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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草在线社区www韩国三级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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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草在线社区www韩国三级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樱花草在线社区www韩国三级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饶命,皇帝李晔见宦官已经知晓,于是让崔胤有事走正规程序上疏奏明,不必偷偷摸摸地面见自己。而韩全诲为了彻底摸清情况,又找了几个貌美的女子送进宫中,让她们暗中留意崔胤写给皇帝李晔的奏章,所以崔胤无论怎么做,宦官们对其行踪都是了如指掌,而皇帝李晔对此却全无知晓。当时崔胤密谋除掉宦官,宦官们也在暗中策划反制崔胤,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崔胤当时兼任三司使,韩全诲等人便鼓动禁军在宫中聚众抗议,控诉崔胤减损士兵们的冬装,皇帝李晔无奈之下,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这在崔胤看来是个敏感的信号,他误认为皇帝李晔开始倾向宦官,所以急忙写信向朱全忠求助。当时朱全忠和李茂贞见到朝廷内部纷争不已,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朱全忠想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而李茂贞则想将其接到凤翔。崔胤在信中告诉朱全忠,说已经奉皇帝李晔的密诏,让朱全忠领兵火速赶来京城长安迎接车驾,如果来晚了皇帝就会被李茂贞挟持走了。朱全忠当时正在河中,得到崔胤的书信后,唯恐李茂贞将皇帝掠去,于是急忙赶回大梁,准备发兵京城长安。事实上,朱全忠当时十分清楚崔胤在朝廷中受到宦官集团威胁的危险处境,所以他这次出兵京城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目的也是为了剪除宦官。不过此时对宦官束手无策的皇帝李晔虽然盼望朱全忠前来能够剪除宦官,但是他又担心朱全忠会和李茂贞发生冲突。为此,他让韩偓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全忠与李茂贞联合,韩偓给出的回答是,由于利益不同,两个人联合是不可能的。十月二十日,朱全忠自大梁发兵挺进关中。韩全诲听说朱全忠将要到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带领禁军,准备劫持皇帝李晔前往凤翔,而且宫内各门增加守卫力量,断绝了皇帝李晔与外界的联系。皇帝李晔得知韩全诲等人想要劫持自己的想法后,秘密派人为崔胤送去书信,告诉他带着文武百官出京城长安,催促朱全忠火速赶到长安解救自己。十月二十五日,韩全诲逼迫皇帝李晔召见百官,废止了正月颁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的改革条令,重新恢复枢密使与百官同典议事的旧制,而且当天便重开延英殿,韩全诲等人侍立两旁,与朝臣共同议事。在此后的五天内,李继筠带领神策军将内库的财物洗劫一空,又将诸王以及大批宫人秘密送往凤翔,并派兵锁上宫门,禁止人员出入。当时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内大肆劫掠,民财被抢劫一空,满街逃窜的百姓不计其数,不过崔胤所在的开化坊因为李继昭不肯与韩全诲等人合作,所以得到了李继昭的派兵保护。十一月四日,韩全诲带领神策军陈列殿前,逼迫皇帝李晔跟随自己前往凤翔,他告诉李晔说朱全忠已经大军逼近长安,想要劫持皇帝陛下前往洛阳,事实上是有篡位之心,现在臣愿意奉送皇帝陛下前往凤翔,是为了保护陛下。连日来韩全诲等人的所作所为,让皇帝李晔明白了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所以他拒绝了韩全诲的要求。而且他手持宝剑想要登上乞巧楼进行抵抗,但是他四眼望去似乎并没有保护他的卫兵,因此他只得丢下宝剑,与何皇后以及诸嫔妃跟着韩全诲出了宫城。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刚刚出城,他背后的长安城内便是一片火光,李晔回身望去泪流满面,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悲痛,从心底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重新回来。当天夜里,皇帝李晔一行人到达了长安城南六十里的户县。次日李茂贞亲自从凤翔赶来迎接,就这样李晔在回到长安没多久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皇帝李晔跟随李茂贞去了凤翔,而此时的朱全忠依然还在路上。他要想进到长安,必须经过韩建的领地,而韩建是李茂贞的盟友,不会轻易让朱全忠通过。因此朱全忠率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兵马进驻河中,准备攻打韩建。十一月一日,当李继筠封锁宫门洗劫内库的时候,朱全忠带领四镇兵马七万余人进攻同州。同州留后司马邺望风投降,朱全忠让司马邺前往华州告诉韩建如果不尽快投降,自己将会立即领兵攻打华州,而且当天朱全忠就从故市领兵南渡渭水进逼华州。韩建自知实力悬殊,只好派部将李巨川请降,并献上三万两白银犒劳汴州军。韩建的归顺使得朱全忠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他领兵进驻赤水,接着向长安进发。当他赶到昭应县的零口(历史上鸿门宴的所在地)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离京西行,朱全忠担心再这样一路追下去,恐怕会落个挟君的罪名,所以便暂时撤回赤水以观时变。当时闲居在长水的张浚见朱全忠按兵不动,立即赶到赤水劝朱全忠将韩建除掉,理由是韩建除了是李茂贞的盟友之外,还曾经上疏皇帝李晔请求前往凤翔。朱全忠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兵包围华州,韩建立即出来示好,表示自己是一介武夫,上疏的时候没有考虑态度,希望朱全忠能够原谅自己。韩建诚恳认错的态度,最终使得朱全忠原谅了他。但是朱全忠担心他在华州经营时间太久会生出祸乱,于是将其移往陈州赴任。同华地区经过韩建多年的治理,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皇帝李晔身在华州时期,随着四方商人的云集,一时间商业极为繁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现在这些财富全为朱全忠所得,因此在经济上朱全忠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补助,最关键的是同华地区距离京城长安较近,为朱全忠日后出兵京城长安以及征讨凤翔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皇帝李晔西行之后,文武百官在崔胤的安排下,大多留在了京城长安,出现了“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的局面。崔胤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向朱全忠求助,希望他能尽快出兵迎回皇帝陛下。十一月四日,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王溥等人前往赤水与朱全忠商议迎接皇帝李晔回京事宜。朱全忠出兵本来就是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目前目的还没达到,现在有了崔胤的召唤,所以他不用再担心落个挟君的罪名,可以继续西进。两天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长安,然后在崔胤的建议下,朱全忠派人到凤翔宣布自己进京的消息,同时让韩全诲等人护送皇帝李晔立即回到京城长安,韩全诲当然是拒绝了朱全忠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朱全忠决定将大举讨伐凤翔。第十一章遇害身亡困居凤翔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到达凤翔,在城东安营扎寨。李茂贞登上城楼向朱全忠解释,说天子到他这里是来避难的,并非被自己劫持来的,朱全忠是受了奸人的蛊惑,所以才兴兵讨伐他。而朱全忠则全然不理会李茂贞所说的话,要求李茂贞立即奉送皇帝李晔回京,自己会既往不咎。朱全忠的态度等于是要讨伐到底,李茂贞眼见朱全忠不肯退兵,于是和韩全诲连连逼迫皇帝李晔下诏,让朱全忠赶快退兵。朱全忠见凤翔城池坚固难以立即攻下,于是移兵攻打邠州。邠州在凤翔东北方向的二百里处,当时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徽镇守,与凤翔遥相呼应。十月二十七日,朱全忠对邠州发起猛攻,李继徽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两天后被迫投降。朱全忠攻下邠州后,又立即兴兵攻打盩厔(今陕西周至),两天后又将盩厔攻下。邠州、盩厔相继失守,让李茂贞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当时镇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昭信军节度使冯行袭见汴州军队势强,于是将韩全诲派往各地途经金州的使者二十余人全部杀掉后,向朱全忠投降。西川节度使王建也趁火打劫,与朱全忠修好,并派部将王宗佶、王宗涤领兵五万攻打李茂贞的山南诸州。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朱全忠自三元移驻武功,再次进逼凤翔,当时韩全诲让皇帝李晔下诏征李克用前来救援,同时李茂贞也以个人身份写信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得到消息后,派部将李嗣昭领兵五千实施围魏救赵之策,从沁州攻打晋州,以缓解朱全忠对凤翔的压力。皇帝李晔也派人充当岐、汴和协使,对李茂贞和朱全忠加以劝解,并赐朱全忠“李姓”,想让他和李茂贞结为兄弟。但朱全忠却断然拒绝,他一方面让部队继续包围凤翔;另一方面回军攻打李克用,击败正在攻打晋州的李嗣昭后,乘胜进逼晋阳。面对强大的朱全忠,李克用锐气大减,自此之后很多年不敢和朱全忠交战,就这样李茂贞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救援自己的强援。朱全忠在凤翔外围不断地攻城略地,皇帝李晔则在凤翔内再次组织起流亡政府。鉴于文武百官都留在长安的现实情况,皇帝李晔对朝廷官员重新进行了整合,不过由于李茂贞极力推荐自己的心腹,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担任官职,而皇帝李晔也不愿意任命李茂贞的心腹,所以即便是流亡政府,皇帝李晔也组建不起来。当时有大批人上疏皇帝李晔,指出李茂贞推荐心腹担任朝官,是徇私舞弊行为。李茂贞得知消息后,鉴于朱全忠压力颇大,而且朝廷内部局势不稳,于是就想将皇帝李晔挟持到蜀中再作打算。而崔胤等群臣听说李茂贞要将皇帝陛下挟持到蜀中,全都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崔胤便前往河中,再一次向朱全忠哭诉,希望他赶快解救皇帝陛下。在崔胤的催促下,天复二年(902年)六月,朱全忠亲自领兵抵达位于凤翔府南边三十五里的虢县。李茂贞闻听朱全忠再次前来,不再采取闭门不战的策略,而是出城主动迎战。六月十日,李茂贞亲自领兵在虢县北部与汴军交战,结果凤翔并大败而归逃回城内。朱全忠乘胜进驻凤翔城下,并分兵五寨将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李茂贞的堂弟保大节度使李茂勋见凤翔被围,于是领兵屯驻三原想要解救堂兄。朱全忠派部将康怀贞、孔勍攻打李茂勋,李茂勋抵挡不住汴州军队的攻势狼狈向东逃窜。李茂贞在城内得知堂弟战败,并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六月十七日,李茂贞领兵夜袭奉天(今陕西乾县),俘虏了汴军将领倪章和邵棠,他看到汴州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干脆在二十二日倾巢出动想要与朱全忠一决胜负。