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文字幕久久久一区

亚洲中文字幕久久久一区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由余的这番高论，大为惊讶。会见一结束，穆公便立即召见内史王廖，说：邻国有了圣人，就是我国的灾难。现在这个由余太有才了，将来必然是我们的麻烦。我们怎么办呢（今由余之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王廖回答穆公说：我告你三个字：一送，二扣，三怠。一送，戎王地处偏僻，没有听过中原各国的音乐，送给西戎漂亮的歌女舞伎，让他整天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丧失斗志。二扣，扣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去，延误他回国的日期，并且积极主动地向戎主给由余请功，这样，戎主一定会产生怀疑。一旦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就可以设法得到由余了。三怠，戎王一旦喜欢上歌舞声色，一定也没心思处理国事了（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秦穆公一听，大喜，说：好，就这么办。于是，秦穆公一方面盛情款待由余，另一方面让内史王廖送给戎王十六名漂亮的歌女。戎王非常高兴，整日沉迷在歌舞声色之中。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戎王看不足。过了很长时间，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看见戎王整夭泡在歌吧里，便多次向戎王进谏，戎王一概听不进，由余因此非常郁闷。穆公放由余回戎地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由余的动向。当他得知由余郁闷之后，屡次派人秘密至戎地，盛情邀请由余到秦国就业。看着戎王整天泡在女人堆里，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由余只好痛下决心，离开戎王，投奔秦国。穆公得知由余到来，用最隆重的宾客之礼接待由余，非常恭敬地向他询问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攻戎族（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国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一下子吞并了十二个西戎之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终于在西戎之地称霸（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派召公带着金鼓前来祝贺。周天子派人祝贺有两个原因：一是报仇，秦穆公替周天子报了当年戎王杀死幽王之仇；二是拉拢，通过嘉奖秦穆公拉拢秦国。因为，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势力更加衰弱，笼络有实力的诸侯已经成为周夫子生存的一项童要原则。秦襄公当年得到的一纸空文的封赏，终于在秦穆公手里变成了现实。秦国因此有了幅员广阔的根据地。两年后（前621），在秦穆公仙逝之时，他留下了一个疆土更为广阔的秦国。秦穆公继承秦襄公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的基业。但是，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向东发展。而且，秦穆公对西戎兵，是在秦穆公的晚年，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称霸西戎是在秦穆公三十七年，那么，前三十多年秦穆公在干什么？他对进军中原有没有什么作为呢？第5章穆公东扩秦国西临诸戎，东接强晋。秦穆公晚年称霸西陲，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域，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但是，秦国要想成为诸侯中的大国，偏安西方一隅肯定不行，东扩是秦国的必然选择。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有三十六年在与东方诸国周旋，想要东扩必须先和东方强大的晋国打交道。秦穆公称霸西戎势如破竹，那么，他在向东扩张上也能所向披靡吗？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秦土东扩用去了其中三十六年的光阴。秦国的东邻是强大的晋国。秦国东扩，必须和晋国一争高下。当时的晋国，地广人众，势力非常强大。秦穆公一方面积极网罗人才，一方面针对晋国不同的国君，区别对待：东扩中心不改变，政治、军事两手抓。三救晋难，大打政治牌，在诸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帮助在外奔亡多年的公子重耳归国继位，杀死晋怀公，与晋文公全面合作；晋文公死后，开始东进，大胜韩原，终于打败强大的晋国。