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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lu8国产精品系列：《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
，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有了一点儿感情基础了，互相能了解点儿。他们心里对我们也挺爱护的。那会儿府里住着不少人呢，好几十人，男的、女的、少的。定：那就是说您大爷、二爷那会儿还都住在王府里？毓：都住在那儿，那房子都旧着呢，甚至于有的房子老得都不能住，可是还有使唤的丫鬟啊，老妈妈啊，嬷儿啊，嬷儿是给男孩子喂奶的，有管看的，有管喂奶的，嗬，那谱儿大了。姑娘叫什么？定：格格。毓：格格是后来的。那会儿就叫哥哥，几哥哥，几哥哥，就是几姑娘，几姑娘。男孩叫阿哥。管我这姐姐(指溥心畬的女儿)就叫哥哥，我叔叔有几个姑娘，也叫几哥哥，几哥哥。可是他们管我们不这么叫，他们管我不叫哥哥，叫大姑娘，管我哥哥叫大哥儿，按外头的说法叫外来户了。我最不服气的，他们都是妈妈抱大的孩子，就他妈我这倒霉出来的……他们后来叫着叫着气也不足了，就算了。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就气不忿儿。你们吃饭有大厨房，吃饭不说吃饭，叫传饭，到时候有老婆子传饭，西太后、老佛爷才叫传饭呢，就这么讲排场。我们那哪儿行呀，我们传谁去啊，我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得自己做去。虽然说我父亲抽大烟，也不能净赖我父亲呀，他们那会儿也抽大烟，还有人伺候，好几个管家伺候着抽大烟，这不是同等一样么，就因为我父亲没钱，暴露得就更明显一点。阶级观念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一点点促成你的思想变化，这就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背景。注69旧社会就讲这套，家传的，家规，讲虚伪，我一想我那个大爷有时候就很虚伪，那会儿环境造成的他那样。我祖母死的时候下小雨，冷，上面穿着棉袄，穿着那孝衣，下着小雨衣服不是潮吗？那几个管事的，那会儿叫管事的，就像现在秘书似的，不是秘书，那职称是老家人，就是伺候他的老奴。那些人捧臭脚，就说“哎哟爷您别太悲伤了，您出汗出得太多了，您看您的棉袄都湿了。”就那么捧，他就默认了。哎哟我心说，这哪儿是悲伤，这是下雨淋的，棉袄要湿到那个程度得出多少汗呀。我那阵儿才几岁呀，我就有看法。那会儿我母亲就死了，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那会儿府就卖了，说卖德国了，不是改辅仁大学了吗？我不记得年月了，注70那时候我很小，我很小就懂事了。说他们一个人得了几万块钱，那会儿几万块钱可不少，可这笔钱没有给我父亲，可能也给了点，给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呀，都糟蹋了，就那样。各府里就都不是自己的人了。
3.随二伯画画
毓：溥心畬是我二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长得特别像。我画画也是跟他学的。定：那可是名师呀。毓：确实是名师。南张北溥嘛，那可真是了不得。你看六爷府书画界的人特别多，在书画方面，在文艺方面，都是有学问的，作个诗呀，作个词，在写上面、画上面都行，六爷府都是这一路的。只是二爷太出色了，所以别人都显不出来了。五爷府就不是那样注71，五爷府特讲究什么？练。定：噢，一个府是一个风气。毓：他爱那个，好那个嘛。后来经济方面也挺困难的，溥心畬那会儿就开始卖画了，我哥哥为什么会画画呀？有时候就帮着他给画点，他一忙了就是代笔似的。我哥哥从小儿就爱画画，以后跟着他，那会儿他就十几岁了。我有个姐姐，三姐，和我同岁，她叫顺子，是溥心畬的女儿，早就死了。溥心畬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小。我们就都在一块儿，溥心畬挺喜欢女孩子。他一忙了，我和三姐就帮着给他上颜色，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有时候他不说，我就瞧他的意思，该怎么用笔，哪儿该使劲，哪儿该揉一揉笔头。这笔是倒着用，还是用侧锋啊，区别在哪里。您别看这画画，“瞧”最要紧。因为画画本身、写字本身，它有一定的气韵在里头，他可以从自身运用。这里边必须是我自己去体会。四、没写入书中的历史毓旗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4日地点：北京市定慧寺某居民楼毓旗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MarkElliott注74[访谈者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为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并于几日后将肃顺诛杀，将载垣和端华赐死，注75其他五人或革职或遣戍。遂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由叶赫那拉氏掌握实权，开始了她对清王朝长达40年的统治。这场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亦称“辛酉政变”。这也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中，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端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皇帝逃往热河时，随从前往，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死后，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肃顺是他的异母兄弟注76。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论历史最终作出的评价如何，对于这个家族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一个永久的伤痕，而这个家族此后的兴衰，也不再为那些只关心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正统”史家所关注。但是，正如我们从毓旗的口述中看到的，这个家族日后的经历不仅丰富生动，而且与时代的大变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诸多这类退出“正史”的故事，与官方文献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那个时代的“整体”，所以，它具有毫不逊色于正史的学术价值。这篇口述访谈，主要围绕毓旗的祖父——载儒的人生经历展开。他从一个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家族中走出，参加“平教运动”直至投身革命的过程复杂坎坷，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个在以往文字记录中罕见的满洲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兼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真实又生动，为我们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毓旗是化名，所以没有必要再在前面加上“爱新觉罗”四字。注77他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大学，获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史、宗教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并在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出版多部中华文化、历史及当代哲学、宗教问题的专著。现任某研究机构研究员，是北京数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本篇口述的最后一段，是他对满族历史的一些思考，他坦言这些想法受其祖父影响很深。然毓旗虽是学者，恐怕也很难将这些内容形诸文字，由此亦可知，口述自有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1.端华的事出来以后……
毓旗(以下简称旗)：这些事都是我爷爷给我讲的，目的是让我牢记家史。我现在也给我女儿讲这些事，我说你从小要知道这些事，这些是口传历史，它没有写在书上。定：端华出了这件事以后，官书中还有没有可以查到的任何线索？旗：任何都没有。说心里话，也就这几年，我因为学历史，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慢慢地就愿意再深入了解，要不然……端华是我的五世祖，我们是属于镶蓝旗的。端华官也挺大，总领过镶黄旗，所以我们也说在镶黄旗。他属于犯了罪的，朝廷赐死……当时那上吊的白绫带还留着呢。我爷爷说听他们老一拨儿的讲，当时我们郑王府一开始还没有给抄家，一开始说叫革退，就是革去爵位么，按当时规定世子还可以降几级，当时是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公注78等，但是家产也封了一段时间。革退这个处分之后呢，家族很快在朝中就没有地位了，没人愿意理，宗人府注79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主要是几个妇道人家撑着这家里，家里没脊梁骨，这期间很多人去家里勒索，被人勒索了一大堆。定：东西就都转移了？旗：转移了，几家都转移了。家早散伙了，人死了还不散？我们这一支赶紧就跑了，老娘们带着第四个儿子悫善，没等抄家就都走了嘛。定：那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旗：抄了，实际上还是抄了。那时候抄家很厉害，什么叫抄家？今天抄了，封条子全部贴上。然后宗人府负责给你们送饭，集中在几个屋子里住，兵丁看守不能出来，人都不能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点名册，查你家有多少财产，就这么查。MarkElliott(以下简称Elliott)：那你们家以前的诰命注80还有剩下来的吗？旗：抄家最先抄的是朝廷颁给的各种文书，其次是房地，再次是浮财，就是金银细软。浮财你可以留藏、转移一些，藏文书就罪加一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传下来。我们更不可能有，抄家籍没的，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这些东西？定：我现在想听你说，端华那事出了以后，你们那些支的情况，我想知道那些支都在哪儿，越具体越好。旗：那个我还真说不出来。我爷爷要在的话他肯定能说出来。我爷爷过去讲亲戚必须走(指来往)，这是在一个大家族来讲。我爷爷那会儿讲，亲戚不走就凉了，如果再讲，就是往下传辈儿，最老的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定：姨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旗：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讲姐儿俩嫁汉各顾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爷爷还跟我讲：如果家族里生俩女孩儿，一定得再生个男孩，因为生这俩骨肉就不亲了，一出嫁就全都完了。而且如果姑舅之间再生个一男一女，还是姑舅。端华出了这事以后，等于封号就给别人了注81，王府也给人家了，以后封的郑亲王还是属于济尔哈朗一支的，但是哪一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跟我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就是顺着辈分一查，可能是济尔哈朗几个儿子中的另外一个儿子，那跟我们隔着七八代、八九代，血缘越来越远，没法儿再跟人家续。跟我们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记得什么呢，就记得后来商量迁走，有一支后来听说迁到兰州、陕西那一带，那上吊的白绫带就给这一支带走了，不知道后来他们传到谁家去了，我爷爷老说兰州那支带走了。还有一支留在北京，留在北京这一支跟后来又恢复了郑王的那家关系不错，跟他们伙着过，搭伙。我们这一支，就是端华的第四子悫善，因为年龄小，才七岁，就过继给了绵英。绵英和端华私人关系很好，否则不会过继给他的，落难之后他给帮个忙呀。绵英不是皇室嫡系，也不是皇室正根，是旁支，好像是奉国将军，绵英的将军府就在现在北京评剧团，那个能人居涮羊肉再往南一点儿，顺承郡王府往北，就是我们家后来过继给的绵英的宅子，过继以后我们家就没走，就在那儿住。但有一支确实迁到保定去了。他们还经常有来往。2.旗地庄园和买汉姓