这场战役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交战双方在很长时间内不分胜负,只是因为李茂贞兵力有限,所以在日暮时分才主动收兵回城,结果汴州军队随后追击,几乎攻陷了凤翔西门,自此之后李茂贞不再出城交战。当时正值阴雨连绵,汴军中很多士卒身染疾病,朱全忠见李茂贞坚守不出,凤翔城一时间难以攻下,如此下去对己十分不利,便想带领军队回归本镇。部将高季昌、刘知俊得知朱全忠的想法后,极力劝阻其不要撤兵,并建议选派得力的间谍混进城内,用诡计引诱李茂贞出战。骑士马景主动请缨,伪装成凤翔军战败的士卒进入凤翔城内,进城后马景散布消息说朱全忠已经撤兵,只留下些战斗力不强的人马,而且今晚也将撤走。消息很快传到了李茂贞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当天利用夜色偷袭汴军营寨。当夜,李茂贞带领大批人马出城偷袭汴军。朱全忠见李茂贞中计,于是命令中军敲响战鼓,让伏兵四下杀出,又派数百骑精骑兵堵住城门,凤翔兵进退维谷,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李茂贞拼死杀出条血路才得以逃回城内。李茂贞战败后,朱全忠命令士兵环绕凤翔城广挖战壕,形如蚰蜒爬行之状,而且在营寨四周安置了大量犬狗,如果敌军来群犬齐吠,同时绕营设置木架,用绳挂铃将其连接,敌军来便出动铃响,从此用这种方法切断了凤翔城与外界的联系。凤翔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粮食以及各种物资越来越匮乏,城内开始出现以人肉充饥的现象。皇帝李晔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处境也极为艰难,粮食断绝后李茂贞只能供给其一些猪狗之肉食用,其随从每天都有饿死的。皇帝李晔虽然知道朱全忠绝非忠臣,但是为了早日解脱困境,他还是要求韩全诲和李茂贞迅速与朱全忠和解。韩全诲和李茂贞对此置之不理,而此时朱全忠却主动示好,原因在于李茂贞的很多部将在看到李茂贞大势已去后,纷纷带着人马出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担心李茂贞穷极无路之下会与城俱毁,自己落个挟君的罪名不说,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也会化成泡影,因此朱全忠表示愿意和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朱全忠派部将司马邺进入凤翔,向皇帝李晔奉呈和解的奏书,而且不断派使者入城呈贡食品衣物,甚至允许城中百姓出城打柴。不过,韩全诲和李茂贞并不买账,依旧想以武力对抗朱全忠。十月二十一日,李茂贞领兵突袭汴州军队西寨,结果大败而归。朱全忠见李茂贞无意和解,于是派部将孔勍、李晖乘虚直捣李茂勋的老巢鄜州和坊州,并于十一月十日攻占了坊州。次日,汴州军队冒着大雪连夜行军,于拂晓抵达鄜州城下,守军来不及迎战,汴州军队攻入城内,与城中八千守军展开巷战,直到午时鄜州守军抵抗不住,于是举城投降,孔勍、李晖安抚李茂勋家属及其部将。李茂勋得知鄜、坊二州已失,而家属部将无恙时,遂投降朱全忠。失去了堂弟李茂勋的支持,已经内外交困的李茂贞直到此时才想与朱全忠议和。不过李茂贞明白,眼下必须要表示出自己的诚意,而且这个诚意要足够能打动朱全忠,所以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可以诛除宦官。为此,李茂贞亲自修书一封送给朱全忠,他在信中强力为自己辩护,说这场挟持天子的祸乱都是宦官韩全诲一手造成的,并重申自己将天子迎到凤翔,是为了让天子避难。现在朱全忠既然有匡扶社稷之心,自己愿意护送天子回京,并愿意率部为朱全忠效力。朱全忠面对李茂贞的和解态度,也表示不计前嫌,愿意通力合作。不过这样一来,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坐不住了。韩全诲得知李茂贞与朱全忠暗通书信之后,自度难免于难,于是互相之间开始推诿指责,而且凤翔城中的人全都将矛头指向宦官,导致李继昭与韩全诲当面互相对骂,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宦官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海前往朱全忠营寨商议回京事宜,同时李茂贞也派遣心腹与朱全忠签订议和条约。正月六日,李茂贞秘密觐见皇帝李晔,请求诛杀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奉迎皇帝陛下返京。当时皇帝李晔得知李茂贞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诏令将韩全诲等人斩首,并让李茂贞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任命御使第五可范、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左、右军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上、下枢密院使,当晚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人相继斩首。次日,李茂贞让人将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装在袋子里,然后让韩偓送到朱全忠的营寨。不过,朱全忠虽然见到了韩全诲等人的首级,却依旧围困凤翔城,李茂贞怀疑是崔胤从中作祟,于是写信央求崔胤劝说朱全忠撤兵,并请求皇帝李晔下诏让崔胤等百官来到凤翔。虽然宦官集团已经被除,但朱全忠依旧想让李茂贞出城投降,为此他写信让崔胤从中调停。崔胤告诉李茂贞,诛除宦官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如果继续顽抗朱全忠,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二十二日,李茂贞打开凤翔城门放出了皇帝李晔。当李晔走进朱全忠的营寨时,朱全忠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救驾来迟,让皇帝陛下受惊。而皇帝李晔对朱全忠救驾有功,表示由衷的赞扬,君臣二人在营寨中稍事休息过后,朱全忠即令部将朱友伦护送皇帝李晔起驾回京,自己则留下负责善后工作。正月二十七日,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久违的京城长安。表面看上去李晔又重新恢复了自由之身,而事实上,对比先前诸多挟持他的人,成功解救他的朱全忠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儒将风范朱全忠与李茂贞争夺皇帝李晔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晔被困凤翔时,韩全诲曾以皇帝的名义向诸道发布诏令,命令各路藩镇前来勤王,不过各路藩镇对此反应不一。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与朱全忠的长期争战中,逐渐败下阵来,不敢再与其争锋,所以李克用接到诏令后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几千人;西川节度使王建则全力经营自己的巴蜀之国,而且企图占有李茂贞的山南之地,朱全忠与李茂贞相争,他正好是坐收

                          鸟儿歌唱、荡荡秋千、在草丛中玩耍的年龄了吧?还有她父亲去参加时髦的宴会,上剧院,那是什么时候?我提问,但是她不想理出事情的先后顺序,她脑中有色彩鲜艳的图像,这是她自己描绘的,这几十年一直沉浸其中。不知是在哪栋房子里,她父亲走进来,对她母亲说:“你这邋遢黄脸婆,除了啜泣还会不会做点别的什么?”然后打了她。但他后来就再也没这样做过,因为莫迪冲向他,拼命打他的腿,于是他哈哈大笑,把她高高举起,对妻子说:“你要是有点她的脾气,就不会是个窝囊废了。”然后转身找他的情妇去了。接着母亲会叫莫迪捧着罐子去那酒吧,站在众人面前,说要散装的健力士黑啤。“没错,我必须站在那儿,让大家都看到我,这样她就会惭愧了。但她才不惭愧呢,她才不会呢,她会叫我钻过吧台,去后面的小屋,屋里暖和得不得了,我们的脸都和烤牛排似的。那是她毒害我母亲,然后因为懊悔而开始憎恨我之前的事了。”到这里为止我上面写的都是扼要的重述,是个小结。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可能,我每天都要记。今天是礼拜六,我上街采购,回家后又工作了两小时,然后去看F太太。我敲门的时候没人回应,于是我顺着她那陈旧的楼梯走上来,回到街上,看到她弓着背走过来,推着她的购物筐。在我眼里,她就和我第一天见到时是一个样:驼背的老巫婆。挺吓人,鼻子几乎碰到下巴,浓密的灰眉毛,脑袋上趴着一顶没形状的黑帽子,帽子底下露出乱七八糟的几撮白发。她喘着粗气走到我面前。我向她问好,她不耐烦地晃晃脑袋,一言不发地下了台阶。一言不发地打开门,然后进了屋。我差点就转身走人了。但还是跟着她进屋,也不等她邀请,走进生了火的那间房。我听到她东忙忙西忙忙,过了好久,大概半个小时吧,才进来。她的老黄猫跟进来,蹲在我脚边。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她的棕色茶壶,还有饼干,很友好,面带微笑。然后她拉上脏兮兮的窗帘,打开灯,给火里添上煤。桶里没有煤了。我从她手中接过桶,沿着走廊走到贮煤的地下室。那里黑咕隆咚,没有灯。一股猫骚味。我把煤扒进桶里,拎了回去,她伸手来接桶,没有道谢。事后总结、扼要重述的缺点在于,你会漏掉两人见面时的各种细小摩擦。我可以说,一开始她不高兴,然后不生气了,我们很快乐地喝了一顿茶,然后她和我讲了……但我们两人之间那些喜乐、愤怒、烦躁等情绪的转换呢?——哦,好多的愤怒呢。我站在台阶上,她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很生气,很有可能她也挺来火,心里想着这人还有完没完!后来和猫在房里枯坐时,我简直怒火中烧,心想,好呀你就是这样感谢我的!但是望着炉火一明一暗,听着窗外的雨声,怒气也就渐渐化成了欢喜。另外,每次拿起脏兮兮的杯子,还得把嘴巴靠上去的时候,我都感觉糟透了;闻到她身上那一阵阵刺鼻的甜味时,我也没好气;还有看见她有时候看我的表情,以前的怒火就又会燃起来……每一次见面,情绪都是好一番上上下下。她和我讲了她的一次夏日假期。“当然了,你们这些姑娘现在的那种暑期度假我没福气享受。你们现在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女帽店停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要我。我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那个时候我吃不上好的,因为他们付给我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布莱顿海边的一家宾馆登了广告招女佣,我就去应聘。广告上说,第一流的宾馆。请附推荐信。我没有推荐信,我从来没在别处做过仆佣。这种事我母亲想都不会想的。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然后收到回信叫我去,说是路费已付。我收拾收拾我的小包袱,就上路了。我知道没什么问题,这能从她的信里读出来。那是一座大房子,离大路有点远。我穿过门前小道,心里想,哎呀,我现在还不是在这儿干活的呢!女管家开门让我进去,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说皮维特夫人这就见我。嗯,我告诉你,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最善良的。我常常想起她。你明白的,当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你觉得走投无路时,但总会有人,总有那么一个人……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喏,莫迪,你说你没有经验,我欣赏你的诚实。但是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所以我要有教养的姑娘。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干活?现在就行,我说。我们都笑出声来,后来她告诉我,对于我她也有一样的感觉,知道我来了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女管家把我带到顶楼。那里有一个厨娘,一个厨房里干粗活的女工,一个跑腿的男孩,两个女服务员,还有四个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佣。