虞国君贪贿亡家国秦穆公礼贤得良才为了秦国东扩，秦穆公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人才。秦穆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王佐之才，自己不可能完成东扩大业。那么，秦穆公网罗到人才了吗？他是怎么网罗到人才的呢？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向虞国借路去征伐虢国。当时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只有向虞国借路，才能去征讨虢国。当晋国向虞国借路的时候，虞国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大夫宫之奇认为，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好像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唇亡齿寒”，虢国灭亡了，虞国还能存活吗？但是，虞国国君因为曾经接受过晋献公的宝玉、名马，所以，他认为晋国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就答应了晋国。宫之奇于是率领全族离开了虞国。百里奚（一作百里傒）。当时在虞国任大夫，他深知虞国国君鼠目寸光、昏庸无能，很难听得进意见，便缄默不语。晋国在灭掉虢国后，回师之时就顺手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都被俘，这就是著名的虞国国君贪贿亡国事件。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的小臣送到秦国。百里奚以此为奇耻大辱，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人员抓获扣留。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一位贤能之人，就想用高价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出价太高楚人觉得奇货可居，反而不放，就对楚国人说：“我妻子出嫁时陪嫁的小臣百里奚在你们那儿，我想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得知自己扣压的这个老头还能值五张羊皮，便爽快地答应了。百里奚因此被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车（穆公释其囚），向他咨询国家大事（与语国事）。百里奚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推辞说自己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礼贤下士地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虞国国君不用你，所以虞国才灭亡（虞君不用子，故亡）。百里奚顿觉知遇之感，便全心事之。于是，秦穆公与百里奚一连好多天在一起谈论国事，越谈越投机。秦穆公十分赏识百里奚的才华，把国家大政交给百里奚处理（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称“五羖（gǔ，谷）大夫”。羖，就是黑色公羊。之所以如此称呼百里奚，是因为他是由五张黑色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是秦穆公得到的第一位人才。当秦穆公大大称赏百里奚的才干时，百里奚却说：“我不如我的朋友蹇（jiǎn，简）叔（臣不及臣友蹇叔）蹇赛叔才是真正的贤才，但是，没有人了解他（蹇叔贤而世莫知）。”百里奚说，我过去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沦落到沿街讨饭，蹇叔收留了我。我想当齐国国君之臣，蹇叔阻止了我，我这才躲过了齐国政变那场灾难。后来、我到了周，周王子穨喜爱牛，我想凭着养牛的本领求个官职，穨也想用我，但是，蹇叔又劝阻了我。我离开了穨，才没有和穨一起被杀。我到虞国做官，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心里贪恋俸禄和爵位，就暂留下来。我两次听蹇叔的话，两次躲过劫难；一次没听，就遇到这次虞国灭亡被俘之灾。一所以，我深知蹇叔的才干（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秦穆公闻听此言。立即派人带着重礼迎接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于是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得到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位主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晋惠公出尔反尔秦穆公三救晋难秦穆公一生和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晋国国君打过交道。秦穆公即位之时，晋献公已经掌权十八年，已进入晚年，所以，秦穆公与晋献公往来并不多。晋襄公即位时，秦穆公已经进入执政后期。