子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四周毫无危险。示意S将狴犴抱走,我摘下手套,双掌轻轻埋入河床泥砂中,那里还残存着一些河水。对我而言,有水就有信息的载体。十来个失控的人影在眼前晃动起来,耳旁不住回想着奇怪的尖叫声,就像是被人踩住脖颈的鸭子一般。几声枪响,数个人影倒地,一个高大强壮的人影走了过来,手里拎着把微型冲锋枪。紧接着,通道边侧蹿过三条黑影,那速度远比之前遇到的残魂倮还要迅速,隐约间可以辨出是三个身穿黑衣的男子。高大人影摆手射出一梭子子弹,撂倒了其中两名,手中的微型冲锋枪忽然卡壳,第三名男子狰狞地将他扑住,前冲的力量竟把高大人影的身躯撞进了通道一侧的泥石中。那男子咧开嘴,露出一口鲸须般的诡异牙齿,伸出的长舌完全长成了一根红色的肉管,顶端的小口想要吸食什么似的不住张合着。突然,长舌僵住了,男子渐渐硬直了起来,身躯一抖仰面倒在河床中,在他的胸口正插着一把锯刃匕首,下刀处正是人的心脏部位。高大人影晃动着从泥石中挣扎出来,一条臂膀无力地垂在了那里,他艰难地从腰间拿出一个黄色的步话机,声音嘶哑地呼叫起来:“三爷……兄弟们有麻烦……怪虫……”声音嘎然而止,自通道顶部垂下的一双利爪悄无声息地撕裂了他的喉管,一片伸长的鲸须状牙齿立即咬合住伤口,缝隙间肉管般的长舌不住蠕动着,喷洒而出的鲜血竟是一点不漏地落入了袭击者的口中。画面中,那坚韧的角质指爪分外熟悉……“来这儿的是陈子浩的手下,大约十来个,都被鬼衣蜮寄生了。”我沉静了半天,才从这血腥作呕的画面中恢复过来。“靠,不是吧?有十来个?!”林岳扭着脸道,“麻烦,真麻烦,最讨厌和吸血鬼打交道。”“呀?你不是对吸血鬼很熟悉吗?”S莫名道。“没啥,从小恶心蝙蝠啥的。”林岳撇嘴道,“看那德性我就够了。”“哈哈,还有你怕的东西啊……”S笑倒,脚下突然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晖儿连忙扶住S,却也被什么绊了一下似的,身子歪了一下。不好,河泥里有东西!我和林岳双双抢上,一人一个将她俩迅速拉开,几支尖锐的金属锥从地下射出,刚猛的力道下,一个人影被带出河床,钉在了通道顶部。人影丝毫没有挣扎,直挺挺地被钉在那里,身上的泥砂不住掉落,露出一张满是胡须的凶悍脸庞,这高大魁梧的男子不正是我在水流残存信息中见到的人吗?!那高大男子被缓缓放下,临死时那狰狞绝望的表情凝在了他的脸上,喉部撕裂的伤口触目惊心,浑身的血液已尽数干涸,灯光下那种灰白的肤色让人不寒而栗。衣物中搜出半包浸湿的纸烟和打火机,一个鳄鱼皮钱包,里面有一张金卡和三千余元现金。男子的身后背着一个简易背囊,打开后除去一些霉变的食物和水之外,还找到了一部掌上电脑,我试着打开电源,屏幕渐渐亮起。“靠,这东西竟然没有进水……”林岳好奇道,“什么牌子的,赶明儿我也买个去。”“加了防水贴膜和密封胶质,具备手机功能,属军用改造型,无厂商标识。”晖儿仔细翻看了一下,开始检索起存储的资料来。高大男子名叫孙烈,是这队人的头目,从陈子浩与他的信息记录来看,他们此行的计划正是来这里改造格局环境的,似乎是在试验什么项目,但却没有说明,只有一个“Reborn”的行动代号。这队人共有十五名队员,基本都是陈子浩的盗墓兵团成员,精通工程架设和挖掘开穴。而这个看来粗犷的孙烈,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过路阴阳风水师。掌上电脑内分门别类地存放着村子的各处格局图、地理参数和分析资料,并且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排班表,这群人白天隐藏在附近,夜间出动工作,仅仅一周时间便完成了改变村子葬地格局的工程。只可惜,在排空地下河时,全军覆没了。在孙烈横尸的地点附近,我们相继发现了十一具尸体,其中几具的死状与孙烈相同,看来是被寄生变异的同伴所杀,但剩下的尸体却看得我们一阵发寒。这是一些衣不蔽体尸体,尸身上残留着些许衣物的碎片,手脚上长着坚韧的角质钩爪,牙齿被鲸须状的骨质物所代替,一条长长的肉管状舌头露在口外。四肢和胸背的肌肉发达隆起,腹部却凹陷了下去,触摸之下腹腔内已无器官残留,腹肌紧贴在脊椎上。林岳发现其中一具尸体腹部较为鼓胀,似乎填入了什么东西,便用刀剖开检查。一经割开,竟是满腹的血块,一根粗大的血管奇异地从增大的心脏中长了出来,顶部呈喇叭状,几片瓣膜封在那里,似乎是吸收血液的专用管道。“这里总共发现了十二具尸体,从人数推算,应该有三个幸存的。”晖儿清点尸身后思索道,“只不过很难判断,那三个幸存者是血鬾还是人类。”“不用猜想了,应该都是血鬾。”我站在通道一头道,“人类的脚印不会是这样的。”通道的一头已被封闭了起来,地下有一个不小的孔洞,隐隐的水声自地下传来,在这个通道的下方应该还有一条隐秘的地下河流,他们便是打通了这个落差点排空了上层的地下河水。就在这个孔洞的周围散布着几排来自不同方向的足迹,像是人类赤足留下的,只不过在五指的顶部多出了五个凹孔。只有长着锐利钩爪的血鬾才会留下这样的足迹。“这脚印也太混杂了。”S看着地上的足迹道,“到底有几个血鬾啊?”“嗐,这边、那边还有那边。”林岳指着足迹走来的方向道,“按方向看不就明白了?三个呗,十五减十二等于三啊。”血鬾显然要比残魂倮难对付得多,从水流残存信息得到的信息来看,它们不但速度惊人、力大无比,而且更为狡猾,孙烈的惨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好在幸存的只有三只,以我和林岳的能力来说处理起来并不太费力。更何况,一个有效的诱杀计划已经在我脑中形成了,现在所要做的便是尽快准备了。“回村找杨葛根谈谈,没有他的帮忙,计划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我简要地将计划告诉了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血鬾离开这一带就麻烦了。”“放心吧你就,耿婆说过,血鬾的饮食规律着呢。”林岳坏笑道,“而且属于吃光才走的主儿,这村子人还没死绝,它们怎么舍得那么多食物哦。”“林岳,你就积点口德吧。”晖儿笑骂着,转而对我道,“村外人家的失踪、血鬾的规律,这些算起来的话,明天就该是它们进食的时候了。”“嗯,所以今晚就必须将一切准备妥当。”我挥手道,“我们原路返回,诱杀血鬾!”随着我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地下通道内恢复了黑暗和平静,那些尸体永远地躺在了冰冷黑暗的地下,也许百年甚至是千年之后,它们会被发掘出来,成为新的考古之谜。“扑嗵……扑嗵……”一阵清晰的心脏跳动声自地下河的连通孔洞间传出,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了洞口……十三、雨夜诱杀“要三头大黄牛?”杨葛根一下绷紧了脸,纵横的褶子全部拉平,“这可难办咧,村里的牛就不多,我这村长也不能说征就征啊。”“前儿我不还看到一群群的,咋现在连三头都弄不到?”林岳听着似乎有些窝火,“你以为我要吃牛肉呐?!还不是为了……”“杨村长,要这三头牛是为把村里的事情办全了。”我拦住了林岳的话头,在没有完全控制事态前,如果泄漏了血鬾的存在,很可能在村子里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杨葛根为难地看了看我,吧嗒着旱烟沉默了起来,即便现代已是科技农业盛行,可农家三宝之一的耕牛依旧是农民心中的命根子,这一点似乎远比人情更重。“我看这样吧,也别给杨村长出难题了。”晖儿从包里拿出一叠纸钞,递给杨葛根,“我们问村里买三头老病的黄牛。”那叠纸钞约摸有三四千元的样子,足够买上三头健壮的耕牛,杨葛根脸红了一下,没有去接,晖儿便索性将钱放在了他的怀里。“那我去村里人家问问……”杨葛根在鞋底上磕了磕烟锅,小心地点了点数目,揣入怀中,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嫂子,你还真大方,好几千就这么给人了,买的还是老弱病残……”林岳心疼道。“有人造孽,有人还。”晖儿笑着拿出一个钱包,“我只是借花献佛而已。”孙烈的鳄鱼皮钱包,那是我们在叩穴道中找到的物件,没想到晖儿借用了这些人的钱款,向村里人买了用以诱杀血鬾的黄牛,这倒是一种有趣的讽刺。……三头瘦骨嶙峋的老黄牛拴在了院子里,姚建国父子特意请来了村里宰杀牛羊的师傅,听说是为村里办事,那人执意不肯收钱,只是要了两碗酒水,一碗自饮,一碗用来洗刀。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村外的一个上风口,在一处开阔地拴好了黄牛,林岳事先让它们嗅入一些麻醉药粉,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这些黄牛的身上被剖开了两道口子。刀下的很准,一寸长的刀口中汩汩地流出了鲜血,浓烈的血腥味随着初秋的夜风瞬时飘散开去。姚建国父子带着那位师傅匆匆离去,我们悄然隐入事先筑起的地堡。为了以防万一,林岳特意在土堡上布下了一些香郁的植物,以掩盖大家身上的气味。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十分钟……五分钟……随着时间的流逝,心中计时的单位也渐渐缩短,如果那些血鬾没有被这里的血腥味所吸引,如果它们被血腥味激发后去捕食村民……就在我开始怀疑诱杀计划的可行性时,草丛中传出了一阵轻微的响动,清晰有力的心跳声迅速接近。那声音飘忽着难以辨准,似乎正不断地变换着方位,约摸一支烟的功夫才集中在了开阔地的西侧。“呼……呼……呼……”三个掠动的东西闪入眼帘,快速行进中诡异地拖出一道残影,那便是我们等待已久的血鬾,它们完全是依照人类的奔跑姿势移动的,只不过身体与地面的夹角已接近到夸张的四十五度。突地,血鬾停在了草丛的边缘,身子巧妙地隐在一人多高的蒿草中,三双血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动着光芒,有力的心跳声轻缓了许多。四周渐渐暗了下来,顺风而来的乌云遮去了月光,随着滴嗒声四起,一场毫无征兆的大雨很不识趣地光临了这里。厚重的乌云和密集的雨水将能见度降到了最低,极力听辨之下血鬾的身影已扑向黄牛,雨声中传来一种诡异的吸食声。“这什么破天气?!”林岳低声抱怨道,“地堡已经渗水了,估计躲不住多久。”“出去,尽可能一次先干掉两个。”血鬾惊人的速度让我心里有些没底,“晖儿和S守着狴犴别动,它能保护你们。”狴犴弓起身子抖了抖,体形稍稍涨大了些,听懂了似的点了下头。“三、二、一,走!”一声低喝,我和林岳猫腰蹿出地堡,顺着事先看准的方位悄然接近,隐约间三个身影正伏在黄牛身上不住抖动着。挥手间,大蓬金属尖刺袭向血鬾,为了保证快速有效的攻击,聚成的尖刺呈三个方向射出,完全将血鬾的退路封死。与此同时,地面生出一片缠绕的藤蔓,蛇行着卷向血鬾,一旦被它们捆住,血鬾就休想脱身了。可就在尖刺和藤蔓尚未触及的时刻,三只血鬾的身影忽地一晃,跳蚤般地弹入半空,双爪一钩一抛,黄牛的尸身被带起,正好迎上射去的金属尖刺,一边的藤蔓也全数缠绕了上去。一击不中,我和林岳立刻左右分开,想从两侧继续攻击。跃在半空的血鬾却早已锁定了我俩的位置,其中两只后仰翻动,双脚互抵用力蹬出,身子如离弦般分别袭向我和林岳,速度之快变化之巧妙令人猝不及防。哐地一声,一只血鬾撞在了厚重的金属板上,我不退反进,借势将金属板覆压在它身上,咯咯连响中金属板扭曲地包裹了过去。但那只血鬾却凭空消失在了金属板下,地面现出一个大洞,这只狡猾的家伙竟在劣势中挖洞逃走了。林岳那边一片高大的仙人柱挡在了面前,夸张的尖刺直直冲着扑来的血鬾。闪避不及之下,血鬾一头撞了上去,无数的尖刺立刻扎满了全身。可那血鬾前冲的势头依旧不减,一片绿色飞舞中,仙人柱顿时被捣了个粉碎。那些尖刺竟没有将它扎穿,而是在厚实的肌肉阻挡下浮在了体表。“呀?有一套啊!”林岳怪叫一声,身子平地升起,脚下生出一棵粗大的黑色树木。蓬地大响,血鬾狠狠地撞在了树干上,整棵大树竟被撞得颤动起来,不过奇怪的是那家伙没有反弹出去,而是牢牢地钉在了那里,大树上横生的枝干诡异地围了过来,一时间血鬾像被捆在了树上动弹不得。脚下一紧,足踝处传来一阵生痛,土中突然伸出的利爪死死抓住了我的右脚,潜入地下的血鬾正大力地拉拽着,只要我陷入泥土,它便可以轻松地将我捕食。疼痛中我突然有种想笑的冲动,轻微的喀嚓声响后,脚下顿时一松,那只利爪依旧死死地抓在我的足踝上,只不过后面的胳臂却已被斩断。随即,一片令人作呕的骨肉碎裂声响自地下传来,那只做了地老鼠的血鬾万万没有想到,泥土中竟会突然多出无数把绞动的利刃。在泥土的束缚下,它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避无可避地被绞成了肉泥。如果他还有人类的思维,一定会想起古人常说的一个成语——作茧自缚。“还有一只!”