我就是女佣之一。我们住在那所房子的一间阁楼里,里面摆着两张大床,两人合用一张床。我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上工,于是我就跑到海边沙滩上,脱掉鞋子。那片海真是可爱。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没见过大海了。我坐在沙滩上,看着深色的大海上下起伏,真是快乐极了,快乐极了……然后我往回跑,穿过夜幕,什么都能吓我一跳,因为勒脖杀手嘛……”“因为啥?”于是这里她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是当时报上登的恐怖新闻,有一个男人,一碰上孤身一人的姑娘,就会把她勒死……这与她和我说的其他事完全不搭调,但莫迪那会儿——现在也一样——就是这样,有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受虐欲,倏地冒了出来,然后又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她哆嗦着跑啊跑,穿过夜幕,穿过黑乎乎的花园,勒脖杀手那热呼呼的鼻息就喷在她脖子上,然后管家打开房门,说着,啊,莫迪你回来了,我还为你担心来着呢,不过夫人说,不用担心,我知道她会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经常经常想这事,为善这么容易,干吗人却要为恶?那大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和善的,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宾客们,无人不友好、不耐心、不温和。这都是因为她,皮维特夫人。所以说,人为什么不善待彼此呢?“她给我留了晚饭,可好的一顿晚饭呢,我吃饭的时候她就坐着陪我。然后我上楼睡觉。房子里光线昏暗,楼梯平台上点着煤气灯,不过天顶上还有光亮,屋里另有三个姑娘,啊,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大半个晚上没睡,躺在床上互相讲故事,鬼故事啦之类的,我们讲勒脖杀手吓唬对方,我们吃糖果蜜饯,哈哈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六点就得起床。等到早餐的时候我都饥肠辘辘了,不过她,皮维特夫人,她给我们的早餐和旅馆客人吃的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来厨房了,她要确认我们吃到了早餐。我们有大盘的麦片粥,真正的牛奶,然后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挑熏鲱鱼或者黑线鳕,或者鸡蛋,是煎是煮是炒是蒸全凭我们喜欢,还可以放开肚皮吃吐司、橘子酱、黄油,有的时候她和我们坐在一起,说,我喜欢看年轻人吃东西。你们可要吃饱了,不然就干不了活啦。那里每一餐都是这样的。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吃得那样好过。然后……”“那你都干些什么?是重活吗?”“嗯,大概算是重活吧。不过那会儿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干活。我们六点前起床,把楼里的壁炉都清扫一遍,生上火,接着我们把大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然后把茶和饼干给客人们端到房里去。接下来我们打扫各个公共休息室,所有东西擦得明亮锃光。做完这个我们吃早餐。然后打扫一间间卧房,彻头彻尾地清扫,不放过一个地方,皮维特夫人可不允许打马虎眼。然后我们和她一起插花,或者擦银器和玻璃。然后我们吃午饭,食物棒极了,客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午饭后我们回阁楼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做针线的时候我们会嬉笑打闹。她不介意。她说她喜欢听我们嬉闹,只要我们不误了活计就行。然后我们下楼,安排下午茶,一托盘一托盘的面包、黄油、蛋糕、点心,我们四个给客人端茶送水,女接待员们下午轮休。之后轮到我们休息,我们去海边,在沙滩上玩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客人们去剧院或者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四个女佣会看着他们的婴儿和孩子。我可喜欢做这个了,我喜欢小孩子。我们都喜欢这个差事。然后很晚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顿丰盛的晚餐,蛋糕、火腿,应有尽有。我们都是周日或者周六下午休假。哦,真是美好的时光。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心情愉快,长胖了好几斤,衣服都穿不上了。”“后来呢?”“后来,秋天将要来的时候,旅馆就停业了。皮维特夫人找我,对我说,莫迪你留下来吧。冬天的时候我都在另一处海边做生意,在尼斯,法国。她想要我和她一起去。但是我说不,我是一个制帽女工,我是干那行的。不过不能和她走,我可伤心了。”“你到底为什么不跟她去?”我问道。“你真够机灵的。”她说,“没错。是因为劳里。我离开伦敦,去了布莱顿,没说我在哪儿,这样他就会更在乎我了,他也的确如此。我下火车的时候,他就等在那里,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他说,你回来啦?如你所见,我说。明天你来同我散步,他说。哦,是吗?我说。“于是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没有嫁给那个德国人。我嫁错了人。”听到这话我皱了皱眉头,她说:“你是不是也嫁错了人?”“没有,”我回答,“他娶错了人。”这话逗得她好开心,她倒进椅子里,一双棕黄色皱巴巴的老手攥着膝盖,大笑不止。她的笑声年轻、鲜活,完全不是老太婆的笑声。“哦,哦,哦,”她大声说道,“我还从没这么想过呢。嗯,劳里觉得他娶错了人。但谁是他该娶的那个女人?他和我们谁也没待久过。”这就是今天下午了。我到六点才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说:“谢谢你帮我拎煤。千万别介意我,亲爱的,别介意我的行为方式。”周日我去看了《白鸦》。我发现我和莫迪,以及那些女佣是一样的——我喜欢被惊吓。电影结束以后,我回到家里,做我周日晚上一贯做的事,确保下周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做美容护理。我发现我一整天都是一个人过的,我周末一般都是这样。独来独往,隐士一般。直到弗雷迪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这样的。他喜欢我们差不多每周办一次正式的晚餐会,于是我们邀请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太太,我叫来单位的姑娘们,一般还有乔伊丝和她丈夫。我准备的食物堪称完美,弗雷迪调酒。我们宴会办得好极了,很是自豪。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同事和朋友。我有时想自己能不能再办几场完美的小晚宴,又觉得实在懒得操心。在单位,在大家眼里,我是一个自信独立的能干女人,生活充实。朋友,周末,娱乐活动。我每周都去参加三四场午餐聚会,酒会,为杂志办的招待会。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讨厌这样,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认识几乎所有人,我们都互相认识。然后,如果我不和乔伊丝一起吃晚饭讨论问题的话,下班后我就回家,买外卖,接下来——我的夜晚就开始了。我去浴室,在那里待上两三个小时。然后看会儿电视。周末我独自过。你该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不觉得寂寞。要是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能这样过日子,不想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定得想要有点什么不同的吧?我要去和乔姬一起过个周末。我会再尝试的。今天我没去找莫迪,我觉得要去的话就有点太过了。我坐在这里,坐在床上,写这些,心里在想不知她有没有指望我去,是不是觉得失望。周一我下班后去了她那里一会儿,带了点巧克力。她似乎有点冷漠疏离。我昨天没去,所以生气了?她说昨天天太冷,她没出门,感觉不好。我回家以后,在想她是不是想要我去帮她采购。但是,毕竟在我闯进——撞进——她生活前,她也一直过得挺好。周二乔伊丝说她和丈夫闹了矛盾,孩子们又添乱,不想去慕尼黑参加服饰博览会,我能不能去?尽管我通常挺喜欢出这种差,这次却有点犹豫:我意识到这是因为莫迪。我觉得我这想法实在有点疯狂,于是我说我能去。我下班后去看莫迪。炉子里火苗蹿起老高,她浑身发烫,怒气冲冲。是,她是不舒服,但是不,不用麻烦我照顾她。她好无礼,不过我还是进了厨房,厨房里一股馊饭馊菜、馊猫粮的味道,我发现她没什么可吃的了。我说我去帮她买东西。我现在看得出来哪些情况下她其实很高兴我做这做那的,但又觉得有伤自尊。她低下自己瘦削的小下巴,嘴唇有一丝颤抖,无言地盯着炉火。我没问她要买什么,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喊要给猫买鱼。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摆在厨房桌子上,煮了一点牛奶,端给她。“你应该在床上躺着。”我说。她说:“那接下来你就该把医生叫来了。”“哎,那很可怕吗?”“他会把我送走的。”她说。“送哪里去?”“医院啊,还能有什么地方?”我对她说:“你把医院说得好像是什么监狱似的。”她说:“我有我的想法,你保留你的意见。”就那一会儿,我看出来她真的病得厉害。我不得不努力说服她,安排她上床躺下。我四处看看,想找件睡衣,然后终于意识到她不用睡衣。她穿背心和内裤睡觉,裹一件旧羊毛开衫,用一枚漂亮的石榴石领针别住领口。她很难受,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床不干净,内衣也弄脏了。那股甜腥味非常浓烈:我现在知道那是尿骚味。我把她在床上安顿好,给她泡了杯茶,但是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会全尿出来的。”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其实是个便桶,就把它挪到床边。“谁来倒?”她质问道,火冒三丈。我走出厨房,去看卫生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窄小的水泥小屋,老式无盖马桶,一根破损的金属链子,下面接了截绳子。那地方干净,但是很冷。怪不得她咳得厉害。现在的确冷,二月份——但只有想到她,想到莫迪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天有多冷,我去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暖气充足,密不透风。如果她离开那么旺的炉火,出门去上厕所……我对她说:“我上班前会来一趟的。”我坐在这里,在床上,泡了澡,把身上每一寸都搓过了,也洗了头发,一边写一边琢磨我怎么就和莫迪走到了这一步。周三我订了去慕尼黑的票。下班后去看莫迪。医生来了。思林医生。一个老先生,烦躁,没耐心,站在门边,我知道他这是想离屋里的热气和臭气远些,屋子正中间站着个怒气冲冲、冥顽不灵的小老太,好像是站在行刑队前一样,他正在和她说话。“我不去医院,我不去,你不能逼我去。”“那我就不来看你了,你不能逼我那么做。”他大声喊道。当他看到我时,语气变了,放松了些,做最后的努力,他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她应该住院。”她惊恐万状地看着我。“福勒太太,”我说,“你为什么不肯去医院?”她背过身,谁也不理睬,拿起拨火棒,猛劲地捅炉火。医生看着我,屋里的热气和心里的怒气烧得他满脸通红,然后他耸了耸肩,“你应该去住养老院,”他说,“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能逼我。”他怒气冲冲地大喝一声,走到过道里,叫我跟上。“和她说呀。”他说。“我知道她应该住院,”我说,“但为什么该去养老院?”他又气又——我看得出来——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看这事,”他说,“看看这档子事。我会给政府社会服务处打电话的。”说完便走了。我回到房里,她说:“我看是你和他安排好的吧。”我把我的原话复述给她听,我说话时,她一直在咳嗽,抿着嘴,胸部上下起伏,眼里泛着泪光,用拳头后部在捶胸。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听我说。周四上班时我弯去了她那儿。她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坐在火炉前,发烧,满脸通红。她的猫饿得直嚎,没人给它喂食。她的便桶满了,尿臭扑鼻,我把它端出房倒了。我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给猫喂了食。我给她泡了茶,烤了几片吐司。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不看我,又羞愧又难受。“你应该装部电话。”我说,“没有电话,这实在荒唐。不然我可以从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她没接话。我去上班。今天没有我需要参加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他说什么了?”“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三天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莫迪的一天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

