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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4:20
中文字幕AV妞干网电影，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文字幕AV妞干网电影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在。我身上一寒，隐隐觉得四周有无数双同样的眼睛正在注视着我们，虽然眼光温和之极，可却令人心中不由惧意顿生。言二冲众人微一欠身，像似行了个礼，随即身子一扭，双腿连环在空中旋踢数下，腿风愈见刚猛，落地却是轻描淡写地一腿横劈在地下。耿婆给言二安排的对手便是我，出行前曾详细介绍了形煞鬼眼宗的一些看家本领，言二方才的那一腿正是形煞起手式“百鬼憾地”。“波”地一声震动，言二运劲传入地下的力道反震上来，地面波动中隐隐现出一些规则的沟坎。一片银色光芒瞬间布开，地面立刻覆上了一层坚韧的金属层。早在言二起腿时，我便已暗自蓄力，在他落地一腿的同时，驭金能力便全力发动了。言二似乎早已料到我会如此对付，当下不愣不慌，身影一动幻化作了无数的鬼影在我们身周游走起来。看来他也留有后手，“鬼影随行”的身法下应该隐含着另一次杀招。我索性闭起双眼以耳代目，听辨着他的脚步变化，游走间言二不住地挥动着手中的明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形态各异的图案，大开大合的动作下竟是形煞三绝中的“厉鬼画符”。突地，言二身形一顿，双手剑指左右太阳穴，一双鬼眼暴张开来，一时间四处隐隐闪现出无数双鬼眼，频频亮起柔和的光芒，在这柔光下，一圈诡异的图形凭空出现在众人周围，那竟是八道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图！形煞三绝的杀招“鬼眼加身”将言二之前凌空留下的卦象图全数映出，这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正是奇门五凶的另一局——八门伏吟。此局凶象环生，五行错乱，入局者行径颠倒，暴戾自残，往往会狂性大发力竭而死。这个凶局的布设完全依仗了言二的形煞绝技，但伤在凶局之下的却正是言二。在鬼眼柔光亮起的同时，四道光滑的金属板将我们围了起来，明亮如镜的板面堪堪映出八门的倒相，形影两厢生克作用，一个完美的凶局顿时土崩瓦解。只是言二却被自己运出的鬼眼柔光波及，煞气反噬，僵直地站在那里浑身颤抖不已。金属板撤去，林岳笑嘻嘻地走到言二跟前，变戏法似地掏出五六个不同模样的果实，伸手捏烂劈里啪啦地摁在了言二的四肢和脸部。紧接着一个硕大的果壳自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了言二的脑袋上，哗地一声，言二顿时成了一个香甜可口的“落汤鸡”。“咳……咳……”言二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不住咳嗽起来，一双鬼眼光华逐渐隐去，削瘦的身子蜷作了一团。“何必以德报怨。”言二喘息道，“我未必领情……”“你不领情，我们领。”我笑了笑，“旅店门外布煞，你是提醒我们即将涉险，这样的举措我们怎能以怨报德？”言二沉默不语，众人也不便逗留，当下转身前行。“留步……”言二在身后虚弱地叫道。脚下一停，我转身疑惑地望向言二，他撑起身形，喘息了几下，脸色不住变换着。“前面只有一局，却又是三局。”言二面上坚定了下来，“切记子途典故，莫要凭眼观物。”两句似是而非的话语却似隐含着深意，言二并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但却言而未尽。不过，守局的毕竟是他亲兄弟，如此提醒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暗暗记下，冲他点点头，转身跟上众人。“攀附权势，纵凶结怨。”言二低声叹道，“大哥要是早听我一句就好了。”“听不听都是同一个结果。”一个阴狠的声音传来，“那就是——死！”二十一、亦幻亦真子路，孔子的学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子路有个非常有名的习惯——“闻过则喜”，但凡有人指出他的过失，他都会欣欣然地拜谢接受，一时被传为佳话。子途心胸狭窄，常为人们所厌恶，心下甚是烦恼。当听说了子路的事情后，便立即效法，拿着册子向妻儿邻人恳请指正，众人见他诚恳，便畅所欲言，子途也一一记录在册。但不久，子途就故态复萌，并依据册中记录逐个报复众人，人们对子途的行为摇头不已，均感叹道：“闻过则记，后会有期。”……言二的话我并未完全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剩下的一局应该是由言大、言三和言五共同主阵的，其中必定隐含了奇门五凶的其余三凶。穿过空地，一条山道拐入边坡后的山梁，两侧怪异的山石崎岖突起，伴着渐暗的天色显得分外奇诡。山道并不宽敞，仅容两人并排走过，众人分作三排，拉开些许距离小心地向前行进着。走出不多远，山石稍见稀疏，走在头前的林岳身子忽地一矮竟不见了踪影，他身边的S也是一晃，相继消失在视线之外。“靠，这地形专门害人用的啊？！”惊疑间林岳的声音从前方传来，但却带着回响，似乎正身处于一个空洞的环境中。“湘西山势地形复杂，你小子看着点路。”耿婆笑着上前，身子一闪跟了下去。原来前面的山道在平伸中突然打了个下折，四周地势凹陷了数米有余，暮色中林岳没有看清直接滑下凹地，S一把没拉住他反而也被带着滑下。这片凹地大约一里见方，远处有个豁口，山道自其间延伸而下，整个凹地像是一个干涸了的天然蓄水池。只不过，凹地内并不平整，犬牙参差的山石遍布四处，山道延伸至此便从这些山石间扭曲穿过，沿路走去像似一个迷宫石林。“咔咔咔……”凹地内的山石相继碎裂，一些奇怪的物事在身周林立了起来，三个身影飘然出现在凹地边的高处。“天为甲子，亦甲戌！”低沉的声音自西南位响起，人影一闪瞬时又出现在了东面，那人单手捻诀，扬起一蓬闪亮的物事拍入地下。脚步间的罡斗变化连踏八卦，分辨之下足劲直透坤二宫和震三宫。“甲申归入，甲午生！”东北面紧接着传来冰冷的声音，削瘦的身影转而遁至南面，双手并起，脆响声中掷下两个瓷瓶。那脚步遵循的是罡斗步法中的八卦倒踏，方位则是艮八宫和离九宫。“甲辰甲寅双盘会！”年轻的声音在东南面嘻嘻一笑，身影原地不动，双手垂放间身周围起一圈三尺来高的东西，脚下稳稳站在了巽四宫的方位。子刑卯，戍刑未，申刑寅，午自刑，辰自刑，寅刑巳。出手便是最毒的杀招，言家这三兄弟疯了……“六仪击刑百煞争！”三人齐声高喝，我忽地发现，周围竟无端地变成了五个人影，六股诡异的白色雾气迅速在空中扭动着，竟形成了一条青黑的大蛇，蛇头处四散分叉，枝丫地长出了九个人头，一股恶臭顿时自九张大口中涌动而来。“呸！玩什么六仪击刑啊？还把个臭虫相柳搞出来了。”林岳被臭的直吐吐沫，“丫的这不污染环境嘛？”“相柳者，虚灵之恶煞也，其性水属，蛇身而九头，身踞九山，成于煞气。口涎如川成泽，百毒尚为不及，其臭无比。”眼前这条恐怖的家伙便是传说中的恶神相柳，随着身躯逐渐实体化，相柳发出的恶臭愈加浓烈，灰白的雾气弥漫包围着我们，有如流水般嘀嗒的声音不住响起。莫炎双手一张，灵火蓬然自身周亮起，火光流动着将众人围起。说也奇怪，恶臭竟被挡在了外围，仿佛无法穿透灵火。灰白的气雾散开，那景象让人不由心中大寒：相柳九口巨张，黏稠的涎液瀑布般地流淌着，短短时间内凹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小湖。若不是莫炎的灵火支撑，只怕这会我们已经浑身粘满这些有毒的涎液，乌黑浮肿地漂在这里了。林岳狡黠地眨了眨眼，蹲下身子用食指在地面上不住地画起圈来，方才他吐吐沫的地方突地流动起一道暗绿色的光流，直冲东北面。那高地上的人影见状一愣，正要翻身跃开，脚下却凭空生出了半人多高的阔叶绿草，叶片上满是粘液钩刺，死死地将他钩粘在了那里。不容他缓过气来，两棵矮树在他前后长起，长满钉子般尖刺的树干调戏似地在他身上轻轻碾压起来，那人疼得闷声冷哼，双手一撤间，南面的人形哗啦倒地。原来他们的身形得以瞬间移动是采用了木偶替身，正主被袭，那替身则应声倒地。随着东北面和南面的局势崩溃，相柳的身子立刻缥缈了起来。莫炎双眼一亮，口中暴喝一声，手掌上下翻合，身周灵火的势头猛涨数倍声势巨大地爆向四面。一阵狂风卷过，四周恢复了原样，那条可怕的相柳早已不知去向，被林岳制住的那人应该就是毒王言三，相柳正是他用百毒混合入六仪击刑的煞气而生的。西南位射出一条细索，直奔南面，方才倒地的木偶应声而起，这手功夫老到沉稳，出手的应该是言大。东南位的言五双掌轮番击在身周三尺高的物件上，脚下一抬勾起一个酒坛狠狠砸在面前，一股血腥的气息立刻弥漫开来。那边言大单手立掌劈开数道木匣，一片粉末随风而起，另一只手振臂急挥，南面的木偶双手立刻捶向胸前，木甲砰地碎裂，倾出大股腐臭的黑水。莫炎一拍我和林岳，三人分作三角形站立，各守一面，晖儿和S迅速翻下背囊，取出两具金属结构的物件来。地下一震，一股隐隐的吸力牵动着我们的身体，四周的黄土不住翻滚，大有将众人活埋的架势。失去言三援助的二人孤注一掷，竟由言大操控木偶代替，发动了奇门五凶的“三奇入墓”。S架起了一个金属支架，八根金属管伞状分列在顶端，一旋机簧，尖锐的镖头带着一道银色细索射向四周堪堪钉在了凹地的边壁上。S紧接着在机簧上一摁，金属管猛旋起来，八根银色细索拉动弹开，化作一片银色的屏障。晖儿拎起一个粗大的金属长筒，旋动底部机括，一股银色光流夺空而出，堪堪自银色屏障间穿出，摆动着在银色屏障上划出一道轨迹。那银色屏障隐隐现出一个奇门三盘，银色光流自六戊、甲子而出，横摆晃动直冲丙奇。狴犴狂吼一声，身上冲起一道暗黄的光影，跃过银色屏障绞入那光流，四周空气猛地爆开，龙吟之声顿起，黄土的吸力与波动倏然停止。震动之下，言大和言五相继翻倒，莫炎身形一晃，闪向高地，一旁的林岳也不见了踪影。不一会，言大和言五被拖到了面前，莫炎的银色长索将他俩捆得好似两个粽子一般。林岳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回来，身后一根粗大的藤蔓上吊着半死的言三。“辰州言家果然名不虚传，奇门凶局布得巧妙啊。”耿婆示意莫炎林岳将三人放开，“既然我们侥幸获胜，还请言大先生履行诺言。”言大脸上微微一红，单手扶住歪倒的言三，垂头不语。言五嘴角微微一咧，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复杂的表情在眼中闪动了起来。天色忽地一亮，继而星光月色全无，周围顷刻间陷入一片黑暗。一股冰冷的水气自莫炎身侧卷起，将他围了个严实；铮铮大响间，林岳被一片枝丫的锐利金属包围起来；耿婆脚下黄土上涌，眨眼间包裹了她的全身。情急之下，我刚跃到晖儿和S身边，灼热的火焰便将我们团团围住，热辣的火舌凶猛地燎烧而上。“闻过则记，后会有期……”我脑中顿时闪过言二的忠告，奇门五凶方才经过四凶，这余下的一凶……今天是辛日！难怪他们要约在申时，原来是为了辛日丁酉时的“五时不遇”！五时不遇是奇门五凶中最古怪的一个凶局，但凡入局者都会遇到与自己相克的东西，正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地一般。言五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转身扶起言三的另一条胳膊，与言大架着他缓步离去。他根本不必看结果，即便是绝世高手，在“五时不遇”的凶局克制下，也只能坐以待毙。不过，他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东西方才还在众人附近，现在却已不知去向。“吼……”惊觉天地的狂啸平地而起，凹地间裂开了一道宽大的缝隙，清越入云的龙吟频频不断地自缝隙中传出，青黄的光芒中，九条隐隐发光的龙形气流直冲霄汉。