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太大太长疼死我了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像韩国这样处境尴尬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是，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堰西倒，摇摆不定。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第一次是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急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只失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这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之事，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然后，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非常感激大王，这样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然后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要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其他诸国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宣惠王是继韩昭王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王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如此，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宣惠王二十一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决。第二次是伊阙之战。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河南洛阳东南）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最终被秦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嬴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第18章赵武灵王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嬴政第一个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曾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胡服骑射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之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的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敌而内无强兵，因此，“我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赵武灵王的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赵武灵王胡服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赵武灵王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赵武灵王深知推行胡服困难重重，所以，他必须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不支持穿胡服。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第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第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八楼烦、秦国、韩国、中山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第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第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其一，拓边扩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电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就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赵武灵自己穿上胡人衣服，缩小了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其二，洗刷羞耻。赵武灵王三年，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发生了一件事，让赵武灵王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丛此，赵武灵王“令国人谓已曰君”（《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九年，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入万级）。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其三，不改则亡。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赵武灵王十九年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中山。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领土，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当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夯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赵雍立庶禅位赵章篡权身亡赵武灵王（赵雍），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王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主的相邦和傅（国君之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前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主，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而赵武灵王早已到了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左良玉兵变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黑人太大太长疼死我了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莱）建立舰船基地，集中一部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准备经黄海、由鸭绿江口北上，袭扰后金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腹心地区。四，除以上三方面外，派游击队潜入敌后，进行扰乱、破坏。看起来，如果按熊廷弼这套进行，那么努尔哈赤肯定就完了，但事实上，如此配置需要二十万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书第四章中，熊廷弼在奏折中都说了辽东军队的实情，这种军队岂能完成熊廷弼的战略规划？因此，实际上熊廷弼的战略部署成了一纸空文。拿下辽阳、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对辽西发难了，广宁成了他的首选。广宁巡抚是王化贞，他面对努尔哈赤，打算主动进攻，他说只要有六万精兵就能荡平努尔哈赤。但辽东经略熊廷弼却不同意，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等后金军疲惫时再反击。于是两人争了起来，熊廷弼虽然是经略，节制辽东，但是他驻扎在山海关，实际上只能指挥山海关的明军，而王化贞却能指挥得动整个辽东的明军，此外，内阁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魏忠贤等都是王化贞的坚强后盾，所以熊廷弼根本无法让仅仅在官位上是自己下级的王化贞听招呼，于是只能按照王化贞的方案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军五万进攻广宁。面对努尔哈赤的兵锋，王化贞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三岔河。沿河呈一字形防线。第二道，镇武堡、西平堡、闾阳驿。呈品字形防线。第三道，广宁城的国字形城池防线。外围两道防线总兵力才三万人，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相比之下，还是熊廷弼的方案可行，广宁城墙坚固，附近有山可以作依托，对于善于野战的后金军来说，是可以挫败其攻势的，可惜熊廷弼没有实权。二十日，努尔哈赤对广宁开战，他迅速突破第一道防线。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进攻西平堡。罗一贯坚决抵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派使臣劝说，罗一贯说：“难道不知罗一贯是义士吗？”随后斩杀来使，并针锋相对，在城上竖起招降旗，让李永芳投降，因而遭到后金更猛烈的进攻。此时熊廷弼派刘渠来援，王化贞派孙得功、祁秉忠增援，三路会师前进。努尔哈赤分兵一半拦截援军。二十二日，刘渠率军与后金军交战。八旗铁骑拈弓搭箭万箭齐发，明军几百人被箭镞射伤，于是明军纷纷举起盾牌，此时孙得功却大喊：“兵败了！为何不逃，难道兄弟们不要性命吗？”打仗的时候，对于处弱势的一方，如果有人喊一嗓子兵败了，后果就会像家禽听见鞭炮声炸了窝一样。孙得功边喊边逃，明军迅速溃散。刘渠的坐骑被绊倒，他栽下来后惨遭杀害。祁秉忠身中两刀、三箭而死，援军三万人全军覆没，孙得功仅以身免，他趁乱逃入广宁城。努尔哈赤在歼灭援军后，集中兵力攻西平堡，后金军用楯车撞城、竖云梯攻城。罗一贯知道，不会再有援军，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不再奢求。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于是他下令坚决用火炮和弓箭抵抗，后金的死尸堆得与城墙齐平。激战中，罗一贯的眼睛中箭，此时城内的士兵已放出了最后一支箭，发射了最后一枚火炮。后金军一听没炮声了，纷纷竖起云梯登城，罗一贯对京城行叩拜礼，说：“臣力竭矣！”自刎而死。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城里巷战，肉搏厮杀，明军全部战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五万人的进攻，杀敌七千人（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为广宁的陷落书写了悲壮的一笔。得知西平堡失守消息后，王化贞连夜督促加强防御，然后就睡觉了。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室，看见城内士兵百姓夺路而逃，于是也跟着跑了。到了城外，却发现一个敌军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王化贞派孙得功劝降李永芳，而孙得功却被李永芳策反成功。于是就有了前文他喊败了的一幕，他这次逃回广宁后将城门打开，于是有了城内的混乱。随后孙得功派人请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不信广宁来得这么容易。他率军来到城外，让大军进城，他自己则在城外观望，怕中伏兵。此时孙得功带着剃成猪尾巴辫子头型的一帮人，吹喇叭，奏唢呐欢迎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还是不信。几十年戎马生涯，使得努尔哈赤除了自己之外，不会相信任何人，幼年不幸的他只认可经过殊死搏杀后取得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是常态，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往往并不应该属于自己，所以努尔哈赤仍旧拒绝进城。就在孙得功等人吹拉弹唱的同时，在广宁居住的女真人也来迎接努尔哈赤，欢庆广宁城“回到人民的怀抱”，可他仍半信半疑。毕竟这些女真人已经在广宁城多年，是否归化明朝都是未知数。最后，努尔哈赤派自己的儿子们入城搜查，得报一切正常，他才放心进城了。努尔哈赤几十年戎马倥偬，到目前未尝一败，与他生性谨慎有很大关系，谨小慎微地周密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而真到了危急时刻也敢于放手一搏，押上赌注，正是这种胆大心细的风格使得努尔哈赤每战必胜，而政治与军事的手段往往是不同的，就打仗而言需要的是心思细，而就搞政治而言需要的则是心胸宽，从而能得人心，这一点，都被努尔哈赤拿捏得恰到好处。就在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的同时，仓皇逃窜的王化贞与率军五千来援的熊廷弼在大凌河相遇，熊廷弼说：“你不是说六万大军荡平努尔哈赤吗？现在如何？”王化贞脸红了。广宁已经失守，该怎么办呢？王化贞想趁努尔哈赤立足未稳，夺回广宁，熊廷弼说：“现在讲这个为时太晚，只有护送溃逃民众入关这一种选择。”于是，他把手下五千官兵交给王化贞殿后，然后尽焚军资，掩护广宁城死里逃生的难民撤退，辽人相随逃入关内者有数十万之多。