因此，秦穆公在位之时，主要是和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三位晋君打交道。秦穆公和晋国三位国君交往是区别对待的，根据晋国当时的实力采取不同的对策。秦穆公和晋惠公打交道的过程堪称经典，核心策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一切以“东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道义和武力。无道义不足以服众，无武力则没有话语权。秦穆公三救晋难，道义尽显。先前，晋献公生前宠幸一个叫骊姬的女人，骊姬害死了太子申生，申生的两位弟弟重耳、夷吾为保全性命出逃。晋献公去世后，骊姬的儿子奚齐被拥立，而献公的大臣里克又杀了奚齐。另一位大臣荀息在奚齐被杀之后拥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大臣里克又把卓子和荀息杀死。晋国朝中一片混乱。晋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动荡不安的政治状况呢？原来，周代宗法制盛行，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骊姬之子不是宗法制度承认的法定继承人，大臣们不从。此时的晋国出现了权力真空。出逃的公子夷吾在国外知道了晋国内乱的消息后，以割让河西之地八座城为代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请求秦穆公协助他夺取君位。秦穆公面对晋国的政治真空，毅然决然地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解决了晋国的君权继承问题。这就是秦穆公“一救晋难”，拥立了晋惠公。但是，夷吾（晋惠公）即位之后，立即背叛了自己“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的承诺。秦穆公虽然对晋惠公的言而无信很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立即举兵伐晋，而是审时度势，静观其变。秦穆公“二救晋难”，娠济晋灾。秦穆公十二年（前648），晋国大旱。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晋国向西邻的秦国紧急求援。秦穆公当时面着临三种选择：一是出兵晋国，二是坐视不救，三是开仓赈灾。当时他可以利用晋国自然灾害之机，出兵攻打，削弱晋国，但是，这对秦国的政治形象不利。坐视不救，实际上与出兵是同一性质，只是手段温柔一点而已。开仓赈灾，帮助晋国渡过难关，政治上可以得分，但是，强晋会成为阻碍秦国东扩的尾大不掉的障碍。秦国大臣在这一问题上分两派意见：主战派主张趁“饥”讨伐，主和派认为不能见死不救。秦穆公最后询问他最信任的百里奚。百里奚说：晋国国君夷吾从前背叛自己的诺言，得罪过你，但是，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罪呢（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由于百里奚力主赈济晋国，秦穆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大规模向晋国运粮（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一就这样，秦穆公援劲敌称誉天下。秦穆公通过两救晋难，为秦国摸索了一条大国崛起之道：重视道义。春秋之际，已经进入了大国称霸、吞并小国弱国的阶段。但是，真正的大国，绝不单单是个经济强国，而且一定要秉持道义，这样，才能让诸侯宾服。所以，在秦晋关系上，秦穆公高举道义的大旗，在政治上得了重要的分值。说白了，秦穆公打的是政治牌。秦穆公“三救晋难”，遣返晋惠公。两年之后（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援助。晋惠公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商议，有位大臣对晋惠公说：趁秦国发生灾荒出兵讨伐，一定可以获得大功（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惠公采纳了大臣的意见，于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出兵攻秦。晋国饥荒，秦穆公大规模救灾；秦国饥荒，晋惠公却落井下石，兴兵伐秦。二者相比，晋国明显在道义上失了分。但是，秦穆公是道义、军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既然晋国要打，秦穆公当然；要奉陪。于是，秦、晋两国在韩地开战，这就是著名的韩原之战。韩原之战一开始，晋惠公倒是奋不顾身，抛下自己的大部队就往前冲，回来的时候，驾车的战马陷到泥潭里。秦穆公和部下看到此情此景，纵马追赶，想趁机抓住晋惠公。但是，秦穆公不但没能抓到晋君，反而被晋军包围了。晋军围攻秦穆公，穆公受了伤，形势非常危急。正值此危急之时，秦军三百多个士兵不顾个人安危，驱马冲入晋军，晋军的包围圈被打开，不仅穆公得以险处逢生，反而活捉了晋惠公。这三百个勇士是什么人呢？之前，穆公曾经丢失过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抓到这匹良马，把它宰杀吃掉了。政府抓到他们，要严办。