空中云雾卷动，九道龙气旋动着盘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明月星斗陡然闪现。星月光华中，九道龙气凌空扑下，分别击中地面上的九人。身周一松，众人受到的禁锢全然解除，六道龙气已化解了“五时不遇”所带来的煞气困局。只不过，另外三道龙气却是将言家的三个兄弟撂翻在了地下，本就半死的言三，现在已是奄奄一息了。“既然能用‘青龙回首’破你的‘三奇入墓’。”耿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道，“我又怎么会忘记‘五时不遇’的克星是‘九龙转神’呢？”言大喘息着咳嗽数声，眼神黯淡了下来，看看身边昏死过去的两个兄弟，脸上掠过一丝悔意。“那人自称‘风爷’，没露过面，只是叫东三爷和我们联络。”言大低声道，“一千万，要张良墓里的司南斗盘，还要我们试试你们的身手。”“三爷，风爷，靠，这爷还真多。”林岳撇撇嘴，沾沾自喜道，“想不到我那么值钱。”“是两百万。”莫炎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平均数，不算我。”正自得意的林岳被莫炎兜头一盆冷水，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涨红着脸想要反驳，但却瞥见S在一旁偷笑，当下讪讪地挠挠脑袋，不再多话。“走吧。”耿婆看了看言大，挥挥手背过身去。“耿老，他们的话你信？”莫炎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道。“信，为什么不信？”耿婆转脸看着莫炎，“这种为钱卖命的人没必要照顾东主，更何况，现在他们根本拿不到那一千万。”“呀？您老能掐会算，连这也能算出来？”林岳奇道。“还掐算呢，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耿婆笑骂道，“你小子吃饭的那二斤半不还长在自己脖子上吗？”……言大的一双眼睛满是血丝，怨毒地瞪着眼前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白发老头。老头的手上正抛动着一个圆形的物事，细看去竟是言三那脸颊削瘦的人头。就在言大架着两个兄弟走到边坡附近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道热风擦肩而过，侧脸间只见言三的脑袋不翼而飞，跟着人影一晃，那老头便出现在了面前。“东三爷……”眼看兄弟横遭惨死，言大恨得连话都不成调了，松手放下两兄弟，身子一挺猛冲向眼前的老头。但前冲的身躯却生生地顿在了那里，一根带着倒钩的利刺自软肋深深扎入了言大的体内。“老五，你……”言大难以置信地看着身边那张熟悉的面孔，上面满是阴险的笑容。“大哥，走好。”言五笑着拧动利刺狠狠拔出，言大随即一头栽倒，当场断气。陈子浩咧嘴一笑，抛去手中的人头，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冲言五招了招。言五笑嘻嘻地凑上前去，双手接过纸片，眼中露出狂喜贪婪的目光。但那目光很快便凝结在了眼中，陈子浩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搭上了言五的肩头，一股悄无声息的火焰如刀般掠过他的脖颈，言五那装满美梦的脑袋重重地掉在了地上。陈子浩拾起那张纸片，鄙夷地看了看言五那死不瞑目的脑袋，突地飞起一脚将人头踢出老远。“一千万，是你们这种人能拿的吗？”……每每经过一场大战后，疲劳总是不失时机地前来拜访，且不谈体力的消耗如何，单就绷紧的神经在舒缓后所带来的副作用便足以让人消受不起了。回到旅店已是半夜时分，众人洗漱之余互道了晚安，各自回房沉沉睡去。……两小时后，旅店西面的地窖口，一个鬼魅般的身影闪了进去。地窖并不宽敞，但没有存放什么东西，那人影在地下比划了一番，摆设起几支香烛，燃起的瞬间，一股奇特的香气充斥了整个地窖。“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那人影阴声笑道。……疲劳中的人特别容易入睡，我也决不例外，沾上枕头之前脑中还在思考着事件延续的问题，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已酣然入梦。不知过了多久，大脑皮层的某处渐渐活跃了起来……“好久没来这里了。”咖啡吧里，我捧着一本杂志舒适地将自己埋进柔软的沙发。这间咖啡吧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和晖儿去那里坐坐，安静地翻翻杂志，读上一本并不太厚的小说，彼此享受着安静祥和的生活。“先生，您的咖啡。”女服务生端来一杯蓝山，那是我常点的口味。端起咖啡杯，正要品尝，眼角的余光无意间瞥见了女服务生的表情。那是一种很奇特的表情，就像一只猫科动物，正看着猎物进入自己的捕猎范围。“我脸上有什么吗？”放下杯子，我奇怪地问道。“对不起，我只是……”女服务生稍显慌乱了一会，立刻换上一付甜美腻人的笑容，上前端起咖啡杯，转身坐在了我的腿上，丰满的胸部紧紧贴近我的胸口。“这是您最喜欢的咖啡。”腥红的嘴唇凑近我的耳边柔声低语道，“快喝了它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卡伦的身体突然向前倾，摆出我熟悉的、一副独断独行的姿势。“我应该再给卡伦一些记忆吗？”卡尔问我，“她头痛，我会带走她的疼痛。我可以传送一点记忆给她，但我不会一次全部给她。我会让她像闪电一样简短、迅速地回想起来，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很好，继续下去吧！”我鼓励他。卡尔回去之后，卡伦不再看我；她的视线往下移，最后停在肩膀上。“我想画画，”詹森说，“我喜欢装饰粉刷。”好吧，我得想办法缩小詹森的画布。“听说莎拉的房间漆得很漂亮？不过下次你可不可以不漆房间，改成画几张画给我？”带卡伦离开催眠之前，我暗示她醒来之后她的头痛将和缓许多。卡伦醒来后，确实觉得好多了。带走卡伦头痛的人究竟是卡尔，还是我？※※※※“我不能让大家走进法院！我们会被关进监牢里！”卡尔说。“监牢？”“他们会问问题，逼她把时间遗失掉。”卡尔的声音透露着绝望，“我们不能冒险！”原来是卡伦接到陪审团的传唤了。“你觉得你们犯了罪？”“我不相信警察。他们都认为我们有罪。我怕我们总有一天会被关进牢里。”“因为你不乖吗？”我想我找出卡尔何以如此偏执的理由了：他觉得自己很邪恶，理应受到惩罚。“对。”他垂下头说，“会被他们看出来。”“卡尔，你总是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我不懂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你很坏、很不乖？”卡尔筑起牢牢的心墙，保护他温柔、脆弱的感情；我试图在墙上挖洞。“一直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很坏。”“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坏人一直这样告诉你们，想让你们变得跟他们一样坏；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并不坏。”卡尔仔细思索我的话。为多重人格进行精神治疗，有许多地方值得玩味。举例来说，独立人格的问题实际上是“平面”的二度空间，他们不像完整人格拥有多层次且复杂的心理结构；他们似乎颇为依赖，也愿意合作，这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这些内在人格——特别是几个小男孩——总是很快接受我的意见，然后与自己的看法结合；对于这一点，我总是感到相当惊讶。“我会给卡伦写张医生证明，让她不必理会陪审团的传唤，”我说。“你会吗？”我竟如此轻易就能保护他，解决他最深的恐惧，似乎令他印象深刻。卡尔说，他已经向卡伦泄露一些记忆了，但他还是会担心，因为他是负责承担痛苦的人。卡尔问我，他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大家？我说不会。我认为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们的同盟关系开始有了不错的基础。下一个现身的是西娅。最近她经常与卡伦共享时间，但卡伦并不知情。“你为卡伦扮演什么角色？”我问。这多少算是协助他们放松的例行公事吧。“你为何诞生？”“卡伦6个月大的时候，常常生病，”西娅说。她是个大方、实事求是、可爱、颇为女孩子气的小女生，非常讨人喜欢。“她的额头上有肿瘤。虽然卡伦博——就是宝宝——已经出现了，但她没办法应付吃药打针，还有那些医生，所以我诞生了。卡伦5岁时，她又动了手术，做放射线治疗。每次住院的都是我。”西娅微笑，侧过头，用眼角余光瞟我。“说真的，跟医生护士在一起还比较好，”她顿了顿，“虽然也有不好的事啦，像打针什么的。只不过，有时候在家里遇到坏事，我就希望大家能赶快生病。”“希望自己生病？”“对。我可以让大家发烧、出疹子。”“你怎么办到的？”我曾听过这种事，但我不曾亲眼目睹。“我只要想着‘我应该发烧’就行了。假如我真的气炸了，光是站一下，我的体温就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有一次还高到华氏104度！太高了，他们得用冰水浇我们。”“你随时都能这样做？”“只有在我很生气的时候。”西娅露出小女孩儿的微笑，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开心。“有一次，我让大家昏迷了一个月。其实我们只是暂停生活一阵子。父亲会走进病房，坐在床边，拿起遥控器一台一台转。我们假装听不见。后来他们打算替我们动手术，所以我决定我们该恢复听觉了。”西娅的神情仿佛在描述一件下课时的偶发事件。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她，但是在西娅幼小的心中，实情正是如此。“你送我们去住院的时候，我也出来了，”西娅说，音调拉高，感觉有些僵硬。“我很气你。我们被灌了一堆药，可是这些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克莱尔和我明白，你这么做是想多了解我们，但我觉得你不会相信我们……后来她背叛大家，写信给你了。”“但她也成功了呀！”“是没错。可是我很害怕。大家都是想伤害我们才理我们、注意我们的……”“可以聊聊卡伦博吗？”“她是母亲会喜欢的完美宝宝，而且她听得懂一点匈牙利语。可惜卡伦一直很痛苦，她只能不断分裂；卡伦博首先分裂出来，然后是霍尔顿和凯瑟琳——我们需要他俩扮演内在父母的角色……在外头，我们不曾拥有过真正的爸爸和妈妈。”“霍尔顿和凯瑟琳怎么知道他们该做什么？”“我们身边有几个不错的人，还有，我们也会读故事书。他们俩一年一年不断地改变。我们会看见别的妈妈是怎么对待小孩的，然后凯瑟琳和霍尔顿就会学起来。”“他们这么快就能上手，化为本能？”“噢，可以啊，我们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电视、迪克·范戴克[1]、《老爷大过天》[2]、《鹧鸪家族》[3]等等。我们希望霍尔顿能善解人意。”西娅描述的这种能力和组织架构令我大为赞叹。据她所言，这些内在人格全都有瞬间进行角色模仿、身份认同的能力；难怪他们能迅速采纳我的建议和解释。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似乎也把我当作这个系统的一分子了。要想走到这一步，其他病人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卡伦的分身不到几天就完成了。卡伦之所以能在分裂后再度融合，或许也跟这种能力有关。为了进行融合，卡伦似乎得将这种身份认同的弹性施展至极限，以便重新组成自我形象；而她确实也相当程度地掌握了这种弹性。