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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色色色8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天生富贵吗？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飞腾之兆呢？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三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就是他了——李贤。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四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色色色色色8和理解《24重人格》一书中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的描写。最近，应编辑要求，帮忙审阅一本新书——《17个分身》（SwitchingTime），不胜荣幸又深感不安。荣幸之处是能先于普通读者一睹为快，不安之处是如何写就读后感。因为在过去的数年里，国内相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介绍和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已做了很多工作，国内不乏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尝试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一些阅后感想，权作抛石引玉之荐。“人之初，性本善”，但成人之后的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人生百态呢？生物学家可能热衷于个体基因的变异，试图从微观的科学实验中找出答案；社会学家可能会探讨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诸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经历中找出潜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精神动力学理论更强调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日后成年的影响。本书则是以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历，来描写一名历经数十年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困扰与折磨的患者的血泪人生，以及如何找出导致患者多年精神异常、行为离奇的根源——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乱伦与被虐，帮助其逐步面对过去与现在，重新找回自我，更好地生活并且享受人生的幸福。“SwitchingTime”，中文直译是转换的时空，即对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事后不能回忆与认识，好像有某些时间段记忆的缺失，但的确又是患者所作，并非刻意否认与回避。这种时间、空间的快速转换往往与患者自己未意识到的角色或身份快速转换有关，在精神病理学中称为人格的解离或多重人格。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就像书本中所介绍的，大多与童年期受到性虐待创伤的体验有关，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一种不恰当的心理防卫机制使然——通过儿童的自我内心想象，用不同的替身来代替原有的自我去面对和压抑痛苦，如本书中的17个分身或分裂人格。民间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早就认识到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今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卡伦后来所呼吁的：“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见儿童是多么的脆弱与无辜，他们需要保护。虽然对于成年人而言，性是人的本能，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对儿童而言，乱伦以及性侵犯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与阴影，会严重影响其人格成长与完善，以及成人后的生活与社会适应。当然，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利用宗教仪式与信仰来虐待儿童，满足少部分成人的欲望与兽行。虽然人类对自然世界已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仍然相当肤浅，它仍然如浩瀚深邃的天空，对人类而言是无限的、未知的。就如同本书作者贝尔医生所言，他是花了近18年治疗时间，才逐步认识、理解并帮助患者卡伦重新恢复如常人般生活。这期间需要治疗师的耐心、信心与爱心，更需要有对专业的执著与毅力，以及对病人的尊重、宽容、理解与同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需要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心理学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病人的症状或行为表象来揭开其外衣，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赢得病人的信任，逐步揭示出病人潜在的内心冲突或记忆深处的心理创伤经历）。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长期相互信任的治疗性关系，病人才会逐步敞开心扉，治疗师才可能更真实地进入到病人内心世界之中，找出解决心理障碍的症结所在。倘若仅寄希望于“急功近利”、“手到擒来”、“立竿见影”式的心理帮助则无疑是徒劳的。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保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虐待。