穆公说：君子不能因为一头牲畜而伤害人（君子不以畜产害人），我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于是，不但不处罚他们，还赐给他们美酒，并将他们全部赦免（乃皆赐酒而赦之）。这三百人心怀感激，听说秦穆公要去攻打晋国，都要求跟着去。作战时，他们发现穆公被敌军包围，于是，个个高举兵器，争先恐后，冲上前来，报答秦穆公的恩德。这就是秦穆公被困时临危解围的三百敢死队；结果，就是这三百勇士帮秦穆公脱离险境，还意外地俘虏了晋惠公。这就叫善有善报。回国后，愤怒的秦穆公发布命令：人人斋戒，独宿，要用晋君祭祀上帝。秦穆公的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晋惠公知恩不报也就罢了，反而恩将仇报，趁人之危兴兵伐秦，怎能不让秦穆公恼羞成怒？周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想要替晋君求情，他对秦穆公说，晋国国君是我的同姓，可否网开一面（晋，我同姓。为请晋君）？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穿上丧服，光着脚，跑到秦穆公面前说：“我是夷吾的姐姐，但是，我却不能救自己的兄弟（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秦穆公在战场上俘虏了晋惠公，要杀要放，本来全凭秦穆公一句话。现在，周天子求情，夫人也求情，秦穆公该怎么做呢？按理说，秦穆公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秦穆公却说：我俘虏了晋惠公，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本想用他祭天，以报天下。可是现在天子来说情，夫人也为此事发愁。于是，秦穆公跟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以诸侯之礼相待。秦穆公此举，再次在道义上得了分。晋惠公背信弃义，战败被俘。秦穆公本可以杀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结果，秦穆公以德报怨，再次放他回国。秦穆公在晋国内乱之际首立晋惠公，结束了晋国的内乱，一救晋难；在晋国旱灾之时，送粮贩灾，二救晋难；在晋惠公企图趁秦国灾荒而兴兵攻打秦国之时，俘获了晋惠公，并再次送他回国，三救晋难。从秦穆公三救晋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大度、负责任的秦穆公。而且，在三救晋难的过程中，秦穆公不仅政治上得了满分，秦国自身也有了重大创获——秦国势力在向东大规模地扩张。秦穆公再次送晋惠公回国后，晋惠公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同时，晋惠公还派他的太子圉（yǔ，语）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陕西、山西的黄河一线（是时秦地东至河）。再说武力。秦穆公的武力不用多讲，拥立晋惠公，靠的是军事实力作后盾，秦穆公与晋惠公的韩原之战也显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靠道义实施的话语权需要依托背后的军事武力作支撑。所以，秦穆公是两手（政治、军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晋怀公逃归继位秦穆公迎立重耳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晋惠公的太子圉逃回了晋国。原因是太子圉听说父亲晋惠公病重，担心自己在秦国当质子会失去继位的机会，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紧急时刻回到晋国。第二年（前637），晋惠公病故，从秦国逃回晋国的太子圉被立为国君，他就是晋怀公。这是秦穆公东扩要面对的第二位晋国国君。秦穆公三救晋难，对晋惠公施行的是怀柔政策。对晋怀公，秦穆公却决定将他拉下马来，另立新君。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对晋怀公非常不满。秦穆公对晋惠公的食言和背义也很不满，但是，秦穆公对他还是三救其难；对于晋怀公，秦穆公更为不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晋怀公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秦赢，偷偷跑回晋国继位。既然秦穆公认为晋怀公非常可恶，当然想找人取而代之。此时，晋惠公的兄弟公子重耳在外流亡近二十年到达楚国，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秦穆公派人到楚国迎来重耳，并且把被圉抛弃的自己的女儿再嫁给重耳，虽然重耳开始不同意迎娶秦穆公这位二婚的女儿，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把她娶了回来。重耳是晋怀公的叔叔，娶了晋怀公的妻子，就是娶了自己亲侄子的妻子。有人说这是乱伦，其实当时的伦理观念并不在意这些，历史上真正重视婚姻中的辈分是宋代之后的事情。