数周后，我问西娅，她和卡伦博是否准备好融入卡伦？她说准备好了。我开始引导催眠的准备工作。卡伦与西娅进入安全小窝，我根据西娅告诉我的故事，与她俩讨论两人的角色。西娅抱着宝宝，坐在卡伦腿上。“西娅扎马尾，脸上有雀斑，”卡伦缓缓说道，“宝宝窝在西娅身上，好小一个；她大概18个月大。对一个一岁多的婴儿来说，她的体型稍嫌单薄。宝宝搂着西娅的脖子，搂得很紧。西娅很开心，她再也不会孤单了。我们3个应该同时融合，还是一次一个？”“都可以。你应该顺着自己的感觉来决定。”我怎么能知道她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好奇怪，有股拉力……”卡伦停下来，身体微微扭动，表情显示她们正在努力；她全神贯注。“西娅想让她和宝宝各自靠在我的肩上，然后融入我……行得通吗？”“当然。”我信心百倍，诚心盼望这是最好的办法。卡伦沉默了约30秒，表情极为专注。“我想她们进来了。”“让过程慢慢完成吧。”我不想催促她。我们不曾有过一次融合两人的经验。“我收到卡伦博的记忆了。Nagymama[4]会用匈牙利文写诗，她想听她写的诗。好多日光灯……医院病房。大胡子男人……”几分钟后，我带她回到办公室。屋里的光线太明亮，害她头痛。“我的脑袋里正在放电影，”离开办公室时，她对我说。我们约好隔天电话联络，讨论这件事。1997年1月26日与西娅、卡伦博融合1997年1月22日，礼拜三，西娅和卡伦博与我融合。这次融合很累人，因为我很难分辨哪些是西娅的记忆，哪些是卡伦博的。卡伦博好小一个，像洋娃娃，头发是金色的。我记得西娅把卡伦博放在腿上，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合并了。在她们融入的那一刻，我对光线和声音变得极度敏感，我听见匈牙利歌谣和摇篮曲的旋律。接下来，我感觉到、也听见医院的声响。我头昏眼花、头重脚轻离开了你的办公室。但不知怎么着，我就是知道我会平安回到家。我试着用“我”这个字代表自己，也就是“卡伦”，但是好难。因为我好想写，也想说“我们”。融合后的第一天，我回想起所有在医院的记忆。西娅花了很多时间跟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病人做朋友。她勤读医学书籍，一看就是个把钟头，所以她才有办法用“想”的方法即刻引发她想要的症状。西娅甚至认为她可以任意左右她的免疫系统，她深信大家都应该学会这个技巧，好帮助自己治疗自己的病症。接下来几天，我又得到更多住院记忆，还有卡伦博的以字、词构成的回忆。卡伦博有个习惯，她喜欢咬手指头边边的死皮；我发现自己在融合后也频频重复这个动作，持续约一个礼拜才消失。这次融合大概花了两个礼拜才完全结束。我觉得，我每天都能多认识自己一点。我不太相信西娅“任意左右免疫系统”的说法，但这个想法确实值得研究。不过，由于卡伦的精神治疗不包括这个部分，所以我决定不管它。卡尔决定暂停向卡伦传送记忆，直到西娅和卡伦博彻底融合为止。我问他是否准备好了，他说他还是很生气。我告诉他，这股愤怒也许不会消失，但等他融入其他人后，极可能被稀释、淡化。他在卡伦身上看见迈尔斯的脾气、安的沉着冷静。如果他与卡伦融合，卡伦获得他其余的记忆，他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果了。所有的痛苦、悲伤都背负在他身上。他累了，他已经不知道“心情好”是什么感觉了。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伤害自己的念头。他说，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勇敢一点，了结自己的性命，这样其他人就再也不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了；然而他也渐渐明白，如果他杀了自己，其他人也会随他共赴黄泉——因为他们共享一副躯体。他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1]迪克·范戴克（DickVanDyke，1925—）：美国著名喜剧明星。——译者[2]《老爷大过天》（FatherKnowsBest）：美国一部电视和广播均播出过的连续剧，描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生活。——译者[3]《鹧鸪家族》（ThePartridgeFamily）：英国电视情景喜剧，讲述的是一位寡妇和她的五个小孩致力于音乐生涯的故事。——译者[4]意大利语，意为“祖母”。——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1章卡尔卡伦带着一只鼓鼓的牛皮纸袋和几张纸走进来。我毫不掩饰对纸袋的好奇心。“这些是已经跟我融合的人留给你的。”卡伦递给我一张便笺，标题写着“给贝尔医生的物品清单”。清单上一项一项列着纸袋里装了哪些东西，但我直接将注意力转向纸袋。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座椅旁的土耳其绒垫上，逐一研究这些玩意儿。一把很沉的钳子，磨得差不多、1.5英寸的油漆刮刀；便笺上说，这是祖父用来伤害“我们”的东西。迈尔斯请卡伦带过来给我，交代我扔掉它们。除了前述两样东西，迈尔斯还给了我一根约10英寸长的蜡烛，但中段怪异地弯折成90度直角；迈尔斯说这是进行仪式时所使用的蜡烛。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全是很普通的东西：钳子、刮刀，毫不起眼，看起来就像从老男人的工具箱里拿出来的。我拣起一只塑料十字架、一枚小巧的金属十字架坠饰，还有一幅边缘以小花装饰的十字绣——“求天主降福于你的善行，不求天主为你成就”，这是安绣的。桑迪留给我一到四年级的成绩单。卡伦成绩还不错，但“上课不专心”与“有破坏倾向”这两个选项双双被作了记号。我找到鱼钩做成、涂彩装饰的护身符，还有一条附金属搭扣的皮手环，上头刻了卡伦的名字。手环是西娅的，“卡伦”二字是迈尔斯刻的。另外还有卡伦博的尿布别针，西德尼的一块大理石，还有纽扣、12星座铜质链坠，以及各式各样参加夏令营制作的手工饰品。我望着这些东西。它们看起来很普通，就像掉在衣柜深处、等待清理的无用之物；但是对卡伦、对她体内已融合的人格而言，每一件都有严肃且重要的意义。我小心将它们一一放回纸袋，转而面对卡伦。“我明白这些物品对已融合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我会把它们跟你给我的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我盯着卡伦，寻找她对我依愿收下这包纪念品的反应与暗示。我察觉到一丝微微的、满足的喜悦。“我们预定下星期二要融合卡尔，”我提醒她。卡伦点点头，但她却露出担忧的神情。她把另外那几张纸也交给我，哀伤地望着我。这张纸的标题是“卡尔的记忆”。过去几周，卡伦陆续写下卡尔透露给她的记忆。她说，她以前就向我提过这些虐待事件，但卡尔的记忆填补了更多空隙。以下是她写的其中一页。我被放进殡仪馆的棺材里。我不能呼吸。最初是克莱尔出来顶替我，然后换成迈尔斯；当他们俩再也无法承受时，卡尔出现了。他一直支撑到我们被放出来，并且继续承受随之而来的嘲弄和奚落。卡尔也承担了我们孩提时代经历手术、放射线治疗的痛苦。朱莉和西娅受不了时，就换卡尔出来。我剖腹产下莎拉时，也是卡尔在受苦。尽管我被施以脊髓麻醉，但西娅和朱莉却跑出来了；医生划开我们的腹部，朱莉动了动脚——我被麻醉了，但朱莉并没有。后来肺部手术的疼痛还是由卡尔承受。进行邪教仪式期间，卡尔忍受他们用大头针戳隐私处的疼痛。我们举手想护住胸部，父亲便拿榔头敲我们的手，挨打的还是卡尔。当迈尔斯和朱莉被带插座的电线鞭打、被殴打、遭人用蜡烛滴烫敏感部位，全是卡尔代他们承受。我放下卡伦的笔记。卡伦所受的虐待绝不仅止于此，有些甚至恐怖得难以形容，但她只写下较具代表性的几件。我想象过去几周来，卡伦每天一点一滴接收这些影像、记忆，并与之共处的情景。我终于明白她何以如此悲伤，也明白卡尔一想到这些他多年来拼命保护、不让大家知道的记忆终将公之于世的惊惶。※※※※“与卡尔融合……真的好吗？”卡伦问我，态度有些无可奈何。“假如你还没准备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暂停、延后，”我说。“我们没有时间表，完全由你来决定。”卡伦惧怕卡尔，也怕他曾承受的苦难，我不怪她。但是，我把决定权转回给她，也不伸手拉她、让她独自面对自身的恐惧。她得决定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鸣金收兵。但她从来都不是胆小鬼。“往后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要走，”她说，神情憔悴，“自从西娅和卡伦博融入之后，我的感觉变了。我初次感受到一些存在很久的记忆，或者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随着每一次融合，我觉得好像我以前根本不存在、现在又重新活过一遍似的。”卡伦停下来，望着地毯。我只能等待。“每当有新的人格融入我，我总觉得自己又得接受一段新的、过去的、属于别人的人生。”她痛苦地看着我，“那么我到底是谁？”她望向窗外，“真的好难……这样学着做‘自己’。”她淡淡笑着，戏谑地说，但没有人比她更认真。不只被融合的人格必须放弃自我，卡伦——这个持续来找我接受治疗的人，也一再经历宛如自我摧残的人格融合过程。对她来说，融合并非加成，而是不断削弱自我。融合后的整体不等于各独立人格彼此相加，二者差别太大了。我不催她，让她静静坐着。“我想我能明白你的难处，还有你这一路经历的痛苦。”我停顿一会儿，“那么，你觉得准备好与卡尔融合了吗？”我问。她皱了皱眉，点头，不发一语。我请她放松，按往常程序揭开催眠序幕。她依言放松，闭上双眼。卡尔现身。卡伦看着我，两眼大睁，呼吸急促。“卡伦很担心，”卡尔说，“她只想到痛苦，她不愿意相信我所有的记忆。”卡尔用眼神恳求我，要我想办法让卡伦能够顺利度过接下来的挑战。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保护她。“如果你能同时将与记忆有关的感觉给她，也许她会比较愿意接受，”我建议卡尔。“我要怎么给她痛苦？”卡尔绝望地看着我。他进退两难——不让卡伦感觉痛苦、让她忘记痛苦是卡尔一直以来存在的意义，但现在他竟然必须一次全部给她。“我怎么给她感觉？”我不说话，希望卡尔能解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中文字幕AV妞干网电影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中文字幕AV妞干网电影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取代政府的人还相信使用一些工具或者手段可以控制白色眼疾，而这些工具或手段当年在对付黄热病或其他瘟疫上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这里连一场火灾也不需要。至于博物馆，真让人心痛，让人心如刀绞，所有那些人，人，我确实是这个意思，所有那些画像，所有那些雕塑，前面没有一个欣赏者。城里的盲人们在等待什么，不知道，也许那些还相信能治好的人等待着治疗，但现在他们也已失去了希望，尽人皆知，失明症没有放过任何人，没有留下一个有正常视力的人能用显微镜观察，化验室早已废弃，那里的细菌要想活下去就必须互相吞噬。开始的时候，还有许多盲人由家里有视力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陪着去医院，但他们在医院遇到的是失明的医生在为看不见的患者诊脉，用听诊器听听前面，听听后面，他也只能做这些，因为还听得见。