旗：悫善是到保定之前两年生的我爷爷，生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夫人)可能也是侧的，不是嫡系。悫善到保定时大概是四十四五岁。我爷爷是老四。悫善他们迁到保定以后，实际还有官饷，因为悫善过继就属于绵英这一系了，过继了嘛，内务府还按照宗室的待遇，还能关出银子来，还按绵英这一家，不是按郑王，给了以后到保定府基本上也没做生意，也没什么事情，吃租子，旗地庄园的租子，北京还有点房产。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宗室待遇逐渐减少，也落实不了，旗地庄园的土地也出了归属问题。我们当时在直隶，北京对宗室的所谓优待条例注83管不了那么多，鞭长莫及，北京这儿都乱了，直隶保定府还管你什么事，顶不住了以后就出去找工作，当时排满排得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就干脆买个汉姓算了，反正我们郑王府那边早完了，绵英这边宗人府的银子也无所谓了，就改了汉姓了。得找朋友入宗祠呀，正式地到人家拜祖宗去呀，入人家的谱牒，都是有这么一套规矩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爷爷就给我讲当时就买了汉姓，入了汉家宗祠，就在保定的定州，在庄园那一带，实际上是给我们种粮食的汉人的姓，买了一个姓氏，我估计也就是给个面子，这都是老庄户的人，老庄丁了，等于给老主人帮个忙。我爷爷经常讲置房子置地置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有金有银有玉有这些财产，你要是压不住它它就把你压死了，读书才能压住家里的阵。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读了书这些东西才能传下来，永远留在家里头”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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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3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lululu8国产精品系列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笑了笑，希望这样婉拒不会造成误解。“随你的便吧。”康妮说着又戴上墨镜，在穿上那双又宽又扁的鞋向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玛维斯的肩头。剩下玛维斯独自一人，她原来担心厨房会失去舒适感，其实不然。她反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厨房里似乎挤满了孩子——在笑？在唱？——其中两个是莫尔和珀尔。她闭紧眼睛，想驱散这种想象，却反而更加强烈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康妮进了门，正在地板上拖着一只三十二夸脱的大篮子。“来，”她说，“帮把手。”玛维斯瞅着山核桃皱起了眉，对康妮正在安放的轧果钳、尖嘴凿和碗一个劲儿摇头。“算了，”她说，“想点别的我能帮忙的事吧。剥这些玩意儿的硬壳，我会发疯的。”“不会的。试试看。”“唔，唔，我不行。”玛维斯看着她整理那些工具，“你要不要垫些报纸？清理起来会容易些。”“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切消息全都靠人们面对面地拿嘴说。”“这倒也没什么，”玛维斯说道，“这些日子就没有好消息，没法再坏了。反正人们也无能为力。”“你话说得太快了。瞧瞧你的指甲，又结实，又弯得像是鸟爪子——地道的剥山核桃的手。这样的指甲每次都能把山核桃仁整个抠出来呢。多好看的手，可你却说你做不来，让你发疯。看着这么好的指甲白闲着，我才会发疯呢。”随后，玛维斯看着自己突然好看起来的手抠着山核桃仁，联想起六年级时的老师掀开书页：从封面一角抬起，顺着纸边碰到书签，轻抚着书页，用指尖沿着书上印的字行移动着。她在一旁看着有一种腿都软了的感觉。此时，她抠着山核桃仁，竭力少做姿态又不失优雅。康妮让她干起活来之后就走了，说是要去“照看母亲”。玛维斯坐在桌边，嗅着穿过门洞吹进来的风令人愉悦的气息，心里想着不知康妮的母亲多大岁数。从这个女儿的年龄来判断，老太太该有九十多岁了。她又想，还要多久顾客才来？有人找凯迪拉克的麻烦吗？在她要去的加油站那儿，地图上会显示如何回到亲切的七○号甚或二八七号路吗？她要向北，开到丹佛，然后再折向西。运气好的话，晚饭时候就能上路了。运气不好的话，她也打算第二天上午走。她要回到水泥公路上，听着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音乐曾帮她度过本妮走后的沉寂，一路不停行驶的几个小时—两个手指不耐烦地调着台，寻找更好听的歌曲、更美妙的歌喉。此刻广播在穿越田野，下到一条路上，然后是另一条路。断了。在一个地方乐声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段空白，没有了收音机带来的福音，她并不认为自己能适当地加以填补。从她就座的桌边欣赏着自己忙碌的双手，没有收音机的空白在扩散。无声的、神秘的火在喘着粗气，随着燃烧的加剧，声音却越发无力了：山核桃壳开裂的噼啪声，核桃肉落进碗里的叮当声，不停调整的灶具的哗啦声，昆虫的低鸣声，长长的杂草的争执声，远处玉米棒的咳嗽声。一派平静，但是她巴不得康妮快回来，以免又受到惊吓——幻听到婴儿在歌唱。那女人不在的时间似乎太长了，玛维斯听到一辆轿车碾过砾石路，然后刹车，门砰地关上。“嘿，老女士。”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松。玛维斯回头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她利落的腿脚快步走上台阶，由于没看到预期的人而停住了脚步。“噢，抱歉。”“没事，”玛维斯说，“她在楼上。康妮。”“知道了。”玛维斯觉得那女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衣服。“噢，真棒，”她说着走到桌边，“棒极了。”她把手指伸进碗里，拿了几颗山核桃。玛维斯以为她会吃一些，但她却松手把山核桃丢进了碗中的果仁堆里。“没有山核桃馅饼还叫什么感恩节？不成样子了。”她们俩谁也没听见光脚走路的声音，何况弹簧门也没发出声响，因此康妮过来时就像是幻影。“你来啦！”黑女人张开手臂。康妮投入她的怀里，两人摇晃着拥抱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丫头吓死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屋里有生人。”“我们的第一个，”康妮说，“玛维斯·阿尔布赖特，这位是索恩·摩根。”“嘿，很高兴认识你。”“摩根。摩根太太。”玛维斯脸上发烧了，但仍满脸堆笑，并且说：“对不起，摩根太太。”边说边端详那女人昂贵的牛津鞋、薄纱短袜、羊毛衫，以及裁剪合身的衣裙：浅蓝色轻质绉丝夏装，上面是白翻领。索恩打开一个编织钱包。“我又带来了一些。”她说着，拿出了一副飞行员式的墨镜。“好的。我只剩下一副了。”索恩瞥了玛维斯一眼。“她吃墨镜。”“不是我，是这栋房子吃墨镜。”康妮把镜腿插到耳后，在门口试着墨镜片。她转过脸正对着太阳，那一声“哈”的叫喊充满了反抗。“有人订了去壳的山核桃，还是你自己的主意？”“我的主意。”“做很多馅饼。”“不只做馅饼呢。”康妮在水池的龙头下冲洗着墨镜，并撕去标签。“我不想听，所以别告诉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康妮点点头。“你能给这丫头的汽车一些汽油吗？送她过去，再带她回来？”她说话的同时擦干净新墨镜，检查毛巾上的斑点和棉绒。“你的车在哪儿？”索恩问。她的声音里有些怀疑，似是不相信穿着皱巴巴的吊带便装裤和脏兮兮的童装式圆领长袖运动衫的人会有车。“一八号路，”玛维斯告诉她，“我走了好几小时才到这儿，可要是开车……”索恩点了下头。“很高兴去一趟。不过我得让别人开车把你送回来了。我倒是愿意亲自送你回来，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两个小子都要休假了。”她得意地看了眼康妮，“没等我注意，家里就满了。”随后她又问，“母亲怎么样？”“拖不长了。”“你肯定去丹比或者米德尔顿都不算好主意？”康妮把飞行员式的墨镜放到围裙兜里，向食品间走去。“她在医院里也就能喘上一口气，第二口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康妮在一篮山核桃上放了个小口袋，可能是颗手榴弹。那玩意儿放在奥兹莫比尔车里玛维斯和索恩·摩根之间的座位上，散发着紧张气息。索恩不时去碰它一下，仿佛在提醒自己那东西在那儿。厨房里的轻松谈话没有了。突然正经起来，索恩的话很少，在回答玛维斯的问题时说得极其简单，而且根本不问玛维斯任何事。“康妮人真好，是吧？”索恩看着她。“是啊，她是挺好的。”她们行驶了二十分钟，索恩在每一处上坡或转弯路上都很小心，哪怕坡度和弯度再小。她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她们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停下了车，向那个一瘸一拐走到窗前的男人要五加仑的油带走。他要玛维斯付钱，她说等她回来加满油箱时再付。他不信。最后谈妥先存上两美元。索恩和玛维斯驾车走了，转上另一条路，向东开了像是有一小时。索恩指着一个奇特的木制标牌，说：“我们到了。”标牌上端写着“鲁比·波普，三六○”，下端写着“小旅店，一六”。这小镇当时给玛维斯的印象是静极了，仿佛没人住似的。除去一家食品店、一家储蓄及信贷银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商业区。她们沿着一条宽街驶去，经过教堂前修剪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草坪和色彩柔和的住房。空气清香，树木幼小。索恩拐进一条侧街，那里的花园比房子还宽敞，花朵上罩满了蝴蝶。五加仑容量油桶的气味在索恩的车里十分刺鼻。但在那男孩的卡车里，夹在玛维斯的双脚间，油桶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气味。黏糊糊、油腻腻，再加上金属的气味，混在一起完全可能让她恶心，多亏那男孩主动做了玛维斯无法要求索恩·摩根做的事：打开了收音机。节目主持人宣布曲目时的语气听起来仿佛曲子是由他的家人或好友作的：所罗门王，奥蒂斯兄弟，黛娜宝贝，艾克和蒂娜姑娘，达科他姐妹，诱惑乐队。他们颠簸着前行，此刻高兴起来的玛维斯欣赏着音乐和那男孩头发剃掉的部分。尽管他比索恩令人愉快，但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已经从“鲁比·波普，三六○”开出了好几英里，听到《喷射》杂志音乐榜前二十首曲子的第七首了，这时玛维斯才意识到，除去加油站的小伙子，她还没见到一个白人呢。“你们镇上有白人吗？”“没白人住，他们不肯。有时来做生意。”当他们在驶向凯迪拉克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大宅时，他问道：“那里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厨房里待着。”玛维斯答道。“两个老妇人待在那么大的一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凯迪拉克没人碰过，但晒得发烫，那男孩在拧开油箱盖的前后都舔了手指。他还挺好心地为她发动了引擎，告诉她把车门敞开一会儿再上车。玛维斯没有费劲儿就让他把钱收下了——索恩则一直推让——他在车上收音机放着的歌曲《嘿，裘德》的伴随下开车走了。玛维斯坐到方向盘后面，在空调的冷气中凉快着，后悔没留意那男孩卡车仪表盘上的电台频率。她在驾着凯迪拉克返回康妮家的路上，徒劳地转了半天选台钮。她停下车，颜色像淤血一样深的凯迪拉克在那儿停了两年。那男孩发动引擎之时已经日落了。再说她也忘记问他路了。何况她记不起她存了两美元的加油站的方位，而且也不想摸黑去寻找了。还有，康妮已经填了作料，烤了一只鸡。但她作出过夜的决定主要还是因为那位母亲。中间的白色令人目眩。玛维斯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枕头和牙白色被子之间的那个轮廓，若不是一个颇具权威的声音说了句“别瞪着看，孩子”，可能她还发现不了什么呢。康妮向床脚俯身下去，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她用右手抬起母亲的两个脚跟，用左手抖松脚下的枕头，嘴里嗫嚅了一声“脚指甲跟刀片一样了”，又把那双脚轻柔地放好。玛维斯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和光线之后，才发现那张床的尺寸对一个生病的妇女来说太小了——简直是一张童床——床的四周，在光亮的边缘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康妮从其中一张桌子上拿起什么东西，趴到照亮病人的光亮中。玛维斯随着她的动作，看着她把凡士林涂到病人的嘴唇上，病人那张脸比围着头部的白布还要苍白。“应该有比这味道更好的东西。”母亲说着，用舌尖舔着涂了油的嘴唇。“吃的，”康妮说，“来点吃的好吗？”“不。”“一点鸡肉。”“不。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你干吗要带人进来？”“我跟你说过了，一个需要人帮忙倒腾车子的女人。”“那是昨天。”“不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告诉你的。”“唉，好几个小时以前了。那么，是谁请她进我私人房间的？谁请的？”“猜一猜。你，就是你请的。你不是想按摩头皮吗？”“不是这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玛维斯在她所处的暗处小声作了回答。“站近点。不到我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像是住在蛋壳里。”“别理她，”康妮对玛维斯说，“她看得见宇宙里的一切。”她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拿起老太太的一只手，逐个儿抚弄着弯曲的手指。玛维斯向前移了移，站进光圈里，一只手撑在床的铁架上。“你现在没事了吧？你的车能开了？”“是的，女士。我挺好。谢谢你。”“你的孩子们在哪儿？”玛维斯说不出口。“以前这儿有好多孩子。这地方有过学校，一所挺漂亮的学校。为女孩子办的。印第安女孩。”玛维斯看着康妮，但在康妮回眼看她时，马上垂下了目光。床上的老妇人轻声笑着。“日子难过啊，是吧？”她说，“看看那双眼睛。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绿得跟草一样。”“而你的眼睛当年是蓝的。”康妮说。“现在还是蓝的。”“随你说吧。”“那么说，是什么颜色？”“和我的一样——老妇人洗掉了色的颜色。”“递给我镜子，孩子。”“什么也别给她。”“在这儿我还是管事的。”“当然，当然。”三个人都看着褐色的手指抚摸着白色的手指。床上的老妇人叹了口气。“瞧我这样子。没法自己坐起来，没法傲慢到最后了。上帝该把脑袋笑掉了。”“上帝不笑也不玩儿。”“是啊，你对他无所不知，我敢说。下回你看到他，告诉他让那些姑娘进来。她们在门外聚成一堆，可是进不来。我在白天倒不在乎，可是夜里她们搅得我睡不好觉。你让她们吃得好吗？她们总是那么饿。吃得挺多的，是吧？不是她们爱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而是热乎乎的好东西，冬天这么糟，我们需要煤，烧草原上的树是犯罪，昨天的雪从门下面吹了进来，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罗伯塔修女在削葱头，保佑我们脱免罪责，你不能……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康妮把母亲的手在被子上放好，示意玛维斯跟她出来。她关上房门，她们俩来到过道上。“我还以为她是你母亲呢。我指的是你们谈话的方式，我原以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她们说着话，走下正中的宽大楼梯。“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的母亲？”玛维斯没有回答，部分原因是她不能说起这件事，也因为她正竭力回想：在这样一座没有电的房子里，母亲屋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吃过烤鸡晚餐后，康妮给玛维斯看了一间大卧室。她从四张帆布床中挑了离窗户最近的一张，跪在床上向外看。两个乳白的月亮，而不是一个，高悬在空中，简直就像康妮的一双眼睛。月光下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无法判断。小巧。充分。永恒。加利福尼亚，走哪条路？马里兰，走哪条路？莫尔？珀尔？那天夜里吃掉她的幼狮有一对蓝色而不是褐色的眼睛，这次它没有非把她按倒在地不可。当它用左爪钩住她的双肩时，她心甘情愿地把头向后仰去，把喉部露了出来。她也没有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咬的那一口满是汁水，但她一觉睡了过去，又做了其他的梦，直到歌声叫醒了她。玛维斯·阿尔布赖特离开了那座女修道院，但她经常回去，所以一九七六年她在那儿。在那个七月的早晨，对女修道院和镇子之间的龃龉，她已经留心了几个月，她本可以预料到整车男人穿云破雾的潜行。可她想到了其他事情：文身的水手们和在祖母绿的水中沐浴的孩子们。她被前一夜的欢乐搞得精疲力竭，便听凭自己在梦中漂进漂出。一小时之后，从教室射出了子弹，她嗅到了雪茄烟味，以及AquaVelva须后水的淡淡气味。格蕾丝要么是便道在燃烧，要么是她在鞋里藏着蓝宝石。K.D.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迈碎步或倒换两只脚，他相信是步行造成的这一切麻烦。