重耳娶了被晋怀公抛弃的秦穆公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亚洲中文字幕久久久一区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三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一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个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18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称“弘治中兴”。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只给予一个人最崇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内阁大学士——邱浚。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二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三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亚洲中文字幕久久久一区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

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

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

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哦？”荀林父陷入沉思。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钱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脸上却依旧笑着：“师父的话很有哲理，韩笑不会忘记。”“他们在雪山上布了十二煞，这事情可是头痛得紧了！”陈子浩一脸愁云道，“观形不观煞，观煞不观形，风水十二煞形煞兼备，再加上他们四个……”“三爷，以您的年纪应该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吧？”莫曹关切地笑道，“土破形，火破煞，再强的风水格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道理是对。”陈子浩脸红了一下，“不过，那老家伙的弱水三千……”“弱水三千来，我只一瓢饮。”莫曹优哉地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小莫，有时候真摸不透你。”陈子浩干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饲虚一派里千年难得的奇才，但也未免太轻敌了点。”“轻敌是因为敌人太轻了，风水十二煞是一种搏命的招数。”莫曹晃动着手中的茶水笑道，“如果心里有底，你会用吗？”三十、浴血定龙凌晨两点十分，丑时。莫炎再次打开手机，WAP浏览器上显示出一排新闻标题，当头的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玉龙再发大规模地震，居民迁徙中井然有序”。莫炎眉尖一挑，立刻将手机递给了我。“晖儿五天前做的手脚，弄到现在才出新闻。”我无奈地摇摇头。雪山一战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为了不至牵连影响附近的人们，晖儿依计潜入当地地震预测中心的网络，给丽江玉龙区域制造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地震。“大家只要撑到今天的午时，龙脉就会永远的留在玉龙雪山。”老田的身体不容乐观，连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您真要一个人去扇子陡？”我心中闪过一阵不安，“还是挑个人陪您去吧。”“人多了反而坏事。”老田抓起包袱背在了肩上，“午时一过我保证下来。”“这是我调好的中药。”林岳破天荒地言简意赅起来，“您老带在身边，提神强精的。”老田看了看他手中的药丸，和蔼的笑了笑：“这是好东西，对我却是毒药。”林岳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片阴郁，但很快便恢复了以往那玩世不恭的笑容。“您要的舜帝铜锥。”我递过少昊之子的那把铜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接过铜锥，老田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掠了一遍，“再见。”沉沉的一句道别，老田迈动步伐向着山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那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也是定固龙脉的关键所在。“老田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林岳的声音带着一丝痛楚，“连药性最温和的补神丹都成了毒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寅时。