后来，迫于饥饿，病人，那些还走得动的病人，开始逃离医院，来到街上，孤零零地死去，他们的家人，如果还有家人的话，也可能在那里经过，然后，有幸得到掩埋者不仅需要死在人们经过的地方，还要有人绊在他的尸体上，并且尸体还要开始发臭。难怪有那么多狗，其中有一些已经像鬣狗一样，身上的花纹像一块块霉斑，跑起来缩着臀部，仿佛害怕那些死者和被吞噬的人忽然还阳，向它们竟然啃咬毫无防卫能力的人这种无耻行径讨还血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戴黑眼罩的老人问；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外边和里边没有区别，这里和那里都一样，少数人和多数人也都一样，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区别；人们呢，人们怎么样，戴墨镜的姑娘问；像幽灵一样，成为幽灵大概就是这样，确信生命存在，因为四个感觉器官这样告诉他们，但他们看不见它；外面有很多汽车吗，第一个失明者问，他不会忘记他的汽车被盗；成了汽车坟墓。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没有提问题，既然所有的回答都与提问者的愿望相反，何必再问呢。对于斜眼小男孩来说，穿上这双曾经日思夜想的鞋子已经心满意足，眼睛看不见鞋也没有使他感到悲哀。因此，可能他不像一个幽灵。舔泪水的狗不该被称为鬣狗，它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不寻找死肉的气味，而是陪伴着那双眼睛，它知道那双眼睛还活着。离戴墨镜的姑娘家不远，但这几个饿了一星期的人现在刚刚恢复了体力，因此走得很慢，休息的时候别无他法，只能坐在地上，当初费尽心思挑选颜色和花纹实无必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所有人的衣服都肮脏不堪了。戴墨镜的姑娘所住的街道不仅很短，而且很窄，这解释了为什么街上没有汽车，汽车要过也过得去，单向行驶，不过因为没有空间，所以禁止停车。连人也没有，这用不着奇怪，在这样的街上，平常看不到人的时候也不鲜见。你那栋楼是多少号，医生的妻子问；七号，我住在二楼左边的单元。有一扇窗户开着，从前几乎可以据此肯定家中有人，现在一切都不可信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先不要都去，只我们两个人上楼吧，你们在这里等着。开向街道的楼门被强行打开过，可以清楚地看见弹子锁的外壳已经扭曲，长长的一块木片几乎完全从门上掉落。医生的妻子没有说这件事。她让姑娘走在前面，姑娘认识路，楼梯里暗与不暗对她来说没有关系。由于着急和紧张，戴墨镜的姑娘绊倒了两次，但她觉得最好还是自我解嘲，你想想，从前我能闭着眼睛上下这楼梯，这样一些陈腔滥调无视意义的无数细微区别，比如这一句吧，就忽略了闭着眼睛和失明的不同。来到第二层的楼道，她们寻找的房门关闭着。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顺着门框往上滑，找到了电铃按钮。没有电，医生的妻子提醒说，这三个字只不过是重复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姑娘听来却像宣布了一条不幸的消息。她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用拳头猛力地敲，一边敲一边叫，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没有人来开门，亲爱的三个字感动不了现实，没有人出来说，我亲爱的女儿，你终于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进来，进来吧，这位太太是你的朋友吧，请进，进来吧，屋里有点乱，请不要介意。门仍然关着。谁也不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她靠在门上，头伏在交叉着的前臂上哭起来，仿佛整个身体都在绝望地乞求怜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懂得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复杂，就会对她如此热爱父母感到诧异，对她表现出来的痛苦感到诧异，一个习惯于放荡不羁的姑娘，尽管不久前有人说过两者之间现在不存在，过去从来也不曾存在任何矛盾。医生的妻子想安慰她，但又没有多少话可说，谁都知道，现在长时间留在自己家里实际上早已不可能了。如果有邻居在，我们倒可以问问他们，医生的妻子建议；对，我们去问问，戴墨镜的姑娘说，但口气里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先敲这个楼道另一边那家的门，也没有人回答。上一层的两扇门都开着。这两家都遭到抢劫，衣柜空空如也，食品储藏柜里已经一无所有。有迹象表明不久前有人来过，当然是一伙流浪的人，差不多就像他们现在这样，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他们下到一楼，医生的妻子用手指关节敲敲最近的那扇门，一阵充满期待的寂静，过了一会儿，一个沙哑的声音满怀狐疑地问，谁呀；戴墨镜的姑娘赶紧走上去，是我，二层的邻居，正找我父母呢，您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出了什么事没有，她问。里边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开了，出来一个非常瘦的老太太，瘦得皮包骨头，邋里邋遢，一头又乱又长的白发。同时一阵难以分辨的酸腐霉烂的气味袭来，让人作呕，两个女人身不由己地后退了一步。老太太睁大眼睛，两只眼睛几乎全都白了，你父母亲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把你带走以后的第二天就把他们也接走了，那时候我还看得见呢；这栋楼里还有别人吗；有时候我听见上楼下楼的声音，但都是外边的人，只来睡觉；我的父母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么，您丈夫，您儿子和儿媳呢；也让他们带走了；没有把您带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藏起来了；藏在哪里；你想不到，我藏在你家里；您怎么能进得去呢；从后面，从防火梯爬上去的，把一扇窗玻璃打碎，从里面把门打开了，钥匙在锁上插着；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您怎么能一个人在家里活下来呢，医生的妻子问；这里还有别人吗，老太太吃了一惊，转过头来；她是我的朋友，我们一伙人在一起，戴墨镜的姑娘说；不仅仅是独身一人的问题，我说的是食物，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您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追问说；因为我不是傻子，我自己照顾自己；要是您不想说就别说，我不过出于好奇才问问；我说，我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栋楼各家各户去收集能吃的东西，把容易坏的立即吃掉，把其他的保存起来；您现在还有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了，已经全都吃完了，老太太回答的时候失明的眼睛里忽然露出怀疑的表情，这不过是一种在这类情况下常用的说法，但实际上毫不严谨，因为眼睛，眼睛本身，没有任何表情，即使把眼睛剜出来，也是两个没有生气的小球，眼皮眼睫毛和眼眉也同样，但它们却不得不担负起在视觉方面各种修辞的任务，眼睛确有这样的名声；那么您现在靠什么生活呢，医生的妻子问；死神在街上游荡，但后院生命没有灭绝，老太太神秘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后院有圆白菜，有兔子，有母鸡，还有花，不过花不能吃；您通常怎么吃呢；看情况，有时候拔几棵圆白菜，有时候杀一只兔子或者一只母鸡；生着吃吗；开始的时候点个火堆，后来我习惯吃生肉了，圆白菜的根是甜的，你们放心吧，我母亲的女儿饿不死。老太太后退了两步，几乎在黑暗的屋子里消失了，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她从里边说，要是你想到你家里去，就进来吧，我让你过去。戴墨镜的姑娘本来想说，不去了，非常感谢，去也是白去，既然我父母都不在那里，何苦呢，但她突然想看看她的房间，看看我的房间，多么愚蠢的想法，我失明了呀，不过，至少去用手摸一摸墙壁，摸一摸床垫，摸一摸我这个疯狂的脑袋躺在上面休息过的枕头，摸一摸家具，也许斗橱上的花瓶还在，如果老太婆没有因为它不能吃一气之下扔到地上的话。于是她说，如果您允许，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一下，您心眼太好了；进来吧，进来吧，不过你已经知道，在那里找不到食物，我现在的食物还不够我吃，再说，你也不会吃，大概你不会喜欢吃生肉吧；您不要担心，我们有食物；啊，你们有食物，这样的话，你就要报答报答我的好意，给我留下一点吧；放心吧，我们会留下的，医生的妻子说。他们已经穿过走廊，那里臭气熏天，难以忍受。厨房里，外边照进一点儿微弱的光线，地上扔着兔子皮，还有鸡毛鸡骨头，桌子上的一个盘子里沾着干了的血迹，里面放着几块肉，至于是什么肉已经难以分辨，仿佛被嚼过许多次；那么，兔子和鸡，它们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吃圆白菜，草，剩下的东西；剩下的东西，什么剩下的东西；什么都吃，甚至吃剩肉；鸡和兔子不会吃剩肉吧；兔子还不吃，但鸡高兴得发了疯似的吃，动物和人一样，最后能习惯吃一切东西。老太婆走得四平八稳，眼睛像看得见一样挪开路上的一把椅子，然后指着一扇开向防火梯的门说，从那里上去，小心，不要滑倒，扶手不太结实；门呢，戴墨镜的姑娘问；门一推就开，我有钥匙，在那里；那是我的钥匙呀，姑娘本来要这样说，但在这一时刻又想，这钥匙现在对她没有任何用处，父母或者某个什么人把其他钥匙带走了，也就是说把正门的钥匙带走了，她总不能每次想进来出去的时候都要请求这个邻居老太婆允许她从这里通过。戴墨镜的姑娘感到心头轻轻发紧，莫非因为要进自己的家门了，莫非因为知道父母不在，莫非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厨房干净，井井有条，家具上的尘土不太多，这是雨天的另一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圆白菜和野草在生长，确实，从上面望去，医生的妻子觉得后院像是微缩的原始森林，那些兔子能随便乱跑吗，她问自己，肯定不能，它们仍然在兔舍里生活，等待一只瞎子用手送去白菜叶，然后这只手又来揪住它们的耳朵，把它们提出来，就在它们四条腿乱蹬的时候，另一只手猛打下去，敲断脊椎骨与颅骨相连的地方。戴墨镜的姑娘凭记忆来到家里，像楼下的老太婆一样，既没有绊在什么东西上也没有犹豫，父母的床没有收拾，大概是清早被抓走的，她坐在床上哭起来，医生的妻子坐在她身边说，不要哭了，这时候还能说什么别的话呢，整个世界失去意义的时候眼泪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姑娘的房间里，斗橱上的花瓶还在，水蒸发了，花也干了，姑娘两只手都伸出来，用手指摸摸枯死的花瓣，生命一旦被抛弃就变得如此脆弱。