林岳身子一晃,接着树枝的弹力跃向地堡,那只被捆在树干上的血鬾不知怎地成了一具干尸。细看之下才发现,树干和树枝上遍布着尖锐的细刺,这小子竟然用了嗜血如命的杀人树来对付血鬾。“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我记得那个什么慕容世家不是就这么干的吗?”事后林岳曾坏笑着如是说道。地堡早已毁坏,大半泡在了水中,剩余的那只血鬾正与狴犴周旋着,它似乎对狴犴十分地惧怕,但又不住地想要接近晖儿和S,于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便在血食和威胁中艰难地徘徊选择着。“也真是的,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岳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满脸纳闷道,“这东西既不是人也不是鸟,你说它图个啥?”“我真服了你,这时候还能贫得出来。”我摇头笑道,“要是看着不忍心,就成全它好了。”林岳、狴犴、我,血鬾被围在了一个三角包围圈中,进退两难之下,它终于发难,凌空扑向距离较近的林岳。在接近林岳的刹那,血鬾的身子突地蜷起,继而大力伸展开来,借着身体的弹力在空中一个翻滚脱离了包围圈。媲美武侠高手的矫健动作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可它却依旧没能逃过这一劫。因为狴犴根本就不会吃惊。在它的身子尚未落地之前,形如猛虎的狴犴已蹿了上去,在空中一个漂亮的前旋,尾部狠狠地抽在了血鬾的胸口,紧接着一对巨爪按住血鬾的心脏部位,硬生生地它从空中压了下去。“砰……喀嚓……噗……”脆响和闷响混作一团,血鬾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胸口立刻凹陷,飙射的鲜血从眼耳口鼻中溢出,它那颗有力的心脏在狴犴的踩踏下已完全爆裂。“看来我以后得对这大猫好点……”林岳目瞪口呆地看着狴犴,口中自语般地嘀咕道。雨,渐渐小了下来,地面上残留的鲜血伴着雨水缓慢地扭曲着,棕红色的液体艰难地流向低洼处,终于还是无力地被黄土吞没,只留下一层不易察觉的深色痕迹。就在这层深色痕迹出现不久后,杨葛根带着姚建国父子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空地边,看到那两具诡异骇人的血鬾尸身,三人的脸色不由一阵发白。“你们明天一早就得走。”杨葛根表情复杂地说道,“今晚我给你们准备些干粮和水。”“咋啦?完事儿了就赶人啊,又没收你钱……”林岳话说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

                        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

                        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中文字幕无码网站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注93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注94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注95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注96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注97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注98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注99《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注100《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注101《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3—204页。注102《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42页。注103《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注104“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注105“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注106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注10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注10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注109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注110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注111《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注11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注113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注114《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记者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注115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注116穷西北套,参见附图。注117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注118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第7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本书中有多人多次提到这位涛七爷。注119当家子:指本家,同宗族的人。注120永泰寺为胡同,因胡同内原有永泰寺得名,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章胡同,西到前牛角胡同,原称永泰寺,1965年改名为永泰胡同。永泰寺始建年代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为一工厂所占。注121蓝靛厂位于北京西直门外长河西岸。从清朝迄至民国,一直是京西的著名市镇。清朝时曾屯聚八旗重兵,是京师八旗“外三营”之一即外火器营营房的所在地。注122陈宗蕃《燕都丛考》:“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民国以来改为陆军被服厂。”(223页)注123这里所说的修谱,即1935年由溥仪颁旨所修的《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注124这里说的松树胡同,应为东松树胡同,东西向,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东北角。注125住对月:旧俗,结婚满一个月后,新媳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此俗流行于满族和很多汉族地区。注126制作办丧事用的纸活,称为“糊烧活”,承接这样活计的店铺称冥衣铺。老北京人办丧事,需要大量的纸活冥器,包括“接三”用的车马、箱子,“送库”用的“一楼二库四杠箱”,“五七”用的纸伞,六十天用的纸船,纸糊的死者生前喜好的古玩玉器,等等。这里提到的有关丧礼习俗可详见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注127“烧伞”:老北京传说亡人到“五七”(即第35天)时,在阴曹地府要过五殿阎君一关。五殿阎君是包公转来的,他一生无女,很喜爱女儿和花朵,因此如果亡人能用插上花朵的伞盖遮住身子,让包公误以为是少女,不加盘查就可以顺利过关,所以丧家照例由姑奶奶(已出嫁的女儿)出钱糊一把伞,并插上5朵石榴花送到坟地焚化,叫烧伞。注128摄政王府指的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府邸,亦称醇亲王北府,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因载沣在清末担任过监国摄政王,又称摄政王府。现正院为卫生部使用,西花园为宋庆龄故居。注129在有关老北京旧日市井生活的各种书籍文章中,对晓市多有提及,但叙述全面者不多,唯北平市社会局印行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民国廿一年,1932年)一书的说明比较完整,兹引录如下:“晓市概皆寅集辰散,各行商贩,均按时集合,作数小时之交易,即行散去。一曰零物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唐洗伯街,行话呼为北市南市。大而木器布匹,小而洋钉报纸,贵而金珠玉器,贱而烂铁残铜,凡属食用之品,几无一不备。中以打鼓者向各处所收零星旧物为多。每日清晨,城中商伙及摊贩,前往觅购,如蚁赴膻。以售者皆欲低价脱手,购者即各抱其目的以求博得余利也。二曰果子市,有三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药王庙,一在前门外。外来之干果鲜果,皆先集其中,凡大小干鲜果业,胥于天将明时,携筐负袋,孳孳往购,不厌辛劳。三曰糖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一在朝阳门,多系本市糖房出品。惟螺丝糖棍糖、论斤发卖、余则以块计。外有糕点饼干,或论块,或论包。一经贩卖,约可得十分三之利。本小利大,小贩多趋之。四曰耍货市,即附在前外果子市及两糖市。系采用竹木铅铁或玻璃纸张,制成小孩玩耍之物,多出于贫家妇女之手,售价极贱,小贩日往贩卖,借度生活。五曰粮市,有三处:一在西珠市口,一在广安门大街,一在西直门外。为粮栈与粮店交易之所。六曰菜市,有三处:一在广安门,一在天桥,一在阜成门,为菜户与菜贩常年交易之地。凡兹所列皆以商贩交易为限,其他类似者从略。”(682页)这里提到的,便是位于德胜门内的北市。注130四清运动,指1963年—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乃至全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四清内容,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该项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注131溥四爷即溥任(1918—2014),载沣第四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68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退休后致力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注132太舟坞位于今海淀区温泉镇。注133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号称江南第一豪富,《元史演义》中称为“财神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都城的三分之一都是他捐资修筑的,但不久后即惹怒了朱元璋,被发配到云南充军,死于云南。