当时正是隆冬时节，数十万辽西难民，“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本来，此时如果熊廷弼安排得当，仍可坚守锦州、宁远等地，步步为营阻击清军。然而熊廷弼不知怎么想的，一路撤回关内。至此，关外只剩宁远一座孤城。朝廷斥巨资在辽西打造的各种战备物资，不是被努尔哈赤抢走，就是被熊廷弼烧了。熊廷弼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广宁之战战败后，明熹宗追究责任，王化贞由于魏忠贤的袒护没被追究，熊廷弼则被斩首。本来能够在辽东力挽狂澜的第一个人物熊廷弼没有死在沙场，连将功折罪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袁崇焕得知熊廷弼遇害后，作诗道：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哭熊经略》）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无题》）至此，抚顺清河之战、萨尔浒之战、开城铁岭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明朝五战五败，明熹宗觉得既然在地面上要想击败努尔哈赤不太容易了，那就往地底下入手吧。他派人到房山金国陵墓群，欲挖断后金龙脉，明军把金国陵墓地面建筑全部砸坏，然后掘开墓道、地宫，把完颜阿骨打的睿陵所依靠的九龙山的主龙龙脉（也就是最突出的一条山脊）的龙头部分砍掉半截，在咽喉部位挖了一个洞，里面填满了鹅卵石。此外明熹宗还下令在金国陵墓群中建了多个关帝庙，想以关羽来压住金国王气，以关羽来镇住阿骨打，在睿陵建牛皋坟一座，牛皋是岳飞部下抗金名将。打仗打不过敌人，刨人家祖坟，也可见明熹宗想象力非常丰富，你这辈子牛是因为你祖上阴德，我把你祖坟刨了，让你的王气无所依托，那你就败了。起码明熹宗是这么想的。得知祖坟被刨的消息后，努尔哈赤雷霆震怒，他率领八旗铁骑兵锋直指关外孤城宁远，只有扫平辽东，才能杀进山海关，最终为父祖报仇，恢复女真先代帝王陵寝。然而在宁远城下，四十三年戎马生涯未尝一败的努尔哈赤的连胜脚步被一个书生终结。关于这场书生的胜利，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一万七千人，也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五百人，甚至有人对这场战役这个书生是否胜利都有所怀疑。这仅仅是针对这场战役，对于这个书生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议更是从未停止，有人说崇祯因为杀了他而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也有人说，他杀毛文龙就像秦桧杀岳飞一样，最终自毁长城，导致明朝灭亡。一个人身上兼具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一人，关于他，人们已经争论得太多，现在就让我们来还原他的真面目。第八章袁崇焕的奋斗先看一份个人简历。出生地：广东东莞。学历：进士。生平事迹：上得了百姓平房，下不了自家厨房。写得了作战大纲，查不出四周异常。斗不过朝廷肮脏，打不过东北野狼。百年后清秀面庞，真面目丑陋皮囊。本想要扬帆起航，最终是全都白忙。真历史古籍掩藏，三百年早已沧桑。性格：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找去吧，让后人猜去吧。相貌：当时人说他是矮穷矬，后世人画他是高富帅。座右铭：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亡方式：被一千五百刀凌迟处死。生卒年：1584—1630年。姓名：袁崇焕。袁崇焕小时候跟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没什么两样，走科举方为正途，科举考试首先要报名，报名表叫“家状”，上面写籍贯、三代名讳、本人体貌特征（此项包括高矮胖瘦，眼睛大小，鼻梁高低，有无胡须等，因为古代没有照片，所以擅长自述相貌很重要）。填完“家状”后还要上交结保文书，结保文书有两种途径，如果你有当官的朋友，就让他给你写，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已经考上举人的三个人给你写，写的内容就是担保你人品上没问题，如果没有人担保你的话，对不住了，你没有报名资格。报完名后就能参加考试了，但能参加考试不代表你就能答卷子，科举考试最缺德的是避讳，唐代大诗人李贺就因为他去世的父亲叫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谐音，所以他就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了。等进考场后，考卷发下的那一刻是最紧张的，因为如果考试题目有跟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的名字的字相同或重音的，那么你就不能答卷了，只能离场，来年再战，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比李贺一辈子都不能科举要强。那你会说，重名怕什么，我接着写就是了。别忘了，科举报名时就写了三代名讳，混是混不过去的。明朝时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分为三个阶段：知县主持的县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考，这三道关考下来者方为秀才。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各省乡试胜利的举人参加的考试，会试考中者称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在会试后举行，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取人不等。二甲、三甲中的第一人又称传胪。乡试和会试都考八股文，这是明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殿试则真正考策论，考军国大事。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且夫”、“尝思”开头，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完全据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如此极大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正因此，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要想从秀才一直考到状元，几乎比登天还难，科举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多少读书人的期待啊！详细介绍科举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您明白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有多么不容易，袁崇焕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县考、府考和院考，成了秀才，二十三岁通过了乡试，考中举人，下一步就该参加会试了。会试考试的地点在贡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北面，有九千多间号舍，这是全国各省参加高考的前九千多名，号房如同蜂房一样密密麻麻，每间号房只能供一个人勉强容身，房顶高六尺，有人则因此说个子高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撞晕，从而考不了试了，其实不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度量衡是不同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记载，商朝一尺=16.95厘米（一丈=1.695米，大约相当于当时男人的普通身高，因此管男人叫丈夫）。秦朝一尺=23.1厘米。三国两晋一尺=24.2厘米。北魏一尺=30.9厘米。隋朝一尺=29.6厘米。唐朝一尺=30.7厘米。宋元一尺=31.68厘米。明朝一尺=34.1厘米。清朝一尺=35厘米。所以明朝时六尺大约是2.046米，除非姚明那样的考生，不然不会在号房里撞头的。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贡院的号舍每间里面有上下两块板，下面的板做凳子用，上面的板作书桌用，晚上把上面那个板撤下来，两块板拼到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床，供休息用。考生进去之后，就被关在里面，每一间号舍门口有一个兵看守，防止作弊。每天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伙食当然要自己解决，没有人给你准备，你要提前带好九天的干粮，到饭点可以到房外南墙檐下的锅灶去煮饭，或者到巷尾上厕所。最靠近厕所的号房从来都是臭气熏天。考生进入考场时必须搜身进入，我们根据明朝艾南英《天佣子文集》的记载可以想象袁崇焕在参加会试时的场景。会试三年一次，袁崇焕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之后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三十五岁先后五次参加会试方才胜利。这期间有时在冬天考试，有时在夏天考试，冬天督学在堂里烤着火炉，而秀才们却必须脱光衣服让人全身检查一遍，要好几个时辰才能全部检查完，最后个个冻得够呛。夏天考试时督学在阴凉地喝茶扇扇子，秀才们却挤在太阳底下。秀才们只许带笔墨、干粮、卧具进考场，进考场后更是被臭气与秽气熏蒸，大汗淋漓，考试时不能乱动、说话、歪坐，因为如果有上述任何举动，就会被在卷子上打个记号，文章写得再好也要降级。此外也不敢喝水，除非到饭点才能上厕所，可是胃口与肾从来都不一定是同步的，那时也没有成人纸尿裤，喝水多了就只能汗尿齐流了。总之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多少青年学子就期待着这几天最后冲刺后的大功告成啊！以上这些苦难袁崇焕经历了五次，他也想过放弃，有一次他没考上之后，作《下第》诗云：“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岫云应懒，还枝鸟亦安。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他有一点灰心了，不想考了，想回去持竿钓鱼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屡试不第，最终鲤鱼跳龙门都没成功，都被挡在门外，李白、杜甫因为没有名人举荐而科举失败，因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著名人士的推荐。张继连续六次参加科举失败而作《枫桥夜泊》，那是一个深秋之夜，明月西沉，树影朦胧，寒鸦啼叫，渔火闪烁，寒山寺的钟声沉重而悠远。张继愁思满怀，提笔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然而在三年后的科举考试中张继一举胜利，此后却再也写不出一首好诗了。黄巢屡试不第，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赋诗《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随后他就造反了，最终带兵杀进长安，“天街踏尽

皇帝久病，长期服用中药，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课题组为了进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参考了《中国医药报》2004年12月29日第7版报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该患者长期超量服用牛黄解毒丸），二者对比之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发砷含量的66倍。换言之，光绪皇帝也不应该是慢性砷中毒，光绪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中药而可能产生的发砷含量过高，可以排除，因为数据对不上。那么，光绪皇帝头发内那么高的“发砷含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课题组紧接着，化验了光绪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残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很明显，光绪皇帝头发的砷含量，与他的头皮、脊椎骨、内衣残片等物体的砷含量，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头发的高砷含量，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进而，课题组经过反复研讨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质疑：既然光绪皇帝的身体砒霜中毒，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内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较高呢？这个问题很刁钻，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不容回避。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各种可能：1.光绪皇帝右手抚胸而死，并且死后甚至下葬后仍保持了这个姿势。2.光绪皇帝内衣穿着欠整齐，右袖直接接触胸部。3.光绪皇帝内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经腐烂、灭失。4.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经被盗，尸体被摆弄过。5.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以来，北京城乡一带发生过好几次强地震，棺木内部所有东西位置都随着地面震动而发生过位移…………读者还可以推测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内衣残片、头发上面的砷，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观的来源的。