                          樱花草在线社区www韩国三级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们不听父母的话,这连想都不会想一下。”“别绕弯子,太太。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奥莱莉娅拒绝玩下去了,她不会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有将事情的后果向她展示吗?难道你没有告诉她,她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你的处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旦巴托罗缪收养了他姐姐康司坦扎女士的儿子,并且让康斯坦扎女士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什么都说了。”“但是理由是什么?即使对于一个女人,她每做一件事也都是有理由的。”“她现在相信,因为上帝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干预了事情的发展,她才没有犯下那个该死的罪孽。”“罪孽?”马基雅维里吼了起来。在激动之中,他忘记了他们现在谈话的场所是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个殿堂是要求人们持有基本礼节的。“不要对我发火,尼科洛大人。让一个母亲去说服自己的女儿做违背她良心的事,是不合适的。”“太太,别怪我粗鲁,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而她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你的职责是向她指出,当面临两件坏事,而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件的话,不仅理智,就连上天也会让我们选择一件危害性小一些的坏事,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会拒绝犯下一桩小小的罪过,一桩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快乐,并且最终带来一大善事的罪过?”“这没有用,大人。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倔得像一头骡子。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希望我转告你,为了纪念你对她表示的兴趣,她会保管和珍视你给她的精致的手套和围巾,但她以后不会再接受更多的礼物,也希望你不要再送了。她另外也希望,从今往后,你不要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恳求与她见面了。在我这方面,我将会永远充满感激地记住你的善意,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弥补你所经历的折磨。”她停顿了一会儿,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对你这样一位睿智和见过世面的人而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女人是善变和不确定的。如果男人抓住了时机,即使一个谨慎的人也会接受情人的拥抱,但是如果他错过了时机,即使是一个荡妇也会拒绝他。我要告辞了,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卡特琳娜朝马基雅维里施了一个屈膝礼。凭着自己的洞察力,一位旁观者也许能看出这其中的嘲讽、不满或在这种情形下尚未缺失的起码礼节。行过礼后,卡特琳娜就走了。马基雅维里实在是越发不明白了。第二十六章尽管他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当中又做了不少努力,等到他再次见到奥莱莉娅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快要离开伊莫拉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他的工作让他一直很忙,无暇去为这件令人失望的事而烦恼。据报,叛乱的首领们彼此间争执不休,不过到了最后,大家全部签署了那份阿加皮托给马基雅维里看过的文件,除了佩鲁贾的巴利昂尼。巴利昂尼告诉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全是一帮傻瓜和受了欺骗的人。当他发现余下的人决意不计代价和公爵讲和时,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座教堂。公爵指定帕格洛·渥西尼为厄比诺的总督,厄比诺根据协议的规定又归还给了公爵,为了奖励渥西尼说服其他首领签署协议,公爵又赏了他五千杜卡特金币。维泰洛佐写了一封谦卑的信,在信中他请求公爵原谅他过去的行为。“这个叛徒过去在我们的背后捅了刀子,”阿加皮托说,“现在他以为说一些好话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是公爵看上去挺受用。看上去他已经打算让不愉快的往事过去,重新赋予那些悔过的首领们以信任。他的可亲的态度在马基雅维里眼中显得颇为可疑。于是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信中说,要猜测公爵内心想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而要准确地去了解,那简直就不可能。现在他有大批部队在他的支配之下,很明显他也会使用他们。有谣言流传,他正在准备离开伊莫拉,然而他究竟是准备南下讨伐那不勒斯王国,还是北上攻打威尼斯,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让马基雅维里担心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比萨赶来,向公爵奉献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花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和士兵的生命去企图夺回这个城市,因为拥有这个城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有着重要的商业上的必要性,而一旦为公爵所占有,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上看,都是危险的。卢卡就在附近,公爵提起这个城市时,谈论的方式让马基雅维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卢卡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一个让贪婪之辈垂涎欲滴的地方。如果他先占有了比萨,之后再据有卢卡,佛罗伦萨就危如累卵了。在一次和马基雅维里的会面中,公爵又一次地提到了和佛罗伦萨签订军事雇佣协定的事,马基雅维里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使节,吃力地向公爵解释执政团方面不肯授予公爵指挥权的犹豫,总的目的是想将事情说明白,但又不想让公爵感到受了冒犯。总的来说,事情很简单明了,他们不想让自身处于这儿一个不受约束的,他们有理由不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公爵很平静地听着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很明显,不管他那颗英俊的脑袋中转的是什么念头,除了发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威胁之外,他还不准备对佛罗伦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在结束会见的时候,公爵告诉马基雅维里,他的部队要开拔到塞斯纳,一旦到了那里,他会做接下去他应该做的事。十二月十日公爵带着他的部队向福力开拔,两天后抵达了塞斯纳,马基雅维里作了必要的安排去跟随公爵进发。他派了皮埃罗和其中一个仆人先走一步,去目的地找到住处。然后他向几个在这段驻节伊莫拉的时间中给予帮助的人致谢和道别。这时的伊莫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因为公爵庞大的宫廷和其他那些攀龙附凤的人全跟着公爵走了。最后他去向巴托罗缪告辞。巴托罗缪正好在家中,见到马基雅维里之后把他带到了书房。胖子以他那常有的爽朗热情接待了马基雅维里,他已经听说了马基雅维里即将离开伊莫拉,于是他用最美好的辞令表达了他的遗憾之情。他表示说,他是多么地享受与马基雅维里这么一位杰出的使者交往,又是多么地遗憾于,从今往后,他再也不能和后者时不时地下上一盘棋,也不能伴着他所能提供的薄馔,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和他的家人了。马基雅维里,在他这一边也表达了一些适当的敬谢之意,然后,带着几分尴尬,马基雅维里提到了他心上的那些事。“我说,我的朋友,我来这里不仅是要感谢你所有的支持和善意,也是为了向你拜托一件事情。”“你只管说就行了。”马基雅维里苦笑了一下。“我欠你二十五个杜卡特金币。我现在没有现钱可以还你,我不得不请求你再等上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十五个杜卡特不是一个小数目。”“慢慢来,不着急。如果你不方便归还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归还呢?把它看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别把它看成是借款。”“你没有理由要送我这份礼物。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去接受来自于你的这件礼物。”巴托罗缪将身子靠在椅子里面,发出了一阵响彻厅堂的大笑。“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猜疑?这不是我的钱。我们可敬的公爵了解到,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你又有不少工作上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他估计你手头会有些拮据。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执政团很小气。我收到公爵司库的指示,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相应提供,如果你问我要了两百杜卡特,而不是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也会一样给你的。”