有关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不足凭信,何况他既不是清朝人,也从未到过北京。注134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也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据说创立于1860年。注135《六言》,即《六言杂字》,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的用于启蒙教育的课本之一。内容包括农耕、器具、服饰、读书、为人、饮食、手工及商贾等。与“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应用最广的读本。注136本篇的金励衡先生是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为我联系的。她不辞辛苦陪我一同到城南,为金先生做了此次访谈。特此致谢。注137郭招金著《末代王朝的子孙》一书中收入了作者对金励衡先生的专访:《曹雪芹好友敦敏是英王之后——访英王阿济格后裔金励衡》(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217—223页),但重点在叙述自英王到敦敏一系在清朝时的历史,与本书各有侧重。注138阿巴亥是女真乌喇部首领满泰的女儿,布占泰的侄女,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1月努尔哈赤灭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唇亡齿寒,为保住乌喇,布占泰将兄长满泰(此时已死)刚12岁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后,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后来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病逝,努尔哈赤立刻立阿巴亥为大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7月15日,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12子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10月25日,阿巴亥生下了第14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月24日,阿巴亥又生下了第15子多铎。这3个儿子都被努尔哈赤爱如珍宝,将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中的三旗交给他们分别掌管。天命十一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死后第2天即8月12日早晨,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即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死时37岁。天聪三年(1629年)2月13日,努尔哈赤入葬刚刚建成的沈阳福陵,阿巴亥和努尔哈赤同柩安葬。注1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2页。注1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3页。注1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4页。注1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8页。注143《爱新觉罗宗谱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望了望后转头向我们焦急地叫了起来。我心头一紧,抬手推门,锁舌在驭金能力的作用下缩了回去,一行人等直冲正屋。打开门,屋内弥漫着一股灼烧后的焦味,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客厅的沙发上侧躺着一名年轻女子,四肢诡异地扭曲着,浑身皮肤呈黑红色。她的头颅顶部被利刃剖开,颅内空空如也,但奇怪的是四周并没有血迹溅出,似乎在这之前她的血液早已凝固。过道墙边,斜靠着一具男尸,年龄与那女子相仿,右手及双脚骨骼折断,无力地垂在那里,头颅同样被剖开。通往二楼的楼梯上趴着一名中年女子,后心一个拳大的窟窿穿胸而过,伤口周边隐约有灼烧的痕迹,剖开的颅腔内亦是空洞洞的。二楼书桌上伏着一名中年男子,与之前三具尸身所不同的是,他的头颅并没有被剖开,而是整个不翼而飞了,肤色相对正常,有几处已经显出了点点尸斑,颈部的切口十分平滑,伤处血液自然凝结,那情形很像树林中陈子浩手下的死状。四具奇特的尸体,满屋灼烧的焦味,死寂沉闷的氛围,一块大石狠狠地压在了我的心上,又晚了一步,为什么这一路行来屡屡被人捷足先登,我们又总是沦落在一些无端凶险的境遇之中呢?中年男子便是诸葛武侯的后人,楼梯上倒着的是她妻子,那两个年轻男女是他的子女,一家四口就此惨遭灭门,没有留下一个活口。默默地将他们的尸体收拾在一起,林岳仔细检查着每一处细节,很快他便在年轻男子的右臂上发现了一处特别的伤痕。那是一道细细的灼伤,却又像是刀伤愈合后的痕迹,灼伤的走向与右臂骨折断的位置十分吻合。林岳眉头一皱,翻手捻出几片嫩绿的植物叶片,小心地覆在伤痕上,不一会嫩绿变为枯黄,叶脉隐隐透出黑灰色。“灵火反应,地阴十足。”林岳沉声道,“莫曹来过这里,是他下的手。”“你确定是莫曹?!”S莫名地反问道,似乎在顾虑着什么。“从能力程度看,应该是莫曹本人下的手……”林岳脸色沉了下,但还是如实答道。“神算口诀历代口授,不立文字。”姜老看着地下的尸身道,“这个保密的法子竟然让他们如此惨死,这些人……”哽咽声中,姜老的身体不由微微颤抖起来,那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出离的愤怒。“这个莫曹难道学会了三尸神炼?”耿婆沉吟道。这古怪的名字闻所未闻,但似乎与这四具尸体的奇怪死状有关,难道耿婆口中的“三尸神炼”又是一门禁术?“真是这样的话,莫曹的能力可就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高了。”耿婆幽然道,“因为,他的能力进步,完全不需要时间的磨炼。”十五、沙场战魂古语有云:“尸者,神主之意。”所谓“三尸”便是古人常说的三尸神。在我国道教玄学中普遍认为,人体有上中下三个丹田,各有一神驻跸其内,统称“三尸”。据说,三尸姓“彭”,上尸名“踞”,中尸名“踬”,下尸名“跻”,是人体内主管欲望私念的魂灵之物。也有说法称其为监督之神,每月“六甲穷日”便上至天庭述职,报告人们的恶行不良之事,所以古人对三尸神可谓是又敬又怕。隐隐的担心并非是空穴来风,耿婆口中所说的“三尸神炼”的确是一门禁术,它的原理与赵普的“人体风水”有些类似。曾几何时,上古风水派系中出现了这么一类人,他们对人体改观十分乐衷,竭尽心智几近疯狂地钻研着奇门遁甲、风水五行理论在人体上的应用实施。这些人认为,人于五行属土,可视作自然格局中的大地,神经血管便是地气龙脉,七窍及生理孔道则为龙脉结穴,以此类推即可以将原本用于自然格局的理论方法施加到人体上,并获得改局换貌风生水起之功效。只可惜,人比自然万物多出了七情六欲,有着自主自私的思想,这些人的理论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是一无所获,“三尸炼神”便是其中的一项成果,他们以新鲜人脑为实验体,用派系内的能力引导出人脑内的思维记忆残片,并以奇门遁甲中的八门流转原理导入活体大脑内,从而使得死者的思维记忆甚至能力得以传承下去。不过,这种方法对死者大为不敬,而且如果被导入者的意志力不够强大,便很可能控制不住多种思维记忆的冲突混乱,从而造成精神崩溃。于是,“三尸炼神”便被列为了禁术,与这些人一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的洪流中。如果真如耿婆所说的那样,莫曹获得并学会了这种禁术,那么茶马古道血案中,他对父母及派内众人开颅取脑的古怪行为便有了合理的解释。当然,莫曹的能力之所以能够凌驾于我们几人之上,也正是由于这个禁术给他带来的恩泽。眼前诸葛武侯的嫡系传人被杀,颅脑不翼而飞,莫曹的目的昭然若揭,如果让他从中得到了神算口诀,断然不会是拿来造福百姓苍生,可这种传自武侯的心理推算法又能对他或他身后的神秘势力起到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始终没有明白,耿婆他们也是毫无头绪。从现场的情况推断莫曹下手的时间并不久,人脑脱离颅腔后,若不及时处理很快便会死亡。如果莫曹是想用“三尸炼神”取得口诀的话,他一定不会走远,而且很可能就潜伏在附近的某处。商议之下,众人分两路进行,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姜老返回墓园,从网络和周围人脉打听线索。我和林岳乔装改扮,留在城内,通过书店附近的居民打探消息。……“呃~~老凡……那啥……有消息没?”林岳美滋滋地灌下了一碗羊肉泡馍,打着饱嗝道。“没消息……哎,我说你到底问什么呢?”我没好气道,“那啥是什么意思?”“嗐,咱俩就别扯淡了,我知道你急。”林岳抹了抹油嘴道,“还能有啥?那个大的笑面虎呗,你我都在城里转悠两天了,连影子都没逮着。”我和林岳在县城转了一天后,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便两人分头行事,希望可以增加些概率线索。但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无所获,晖儿她们似乎也没有什么进展。按这个速度,只怕莫曹已经悠哉游哉地离开了勉县。……“不找了?!呃,行,行,我没意见。”惊讶过后,林岳无所谓地摆摆手,窝在一边和姜老喝茶去了。回到墓园,我和耿婆商议了一下,决定放弃寻找莫曹的计划,继续沿原路追查。“按时间他们也该有结果了,耗下去不是办法。”耿婆沉思道,“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早些上路。”“我总觉得这一路上有些奇怪,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人抢先一步,但又留下不少的线索。”我索性将心中的疑惑和盘托出,“既不想我们找到关键,又生怕我们会跟丢,这种手法实在费解。”“知道怎么钓鱼吗?”耿婆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笑着反问道。“钓鱼要先在水面上撒些食物,就是打窝子。”我一时有些纳闷,脑中却隐隐觉察到了什么。“为的是把鱼都引来,然后再是下饵垂钓,还要注意鱼漂的三落一起……”“如果是黑鱼呢?”耿婆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黑鱼,是一种凶狠的淡水类鱼种,通常水库和鱼塘中出现黑鱼的话,鱼苗就会遭殃,如果黑鱼体积较大的话连成年鱼也会被捕食,所以它又有个外号叫“狗鱼”。不过,黑鱼的生命力强,营养价值高,尤其是在中医伤科复原的食疗中更是广为使用。由于黑鱼并不仅仅生存于水库、鱼塘等处,为了满足需要,人们也常常会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进行捕捉,考虑到黑鱼的特性和疗效,一种特别的方法便应运而生。耿婆的家乡便常用这种方法来捕黑鱼,首先设法驱赶,将它们引入事先勘察好的水流河道里,围堵起来不急着捕杀。河道里有不少的杂鱼,足够它们吃上一阵,在此期间逐渐地将围堵部分缩小。等黑鱼长到一定程度,围堵的水域也越来越小,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将它们捕获食用。“这样抓来的黑鱼特别肥美。”耿婆悠然笑道。“我们现在就是被围堵的黑鱼……”我却是一点都笑不出来了,看来莫曹他们的阴谋绝不简单,从诬陷我入狱那天起,就已经张开了一张漫无边际的大网。“这法子好是好,但却不够周密。”耿婆呡了一口茶道,“黑鱼越大,力量也就越大,最后有的黑鱼就冲破围堵逃了出去。”“您是说,我们将计就计,做那种逃出生天的黑鱼?”我眼睛一亮,顿时明了了许多。“呵呵,你这个傻小子,真不知道该夸你还是该骂你。”耿婆笑骂道,“还真把自己当黑鱼了?