山坡上，陈子浩和韩笑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下，莫曹倚在树边的大石上，自斟自饮着。韩笑一直很注意莫曹手里的茶壶，因为那里面始终能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一啸山河动，神威撼九州。”莫曹放下手中的茶具，缓缓起身道，“是时候上山游历一下了。”寅时，据说此刻的老虎是最凶猛的时候，缓步上山的莫曹此刻正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那样子像极了一只正在巡视自己领地的猛虎。陈子浩紧跟其后，鹰钩鼻子间歇地抽动着，一双眼睛精光四射，远远看去像似一条正在搜寻猎物的豺狗。韩笑肩头一晃，双脚飘然离地，身子飘忽了起来。正在他准备遁形纵向山巅的时候，一只手掌却按在了他的肩头，强大但却并不霸道的力量迫使他自空中落了下来。“知道我和三爷为什么不用遁术吗？”莫曹背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说道，“五行遁术最容易成为风水十二煞的煞引。”韩笑愕然点头，自己刚才的行为的确过于鲁莽了，但却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似乎有什么人暗中在对他指示着什么。对于风水十二煞的厉害他只是一知半解，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能从困冲煞中以遁术化形逃走，其实是因为老田暗中放了他一马。三人眼前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前两排大树分列左右，中间留出一道十米左右的空隙，乍一看去像是一座大门竖立面前。隐约中，一股焦躁之气袭来，令人心潮翻涌，跃跃欲试。“刺面煞，老人家的兵法造诣的确高深。”莫曹一脸叹服道，“用兵者，切忌贸进险地。未经交锋而先攻其心，这招实在是妙啊。”刺面煞，门窗前突见陡峭山坡即犯刺面煞，煞气主犯过激冲动之忌，易急躁，多犯险。“可惜，他错估了时间。”陈子浩阴笑着将双掌击入地下，“寅时属木，克了土形地势。”茂盛的树木无风自动了起来，山坡上的土地悄然变动地面上出现了几排不规则的崎岖凹道，整个山坡不再陡峭，整齐的树木因急剧生长而变得参差不齐。“土养木而木克土，浅显的道理反而容易忽略啊。”三人举步前行中，陈子浩自得道，“看来这些人也不过尔尔，若是用巨石摆煞的话，倒是要费上一番手脚了。”莫曹笑了笑，没有作答，脚步忽地慢了下来。韩笑动了动鼻子，翻手拿出一张白纸，几下叠成一只鳄鱼的样子，抛在了地上。两只被脚步惊动的山鼠蹿出草丛，慌乱地向山上逃去，一阵微微的波浪声响传来，地面上浮动起一股阴寒的气息，那两只山鼠脚下打滑了起来，明明正向上奔跑，可身子却飞快地向山下移去，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山坡边缘。韩笑点起一支烟，抖手将火柴弹了出去，火柴巧妙地落入了那只纸叠的鳄鱼口中，一片火光之后浑身火红的巨鳄出现在面前。巨鳄张了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满地的阴寒气息尽数涌入它的嘴中。呼地一声，巨鳄自燃了起来，火焰中发出一片水雾蒸发的声响，伴着火光，莫曹等人从容地走过了这片地域，一旁的山崖边金沙江水正发出汹涌的拍岸声。割脚煞，《在山龙语类论》曰：“割脚水，水贴穴前，扣脚行也。”煞气主犯滞留停运之忌，劳无功，行不利。“我只在战略上轻敌，你们却是在战术上轻敌，不要和我比。”……清晨四点三十分，寅时。玉龙雪山第二峰上。莫炎稳稳地将最后一团灵火拍入岩石中，林岳摇了摇头，冲着我直撇嘴。“这么改我看不是个事儿，老田交代过这里是关键的一煞。”林岳捏着下巴道，“说是自行参详，但没交待你们可以乱改。”“十二煞的五行配合被很多因素制约着，这里是关键，所以才要细致考虑。”我望了望山下道，“他们已经破了刺面、割脚、孤峰和困冲四煞，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捏你的下巴就该掉了！”S冲着林岳叫道，“过来帮把手，这块石头真碍事。”“嗳，你那只小猫不是挺能干的吗？让它帮着顶啊。”林岳翻了个白眼，“再不就打个电话给110，叫警察叔叔帮忙，我这会正忙着验收呢。”林岳的话里透着一丝醋意，其实这小子那晚听到了我和老田的对话，韩笑和S的接触大大地刺激了他。“你小子验的哪门子收啊？！去帮S搬石头，别在边上瞎掺和。”我对着林岳笑骂道，这小子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瞟着赌气搬石头的S。“你那点男性的自尊趁早丢到金沙江里去。”我推了一把正在发呆的林岳，低声说道。林岳摇摇头，看了看满头大汗的S，立刻涎着脸跑去帮忙，S自然是赌气不理，但不知他贫了些什么，没多久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起来。狴犴卧在一块岩石上，严肃地看着他俩，伸了个懒腰跳下地慢慢走开，从身边经过时冲我地摇了摇头，那张猫脸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表情。……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卯时。林间有一排为游客特设的公厕，山上条件不便，因此这里的公厕并不怎么考究，山风飘拂中隐隐带着浓重的异味。“呃……”挺着鹰钩鼻四处嗅探的陈子浩猛地吸入一口恶气，险些呕吐出来。