在大炉灶边上懒散地闲待着的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看到她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但在汽车开走后，她却站在那里——在他们对面的街边，裤子那么紧，鞋跟那么高，耳环那么大，致使他们都忘记笑话她的头发了。她横穿中央大街朝他们走来，脚上穿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再没见过的粗高跟鞋，迈着小步。她走得很快，仿佛踩在火红的煤块上，要么就是鞋里有什么东西硌得脚趾生疼。K.D.心想，准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她早就该取出来扔了。他拿着装备盒穿过餐厅。窄窄的编好的带子从侧桌上的一个篮子里溢出来。索恩舅妈像囚犯似的编着线绳：每天都机械地无偿生产着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编织带。后院的园子向左面伸展开一片没有杂草的精耕土地。K.D.右转走向小屋，进去了。长毛牧羊犬见到他都兴奋起来。他只好骑到古德的身上，让这条母狗安静下来。古德的耳朵在他的手指间很柔软，他不停地捋着有樟脑味的细毛。壁虱像咖啡渣似的掉了下去。他把手掌放到狗的下巴上，狗则舔着他的下巴。另一条牧羊犬本把头放在前爪上，向上看着。斯图亚特·摩根家的牧场让这些狗忙得一团乱。在鲁比它们每年都要由K.D.照两次，每次几天。他从盒子里取出鬃刷，把刷子深深地插进古德的毛里，一边梳理一边唱着，用汽车城音乐（汽车城为底特律的别称，此处指那里的黑人音乐。）的假嗓轻声唱着在古德小时候为它编的歌。“嘿，好狗，做一条好狗；老好狗，我的好狗。谁都需要一条好、好、好的狗。谁都需要一条好的、一条好的、一条好的狗。”（“古德”一名原为Good，意为“好”，故有此歌。）古德舒坦地伸展着。只有那些相关的人要出席今晚的会议。所有的人，除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２０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lululu8国产精品系列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三国联军却创下了历史奇迹。依靠邯郸军民的殊死抵抗和魏、楚救赵之兵，邯郸之围得以解除，赵国暂时免掉了亡国之灾。但是，秦国会甘心这次失败吗？虞卿力辩拒割地秦军邯郸无所得秦兵当然不甘心邯郸之战的失败，所以在解邯郸之围时，要求赵国割六县议和。赵国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给不给秦国六个县。赵国正卿虞卿坚决主张不割六县。虞卿认为，秦国清楚地意识到邯郸之战是打不下去的，而不是因为喜欢赵王而罢兵（赵孝成王也认为秦国攻赵竭尽全力，是“倦而归”）。所以，秦国以强兵都得不到的六县我们却要拱手相送，这岂不是帮助秦国打自己吗？但是，赵国有一个深受赵孝成王宠爱的赵郝却力主割六县给秦国。理由是什么呢？一是若不割六县给秦，秦明年必来攻赵；二是秦不攻韩、魏而攻赵，说明赵国对秦国不如韩、魏对秦友好，所以，割六县给秦国可以表示赵国的好意。虞卿认为这是谬论！第一，毫无意义。割六县给秦并不能阻止秦国再次对赵国进攻，所以，割六县城给秦国毫无作用。第二，这是自杀！若秦兵凭武力都拿不到手的土地我们都得白送给秦国，秦兵再来，我们还得割让秦兵夺不到手的土地，这是壮大秦国而削弱赵国。赵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秦国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的割法早晚会有一天落到无地可割的境地，那赵国不就彻底完蛋了吗（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此时，原在赵国任职后到秦国任职的楼缓回国，赵孝成王向他征求意见。楼缓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自己不好表态，最终还是劝赵孝成王割地给秦。楼缓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一是虞卿不了解秦国，二是赵国被秦所困会给其他国家瓜分赵国提供机会。虞卿听说楼缓的言论后，立即拜见赵孝成王，据理反驳说：楼缓是为秦国当说客。赵国即使能拿出六座县城也不能给秦国，我们可给齐国，齐、秦之间水火不容，齐国如果得到了赵国白送的六县之地，一定会全力帮助赵国。这样，我们虽然给了齐国六个县的土地，却还可以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我们只要放出这个口风，秦国议和的使者就会主动到赵国来（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虞卿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总算说服了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派虞卿到齐国去，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议和的使者已经到达赵国了。楼缓知道后，立即逃出赵国。求救援同仇敌忾围邯郸秦军落败在邯郸之战中，刚刚受过重创的赵国最终打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秦军，为什么赵国最后竟能打败秦军呢？一是哀兵必胜。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但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连平原君都散家财以助国难。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二是秦军混乱。秦军这次攻打邯郸非常混乱、开始时打算用白起为主将伐赵，但是，白起有病，不能成行，只好派王陵担任将领，攻打邯郸。由于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王陵的攻打很不顺利。此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准备派白起代替王陵。可是白起死活不干，秦昭襄王只好另派他人率部攻赵，扛了两个月，还是没攻下来。三是合纵成功。邯郸之战赵国所以能够成功，与联合魏、楚共同抗秦密不可分。秦国攻打邯郸，是想一举灭赵。如果秦国灭赵得手，魏、楚两国将成为下一个羔羊，加上信陵君窃取兵符，毛遂逼迫楚王，最终形成草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态势。邯郸之战以秦军大败而告终。赵孝成王虽然靠合纵成功保住了邯郸，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赵国日渐衰弱的趋势，仅仅是延迟了赵国的亡国时间。这样，本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灭亡赵国的重任留给了秦王嬴政。嬴政将怎样灭亡赵国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呢？第22章赵国之亡赵国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多次不遗余力地对赵国进行军事打击，规模最大的就是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之战，赵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使赵国的都城邯郸得以保存。但是，两场大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秦灭赵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奉秦王嬴政之命又一次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俘虏了赵国最后一位国君赵迁。赵王迁的太子嘉逃到代地称王，七年之后（前222）也被秦军所俘，赵国彻底灭亡。赵王迁是导致赵国亡国的第四位国君，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导致赵国最终灭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掌实权嬴政伐赵斩李牧赵迁亡国公元前235年，赵王迁继位。赵王迁继位之时，已经是秦王政十二年，嬴政已经掌握秦国大权四年了。赵王迁二年（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处理完吕不韦事件的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大举攻赵，赵迁派兵迎战。结果，主将被杀，赵军士兵损失十万。这次赵军被杀的人数仅次于长平之战，而且距长平之战也仅仅二十七年，因此，赵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兵员再次遭到毁灭性的屠杀。赵王迁三年，嬴政再次派遣大军从上党郡翻越太行山，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在危急关头，赵王迁从北部边疆调回李牧为大将，抵抗秦军，李牧统领赵军大败秦军。秦将桓齮（yǐ，以）因为战败，畏罪逃到燕国（一说桓齮就是樊於期，嬴政非常恼恨樊於期，所以荆轲才拿他的人头做见面礼），李牧因功被封武安君。三年后，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再次击败秦军。秦国东扩灭赵的进程又一次受挫，这是因为赵国尚有一支精锐之师，尚有大将李牧。李牧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在赵国即将亡国的危难时刻屡屡重创秦军？李牧原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郡、雁门郡，防备匈奴。李牧守边有三招：一是稿赏士卒。李牧非常关心士卒生死，每天宰杀几头牛搞赏士兵，对将士们非常厚道。二是精心防守。平时让士兵学习骑射，派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守烽火台，还派了很多侦察员侦察敌情。三是死不出战，这是一条铁律。一旦遇到匈奴入侵，要赶快退入营垒防守，胆敢迎战者，斩首（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次入侵，李牧部队都谨慎地点燃烽火，立即退入营垒，绝不出战。一连好几年，他的防地、人员、物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匈奴人把李牧这种守边策略视为胆怯的表现，赵国官兵也认为主将胆怯。赵王因此多次斥责李牧，李牧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赵王发怒，把他召回，另派他人领兵，李牧什么也没说，回家休息。此后一年多，匈奴每次入侵，继任的主官都出兵迎战。但是，屡屡失手，损失极多，伤亡惨重，导致边境地区不能种田，也无法畜牧。赵王别无他法，只好请李牧再次出山。李牧闭门不出，坚决称病推脱。赵王一再强迫李牧任职，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老三招，请大王恩准。赵王立即答应了李牧的要求。李牧重返边境，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事。匈奴几年来又一无所获，但他们也一直认为李牧胆小怯战。虽然边地官兵每天都能得到李牧的赏赐，但就是无用武之地，都想和匈奴痛痛快快打一仗。李牧看到和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痛击匈奴。第一步，精选优质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神射手十万人。全军一律投入备战。第二步，示弱。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佯装战败，有意把几千人扔给匈奴。匈奴单于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利可图，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防区。第三步，打大仗。李牧正面迎战，同时，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一仗歼敌十多万人（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最后只有单于逃走了，几个小的部落也投降了。这一仗匈奴吃了个大亏，此后十多年，匈奴人不敢接近赵国边境。李牧不但能够防守边疆，而且也擅长攻坚。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李牧一举攻占燕国两个县。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军。因为李牧善战，秦军虽有名将王剪，灭赵之战相持达一年多仍无进展。秦国深知李牧善战，很难对付，如果不除掉李牧，灭赵非常困难：王翦便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让他施反间计。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便不断散布流言蜚语，在赵王面前说李牧的坏话，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迁听说之后，便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乘李牧不备，秘密逮捕了李牧，将他处死，还撤了司马尚的军职（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三个月之后，王翦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将，俘虏了赵王迁。最后只有赵王迁的太子赵嘉逃到代地，自称代王，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代地，俘虏了赵王嘉。昏庸信谗斩将败兵主次不明割地求和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28年灭亡，历经了一百七十余年，它曾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等交界之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赵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后世传诵颇广的故事，如“窃符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赵国为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赵国除了灿烂的文化，还有一点是后人最为称颂的，就是赵国军民的积极抗战，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唯独赵国是最能打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国家。但是历史没有选择赵国，这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存在哪些因素呢？