马基雅维里脸色变白了,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如果知道钱是公爵给的,说什么我也不会收那些钱。”“公爵了解你的操守和谨慎,也钦佩你的公正无私,所以他让我来完成这件事,他很钦佩你的机敏和警惕。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将这件事就这样隐瞒下去,以至于你不知道公爵对你有这么一个慷慨和无私的姿态。”马基雅维里克制住了那些已经涌到他喉头的脏话。他一点也不相信公爵的慷慨,也根本不相信他会无私。他以为凭着二十五个杜卡特就可以买来他的善意吗?马基雅维里的薄嘴唇紧闭着,于是他的嘴看上去只是一条线而已。“你很惊讶吗?”巴托罗缪笑着问道。“公爵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他是一个伟人。我们这些有幸能为他效劳的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为后世所铭记。”“我亲爱的巴托罗缪,”马基雅维里说道,“伟人们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并不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因为那些文人们用来记述他们那些丰功伟业的美妙的文字。如果修昔底德没有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舌写下那些个著名的演讲,伯里克利在历史上也只会是一个名字而已。”说到这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你不能不见一下我们家的女人们就走。如果不能向你告别,她们会很难过的。”马基雅维里跟着他进了客厅。他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似的堵得厉害,他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加快了。妇人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客人来,所以只是穿着平常的服装而已。看到马基雅维里时,她们被吓了一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她们站起身来,行了一下屈膝礼。巴托罗缪告诉她们马基雅维里正准备启程前往塞斯纳。“你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卡特琳娜失声喊了一句。因为马基雅维里确信她们没有他一样能过得很好,所以他只是勉强地苦笑了一下。“尼科洛大人要离开伊莫拉这个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可供旅行者消遣的地方,心里一定是高兴的。”奥莱莉娅说道。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就听出了她说话口吻中的恶毒意味。她说完就继续去绣她手中的那件花色颇为精致的衬衫了。那件衬衫的料子还是他从佛罗伦萨给买的。“我不知道我应更钦佩你哪项品德,奥莱莉娅夫人,”他答复道,“你的耐心还是你的勤劳。”“人们说人如果闲下来,魔鬼就会给他们找活干。”她回答说。“有的时候,魔鬼给人找的活也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危险。”“那就更有魅力了。”“但是审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基雅维里不是很喜欢别人在辩论中占他的上风,所以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挖苦的口吻反驳。“人们说,谚语是大众的智慧结晶,但是大众往往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奥莱莉娅今天状态并不好,近来天气不好的时间长了一些,她有些日子没有染发了,头发的根部露出了黑色。旁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今天早上的梳妆打扮很草率,她施的脂粉并没有将她的橄榄色皮肤盖住。“这个女人到了四十的时候,她不会比她的老娘有更多的吸引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道。稍坐片刻之后,马基雅维里起身告辞。他很高兴他又见到了奥莱莉娅。他还是垂涎于她的,不过他的欲望不像以往那样时常涌动,令人躁动不安了。他不是那种在晚餐的时候,没能吃到他期待的肥鹌鹑,就不吃放在他前面的猪肘子的人,当他看到奥莱莉娅追不到手时,他就和一些通过巴伯里娜介绍认识的年轻又不太昂贵的女人苟且了几回,以此消消他的欲火。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奥莱莉娅这件事上,他遭罪的原因是,一方面他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的虚荣心受了挫折。他最后下结论,觉得奥莱莉娅是个愚蠢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的话,她不会因为马基雅维里让她等了三个小时就上床睡了;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也不会认为和他上床是一件罪孽,要这么认为至少也要到完事以后。如果她和他一样见多识广的话,她就会了解,不是那些令你投降缴械的诱惑会令你后悔,而是那些你成功地抵制了的诱惑会使你感到懊悔。“好吧,巴托罗缪一旦收养了自己的侄子们,就活该这个女人去消受了。”马基雅维里心里说道。“她想起自己是个傻瓜时,她就会后悔了。”第二十七章两天以后他来到了塞斯纳。公爵的炮兵正在接近这座城市。他的部队兵强马壮,另外他手上也有不少钱。很明显有什么事情正在计划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尽管坊间有着各种忙碌的活动,在空气中却有着那种地震来临前的死一般的静寂。因而人们都坐立不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人们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房子也震动起来,抖动的响声震撼着人们的耳膜。马基雅维里两次求见公爵。公爵谢了他所表示的礼节,但是捎口信说,如果他需要见马基雅维里的话,他会召见他的。马基雅维里也不能从公爵的幕僚那里获得任何消息。他们重复着说,在准备好行动之前,公爵是不会透露他的想法的,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则又是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很明显,他们对于公爵的计划就如同任何其他人一样蒙在鼓里。马基雅维里病了,浑身疼痛,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请求将他召回,派遣一位新的大使,并授予其更大的权限。新大使的权限要能够超过执政团所愿意赋予马基雅维里的授权。马基雅维里到了塞斯纳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他正在通向公爵所住的王宫的路上,他发现所有的法国将领都在那里。他们都十分地愤怒和激动。看来他们突然接到了命令,公爵要他们在两天之内撤军回法国。他们对于这项突然的解聘非常愤怒。马基雅维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公爵为什么要走这步棋。他在公爵内廷的朋友们向他透露,公爵无法再容忍这些法国人了。他们所带来的麻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价值。但是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打发走,而剩下来的部队将无法与那些雇佣军将领手下的部队相抗衡,又看上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渥西尼、维泰洛佐、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等人的部队,不久前刚刚叛离了公爵,只是最近才不情愿地归顺了公爵,所以公爵对他们肯定是不会太信任的。有没有可能公爵目前信心大涨,以至于要向法国国王显示,他可以不需要他的帮助呢?法国部队走后没几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于马基雅维里这样一位研究人性和政治的学者而言,是饶有兴味的。拉米洛·德·罗尔卡被召到了塞斯纳,此人一直对公爵忠心耿耿,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和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担任罗马尼阿的总督有一些时间了。但是他的残忍和奸诈招致了人们的仇恨和恐惧。最后,当人们无法再容忍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派了代表到公爵面前陈情告状。于是当拉米洛赶到的时候,他遭到逮捕,被投入了大牢。圣诞节那天早晨皮埃罗将马基雅维里早早地叫醒了。“快去广场,大人,你会见到一幅值得看的场景,”他说道。他年轻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告诉你。广场上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很震惊。”马基雅维里没用多久就穿好了衣服。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雪,清晨天气很是阴冷。在广场之上,雪地上铺了一条席子,上面放着拉米洛·德·罗尔卡那被砍了脑袋的尸体。尸体穿得很正式,挂满了各种勋章,绶带和其他装饰物。双手还戴着手套。不远处竖着一根柱子,上面插着他的脑袋。马基雅维里从这一幅骇人的场景中转过身去,慢慢走回他的住所。“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大人?”皮埃罗问道。“这人是公爵最勇猛的将领,别人都说公爵信任和依靠这人,远远超过其他人。”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公爵很高兴能这么做。这显示他能够根据他手下那些人的功过把他们抬上去,或者拉下来。我估计公爵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用了,所以就很高兴通过司法的手段来显示一下公正,表示他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坊间都相信拉米洛是卢克莱齐娅·博尔贾的情人,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你要是切萨雷·博尔贾妹妹的丈夫或情人,你可就危险了。他很爱她。她的第一个丈夫,焦万尼·斯福尔扎,差点惨遭毒手,只是在卢克莱齐娅警告他公爵下令要他的命之后,才仓皇跑掉,捡了一条命。他跨上一匹骏马,没命地飞奔,直到他到了皮萨罗境内,方才脱离险境。当甘地亚公爵的尸体从台伯河中被捞出来时,据报告说身上有九处伤口,而且被认为也是公爵下的命令。理由是这人也喜欢上了卢克莱齐娅。佩德罗·卡尔德龙,那个来自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