当然，对于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专业色彩，但又深入浅出的必读教材，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工作的意义与助人的价值，同时也体会到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同时，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病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多变的，更好地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得失与经验，并努力真正做到帮助有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人去面对过去、规划未来、重塑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学会呵护与关爱，为中国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序言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开始回想生产前的印象——他们推我穿过一条通往电梯的绿色走道。水管贴着天花板。还有悬在我上方、那一张张说个不停、上下颠倒的脸。我记得护士把我绑起来——先是腿，再是手臂。我好像想起来了……我不能动！拜托！不要伤害我！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我看不见藏在布幔后的医生。他的手悬在我腹部上方，我感觉到他手里的手术刀，接着，腹部感到一阵刺痛。我两脚乱踢，想尖叫，但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口气酸臭，令人作呕，喉咙里则堆满呕吐物。我用力喘气，吸气。医生看见我的脚在动，便朝护士咆哮了几句。有人拿面罩罩住我的脸。然后我消失了。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中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的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因为我在剖腹产时把呕吐物吸进肺里了。我得静脉注射抗生素，继续住院三个礼拜。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我想我可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如此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6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第一部苟且偷生第1章错误的开始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6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7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过去3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再次摇头。“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后来医生切开我的背，取出一部分肺。”她划了一道从右胸延伸到脊椎的长弧线。“我病了很久，没办法马上陪宝宝，”卡伦眼眶微湿，“没办法喂母奶。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两岁半的儿子竟然排斥我。”她说医生开给她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但止痛药反倒让她更沮丧。长期受疼痛之苦的病人常有情绪沮丧的问题，我想她这辈子大概也无法摆脱这种折磨了。“现在家里状况怎么样？”我问。她再次耸肩，愧疚又无助。她说话时，似乎必须用力挤出每个字，好像有某种内在力量阻止她把问题告诉我。她说得很慢，等得我差点走神。“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100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你亏欠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聆听过程中，我看见了一个无法帮助自己的女人。她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几近坚持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她很沮丧，她的症状也都能用药物协助控制，然而，我觉得她似乎压抑住某些导致她抑郁的人格倾向，使得治疗工作益发困难。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

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如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时，也是犯了这个毛病，他跟王安石都是在变法，自然他也把王安石捧上了天。近代学术大家除了梁启超、康有为（他歌颂袁崇焕的动机与梁启超相同）外，就再无大张旗鼓讨伐毛文龙之人了。之所以毛文龙的历史长期被掩盖，从《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屡战屡胜，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屡战屡败，是因为如果清廷把毛文龙的真相都写出来，那就等于告诉世人，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毛文龙的存在而几乎快要灭亡，等毛文龙死后才能绕开关宁锦防线进行远征，最终入关。而如果把毛文龙的事迹抹杀，与此同时拔高袁崇焕，把袁崇焕塑造成能够使明朝避免灭亡的跟岳飞、于谦一样伟大的大英雄，而崇祯却把袁崇焕杀了，等于说是崇祯自毁长城。这样的话，就既可以断了汉人反清复明的念头（因为有宋高宗那样的君主，昏君当道下“我大清”入关替天行道，为袁崇焕平反，可见我们比明朝统治者英明），使其绝望，又可以彻底在历史上抹去清朝开国最黑暗的岁月，从而彰显“我大清”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无比强大的合法性。于是就有了袁崇焕的神话和毛文龙的“罪行”，毛文龙在《满文老档》中出现百次，是该书出现次数最多的汉人，可到了乾隆年间编修的《明史》，却连个列传都没有，足见乾隆对于历史篡改之彻底，而今人若不详查，则定然上当！之所以毛文龙长期被掩盖，还有一个原因，毛文龙镇江大捷中生擒并处斩的人中有三个重要人物：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此三人又是何方神圣呢？佟丰年和佟养真被毛文龙干掉后，佟养真之子佟盛年继承了佟养真的爵位，不久佟盛年改名佟图赖，佟图赖的女儿嫁给了顺治皇帝，顺治跟这个女人一起生了康熙。佟图赖的次子是佟国维，佟国维的儿子正是雍正年间赫赫有名的隆科多。佟国维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康熙，其中一个女儿虽没给康熙生孩子，但康熙最喜欢的却是她，后来宫中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给康熙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交给佟国维的女儿抚养，后来这个孩子在康熙死后继位，年号雍正，而佟国维的女儿则成了太后。