“厕所化粪池不会这么大味道。”韩笑忍着恶心道，“师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这味道里混合了数十种恶臭植物的味道。”莫曹摇头笑道，“布荫的林岳最喜欢搞怪作弄，应该是出自他的杰作。”一片幽然的火焰自莫曹脚下蔓延开来，飞速地涌向公厕背后，腾然间火光一盛，转而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恶臭的气味全然消失，晨风中飘动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煞，世间恶臭污秽之气所成，煞气主犯身虚体疲之忌，食无味，人无力。驱除味煞的最好办法是用桃花香味，而莫曹放出的灵火正是用桃花炼制的——“桃火”。“这小子专捡我们敏感的东西折腾。”陈子浩掏出一支鼻烟狠狠地吸了两下。韩笑掐灭了几乎燃尽的烟头，点上一支纸烟，但没几口便吸得只剩烟蒂了，他再次点燃一支纸烟，却依旧吸得很猛。陈子浩不住地往鼻内吸着鼻烟，脸色渐渐有些苍白，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口角落下一条晶亮的涎液。“啪……啪……”纸烟和鼻烟相继落地，莫曹的身形只是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依旧站在原地。“污秽中宫？看来天才并不止我一个。”莫曹丢给他俩一种黑色的药丸，“小小一个公厕也能摆出独阴煞来。”独阴煞，凡面对开阔的污秽场所（如公厕、垃圾场、废物堆等）且污秽大量集中于中心部位即犯独阴煞，煞气主犯精气低迷之忌，嗜瘾癖，伤肝肾。韩笑和陈子浩在服下药丸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才感到一股阴毒绵绵的煞气扑面涌来。“原来如此，居然是用我的灵火作为独阴煞的煞引，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莫曹抚掌笑道。说罢他转身道：“韩笑，独阴煞惧神光，今天我就考考你的长进。”“独阴煞惧神光？”韩笑脸上泛起了调皮的笑容，只见他双手快速翻动了几下，突地将那东西弹向了空中。那是一个纸折的人形，韩笑的顶门窜起一道火光直射人形，空中顿时闪现出一派温和祥瑞的光彩来，那人形竟幻化作一尊巨大的孔雀明王像。“唵！”韩笑口中沉声喝道。“唵……”空中的孔雀明王像在喝声中缓缓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洪钟般的颂声。“嘛！”韩笑继续喝道。“嘛……”孔雀明王像的颂声比之前又高了一度。“呢……叭……咪……哞……”一人一像的声音渐渐同步，那颂声赫然竟是……“六字大明咒！”陈子浩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风水堪舆与道家结缘甚广，却因禁忌太多的缘故很少与佛家有所牵涉，韩笑竟然突出奇招，也难怪陈子浩会如此反应。“顶门遁化三味真火，以虚灵和元神之气冒充大明王神格。”莫曹的脸上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韩笑，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光华大亮之后，孔雀明王像倏然消失，面前公厕中不断涌来的阴毒煞气也销声匿迹了。“小莫，你是让他故意做给我看的！”陈子浩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暗地里教这小子一些独门秘技，然后指点破煞方法，摆显出来让我难堪！”“三爷，您这话说重了吧？”莫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股杀意，脸上依旧亲切地笑着。“重？重你奶奶个熊！”陈子浩咆哮着挥动双手，双掌不断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地面的泥土一阵翻滚中，魑魅魍魉、饕餮、九婴、夔兽，陈子浩疯狂地用五行幻兽术招出了九只怪物，将莫曹师徒围在了当中。“你们师徒俩总在风爷面前抢我的功劳，屡屡受到重用赏识！”陈子浩的面容在狂怒中扭曲了起来，“从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别忘了，当年茶马古道……”“三爷，您老人家是不是想念家父了？”莫曹拦住了陈子浩的话头，威慑地说道，“人老了的确比较容易怀旧。”韩笑此刻正调皮地笑着，笑容极为璨烂，两颊因激动而有些微微泛红，双手急挥间数十支纸烟飚射向围在身边的怪物。蓬然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照射在莫曹的脸上，将他那温和的面容映得无比诡异。“我这就送您去和家父叙叙旧。”莫曹恭敬地欠身道。……上午七点五十分，辰时。我走出洞口望了望山下，此刻的山间一片平静，除了山风带来的声响外，甚至听不到一声鸟叫。一个多小时前，山下的某处映出了强大的灵火光芒，当时莫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怨毒。我不用猜都知道那强大的力量是来自莫曹，那股深入骨髓的压迫感令我紧张得想要呕吐。“我等得都快长毛了。”林岳猴急到，“下面那三个家伙还没翘辫子？”“没死，但废了一个。”莫炎蹲在地上说道，“是陈子浩。”他起身时，地面上一个小脑袋闪了一下便消失了，看来是派了虚兽探听。“就这么守着最后一煞吗？”晖儿担忧地问道，“孤注一掷会让成功的概率缩小。”