既然棺木的内部四周，都没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却偏偏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头发、内衣……对于这一点，最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几乎可以断定的解释，就是：光绪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因此，课题组得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该份尸检报告的出台过程和检测数据来看，其依据和理由，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这份报告，全名叫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是一份公开材料，各位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其进行查阅。目前学界有多名学者否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观点，但是其争鸣观点却纷纷回避这份尸检报告而另觅途径，从清代的宫廷医疗记录、宫内人士的回忆录、逻辑推理等方面入手，我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推论得多么合理，最终仍然无法忽视这份尸检报告，因为，这是科学的数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是用现代科学化验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证明力，自然远远超过那些宫廷诊脉笔记、耳闻、回忆和逻辑推理。也就是说，反对者无论怎样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终都必须要合理解释这份《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无法回避的，是必须直面的科学数据。那么，是谁下砒霜毒死了光绪皇帝呢？是慈禧太后吗？那也不一定。不少读者也许会认为，在堂堂紫禁城里面，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根本没有人敢对光绪皇帝下手。我认为，这种“想当然”、“有罪推定”的猜测，无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历史上，胆敢谋害极权统治者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随手举例如下：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陈德，一个人持刀闯进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谋刺嘉庆皇帝。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剑弓箭，直接杀进紫禁城，刀锋直指嘉庆皇帝。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为、谭嗣同，合伙谋刺当时的极权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些，还远远不是仅有的例子，读者有心要找的话，还有许多。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后之外没人敢杀光绪皇帝”这种猜测，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实是坐井观天式的主观臆测，而这种主观的态度，是一个严谨的读书人所应努力戒除的学风。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结论。无论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都必须举出充分的、能够形成基本证据链条的人证、物证、书证或者其他确凿的证据，否则，那就只能算是猜测，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叫作“合理推测”，而不能叫作“定论”。综上所述，我认为：1.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对而言最为靠谱的说法。2.至于慈禧太后是不是凶手，定论为时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10月18日午前3点钟开始，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须藤五百三的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1.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2.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15根／天。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烟，可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37.6°C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呜，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46～52之间，脉软弱，110～114次/分钟。体温下降，为35°C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呜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1.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2.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3.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4.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5.鲁迅之死，纯属病死。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晚清立宪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最危险的叛徒

宁粤分裂

“九·一八事变”

黑人太大太长疼死我了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吴三桂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大赦

改换门庭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

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

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张嘴打了个哈欠。原本懒猫似的动作却让林岳吓了一跳，就在狴犴打哈欠的时候，一股怪风扑向林岳，他敏捷地闪过势头，却不没留神脚下突然多出的一些碎石。“啪嗒”，林岳当场滑倒，摔了个人仰马翻。狴犴咧了咧嘴，脸上竟然像似有着笑意，摇头摆尾地钻回S怀里，惬意地打起呼噜来。我注意到，就在狴犴摆动尾巴时，那些碎石已经消失了。众人一阵哄笑，林岳臊红着脸，满脸苦相地看了狴犴一眼，嘴巴张了两下却不敢再贫嘴。“赏罚分明，公正无私，你以后可不要再招惹这个刑法专家咯。”晖儿打趣地对林岳道。“他那张嘴就该好好治治。”S撇嘴道，“这下有了狴犴，看他以后还敢贫。”莫炎没有笑，眼中透着一丝忧虑，他看着S怀中的狴犴点了点头，绕过我们走近老田。“您说的那些我明白。”莫炎说道，“但想知道该做什么。”“这里的藏穴都被破了，龙脉迁回也没作用。”我对老田道，“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迁回龙脉，更想知道接下来您的对策。”“藏穴没被破。”老田摇头道，“经过千百年的变化，这里更加适合龙脉藏穴的条件了。”大小孤山中的环境存在，地炎穴不但被两座孤山的土性封堵，更是多了大片的湖水的压制，这远比当初“土包水”的封堵方法更有效。当初做为“冲煞鱼”的鲭鱼已经在湖内大量繁殖，势头更胜当年，而哀牢山的龙形气脉早就被全数引入了湖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误以为哀牢山的龙形是巨犼，因为它早已没了龙形气脉。龙脉生穴也同样还在那怪石的封堵之下，而且做为景观地点的界鱼怪石常年受到人群气脉的影响，磁场内吸附的能量也已大大增强。这也就是说，莫曹他们只要引回龙脉，照样可以制造出龙脉藏穴的格局，从而获得这条定世三龙中的南龙气脉力量。之前老田在湖底暗下功夫，并在龙脉出现的时候指点了我们，借助无间轮回局的力量，以筑壤一派的移山换将法把龙脉暂时迁移到了别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虽然老田布下了掩气诀防止莫曹找到龙脉，可龙脉不会在别处停留很久，即便他们一时找不到，时限一过龙脉还是会自行返回抚仙湖。老田指着电脑上的地图道：“看来只能用玄武神兽将龙脉留在这里了。”在他手指的地方标注着山峰的标记，边上清晰地写着山峰的名字——“玉龙雪山”。“莫曹想用龙脉藏穴得到南龙气脉，只怕是已经找到了凶兽饕餮……”二十九、风水奇煞饕餮，是与穷奇并称上古四凶的恶兽，传说轩辕黄帝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便化为饕餮。之前陈子浩用五行幻兽术幻化出的便是它，这家伙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龙脉地气的能量极为强大，但对于上古凶兽的饕餮而言，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而且不管什么都能吃，永远不会感到饱，也不会被撑死。甚至包括这条定世三龙之一的南龙气脉。……“玉龙雪山的名字还真没起错，这不就是条玉龙吗？”S仰望着绵延的山脉惊叹道。“哪儿呢？哪儿呢？你说那玉龙在哪儿呢？”林岳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儿地往山下看，“忽悠我吧，这山里没玉龙啊～～”“切，我是说山势像玉龙，你往山底下看最多找出条土龙。”S撇嘴道，身边的狴犴点点头，严肃地呜呜了两声。“这不因为习惯了吗，我现在呀是满脑子的龙脉啊地气的，一听个‘龙’字利马就往地下张罗。”林岳苦着脸道。S转过脸装作不理他的样子，暗地却和狴犴挤眉弄眼地偷笑着。“嗳，还真是条玉龙嗨～～”林岳短路了似的，大呼小叫起来，“瞧那脑袋，那边那边，那是爪子，还有后面那个弧线看到没……”他那付过于夸张的模样不禁让我们有些愕然，却发现这小子一直拿眼角瞟着S，众人当下心照不宣，强忍着笑走去一边。S察觉到大家的行为，不由有些尴尬，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自顾用电脑绘制起山势图纸来。老田看着他俩不禁笑了笑，转身走到一处眼界开阔的地点，指点着雪山与我和莫炎详谈起格局布置。整座玉龙雪山位于丽江的西北部，自南向北长约35公里，与哈巴雪山对峙，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奔腾其间。这座奇峻的雪山共有十三个山峰，峰顶终年积雪不化，远远看去有如一条矫健的玉龙横卧山巅，有一跃而入金沙江之势，故名“玉龙雪山”。一九九六年，丽江境内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巍峨的玉龙雪山在这场地震中崩塌了一峰，所以现在只有十二峰了。将龙脉转到此处，老田是别有一番安排。在云南隐居的日子里，老田不但调查了龙脉事件的始末，同时也了解了云南地域的风水格局。玉龙雪山气势磅礴，在风水地理上属于龙形山势，其自身虽然不具备龙脉格局，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气脉存局，将龙脉引入玉龙雪山可以最大时间的将其停留在此处。更为关键的是，玉龙雪山毗邻南龙脉络极近，如果将龙脉固定在这里也只会稍许改变龙脉地气的走向，对云南乃至整条龙脉走向地域都不会有负面的影响。“雪山十二峰，玉龙十二景，如果不是那场地震，我恐怕还想不出这个法子。”老田望着列列山峰道，“现在只有不到七天的功夫，我们就用风水十二煞在这里摆它个鸿门宴！”……丽江古城，一家旅店内。一名警察敲响了旅店三○六室的房门，应门的是一个老头，看似和蔼的面孔上长着一个硕大的鹰钩鼻子，双眼中透着一丝阴狠。那老头见了门口的警察，假笑着寒暄了两句，将他让进屋内。这是一间单人行政套房，一个满脸亲切的男子正在那里沏茶自饮，客厅里放着两张沙发，但他却没有坐在上面，只是依在墙边席地而坐，悠然自得的姿态显得有些洒脱。“师父，他们是三天前到的，下车后买了些露营设施，直接上了玉龙雪山。”那警察对着饮茶的男子恭敬道，“放出的十只知信鸟一只都没有回来，应该是被他们发觉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男子抿了一口热茶，“老人家倒的确雅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露宿雪山观峰赏景了。”“小莫，你真沉得住气，这么放任下去，龙脉出了问题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老头在一边显得有些着急。“呵呵，心急容易肝火上升。”那男子笑着递过一杯热茶，“品杯普洱茶，静心去火。”“我没你那喝茶的习惯，再过几天只怕连吃饭都不成了。”老头担忧地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个刀砍的动作。“固守龙脉，需要七天的时间，操控神兽要耗去八成的元气。”男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到了第七天的巳时，那老人家的身体就不容乐观了。唉，何必呢。”“以逸待劳？”老头的眼睛一亮，转又疑道，“你确定他们的计划不会改变？”“上晓天机，纵观人世，幽冥尽知。”男子左手的食指向上指了指道。“哦？风爷亲自出马了？”老头惊异道，“这就不会有错了。”“要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你现在应该在和鬼说话。”