                        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樱花草在线社区www韩国三级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目前她有办法分辨的不同自我。她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这确实是她写的。卡伦用3张黄色横纹活页纸写下她对这些“他我”的描述,字迹干净整齐,很有条理。克莱尔(7岁,女孩)喜欢玩游戏。不会绑鞋带。喜欢巧克力牛奶。需要拥抱。怕黑。霍尔顿偶尔会安慰她。霍尔顿(34岁,男性)很懂得保护、安慰别人。帮忙藏匿“坏脾气”。负责决策。身材高壮,有男子气概。左撇子。会开车,偶尔打保龄球。凯瑟琳(34岁,女性)个性实际有效率,负责调解纷争。喜欢看书,热爱古典音乐、歌剧。吹竖笛。帮卡伦3安排邀约。卡伦博(21个月大,女婴)爱哭。不会说英文,但能说极有限的匈牙利语。非常痛苦,没精打采,悲伤,不能走路。朱莉(13岁,女孩)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腿。畏惧男人,害怕看见血。有人抽烟便无法呼吸。不能走路。坏脾气(年纪不详,男性?)坏脾气讨厌大家。身上总是有割伤、淤伤、刺伤。讨厌窝在女人的身体里。若卡伦3化妆、穿漂亮衣服,坏脾气就会伤害她。经常处罚、欺负别人。若卡伦3说出宗教虐待的事,坏脾气也会处罚她。西德尼(5岁,男孩)喜欢找乐子,偷东西,唬人、骗人。爱哭。常害卡伦2和卡伦3被丈夫找麻烦。受过虐待。桑迪(18岁,女孩)有暴食症的问题。常吃垃圾食物。视力不好,常盯着窗外,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有自杀倾向。爱花钱却无力偿付。常害卡伦3惹上麻烦。安静、忧伤。卡伦1(10岁,女孩)极为敏感,个性害羞。就读圣克里斯托弗天主学校。受虐儿。不想长大。经常剧烈头疼。讨厌父亲和母亲。孤单。害怕噪音。讨厌粗鲁或爱开玩笑的人,讨厌圆点花样,讨厌椰子。总是遮盖自己的胸部。卡伦2(21岁,女性)念过大学,兼职当秘书。嫁给乔希,育有两个小孩:詹姆斯和莎拉。没有痛苦,不会头痛。天生快乐,热爱人群。好妻子。卡伦3(30岁,女性)接受贝尔医生的心理治疗。沮丧,有自杀倾向。经常头痛。莎拉出生后才觉醒。所以来找我的是卡伦3!凭着这几张不起眼的小纸条,许多谜题都解开了。现在,我知道卡伦身上至少有11个可彼此区别的独立人格——有些人称其为“分身”。他们有名字,年纪不同,不仅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每个分身的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此外,由于克莱尔的信,卡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分裂的内在,也越来越熟悉其运作方式,所以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她讨论了。过去4年来——更确切地说,是卡伦这一辈子——这套内在系统一直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持续运作,因此连我也骗过去了。我知道她有“分离”的症状,也知道某些行为表现很可能起因于多重人格障碍,但我们不像现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当时缺乏细节的补充。现在,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内在了。我相当感兴趣,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这很重要,否则卡伦会起戒心,或者她会为了取悦我而继续配合演出。我得保持镇定。无论她如何表现,我都要敞开胸怀接纳她。这真是一趟心灵冒险旅程!1993年12月,卡伦告诉我,她越来越花心思观察其他部分的自我了。她开始转述内在发生的事件给我听。“你的意思是,你看得见他们?”我问。“勉勉强强,”卡伦指着眼前的空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听得见他们说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嗯,克莱尔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卡伦说,“一个叫霍尔顿的在照顾她。如果霍尔顿被克莱尔绊住,他就没法儿开车,只好换另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控制局面,弄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卡伦想了一会儿,眼睛往左上方看。“礼拜一我们一整天都在转换身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碰见一位妇人,我不认识她,但她却很自然地跟我说话,显然已经认识我好多年了。我只能假设她应该是我某个分身的朋友。我们来到一家店,西德尼偷了一件圣诞饰品,凯瑟琳帮他付钱。真是累死人了。”我注意到她常用“我们”而非“我”,似乎现在她比较倾向从“集合体”的角度看待自己。“我体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爱和关注——渴望有人摸摸他们,不带恶意地拥抱他们。”最后这一句听来像是对我的请求,要我“触碰她,拥抱她”,但我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从莎拉与詹姆斯身上体验这种接触与拥抱吗?”我问。“我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克莱尔什么也感觉不到,”卡伦说。她不打算轻易放过我,我想。“你跟你丈夫身体接触时,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丈夫娶的是另一个部分的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得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但我想鼓励她继续观察其他分身的活动。“假如你能多了解其他分身的生活,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我还不太了解他们,”她说,“但我感觉其中几个相当熟悉我身上的所有角色。也许你根本不应该找我谈。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生命里的过客。”尽管卡伦认为她身上有其他更适合跟我对谈的角色,我还是把卡伦3视为治疗对象。然而,我也没有任何依据足以判断卡伦3是不是最具主导性、最原始的人格,因为我只认识卡伦3。※※※※1993年最后一次诊疗时(适逢我休假前),卡伦给我一封霍尔顿写的信。这封信字迹圆润工整,但有些颤抖。我想起霍尔顿是左撇子,所以我猜信是卡伦用左手写的。亲爱的贝尔医生:麻烦你帮我应付这些孩子。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些孩子需要你的程度远大于他们需要我的程度。可能的话,是否能告诉他们你休假时打算做什么?里头真是一团乱。克莱尔哭个不停,西德尼老是偷一些小玩意儿,卡伦2一直在开空头支票,朱莉和卡伦1频频闹自杀,“坏脾气”不断企图说服卡伦3把我们通通给杀了。宝宝在睡觉。凯瑟琳和卡伦2尽可能置身事外、保持镇定。家里的圣诞装饰都是卡伦2弄的,她也把卡伦1和卡伦3买给大家的礼物都包好了。我出来只是为了做决定,开车,试着不让大家惹上麻烦。你能帮我吗?霍尔顿我不确定该怎么回复。我该怎么做?该怎么传达我的回答?我能帮上什么忙?目前我还找不到与卡伦内在人格沟通的直接通道,但照情况看来,我可能必须响应霍尔顿的要求。我把之前搜集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书籍拿出来复习,再度确认我应该直接跟卡伦的分裂人格进行接触,以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我了解理论,但理论不等于实际。目前已揭露的事实令我有些无力招架。但坚持下去似乎是继续挖掘真相、找到途径与霍尔顿沟通的唯一选择。※※※※1994年1月初,卡伦形容枯槁、满脸憔悴地出现了。她冷得发抖,快步走向座椅。她的外套单薄,无法拉拢前襟。我期待地望着她。她知道轮到她上场了。“我有好一大段时间完全空白,”她说,“我可以跟其中几个分身同时出现,尤其是凯瑟琳、桑迪和霍尔顿。亲戚来我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凯瑟琳忙着张罗、招待客人。到了晚上,我会做梦,梦中尽是发生在白天、我遗失时间时的事情。”这也许是进展,我想。但我指指她手臂上的伤口。“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卡伦告诉我,“‘坏脾气’下了最后通牒,叫大家除夕晚上都得死。我想也许跟这件事有关。”有一天,卡伦拿她父亲的病例报告给我看。我回想起她父亲虽已认罪(猥亵卡伦的侄女),但因生病而得到缓刑。报告记录她父亲治疗肝癌(不是结肠癌)的过程,不太乐观。医生认为癌症将夺走他的性命,而且就快了。卡伦仍希望她父亲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抱歉。马丁的健康状况使卡特里娜重新联络往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些曾参与虐待卡伦的暴行。卡伦开始接到怪电话。她很害怕这些人会找上她,因为她把秘密告诉我了。“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问起我娘家的姓,然后大笑挂断电话。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个了。他们吓坏我了。有人威胁我,假如我再继续找你谈,他们就要伤害我。我好害怕。我怕他们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卡伦不自在地移动身体。我怀疑那些曾虐待卡伦的人是否还活着,我猜他们大多都已过世。“你得去找弗莱厄蒂警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我建议道。“好。”卡伦离开办公室,我摇摇头。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将成为另一个让卡伦害怕来找我的理由。※※※※1994年4月20日,我正式担任医疗保险计划[3]医疗部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多年来,我一直想进入医学行政领域,想成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在我担任伊利诺伊州精神医学会主席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大约长我10岁、职场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在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他鼓励我争取这个职务,当他的工作伙伴。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再次回到学校一样;尽管工作本身不涉及精神治疗,却涵盖整个医疗领域。当他首次建议我申请时,我拒绝了。我讨厌医疗保险计划。我只知道,这个医疗保险计划不会付给医生足够的报酬。但他继续跟我沟通,感觉颇有触动。我彻夜思考,明白医疗部副主任应该是个比科主任更好的职位,于是我签字同意了。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后,我的工作并非处理病人个案,而是管理整个医疗系统。归我管辖的病人从100名变成230万人;我不曾见过这200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的工作不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制定提供医疗照顾的相关规定。这份工作带领我迈向职场生涯的下个里程碑。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每星期仅有一天半的就诊时间,只能留下几名病人——卡伦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转走病人确实令我不好受。有些人已跟我认识好些年,虽然我尽可能提早通知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关系确实有失公平。大家都很难过。我会想念我的病人。每天总有个一两次,我和病人会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刻,共同感受到一股强烈、深刻的联系与感动。在这一刻,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适应的感觉,洞悉他们长久以来被教导、被逼迫从事某些行为,进而协助他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相对的,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的好处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最新医疗技术,决定保险可涵盖或补助至何种程度,同时还得检阅各式各样的病例报告。我希望这份新工作能一直刺激我、砥砺我继续学习。