我们这里可是文武双全人才济济啊!”照我的分析思路,完全将敌我认作了垂钓者和鱼的角色,但一经耿婆的比喻,思路便豁然开朗。我惭愧地笑了笑,双手举起茶杯,对着耿婆恭敬地颔首欠身,仰头一饮而尽。“哈,真准!”不远处的S拍手叫道,“这东西还是你用起来顺手。”晖儿手中拿着一根一尺左右的扁圆形木棍,两头用铸有棱角的黄铜包裹,她面前五米处立着一块木制的立靶,红心上整齐地插着数支八寸长短的箭矢。这是姜老根据诸葛武侯的连弩改造而成的“尺弩”,弩身采用坚硬的花梨木制成,一尺长短,借助铸有棱角的铜头也可作为短棍使用。边侧有一处设计巧妙的机簧,扳动时开口的一头会射出弩箭。弩箭为中空的金属箭矢,劲射有力,有效射程三十米,可连发二十支。箭匣内部加附磁石,金属弩箭会被吸附在箭槽上,解决了尺弩向上仰射时弩身倾角大于九十度,箭匣里的矢脱离箭槽倒向反方向,张弓向下俯射时箭支滑落的问题。参照左轮手枪的弹药替换方法,姜老还制作了弩箭的替换工具,二十支一轮的弩箭紧紧裹在一个不足半寸的金属支架上,替换时只需沿后膛推入,拧转支架便可完成替换。加上特制的弩箭袋,常人身上可以装备近三百支轻巧的弩箭。对于晖儿和S来说,这无异于是凭添了一件制胜防身的有力武器。“这弩箭要是用完了可怎么办?”S看着弩箭袋中不足百支的弩箭道。“嗐,你急啥?”林岳端着茶杯凑过身道,“那不还有咱老凡嚒?金属加工厂厂长~~”我一阵绝倒,虽然这话有些道理,但实在损人不已,林岳这个臭小子…………城市咖啡店,角落中。“三爷的意思我明白了。”黑瘦男子放下手中的咖啡,“事成之后,您可得多多提携啊。”“风爷那里我自有分寸,有什么好处自然不会少你一份。”陈子浩咧嘴笑了笑,满口金牙闪着寒光。黑瘦男子抬腕看了看表:“再有两个时辰他们就到古战场附近了,我去准备准备。”陈子浩挥挥手,看着黑瘦男子走出店门,嘴角露出一丝狡诈的笑容。“‘墨者非攻,兼爱天下。’出了这样的后人,真是可惜啊。”一个淡淡的声音飘来。陈子浩猛地一惊,手中咖啡泼出大半,慌乱地四处望去,可身旁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人。“老人家肝火虚败,咖啡为燥热之物,少喝为妙。”淡淡的声音继续道。陈子浩终于发现了说话的那人,当然,除非他是瞎子,不然绝不会看不到正坐在他面前的那个人。“小莫……”陈子浩一时语塞,眼珠急速转动着,大脑中飞快地寻找着对策和谎话。“你找墨家的革非去对付那些人,想控制他们的思维,为风爷所驱使。”莫曹悠然地喝了一口杯中的柠檬水,“你想抢个头功,好让风爷刮目相看。”“小莫,这话说的见外了。”陈子浩稳住了情绪,佯装生气道,“同为一主,我和你还分什么彼此?这事情是……”“我来这儿只想问你一个问题。”莫曹抬手止住了他的话语,温和地笑道,“你觉得自己比风爷更有远见吗?”在莫曹的问题下,陈子浩刚刚筑起的心理防线顿时土崩瓦解,瘫坐在松软的沙发上,豆大的汗珠顺着鹰钩鼻滚落了下来。“风爷那边我已经帮你掩过去了。”莫曹盯着手中的水杯道,“当作历练计划的一部分。”……车子离开定军山墓园,姜老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野中,一行人顺着山路继续前行。虽然并不清楚即将面对的会是什么,但我却深信,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晖儿在车座上正聚精会神地翻看着一本笔记,那是临行前姜老交给她的,笔记里记录了大量机关术的资料。晖儿对于精密结构甚感兴趣,在墓园逗留期间曾一再向姜老讨教,老人十分耐心地指点后发现她确有这方面的天赋,便将自己的研究笔记欣然相赠。“机关术虽然不如你们的能力那么神奇,但也是一门十分有用的数术。”晖儿曾“豪迈”地和我说道,“这样也能帮你们些忙,我可不想总让你保护我。”看着她那认真执著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谁说女人天性依赖,至少我的妻子绝对不是。飞驰的越野车逐渐驶入一个蜿蜒的山谷,两旁的山壁在风化作用下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卷,或如群马奔腾,或如金戈纷争,自然而成的磅礴气势令人惊叹不已。风渐渐大了起来,黄土沙粒像一个天然的砂轮,不住打磨着车身外壳,车子的行进路线开始扭曲了起来,古怪的声响让人心中浮躁不已。很明显,山谷中特殊的夹道地形起到了加速作用,风沙在这段范围内是平地上的几倍,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适当的速度尽快进入平坦区域。我将车速减至中等,不再加速,一则避免与风沙硬碰,二则也不想惊动车内已经睡着的众人。“好大的戾气。”耿婆睁开微闭的双眼,“老婆子眼花,前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峭壁纵裂如斧凿,谷口渐阔似号角,金风朔甲隐有刀兵,千军万马葬魂无数。”看着车窗外的地势,我随口答道,“这里戾气杀意那么重,古时候应该曾是个战场。”陕西境内有着相当众多的古战场遗迹,不少被作为旅游资源纳入管辖,但荒僻的地方就无人问津了,这里应该便是一处被历史和人们遗忘的所在。“没有上万人的厮杀也不会埋下如此深的戾气,这些王侯将相啊~~”耿婆叹了一声便不再言语,眼睛依旧微闭了起来。“呵呵,您老一时多了不少感慨啊。”我笑着回道,“历代政权都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习惯了也就是真理了。”“呜~~”一声怪响自车窗外传来,我眼前一花,似乎有什么东西掠过了车顶,仔细看去却又没有什么动静,或许是被风卷走的什么物件。还没回过神来,车底突然一震,轮子似乎碾到了什么硬物,方向盘猛地一紧,车头立刻摆向左边。“糟了,后胎爆了!”我连打方向盘,死死扳住,脚下几度踩放刹车,方才稳住车身,颠簸中,车子在距离谷口不远的山壁处停了下来。“呃~~咋啦,咋啦?”正在打盹的林岳被颠醒,惺忪着睡眼四处张望。晖儿和S也相继醒来,迷糊中想摇开车窗查看情况,却被扑面而来的风沙吹得立刻关了回去。“这里的天气真怪,前面不是还好好的吗?”S拍着头发上的沙土道。“林岳,下车帮个忙,把备胎换上。”我招呼着就想下车。话音未落,耳旁又传来刚才怪响,心中一震,握在门把上的手忽地僵住了。几个模糊的影子出现在脑海中,悄然无声地隐在山壁的凹陷处。“别开门!”心念一闪,我冲林岳大喊道,“有东……”呼啸的风沙声吞没了剩下的话语,在我出声制止的同时林岳已经打开了车门,黑影一闪,一道金属特有的光泽突地袭向他的头颅。“噹啷!”一把弯刀横飞出去,撞在了山壁上,矫健的黄影正扑在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上。喀啦声响中,奇怪的硬物散碎了一地。数个黑影自山壁相继跃下,车身猛烈晃动着,似乎有东西落在了顶上。林岳不及关门,两把弯刀交叉着迎上,锋利的刀刃直取他的颈项。那黄影返身扑上,撞在其中一把刀上,刀刃险险地贴着林岳的头顶削了过去。“靠!”林岳双肩一晃,两根奇异的藤蔓盘缠而上,迎风一旋,随即抽紧拉动,车顶顿时翻下两团黑影,黄影随即扑上,如法炮制地将黑影扯碎。那黄影正是狴犴,在林岳开门的刹那,它觉察到了周围埋伏的危机,也幸亏它及时援救,否则林岳的脑袋只怕已经随着风沙滚去别处了。“好猫,回头我一定重谢你!”一声怪叫,林岳翻身跃出车外,反手带上车门。三道黑影自一侧掩杀而至,林岳在风中身形一转,脚下长出大片一人高的宽叶草丛,宽大叶片在风中狂抖,有如丝带般卷向黑影。三道刀光一齐闪动,黑影翻刀拍开草叶,矮身蹿入草丛,举刀便斩,刚猛的攻势方才进行到一半,却停在了那里,草叶不知何时竟已缠上了黑影,有如绳索般牵拉住了攻势。林岳咧嘴一笑,双手虚空一拧,草叶飞快地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中文字幕无码网站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英王之后金励衡口述时间:2005年11月23日地点:北京西城区南樱桃园回民医院家属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岑大利注136[访谈者按]老北京人常说的“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指的是顺“穷西北套”往东延伸到德胜门城根儿的一带地区。“穷德胜门”无须解释,至于“恶果子市”,是做干鲜果品生意的市场,既然是做买卖,就有欺行霸市各种勾当滋生,故曰“恶”。而绦儿胡同中有很多人以捡破烂儿为生,便被嘲笑为“不开眼”。由此可知,生活在这一带的应以穷人居多。但金励衡却是“天潢贵胄”,注137他的先祖是英王阿济格,那个最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所生的幼子。虽然他这一支的祖上已不再是府门儿的王公,但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家的败落是自清朝覆亡才开始。虽然金先生更愿意与我谈论那个被逼殉葬的大妃以及她生的小哥儿仨(即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的故事注138,但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祖父在家庭败落之后,在果子市经营果品的经历。前面谈到,清亡后的满洲皇族,较著者多以作画与写字为生,还有很多靠变卖家产度日,像金励衡的祖父这样全凭自己的才能经营商业并且游刃有余颇为成功,在爱新觉罗子孙中,是一个很罕见的形象。与前面毓旗的口述一样,这是又一个由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自有与“穷西北套”那三位女性不同的视角。金励衡医生接受访谈时为74岁,退休前是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回民医院的副院长。《爱新觉罗宗谱》中金励衡家族支脉一览:阿济格注139奉恩镇国公傅勒赫(第二子)注140已革辅国公将军绰克都(第三子)注141已革头等侍卫瑚图礼(第六子)注142已革辅国公经照(第九子)注143励衡(第一子)注144励庄(第二子)注145金励衡与本书作者(岑大利摄于2005年)金励衡(以下简称金):我是1932年出生的。英王是我的第12辈祖父,太祖努尔哈赤是我的第13辈祖父。别看到我这一辈不景气了,老一辈还挺什么的。文的武的那都……英王现在对他的评价就是勇有余啊,比较直,这人。纳兰性德您知道吗?纳兰性德是英王的外孙子。《爱新觉罗宗谱》最后一次修是在1935年,我就赶上一个末车,上头有我的名字,我们在丙册,从英王阿济格注146那儿开始。(查玉牒)我得把我名字找着啊,说明我不是冒充的。定:不会的,您冒充也没好处,不会有钱粮给您。金:那我写的字没准儿就好卖了,可惜我写不好。定:那您开的药方也好卖。金:(笑)开药方不论这个。啊找着啦,大同元年注147六月初二日未时生。定:铁光是您父亲的名字?金:对,我父亲是2000年死的,89岁。定:您祖父就是存海是吗?金:对。我爷爷那辈是存,我父亲是铁字辈,我们这辈叫励什么,我的堂哥叫励庄,是敦诚的承继子孙。我三叔的两个孩子,也都是励字辈儿的。不过另外一支可能就又叫别的。注148他们是按康熙的子孙排的,我们不是。注149不过现在也没法排了,像我那儿子叫朝晖,是从毛主席诗词来的。定:“芙蓉国里尽朝晖。”金:以后就更不排了。您看这是我们家的世袭表,这是有爵位的,世袭的。定:还是满语呢。金:这是马熙运注150给我写的。英王不是被赐死的么,王位都全给抹(读mā)了,就是一般的人了。注151多尔衮的王位也给抹啦,可是后来又给多尔衮恢复了注152,英王的王位就没恢复,所以一辈儿比一辈儿小。后来到康熙时候好像是恢复宗籍了,开始是镇国公,后来是辅国公,到我祖父那辈儿啊,就是奉恩将军了,最末等了,可是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哩(众笑),可是这不是由我们这支儿世袭,是由我们本家另外一支儿世袭,再下边还是奉恩将军,没法儿再往下降了。西单石虎胡同右翼宗学,敦诚、敦敏与曹雪芹吟诗处(金励衡提供)

                        1.祖父的生意