赵国灭亡有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先说用人失误。赵国人才济济，远非他国可比。但是，赵国的国君从赵孝成王开始，重用的人多是公族贵戚。比如说长平之战，这是决定赵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然而，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之前，赵孝成王找谁谋划？一个是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的舅父），一个是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全是公族贵戚。廉颇等一批名将，蔺相如等一批名臣，全不在决策人之列。赵豹主张不要上党郡，赵胜主张接收上党郡。虽然两人主张不同，但是，他俩都没有意识到接受上党郡将引发秦、赵两国之间的一场生死大决战。这两位参与决策的人都没有把大决战这一点给赵孝成王讲清楚：赵孝成王既想要地，又无充分思想准备要打硬战、恶战，最终一败涂地，元气大伤。赵迁继位之时赵国已处于亡国前夜了，但是，赵迁还是听信谗言，杀了支撑赵国半壁江山的名将李牧。这是自毁长城啊！三个月之后，赵王迁被俘。虽然李牧就算不被杀，是否能支撑赵国这盘残局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杀了名将李牧，赵国一定灭亡。因为，李牧至少还能让赵国坚持下去，不至于三月亡国。赵王迁死到临头还冤杀名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最后也满怀愤慨地写道：“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第二，政治腐败。赵国政治腐败成风。我们看看郭开这个人即可知赵国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郭开是赵国大臣，囿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郭开曾担任的职务，但是，郭开对赵国最后的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国时期有“四大名将”之说，秦、赵两国各占两位。赵国的两位名将是廉颇和季牧。李牧死于郭开之口，原因是郭开受秦重金贿赂，诬陷李牧。廉颇也毁于郭开之口，但并非受秦反间之计一事。赵孝成主错误地撤廉颇而用赵括，使赵国损失了四十五万精兵。长卑之战以后，赵孝成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廉颇的重要，让廉颇再次领兵，廉颇不负王命，屡屡为赵立下战功。赵孝成王死后，继任的赵悼襄争王又不信任廉颇了，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气，一怒之下，打跑了乐乘，这样，廉颇在赵国就待不下去了、逃到魏都天梁（今河南开封）。廉颇到魏国后，魏王长期不信任他，廉颇自己也很想回赵国再次带兵。赵悼襄王此时也感到用乐乘代替廉颇做得有些过分，想重新起用廉颇，但又不知道廉颇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于是，赵悼襄王派使者丢魏国着望廉颇。郭开作为赵国重臣，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出一使魏国的赵使行贿，让他设法阻止廉颇回国。使者在魏国见到了廉颇，看到廉颇饭量很大，还能披甲上马，身体极好。但是，这位使者由于收了郭开的重礼，回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很大，不过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去了多次厕所。赵王听了使者的话，认为廉颇真的老了，使不再考虑起用廉颇（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郭开是赵国重臣，自然知道廉颇对赵国非常重要。但是，他嫉贤妒能，不容廉颇，不惜以重金贿赂赵国使者，毁掉了赵国一员虎将。后来，楚国听说廉颇闲居在魏国，便派人暗中将廉颇接到楚国。廉颇虽然在楚国当了将军，但是，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还总是念念叨叨地说，我喜欢用赵兵。最终廉颇客死楚国。廉颇是赵国名将，屡立战功。长平之战为秦反间计所害，长平之战后，廉颇又率兵对付趁火打劫的燕国，大败燕军。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屡立战功的名将，在赵国竟然待不下去。除了秦国反间之外，赵王身边的重臣也进谗言陷害他。郭开之口胜过秦人雄兵，三寸之舌胜过百万秦军，廉颇没有死在秦军刀下，却毁于郭开口中。赵国的政坛黑暗到了这种程度，除了亡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在赵国的历史上，不乏大将、名将，可惜的是，这些名将的结局都非常惨，李牧被杀，廉颇最后客死他乡，政治的腐败加快了赵国灭亡的脚步。唐朝末年的周昙曾有诗云：“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虽然，廉颇回国、李牧不死最终不一定会阻止赵国的灭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迟秦军东扩的速度。第三，主次不分。赵国不仅面临着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还不断遭受北面燕国的骚扰。燕国是一弱国，实力远远比不上赵国。但是，在赵国的亡国过程中，燕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燕、赵两国本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赵国为燕国阻挡了秦军的进攻，仅此而言，燕国应当帮助赵国，抵挡秦军，但事实并非如此。邯郸之战尚未结束，赵国的武垣令傅豹等人率领该地原燕国百姓叛逃到了燕国，为赵、燕两国关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赵孝成王十年（前256），秦派兵进攻赵国，攻占赵国二十多个县，杀死九万赵军。赵派乐乘等率兵进攻秦信梁军，打败秦军。此时的燕国非但不帮赵国抗秦，反而趁秦、赵大战之机，攻占了赵国昌城（今河北冀州），这进一步激化了燕、赵矛盾。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燕王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送了五百金的重礼给赵王。但是，这个栗腹一回到燕国，马上向燕王报告，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了，未成年人还没有长大，可以趁此机会讨伐赵国。燕王召见重臣乐间，询问他的看法。乐问回答，赵国是一个四面都需要应敌的国家，因此，这种国家的应战能力超强，不能打。燕王又问，以众伐寡，用二打一的办法攻打也不行吗？乐间肯定地回答，不行。燕王赌气地说，那我用五倍的兵力去伐赵，行不行？乐间还是坚定地回答，肯定不行。燕王一听，勃然大怒。大臣们一看燕王震怒，便齐声附和燕王（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面对失去理智的燕王，乐间不再说话。于是，燕王派出两路大军、两千辆战车。一路以栗腹为帅，进攻鄗（今河北高邑）；一路由卿秦为将，攻打代（今河北蔚县）。赵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廉颇率领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条水平线上。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话题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杀出个黎明第五章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七十五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五卷，第5页。?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金之俊最终被鳌拜等辅臣免职，因为他的儿子与侄子都被列入了1661年奏销案的名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79—85页。?除1646年制订推行的“大计”制外，顺治还于1653年规定对京城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察”。吕元驄：《翰林院》，第55—57页。?皇帝已于1652年10月6日罢去55名主管财物库的宦官；同年11月2日，工部的113名宦官也被免职。郑天挺：《探微集》，第9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7页。?同上。六个月后，宦官机构中又增加了第十四个衙门。郑天挺：《探微集》，第94、104—105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3页。1653年8月26日，御史图赖上章说，淫雨不止，京师大水，都与建立宦官衙门有关。他认为皇帝既然已有一群奴仆作为亲随，就不再需要宦官了。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道：“衙门虽设，全由管事满臣掌之，宦员无权。”郑天挺：《探微集》，第97页。但是，顺治坚信宦官可由正规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这却被证明是不对的。不到30年时间，康熙皇帝虽然与某些宦官交情不错，却称他们“无异于最下贱之虫蚁”。他不得不因他的仆从在卫兵进屋时还高卧不起，而对他们予以训诫，到了1724年，又不得不下诏禁止穷困潦倒的旗人净身入投宦官衙门。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第12—13页。?同上书，第3页。十三衙门在紫禁城的西面，位于西华门内的皇城中，今明清档案馆的新建筑就在此地。虽然当时它还不像在清朝盛时那样，有庞大的机构（1662年，即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有官402人；1722年，939人；1796年，1623人）但它在顺治朝，作为一个平衡宦官各衙门间关系的控制机构的作用，被估计过低了。普雷斯顿·M·托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尤其是第21—30页对清代宦官衙门做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1655年7月31日，皇帝令工部竖起一尊铁碑，碑上刻写着魏忠贤一类宦官与外廷官交结的手法，并传称日后犯者将严惩不贷。1656年4月14日，顺治还废罢了一个六个月前才置立的专掌玺印的特殊宦官机构。掌管玺印之责移交给了正式的文官。郑天挺：《探微集》，第97—98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3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8—99页。?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凯斯勒的数据与此不同。他声称在1651年，所有总督及22名巡抚中的17名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8页。?据凯斯勒所说，从1644至1722年，80％的督抚为旗人，其中多数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8—189页。?总督平均任期的长短，也因其是否为旗人而有所变化。有清一朝，汉军旗人任总督者平均以三年半为一任，而一般汉官则仅为两年八个月。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2—123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页。?同上书，第12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64页。?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88—89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73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21页。关于永历政权内讧问题，见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07—114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3—124页。洪承畴所统率的军队既有汉人，又有满人。这支军队后由洛讬与多尼统领。最重要的汉将之一是降清的张勇，他并不是旗人。张勇是南京政权灭亡时率部径赴九江向阿济格投降的，时年仅30岁，被授为游击将军，派往西北。在1648年镇压白帽回民起义时骁勇善战，颇著时誉，屡受褒奖。1658年，归洪承畴麾下。1661年平定云南后，担任此省的提督。两年后，开赴甘肃，戍守西北边境，抵御厄鲁特蒙古人。三藩之乱期间，他不顾足上有伤行走不便，为国守边尽忠。张勇的忠贞，实际上是清朝最终获胜的一个关键。后来噶尔丹驱动青海蒙古与西番土著回人东犯甘肃边境，被张勇击退了，清廷因此封他为侯。《贰臣传》第二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67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94—196、201—20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页。永历皇帝的逃亡路线，与后来的缅甸公路大致相合。1659年3月，永历皇帝及随从646人于八莫上船，沿伊洛瓦底河至缅甸都城阿瓦。余人陆行，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遭到了屠戮。永历皇帝自己于6月底抵达阿瓦。缅人得到了清廷文书，令其拘执永历皇帝，遂于王宫河对岸设营以置之。后猛白取代其兄自立为缅甸国王，便把永历随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掉了，已患气喘病的永历帝被留了一条活命，但处境极为凄惨，只有四个家庭成员、几个宦官、一个跛足文官以及百余幸免于难的妇幼陪伴着他。斯特鲁弗：《南明》，第125—128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8页。关于洪承畴的安民政策，见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196—198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6—20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60页。甚至那不愿宽恕“贰臣”，并暗示了洪承畴某些“过失”的乾隆皇帝，也称这位著名的满族人的合作者为“大贤”。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9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8页。李定国于1662年8月初，在云南与老挝的边境地区病逝。肖尔：《南明政权》，第210页。?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