男子的眼中闪过一道厉光，“问问题的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这点你该比我清楚。”“呃，那是……那是……”老头额上一阵冷汗，整个身子不由缩入了沙发之中。“韩笑，你今晚上山，远观就可以了，别惊扰了人家。”男子转向那警察道，“有什么事的话，你知道该怎么通知我的。”“是，师父。”警察一躬身，转身就要离开。“女人是种麻烦，尤其不适合你这样的人。”男子看着手中的茶水，自语般地说道。那警察的身子微颤了一下，但却没有停留，开门径直走了出去。……玉龙雪山东面，干海子。晖儿和S摊开了一堆纸张正在计算比划着，笔记本电脑在连续几天的运算操作下已耗尽了电力。“亦凡，‘龙甲生云’和‘金沙壁流’的数据有些问题。”晖儿抬头向我说道，“我和S算了十遍了，时间和量度控制总是有偏差。”“休息下再说吧。”我心疼地看着晖儿，自从上山后，高山反应产生的副作用让她憔悴了许多，加上每天精确计算数据，整个人瘦了一圈。“我没事的。”晖儿的笑容带着抹不去的倦意，“最辛苦的是老田，他的身体真让人担心。”晖儿说的正是我最担心的一点，今天是上山后的第四天，开布十二煞和定龙局之后，老田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佝偻的身躯似乎预示着他体内精力的消逝，夜间时常能听到他低低的咳嗽声。“逮住它……唉，我说你的手脚怎么这么慢，午饭才吃没多久啊～～”林岳在不远处大声咋呼道。“这是狴犴。”莫炎冲林岳冷道，“不是家猫。”让林岳和莫炎无计可施的正是那只狴犴，老田好像是安排了他们什么事情，两人午饭后便一直在和这只狴犴较劲。解除禁锢的狴犴灵巧的有些可怕，集合林岳和莫炎两人的力量也无法触及它，此刻的狴犴正卧在草丛中打着哈欠，那样子似乎在嘲笑他们。S抬头看了看垂头丧气的林岳，起身走向狴犴，后者亲昵地和她磨蹭了会。S附身低语了两句，狴犴望了一眼S，理解似的点了点头，慢步走到了林岳他们的跟前，顺从地伏下身子。“一物降一物。”莫炎嘀咕了道，“公孙降的是两物。”说话间手中灵火迭起，翻手按在了狴犴的身上，林岳一阵白眼乱翻，却也没有多话，双手掬起呈碗状，指缝中不断落下植物的种子，均匀地洒在周围。……“看来狴犴是认定她了。”远处，一块黑色的岩石自语道，“有趣，连师父都要忌讳的东西居然这么听她的话。”岩石悄无声息地沉入了地底，没有发出一丝响动，约摸半支烟的功夫，它又神秘地出现在山脚下。轻轻抖动了几下，岩石逐渐“散”开，一个人影自草丛中慢慢直起身子。“师父对付那只狴犴大约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甚至差点被它伤到。”那人影自忖道，“有狴犴在身边，也许她可以逃过这一难。”人影忽地摘下了头上的警帽，用力挠了挠头发，脸上不由露出自嘲的笑容。“唉，又在想那个人了。”他戴上警帽，眉头略微颤抖了一下，“绝对不能让师父看出来，否则她就死定了……”人影抬起头，警帽下是一张略带稚气的面孔，懒懒的双眼眺望着山间那片草甸，嘴角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还是给他们搅搅局吧，知难才能全身而退，就当做回所谓的‘好人’咯。”他的双手快速地叠起一张纸来，“再说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捣乱。”……玉龙雪山东南角，云杉坪。参天的树木，倒挂的枯枝，枝上散挂着奇怪的树胡子，林间随处横呈的腐木，枯枝败叶，长满青苔。似乎千百年来，不太有人来打扰这片林间的草坪，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乐园。传说年轻的男女在这里殉情的话，他们的灵魂会进入玉龙第三国，得到永生的辛福。月光下，一个身影正坐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身旁静静地卧着一只小猫，幽幽的瞳孔中闪着两点火红的光芒。“不知道林岳他们能不能成功，老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那人影正是S，她今晚应该是失眠了。狴犴抬起头，冲她呜呜了两声，似乎在宽慰着满腹担忧的她。“别安慰我了，现在连一点忙都帮不上。”S用力拔起地上的草丢向一边，“我又没他们那种特殊能力，也不懂什么排局布阵。”狴犴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似的低叫，把头埋入S怀里，后者则轻轻地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径自想着心事。突然，静卧的狴犴猛地立了起来，两耳天线般地竖直转动着，眼睛死死盯住树林中的一处，口中不住发出警告似的叫声。“有什么东西在哪里？”S顺着狴犴注视的方向看去。虽不如白天那么清晰，但凭借着月光依稀还是可以分辨出树林里的景物。距离她十多米处，一个黑色的人影靠在一棵树下，歪斜的身体不住抽动着，隐约间可以听到他正在喘息。呼，一道黄影蹿了过去，狴犴的体形涨大了数倍，宛如一只猛虎般地扑向那黑色人影。人影似乎已无力抵抗，任由狴犴将自己扑倒在地，口中发出一阵低低的咳嗽声。“韩笑？！”紧跟过去的S惊疑地发现那人影竟是之前绑架自己的韩笑。“咳……咳……别惊讶了，我是来砸场的。”韩笑懒懒地笑道，狴犴爪下一紧立刻引起他一阵剧烈的咳嗽，“不过……现在把自己……给砸进来了。”“砸场，哼，就凭你？”S示意狴犴将韩笑放开，他一脸苍白口角挂血，看样子似乎伤得不轻。“谢谢，能给点水喝吗？”韩笑又是一阵咳嗽，脸上的笑容略略有些扭曲。“呶，拿去……”S犹豫了下，将腰间的水壶抛了过去。韩笑接过水壶猛灌了两口，一下喝得太急，被呛得再度咳嗽起来。“说，你怎么摸到这里来的？！你那混蛋师父在哪里？！你们有什么阴谋？！”S凶狠地盘问道。“我查到你们的订票信息一路跟来的，我师父在丽江古城的一家旅店，我们想抢走龙脉。”韩笑回答的速度竟比S的盘问还要利索。也许是没想到韩笑会回答得如此直接，S一下没了主意，不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谢谢你的水。”韩笑将水壶抛还给S，支撑着缓缓站起身来。“你别想玩什么花样，只要我叫一声林岳他们就会过来。”S的话连自己都没有底气，其实她离开宿营的地点已经很远了，即便听到她的叫声我们也未必能及时赶到。猛虎般的狴犴正警惕地看着韩笑，但却没有再扑上去，只是将身子拦在了两人之间。“从距离上算，他们离这里至少有三多百米，这是一个足够让我玩上三次花样的距离。”韩笑的脸上又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不过，其实我是来传信的，师父让我向大家带个好，顺便请你们注意休息。”“切，假惺惺的。”S撇了撇嘴道。“反正话我带到了，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韩笑满不在乎地笑着，脚下开始向后移动。“站住！”S见韩笑想溜，下意识地叫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笑立刻换上了一付纯真的笑脸，“你该不是想杀了我吧？”“呃……”S被他说得一愣，韩笑只是来传口信而已，这人虽然有些可恶，但也不太讨厌，至少不像他师父那么讨厌。“那我先走了。”韩笑的身影虚无了起来，飘动着消失在夜空之中，“很少有女孩能像你凶得那么好看的，哈哈～～”“死小子，比林岳还贫。”S听着有些火，嘴角却不由掠过一丝笑意。……宿营地，帐篷外的一处空地。老田拨了拨篝火，抬头望了眼天空，查觉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老田，快去休息吧，小心身体。”我不放心老田的身体，从帐篷里溜了出来。“咳嗽声吵醒你了吧？”老田笑着反问道，“人老了，不如以前咯，世界永远只属于年青人啊。”“这个世界固然需要年青人的活力和冲劲，但也少不了老年人的经验和稳重。”我笑着在他身边坐下。“刺月当空，乱营主凶。”老田突地冒了一句，手中的拨火棍指了指天空。我顺着方向望去，夜空中那轮圆月十分明亮，但细看之下却能发现月亮的周围有着一圈淡淡的光晕，这种光晕很像一圈细致的绒毛，参差地“长”在了月亮边上。这种月晕现象在民间被称为“毛月”，从气象上一般被认为是下雨的预兆，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准确的。不过，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又有着别样的解释。古代战争时期，这种刺毛似的月晕被称为“刺月”，主大凶，预示有敌军探营偷袭。老田又咳嗽了起来，自怀中摸出两粒药丸咽下去之后，这才好了一些。“应该是韩笑来过了，那小子很机灵，居然能在困冲煞中逃过一劫。”老田笑了笑，“公孙这姑娘实在是太善良了，好在韩笑对她没有恶意。”圆月的光晕渐渐散去，一点星光跳动着闪过我的眼帘，那是一颗特别的星宿，古时候人们称之为“红鸾”。……莫曹的脸上闪过一片煞气，右掌在胸前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击在左掌掌背，双掌交叠间夹杂着一股怪色火焰，大力拍向韩笑的后背。“哇”，韩笑当即奔出一口鲜血，浑身透出阵阵阴晦的薄雾，两颊间映出一片潮红。“我不算老人，但我的话你还是要听的。”莫曹对端坐在地上的韩笑道，“否则眼前吃亏的就是你自己。”“对不起，师父。”韩笑虚弱地撑起身形，欠身道，“我立功心切，没有听您的吩咐。”“你从小就很有主见，这是你的长处。”莫曹亲切地微笑道，“我告诉过你，长处也就是害死你的短处。”韩笑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黑人太大太长疼死我了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尾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尽管有人说，对耿精忠的叛乱之罪宜慎重处置（康熙帝不许杰书惩治这位藩将，因为他不想阻止其他叛军将领投降），但朝廷对范承谟之死不能不问。范承谟的贴身仆人中有个幸存者，名叫徐鼎，他设法从火堆中取回了范承谟被烧焦的遗体，将其带到北京，并在北京公布了这位清朝忠臣写在牢房墙上的诗文。正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之时，范承谟殉国的消息传开了，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范承谟英勇就义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人们普遍期待着为范承谟举行葬礼，其中主要的代言人是著名戏剧家李渔。李渔（范承谟的挚友）在悼词中鲜明地强调了范承谟为拯救清室而进行道义上的反抗的重要性。由于范氏家族是所有源于关东的辽阳大族中的巨族，又因为其父范文程在帮助多尔衮“承天运”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范承谟的态度便决定了其他许多汉族旗人的反应。李渔强调说，如果他加入了耿精忠的叛乱，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关东的其他大族也会反叛，而清室便会灭亡。确实，这是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忠臣，一个当然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齐名的忠臣。因此，李渔最后说，在他的灵柩之下应放置两个而不是一个人的牌位，一个是范承谟本人，另一个是宋朝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不久以后，康熙帝赐给这位大清忠臣谥号：“忠贞”，并追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在此后的几年中，康熙帝还不断提起范承谟的贡献，并常因想起他的殉难而感动不已。1682年，当三藩终于被决定性地击溃，不再需要谨慎从事之时，康熙帝亲自下令将杀害范承谟的凶手耿精忠处以极刑。但眼下的情况是这样的。1676年耿精忠投降时，他这一重新归顺清朝的举动肯定使广西叛将孙延龄大为犹豫。耿精忠的背叛显然得到了宽恕，他也能得到宽恕吗？不管孙延龄实际上是否这样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反正吴三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背后的这个同盟者正在发生动摇。因此，1677年秋，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孙延龄以为吴世琮要取道广西去进攻广东，因为那年1月广东的尚之信向安亲王岳乐（江西清军的统帅）投降了。但当孙延龄到桂林城外迎接吴世琮时，却被当场拿下，并被斩首，广西遂被吴世琮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吴世琮接管桂林时，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中的幸存者仍被关在牢中，孙延龄一直没杀马雄镇以备将来万一需要投降时用他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吴世琮没有这种打算，但他确实意识到，这位有名的旗人、清朝著名总督的儿子、其妇女曾全部为明朝殉难的辽阳世家的后裔，若能倒向吴三桂一边，那么其他汉官就会步其后尘。因此，他想逼迫马雄镇降“周”，但再三遭到马雄镇的拒绝。最后，吴世琮改变了策略。1677年11月6日，他邀请马雄镇和他的两个幼子参加精心安排的盛宴。以厚礼相待，酒过三巡之后，吴世琮恭恭敬敬地恳请马巡抚加入他们的正义事业。在后来出现的描写这一著名事件的剧本中，马雄镇重申了他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王朝的忠诚。既而他又愤怒地转向吴世琮，斥骂其祖父吴三桂是这样一个奸臣：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结皇亲，贪他滟滟杯；恋君王，不若圆圆妓。吴世琮受到如此污辱，立即撕下了尊敬与爱慕的假面孔，气急败坏地命其手下将马雄镇和他的儿子带出去，关进一座铁匠作坊里。在他和两个孩子及其九名仆人被从巡抚署衙押至铁匠作坊的路上，马雄镇仍不停地斥骂吴氏家族卑鄙的叛逆行径。他们来到作坊后，卫兵告诉马雄镇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随后，他们抓住了两个孩子，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威胁马雄镇说，如若不降，就杀了他的儿子。马雄镇拒绝玷污自己和家族的荣誉，但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惨遭杀戮。他把身体转向一边，仍坚持认为吴三桂及其军队不过是杀人犯和土匪。不一会儿，吴世琮的人便把他儿子的血淋淋的头颅扔在他脚下。马雄镇浑身颤抖，既而用双手抓住两颗人头，突然向那群士兵冲去。士兵们举刀便刺，马雄镇向后退去，趁被刺倒下之前向他的皇上行礼、祈祷，一遍又一遍，直至死去。终年44岁。