                        金:我祖父的父亲,我的老祖啊,那会儿就指着吃国家的钱粮,皇上给的国家给的,一个月给多少钱给多少粮食,反正到时候就给。那会儿对老头的评价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什么本事都没有,反正有吃有喝吧。可是后来就越来越没落了,生活就不够了。我祖父哥儿三个,我祖父行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是同母生的,要是叔伯的就多了去了。我那个大爷爷,他是御前大臣。定:御前侍卫吧?金:对,御前侍卫。那会儿反正是光绪了,溥仪了,我祖父要活着100多岁了么,他是我祖父的哥哥呀。辛亥革命以后什么不干,有点儿积蓄,家里头挺破落的。他后来半身不遂,结果我那大太太,满族不是管奶奶叫太太么,大太太就把我这大爷爷送到我们家去了,送到他弟弟这儿来了等于。她不管,反正她经济也困难。我祖父反正那会儿有钱吧,和我父亲,吃喝拉撒地就照顾着。后来见好了,就拄一拐棍在院子那儿遛弯儿,现在我那印象还挺深的。后来第二次脑出血还是怎么就死在那院子了,就在那院子我祖父还给搭的棚办的事儿。我祖父的弟弟呢,我管他叫三爷爷,就更破落啦,挺聪明的人什么也不干,靠我祖父一个月给多少斤杂和面儿。老找我祖父要钱来,也早就死了。我祖父还有一个亲姐姐一个亲妹妹,她们的爱人也都是侍卫,等于大清国一不行就都不行了(笑)。她们都住在西直门那块儿。我祖父的妹妹住在桦皮厂,现在还有,我祖父的姐姐住在后桃园,靠城根儿,西直门里头。现在这前桃园、后桃园可能没了。定:那不都是过去特穷的地方,是“穷西北套”吗?金:穷噢!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是穷啊。从我老祖来讲,是什么也不会干,就指着吃钱粮。到我祖父那儿呢,就苦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我祖父什么都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灯,原来七月十五不是放莲花灯吗?什么都会。他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啊,我祖父连小学都没上过。后来就在果子市卖力气,当时叫伙计。我祖父一个肩膀能扛300斤栗子,那不容易啦。后来商店的老掌柜死了,一看我祖父也挺能干也挺吃苦的,就让我祖父接着做这个商店了,就熬到当了掌柜的。这个商店原来叫老合店,我祖父接过来以后就叫合店存记,我祖父那辈不是姓存么,所以老本家老亲戚都管我们叫果子市存家,一提果子市,就知道是我们了。5路汽车不是还有果子市一站呢么,现在不叫果子市了,叫鼓楼西大街了。北京的果子市原来有两个,这个叫北市,前门那个叫南市。南市大北市小,都是卖干鲜果的。注153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累太乱,就专门卖干果,栗子、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另外我祖父还是一个商店的股东,果子市最大的商店,叫泉德长,卖百货的,就是杂货店。定:他到哪儿进货去呀?金:货全是从德胜门进来的。定:他是不是就到德胜门那儿趸栗子去?金:人家给送。平谷的、顺义的、昌平的、怀柔的,山里人啊,一到栗子熟了,就赶着骡、驴子,不用马,马根本扛不动。那也很辛苦的啊,头天晚上半夜三更就起来了,什么时候到德胜门?第二天的下午才到德胜门哪!到德胜门把这货物啊,栗子也好,枣也好,就都卸到商店里边,人跟牲口就都住大车店了。人吃饭,牲口吃草,那儿都有大炕,几十米长的大炕。哎,第二天,才过秤。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见当地送货的农民,有的还留着清朝的辫子。有的把辫子铰了呢,就跟现在男的似的,留着跟女的似的头发。我还挺奇怪的,这男的怎么梳辫子,怎么留那么长头发呀。现在琢磨呀,怀柔、延庆那边净是满族,密云檀营注154,怀柔的喇叭沟门儿注155,那不都是满族么。然后小商小贩上这儿来买来,就是搞批发。核桃、山楂,晾干了的柿饼儿。杮饼就是串儿的那个,也叫串饼,用麻绳串一大嘟噜。定:都挂在身上?金:(笑)山里红才挂着哪,杮饼可挂不了。还有庚饼,就是现在那高庄杮子,一个儿一个儿的,杮饼就是串儿的。庚饼不太甜,可是杮饼甜。定:有人吃么那会儿?旧日北京的车马客店注156金:太有人吃了。柿饼泡果子干,知道什么叫果子干么?那会儿像北京吧,到夏净天儿呀,就用那柿饼、杏干、藕,有时候还搁枣儿什么的,用水泡了,泡软乎了,连汤搁到盆里盘里的,用冰镇上,又甜又酸,夏净天儿吃那个袪暑。那小商贩不是还吆喝:“果子干啦玫瑰枣儿咧——”,不是玫瑰,玫瑰是玫瑰花,那会儿卖零食的商店就卖玫瑰木樨(桂花),搁到小坛儿里头。玫瑰枣儿就是那小枣,煮熟了就叫玫瑰枣儿。现在果子干少了。我祖父年轻时候也上山里去过,上山里采购栗子去。他知道,他懂。定:他自己加工吗?金:就卖生的。我祖父没上过学,可是那会儿跟银行都有联系,什么事都开支票,跟现在的经营方式差不多,挺现代化的。老头自己参加人寿保险。可以说那会儿就很开明了。日本人爱吃炒栗子,我祖父认识一个日本人,他在东京卖炒栗子,叫北泽洋行,在东京,就专门买我祖父的栗子,就可以说我祖父是搞外贸的(笑)。定: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对您爷爷的生意影响大吗?金:怎么说呢?我祖父还是脑子比较灵啊,他一方面应付着,一方面还跟日本人做着买卖。定:就是说抗战的时候他跟那个日本人的栗子买卖也没断?金:没断。有一次那个日本人买了十几袋还是几十袋白面,就存到我祖父的商店里了。这面刚卸下来,警察就来了,把我祖父带走了,那会儿粮食紧张啊,买那么多要干吗这是?后来还是那个日本人来了,疏通,把我祖父给放出来了。定:这个日本人就住在北京?金:他在日本,就是有时候有什么业务,他来。我祖父到60多岁自个儿不干,自个儿退休了。那会儿“三反”“五反”啊,正好他刚退休,没事儿。定:那产业给谁了?金:原来我祖父那里都是山西人多,就把买卖交给一个山西人了,让他经营。定:您爷爷解放前就把店盘给山西人了?金:我记不大清了,好像是解放以前。这山西人一个月给我们10袋白面。那会儿不是钱毛嘛。定:10袋白面就挺富裕了。金:而且还给我祖父一个月100块钱车马费。就是因为那会儿做买卖的人都跟我祖父熟,跟他们不熟,所以我祖父虽然不干了,有问题还得把我祖父请去。定:您刚才说“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注157”。绦儿胡同都是叫花子,捡破烂儿的,这我知道,可是我一直没闹明白为什么是“恶果子市”。金:哎呀,那会儿做买卖竞争也很厉害呀,有的讲理,有的不讲理,就说那地方“凶恶”吧。所以我祖父那会儿在那儿做买卖也不是很容易的。那会儿他得帮助很多人,亲戚朋友,老人去世了,没钱,找他来了,“行,办去吧”,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钱我出了。我三爷爷家我那三叔娶媳妇什么的,全是我祖父包下来的。定:就是说您祖父在解放后也没受什么冲击是吧?金:哎。因为什么?一个是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也有揪出来的呀,我祖父人缘儿好。亲戚也好,本家也好,能帮人就帮人,那没数啦。所以那会儿名声还好。我祖父三娶。我父亲的生母早就没了,后来又续了一位,又没了。又续了一位。前两位我都没见过,后面这位五十几岁死的吧。定:这上面写着您祖父“嫡妻白佳氏”,白佳氏您知道是满族还是汉族?金:可能是蒙族。这个白就是博,博尔济吉特。我们家老祖宗的女方啊,很多都是蒙古族。注158定:您还能举几个例子吗?金:那太多了。白佳氏是第一个,我父亲是她生的。定:您知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呢?金:反正据我所知好像就在德胜门外,因为德胜门外我有一个大舅爷么,这大舅爷好像就是我这亲祖母的弟弟——也不是同母生的。原来德胜门外有个祭旗庙,就是出兵打仗先祭旗,在那儿住,在那儿种地。我祖父有过几个孩子,后来成家立业就是我父亲一个。我父亲有个哥哥,比较聪明,可是十几岁就死了。我父亲还有个妹妹,几岁就死了。定:您祖父为什么不把店给您父亲呢?金:我祖父不让我父亲做买卖。我们那老父亲呀,太老实了,做不了买卖。另外我祖父也比较伤心,我祖父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话,就是说做买卖呀,还得有良心,可是不说谎话不行,不说谎话挣不了钱。所以我祖父也不愿意让我父亲做买卖。就让我父亲上学。我父亲按现在说,倒是相当于大专毕业,可是赶上那会儿毕业即失业啊,一直就找不着工作。后来到门头沟当小学教员。定:他后来一直在门头沟?金:一直到退休。周汝昌的儿子找我父亲去(打听有关敦诚、敦敏的事注159),老头也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什么都不说,反正什么都没说。定:您祖父的性格跟您父亲不一样?金:不像。定:您祖父爱说吗?金:分什么场合。我祖父做买卖挺忙的吧,早起晚睡的,有时候回家来,看看孙子。那会儿我们小孩都在炕上,坐这儿就跟我们说,什么英王之后啊,镶红旗啊,就跟我们说这个,说这老事儿。那会儿我祖父一回来,我了,我姐姐了在炕上玩,我父亲我母亲就靠墙这么一站,一句话不说。老头还不在家住,说一会儿,就上柜上去了。定:那你们家规矩还挺大的。金:好像也不像书里边说的。那会儿我父亲我母亲还都请安,女的就请蹲儿安,也有请得好的,请得差的,请得好的好看着呢,请得差的特难看。男的也是请安,据我听说这文的跟武的还不一样,武的请安好像“呲儿”的一下,这脚退出去。那会儿我有个本家叔叔,他来就请这武的。我还挺奇怪呢,我说这安怎么这样请啊?“呲儿”一下。定:因为他是武官啊?金:他哪儿是什么武官啊,他什么都不是。我小时候请过安,我请不好。后来就不请安了,就鞠躬了。我小时候在家呀,管得严着呢,不让出大街门。我怎么上的辅仁中学注160呢?因为离得我们家最近,再近的中学没有了。第二天入学考试,头一天我父亲骑着车带着我认门儿,要是不带我去,我连辅仁中学都不认得。我祖父爱听戏,爱听京剧。我祖父特别爱听《四郎探母》,爱看那两把头和花盆底子。萧太后不是说:“回克吧”,克,这是满语,我祖父就爱听这个。那会儿听戏得上前门那边去,所以很少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那会儿戏都晚上唱,白天很少,晚上回去就麻烦,回去雇不着车。一听去德胜门,人家都摇头,给多少钱人都不拉。害怕,太背,而且去了还得放空车回来。所以就偶尔地雇一马车,那车四四方方的,大洋马,坐在那儿。那会儿马瘦如柴,看着挺可怜的。定:您祖父跟你们一起生活的时间还比较长吗?金:1962年死的。八十多不到九十。原来老头身体很好,正赶上困难时期,又赶上快“文化大革命”了。

                        2.关于祖上的故事

                        定:关于您祖上的那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是从小听老人说的,还是后来学满文的时候自个儿从书上查的?金:这个啊……反正说来话长啊。