由于佟家的赫赫声望和人丁兴旺，朝中与佟家沾亲的人非常多，有“佟半朝”之称。由此可以说，毛文龙杀了康熙的姥爷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佟家数代人为清朝征战沙场，战死者有佟养真、佟丰年、佟松年、佟国纲，这四人有三人是被毛文龙干掉的，就从血缘关系而言，清朝岂能不恨毛文龙，岂能不把毛文龙尽全力抹杀？第十四章起底袁崇焕毛文龙遇害后三个月，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对部下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地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他率军十万绕道蒙古，以避开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由于这年是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由于是千里远征，长途奔袭，皇太极极为小心，他下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以防被干掉。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突破大安口，京师震动而戒严，崇祯诏令各路兵马进京勤王。在这咱们要为袁崇焕说句话，袁崇焕对后金此举，早已料到。为此，袁崇焕曾向崇祯上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关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绕道攻北京。但是，袁崇焕上疏没有引起崇祯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于是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山海关西两百里），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在蓟州阻挡敌军，自己亲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守三河，保定总兵守密云。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他先派赵率教率军四千在遵化阻截，赵率教率部急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四千人跟十万人打，结局毫无悬念。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城内潜伏的后金内应放火，里应外合，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部分将领临阵脱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跟妻子张氏一起上吊自尽。后金军破三屯营。而后皇太极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一看，遵化阻截落空，便打算疾驰到遵化以西的蓟州阻截。十一月初十，袁崇焕率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一百四十里。可是，皇太极并没按照袁崇焕估计的方向进军，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袁崇焕于是继续进军，到达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写到这，我真不知道袁崇焕是怎么想的，他难道连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道理都不懂吗？不星夜兼程赶紧到距离北京四十里的通州去阻截敌军，你跑到北京天津之间距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干什么？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皇太极得知袁崇焕所部已到达河西务，判断出袁崇焕打算在通州与自己决战，于是皇太极避开袁崇焕，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会上，袁崇焕提出火速赶往北京城下迎战。副总兵周文郁提出：“我大军应该迎敌，不应该入都。圣上没有下旨让我们进京勤王，如果我们贸然回师北京城下，恐怕不妥。而敌人就在通州那一带，我军应先赶到距离通州十五里的张家湾，在那里与敌军作战，这才是万全之策。”袁崇焕说：“周君所言甚是，但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就像在蓟州那样，不跟我们打。君父有急，哪有闲暇他顾？如果能平定这场祸乱，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一百二十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城东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可是袁崇焕不听号令，现在他又擅自率部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怕是死期将至了。就在袁崇焕在华北地区跟皇太极数次碰不上的时候，崇祯免去袁崇焕兵部尚书职务，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派人跟在城外的袁崇焕说：“皇上很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擅自杀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为国效力，若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崇祯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袁崇焕很有问题，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城下。莫不成袁崇焕跟后金真的有密约，在遵化阻截只是意思意思，在蓟州和通州则是跟后金商量好，故意躲着后金？最后到北京城下，养敌自重。果然，就在袁崇焕到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你要说不是袁崇焕为后金带路，怕是不太说得通了。崇祯觉得袁崇焕不靠谱，还好，自己调来进京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率兵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崇祯在城内赶忙召集群臣商议守城对策，此时城内武器不够，有大臣提出：凡进京城九门者，每人带一块大石头，丢在城门里，方许进城，然后运到城上备用。临时造刀剑来不及了，只能准备石头，可见此时北京城防虚弱到什么地步。毕竟，自从1550年鞑靼俺答汗庚戌之变包围北京后，八十年了，北京城下没有进行过战事，自然防御准备不足。