最后，那九位目睹了这场屠杀又不得不强压怒火的仆人，被挨个问及是否愿意投降。他们一个个表示拒绝，遂被全部杀死，无一幸免。杀了马雄镇，对吴三桂毫无帮助。至1677年4月22日，岳乐从江西西部的“周”军手中夺取了吉安，并开始对吴三桂湖南老巢的防线进行刺探。这位已经65岁的藩将，亲自部署防守，随着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对前线阵地一个个进行巡视。1678年3月23日，几乎表现为一种垂死的挣扎——吴三桂即位了，自命为周朝皇帝，定年号为昭武。有人认为，陈圆圆此时和他在一起，她的容貌虽有些衰老，但仍相当漂亮。1678年夏，这位周朝皇帝撤至衡州，打算在此稳住阵脚。但到秋天，他染上了痢疾，身体十分虚弱。最后，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死去。据说，陈圆圆立下誓言，出家为尼了。吴三桂之孙吴世璠继承了皇位，但这个周政权没能延续多久。尽管这位年轻的洪化皇帝在1679年3月24日衡州陷落后向南远逃至贵州，但1679年11月初，康熙帝命图海指挥西北的清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1680年2月，攻陷了成都。一个月后，重庆也落入了清军手中。1680年10月，康熙帝命赍塔率另一支远征军从广西攻入云南；随后他宣布云南境内所有被吴三桂非法强占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由于当地名流站到了清朝一边，两路清军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于1681年4月到达了云南省会城下。1681年12月7日，吴世璠在其祖父起兵反清近八年之后，于昆明城内自杀身亡。三藩之乱遂宣告结束。当时，康熙帝也知道了吴氏杀害马雄镇的情形。同范承谟之死一样，马雄镇以身殉国，也受到了高度赞扬与褒奖。也同前者一样，在清朝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战胜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时候，马雄镇的殉难象征着又一新的和持久的对清朝皇帝统治的支持。结果，马雄镇之死竟比平定三藩的胜利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他的死，以及当时的形势，满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征服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马雄镇的曾祖父马重德毕竟曾是明朝大臣，他对明朝的忠诚和马雄镇对清朝的忠诚同样坚贞。这不仅是由于当桂林事件的细节在北京已广为人知之时，朝廷才了解到，马氏家族的殉难者比那铁匠作坊中的12人要多得多；而且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悲剧甚至比那12人的殉难更引人注意。就在1677年11月6日那天晚上，马雄镇及其两个幼子的死讯，被带回桂林监狱中仍关着马氏其他成员的潮湿的牢房。牢中马家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马氏族谱中自豪地记载着的1621年那悲壮的一天。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当时马家的妇女，包括42名家眷和女仆，在马与进被后金俘获后在辽阳集体自杀。而今，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又目睹了同样的场面。首先，马世济之妻董夫人试图悬梁自尽。绳子断了，她掉了下来摔破了脸，但她又再次结好绳索，并且成功了。随后，马世济之妾苗氏、马雄镇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二姐和五姐，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每当一个人死后，李夫人便把尸首取下，为其穿好葬衣，用被子盖上。然后，他又目睹了18个女仆自杀。自杀从当天晚上至次日早晨一直在进行。24名妇女全部死后，李夫人面向北，行九叩礼，最后也悬梁自尽了。两个男仆流着眼泪，取下她的尸首，并获准将所有的尸体运到外面火化。他们把骨灰安放在附近的广福寺中。这种逐渐进入高潮的连续自杀的悲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惊，并顿生敬畏之情。马家38位成员的殉难甚至比范承谟之死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些在三藩之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站在清廷一边的人们的忠诚。于是，清廷对马氏家族大加褒奖。1680年，康熙帝举行隆重仪式，赐已故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并赐谥“文毅”。幸存的长子马世济被赐与1669年康熙帝赐给其父的那件龙袍，并授大理寺少卿。1682年8月15日，李夫人也因“深报朝恩”被赐诰命。也在这一年，三藩被彻底消灭之后，清廷特意在广西为马雄镇立祠，以宣扬忠于清朝的思想。马家成员自杀殉国的事迹激励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创作了一部题为《桂林霜》的戏剧。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甚广。其中一部分颂扬了马家的美德。在最后一段中，那些辽阳女子在来世又得以同桂林英烈重聚，并对他们唱道：六十年人家可怜，六十年人家又传。但剧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这位剧作家在《桂林霜》中说道：“古史忠良有万千，国史忠良后媲前。”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多年来，对汉族同盟者的依赖曾是清朝的致命弱点。他们多次看到某些汉族同盟者的变易无常，以及（恰恰因为满族人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姜瓖一类冒险家、或打起明朝或汉族其他王朝之旗号的吴三桂一类军事将领面前的脆弱和动摇。因此，对三藩的战争是同那些认为满族需要他们超过他们需要满族的叛逆者的最后较量。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主要因为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康熙帝及其大臣才认识到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当然，他们是对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在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进其军事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中国则缺乏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并且，尽管清朝于18世纪建立了军机处，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财政手段。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1835年，对中国的形象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学者式赞美的托克维尔写道：游客告诉我们，中国人安宁但不幸福，有工业但不进步，稳定但不强大，有物质性的秩序但无公共道德。由于这些，社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但不是很好。我想，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制的最佳模式。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不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耗尽，帝国的秩序已无法恢复了。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们后面会怎样？”“李守信那里目标明显，虽然动作起来比较便利，但很费时。”韩笑接过茶杯，“井字楼改动起来不太容易，要破解只怕失败居多，不过他们肯定会去尝试。”“想法不错，也很有逻辑，可你却低估了这些人。”莫曹嗅了嗅杯中的茶水，“我对他们倒是信心十足，风爷也是。”“师父，我觉得完全不必这么大费周章。”韩笑品了口茶，疑惑道，“和他们直接摊牌，以咱们的实力……”“所以你是徒弟，我是师父。”莫曹眉毛一挑，眼中的目光犀利起来，“你最近变得好奇了很多。”韩笑脸上一僵，很快又恢复了笑容，无言地冲着莫曹一欠身，似乎在表达自己的歉意。“好了，去做你的事吧。”莫曹起身走道韩笑面前，“别让他们在李守信那里耽搁太久。”韩笑默然点头，转身便要离去，左肩却被莫曹轻轻地搭住。“陈子浩急功近利，的确该死，但不该由你来决定。”莫曹的脸上掠过一片春风般的笑容，“记住我的话，女人不适合你。”韩笑脸颊的肌肉微微一颤，腮骨鼓了起来，停顿了数秒后用力点了下头，转身快步走出房门。“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话。”莫曹望着消失在门口的韩笑，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大厦中，另一间屋内。韩笑快步走入，反手带上房门，脚下突地一个趔趄，身子歪倒在了沙发上，口中剧烈地喘息起来。停滞片刻，他艰难地脱下警服，一把撕开左肩的衬衣，颤抖着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将药水倾在了肩头上。三个手指粗细的凹痕赫然出现在白皙的肌肤上，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焦臭的气味……二十四、生桩恶行李守信，男，五十三岁，籍贯不明，其自称为旅美华人，上世纪国内房价大规模浮动时，他低买高卖承建发包，不多久便在地产界小有名气。近年来他在该市投资建造了好几个中高档居民小区，并由自己亲自参与小区的布局设计。以上便是晖儿通过网络查找到的相关资料，那些布设了转煞治气格局的小区正是这位李守信先生公司旗下的物业。不难肯定，这位老兄一定是迷信上了这种险恶的手法，并以此为自己谋取利益。只不过，每建造出售完一个小区后，他必定会在三年内转让出去。也许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后果，为了不致引火烧身，赚了一票便直接走人，把烂摊子丢给那些想捡便宜的人去收拾。按大家商议下来的策略，当务之急便是先解决这些转煞治气格局。虽然目前发作的迹象还不是太明显，但照那天查探下来的结果也足以让人担忧了，煞气爆发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周，最少可能只有三天。眼下只有尽快找出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并采用相应的方法将其解除，争取在煞气完全爆发前将一切悄无声息地摆平。七个小区，只靠六个人的力量能及时完成吗？我不知道……要想制造出足以符合转煞治气格局的煞气，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就必须达到一定凶险程度，可作为煞源的东西却没有一定的限制，这对我们的搜索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即便在煞位上顺着煞气感应找到确切地点，也不能立即判定哪样东西就是煞源。如果每个煞位上埋藏的煞源都不一样，只怕就要更费手脚了。更何况，这一切还要避过小区中不住游荡的安保人员。“找你们经理来！”耿婆满脸威严地看着面前的工作人员道。此刻的耿婆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深色唐装，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梳起一个光华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翠绿的玉簪，一副玳瑁边的眼镜架在了鼻梁上，手中的紫檀拐杖在地上敲得笃笃作响。“对不起，对不起，让您久等了。”长着一张马脸的男子殷勤地迎上，“我是这里的经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买房！”耿婆顿了顿手中的拐杖道，“这里不是售楼处吗？”“是，是，是……”耿婆的气质打扮显然是起到了效果，马脸不住点头道，“只不过，我们都已售完了。”“售完了？！”耿婆哼了一声，冲我道，“儿子，你和他谈。”S扶着气呼呼的耿婆坐在了沙发上，马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大脾气的老太太估计来头不会太小。“你们应该还有剩余的单元没有出售吧？”我微微一笑，从手包中拿出一张楼盘介绍来，“我母亲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想购置两套最好的复式单元。”这个小区落成不到一年，外表看来似乎已全部出售，但事实上还有十套左右的单元被开发商囤积起来。这是房地产界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在兴旺地段的热销楼盘往往都会被藏起少数精品单元，只待日后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坐地起价，炒他个不亦乐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先挑这个小区着手的原因之一。“呵呵，先生您说笑了。”马脸打着哈哈道，“我们上个月就公布了销售状况，真的已经售完了。”“你这里的售价最高多少？”晖儿眉尖一挑，冷冷道。“目前最高的一个单元是每平米一万。”马脸的腰杆似乎直了不少，脸上满是自豪的表情。“那好，只要你还能找出适合的新单元，我以每平米两万的价格买下。”我笑眯眯地回道。“这……”马脸看了看我，不由迟疑了起来，他这里的复式房上下足有两百平米，这也就是四百万的价格，若真要买下两套便是八百万，坐地赚了四百万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是一千万自带信汇，如果没问题，我们看房后便可成交。”我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那是从陈子浩身上找到的，原本属于言家五虎的报酬。