                        未来,至少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多少能改善一点吧。不过我可不想融入她的身体。讨厌!”“或许你能让她变得更积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希望如此啰!”“那么就决定下星期了。”“好。”※※※※预定的时间到了,卡伦依约现身。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注明“给贝尔医生”的信封。卡伦2列出赞成与反对融合的理由,以下是这张单子的上半部:门儿都没有!我应该/不应该融合?应该不应该一半一半?赞成反对她需要我,让她变得更完整再也无法跟我的朋友理智让她更有幽默感对谈、交换想法她会学着找乐子、让自己开心失去尊严她能得到重要记忆我会变得很无趣卡伦2写了满满一整页,最后赞成的理由有20项,反对有14项。有趣的是,所有赞成的理由皆围绕着“卡伦将从她身上获得什么”打转——也就是卡伦2能对全体人格有何贡献;而反对的理由则完全集中于她的个人损失。这张便笺最后还有签名:独特的女人,卡伦2。“最近这几天,卡伦2一出来便到处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霍尔顿说,“大多是参加社交聚会,安排接下来的学校活动。她已经开始传送感觉和看法给卡伦了。昨天,卡伦去参加高中家长会;跟老师说话时,她感觉到一种新的自信。”“昨天她确实更能体会我的看法和感觉了,”卡伦2有些沾沾自喜。“有我加入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吧。”“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我问。我仍担心那些“反对理由”会重新占上风,改变她的决定。我不想逼她,但我也不要她犹疑不定。我希望她只会感觉到自己被这套机制轻轻带走,如此而已。“我生来就是要当个正常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我也不懂什么是坏事。大多数时候,我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唯有在遇到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健康的正常小孩时,我才会出来。上了高中,我想拥有自己的个性,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参加社团——辩论社、话剧社、乐队;毕业那年,我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艺术和戏剧上。”“总之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经常出来,跟其他人出去玩;我看比赛,参加学校活动、社交活动。”卡伦2骤然陷入沉默。我想她已经说完了。“请你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候片刻,我先跟她聊聊,然后再请你进来。”卡伦的表情放松,眼神也黯淡了下来。我把卡伦召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然后她打开门,邀请卡伦2进来。“我好紧张,”卡伦说,“她让我觉得很有威胁感。她跟别人不太一样。瘦瘦的,金色短发,很有精神,感觉很有劲儿。”我简短重述卡伦2的来历与存在目的,请卡伦描述过程给我听。“她坐在我旁边,面带微笑、拍拍我的手。她说:‘你为我准备好了吗?’她对这个遍体鳞伤的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这就是本次融合的课题,”我说。“她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的。她说我这次不会有受伤或尴尬的记忆。现在她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互相靠近、看着对方,然后拥抱,”我说,好像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似的。“感觉好怪,”她说,身体微微扭动,“我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存在。她要我转告你:‘多谢你做的一切,到时候再见了。’她问我准备好了没,待会儿她会拥抱我,直接与我融合。她说‘再见’。她拥住我,她的头慢慢靠过来……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听见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不舒服。”“做几次深呼吸,让她进入你的内心,”我催促着。卡伦痛苦扭动,表情狰狞;卡伦2抗拒的程度似乎比卡伦还严重。“她完全融入了。我看不见她了。”“你做得很好。”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抖得好厉害。光线好刺眼,声音……”卡伦微微缩起身体。我立刻关掉椅子旁边的台灯,让她整理一下情绪,重新振作起来。几分钟后,她坐正,挺直背脊。“我的头不痛了,”听她的语气,好像头痛前1秒才消失。“感觉好多了。”她瞪视前方某一点,专注于内心的活动。“怎么了?”我问。她摇摇头,回避我的问题。我又问了一次。“没事,真的,”她说,“我只是想起某天中午去多米尼克超市用餐区,拿餐盘取餐的情景。”“我非常好奇卡伦2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这次融合应该与过去截然不同。”卡伦对我虚弱微笑,但她从座椅起身的动作却颇为利落,脚步也有些轻快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与卡伦2融合1997年9月17日,礼拜三,卡伦2与我融合了。我能感觉到这次融合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似乎经常受到这个人格的威胁。我对她所知有限,但她却是我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开始融合时,我记得她拥抱着我,然后我仿佛进入隧道,我的耳朵有一阵阵胀痛;我再次对光线、对声音十分敏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想起的第一段记忆是在多米尼克超市拿开胃菜。多奇怪啊!这样的初次回忆。以下是我得到的部分记忆:●我想起高中生活,所有参加过的活动。我还看见一张张朋友的脸。●我想起我在婚前跟不同男人约会的经历。●我想起爱上我丈夫的过程。●我想起结婚的事。●我想起担任秘书,并且在莎拉出生前获得升迁的回忆。我工作表现良好,大家都喜欢我。●我想起怀孕、分娩的过程。我爱我的孩子,也想起买婴儿用品、装饰婴儿房的事。●我真的很喜欢与人相处。日子一天天继续,我慢慢想起我不喜欢卡伦2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发现她把我的财务状况弄得一团糟: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拿来做对全家有益的事。她花30美金去看电影,却不缴电费。她很聪明,很懂得文过饰非。现在我得去申请每一项账单的复印件,看看她到底捅了多大娄子。我以为所有会乱花钱的人都已经融合了,接着又想到凯瑟琳帮大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突然觉得好沮丧,自觉是个大笨蛋。我想,也许卡伦2并没有那么完美。今天我做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我打电话到女儿的学校,表示我待会儿要去接她赴约。我到学校去,她完全被我搞糊涂了,频频问我问题;出了学校,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看电影《老爸!我被绑架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说她好爱我。莎拉不敢相信我真的提早接她下课,带她去看电影。可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后来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我终于有了女儿——一个我从来不觉得她属于我的女儿——还有她爱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爱。※※※※自1997年仲夏至初秋——我们融合卡伦2之前的数星期间,先前融入的人格逐渐趋于稳固。原本分属于不同人格的记忆和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卡伦无意识的习惯。现在当她出门购物,她会一路上都很清醒,自己决定买什么,她不会遗失时间,购物袋里也不会突然蹦出一堆没买过的东西。她开始自己排定约会,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跟哪些朋友见面。起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全新且陌生的能力;她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并且觉得自己在骗人。然而,这些“别人的”习惯逐渐变成“她的”,不知不觉中,她成为分裂人格的混合体,真正地融合了。对我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空壳,她越来越像个完整的人——有深度、有厚度,复杂而有趣。我期盼她的自我融合能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且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不断继续下去。詹森仍找借口推延,不愿让我欣赏他的画作。他不但想延迟自己的融合,霍尔顿说他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卡尔曾对詹森说,他们的思想和感觉都很邪恶,也许这正是詹森内心的恐惧。我向詹森提起这件事,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他知道我上过学,我能看见事物隐藏的意义。他说他的画“不正常”,他会因此被“审判”,而且他们统统会被“关起来”。很久以前,他们住在精神病房的时候,他也画画,但他只画草地,画树木,不让他们看见他的内心。“还有其他原因吗?”我问他。“什么意思?”詹森问我。“你觉得,因为你画邪恶的东西……邪恶使你变坏?你觉得你像被关在卡伦身体里的罪犯?”詹森垂下视线,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鼓励詹森也画些好的事物。我说,他跟其他人一样,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似乎感觉舒坦了些。我请他再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我11岁,我是黑人,我喜欢画画,”他说。詹森像个青涩少年;他有孩子般的天真,但举止却很利落能干。“我生于肯尼迪总统遇刺那时候,”他继续说,“卡伦一直很想画画。她会临摹、速写,但卡伦并非真的在做这些事。她只是空壳子,都是其他人在帮她做事。”我点点头,鼓励詹森继续说下去。“我生来就有画画的天赋。在学校,我有时候会乱画一些怪东西——有天使翅膀的恶魔、血做的蜡烛,大概像这一类的。但是,这在天主教学校可不是好事。如果神父觉得我画的东西不正常,他们会把它烧掉。我很怕火。有一天,我在学校画了一幅耶稣流泪的画:耶稣怀里抱着死掉的婴儿,并为他哭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作品的人,或许你就能获得帮助。”“你觉得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詹森问我。“那孩子是卡伦的分身,耶稣正在为受伤的孩子哭泣。”“我就是想画这个!”詹森眼眶微湿,眼神左右来回移动,用力绞拧双手。“修女在那幅画上面洒圣水,然后用藤条打我的手。我的手痛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如果我严厉批判你的作品,你会担心我可能伤害你吗?”我必须找出隐藏在他心中、阻止他把作品带来的恐惧。“我不知道,”他说,“我会觉得有压力。我怕我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父亲烧掉我的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正受烈火焚烧。”“听起来,这些画就像你的一部分,”我说,尝试理解他的感觉。詹森再次点头,更放松了些。“你常常出来吗?”“不,不常出来。今年,自从卡伦开始融合后,我就很少出来了。我上一次出来是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超酷的!那天不只我出来。看见恐怖动物的时候是迈尔斯出来,之后换西德尼看恐龙,不过,我看了全部的绘画、木乃伊、工艺品和动物骨骸。我是唯一会注意细节的人,比方说桌子的雕刻、花瓶的形状等等。卡伦也出现过几小时,但她只记得一点点,所以她觉得很沮丧。假如你跟我们一起生活24小时,你一定会累到说不出话来。我们整天都在转换,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轮流出来。可是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出来。我常常希望我是迈尔斯或西德尼,他们就很常出来。我常常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灯,让我可以画画。”