医生的妻子打开窗户，朝街上望望，其他人还在那里，坐在地上耐心地等着，只有舔泪水的狗凭着敏锐的听觉发现了动静，抬起头来。天又阴了，开始暗下来，夜晚渐渐逼近。她想，今天夜里不用到处找住的地方了，就留在这里吧。老太婆不会喜欢让我们所有的人经过她的家，她嘟嘟嚷嚷地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他们没有把钥匙带走，在门锁上插着呢。这个困难，如果也算是困难的话，现在已经克服，他们无须忍受一楼老太婆那副没好气的样子了。我下去叫他们，天很快要黑了，太好了，起码今天可以在一个家里睡觉了，在家的屋檐下，医生的妻子说；你们在我父母的床上睡吧；这以后再说；现在在我家里，我说了算；说得有理，听你的安排，医生的妻子拥抱了姑娘，随后下楼去叫伙伴们。他们一边上楼一边兴奋地说着什么，好像是来做客一样，虽然医生的妻子说过，每层楼有十级阶梯，但他们还是不时绊在台阶上。舔泪水的狗不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头，仿佛它一生只会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站在楼道里望着下边，这是知道有人上来时的习惯，如果不是熟人就是想知道是谁来了，如果是朋友就想说句欢迎的话，而现在无须用眼睛就知道谁来了，请进，请进，不要客气。一层的老太婆听到脚步声，走到门边窥探，以为又是一伙人来睡觉，她没有想错，问了一声，谁来了；戴墨镜的姑娘从上边回答说，是我的那伙人；老人一下子糊涂了，姑娘怎么到了楼上的楼道里呢，但她立刻明白了，对自己气恼起来，当初竟然忘了找一找正门的钥匙，把它们收起来，仿佛失去了几个月来作为这栋楼唯一的居民而取得的对该楼的产权。她找不到别的办法抵偿这突如其来的失望，只好把门打开，说了一声，喂，你们必须给我食物，不要假装把这件事忘了。但是，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都在忙着，一个正领着伙伴们进屋，另一个正迎接他们，谁也没有回答，老太婆扯着嗓子喊道，你们听见了吗，这样做可不太好。因为这时舔泪水的狗恰恰在她面前经过，跳向她，疯了似的叫起来，狗吠声在楼梯间发出雷鸣般的回响，简直是神人相助，老太婆吓得大吼一声，跌跌撞撞地缩进屋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这个巫婆是谁呀，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我们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才说得出这种话，如果让他像老太婆那样生活下去，我们倒想看看他的文明举止能持续多久。食物只有他们用塑料袋带来的那一些，水必须一滴一滴地节省，他们在照明方面运气很好，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两支蜡烛，是放在那里供偶尔断电时急用的，但医生的妻子点上以后也只对她本人有用，其他人不需要，他们脑袋里有光亮，亮度强到把他们的眼睛都晃瞎了。伙伴们只有这点儿东西，但却成就了一次家庭式的聚会，成就了那种罕见的一个人的东西归大家所有的聚会。围着桌子坐下来之前，戴墨镜的姑娘和医生的妻子到楼下去履行诺言，更恰当的说是满足对方的要求，用食物交付经过她家的买路钱。老太婆接过食物，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说，那条可恶的狗差一点把她给吃了，你们养这么一头猛兽，大概有许多食物吧，她转弯抹角地暗示说，仿佛指望通过这番加罪于人的话让两个女使者产生我们称之为良心歉疚的东西，确实，她们两个中有人会说，在一只凶猛的动物吃得饱足的时候，让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饿死不够人道。两个女人没有再回去取食物，如果我们想到当前困难的生活环境，她们送去的那一份已经相当多了。但就在这时候，老太婆出人意料地明白过来，原来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凶恶，她走进屋，拿出后门的钥匙，对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是你的钥匙，拿去吧，仿佛这还不够，关门的时候还咕咕哝哝地说，非常感谢。两个女人心花怒放，原来女巫也有感情。她这个人原来并不坏，是因为长时间独自生活才变得疯疯癫癫了，戴墨镜的姑娘说，但似乎没有考虑，脱口而出。医生的妻子没有回答，决定留待以后再谈。其他人都躺下了，几个人已经睡着，她们两个像母亲和女儿一样坐在厨房里，准备休息一下后再收拾房间，这时候医生的妻子才说，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没有什么打算，留在这里，等着我父母亲回来；你独自一个人，并且失明了；失明我已经习惯了；那么孤独呢；我也必须习惯，下边的邻居老太婆也是一个人生活；你想变成她那样的人吗，吃圆白菜，吃生肉，这一带的楼房里好像没有其他人住，时间长了，你们两个会因为食物匮乏而互相仇恨，每撕一片圆白菜叶子另一个人都认为是从她嘴里抢的，你没有看见那个可怜的女人，只闻到了她屋里的气味，我告诉你，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没有那么让人恶心；迟早所有人都要像她那样，然后我们就完了，再也没有生命了；我们暂时还活着；你听我说，你懂得比我多得多，在你面前我是个无知的人，可是我认为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瞎是因为我们死了，如果你想让我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瞎了，其实是一回事；
理）参与新政，后又调袁世凯进京，触动了顽固派敏感的神经。顽固派的领袖们在慈禧面前告了他一状，昨天他被慈禧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一顿。慈禧警告他：如果再跟着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如此激烈的改革，那么你的皇位就将不保！接下来，内心忐忑不安的光绪写了一道旨意，秘密交给了军机章京杨锐，让他把意思传达给康有为等人，希望能缓和事态，让改革继续进行。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密诏后来经过康有为精心篡改，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关于这个类似汉献帝衣带诏的密诏内容一直有多个版本，康有为的版本如下：……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看这意思，明摆着要老康这几个人起兵勤王嘛，可这是光绪的原话吗？其实，光绪密诏的原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十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才将原件交还给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密诏内容特别长，简化下来的大意就是——光绪皇帝把慈禧威胁他的事情大概讲了一讲，说如果再这样激烈改革的话，那么他的皇位就将不保，现在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康有为你先到上海去避一避。事实证明，康有为的版本是伪造。不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康有为如何为自己辩护，在最有力的证据面前，什么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在此提一句，为什么后来慈禧那么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多年的反复“炒作”，大大败坏了她的形象。变法第九十八天：1898年9月16日。天还没有亮，袁世凯就来到了皇宫门前等待皇帝的召见，为朝廷工作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本人。接见时间并不久，接见内容仅仅是皇帝给他升了官，从直隶按察使升到了候补工部侍郎，连升两级，地方官变成京官，官阶也从正三品升到了正二品。连升两级的荣耀在和平时期十分难得，光绪的这个动作又引起了顽固派的关注。顽固派意识到袁世凯的到来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猜想很有可能是皇帝想动手！顽固派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人未雨绸缪，开始进行有目的的军事安排。他们安排了聂士成、董福祥两员大将堵在了袁世凯可能带兵北上的路线上。升了官的袁世凯也嗅到了不好的味道，直觉告诉他京城的局势很危险，他在宾馆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9月17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了点实际内容。光绪皇帝说：袁世凯你可以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多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马上领悟了光绪的意思，光绪让袁世凯不要听顽固派荣禄的，独立出来跟着皇帝干。袁世凯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对光绪的言外之意是很犹豫的。但嘴上还是说：为臣遵旨。然后唯唯而退。变法第一百天：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密诏复制版，这是杨锐秘密通过人辗转带给他的。康有为失望了，这份密诏意味着他的“围园劫后计划”是谋反！但康有为不想就这么算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已不再年轻，他经不起失败，一定要让变法成功！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失控，他精心伪造了一份“密诏”，他要让“围园劫后计划”正大光明。他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结束了变法的历史。之后康有为找来谭嗣同，让他去说服袁世凯起兵。当然他也知道袁世凯不一定百分之百保险，所以还留了一手，早就找好了一个叫做毕永年的绿林好汉，要这位好汉在万不得已时带人进入颐和园捉拿慈禧。晚上七点左右，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劻的带领下来到了颐和园。他向慈禧上了一个大概五百字的奏折，代表顽固派请求撤销戊戌新政。他说：康有为这帮乱党现在把大清朝搞得乌烟瘴气，别看他们现在只顾着整我们这帮老臣，一旦他们修理完我们之后，就会对太后您不利，大家伙都觉得他们这是在威胁大清的根本……慈禧并不关心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死活，对她而言，权力才是关键，她要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她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谁影响她掌控权力，她就不让谁好过。