“老田再三关照，我们必须守在最后一煞。”我肯定地说道，“包括这只狴犴。”狴犴抬头望了望我，跳出S的怀抱，四处上蹿下跳了起来，行动中竟奇迹般地在坚硬的石壁间钻进钻出。“这小猫抽风呢？”林岳莫名地看着狴犴道。“它在吸收地气。”莫炎冷冷道，“狴犴化身需要大量的地气。”……上午九点整，辰时。莫曹悠然地望着主峰扇子陡，脚下的步伐变得不紧不慢起来。“师父……”韩笑似乎想问什么，却被莫曹抬手制止了。“别担心陈子浩，他只是被我折断了四肢骨骼封了气脉，不会那么容易死的。”莫曹微笑着说道，“公厕边上的变电房居然放了孤阳煞，我承认自己有些轻敌了。”孤阳煞，纯阳的物件及格局（如变电站、加油站）所造成的煞气，主犯狂怒凶杀之忌，易暴虐，多杀戮。陈子浩和韩笑的异状便是被孤阳煞的煞气影响所致，连莫曹也不禁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他及时查觉，只怕不但陈子浩老命不保，甚至韩笑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莫曹回头望了望来路：“加上孤阳煞之后的枪煞、镰刀煞、天斩煞，风水十二煞我们已破了十煞，剩下两煞应该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二十分钟后就是巳时。”韩笑看着手表道，“我们只怕要来不及了。”“不急，马上就能省去一煞了。”莫曹微笑着仰望天边，一片乌云涌动着扑向一处山峰。……上午九点三十分，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乌云夹杂着冰雹袭击了第三峰，我们精心布设的第十一煞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莫曹带着韩笑行进飞速地直逼第二峰，这里便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煞。白虎煞，居位右方出现刨挖动土而带来的煞气，主犯血光大凶之忌，现刀兵，多横死。第二峰唯一的山道上，右边的山壁被刨出了一个虎口般的大洞。早已幻化成巨虎大小的狴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远处，那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正渐渐地接近这里。“待会儿老凡一吼，你俩就只管往外挖土。”林岳关照着洞内的晖儿和S，“自己个儿小心点，有啥不对劲的就骑上狴犴先走。”我抚了下晖儿的脸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笑了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出洞，转身和S在洞内做好了准备。莫炎的眼神比满山的白雪还要冰冷，双手燃起的灵火淡得出奇，透明的颜色几乎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上午十点十分，巳时。莫曹师徒在距离洞口二十米处停下了脚步，我和林岳、莫炎三人并排站立，恰好阻住了并不宽敞的山道。“感谢各位准备的节目，这一路上很有趣。”莫曹微笑地欠了欠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丫就别扯淡了。”林岳笑骂道，“省点儿力气开打吧。”莫曹笑着摇了摇头，举步走来，完全没有将我们三人放在眼里。林岳见状把嘴一咧，跺了跺脚，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韩笑调皮地笑了笑，也跺了跺脚，往地下丢了个烟头。一股大震传来，地下冲出一道火光，无数刺球般的植物燃烧着自火光中迸出，化作一片飞灰飘散在莫曹师徒面前。莫炎冷冷地抬起双手，一蓬火焰猛地扑向莫曹，火焰是透明的，只能凭空气扭曲折光才能分辨。莫曹脸上掠过一片惊异的神情，背在身后的双手快速挥出，一片怪色火焰在面前交织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种火焰僵持在一段距离之内。食人花、吸血藤、绞人树、针球草，多得夸张的植物疯狂地攻向韩笑。林岳唬着脸不断制造着这些攻击性植物，嘴里念念叨叨地像似在咒骂，面对韩笑，这小子似乎有点分外眼红的意味。四十九个小土台悄然地出现在山道上，土台上各有一道金属制成的弱水印，七个小北斗汇聚而成的大北斗正好将莫曹师徒围在了正中。“悠悠长流我自归！”我高喝着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制水壶，将壶内的水倒在了地上。“滔滔白浪几人回！”地面的流水四散分布开去，渐渐流入了天罡弱水印阵。“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喝声高起间，林岳和莫炎返身跳出战团，莫曹师徒身周的天罡弱水印阵中泛起滚滚洪流，水波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亚洲中文字幕久久久一区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

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

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亚洲中文字幕久久久一区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