※※※※卡伦仍经常毫无预兆地遗失时间。分身们的表现还算称职,大多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她的角色;但这种断断续续的人生令卡伦倍感困扰,因此我想设法跟隐藏在她体内的其他人格说话。教科书中的标准技术是催眠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尝试与病人的分裂人格沟通。我们很难说清楚催眠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催眠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相关医学研究也有上百年历史,但催眠仍无法测量,也没有诊断或测试方法可确认被催眠者正处于催眠状态。磁共振显像及正电子断层造影结果也显示,催眠和闭上眼睛运用想象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研究显示,被催眠者与未被催眠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英文单词“催眠”乃是某法国医生于1820年借希腊文单词“睡眠”创造出来的,但催眠不仅不同于睡眠,甚至跟睡眠完全扯不上关系。研究脑波图可发现,催眠中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指示上,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但也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某个更接近潜意识、平时不易触及的区域。催眠感受性可借心理学测量进行评估,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对催眠感受性更是出名的敏感;换言之,他们极易进入催眠状态。即便如此,为卡伦施行催眠仍令我焦虑;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害怕自己能力不足,不够专业。对病人而言,催眠是天赋;在治疗师眼里,催眠是艺术。催眠也将我长期维持的治疗方向完全倒转过来。从开始到现在,我总是尽可能让卡伦主导谈话内容,不影响也不干扰她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状态或反应。然而,一旦使用催眠,我必须反被动为主动,引领她度过催眠状态,并试图促使她专注于我的说话或暗示。虽然我会尽可能不给予暗示,但与以往的互动模式相比,这种改变仍颇具意义,值得注意。想到这里,我认为是尝试的时候了。我知道卡伦已准备好,我比较担心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提议先练习放松,让卡伦适应放松与回归——更深入内在,与潜意识里的自我接触。引导进入催眠状态较常用的技术是要求被催眠者想象一处安全、自在的环境,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卡伦根据童年记忆选中她的安全基地:位于前廊衣橱后方某块石膏嵌板下的管道间。有一次祖父修水管,从楼梯下打开这块小区域。卡伦说,只要躲在这里,绝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也常把宝贝娃娃、珍爱的玩具全塞进去。日后当我为她施行催眠时,此处就是我要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做得很好的。”1994年4月21日那天,我们开始了。“别担心,咱们可能得试好几次才会成功。”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我相信我能成功催眠卡伦。但我不确定的是:一旦我真的催眠她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在一点,找个舒服的姿势,”我说,“然后把眼睛闭上。”卡伦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放松。我不确定咱们俩谁比较紧张。我猜应该是我。“深呼吸……感觉你的手脚渐渐放松……再是腿和手臂……所有的压力都从你的手指脚趾流出去了……你的肩膀和脖子都放松了,你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观察卡伦的肢体语言,确认她正跟随我的指引,也确定我的指示并未超出她放松自己的能力。我缓慢轻柔地重复这些指令,看着她逐渐瘫软在椅子上。“你感觉自己深深坠入内心深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发现你在那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像是真的……你看得见颜色与纹理,一切都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这里很安全,没有人能伤害你。”我停顿了好一会儿。“你在吗?”卡伦缓缓点头。“我在,”她拖长音调含糊响应,好像在说梦话。“你看见什么了?”我问。“我看见我的两个洋娃娃,‘破烂安’和‘破烂安迪’……”“还有别的吗?”我问。“我的毯子和我的书。”我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以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开始为现在以及往后的催眠设定架构,“可是你的安全基地还有另一扇门。穿过这扇门,我们会见到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你看见门了吗?”“看见了,”卡伦缓缓说道。“你可以形容它的样子吗?”我问。“门很小,上了好多道锁,”她说。上了锁?这个有趣。“如果你愿意,你觉得你有办法把锁打开吗?”卡伦停下来,表情看起来不是很确定。“我想可以吧,”她终于说道。“等你觉得够自在了,尽管上前开锁,看看门外。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一边催眠一边编造情境,但是我得帮卡伦建构一套机制,让她能见到她的其他自我。我坐回椅子,等待卡伦完成这趟必要的任务——但也要她愿意才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我耐心等她把门打开,我的声音必须保持平静、有自信。我仿佛已等待好久好久了。“我往外看了,”卡伦说,然后又停下来。“你看见什么了吗?”“我看到几个人影。”“可以描述给我听吗?”“……不一样……身材不一样……有高有矮……小孩子?”“有几个人?”卡伦不语。她正在数吗?“11个,”她说。“还有呢?”“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男人,他很高,他说他叫霍尔顿。还有小克莱尔跟凯瑟琳。凯瑟琳很瘦,年纪比较大。有个男孩叫‘坏脾气’,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女娃。霍尔顿用手捂住‘坏脾气’的嘴。”我被发生在卡伦身上的事给迷住了。但我也注意到她有些局促不安,微微扭动,好像她越来越不舒服

                        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樱花草在线社区www韩国三级》,不是他妈的百科全书!”他被控有罪,而她仅仅结识他六个月,不过他已经明白她有多绝望。然而,他接受了大本的《圣经》,并且要她把书和鞋放在写了他的名字和编号的桌上。他要她写下来,仿佛她难以记住五个排在一起的数字似的。她还买了火腿三明治(他在信上写着他们可以在探监区吃上一顿野餐式的午饭),但他紧张激动得要命,吃不下去了。别的探监人似乎与被探视的囚犯过了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在一起打闹,蜷在他们父亲的怀里,玩弄着他们的面颊、头发、手指。女人和姑娘们触摸着男人,低声悄语,放声大笑。她们都是常客——与长途汽车司机、狱警和咖啡车的售货员都很熟悉。囚犯们高兴得目光也柔和了。他们注意到了一切,对一切都大发议论:小男孩们拿给他们的装在棕色大信封里的成绩单,小女孩们头发上的扁平便帽,女人们外衣的样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不在场的亲友们的详细情况,对家中的新事务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西尼卡看来,他们似乎都男人气概十足——在掌握探监活动上个个像领袖人物,管的事情从坐在什么地方、纸包放在哪儿,到医疗建议和要寄来的书籍。他们从来闭口不谈狱中的生活,而且对身边的狱警熟视无睹。或许他们脑子里想着阿提卡(古希腊中东部一地区,此处指坚定的信念。)。她想,也许在监狱里待得日子久了,艾迪也会这样。不再像自被传讯以来第一次探监时那样愤愤不平,仿佛是个牺牲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本《圣经》太大,让他发窘。三明治上是芥末酱而不是蛋黄酱。他一点不想听她在一所学校的咖啡室找到新工作的事。只有索菲和伯纳德让他感兴趣:它们的饭食。晚上她让它们出去吗?它们需要好好地长跑锻炼。只有在它们外出时才用得上口套。她在探监大厅离开了艾迪·特托尔。她答应了他四件事。寄给他狗的照片。把立体声音响卖掉。让他母亲兑换掉储蓄债券。给律师打电话。寄、卖、让、打,这是她得以记住这些事的方法。西尼卡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绊了一下,单膝跪倒在地。一名狱警走过来,把她扶起。“留心啦,你瞧,小姐。”“对不起。谢谢。”“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想到穿那玩意儿走路呢,我想不出。”“大概是为了让你们看着觉得好吧。”她微笑着说。“在哪儿?荷兰吗?”他开心地大笑,露出了两排金牙。西尼卡调整了一下她的背包带,问他:“韦奇塔离这儿多远?”“那要看你怎么去了。坐小汽车,要用——噢,十或十二小时吧,乘长途车要长些。”“噢。”“你有家人在韦奇塔?”“是的。不。嗯,我男朋友的家在那儿。我打算去看望一下他母亲。”那狱警摘下帽子捋了捋他的平头。“那很好啊,”他说,“韦奇塔有美味烧烤,你一定要尝尝。”在韦奇塔的什么地方大概是有美味烧烤,可不在特托尔太太的家里。她家是严格吃素食的。在她的餐桌上绝对没有长冠子、长羽毛、长鳞壳的东西。七种主食和七种蔬菜——每天换吃其中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就这样过一辈子。她计划要做的事——不,她不会为别人把她丈夫留给她的储蓄债券兑换成现金,更不用说那个开车轧过一个小孩还撇下不管的人,哪怕那人是她的独子。“噢,不,特托尔太太。他不知道那是小孩。艾迪原以为那是个……是个……”“什么?”特托尔太太问道,“他以为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他怎么对我说的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艾迪爱孩子。他真的挺爱的。他心眼真的挺好。他要我给他带去一本《圣经》呢。”“这会儿他已经把书卖掉了。”西尼卡把目光移向别处。电视屏幕闪着亮光。画面上,一些面容严肃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彼此讲着谎话。“小姑娘,你认识他还不足一个生长季节呢。我可是认识了他一辈子。”“是的,女士。”“你以为我打算让他把我送进济贫院,好让一个滑头律师过富裕日子吗?”“不,女士。”“你在电视上见过水门事件中的那些律师吗?”“没有,女士。见过,女士。”“那就好。再别提这件事了。你想不想吃些晚饭?”主食是小麦面包,蔬菜是羽衣甘蓝。靠浓烈的冰茶把这顿饭送下肚子。特托尔太太没有提供床让西尼卡过夜,于是她就在韦奇塔夜晚柔和的空气中沿着静静的街道走去。她这趟出来没有辞去工作,但校长说得很清楚:这么快就缺席不是一个新雇员的优点。说不定她已经被解雇了。也许特托尔太太会让她给她的室友打电话,弄清有没有电话说“不必再受累回来了”。西尼卡转回身,重新踏上台阶。她在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了抽泣声。是孤助无援的母亲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声音这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哭得出来。西尼卡退了回来,然后走到窗前,用左手按住胸口让心跳慢下来。她一直保持着这姿势——想象着小小的红色心瓣不停震颤着,尽量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一路跑下砖砌的台阶,上了便道,绕过肮脏的街道,然后是碎石路,然后是水泥路,一直跑到长途汽车站。