可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而现在维新派的改革步伐又太大、太急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中央干部和地方重臣。对于这些执掌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正是靠驾驭这些人来统治天下，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权杖就失去了支撑。显然，非要从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前者更利于她的统治稳定，所以慈禧答允了杨崇伊，并下令明天从颐和园回宫。晚上九点左右，谭嗣同带着康有为给他的使命来到了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让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软禁慈禧。至于袁世凯给谭嗣同的回答则永远是一个谜了。变法第一百零一天：1898年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让维新派措手不及，毕永年入园的计划已不可行，康有为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慈禧通知光绪：你从明天起迁居瀛台。这实际上就是要软禁光绪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逃到了天津，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开始了十六年的逃亡生涯。光绪虽然知道这是自己亲政的最后一天了，但还是按照计划接见了两个人：袁世凯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是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很婉转地对光绪讲了一番话，大概就是说：您变法我支持，但是我觉得应该由老成持重的大臣出来主持。比如张之洞就很好，人家办洋务很成功啊，应该用这样的人来主持变法。现在新进的这帮人，资历太浅，太冒进，没什么真本事。袁世凯明摆着就是不看好老康他们这帮人。光绪听了这番话后更是彻底心灰意冷，因为他看重的袁世凯居然也不支持他。从皇宫出来后，袁世凯登上回天津的火车，傍晚回到天津。有人看见他走进了荣禄在天津的官邸。接下来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光绪原本想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的，可伊藤博文多么的精明，他跟袁世凯其实是同一天抵达北京，经过这么多天的摸底，他当然知道清朝说话管事的是谁。原本举国期待的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就在双方的草草客套话中轻轻地画上了最后一笔。光绪的政治使命在此刻彻底终结。变法第一百零三天：政变当日。早朝期间，很久不亲临朝政的慈禧来到了满朝文武面前，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三次政变。对着满朝文武，慈禧发布了两条重要命令：第一条，大意是说我老佛爷又回来了！光绪皇帝以后说话不算数了，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我掌管。第二条，逮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命令原话是这样的：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早朝结束后，慈禧又回到了颐和园。晚些时候，梁启超劝谭嗣同和自己一块儿躲入日本使馆，然后逃到日本继续战斗，但谭嗣同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至于中国，就从我开始吧！谭嗣同选择了另外的战斗方式——牺牲！他可以逃而选择不逃，他可以不死而选择死，这是怎样的血性和胆识！尤其难得的是，这谭嗣同可是一位真正的“官二代”，老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八天后，9月29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菜市口就义，罪名是“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谭嗣同死之前在狱中写了《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咱们熟悉的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去哪里了？原本就没有，是梁启超偷梁换柱的结果。“我自横刀向天笑”如此豪气冲天、充满大无畏革命气概的诗句，出自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人之手。此人就是本书中的超级反面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苗沛霖同志。现附上苗沛霖于三十年前所作的《秋宵独坐》一诗：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也就是说，梁启超属于借用，梁启超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至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可是到死也没有等到渴望的自由。袁世凯告密与否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在荣禄的官邸说了些什么？答案应该是告密。但他的告密并不是发动“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激烈程度，理由有三：理由一，逮捕康有为等人的罪名前后有变化，政变之初并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命令，所以谭嗣同他们没有跑，很轻易地被抓了。21日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意思。而29日的罪名就变成了“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必然是慈禧知道了他们“围颐和园、武装夺权”的结果。这可能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只不过慈禧知道这件事显然已经是21日之后的事情。理由二，荣禄来不及赶回北京告密，而且康有为的逃跑早就暴露出政变已然失败。慈禧发动政变的时间是21日凌晨，而袁世凯回到天津已是20日晚上。即使袁世凯20日晚真的向荣禄告密了，那个时候天津到北京的火车没有晚班车，技术和设备都不能支持夜间行车，所以荣禄到不了北京。退一步讲，即使荣禄骑马到了北京，他也见不到慈禧。北京实行宵禁，他即便夜里赶到，也根本进不了城。而且慈禧归政之后，只有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可以直接觐见，别人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因此荣禄要见慈禧还得巴巴地去找亲王引见。也就是说，荣禄如果夜闯深宫也要拉上亲王，这么麻烦地跑一圈，天早就亮了。所以这场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引发的，恰好相反，是康有为的急功近利致使同仁牺牲，也让光绪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理由三，有人记载了袁世凯的告密过程。一起来看一看袁世凯回到天津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20日晚，袁世凯走进了荣禄的府邸，至于他去找荣禄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譬如给领导汇报北京之行和中央最新指示，或者买了小礼品拍领导马屁，又或者是去告密。但有两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一、荣禄欢迎他的仪式有点过于隆重了——荣禄的卫兵夹道，明晃晃的军刀刺疼了袁世凯敏感的神经（卫兵夹道罗列——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不光张一麐这么记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是如此记录，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与袁世凯一直不和，他的日记真实度很高。接下来的引用皆出于这两本书。二、袁世凯见到荣禄时，发现杨崇伊也在场。原来杨崇伊在说服慈禧发动政变后，就受慈禧所托来到天津告知其心腹荣禄，她又出山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最高指示。总之，荣禄早就知道了慈禧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也知道了光绪给袁世凯升官的消息，但他都装作不知道，其目的不言自明，两个人根本不信光绪没给袁世凯安排什么任务。只可惜卫兵夹道还是暴露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对袁世凯很怀疑。接下来，杨崇伊与荣禄演起了双簧，杨崇伊阴恻恻地说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则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袁世凯这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了：毕竟光绪升他官的事情怎么解释？而且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劫后计划”的事情会不会败露？败露了不仅要掉脑袋，还要连累家人……袁世凯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若是告密，谭嗣同等人必死；若是不告密，他袁世凯也只有死。袁世凯经过短暂的激烈思想斗争，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坦白从宽，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牺牲大家。于是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跪求荣为做主）。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崇伊把袁世凯的密告带回了北京，慈禧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谭嗣同等人被捕。