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都不让跟一块儿玩。完全钝了，外界的事都不知道了。定：噢，就是把您护到身边，什么都不让您做。奎：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对父亲母亲都不知道亲，就都到这种程度了。定：那您父母后来还有别的孩子吧？奎：没有，就我一个。我父亲生气地说，说我不再要孩子了，再有了也养成糊涂孩子，这我是19岁以后才知道的。定：那您跟父母不是也住在一个院里吗？奎：就是一个院儿也……怎么说，一个院也不是照我们这个小四合房似的，不是头一道二一道，前边是客厅，正房，后罩房。那时候父母住后边，祖父祖母住前边。那时候有时有晌的啊，比如说早晨，我父母上我祖父祖母这儿请安来，请安站那儿说一会儿话，就回屋了。回来做点儿什么事情，待会儿12点以前又得去，吃饭过来吃，说几句话，晚上再上来请回安，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不是我们一家子，张寿崇家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满族大家庭都这样。反正是没那么多自由。这里我说一个小插曲，喝水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宫廷御医也住在秦老胡同，跟我祖父是好朋友。他说我这人湿气重，不能喝水，所以就不给我水喝，有一次我渴得厉害，就去喝花盆的水，还是我母亲看见了，把我领到她屋里偷着给我倒了两碗水喝。定：你们家那会儿有几个保姆啊？奎：这要说我也说不上来了，没算过。祖母那儿可能有俩仨，管梳头洗衣杂事，可能还有俩使唤丫头。我母亲屋有三个，看我的，还有做活的，做饭的，反正院里站着好些人。我是有一看妈，吃饭是看妈给弄，一人单吃，坐一小地桌。我都分不清是看妈跟我亲呢还是母亲跟我亲。那时候母亲不是都能带儿子回娘家么，我就不行，我母亲回娘家很少能带我去。定：您那时候也读书吗？奎：岂止是读书，整天都在学习，几乎占了所有时间。学5种，中文、英语、书法、武术、历史，后来又加上日文，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请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个英语老师，新知识都是他们传授给我的，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文化的窗口。定：不玩吗？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耍影戏人儿，我经常一个人玩那个。有时候也可以跟叔叔玩。定：那您祖母一天干吗呀？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一天抽水烟，有人点烟，有时候来客人，说正事的时候：“去去去玩儿去”，轰走了。所以家里什么正事我都不知道。定：唉！您这童年可够难受的。奎：不是童年，是从小到大一直难受。把我一辈子都害了嘛。我写过一首诗，第一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面三句是“……锦衣玉食困中央；壮士原非侯淑女，一样无计出高墙”。这里有个典故，知道吗？隋炀帝选进后宫的女子里有一个姓侯的，侯淑女，几年都看不见皇上，就上吊自尽了，死前写了一首长诗，很有名，里面有这样几句：“命薄何可量……此身无羽翼，无计出高墙”，隋炀帝也回了一首长诗……注268定：后来怎么又难受了呢？奎：后来我父亲不甘心哪。给孩子叫回家了，由这个没上过学堂，一跳，送外国留学去了。(众大笑)其实我祖父也愿意我去，祖父也觉得要让中国好还得学外国的技术，也同英语老师商量过，想托他把我带到英国去。后来因为英国路太远不方便，日本近，还有亲戚照顾，就改去日本了。又怕我娶一个日本媳妇不行，得结完婚才许走呢。这就先结完婚才上日本。20岁走的。定：您太太是……奎：那桐的二孙女、张寿崇的姐姐啊。娶完带去了啊。不是我带去的，也是一块儿送出去的，要不然怕我在那儿……嗨，是借溥杰、润麒的光啊，他们俩把我带出去的。定：润麒不是婉容的弟弟吗，我找过他，他90多岁了，现在还开着一个诊所。奎：对，比我大5岁呢。他那时是第三回去(日本)。定：这是怎么算的呢？
5.社交圈
奎：跟那家结亲就是我这一辈，以前没结过亲。我爱人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把子(指拜把兄弟)，因为我们住街坊。定：您说的街坊就是你们在天津的时候？奎：在天津的时候。在北京不行，他们住金鱼胡同，我们住秦老胡同。子：我老祖(指增崇)跟那桐是好哥们儿，我爷爷那辈儿跟我姥爷(指那桐之子绍曾)等于是换帖子的把兄弟，我爸爸跟张寿崇又是莫逆，好朋友。奎：我跟他们哥儿四个都好，特好，姑舅亲。定：你们家和张寿崇他们家，你们两家在民国的时候和以前，谁家的派头大呀？奎：他们家，他们是中堂。那桐早跳出内务府了，人家当了军机大臣了，不归内务府管了，他跳出去的时候我祖父增崇还没当那么大的官呢。我们家是内务府大臣，没做过中堂。定：你们是内务府总管大臣。奎：对，总管大臣，总管大臣并不是一个，好几个呢。后来我父亲当过正红旗汉军的都统，我那老丈人、寿崇的父亲是正都统，我父亲是副都统，俩人又在一块儿。定：他父亲？就是那桐的儿子绍曾，宝儿？奎：对。定：我听说北京那时候有八大宅门，特别有名的，你们家算一个，还有哪个您知道吗？6.习俗及其他
定：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我看《那桐日记》就不明白，那里头记着说大年初一去拜年，一天就能拜上七十家八十家，第二天又去拜上四十家五十家，这可怎么拜的呢？注275奎：这么拜的：坐着车，管事的拿着名片，到门口来，叫这边的人来，把名片一递，说给您拜年，完了主人不下车，赶车就走了。话到是礼。定：怪不得呢，我说要不一家一家地拜，腿不都得走肿了。奎：下车的也可能有，一般是这么样。话到是礼嘛。要说拜，拜年的时候有好些人都是先拜我们家，第一家全上我们这儿来，不是说我们官儿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秦老胡同吉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图一个开门吉祥。定：您祖父那时候也像那桐他们家那样有这么多应酬，一天到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这么折腾吗？奎：这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可能也有，就不那么多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在天津的时候没这么拜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对孩子在钱桌前面站成一排。男孩手持拐杖，女孩怀抱娃娃。米斯纳眼睛看着他们，辨别着台上的孩子，却有了时间从容考虑对帕特问题的回答。四个加里家最小的女孩：霍波、查斯特、拉弗利和波尤尔；狄娜·普尔；还有一个是派阿斯·杜波列斯的女儿琳达。随后是男孩子，装模作样地握着拐杖，两步一并地走向收款柜台。皮斯和索拉莱因·朱里的两个孙子：安塞尔和叫作福卢特的那个；乔－托马斯·普尔与他妹妹狄娜配成一对；德鲁和哈里特·波森的儿子詹姆斯；佩恩·桑兹的孩子罗卡斯；蒂莫西·西赖特的两个孙子史蒂芬和迈克尔。戴面具的孩子中有两个显然是比彻姆家的罗约尔和迪斯特里——虽说只有十五六岁，可身高已过六英尺了——剩下的两个米斯纳就说不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表演。通常在圣诞节前两周演出，每年的这时他会回佐治亚探家。今年的行程推迟了，因为全家团聚定在了新年。如果安娜同意，他就带她回去，让家里人看看她，而且照他的设想，也让她见见他们。他已经向主教暗示，他打算换到一个新教区去。当然不着急。不过他拿不准自己在鲁比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他曾经考虑过，什么地方都好，只要那儿有年轻人可教可谈，基督就既是法官又是勇士。白人不仅对基督精神没有专利，反而常常成为障碍。耶稣从白人宗教中获得了自由，而他想让这些少年明了，他们不必去祈求尊重，尊重已然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的只是显示出来。但他在鲁比遇到的阻力使他心力交瘁。他越来越多的学生由于他灌输的信仰而遭到指责。眼下，帕特·贝斯特——他们俩每周四下午共同教授黑人史——正在诋毁他的《圣经》班，她把自我尊重混同于狂妄自大，把作好准备混同于拒不服从。她以为教育只是懂得怎么找到工作就够了吗？她看来和他一样不再信任鲁比这些冥顽不化的人能够把握未来，但她也不鼓励变革。黑人史和旧时成就的一览表对她就足够了，但对这一代却还不足。得有人和他们谈话，倾听他们的心声。否则……“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些年轻人有多精明强干。比谁都清楚……”他的话音在《寂静之夜》的乐声中袅绕着。“你认为我教他们的东西还不够好？”她猜透了他的心思？“当然好极了，只是还不够。世界之大，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他们想了解非洲——”“噢，求你了，牧师。别让伤感在我身上蔓延了。”“如果你把自己从根上砍下，你会枯萎的。”“根忽略了枝，就会变成白蚁的尘渣。”“帕特，”他带着略略吃惊的口气说，“你鄙视非洲。”“我没有。非洲只是对我毫无意义。”“什么又有意义呢，帕特？什么对你有意义呢？”“元素周期表和化合价。”“悲哀，”他说，“悲哀又冷漠。”理查德·米斯纳转过身去了。罗卡斯·桑兹离开了那群神圣家族的人，对着戴面具的人高声而嘶哑地喊道：“还有房间吗？”戴面具的人面面相对，然后背对着请求者，再彼此背对着，之后他们像怒狮般摇着头，吼叫着：“从这儿走开赶你们的路吧！走吧！这儿没你们的地方！”“我们的妻子怀孕啦！”罗卡斯用拐杖指点着。“我们的孩子快要渴死了！”波尤尔·加里举起一个娃娃。戴面具的人摇着头，吼叫着。“跟我这样说可不好，理查德。”“对不起？”“我可既不悲哀又不冷漠。”“我指的是周期表，不是你。把你的忠诚局限于分子，仿佛——”“我不局限于任何事情。我只是不相信对外国的愚蠢奉献——而非洲正是外国，事实上是五十个外国—是这些孩子的一种出路。”“非洲是我们的老家，帕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真的不感兴趣，理查德。你想找些外国黑人来认同，为什么不找南美洲的？要不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那儿有些棕肤婴儿，你可以很高兴地和他们联系。也许，你找的只是没有奴隶制的过去时代？”“为什么不呢？在奴隶制以前有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理应了解其情况。如果我们要摆脱奴隶心理，那就要这样。”“你错了，如果那是你的土地，你根本没法耕种。奴隶制是我们的过去。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一点，当然非洲也不成。”“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帕特。整个地球。分离我们，孤立我们——这始终是他们的武器。孤立杀害了几代人。那是没有前途的。”“你以为他们不喜爱他们的孩子吗？”米斯纳摸着上嘴唇，发出一声长叹。“我认为他们到死都爱孩子。”戴面具的角色连连低头鞠躬，到桌子底下举出一张张的方块软纸板，上面画着食物。“来，拿上这个，离开这儿继续上路吧。”他们把画的食物扔到地上，笑着跳来跳去。神圣家族的人退到后面，像是有蛇被扔到了他们跟前。他们用食指指着，挥着拳头，唱道：“上帝会粉碎你。上帝会粉碎你。”观众也哼着附和：“是的，他会的。是的，他会的。”“成为尘埃！”这是娄恩·杜波列斯的声音。“难道你敢误解他。难道你敢。”“他会把你碾成齑粉。”“说呀，娄恩。”“在他选定的时刻打击你。”戴面具的角色当真抽搐着瘫倒在地，这时那七家人也转身走了。“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把痛苦消除；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无法解释。”他们微弱的声音由观众中一些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唱到最后，许多人在抹眼睛。神圣家族的人像围着篝火似的聚在舞台右侧。女孩们摇晃着娃娃。在远处的马槽里，没有放置他的头部的地方。从侧幕处慢慢走上来一个男孩。他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手提一个皮制的袋子。神圣家族的人在他身后围成半圈。戴大帽子的男孩跪下去，从袋子里掏出瓶子和包裹，一一放在地板上。小小的主耶稣将他可爱的头躺卧下去。关键是什么呢？理查德自问。只管观赏表演吧，别去管帕特了。他想的是讨论，不是争论。起初他温情脉脉地看着孩子们的动作，后来兴趣就越来越大了。他原以为演出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高兴，才安排了四个店主、七个玛利亚和七个约瑟夫。也许这里还另有道理。七个神圣家族？理查德拍了一下帕特的肩头。“谁把这些凑到一块儿的？我想你告诉过我最初是九家。另外那两家呢？为什么只有一个智者了？他为什么把礼物又收回到袋子里了？”“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是吧？”“就请你帮我把这地方弄清楚吧。我知道我是个局外人，但我并不是敌人。”“你当然不是敌人。但在这座镇子里，局外人和敌人是一码事。”令人惊诧的优雅，那声音又是多么甜美。在一阵落下的金色纸星中，神圣家族放下了娃娃和拐杖，站成了一圈。观众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响亮的声音：“我一度迷途，但现在有了归宿。”让理查德离开座位的那种恶心，现在被苦涩取代了。他想，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所有的人都将在人权运动中要求关键性、控制性、确定性的地位。少数人的要求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大多数人则会是欺诈者。那些不会被否定，但不见于报纸和他给学生购买的书里的，是普通人。拉下电闸使警察看不见的工友们，照看婴儿让母亲可以去游行的老奶奶们，一只手拿着干净毛巾、另一只手拿着滑膛枪的边远地区的妇女们，把电池和食物送到秘密会场的小孩子们，让全教堂被追捕的示威者平静等待外援的牧师们，把年轻人破碎的尸体收集在一起的老人们，大张手臂保护老年人不挨难以避开的警棍的青年们，从孩子们的脸上抹去口水和泪水的父母们——他们说：“没关系，亲爱的。别放在心上。你不是，也绝不会是一个黑鬼、一头黑熊、一个黑小丑、一只林中黑兔，也不是白人教他们孩子说的别的东西。你是属于上帝的。”是啊，今后的二三十年，那些人会死去或被人忘记，他们微不足道的故事既没有正式的录音，甚至也没有脚注，虽然他们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的依托。如今，那个人（指马丁·路德·金。）遭到谋杀的七年之后，他要高高兴兴地替代他，拿起短剑。他放牧的一群羊不仅相信它们创建了放牧它们的牧场，而且相信来自别处的草是有毒的。在他们看来，每次都是布克·T.华盛顿（布克·T.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1856－1915），奴隶出身的美国黑人教育家，创立黑人大学，著有自传，主张黑人和平争取权利。）