“几位请，请……”马脸眼中发出了异样的光芒，挺直的腰杆瞬间弯了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人？我冲晖儿会心地一笑。……“老凡那边咋还没消息？”林岳拉了拉领口那紧绷的领带，“这天真热……”莫炎瞥了他一眼，抬手打开了车内的空调，开门下车，靠在车边沉思起来。“怪人……”林岳嘀咕了一句，伸手调节了一下空调出风口，惬意地吹了起来。“呜”，林岳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房子不错，环境也不错。”我点点头，转身对着耿婆恭敬道，“您老有什么意见吗？”“等罗大师他们到了再说。”耿婆眯着眼，拍了拍身边的晖儿和S，“你俩陪我到小区里走走。”“大师？”马脸费解地看着耿婆离去的背影，转脸怔怔地看着我。“我母亲很相信风水，所以这次特意请来一位大师。”我宽慰道，“只要看下来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就立即签合同。”“风水……哦，对，对，是要看看。”马脸恍然道，“我们这里的风水肯定好，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总裁风水造诣很深，这里的布局可都是他亲点的。”“呵呵，是吗？”我笑着点起一支烟，“那就好。”……“灵龟纳气，格局不错。”林岳收起罗盘，四下看了看，“不过，你们这里好像有煞气啊。”“煞气？罗大师，这话可不能乱说。”马脸惊愕道，“我们这里可是……”“再好的格局也会有煞气存在，多少而已。”林岳打断了他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主顾出钱，你们得利，做人要知足。”“呃～～大师请指点。”马脸被林岳的架势给唬住了，连忙应承道。“格局的煞位图画好了没有？”林岳拿腔拿调地冲着莫炎道。莫炎冷着脸递过笔记本电脑，上面是一幅小区布局图，七个红色标记清晰可见。“那就麻烦你带我去看看这几个煞位。”林岳悠然道。……小区中，绿茵小路上，两名中年女子正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慢步而行。“他们能找到吗？”S担心道，“都这么久了。”“放心吧，你画的那图很精确。”晖儿安慰道，“有莫大哥在，找煞源应该不难。”耿婆突地止住了脚步，两眼眯缝着看向一处楼房，停了一会，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原来是这样。”阳光下飘过一层淡淡的水雾，雾气间隐约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玄，玄啊～～”林岳皱着眉头道，一旁的马脸诚惶诚恐地看着他的脸色，生怕这到手的肥羊会有什么意外。在马脸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查探了四处地下停车处和两处假山，莫炎一直留意着周围的环境，鼻子略略抽动着，脸上的寒意愈发浓重了起来。这几处的煞气的确很重，但却很统一，从听风能力的反应来看，似乎是一些瘦小的人形，隐藏在水泥柱内，感觉缥缈不定没有太多的实质感，只是那种别样的怨气让我不由有些微微发寒。“你们这儿死过人。”林岳严肃的样子倒真有些气势，“而且不止一个。”我发现他的手指间落下了两片细小的草叶，在昏暗的地下车库中微微发出一丝萤光，但很快便被他用脚踏住。洞冥草，传说中那种可见鬼物的植物，其实它类似于化学中的PH试纸。当然，它测试的不是酸碱度，而是怨戾阴气。“这……不会，不会……”马脸心里没底起来，一边否定着林岳的说法，一边开始转悠起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不承认也罢，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林岳哼了一声，转身作势要走。“罗大师，这……施工的时候好像是有人摔下来过，至于死没死我也不清楚。”看马脸紧张道，他的后颈不知什么时候粘上了一片心形的草叶。镇心草，其叶如心，其味如兰，敷于风池可令人心惊，所问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金钱诱惑当前，气势高调的“大师”坐镇，加上原本心虚的感觉，这个马脸已经落入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心理战术中。何况，他后颈的镇心草叶会让人产生慌乱感，那是林岳动的手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解。”林岳话锋一转，装模做样地拿出一叠黄纸递给莫炎。黄纸被贴在了水泥柱上，莫炎双掌错动，拉出一道淡色灵火，顺着柱子一捋而下，柱子中传出微微的爆裂声。我清晰地听到一阵怨尤的哭泣声渐渐弱了下来，那水泥柱中的身影在灵火的掠动中倏然消失，身周原本有些阴寒的温度也升高了不少。单掌一拍，黄纸呼地燃烧了起来，莫炎转身冲林岳点点头，离开了水泥柱边。“高人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我佯装惊叹，手下鼓起掌来，“大师，这样就解决了吗？”“这不过是其中一处罢了。”林岳摆摆手，正色道，“刚才我们看过的地方都要如法炮制一遍，方能化解这里的煞气。”一旁的马脸虽然无法看到和听到我所见的情景，但莫炎那凭空燃火的手法和周围迅速改变的温度足以让他心惊不已，连连点头之下当即带着我们奔往其余煞位。……夕阳斜照，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飞驰在宽阔的道路上。“哈哈，那小子吓的都快傻了。”林岳拉去脖子上的领带，大声笑道。“装神弄鬼你第一，也没看你去当演员。”S笑骂道。“这里是解决了，不过后面还有六个小区。”晖儿担心道，“如果每个都这么处理，只怕时间上会来不及。”“只要我们接着再去几个小区，自然就会有人帮我们处理的。”我笑了笑，随手点上一支烟，“接下来真正要头痛的，倒是那三个阳宅阴局的井字楼。”在处理完煞源之后，林岳信口胡诌地和马脸忽悠了一会儿，带着莫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区。有了“大师”的明示，我们自然也不再逗留，假意惋惜了几句便告辞而去，留下那个垂头丧气的马脸在那里怔怔发呆。高调出场，一掷千金，带着御用风水师四处购房，这样的举动势必会传入那个李守信的耳中，所谓做贼心虚，惊动之下对方一定会想法处理掉那些隐藏的煞源，以免事发东窗。如此一来，我们便省去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这就是我和耿婆事先商定的“敲山震虎”。在此之前，我对这计划尚有疑虑，但现在却已是自信满满，对于身家颇丰的李守信而言，他最害怕便是无法享受现有的万贯家财。因为他所布下的煞源一旦被人揭发，其后果足以让他锒铛入狱。“打生桩，愚昧无知的家伙。”莫炎冷冷地冒了一句，扳转方向盘，车子拐上另一条大道。古往今来，一些宏大的建筑物都被作为社会文明和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虽然古代的建筑技术不及现代先进，但仍有不少伟大建筑物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化奇迹。这当中除了依靠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不惜工本的人力物力支持外，相传还有匪夷所思的恐怖方法来协助施工，名为“打生桩”。在源远流长的建筑历史中，先后出现不少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紫禁城等，而“打生桩”则是建造业中隐蔽流传的一项恶俗，其方法基本要点便是在建筑工程动工前，牺牲活人来镇邪。关于“打生桩”最典范的传说，是秦代建造万里长城时，据说所有被强制征召的工人在完工之后都被活活埋在了长城墙脚之下，目的是令其灵魂和长城合为一体，保护长城永不倒下。而这个习俗也传至日本，并称之为“人柱”，方法大抵相同，就是在建筑时将人活埋入支撑全座建筑物的主力梁柱内。相传这种做法的起源于建桥时的祭祀手段，先要找来一对童男童女，把男童活埋在桥头的桥墩内，而女童则活葬在桥尾的桥墩中，当桥建成后，他们就会成为了该桥的守护神，保佑该桥永不倒塌。一些愚昧迷信的建造业者认为，建筑工程施工称之为动土，亦意味着翻动地下的泥土，不免会骚扰并触怒久居于那里的邪灵，于是便会阻挠工程进行，轻则令建造期间频生意外，重则令建筑物倒塌，所以“打生桩”这个残忍的习俗便悄然隐蔽地在某些建筑中出现了。在迷信这种做法的人群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打下第一桩之前先要择定吉日吉时，找一小童以钢筋自顶门活活钉死，浇注上水泥，埋在工地上的一个吉位内，并由法师举行动土拜祭仪式，他们相信这样能确保日后工地平安及工程进度顺利。传闻香港一些战前的建筑物，也是以这方法建成，早前在何文田的一个建筑地盘中掘出的儿童骸骨，据说就是昔日的“生桩”。有时候愚昧和迷信往往会蒙蔽人们的心智，一面活活害死那些无辜的孩子，一面却又指望他们死后能保佑建筑的安宁稳定，这种奇思怪想的理论只怕是没有多少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而李守信就正是采用了这种残忍的方法，但他却比那些愚昧者略懂一些风水常识，将所谓的“生桩”作为了布局中的“煞源”。“先别生气，等这事完了，咱们找那个李守信好好乐乐去。”林岳破天荒地安慰起莫炎来。车子停在了旅店门口，莫炎看了林岳一眼，右手伸向他的面前：“一言为定。”……警局内，会客室。“这……这太令人发指了！”一名佩戴着高级警衔的男子拍案而起，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一些七寸照片，照片里是几根碎裂的水泥柱特写，残乱的碎块中露出半截干瘪的孩童尸身。“马上通知所有警员，紧急集合！”那男子高声命令道，身边的警员敬了个礼，一阵风地消失在门外的走廊上。“这只是其中一处的证据样本。”坐在桌子对面的年轻警官说道，“要取证他承建的所有建筑，只怕需要不少时间。”“韩笑同志，谢谢你的提醒和配合。”那男子上前握住年轻警官的手道，“取证上不必担心，我们警局的效率是一流的！”“张局，您客气了。”年轻警官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二十五、棺井葬屋计划进行后的第三天，李守信方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如法炮制地转战了两个小区，每到一处都给那里的销售管理人员留下了高调的印象。按理这样的信息会很快地传达到李守信的耳朵里，以常理推算，他应该开始着手处理小区的煞源了。但奇怪的是，不论我们从何种途径都窥觑不到对方的行动，就连李守信本人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莫非是我们高估了他，这家伙见事情败露便卷着家财逃之夭夭了？“再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林岳瞥着车窗外的楼宇道，“就冲那些打了蔫儿的植物，不出三天，煞气一准儿发作。”“已经出事了。”莫炎冷漠地盯着远处道，“难怪找不到李守信。”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几辆警车呼啸着冲进了小区…………“也许是谣传。”我滚动着网页道，“现在的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轻易不可信。”“论坛发帖的人自称是李守信公司的职员，专程上来爆料。”晖儿沉思道，“点击回复率极高，一小时内被设为头条，似乎不像是谣言。”“城市新闻网也开始相关转载了。”S在电脑上飞快地操作着，“十分钟后电视台有专访。”查找李守信相关信息的时候，晖儿无意间在城市的房地产论坛上看到了一则爆料帖，说是李守信涉嫌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到哲宗的同文馆之狱事件中，当成了文家的历史污点。这怎么受得了，当宋朝的官，第一重要的就是名声。可时至今日，名声值几个钱。纵观帝国二十年，名声越大的，被泼的污水越多，受的迫害越惨，新旧两党谁都没跑了，都在受害之列。蔡京早就想通了，名声，是这个时代里最没用最虚伪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享受。注意，这是蔡京一生的终极目标，不管他后来造成的恶果有多大，他的本心并不复杂，连带着他的作为也不是那么的凶残血腥。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机遇说起，蔡京打点起十二分的精力，陪着这个大太监在杭州城周围寻觅，把散落在民间的高人遗迹挖出来不少，更精益求精，施展浑身解数，创作了十几幅字画，托大太监带进宫去。蔡京有十足的信心，用自己的作品打动新皇帝。政治上不说，在丹青笔墨方面，他清楚自己是活着的传奇，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们也没法否认。这位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送凉。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珍藏了。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这趟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他叫童贯。童贯是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太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奴仆，可是在功能上来讲，就实在太恐怖了。功能正常的男人能做的事，他们做不了；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在宋朝做得风生水起。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在高滔滔病危时主持过宋朝国政长达数月的陈衍、张士良，当上幕后太上皇了，牛不牛？这还并不是最牛的。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与明两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了，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主要的军功章。可以说，在宋朝想当一位名太监，就要从军。童贯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师傅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傅，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章在向他招手。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这世上最终极的目标——出将入相。