得失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关于“戊戌变法”：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极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变法一百天都不可能坚持。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那样坚定的维新派，在湖北，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也基本上支持变法，有这些人的表率，其他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还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也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之所以失败，就败在维新派自己手中。首先是光绪自己的问题。据史料反映，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光绪，他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都没有开会弄个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于是，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拿。不过光绪的政治手腕还是太嫩了点，又严重缺乏执政经验，操之过急，没有规划，没有步骤，不懂妥协，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旨意一天三变，恨不得几天之内就把几千年的积弊翻转。结果从中央到地方都阳奉阴违，包括那些真想变法求强的官员都无所适从。光绪有热血、有动力，很努力，可是缺乏历练，太没有经验，如果有几位稳重的能臣辅助的话，也许会好很多。然后是康有为等维新派自己的问题。先看看不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这位仁兄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时上奏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五十两银子，加起来十亿两白银，两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奏折》）。就冲这个奏折，谭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问题。康有为这几个人之中，官阶最高的也就是军机章京杨锐等四人（四品），康有为本人仅仅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掌握了帝国军队、政治话语权的顽固派。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啻螳臂当车！遥想当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领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彼时一对比，除了王安石名气更大、实力更强以外，康有为和王安石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这两位都是太固执且自负的人，太急于求成。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全体旗人算是被得罪了。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三、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贵族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以及俱乐部里的两三个妇女谈过。众说纷纭，纠缠不清，甚至支离破碎，因为情绪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还因为一些年轻人通过嘲笑埃斯特小姐手指的记忆，侮辱了所有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客气地暗示埃斯特可能弄错了，而是号叫着：字句看都看不见，甚至不能顺着那一个个没法发音的字母读出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她看见那些字句了吗？”小辈们问。“比那还强呢！”老一辈们叫道，“她感觉得到。把手指放到字上，摸得到！”“她要是瞎子，先生，我们可能会相信她。那可能是盲文。难道她是什么五岁的孩子，从坟墓里爬出来，站在墓碑前读不出自己的碑文？”双胞胎皱起了眉头。弗利特想到他岳母出了名的宽宏大量，从座位上跳起来又只好踌躇不前了。早些时候，那些卫理公会的人曾经笑话过浸礼会教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五旬节派的教徒们放声大笑。但时隔不久，所有教派中的年轻人就开始说出对那些词句的看法。每一派中都有人属于要离开黑文重建家园的十五户人家，或者与他们沾亲带故。大炉灶并不属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属于所有人，所以大家要在卡尔瓦里山露面。米斯纳牧师说，是要商讨一下。那天气温很低，园中香馥扑鼻，大家在七点半集合时，气氛融洽，人们只是一味好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米斯纳讲完开场白。也许是年轻人过于紧张，由卢瑟·比彻姆的儿子罗约尔和迪斯特里开始，他们说起话来声音刺耳，以致妇女们都尴尬地低头看着她们的小笔记簿，男人们则震惊得忘了眨眼。要是年轻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说话的声音轻一些，表现出教养，大家或许会感觉好得多。但他们不想讨论，只想发号施令。“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会告诉我们要始终胆战心惊。要‘小心’上帝。要永远逃避躲藏，随时探头探脑向外窥视，以防他准备好向我们抛出什么，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趴着。”“跟人说话时要说‘先生’。”萨金特·波森说。“对不起，先生。可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有勇气走自己的路，平地建起一座镇子，他们不可能那样想。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迪肯·摩根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那人是我祖父。别再说什么先前的奴隶了，那样好像他没有别的身份了。他还是前副州长，前银行家，前副执事，以及一整串别的‘前’。他没有走他自己的路，他是整整一伙走他们自己路的人中的一员。”那男孩看到米斯纳牧师的眼神，便坚定了。“他生在奴隶时代，先生，他曾经是个奴隶，对吧？”“不是每个生在奴隶时代的人都是奴隶。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种意思，先生。”迪斯特里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狗屁不懂！”哈珀·朱里叫嚷着。“喂，喂！”米斯纳牧师插话说，“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居所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找出——”“是他的居所之一。”萨金特咆哮着说。“好吧，他的居所之一。但无论是在哪个居所，他都要求进去的人懂得尊敬。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哈珀坐了下去。“我对我的用词表示抱歉。对他。”他说着，指了一下天。“这可能会让他高兴，”米斯纳说，“也可能不会。不要只对他尊敬，朱里兄弟。他对各种各样的不敬都是要告诫的。”“牧师。”普立安牧师站起了身。他肤色黝黑，身体瘦长而结实——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我们在这儿的人有个问题。你，我。每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我们一些人讲话的方式。成年人当然要用适当的语言，可是年轻人—他们说话更像是顶撞而不是谈话。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罗约尔·比彻姆实际上没让这位牧师说完。“如果没有回嘴，那还叫谈话吗？你们根本不想让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同意正在说的内容，任何谈话都是顶嘴……先生。”所有的人都被那男孩的厚颜无耻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简直没听清他的话。普立安对罗伊（“罗约尔”的昵称。）的父母——卢瑟·比彻姆和海伦·比彻姆视而不见，慢慢转过脸去对米斯纳说：“牧师，你能让这孩子老实点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米斯纳问道，“我们在这儿不只要说，也要听嘛。”人们与其说听到了不如说感到了喘气声。普立安眯起眼睛，正要作答，迪克·摩根已经走出那排座位，站到了通道里。“好啊，先生，我一直在听，而且我相信已经听到了需要听的内容。现在，你们都听我说几句吧。其实意见很接近。没有谁，我是说没有谁，打算改动大炉灶或者把它叫作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谁打算把我们祖辈修造的东西弄成一团糟。他们用双手这样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迪克直视着罗伊，“他们挖土——不是你。他们搬灰浆桶——不是你。”他转过头，面对着迪斯特里、赫斯顿·普尔、卡琳·普尔、罗卡斯·桑兹、琳达·桑兹，“他们调制灰浆——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为大炉灶制作结实的砖时，自己的住处却是棍棒和草皮搭的。你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吗？而且我们尊重他们为修造大炉灶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那些砖一块块地传递得再小心不过了，传递的人——是人，听见了吗，不是奴隶，不管先前的还是别的什么——自己做的砖。告诉他们，萨金特，拆卸时有多么谨慎，我们又都是多么仔细，我们是怎么一块块地包裹所有的砖。告诉他们，弗利特。你，西赖特，你，哈珀——你们跟他说，我是不是在撒谎。我和我兄弟举起了那块铁。我们两个人。