只是在叉开双腿坐到塑料长凳上时,她才屈服于那一直响彻耳鼓的哭声。特托尔太太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他人,便不再顾及理智和气度,放声尖号,如同她从来不吃的禽鸟鱼畜似的——就像幼仔被抓走之后的母狼、母鲸、鸥鸟。她双手抓着头发,脸上湿漉漉的,嘴巴大张着。西尼卡感到气短口干,便赶紧从那哭声中逃了出来。她快步沿着或宽阔或狭窄的街道走着,在接近城里的商业区时才放慢脚步。走进车站之后,她从售货机里买了花生仁和姜汁水,但当即就后悔了,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甜东西而不是咸的。她张开双膝,叠着脚踝,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把花生仁和姜汁水装进袋中。终于,她从极度惊恐中镇定了下来,而受伤女人的尖叫也在过往车辆的声音中听不清了。夜幕降临了,车站却像早晨高峰时段那样拥挤。太阳西下时,温暖的九月白天还没有凉下来。候车室凝滞的空气和户外的空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旅客和他们的同伴都很平静,对旅途或告别不感兴趣。大多数儿童在大人的膝头、在行李和座位上睡觉,没睡觉的孩子起劲地搅扰别人。大人们手指夹着票,从脖子上抹着汗,拍着婴儿,互相低语。士兵们和恋人们查看着玻璃后面贴着的时刻表。四个头戴绒线帽的十多岁男孩在售货机附近轻声唱着歌。一个身穿灰色司机制服的男人溜达着,像是在找他的乘客。一个坐着轮椅的英俊男人优雅地转动轮椅进了门,只是设计得不方便的门让他稍稍有些气恼。西尼卡的车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才出发,所以她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一场错过的电影:《冲突》、《驱魔人》、《骗中骗》都是热门的选择,但没有艾迪的手臂搂着她的肩头看电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想起他的处境和她磕磕绊绊的帮忙,西尼卡沉沉地叹了口气,但不必担心会落泪。她从来没哭过,即使发现吉恩那封靠在盒子上的信的时候,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她在两个收养她的家庭里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也许还得到了疼爱,但她心里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两位母亲的认可,而是因为她乖乖地接受训斥,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拿什么,而且从来不哭。她正用吸管咕噜噜地喝着姜汁水,那个司机站到她跟前,满脸堆笑。“打扰了,小姐。我可以和你说一会儿话吗?”“当然。没问题。说吧。”西尼卡往一边挪了挪,给他在长凳上腾出地方,但是他没有落座。“我奉命向你提供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既复杂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话。”西尼卡开口想说:既复杂又轻而易举?他的眼睛是云灰色的,而制服上的纽扣像古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噢,不啦。谢谢,我是路过这里,”她说,“我的车两小时之后就开了。”“我明白。不过那工作不会用很多时间。也许你可以跟我的雇主——她就在外边——谈谈,她会给你说清楚的。当然,除非你急着要去哪儿?”“她?”“是的。福克斯太太。走这边。只消一会儿。”离车站入口几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明亮的街灯下抖动着。司机打开门,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转过头来冲着西尼卡。“你好,我叫诺玛。诺玛·基恩·福克斯。我在寻求帮助。”她没有伸出手,但她的笑容让西尼卡以为她想握手,“我能和你谈谈吗?”她穿的白色亚麻布上衣是无袖的,领口很低。她的米黄色裙子很长。她放下叠着的腿时,西尼卡看到了鲜亮的凉鞋和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香槟色的头发掠到耳后,没戴耳环。“什么样的帮助?”西尼卡问道。“到车里来,我好解释。隔着敞开的车门谈话挺别扭的。”西尼卡迟疑着。福克斯太太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还富有温情。“没事,亲爱的。要是你不愿意,可以不接受这工作。”“我没说我不接受。”“那好。来吧。车里边要凉快些。”车门的响声轻而深沉,而福克斯太太的殷勤礼数让人无法拒绝。她说,是些私密事。当然,绝不违法,只是隐私。你会打字吗?会一点?我要找一个不是这一带的人。我希望五百美元就够了。对一个真正聪慧的姑娘,我还可以再多付些。就算你决定不做这项工作,大卫会用车把你送回汽车站。这时西尼卡才意识到小轿车早已开动了。车里的灯还亮着。空气很凉爽。车子像在飘动。诺玛继续说,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只是狭隘闭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生活。我丈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们也不相信,因为我来自东部。我一回到那儿,他们就说“韦奇塔”?就是那种口气。可我喜爱这地方。你是哪里人?我想就是嘛。这儿的人不穿这样的牛仔裤。他们其实应该穿,我是说,要是有翘屁股的话。就像你一样。是啊。我儿子在莱斯。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不过只在列昂——他是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事完成。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结婚了吗?唉,我要做的事只要是个聪明女子都能做。你不涂口红吧,涂吗?好的。你的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可爱。我告诉大卫,请找一个聪明姑娘。不要农家女。不要挤奶妇。他挺棒的。他找到了你。去我们那地方出城还要走一段路。不,谢谢你。我消化不了花生。噢,亲爱的,你准是饿了。我们会有一顿挺好的晚饭,到时候我就给你解释我要做的事。只要你照要求去做,真的很简单。那是件私密工作,所以我宁可雇一个陌生人而不要本地人。那是你的真睫毛吗?好极了。大卫?你知道玛蒂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好了一顿地道的晚餐?我希望没有鱼,你喜欢鱼吗?堪萨斯的鲑鱼美味极了。我想有些炸鸡,妙极了。我们这儿有喂得极好的家禽——它们比大多数人类吃得都好。不,别扔掉。给我吧。谁知道呢?可能会派得上用场。西尼卡在随后的三周里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和讲排场的诺玛在一起,食物精美得让人不好意思去吃。诺玛用许多亲密的字眼叫她,但一次都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前门从来不锁,她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走。她没必要待在那里:从骄傲自得转向遭受难堪的羞辱,从享受娇宠变为被耍弄,从享用涂上鱼子酱的果子馅饼到吃劣质食品。但痛苦烘托了愉悦,成了它的镶边。羞辱使得屈服变得深沉、敏感。而且持久。当列昂·福克斯打电话说他马上回来时,诺玛给了她那五百美元和一些衣物,其中包括一件开司米披肩。按照约定,大卫驱车把她送到汽车站,他的纽扣在阳光中格外耀眼。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西尼卡在韦奇塔闲逛了几小时,在一个咖啡馆中稍停,又在市立公园中小憩。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在监狱附近找一份工作,待在他身边吗?那就意味着要听他的话,为没有兑换他母亲的储蓄债券向他道歉。回芝加哥去吗?恢复她结识艾迪之前的生活吗?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工作。临时的住所。偷吃食品。艾迪·特托尔让她过了六个月的安定日子,如今他已经离开了。也许她该继续向前走?那司机为诺玛找到了她,就像抓住了一个漂泊的小动物。不,还不止于此。只不过像个你想和它玩一会儿的宠物——只玩一会儿——而不想久养。不是爱。不给它起名字。只是喂它,和它玩儿,然后便把它送回它自己的栖息地。她有五百美元,除去艾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许她应该这么过下去。西尼卡还没想好怎么做就看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一辆运水泥的平板拖车。她被发现的时候,司机拽住她的衣服,又是查问,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还夹杂着温和的调情。西尼卡起初一语不发,然后突然说要去卫生间。“我得去。憋不住了。”她说。那司机叹了口气,放掉了她,还在背后最后一次大声警告了她。后来,她搭了几次车,可是她不喜欢冒险搭车时不得不接受的搭讪。她只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与世隔绝,藏身在悄然无语的货物中间——没人知道她躲在那里。后来她发现自己待在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上的一堆空筐子当中,又跳下来跟随一个没穿外衣的女人,那是她第一次迅速做出有主张的事。那抽泣——还是傻笑——的女人现在已经走了。雪也停了。楼下,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西尼卡?西尼卡?来吧,宝贝。我们在等着你哪。”迪万“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那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你们不配有爱,无论你们曾经忍受过什么不幸。你们不配有爱,即使有人冤枉了你们。你们不配有爱,因为你们只想要爱。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是对上帝感兴趣的,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有兴趣,只赐福给那些理解并分享那种兴趣的人。“举行婚姻圣礼而又没准备走那段路程或不肯弄清上帝真爱的男女,不可能兴旺发达。他们可以像知更鸟或鸥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彼此依恋,做生活伴侣。但是,如果他们回避这强有力的进程,到了人人都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受审判的时刻,他们的依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保佑纯粹和圣洁的人。阿门。”伴随着普立安牧师的话语,一些“阿门”声很响亮,另一些人却吞吞吐吐,有些人则根本就没张嘴。安娜心想,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是谁。普立安责备的是谁呢?他的话是针对年轻人,要他们约束自己自私的生命吗?要不就是针对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们放任年轻人心神不宁、四处滋事,他们早在大炉灶上出现那只拳头之前就招他怨恨了。她想,最可能的是,他在用他所热爱的长期而广泛的卫理公会的教育来压倒理查德。是一块砸碎他同事传达的神谕的石头。神谕则如永久的内心引擎,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吼叫着,震颤着,推动你去做你自己和他的工作——但若是闲置了,锈蚀了,就会和一个冻坏的离合器一样,无法激励灵魂了。她想,大概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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