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落实起来，就是要找到同党。同党，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不是暂时的利益结合者那么简单。后者是一时的合作，前者要把身家性命纠缠到一起，荣则同荣辱则共辱，甚至会死在一起。能不小心地选择吗？要成为同党，起码要有几样基本条件：一，共同的追求；二，相近的性情；三，相似的手段；四，差不多的境遇。前三样好说，官场之大无奇不有，类型相似的人很多，很有机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第四点才最重要，没有差不多的境遇，就不会是同党，而是上下级的关系。童贯在后宫刚刚崭露头角，蔡京在杭州忧心忡忡，两人都急于在开封城里站稳脚跟，这些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以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同党越来越多，童贯、蔡京作为核心，把触角伸到了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新、旧两党的党争毁了宋朝的官场，那么童、蔡两人的同党则毁灭了宋帝国的一切。回到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四五月间，童贯为这个小集团作了第一个贡献——拉蔡京回开封。为此，他发动了皇宫里的能量，甚至动用了师傅李宪的老关系，让赵佶的耳边时刻若有若无地响着同一个声音：蔡京是好人，蔡京是能人，蔡京是风雅人，实在是怀念他，他在开封的时候，宋朝官员的品味都提升了好几个层次。赵佶心动。但仅仅是心动，蔡京是他刚登基时贬出去的第一批大臣，就算要召回来也要等个好机会，不然出尔反尔，皇帝的威信往哪儿放。童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只是埋下了一个让蔡京回开封的伏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他实在是有些急，愧对同党啊。却不知蔡京对他的要求也仅仅就只是个伏笔罢了。蔡元长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灭国级妖孽奸臣，怎么会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有自己的招数。针对赵佶，只要他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他就别想逃出这个圈套。究竟是什么样的圈套一会儿再说，先要说的是由谁用这个圈来套赵佶。这个人大有来头，无论是对旧党人的恨，还是对套人的手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套人的手法，更是家传渊源，非同小可。此人姓邓，还记得神宗变法的初期，有位从西北专程赶到京城，歌颂王荆公的人吗？对，就是那句千古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邓绾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的人生前面介绍过，这里不赘述。要说的是他在变法结束后的遭遇。他惨了，严格地说，他既没有像吕惠卿那样背叛王安石，也没像李定那样痛殴苏轼，更没像章惇那样当廷向司马光咆哮，总之是个在金钱面前低头，在高官面前低头的偏软人类，可他居然是新党第一批元老中最倒霉的一个。他在元祐年间被高滔滔踢出京城，到外地反省。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谁不是这样呢，可他胆子小，身体差，被贬到第一站扬州之后，刚刚有命令再贬远点，到……滁州，他就死了。滁州是当年赵匡胤大展神威，组织那次空前威武的晨跑运动，从清流关跑到滁州城，砍倒皇甫晖的地方。本就在江淮一带，离着扬州很近的，你怕什么啊？至于吓死吗？可他就是死了，年仅五十七岁。从此之后，他的儿子们对旧党，对高滔滔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其中以他的二儿子邓洵武做得最成功。邓洵武，正牌进士出身，博闻强识精通历史，哲宗时期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具体的工作是重编《神宗实录》。这太理想了，以他对高滔滔的仇恨，可想而知，他写的书里高滔滔能变成什么样。本就是老巫婆了，还不得头上长角脑后披毛，每晚吃三个小孩子当消夜？写得狠了点，后遗症就出现了，哲宗死后，他被向太后一伙儿盯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没能造成实质伤害，只是调离了国史院，去起居舍人那儿报到，从写历史的变成皇帝的私人秘书。邓洵武很失落，关键时刻，一个即将倒霉的重臣帮了他一把。蔡京，在贬职之前，力挺邓洵武，把他又保回到国史院。这看似一步闲棋，却对蔡京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什么是聪明人，蔡京最高明的一点就在于善良。与他接触的人没一个不说他善良的。不管他做了什么，每个人见到他时，都会如沐春风。从最初他处在下位，对领导对同事零拒绝开始，到他日后权倾天下长盛不衰，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正在伤天害理进行中，他都面带笑容。这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哪怕是金玉良言，连喝带骂地说出去，也没人接受，甚至可能结仇。而带着三分笑意，哪怕伤到了谁，都是“不小心”的。蔡京力保邓洵武就是这样，自己身在雪中，也给别人送炭，让对方感动到死。这样结交到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工作，都会有大用。用处来了，邓洵武要把蔡京搞回到开封城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疯狂。他只是个小官，父亲还死了，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可能有童贯的能量大，可事情真的办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特殊本领。——邓家的家传套人大法，外加邓洵武本人的历史功底。想套一个普通人都要大费周章，何况是诱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邓洵武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超级多的数字理论，完美的震撼效果，他相信只要抛出去，必定会让赵佶热血沸腾，无法自制。但是他仍然很小心。因为这些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面。赵佶是不是跟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有一样的灵魂呢，曾经让哲宗心动的东西，会不会也让赵佶怀念？这可真是说不准，从赵佶登基以来最初的大半年里，他是多么的旧党啊。……可是，谁又能忘记，哲宗从十岁起一直忍到十九岁，这期间任凭高滔滔为所欲为，坚忍的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思前想后，弟弟也许和哥哥有些相似。但就算不像，该做的事也要去做，尤其是向太后已经死了的现在。某一天，邓洵武终于找到了机会，单独接近了新皇帝。邓洵武：“恭喜陛下。”这种开场白很正规。赵佶：“喜从何来？”赵佶也习惯，每个皇帝每天都要被恭喜很多次的。邓洵武：“陛下的宰辅选得好，韩相公、曾相公众望所归。”赵佶沉默，这事儿前两天有人说过了，是中书舍人徐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儿在史书留名。现在邓洵武来，第二次贺喜没红包的。真是浪费时间。却听见邓洵武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可惜……”可惜什么？赵佶立即警觉。邓洵武说了下面这段话：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韩忠彦执政，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不能。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这让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聪明、好高、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忍受？可是又能说什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都真切地背叛了父亲和哥哥。难堪的沉默中，邓洵武在坚持，他当然不是来特意侮辱皇帝的，现在局面良好，一切都在掌握中，皇帝的情绪在波动中。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您想昭续父兄之志吗？”赵佶更加沉默了，他怎能不想，这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神宗时代怎样他当时太小，没印象不好评论，可高滔滔、宋哲宗都做了什么，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党争是被哪方挑起来的，国家的利益是由谁争夺回来的，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他是新党，他的心是奋发向上的。这非常符合以往历史的发展轨迹，二十余年来，执行新党的，都是有血性、敢冒险、为国为家敢说话敢办事敢出头敢到外国砍人的人；而旧党一方，两代领袖都是从来没走出后宫的死老娘儿们，所有的党员都是些年近花甲甚至近过花甲的糟老头子，特点是对外妥协对内凶狠，一群弄不清国籍的妖孽。赵佶激动且犹豫着，他是谨慎的，之前为什么忍了向太后那么久，就是要把皇位坐稳了。现在哪怕再动心，也不能说什么。笑话！随便谁来激昂一下，就想让本皇帝走独木桥？新法是那么好实施的？俺的父皇、皇兄死那么早，都是变法累死的。那么多人帮着，还累死，作为一个脑子没炎的人，俺绝对不会没准备就走上去。他想到的，邓洵武在来之前都想过了。这时他决定把精心准备的最大底牌亮出来，是成是败，在此一举。邓洵武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一百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越会感到可笑。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蔡京。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不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当我受虐狂啊！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自己的手里，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对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这点小事儿，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黑人太大太长疼死我了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们后面会怎样？”“李守信那里目标明显，虽然动作起来比较便利，但很费时。”韩笑接过茶杯，“井字楼改动起来不太容易，要破解只怕失败居多，不过他们肯定会去尝试。”“想法不错，也很有逻辑，可你却低估了这些人。”莫曹嗅了嗅杯中的茶水，“我对他们倒是信心十足，风爷也是。”“师父，我觉得完全不必这么大费周章。”韩笑品了口茶，疑惑道，“和他们直接摊牌，以咱们的实力……”“所以你是徒弟，我是师父。”莫曹眉毛一挑，眼中的目光犀利起来，“你最近变得好奇了很多。”韩笑脸上一僵，很快又恢复了笑容，无言地冲着莫曹一欠身，似乎在表达自己的歉意。“好了，去做你的事吧。”莫曹起身走道韩笑面前，“别让他们在李守信那里耽搁太久。”韩笑默然点头，转身便要离去，左肩却被莫曹轻轻地搭住。“陈子浩急功近利，的确该死，但不该由你来决定。”莫曹的脸上掠过一片春风般的笑容，“记住我的话，女人不适合你。”韩笑脸颊的肌肉微微一颤，腮骨鼓了起来，停顿了数秒后用力点了下头，转身快步走出房门。“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话。”莫曹望着消失在门口的韩笑，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大厦中，另一间屋内。韩笑快步走入，反手带上房门，脚下突地一个趔趄，身子歪倒在了沙发上，口中剧烈地喘息起来。停滞片刻，他艰难地脱下警服，一把撕开左肩的衬衣，颤抖着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将药水倾在了肩头上。三个手指粗细的凹痕赫然出现在白皙的肌肤上，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焦臭的气味……二十四、生桩恶行李守信，男，五十三岁，籍贯不明，其自称为旅美华人，上世纪国内房价大规模浮动时，他低买高卖承建发包，不多久便在地产界小有名气。近年来他在该市投资建造了好几个中高档居民小区，并由自己亲自参与小区的布局设计。以上便是晖儿通过网络查找到的相关资料，那些布设了转煞治气格局的小区正是这位李守信先生公司旗下的物业。不难肯定，这位老兄一定是迷信上了这种险恶的手法，并以此为自己谋取利益。只不过，每建造出售完一个小区后，他必定会在三年内转让出去。也许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后果，为了不致引火烧身，赚了一票便直接走人，把烂摊子丢给那些想捡便宜的人去收拾。按大家商议下来的策略，当务之急便是先解决这些转煞治气格局。虽然目前发作的迹象还不是太明显，但照那天查探下来的结果也足以让人担忧了，煞气爆发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周，最少可能只有三天。眼下只有尽快找出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并采用相应的方法将其解除，争取在煞气完全爆发前将一切悄无声息地摆平。七个小区，只靠六个人的力量能及时完成吗？我不知道……要想制造出足以符合转煞治气格局的煞气，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就必须达到一定凶险程度，可作为煞源的东西却没有一定的限制，这对我们的搜索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即便在煞位上顺着煞气感应找到确切地点，也不能立即判定哪样东西就是煞源。