詹森研究我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有种古怪且持续存在的躁动。他没办法完全放松。跟我说话可能是极不寻常、不熟悉的经历;又或许,对他来说,走出卡伦的内心世界本身就很不寻常。“无论你带什么画来给我看,我都很期待,”我说。“上次你帮大家画的肖像就很棒呀!你可能是最能用画笔传达其他人情绪的人。现在卡伦2已经融合,你应该更有时间画画了吧!”我试着提升詹森的自信心,好降低他害怕别人严厉批评的恐惧,把作品带来给我看。“我好想画一大幅画,把我所有的记忆都画在上面,然后拿来给你。可是我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好的!”我对詹森点点头,然后请他先回去。“现在我和詹森一起住在客厅里,拥有各自的角落,”霍尔顿说,“屋里的其他房间都关闭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常看见彼此了。詹森以前的房间没有窗子,现在他常常把窗子打开,看见人生更多的面貌。我想,也许这是他不愿融合的部分原因。这间心灵之屋的改变真的很有趣。每完成一次融合,就有一个房间被关闭。他们先向大家告别,然后封闭自己的房间。”※※※※“我怕你会不喜欢,”詹森说。“这跟我脑子里的影像不太一样。”我翻看詹森带来的黄色画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如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现在我正在适应待在外面的感觉。”“也许你已经有点融入大家了。”“也许吧——但感觉不太对。”我拿起一张画着蓝色砖头圈圈的画。“这是我的房间,”他解释,“没有窗户。其他人会把手伸进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很少出去。房间里有几块石头,还有一张小书桌;我就坐在这里画画。房里没什么光线。我睡在泥地上。我好像住在井底:光线只能照到比较上面的部分,而我所在的井底却又黑又湿又冷。我有蜡烛。只是你看不见。天使帮我拿着它。”我拿起另一张画:眼睛前方有四个人影。“别人出来时,感觉就像这样。我们好像通过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一蹶不振,”我说。“因为我生气了,”詹森沉下脸来。我示意他,请他解释。“你在电话上说我想拖延融合。可是我真的想融合,我好孤单;一直到我开始跟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有多孤单。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画,因为我画得不够好。”“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和詹森的交情十分脆弱,而且我误解了他不愿把作品带来的原因,直到这一刻。现在我必须更小心才行。“我很高兴你终于决定带来给我看,”我用画夹掩饰我的不安,“融合之后,你再也不会孤单了。你能解释这张画给我听吗?”詹森稍稍振作起精神。讨论他的作品似乎令他颇感自豪,而我对画作的兴趣也相当程度安抚了他。“头上的头。我想表达拥有内在人格的感觉。”这些全是用炭笔画的。詹森说,在他把颜色带进来之前,卡伦的内在世界是灰色的。我拿起下一张。“这是殡仪馆的灰色房间。卡伦被绑起来。小桌子上摆着用来伤害她的东西:蜡烛,小刀,钉子和榔头。”“这张是迈尔斯,”詹森说,手指着旁边那张画。“他受伤的时候,我用‘邦迪’或化妆品遮盖他的伤。他很不快乐。”“这张好特别,很引人注目。”我拿起某人在大叫的那张。“那是卡尔。他在想办法阻挡魔鬼,不让他进来,但他挡不住。”“这一张似乎有好多故事在里面。”画中的耶稣呈坐像,伸出一只手;天使四周降下许多星星。詹森微笑,连忙说道:“耶稣将手伸向天堂,召唤天使。十七个天使飘下来,进入卡伦体内。我们是来保护卡伦的。每颗星星代表一个人格。”这是詹森版的创世论。毫无疑问,这张画充满了希望。耶稣召唤天使充满卡伦的心灵,照顾她,直到她再次完整。每颗星代表一个人。每个人给卡伦一份礼物,或替她承受一份痛苦。霍尔顿:常识凯瑟琳:组织条理桑迪:不正常家庭的完美女儿迈尔斯:力量与愤怒卡尔:承受痛苦克莱尔:温柔西娅:医学知识西德尼:幽默感爱丽丝:迅速掩护卡伦1:正常小孩卡伦2:正常成人,享受乐趣卡伦3:承受沮丧詹森:艺术鉴赏力安:宗教信仰朱莉安:写作能力卡伦博:婴儿朱莉:承受病痛下一张画,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拿给詹森看。这张画的细节处理和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魔鬼占据极大的篇幅,卡伦被放在背景,她举手伸向光明,却被拴在地狱。“我想把魔鬼放在一艘写着‘地狱烈火’[1]的火箭上,送他回他的地方去。我们并不邪恶,我再也不怕魔鬼了。以前迈尔斯和卡尔曾说他们自己是魔鬼。”“那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一再听别人那样说,”我告诉詹森,“应付施虐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他们赋予的角色。但那些全是谎言。”“对……坏透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跟詹森聊天,鼓励他继续画画,协助他做好融合的准备。另一方面,卡伦仍努力适应卡伦2及其他人格带来的影响。她描述自己各式各样的小变化:以前,她要同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能专心阅读;如果太安静,她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她很容易分心,但她却头一次能感受到真正的寂静。她说,以前她每晚顶多睡2到4个小时,现在是至少4小时,但她晚上还是会遗失时间。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可怕,可怕,可怕……八月底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哦,那好吧。”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哦,天哪。”她嘟哝。“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中文字幕无码网站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起了彼岸血莲给他造出的幻境,便会心的笑了笑。“亦凡。”晖儿轻声地呼唤着,我来到床边,她的脸色已恢复了平日的红润,只是看来有些虚弱。“你好好休息。”我抚着晖儿的脸颊柔声道,“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哪里也不去。”“辛苦你们了,林岳他还好吧?”晖儿偎在我的臂弯问道,“S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和我大概的说了一下。”“没事了。”我轻轻地搂着晖儿,“彼岸血莲已经彻底的消失了,不会再有人成为它的牺牲品了。”……北方的某个地方,小萌的墓前,晖儿插上了一束鲜花,双手合十,默默地祷告着。我静静地站在晖儿的身后,望着她那娇小的背影。假使有一天我俩一同走在了黄泉路上,那奈何桥头的孟婆汤是否会成为我们永久的终点呢?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相传此花只开于黄泉,在那儿大片大片的开着这种花,远远看上去就像是血所铺成的地毯,又因其红的似火而被喻为“火照之路”,也是这长长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与色彩。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彼岸花,无论你盛开在黄泉之路还是幸福的彼岸,对我都已不再重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幸福的彼岸。”我双臂环抱着晖儿在她耳边轻声地说道……七、异变“老公,可以吃饭了。”“哦,弄完这点马上就来。”我随口答应着,将网页上的内容保存了下来。应蚺和彼岸血莲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来,生活渐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在我心中却深深地埋下了一个结。那剩余的天罡七印仿佛是五个不定时的炸弹,不知何时便会毫无预兆地在这平静的生活中再次爆发出来。倘若说之前事件的解决七成是依靠了运气和夫诸的突然出现,那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我是否还能如此地侥幸呢?在此刻自然是无法预见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眼看着晖儿和朋友再度涉险而手足无措了。《闻风拾水录》中所记载的内容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之前的静心细读也只是初步了解了其间的一些基本内容。虚灵的分类变化、天罡七印的运用与五行相生相克的有机结合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至于之后配合风水的格局排布就更为玄妙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扎进了书中,虽说相对厚实的古文功底和因爱好而积累的知识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购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权威书籍。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些较为深奥的部分却还是晦涩不堪。晖儿见我经常为这些问题而愁眉不展,便建议我不妨通过互联网络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检索和查询,也许是职业习惯的关系,对于这方面的灵活运用晖儿自有一番心得。“现在的互联网络就像是一个社会性的工具,人们常常会以自己的爱好和个性来使用并优化这个工具。”晖儿认真地说道,“相对一些书籍资料,互联网络所提供的信息更为精准,更为人性化。”然而,单纯地从网站或博客上获取的资料远远不足以佐证和帮助我的进一步研究,经过和晖儿的再次商议之后,我选择了更为灵活互动的方式——BBS。也许因为现代生活的精神食粮过于贫乏,抑或是人们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的热情再度燃烧,与此相关的BBS比比皆是,其资料的广博性,用户的踊跃性大大地出乎了我的意料。在一番去伪存真的静心筛选后,我收藏了五个规模较大的BBS,并以“听风者”的昵称注册了账户。情况正如晖儿所言,我从中得到了不少的资料和信息,更出乎意料地获取了不少的范例。在研究和取样的过程中,我时常开帖回帖,与BBS的用户及版主进行交流,凭借着《闻风拾水录》中的记载和较好的文字功底,渐渐地在这些BBS中也有了一定的人气。……“来,为我们这次的成功合作干一杯。”罗志云一脸兴奋地端着酒杯大声道。前不久,我们公司为祥麟集团策划了一次大型的选秀推广活动,在国内新兴“选秀热”的促进下,也着实地火了一把,今晚便是祥麟集团的副总罗志云为此设下的庆功宴。一番推杯还盏过后,话题渐渐地从商业范围转向了天南地北,不善言辞的我习惯性地面带微笑,浅尝着手中的红酒,静心聆听这一席商业精英们的对话。“有时候某些事情还真的是不由你不信。”罗志云突然感叹地说道。“罗总您的意思是……”旁边的人识趣地凑上了一个经典的过渡桥段。“前几个月我在城北新买了一幢别墅,搬进去不久,便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借着方才的过渡罗志云面带神秘地说道。“虽然给我带来不少的困扰,不过所幸没有影响到工作,所以这次活动的圆满完成对我是颇有慰藉啊。”