的办法胜过了杜波伊斯（杜波伊斯（DuBois，1868－1963），美国激进派黑人领袖，参与创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问题。他想，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特殊，一个没有政治的居民区是注定要像佐治亚的法特伍德一样爆裂的。瞎眼今得看见。（基督教圣歌歌词。）“是吗？”本来是一句问话，但对帕特倒像是个结论。“他们比你想的要好。”她说。“他们比他们想的要好。”他告诉她，“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满意呢？”“这里是他们的家，也是我的家。家可不是小事情。”“我没说是小事。可是你难道不能想象一下，有一个真正的家是什么感觉吗？我指的不是天堂。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地面上的家。不是你买下和建成的堡垒，把人锁在里面或外面。一个真正的家。不是你去哪里侵略和屠戮而夺得的某个地方。不是你因为有枪便攫获的某个地方。不是你从当地人的手里偷取的某个地方，而是你自己的家，如果你回到那儿，就会经过你的曾曾祖父母，经过他们的曾曾祖父母和他们的他们的曾曾祖父母，经过整个西方历史，经过系统知识的起点，经过金字塔和毒弓。你会到达雨还是新的时代，到达植物忘记它们能唱歌，鸟儿认为自己是鱼之前的时代，到达上帝说‘好！好！’的时代——那儿，就在那儿，你知道你的自己人在那儿诞生、生活和死去。想象一下吧，帕特。那处地方。上帝要是不跟住在我家的我的家人说话，又跟谁说话呢？”“你在布道，牧师。”“不是，我在跟你说话，帕特。我在跟你说话。”孩子们散开圆圈，站成一排鞠躬的时候，响起了最后的掌声。安娜·弗拉德随着观众站起身，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生气勃勃地来到帕特和理查德站的地方，紧紧地盯着他们。两个女人全都专心致志地思索着，她们哪一个能得到富有朝气、年轻、温雅、独身的牧师的青睐。安娜和帕特是那个年龄段目前仅有的单身女性。除非这新来的牧师喜欢更年轻的，他就得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两年前，安娜赢得了——她对此把握十足——他的垂青。也只此而已。此时，她脸上笑开了花地朝理查德走去，希望把那些看到他在圣诞演出时宁愿有帕特而不是她陪伴而胡乱猜测的人的嘴封住。他们的相恋很小心，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触。她给他做晚饭时，他们一定要让牧师的住所灯火通明；他在七点三十分开车或步行送她回家时，要让全鲁比的人都看见。不过，他们没订过约会，也许是舌头过于矜持。但是，她脑子里想的可比表面的举止要多：理查德的眼睛是亮的。最近在她看来却是迟钝的。仿佛他输掉了一场他以生命系之的战斗。她刚走到他跟前，人群就涌出来，挤向了摆着食物的桌子，还边说边笑。“嘿，帕特。你怎么了，理查德？”“刚才有一阵挺恶心的。”他说，“来，咱们站到外边，赶在重新开始之前。”他们和帕特说了再见，就留下她在那儿决定是否要和快活的家长们谈话、关照一下食物桌，还是离开。她刚决定离开，卡特·西赖特踩到了她的脚。“噢，对不起，贝斯特小姐。抱歉。”“没事，卡特，不过请你镇静一点。”“好的，女士。”“别忘了，假期一过，你和我有化妆课呢。一月六号，听见了吗？”“我会到吧，贝斯特小姐。”“你是想说‘一定’吗？‘我一定到’？”“是的，女士，贝斯特小姐。我一定。”在厨房煮开水沏茶的时候，帕特把碗柜的门撞得山响，里面的茶杯哗啦啦地摇晃起来。说到谁的表现更让她心烦，是安娜的还是她自己的，简直难分上下。至少，她能够理解安娜：保有她的赌注。可是她为什么要以自己感觉不到的一种激情保护那些人、事和观念呢？观众从剧中体会到的深沉得令人流泪的喜悦让她厌恶。伴随着她长大的那一切废话，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个可恨的理由。理查德问得对：为什么是七家而不是九家？帕特一生都在看这出戏，尽管除去唱诗班之外，她从来没被选中演什么角色。当时还是索恩在学校教书——甚至在她注意到那数目的奇特之前。是过了些时候之后，她才看到只有八家。到她明白卡托一家的那条线断了之后，还有一家也被抹掉了。谁家呢？仅有两家不属于最初的九家，但到黑文的时间相当早，有了相应的地位：朱里家（虽然他们的孙子哈珀已娶了一个布莱克霍斯血缘的女子为妻—对他太好了）和她父亲的父亲福尔顿·贝斯特。他们未被计算到最初的人家之内，因此只能是——谁家呢？肯定不是弗拉德家，如果安娜嫁给了理查德·米斯纳的话。那不会算数吗？理查德能挽救弗拉德家族吗？或者，由于比莉·狄利亚的关系，该是普尔家吗？不对。那家还有的是男性呢。阿波罗或布鲁德的游手好闲就是明证。但是，如果那是一种威慑因素，摩根家在K.D.娶阿涅特之前就已处于绝后的危险之中了。而如果阿涅特生下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他们的地位就会安稳多少啊。弗利特伍德家也一样。由于杰夫和斯维蒂还没达到标准，阿涅特对双方家庭仍是十分关键的。茶沏好了，帕特俯身在杯子上方，皱着眉专注于解开这道难题。罗杰都站在门槛处了，她竟然也没听到。“你走得太早了，”他说，“我们还唱了些圣歌呢。”“是吗？噢，很好啊。”帕特挤出一丝微笑。“也没吃到一些挺好的蛋糕。”他打了个哈欠，“事后为娄恩收集了好多善款呢。天哪，那可是个疯女人。”罗杰已经累得笑不出声了，只是摇着头，脸上露出笑容，“但是她在这一天真是挺棒的。”他转身要走，说道，“好吧，晚安，宝贝。我明天一早还要出车呢。”“爸爸。”帕特对着他的背影说。“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更改呢？剧里本来是九家的。后来有多年都是八家。如今成了七家了。”“你在说些什么？”“你明白的。”“不。我不明白。”“那出剧。神圣家族怎么会越来越少呢？”“凯特负责那一切。还有内森。我指的是挑选孩子。大概他们凑不成原来的规模吧。”“爸爸。”他应该听出了她口气里的疑惑。“怎么了？”他即使听出来了，也没有流露。“是肤色造成的，是吧？”“什么？”“这镇上选人和分等级的方式。”“噢，不。唉，可能发生过一点小小的冒犯——很久以前了。但没什么严重的。”“没有？你成婚时斯图亚特说的那番话又是怎么回事呢？”“斯图亚特？噢，唉，摩根家的人对自己总是很认真。有时候太过认真了。”帕特吹着杯中的茶。罗杰见她低头不语，就换了一个稍微轻松的话题。“我觉得那戏挺好的，我个人这么看。我们得对内森做点什么，当然。他不够聪明。”说完，他仿佛转念一想，“米斯纳对他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吗？刚才在那儿脸板得可怕。”她没有抬头。“只是……谈谈。”“你们俩没什么事吧？”“爸爸，拜托。”“问问没害处嘛，是吧？”他停下来等着回答，见不会有回应，便走了，嘴里咕哝着炉子的事。其实有的。伤害。帕特从勺子中小心地嘬着茶水。问理查德·米斯纳。问问他，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或者，所有别的人都做了什么。他提问题时，他们不理睬他，而是用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的其他问题纠缠。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确切知道那种感受的。我还不够好，没资格由八岁的儿童代替登台。十五分钟之后，帕特站在了花园里，离狄利亚的墓碑有七十码远。晚上转凉了，但仍未冷到下雪的程度。柠檬香蜂草已经凋零，但薰衣草丛和鼠尾草丛都茂盛而清香。没什么风，所以油桶里的火很容易保存。她把硬纸板档案夹和一页页的纸——装订的和散页的——投入火焰中。她不得不把封皮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用棍子斜撑在火上，以免把火压灭。烟很呛人。她向后退去，采了一束薰衣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号称呼，少有真名：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神一元（也叫神一魁）、老回回（马光玉）、不沾泥（张存孟）、红军友、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闯塌天（刘国能）、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人、乡里人、活地草、革里狼、左金王、曹操（罗汝才）、关索、混天星、过天星（张天琳）、独行狼、蝎子块、一字王、射塌天、混十万、可天飞、混天飞、点灯子、王老虎、金翅鹏、一条龙、满天星、混天猴、上天龙、马老虎、独头虎、上天猴、黑煞神、飞山虎、一只虎、撞天王、翻山鹞、整齐王、紫微星、托天王、十反王、小秦王、混世王、上天王、一连莺、一盏灯、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通天柱、爬天王、抓地虎、滚地龙、滚地狼、紫金梁（王自用）。看着这些名字，想必您已经眼花缭乱了，这些人当中真正需要您记住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他跟李自成同年出生，1606年的一天，他父亲所在的村子一个叫罗自颖的人做梦，梦见帝君说：“把天煞星带上来！”小鬼押着一个又高又瘦，脸色微黄的厉鬼前来，帝君说：“我命你投胎到张禄家中，不得有误！”厉鬼应声，忽然不见。罗自颖醒了，他去村子里打听，果然有一个叫张禄的人生了个儿子，十二年后罗自颖见到了张禄的儿子，这个人与罗自颖在梦中梦见的一模一样，他又高又瘦，面微黄，外号黄虎，他就是张献忠。张献忠小时候也念私塾，他天生力大，经常欺负同学，没一个人不恨他，罗自颖想打死他，但每当产生这个念头，准备第二天打死他时，头天晚上肯定做梦，梦见有人说：“张献忠是来应劫数的，切莫为难他。”罗自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事出自许啸天《明代宫闱史》。这种故事其实无非是后来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后好事文人编出来的，不足为信。张献忠年轻时说：“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于是他参军了，他刚当兵就犯了死罪，在行刑前将领陈洪范看张献忠相貌威武，于是放了他，但张献忠知道，自己在军队混不下去了，就在此时，1628年陕西大旱，发生大饥荒，民变四起，张献忠也加入其中。崇祯皇帝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农民军。由于刚刚经历前面我们讲过的己巳之变，各路精兵都在北京一带，杨鹤便主张对农民军以招抚为主，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崇祯也深知农民正因为没饭吃才造反，于是同意了杨鹤的意见。神一元、点灯子、满天星等人全都接受了招抚，当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自然是坚定的“革命派”，依旧与明军作战。不过神一元等接受招安者也都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而崇祯只拨款十万两白银赈济，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根除问题。在此情况下，朝内“主战派”压倒了杨鹤这样的主和派，指责杨鹤花钱却干不成事，崇祯于是将杨鹤罢官，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文韬武略，他一上来就剿灭了几股拒绝招安的农民军，而后神一元等人降而复叛，洪承畴正愁不能解决这些人，于是借机来个一勺烩，将神一元所部攻灭，神一元、可天飞等人被杀。洪承畴本着“你不投降我灭了你，你投降我杀了你”的原则，将陕西农民起义军基本剿灭，农民军于是逃到山西。崇祯四年（1631年）不沾泥向洪承畴投降，其部下因为洪承畴杀降，大多不愿投降洪承畴，于是跟着李自成走了，李自成率所部投奔了高迎祥的农民军。1632年，李自成率军在晋南一带活动，1633年李自成等各部进至河北磁州一带，崇祯调左良玉和曹文诏两面夹击农民军，左良玉仗打得一般，真正厉害的是曹文诏。此时任山西总兵的曹文诏本来是熊廷弼的部下，熊廷弼死后成为孙承宗的部下，己巳之变时他参与收复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皇太极走后他就被调来镇压农民军，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千关宁铁骑。除一千关宁铁骑外，崇祯调拨给他的只有两千人，曹文诏就拿这三千人与山西的二十多万农民军交战。曹文诏率三千人与上天龙的一万多人开打，上天龙被斩杀，一万多人全灭。而后曹文诏率军三千与混世王两万人交战，混世王被斩杀，两万人崩溃。接下来曹文诏面对的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紫金梁等各部，他们在一起有七万人，曹文诏十五天内七战七胜，斩杀六万人，紫金梁战死，其残部万人尽归李自成，至此李自成已有两万多兵力。之所以曹文诏如此能打，其实无须多交代，因为有关宁铁骑！在明军围剿下，李自成等各路农民军转移到河南怀庆、济源、涉县、林县等地，明军左良玉等各部将其包围，此时农民军东西北三面是明朝大军，南面是黄河天险，于是高迎祥、张献忠、闯塌天、李自成、罗汝才、薛仁贵（外号）、刘备（外号）、鞋底光、满天飞、逼上路、一块云、三只手等各部都投降了。曹文诏当然力主要把这些农民军全部干掉，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率军南侵，于是曹文诏被调到大同去抵挡皇太极了，这下农民军起死回生了。农民军投降后，明军自然不知道他们是诈降，不少士兵还与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卖与对方。李自成等各部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往年河南境内的黄河是不会冻冰的，而这年冬天一反常态，河面冰坚如石，农民军纵马狂奔，整部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一下子出现在中原大地。这种天气原因导致其中一方喜从天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不只一次发生。1276年，忽必烈派大军攻陷临安，灭亡南宋时，宋恭帝带着文武大臣出降。宋恭帝与元军约定的受降日期为钱塘江大潮涨潮的日子，想借大潮将元军卷走，与元军同归于尽，不成想连续三天大潮不至。1646年清军大将博洛率军从杭州向南明鲁王朱以海的部队进攻，来到钱塘江边，清军无船，可是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这年却突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江中许多地方都干了，于是清军骑兵直接冲过钱塘江。再比如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淮河时也没有船，但赶上淮河旱灾，而且大军所过之处正好是当年淮河水最浅处，于是大军徒步渡过淮河。总之，天气的确数次改写了历史，但许多事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李自成等各部在黄河北岸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大军合围后很容易将其全歼，只要农民军被歼灭，东北女真不可能灭掉大明的。