如果每个煞位上埋藏的煞源都不一样，只怕就要更费手脚了。更何况，这一切还要避过小区中不住游荡的安保人员。“找你们经理来！”耿婆满脸威严地看着面前的工作人员道。此刻的耿婆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深色唐装，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梳起一个光华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翠绿的玉簪，一副玳瑁边的眼镜架在了鼻梁上，手中的紫檀拐杖在地上敲得笃笃作响。“对不起，对不起，让您久等了。”长着一张马脸的男子殷勤地迎上，“我是这里的经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买房！”耿婆顿了顿手中的拐杖道，“这里不是售楼处吗？”“是，是，是……”耿婆的气质打扮显然是起到了效果，马脸不住点头道，“只不过，我们都已售完了。”“售完了？！”耿婆哼了一声，冲我道，“儿子，你和他谈。”S扶着气呼呼的耿婆坐在了沙发上，马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大脾气的老太太估计来头不会太小。“你们应该还有剩余的单元没有出售吧？”我微微一笑，从手包中拿出一张楼盘介绍来，“我母亲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想购置两套最好的复式单元。”这个小区落成不到一年，外表看来似乎已全部出售，但事实上还有十套左右的单元被开发商囤积起来。这是房地产界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在兴旺地段的热销楼盘往往都会被藏起少数精品单元，只待日后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坐地起价，炒他个不亦乐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先挑这个小区着手的原因之一。“呵呵，先生您说笑了。”马脸打着哈哈道，“我们上个月就公布了销售状况，真的已经售完了。”“你这里的售价最高多少？”晖儿眉尖一挑，冷冷道。“目前最高的一个单元是每平米一万。”马脸的腰杆似乎直了不少，脸上满是自豪的表情。“那好，只要你还能找出适合的新单元，我以每平米两万的价格买下。”我笑眯眯地回道。“这……”马脸看了看我，不由迟疑了起来，他这里的复式房上下足有两百平米，这也就是四百万的价格，若真要买下两套便是八百万，坐地赚了四百万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是一千万自带信汇，如果没问题，我们看房后便可成交。”我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那是从陈子浩身上找到的，原本属于言家五虎的报酬。“几位请，请……”马脸眼中发出了异样的光芒，挺直的腰杆瞬间弯了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人？我冲晖儿会心地一笑。……“老凡那边咋还没消息？”林岳拉了拉领口那紧绷的领带，“这天真热……”莫炎瞥了他一眼，抬手打开了车内的空调，开门下车，靠在车边沉思起来。“怪人……”林岳嘀咕了一句，伸手调节了一下空调出风口，惬意地吹了起来。“呜”，林岳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房子不错，环境也不错。”我点点头，转身对着耿婆恭敬道，“您老有什么意见吗？”“等罗大师他们到了再说。”耿婆眯着眼，拍了拍身边的晖儿和S，“你俩陪我到小区里走走。”“大师？”马脸费解地看着耿婆离去的背影，转脸怔怔地看着我。“我母亲很相信风水，所以这次特意请来一位大师。”我宽慰道，“只要看下来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就立即签合同。”“风水……哦，对，对，是要看看。”马脸恍然道，“我们这里的风水肯定好，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总裁风水造诣很深，这里的布局可都是他亲点的。”“呵呵，是吗？”我笑着点起一支烟，“那就好。”……“灵龟纳气，格局不错。”林岳收起罗盘，四下看了看，“不过，你们这里好像有煞气啊。”“煞气？罗大师，这话可不能乱说。”马脸惊愕道，“我们这里可是……”“再好的格局也会有煞气存在，多少而已。”林岳打断了他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主顾出钱，你们得利，做人要知足。”“呃～～大师请指点。”马脸被林岳的架势给唬住了，连忙应承道。“格局的煞位图画好了没有？”林岳拿腔拿调地冲着莫炎道。莫炎冷着脸递过笔记本电脑，上面是一幅小区布局图，七个红色标记清晰可见。“那就麻烦你带我去看看这几个煞位。”林岳悠然道。……小区中，绿茵小路上，两名中年女子正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慢步而行。“他们能找到吗？”S担心道，“都这么久了。”“放心吧，你画的那图很精确。”晖儿安慰道，“有莫大哥在，找煞源应该不难。”耿婆突地止住了脚步，两眼眯缝着看向一处楼房，停了一会，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原来是这样。”阳光下飘过一层淡淡的水雾，雾气间隐约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玄，玄啊～～”林岳皱着眉头道，一旁的马脸诚惶诚恐地看着他的脸色，生怕这到手的肥羊会有什么意外。在马脸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查探了四处地下停车处和两处假山，莫炎一直留意着周围的环境，鼻子略略抽动着，脸上的寒意愈发浓重了起来。这几处的煞气的确很重，但却很统一，从听风能力的反应来看，似乎是一些瘦小的人形，隐藏在水泥柱内，感觉缥缈不定没有太多的实质感，只是那种别样的怨气让我不由有些微微发寒。“你们这儿死过人。”林岳严肃的样子倒真有些气势，“而且不止一个。”我发现他的手指间落下了两片细小的草叶，在昏暗的地下车库中微微发出一丝萤光，但很快便被他用脚踏住。洞冥草，传说中那种可见鬼物的植物，其实它类似于化学中的PH试纸。当然，它测试的不是酸碱度，而是怨戾阴气。“这……不会，不会……”马脸心里没底起来，一边否定着林岳的说法，一边开始转悠起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不承认也罢，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林岳哼了一声，转身作势要走。“罗大师，这……施工的时候好像是有人摔下来过，至于死没死我也不清楚。”看马脸紧张道，他的后颈不知什么时候粘上了一片心形的草叶。镇心草，其叶如心，其味如兰，敷于风池可令人心惊，所问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金钱诱惑当前，气势高调的“大师”坐镇，加上原本心虚的感觉，这个马脸已经落入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心理战术中。何况，他后颈的镇心草叶会让人产生慌乱感，那是林岳动的手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解。”林岳话锋一转，装模做样地拿出一叠黄纸递给莫炎。黄纸被贴在了水泥柱上，莫炎双掌错动，拉出一道淡色灵火，顺着柱子一捋而下，柱子中传出微微的爆裂声。我清晰地听到一阵怨尤的哭泣声渐渐弱了下来，那水泥柱中的身影在灵火的掠动中倏然消失，身周原本有些阴寒的温度也升高了不少。单掌一拍，黄纸呼地燃烧了起来，莫炎转身冲林岳点点头，离开了水泥柱边。“高人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我佯装惊叹，手下鼓起掌来，“大师，这样就解决了吗？”“这不过是其中一处罢了。”林岳摆摆手，正色道，“刚才我们看过的地方都要如法炮制一遍，方能化解这里的煞气。”一旁的马脸虽然无法看到和听到我所见的情景，但莫炎那凭空燃火的手法和周围迅速改变的温度足以让他心惊不已，连连点头之下当即带着我们奔往其余煞位。……夕阳斜照，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飞驰在宽阔的道路上。“哈哈，那小子吓的都快傻了。”林岳拉去脖子上的领带，大声笑道。“装神弄鬼你第一，也没看你去当演员。”S笑骂道。“这里是解决了，不过后面还有六个小区。”晖儿担心道，“如果每个都这么处理，只怕时间上会来不及。”“只要我们接着再去几个小区，自然就会有人帮我们处理的。”我笑了笑，随手点上一支烟，“接下来真正要头痛的，倒是那三个阳宅阴局的井字楼。”在处理完煞源之后，林岳信口胡诌地和马脸忽悠了一会儿，带着莫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区。有了“大师”的明示，我们自然也不再逗留，假意惋惜了几句便告辞而去，留下那个垂头丧气的马脸在那里怔怔发呆。高调出场，一掷千金，带着御用风水师四处购房，这样的举动势必会传入那个李守信的耳中，所谓做贼心虚，惊动之下对方一定会想法处理掉那些隐藏的煞源，以免事发东窗。如此一来，我们便省去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这就是我和耿婆事先商定的“敲山震虎”。在此之前，我对这计划尚有疑虑，但现在却已是自信满满，对于身家颇丰的李守信而言，他最害怕便是无法享受现有的万贯家财。因为他所布下的煞源一旦被人揭发，其后果足以让他锒铛入狱。“打生桩，愚昧无知的家伙。”莫炎冷冷地冒了一句，扳转方向盘，车子拐上另一条大道。古往今来，一些宏大的建筑物都被作为社会文明和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虽然古代的建筑技术不及现代先进，但仍有不少伟大建筑物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化奇迹。这当中除了依靠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不惜工本的人力物力支持外，相传还有匪夷所思的恐怖方法来协助施工，名为“打生桩”。在源远流长的建筑历史中，先后出现不少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紫禁城等，而“打生桩”则是建造业中隐蔽流传的一项恶俗，其方法基本要点便是在建筑工程动工前，牺牲活人来镇邪。关于“打生桩”最典范的传说，是秦代建造万里长城时，据说所有被强制征召的工人在完工之后都被活活埋在了长城墙脚之下，目的是令其灵魂和长城合为一体，保护长城永不倒下。而这个习俗也传至日本，并称之为“人柱”，方法大抵相同，就是在建筑时将人活埋入支撑全座建筑物的主力梁柱内。相传这种做法的起源于建桥时的祭祀手段，先要找来一对童男童女，把男童活埋在桥头的桥墩内，而女童则活葬在桥尾的桥墩中，当桥建成后，他们就会成为了该桥的守护神，保佑该桥永不倒塌。一些愚昧迷信的建造业者认为，建筑工程施工称之为动土，亦意味着翻动地下的泥土，不免会骚扰并触怒久居于那里的邪灵，于是便会阻挠工程进行，轻则令建造期间频生意外，重则令建筑物倒塌，所以“打生桩”这个残忍的习俗便悄然隐蔽地在某些建筑中出现了。在迷信这种做法的人群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打下第一桩之前先要择定吉日吉时，找一小童以钢筋自顶门活活钉死，浇注上水泥，埋在工地上的一个吉位内，并由法师举行动土拜祭仪式，他们相信这样能确保日后工地平安及工程进度顺利。传闻香港一些战前的建筑物，也是以这方法建成，早前在何文田的一个建筑地盘中掘出的儿童骸骨，据说就是昔日的“生桩”。有时候愚昧和迷信往往会蒙蔽人们的心智，一面活活害死那些无辜的孩子，一面却又指望他们死后能保佑建筑的安宁稳定，这种奇思怪想的理论只怕是没有多少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而李守信就正是采用了这种残忍的方法，但他却比那些愚昧者略懂一些风水常识，将所谓的“生桩”作为了布局中的“煞源”。“先别生气，等这事完了，咱们找那个李守信好好乐乐去。”林岳破天荒地安慰起莫炎来。车子停在了旅店门口，莫炎看了林岳一眼，右手伸向他的面前：“一言为定。”……警局内，会客室。“这……这太令人发指了！”一名佩戴着高级警衔的男子拍案而起，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一些七寸照片，照片里是几根碎裂的水泥柱特写，残乱的碎块中露出半截干瘪的孩童尸身。“马上通知所有警员，紧急集合！”那男子高声命令道，身边的警员敬了个礼，一阵风地消失在门外的走廊上。“这只是其中一处的证据样本。”坐在桌子对面的年轻警官说道，“要取证他承建的所有建筑，只怕需要不少时间。”“韩笑同志，谢谢你的提醒和配合。”那男子上前握住年轻警官的手道，“取证上不必担心，我们警局的效率是一流的！”“张局，您客气了。”年轻警官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二十五、棺井葬屋计划进行后的第三天，李守信方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如法炮制地转战了两个小区，每到一处都给那里的销售管理人员留下了高调的印象。按理这样的信息会很快地传达到李守信的耳朵里，以常理推算，他应该开始着手处理小区的煞源了。但奇怪的是，不论我们从何种途径都窥觑不到对方的行动，就连李守信本人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莫非是我们高估了他，这家伙见事情败露便卷着家财逃之夭夭了？“再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林岳瞥着车窗外的楼宇道，“就冲那些打了蔫儿的植物，不出三天，煞气一准儿发作。”“已经出事了。”莫炎冷漠地盯着远处道，“难怪找不到李守信。”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几辆警车呼啸着冲进了小区…………“也许是谣传。”我滚动着网页道，“现在的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轻易不可信。”“论坛发帖的人自称是李守信公司的职员，专程上来爆料。”晖儿沉思道，“点击回复率极高，一小时内被设为头条，似乎不像是谣言。”“城市新闻网也开始相关转载了。”S在电脑上飞快地操作着，“十分钟后电视台有专访。”查找李守信相关信息的时候，晖儿无意间在城市的房地产论坛上看到了一则爆料帖，说是李守信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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