要是有什么字母剥落了，赖不着我们，因为我们用草包着它，就像那是咩咩叫的小羊羔。所以要听明白我的话，谁也不会在时隔八十年之后冒出来宣称比那些当初经过吃苦受累才懂得道理的人知道得还清楚。你们对我可以不管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你们要是认为可以不尊重自己从没干过的事，你们就该麻烦了。”二十来个不同的“阿门”声为迪克的声明加重了分量。他的陈述本来可以结束进一步的争论，可是米斯纳竟然说：“在我看来，迪克，他们没有不尊重。他们正是因为确确实实知道大炉灶的价值，才想给它一个新生。”这第二次向年轻人立场的倾斜引起一阵窃窃私语，继而上升为乱哄哄的吼叫，只是为了听清对手如何应对才平息下去。“他们什么都不想给大炉灶。他们要毁弃它，把它变成他们打造的东西。”“大炉灶也是我们的历史，先生，不光是你们的。”罗伊说。“那就像它那样作为吧。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大炉灶已经有历史了。它不需要你们去打扮它。”“等一等，迪克，”理查德·米斯纳说，“想想刚才说过的话。忘掉命名——给大炉灶命名的事。眼下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上面的铭文。”“铭文？铭文？我们谈的是神谕！”普立安牧师伸出一根优雅的指头，指着天花板，“‘当心他皱起的眉毛。’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不是建议，这是命令！”“唉，不对。并不是那么清楚，”米斯纳说，“原文是‘……他皱起的眉毛’，里面没有‘当心’。”“你没在场！埃斯特在呢！开始的时候，你们也都不在！埃斯特在！”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晃着右手以示提醒。“她当时还是个婴儿，她完全可能弄错。”米斯纳说。这时弗利特站到了通道里迪克的身边。“埃斯特一辈子从来没在那种事情上弄错过。对于黑文和鲁比，该知道的她全知道。她来看望我们时还是在我们有马路之前呢。这个镇的名字还是她给起的，妈的。对不起，女士们。”迪斯特里神情紧张，几乎要落泪了，他伸出一只手问道：“请原谅，先生。‘是皱起的眉毛’怎么就错了呢？‘是他皱起的眉毛’？”“你可不是上帝，孩子。”内森·杜波列斯边摇头边和气地说。“不是要成为他，先生；是成为他的工具，他的公正。作为一个族群——”“上帝的公正是他独有的。要是你不照他的话去做，怎么会成为他的工具？”普立安牧师问道，“你得服从他。”“是的，先生，我们正在服从他。”迪斯特里说，“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谕示，我们就成了他的喉舌，为他惩恶扬善。作为一个族群——”哈珀·朱里制止了他。“原文是‘当心’，不是‘是’。当心的意思是‘留神，这权力是我的，习惯它吧’。”“‘是’意味着你把他撇在一边，你有了权力。”萨金特说。“我们就是权力，只要我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听听他说的！你听见了吧，牧师？这孩子该挨抽。这个渎神者！”不出所料，斯图亚特作了最后的发言——或者说，至少大家都记得他是最后说的，因为正是他的一番话使会议终止。“听我讲，”他说，因为嚼多了“蓝孩”而嗓音浊哑，“如果你们，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忽视、改变、去掉或增加大炉灶灶口处的词句，我就把你像半睁眼的蛇一样，把头打掉。”多薇·摩根被她丈夫的威胁话语吓得浑身发冷，只能看着地板，不知道他的损失现在会以什么可见的形式出现。几天之后，她依旧想不好哪个人或哪一方是正确的。在和包括斯图亚特在内的人讨论时，她趋向于对听到的话都同意。她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她的朋友——在他回到她身边时。斯图亚特和多薇驱车从会场回家的路上，对于到哪里去有些小小的分歧，其实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路向牧场驶去。牧场如今已被压缩成一个仅供参观的地方，因为天然气开采权已经卖掉了，不过在斯图亚特的心中，那里是家园——在那儿，假日里他的美国国旗会飘扬；在那儿，他的退伍荣誉证书嵌在镜框中；在那儿，只要他一露面，本和古德肯定会摇着尾巴缠住他。他们在圣马太街上的那栋小房子——被取消了赎回权的抵押品，这对双胞胎兄弟从未再出售过——对多薇来说越来越是家了。那儿离她姐姐近，离卡尔瓦里山、妇女俱乐部也近，还是她的朋友挑中来看望她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让我下车，斯图亚特。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你打算去找死啊。”“不会的。晚上这会儿凉快，感觉挺好的。”“丫头，你在找罪受。”他话虽然这么说，可还是在她下车前拍了拍她的大腿。多薇沿中央大街慢慢走着。她能看到远处大炉灶附近六月节（非洲裔美国人庆祝获得人身自由的节日。）野餐时悬挂的灯笼。四个月过去了，却没人把灯笼摘下来收好以备来年再用。如今，那些灯笼为昏暗中别的自由欢庆活动提供光亮——只有一点点，只是勉强够用。她的左侧是那家银行，虽然不如那几座教堂高大，却似霸占了整条街。双胞胎兄弟谁也不想再像黑文银行那样只占二层一个楼层，而联谊会总部占了一半。他们不想让车辆以任何理由进入楼区，除了来银行办事。他们祖父拥有的黑文银行之所以垮台，有一系列原因，斯图亚特坚持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联谊会要在那里开会。“分散了注意力。”他就是那么说的。在她右侧，再向外走三条街，紧靠帕特丽莎·贝斯特住宅的，就是多薇教过书的学校，当时牧场上的住宅正在修建但尚未竣工，不过索恩在那儿任教的时间更长，因为住得很近。帕特（“帕特丽莎”的昵称。）如今独自管理着学校，并由米斯纳牧师和安娜·弗拉德教授黑人历史和课余打字的课程。学校一侧种的花卉和蔬菜是帕特自家住宅门前花园的延续。多薇向左拐进圣马太街。月光照亮了白色栅栏，那些歪歪斜斜的围栏勉强拢着里面的菊花、毛地黄、向日葵、大波斯菊、玉簪花，而薄荷和银王亮丝草则从板条底部的缝隙中挤出栏外。夜空如同一只漂亮的壶盖，把芳香拢在下面，保存着，强化着，不让一点点微风将其带走。花园中的斗争——胜利，失败，依旧挣扎——大多已然结束。它们斗争了十年，是在一九六三年突然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有闲散的时间。一九五○年鲁比建成时，这群妇女都是二十多岁，在十三年之中，她们眼瞅着从未梦想过的补助金日益增加。她们买了柔软的手纸，用起毛巾而不再使用破布，以及专用的洗脸香皂和特制的婴儿尿布。在鲁比的每个家庭，各色家用电器抽啊、吸啊、流啊，种种声音响个不停。这一下就有了时间：因为不需要向灶膛里添柴而省出了十五分钟；因为不需要在搓板上搓洗床单和外衣而省出了整整一小时；因为不需要拍打地毯、晾晒窗帘又省出了十分钟；因为批量购买和保存食品可以省出两小时。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乐不可支，得意之情不亚于妇女。出售活畜或打包的肉食，在单位重量计价的基础上加价五倍，由此他们换来了家荣华牌电器、约翰·迪尔牌农用机械，换来了菲尔科牌电子产品和费希博德汽车。钢件上的白瓷、皮带、阀门和胶木零件使他们大为满意，而家用电器的种种响声则为妇女赢得了时间。黑文的那些肮脏院落，经过精心洒扫，成了鲁比的草坪，最终又全部成了花圃，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了时间去照看。种些不能入口的植物的乐趣和习惯蔓延开来，花圃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交换和分享一根剪枝、一块根、一两个球茎，简直像掠夺土地般狂热。做丈夫的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而且对小萝卜收获太少或甘蓝、甜菜的菜畦太短感到失望。妇女们仍在后园里种菜，但园中的作物却一点点地像是花卉了—就是说劳作靠的是愿望而不是需求来驱动了。蝴蝶花、福禄考、玫瑰和牡丹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广大的空间中默默地开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飞行几英里来到鲁比产卵。它们的蛹悬在洋槐下的隐秘之处，在那里加入了在荞麦和苜蓿果上啜食了数十年的蓝色和硫磺色蝴蝶的行列。从漆树中吮吸营养的红色群体与新来的喜爱宝石花和旱金莲的奶白色群体竞争。巨大的有黑色条纹的橙色翅膀在三色堇和紫罗兰中翻飞。蝴蝶如同园中争奇斗艳的岁月一样，在那个凉爽的十月夜晚消失了，但其活动踪迹却保留着——丰硕、负荷过重的庭院，层层串串的虫卵。隐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多薇摸着沿路的尖桩，迈步上了台阶。她在前廊迟疑了一阵，想回去看看索恩，姐姐比她离开会场要早。索恩让她惦记。一段时间她似是很脆弱，让人不敢提及五年前她儿子们的夭折。或许索恩和多薇有同感——有两个而不是一个丈夫的重负。多薇站住脚，随后改变了主意，去开门。或者确切地说是想要开门。门又锁上了。斯图亚特最近的一些做法让她气恼：把家门锁得仿佛是银行。多薇敢说，她家是鲁比唯一锁门的一家。他怕什么呢？她拍着朱蕉花盆下面的盘子，取出了万能钥匙。在第一次之前有一种迹象，后来就再没有了。当时她在楼上，整理那座小小的取消赎回权的抵押住宅，稍事停顿中向卧室的窗外一瞥。树下的浓荫如画般宁静。七月。干燥。气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不过，敞开窗户总会使空置了一年的房间有些新鲜空气。她着实费了点时间—这儿拍一下，那儿拉两下——但总算把窗页一路提到头，再俯身向外看园中还剩下什么。从她在窗内所处的位置看去，树木遮住了大部分后院，她只好向外探身越过树冠去看。这时，一只大手伸到一个硕大的口袋深处，再把一把花瓣撒向空中。大概是这么回事吧。蝴蝶。一溜柿色翅膀形成的颤动的高架通途横跨常绿的树冠——然后便消失了。后来，当她坐在树下的摇椅上时，他走了过来。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而且从他的面容看不出当地人的模样。起初她以为是哈珀的儿子米努斯，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曾经是这宅子的主人。但这人直挺挺地快步走着，似是赶着去赴什么迟到的约会，正穿过这个院子抄近路到一处地方。他大概听到了她的摇椅轻微的吱呀声。也许他不知道这么穿行是否安全。反正他一回头瞅见她，便微微一笑，还举起一只手致意。“下午好。”她打着招呼。他改变了路线，走到她的坐椅前。“你从这附近来吗？”“挺近的。”他说，可他的嘴唇并没有动。他该理发了。“我刚才看到一些蝴蝶。在那上面。”多薇指着说，“是橙红色的。挺亮丽。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就像我小时候大家常说的珊瑚色。有点像南瓜的颜色，不过更浓一些。”她当时真的不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中文字幕AV妞干网电影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的政权。二、子胥建都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