总之，明朝就这样因为天气原因错过了第一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李自成各部死里逃生，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作战经验，中原四战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以河南为中心，向东杀进安徽，向南杀进湖广，向西杀进四川。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战争。河南跟陕西一样有灾情，当地饥民大量投奔了农民军，农民军实力更加壮大。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为改变各省明军互相观望的态势，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负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明军对农民军的围剿。陈奇瑜一上任，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立即就有了起色，李自成被迫转移到汉中，陈奇瑜在汉中车厢峡包围李自成，赶上连下四十天大雨。车厢峡四面是悬崖峭壁，号称猿鹿无径，人根本无法攀登，明军从山上砸下巨石，投掷火把，李自成所部死伤惨重。而连续四十天的大雨则使得李自成部队的弓箭因湿透而松散，刀枪生锈，战马因为没有草料而死亡过半。李自成不得已乞降，陈奇瑜居然同意了，四年前神一元降而复叛，一年前在河南黄河北岸农民军降而复叛的教训仿佛就在昨日，而陈奇瑜居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还真的以为李自成是真心投降。陈奇瑜派人来接收整编李自成的队伍，每100名农民军陈奇瑜就派出一人来登记，李自成这些“投降”的部队走到宝鸡县时突然翻脸，将这些监降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捆绑，一百个杀一个还不容易？势不可当的李自成率军再次杀回河南。此时河南的各路农民军已有二十万人，声势浩大，“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连营数十里”（乾隆年间修《嵩县志》）。只要李自成被歼灭，张献忠难成大事，而后金在东北孤掌难鸣，那么大明是不可能灭亡的，由于陈奇瑜的手软，大明错过了第二次免于灭亡的机会。得知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消息，崇祯大怒，将陈奇瑜撤职，任命洪承畴当五省总督。大家都知道洪承畴能打，于是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这十三家农民军在荥阳开会，讨论农民军如何与洪承畴作战的问题，史称“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敌的战略方针，就是把农民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和明军作战，把农民军的主力放在明军兵力薄弱的东面，也就是安徽。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同意，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指导作战。李自成、张献忠进攻安徽，张献忠攻安徽白水，刚打下来，还没来得及抢劫，就有人来报说李自成率军赶到，张献忠说：“咱拼死把城攻下，他是来赶现成的吗？”随后他下令关闭城门，在城内将所有年轻女人奸淫，李自成兵临城下后见城门紧闭，大叫开门，张献忠的部下在城上喊道：“张将军有令，城内正在厮杀取乐，不准任何人马进城，必须把城中人杀尽才能开门。”李自成大怒，要攻城，被谋士牛金星阻止，这是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第一道裂痕。但张献忠此时其实对李自成还是不愿翻脸的，张献忠曾对汪兆龄说：“李自成英雄也，不好酒色，粗茶淡饭，能和部下同甘苦。咱老子喜欢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还喜欢玩娘们，所以人家骂老子酗酒耽色。很多地方老子比不上李自成，只怕他真当了皇帝，咱老子还在穷忙呢！”正月十五，张献忠选定这个大家都在闹元宵的日子，派兵化装后打着进香的旗号大摇大摆就进入了凤阳城，而后一声号炮，火光冲天，凤阳被攻陷。张献忠进入凤阳后一把火将朱元璋祖坟烧毁，又一把火烧了三十万棵树。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长得俊俏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饮，张献忠就让这些小宦官为他吹吹打打，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张献忠索要。张献忠不给，李自成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张献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官们鸡奸后送给李自成。李自成看见小宦官们个个捂着屁股，很是不爽，而后问乐器在哪儿，宦官们说张献忠给砸了。李自成大怒，拔剑把十二个小宦官全捅死了。从此李自成跟张献忠彻底撕破脸。就因为十二个小太监和乐器就跟除自己外实力最强的农民军撕破脸，我们可以据此说李自成对音乐热爱？当然不是，由此事足见李自成难成大事，他可能一时成为弄潮儿，但终究只是历史过客。凤阳祖陵被毁，崇祯震怒，令洪承畴与农民军决战，但农民军却兵分三路，李自成率军离开安徽，一路向西，杀进陕西，转入甘肃，明军大将曹文诏战死，而后李自成回师率军攻破咸阳，进逼西安。张献忠率军攻入湖北，其他各路部队渡过黄河北上进入山西。崇祯此时意识到，大军进入河南，农民军就进入陕西，大军进入陕西，农民军则进入河南湖北，总之是抓不到农民军主力，于是改变战略，采用划分战区重点围剿的方针。崇祯任命卢象升为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负责中原战事，任命洪承畴负责陕西、甘肃战事，此外还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围剿起义军。这样布置果然见了成效。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三人各有千秋，洪承畴文韬武略，擅长以谋略取胜，卢象升和孙传庭则分别苦练精兵，卢象升打造的部队叫天雄军，天雄军士兵由于都是老乡、朋友、兄弟、家人等等，往往一个人战死，就可以激发大部分人的愤怒，所以战斗精神极强，一旦遇上敌人，就紧紧咬住打到底。孙传庭打造的部队叫秦兵，专门募集出生于秦岭的人当兵，或许是受了秦岭的气候影响，秦兵骨子里就秉承着一种彪悍的个性，正如秦兵的山歌所唱：“山歌子来把山头，阎王见我也发愁。孔夫子见我就下马，皇帝见我也低头。”卢象升的天雄军、孙传庭的秦兵与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并称为大明末年最能打的三支劲旅。崇祯九年（1636年）陕西巡抚孙传庭将高迎祥困在秦岭一带，秦岭通向关中平原只有三条道：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六百多里，出口就是西安；中间的骆谷通道，全长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长五百多里，出口即陕西郿县。昔日诸葛亮每次北进中原都是纠结在这三条道上，高迎祥选择走子午谷，这条道虽然最长也最艰险，但是只要杀出，就可直扑西安。孙传庭早有预料，他在子午谷的出口处黑水峪设伏，高迎祥一出子午谷就遭到了孙传庭秦兵的伏击，闯王高迎祥被俘，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农民军蝎子块率所部投降，孙传庭杀蝎子块全部降者，其余各部农民军推举李自成为闯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使李自成的农民军所过之处备受拥护，与此同时李自成还打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旗号，就这样，他越做越大。卢象升也屡战屡胜，“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一次作战中卢象升额头被射中一箭，卢象升拔出箭镞接着打，砍杀敌军数人。于是农民军中盛传卢象升“遇即死，不可犯”，碰见卢象升就得死，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农民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假如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三人一起，农民军被扑灭只是时间问题，然而1636年皇太极率军大举南侵，自喜峰口入关，连克昌平、宝坻等十六座城池，于是崇祯急调卢象升率天雄军驰援，这样的话，中原地区起义军的压力减轻，农民军复振。1637年杨鹤之子杨嗣昌（此人字文弱）上奏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看起来十面网密不透风，而实际上织网需要人，需要大量能打仗的士兵，这就需要钱。崇祯丝毫不考虑这些，病急乱投医的他就觉得能说会道的杨嗣昌有旷世之才，于是启用他为兵部尚书。杨嗣昌到任后，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熊文灿在福建任上，用大量金银财宝招抚了郑成功他爸，也就是大海盗郑芝龙，关于郑芝龙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熊文灿。崇祯曾派太监去考察熊文灿，熊文灿设宴招待，席间太监说到中原“流贼”祸乱，熊文灿酒壮怂人胆，借着酒劲说道：“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带兵剿贼，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太监一听话已至此，便露出了真面目，“我来此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吾觉熊公有旷世之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一句话，让熊文灿酒醒了大半，然而为时已晚，皇帝的钦差太监足以代表皇帝，经太监奏报，崇祯任命熊文灿总理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与熊文灿部下左良玉在南阳激战时，被左良玉一箭射中眉心，张献忠拔出箭镞，脸上鲜血如注，他忍着剧痛拈弓搭箭，要射死左良玉，结果左良玉先下手为强，又一箭射中张献忠的手指。十指连心，张献忠疼得不行，左良玉纵马前来一刀砍中张献忠的脸，此时张献忠部下孙可望救驾，才杀退左良玉，不然天杀星张献忠此时就能毙命了。（《流寇长编》第十卷，戴笠著。此戴笠乃清初人，非军统之戴老板。）张献忠死里逃生，逃往麻城，而左良玉的不断进攻最终打残了张献忠的部队。此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做主编，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穿过秘书室的时候，菲丽丝直盯着我看，然后跟了过来，问道，你没事吧？这种观察力，满分。我当然明白，她知道我在为乔伊丝要离开而心焦。但是当我一屁股在办公桌边坐下，菲丽丝给我端来黑咖啡，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负责召集摄影师的会议时，此刻我看出她已经都盘算好了。她从我的桌上抱走一沓文件，我看到她看了一眼乔伊丝的办公桌，乔伊丝的位子，长而冷静的一瞥，她心里在想，那将是我的了。为什么不呢？因为她不是乔伊丝。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她三十岁，强势、聪明、敏锐，但是她并不——成熟。我很清楚，我不喜欢她是因为她让我想起我以前的样子。但原因不止这个。我试图公平公正，问自己，不要管你需要什么，《莉莉丝》需要的，她有吗？我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乔伊丝和我的办公室，决定不去想菲丽丝，我现在还没心思烦这个。我在想乔伊丝：我到底忽略了她身上的哪一点，弄得仅仅一个月前我还认定她不会去美国！不过我是以我的婚姻来猜度她的。当然了，她有孩子；但不，这个不是原因。他是个还不错的男人。我不了解他。从来没和他好好聊过：我们也就只是能开开玩笑的关系。我希望乔伊丝能早点来，但是她进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她看起来真糟糕，一脸病色，仪容不整。她坐下来，又站起来去端她的咖啡，拿着杯子回来，伸开四肢瘫在椅子上，点了烟又放着不抽，胡乱做点事，给窗台上的植物浇点水，什么都做了，就是不抬头看我。然后她按了铃，菲丽丝走进来，乔伊丝说：“我对酒那部分不满意。问题我写下来了，请去找我们的品酒专家，那个叫什么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的——还有他的地址，在哪里？”“别担心，”菲丽丝说，“我知道在哪里。”她接过乔伊丝写的问题，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脸，然后出去了。现在，乔伊丝终于朝我飞快地笑了一下，其实是做了个鬼脸，终于正眼看我了。我们都笑出声来。我们一起透过门，打量档案室里的菲丽丝。我们在审视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的妆容，她的鞋子。这是习惯。然后乔伊丝对她没了兴趣，又出神想自己的事去了。菲丽丝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风格。不像乔伊丝和我，我们有。我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可以帮菲丽丝建立起个人风格，就像当初乔伊丝帮我那样。现在坐在这儿写这个，我才想到，我当时因为乔伊丝满心忧苦，难过得要发狂，非常想说，天哪，说话啊，就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有心思分析菲丽丝，考虑她可以有什么样的形象，这真是奇怪。我知道乔伊丝下定决心要离开了，而她因为我而心里难过：我需要两人好好谈一谈。乔伊丝是我这辈子唯一与之交心的人。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通过微笑、沉默、示意来交谈，无言的音乐，不用多说。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开口说：“乔伊丝，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你肯定也清楚。”她侧着身子对着我，手托着腮。她不耐烦地做了一个“别烦我”的手势。我坐在这儿，凌晨一点，把这些事都写下来。我的大脑清晰敏锐，思绪纷纷。我刚想到一件事，是这样的：写作就是我的职业，我时时刻刻都在写，给自己写的随笔记录，备忘录，文章，一切用来展示想法的诸如此类的文字，不是写给自己看，就是给别人看。我抓住每一个想法，不让它们飞了，我把它们记下来，我展示它们，我假定有外人在看它们。而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我意识到我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心里是想着有人在审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想要出版这个？