这神秘的语调使得众人面面相觑,一些人开始低声私语,不知罗志云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罗总,是什么……”公关部的秦可儿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小秦,随意打听罗总私人生活是很不礼貌的。”夏若菲严厉地打断了秦可儿的话语,作为公关经理,一贯资深的格调使得她对下属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标。“呵呵,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罗志云大度地挥了挥手,深吸了一口烟缓声道,“搬进别墅不久,先是我的女儿在客厅无故摔倒,右腿胫骨骨折;之后我夫人看电视时,电视机突然爆炸,幸亏没有受伤;前天我带家里的宠物狗出去散步,出门前回房拿手机,客厅的吊灯竟脱落下来把那狗砸死了。说来可能有些荒谬,但我却有种感觉,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您买别墅时那边的风水有没有请人看过?”夏若菲煞有其事地正色道,“我在高雄的时候,很多朋友买地产都会请大师看风水的。不过,大陆这边都不太相信风水之说吧。”“我平时也不信风水这类的说法。”罗志云并没有正面回答夏若菲的问题,“不过,有些事情是不由得你不信的。”夏若菲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罗志云家里的确有可能存在平常所说的风水问题。根据相关的资料结合《闻风拾水录》的研究,如果乔迁新居之后,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那么必然是和五行风水有关,这倒不是人们一直相信的因为风水不佳所引发的灵异事件,而是特殊的环境条件招来了某些虚灵,或者是唤醒了原本处在休眠状态下的虚灵。“亦凡,我记得你对风水似乎很有研究。”罗志云话锋一转忽然找上了我。“呵呵,罗总言重了,我这半吊子哪里敢当‘研究’二字。”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哈哈。“别谦虚,我也不是空穴来风,我的下属曾看到过你翻看一些风水典籍。”罗志云一付毋庸置疑地语气,“虽说他们可能没有你那么专业,但也略知一二,你所看的书不是初学者能够涉猎的。”突如其来的话语让我有些尴尬,看来对风水学说感兴趣的还是大有人在。之所以否认倒不是出于谦虚,只是对这方面不想招摇,避免一些无谓的麻烦。罗志云有根有据的说法已是不容辩驳,如果此时我再做解释的话只会显得欲盖弥彰。“罗总的意思是……”我用反问式的语句回避了刚才的尴尬。“现在的江湖骗子太多了。”罗志云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道,“既然你是箇中行家,有空的时候不妨去我那里坐坐。”……面对这幢依山傍水的别墅,我有些吃惊,原本以为这里的风水格局会有异乎寻常的地方,也就是平日人们说的犯了“冲煞”,但就现在来看竟是藏风得水的一处好地方。就以其傍依的山势来看,端正平和有如一座天然的橱柜,“土如橱柜或覆盘,是为财星。”难怪罗志云在祥麟集团的地位和业绩近日来上升得如此迅速。外部整体格局不存在问题,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他的家中有什么蹊跷。步入客厅,一阵微弱的异动迎面传来,我警觉地将注意力转移到耳部,眼前闪过一片黄色的影像。在客厅踱着慢步,我借机仔细地观察着客厅内部的布局设置。以前几次采样实例的经验,通过“听风”所发现的虚灵周围都会包裹着一层淡色的光芒,即便是化形或依附为普通形态也无法隐藏。既然存在虚灵异动,那么按照这种宽阔敞开的客厅布局,一进门就应该可以发现。但从刚才相对微弱的异动感来看,它应该是隐藏在客厅东面的某个位置,而且一直是固定不动的。“呼……”就在接近客厅东面的红木桌椅时,左边的椅子上闪出一只东西,如果不是心中早有准备只怕会被吓得不轻。面前是一只褚黄色的动物,确切地说,是半只,另外半截身体则隐没在了实木之中。露出的身体部分很像小型犬,如果不是长着一张猴脸猛然间真的会以为是一只宠物犬伏在椅子上。这小东西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侧着头用它那灰色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一脸滑稽的样子让人有些忍俊不禁。“亦凡,这些桌椅有什么问题吗?”罗志云见状担心地问道,从屋外到客厅他始终没有询问过什么,涵养这东西有时也很折磨人。“唔,从成色上来看应该是古物了,您是哪里得来的?”我思索着问道。“这是一个台商朋友送的,据说是明代的旧物,雕工和材料都相当的好,所以我就放在客厅了。”罗志云果然大手笔,一套明代的古董就这么放在客厅里作为普通家具使用。“古物经过历代的变迁,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加上您这套的木材属于阴木,放置的位置又是在五行中的木位。‘东方木星为贪狼,主凶险,见刀兵。’自然也就导致了家里的运势不宁。如果从现代边缘科学的角度去说,也就是磁场变化造成了某些事件的发生。”借着原本了解的书籍资料,我信口而出的一番胡诌倒也把半信半疑的罗志云唬得一愣一愣的。“那我现在找人来搬掉它。”就在罗志云转身走向电话的时候,一阵强烈的波动从那个小家伙身上传来。“罗总小心。”我出于本能一把拉住罗志云,“哐”地一声,电话旁的橱柜上落下了一个硕大的景泰蓝花瓶,将话机砸成了几块。“麻烦您去找些硬币来。”我故作玄虚地对吓呆了的罗志云说道。“呃,好好。”此刻的罗志云面对如此场面早已对我深信不已,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梯。“彭侯,土性而木身,随木迁之,状似幼犬,其面如猿,顽劣不羁,戏人为乐。”书稿的记载印证了我的记忆,面前这只有趣的小家伙就是彭侯。合上书,彭侯的异动又回到了刚才的微弱程度,“土性而木身”原本土性的彭侯被木身所克,力量自然会受到限制,异类怪品的它只能间断性地使用力量。我快步走到椅子前,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参木印纸,稳稳地贴在椅子底部,印纸一接触椅子便牢牢地吸附在了上面,瞬间闪过一阵淡绿色的光芒。彭侯浑身一抖,用一种怨艾的眼神望了我一眼,慢慢蜷伏起身体昏昏地睡去了。“硬币拿来了。”罗志云有些发颤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我接过硬币装模做样地洒在一边:“硬币是经过众人触摸的东西,阳气极重,金又可以克木,用它可以化解之前造成的‘冲煞’。您现在可以叫人来搬动这套桌椅,安放在客厅的北面。”罗志云迟疑地走向厨房的话机,在发现一切安全之后便迅速地拨通电话通知了相关人等。……“亦凡啊,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三天后的晚上我接到了罗志云的电话,“那次以后,我家里的感觉好了很多,就连以前夜里出现的怪声都消失了。”“罗总不必客气,我也只是碰巧帮您做了点小事。”我客套道,“不过,您可要替我保密啊,这种事传开了总多少有些麻烦。”“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这个口风我是一定会帮你守好的。”挂上电话,我笑了笑,如果是个江湖骗子歪打正着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会声名大噪呢?不过,我目前还没有搞明白的是,彭侯处在在克制性很强的木位上,按理是不会被唤醒的,是什么使得它出来作弄罗志云一家的呢?目前的参木印只能让它沉睡,如果被解除的话势必又会出来生事,可对于这“土性而木身”的彭侯又该如何解决呢?“老公,BBS上的资料都整理好了。”晖儿的话语打断了我的思索,“堪舆论坛上那个叫了然的用户又在你的帖子里发表意见了。”堪舆论坛是我收藏的BBS中人气最旺的一个,资料体系和用户活跃性都非常的成熟。在堪舆论坛我一直能收集到不少的案例资料,论坛版主堪舆先生是个玄学风水相当有造诣的人,他的分析帖曾解释了我不少的疑问。自从我在堪舆论坛小有人气之后,一个叫了然的用户便经常在我的开帖和回帖中提出一些质疑和看法。不过,我并不觉得他是在存心找茬,相反的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讨论对象。了然这次回复的帖子正是我从罗志云家回来后发的一篇帖子,内容是关于五行相生相克的讨论,其中便隐含了彭侯的例子,当然我只是用一种个体来代替了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家伙。了然的回复很尖锐,他认为像彭侯这样的特例是属于本性互搏,此消彼长的作风只可能会造成本性的恶性裂变,而外表的平衡只是暂时的现象。了然的文字正中我的痛处,他所说的恶性裂变也许就是我心中一直揣揣不安的症结所在。望着他头像下那闪动着的“在线”字样,我忍不住用站内消息向他发去了询问:“您好,之前看到了您在我《五行特论》一帖中的回复,甚是受教。冒昧请教您一下,对于其中的特例该如何化解呢?”在复杂的心情伴随下,消息被发送了。几分钟后,悦耳的报信声响起,了然回复了:“有句话比较适合回答你,‘盈土则兴木,兴木则亡土,故无为也。风化土而聚,雷落木而生,此正道也。’我忘了是哪本劳什子书上说的了。”我对着回复沉思了一阵,原来如此!对于这种特例个体,用五行之外的风雷化解确实是一种上上之策。虽然了然的回复精妙得让人心服口服,但我又鬼使神差地回复了一条消息:“您所说的的确精妙,令人受用不已。但我以水位生木,并由土性服水的平衡方法为何让您如此地不屑呢?”这次的回复速度比刚才更快了,我一打开消息窗口便显示出一个大大的“生气”表情:“蠢才蠢才!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能量在一个死循环里聚集,你想做个原子弹不成?!懒得废话,睡觉了。”我不禁愕然,天,只注意了三行间的相生相克,却忽略了其间循环的那只彭侯。正如了然所说的那样,只要假以时日,那只可爱的小家伙吸收三行循环的力量自身会不断膨胀,加上长期被困的怨气,一只恶类的巨兽就诞生了。我的一念之差竟会害死罗志云一家!八、猎奇“亦凡,这么曝晒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罗志云一脸疑惑地说道。阳光下,别墅前的空地整齐地摆放着一套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罗志云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并没多问,在我驱车赶到别墅的时候,这套桌椅早已搬出多时。“您不必担心,由于是阴木材质的古物,因此它曝晒阳光聚集地气可以彻底地化解‘冲煞’。”我嘴上若无其事地安慰着罗志云,心里却也暗自担心,但不管如何,今天必须解决这件事。之前的事情已让罗志云对我有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对于这番事先编排好的谎言却也深信不疑。望了望天上的太阳,现在的日照应该是正午时分最强烈的状况了,对于阴性的土与木而言,这是最薄弱的时刻。“罗总,请您暂时回避一下。”支开罗志云不仅是为了方便行事,更主要是不想让他受到未知的危险,“作为当事人最好不要在破煞的现场,以免有什么磁场冲撞。”在确信周围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我走到了彭侯所在的椅子边上。那只小家伙似乎还在熟睡,模样像极了一个天真的初生儿,只是它的身躯比上次看到时更大了,如果那时只能算小型犬的话,现在便是中型犬的大小。佯装检查桌椅,我伸手将椅子底部的参木印纸揭下,在彭侯的本体尚未恢复之前迅速地贴上了长风印纸。身周忽地微风拂过,椅子前凝起一个不大的风圈,拧旋着一股青色的光芒,足有两米多高,“长风绵绵,云动九天。”我一声低吟,整个风圈猛涨一下,急速旋转复又缩紧,拧成只有麻绳粗细的一条。彭侯在“风绳”的作用下,身躯陡然直立,不断地发出嘶竭地悲号,那声音竟如同一只受伤的野狼!不及细想,借着桌子的掩护,一张落雷印纸已牢牢贴在了椅子的底部。“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自心中喝出这句印咒之后,从我的额上落下了几颗大滴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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