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想法。这很滑稽，我这个需要把东西写下来的习惯，好像如果我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就会不存在。展示出来。我听莫迪说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赶紧，抓住它，不要让它消失了，记下来。就好像不白纸黑字写下来，它就不成立。哦，我的想法在脑中打转，抓住它们……我和乔伊丝坐在那里，两人都又冷又难受，凄惨悲苦，而我在打量我们，出于习惯，就像我打量菲丽丝一样。两个女编辑，一流的女性杂志（不少男性也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即将走进八十年代。当我读过去人们的日记的时候，让我着迷的是他们穿什么，吃什么，所有那些细节。要推断出那些人大概在想什么不难——我相信，和我们现在没太大不同——但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英国乡村小镇上，那时的妇女是怎么铺床叠被，怎么摆放餐具，或者怎么浆洗内衣，早饭吃什么，滑铁卢大战那天，在英格兰北部，某个农夫的妻子，她的这一天又是怎样的？当初乔伊丝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她让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寒酸、庸俗！六十年代中期——庸俗！但她的风格，按她所说，是上流吉卜赛，乍看上去显得凌乱随意。她个儿高，苗条，一头厚厚的黑卷发，刻意的凌乱感，一张瘦削苍白的脸。或者说，她的脸看起来瘦削苍白，是那一头头发的映衬。她的黑眼睛很小，但是上了妆，就变得大而有神。她的衣服价格不菲。今天她穿的是黑色和铁锈红条纹的裙子，同色的马甲，一件黑色的真丝针织衫，戴着又粗又重的银链，上面缀有琥珀块。她的珠宝总是上乘的，从来不戴那种花哨的准垃圾品，而我只戴得起这种，因为我的风格。她很美：但那是年轻女子的风格。她一直让头发保持乌黑。很快她就得改换她的风格，以适应渐长的年龄。乔伊丝接手我的时候，我还穿着迷你裙，挂着珠链和俗艳的廉价饰品。自那以后，我就一直走经典而昂贵的风格。我穿丝绸裙，丝袜，不是尼龙袜，穿的衣服粗看上去似乎没有经过刻意选择。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裁缝，此人对每个针脚都十分讲究。我还上市场找特别的纽扣，手工的蕾丝，定制针织套衫和外套。我的风格是这样的：人们第一眼不会注意，然后他们会转过头来再看，细细打量每个细节，领子上的绣工，一排珍珠纽扣。我不瘦，而是结实。我是直发，发型总是完美，泛银光的金色。灰色的眼睛，天生就大，化了妆更大。乔伊丝和我，我们要多不同有多不同，只有在衣着打扮上下了大功夫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过乔伊丝，因为有家庭的缘故，费的功夫没我多。菲丽丝纤小，强壮，有魅力。浅色头发，白皙皮肤。她总是追逐最新时尚，因此没什么引人注目的。我见过她仔细观察乔伊丝，然后并没有照抄她那种风格，做得对。我也见过她仔细观察我：她怎么做到的？如果她问我的话，我会向她展示的，带她去见裁缝和针织女工，给她挑发型师……我和乔伊丝两人坐在那儿，坐在那儿痛苦悲伤，而我脑子里就想这些：我在精神上已经放弃了，通过衣服啦、风格啦表现出来！但在我可没有明确放弃的打算。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咖啡，抽烟。然后她说：“我得回家了。”我叫道：“乔伊丝！”她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则说：“乔伊丝，你不能就这样回家去，我得有个答案。”她叹了口气，坐下来，振作起精神，居然肯正面看着我了。“答案？”“理解。我不理解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放弃……为了什么？”她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发现你以前根本就没弄懂自己？”“我还真有！”“我原以为自己会很爽快地答应离婚呢。”“他外头有了人吗？”“嗯，还是原来那个，这你知道。他预备带她而不带我走。”“那么，这一直以来，他实际上娶了你们两个人？”“可以算是吧。有一阵子，他总对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只好去找我的费莉西蒂。”我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想让她逃回家去，而我知道一不小心她就会那样。我在想我称之为女性解放的那些想法。他是有工作的，这理所当然，但当她也有工作时，他就要再找一个姑娘来支撑自己。不过这些想法我已经厌烦了，它们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不是，对于乔伊丝也不是。菲丽丝才真是参透了女性解放、女权意识提升，而她很明白地告诉我和乔伊丝，我俩没有解放。乔伊丝和我讨论过这个，不过不常讨论——因为它不是问题之所在！有一次乔伊丝，出于好奇而非挑衅，对菲丽丝说，我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好工作。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家归我管，家人也归我管。这样，你还会说我不是一个解放了的女性？这还不够吗？菲丽丝没有反驳，一脸“我就是懂得多一点”的笑容：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之后我和乔伊丝大笑了一通。就是那种突然爆发，止也止不住的大笑，无言的音乐，这是我们的友谊中最好的东西之一。“你不去美国的话，他就带费莉西蒂去？”“他会娶她。”“你介意的是这个？”她摇头。她又不看着我了。我困惑不已，不知她为什么害怕直视我。终于，她开口说：“你是那么的自信自立。”我再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个评价——我这长不大的妻子，长不大的女儿——我说：“我，自信自立？”她只是摇头。哦，这一切实在让我受不了。她弯着腰，双手撑着桌子，眼睛望着前方，嘴边叨着根香烟。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干瘪的丑老太婆，福勒太太：小脸轮廓分明，鼻子几乎碰到下巴。她看上去苍老不堪。她又叹了口气，回过神，转身面向我。“我无法面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她直截了当地说，“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现在我说我当时心乱如麻，当时我的确就是心乱如麻。我想说，但是，乔伊丝——我丈夫死了，现在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没了的——你在指望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对乔伊丝说，如果你抛弃这份工作和他走，你可能最后发现自己是竹篮打水。我可以说……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在哭，又惊又气，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不，比这还糟，因为我在想我原来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乔伊丝！在这以前我不可能认为她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想法。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没法对乔伊丝说，你对死亡的态度实在蠢，是错误的，你简直就像个小孩！根本不是这样的，你怕什么？独自一人——那算什么！因为我发现，就短短的一会儿，我已经和乔伊丝相距很远。我的丈夫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以为这些变故对我没有影响，以为我披了盔甲，刀枪不入。但其实我内心中某样东西发生了变化，相当深刻的变化。再说还有莫迪·福勒的事情。我坐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努力想止住眼泪，咬着我的（绣了姓名首字母的上品亚麻）手绢，心里觉得乔伊丝是个孩子。是的，说到底她还是个孩子，我不能和她说我学到了什么，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哭是因为这个。“别，”乔伊丝说，“我不是故意——揭开旧伤疤的。”“你没揭开旧伤疤。不是这个。”但是我也只说得出这么多了。“说”是指说出心中所想。因为后来我们的确是说话了，理智地，干巴巴地，谈了这也谈了那，我也不是不珍惜这样的谈话。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聊过了。女性之间的交流——招手、点头、暗示、微笑——这很好，令人愉快，是一种享受，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没法告诉乔伊丝我为什么要哭起来。她说：“你和我不一样。我一直在看着你，你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他去美国的话，我就孤身一人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结婚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嫁了一个男人，你就没法把他扔一边再另找一个——他们做得到……”“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是的，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了而不受惩罚。所以我没法想象我另找一个人结婚。孩子们，他们不想去美国，但是如果他去了，而我留在这儿，他们就得两边跑。而我知道，很快他们就会更乐意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那里有更多机会，或许更适合年轻人。我就会孤身一人了。我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人过，简。”而我没法对她说，乔伊丝，你的丈夫已经五十五了，还是个工作狂……“你准备好要当师母了？”她听了后愁眉苦脸。“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我是不可能找到的，当然找不到了。但是我想总能找到个活儿吧。”她离开的时候，说：“不，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知道我会多怀念这一切——还有你，简。但是我别无选择。”说着她就走了，不看我。到头来我就得到这么一句话，我别无选择。我不知道她那婚姻里都有什么，有什么——我从没想过会有什么——让她不得不说我别无选择。乔伊丝是这本杂志有过的最好的编辑。她从来都不把家和家人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想起来，是她来了以后才开始实行大家都欢迎的弹性工作制的，如有需要，工作可以在家做，通过电话做，留下加班，提前下班，都可以。我们那时都说，不理会办公时间，按需工作，这是女人做事的方式。而现在我在想，那个“需”其实是乔伊丝的婚姻需要她在家。她会很爽快地下班后和我一起吃晚餐，在办公室里吃，在餐馆吃，都是工作餐。但也有的时候她必须回家。实际上我们能这样全因为我，我从来没说过，不行，我不能像平常那样在办公室久留，我得回家。要有也仅仅只是我和弗雷迪要开晚餐派对。我从来、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弗雷迪下班早，下午我得早点儿走。但在我看来，乔伊丝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工作。她用一种非凡的灵活方式，把这一切整合到一起。“简，今天下午你坐镇办公室行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她婚姻的一部分，就像那个叫费莉西蒂的姑娘一样！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如何运转，这些都是整体，而我们都是这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可是这个想法，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乔伊丝婚姻的一部分，这想法是刚冒出来的。乔伊丝的确要去美国了。她将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的女性可没有几个。她将放弃子女，朋友，家。她的孩子差不多都已成人。她将住在一个她必须学着去喜欢的国家，独自陪着一个男人，一个原本乐意带上另外一个年轻一点姑娘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唉，女性解放，唉，菲丽丝，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你那些小宣言里，那些毫不客气地把男人拒之门外的举动里，你的雄辩言辞里，可有一丁点触及这种状况的说法？据我所知，压根儿没有。这大家大可相信我，因为菲丽丝总是确保让我拿到所有的宣传，把它们摊在我桌上。现在的姑娘三人扎堆、四人抱团、成群结队，完全排斥男人，或者最大限度地排斥男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害怕——男人的威力，不论那是一种什么威力，它就可以让乔伊丝说，我别无选择。我可以独自一人生活，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很难算结过婚。我回到家以后，电话铃响了：乔伊丝，喘息着，小声地。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哭哑了嗓子。她说：“简，人的决定总是在自己明白之前，好久之前，就做出了的！老天，这太可怕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嗯，”我说，“我懂你的意思。”我的确懂。它的确可怕。我已经做了些什么我还没意识到的决定呢？自从周五晚起，我就没去过莫迪·福勒家了。周二乔伊丝没来上班。我和菲丽丝坐镇。下班后我去看莫迪。她半天不来开门，开门以后又花好长时间站在那儿瞪着我，没有笑容，不开心；最后才往边上挪了一步，让我进去，在走道里走在我前面，一言不发。她在火炉边她那一头坐下来，火炉里火烧得正旺，她等着我开口。我已经生气了，心里在想，好嘛，她没有电话，这是我的错吗？我说：“周日晚上我很迟才回来，昨天晚上我很累。”“很累，是吧？”然后，“星期天晚上我等你的。我给我们准备了一点晚饭。”我注意到自己心中涌过一连串的情绪，和往常的顺序一样：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然后是逃跑的欲望，再然后——当然了——愧疚的心情。“对不起，莫迪。”我说。她转过脑袋，盯着火，嘴唇微微张开，喘着粗气。“你这两天身体还好吗？”“不坏。”我在想，喂，我从头到脚地给你擦洗，把你臭气哄哄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lululu8国产精品系列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