说到这，说一下我对北京作为都城的看法，可以说北京在中国古代是不适合做中原王朝的都城的，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旦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可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本书开篇所写的元顺帝就是这样。而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朱棣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明朝衰弱，建都北京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1449年瓦剌也先兵临北京城下，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1511年刘六刘七的叛军围攻北京，1550年庚戌之变，明朝北京城已经是三次被敌军围攻了，这次己巳之变是第四次，此后1636年、1638年、1642年皇太极又有三次打到北京门口，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明朝北京被敌军兵临城下八次，这是历朝历代都城都没有的纪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就说过，建都北京有两大弊端：第一，京师被围的话，各路勤王的军队鞭长莫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第二，北京皇室要想出奔逃难的话，根本无处可逃。北方千里平原，哪都躲不了。不像唐朝，755年安禄山攻陷长安，李隆基逃到四川，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逃到四川，因为长安距离四川近，四川蜀道之难莫说唐朝，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已经见识了，逃到这里躲几年不成问题。而在明朝，北京一被攻破，崇祯就只能上吊了。黄宗羲只说了建都北京的两大弊端，其实还有两个弊端，那就是水资源和粮食问题。长安有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等作为充足的水源，开封有汴河、金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充足的水源，而北京自始至终都没有充足水源，所以北京居民只能打井来喝水。北京最初都是由各种胡同组成，胡同是元朝时的称呼，蒙古语意为水井，元朝忽必烈就是以水井为单位来划分的北京城各街道名称，可见北京水井之多。此外就是粮食问题，中国主要产粮区是江南，于是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首都越靠北，距离产粮区越远。明朝运输粮食都是靠漕运，总量跟北宋差不多，但运输里程要增加一倍，毕竟从江南到北京的确是到开封距离的两倍。又因为地势的关系，维持北运河的成本远高于南运河，水源不足，要多设闸门以提升水位。总之，北京不适合作为都城，明朝的灭亡就与北京为都城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是我们本书后面才会详谈的，在此就先说到这，别让皇太极等得太久，他们也不能长期远离自己的后方，让他们开始进攻北京吧！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代善、济尔哈朗等人率军五万多人对德胜门下的满桂、侯世禄所部发起进攻，侯世禄所部溃败，满桂率所部与皇太极单挑。城上明朝守军以红夷大炮轰击，但是误伤了许多满桂部下，满桂所部死伤惨重，满桂也被城墙上的火炮击中，退入瓮城休整。与此同时，皇太极派莽古尔泰、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多尔衮、多铎、豪格（皇太极长子）率军四万对广渠门下的袁崇焕发起进攻。袁崇焕以九千关宁铁骑对阵四万八旗铁骑，令祖大寿和王承胤与自己分为三部成品字形对阵，后金军先杀向祖大寿，祖大寿将后金军打退，而后后金军冲向王承胤，王承胤也将敌人打退。最后后金军四万人全力扑向袁崇焕本阵三千人，关宁铁骑显示出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一样。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兵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副官用刀一挡，才使他幸免于难。激战中关宁铁骑将阿济格骑的马射死，阿济格本人也被乱箭射中，差点被射死。阿巴泰中了袁军的伏击，进攻受挫。最终袁崇焕以九千人杀退后金军四万人进攻，莽古尔泰下令撤退，明军乘胜追击，直到通惠河边。八旗兵溃退，大约有一千左右的骑兵连人带马跌落到护城河里，连冻带淹，死伤惨重。此战后皇太极感叹道：“十余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觐见崇祯，与他一起觐见崇祯的还有祖大寿、黑云龙、满桂，这次觐见崇祯的地点正是一年前他夸下海口五年复辽的地点——平台。一年前还说能五年复辽，一年下来，一寸土地没收复，自己擅自杀了毛文龙，兵锋从来没有出过辽宁的后金铁骑，如今杀到了北京城下。今昔对比，崇祯不怒火中烧怕是有点困难。可袁崇焕居然还没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入城休整，遭到崇祯的断然拒绝。本来崇祯就很怀疑是袁崇焕暗通后金，阻截时故意多次避开后金主力，最终将后金引到北京城下，而袁崇焕在自己已严令他不得过蓟县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军队开到北京城下。现在他又要让自己的军队入城，说袁崇焕没有反心，怕是很难让人相信。正是袁崇焕想让自己部下进城的这句话，让崇祯彻底确定袁崇焕有问题。但崇祯毕竟心机极深，他在召见袁崇焕时脱下自己的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让袁崇焕感到自己春天般的温暖。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出城，继续统领自己的关宁铁骑，他军纪严明，下令：“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他的部下曾擅自拿百姓的大饼吃，他得知后当即斩首。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自率军与袁崇焕在与广渠门相邻的左安门交战，又被袁崇焕击败。左安门战败后，一个阴谋开始了。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作战屡战屡败，心腹大患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除掉，此时只要再杀袁崇焕，则后金可长驱直入矣。皇太极根据《三国志演义》蒋干盗书中的反间计，在生擒太监杨春、王成德后，派高鸿中、鲍承先看守他们，高鸿中与鲍承先按皇太极的安排在关押两个太监的屋子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鲍承先：“今天不痛快，正杀得兴起，鸣金收兵了！”高鸿中：“你懂什么？撤兵是大汗的大计，你没见刚才敌营过来两个人，他们与大汗密谈，说是袁督师有密约，此事可马上成功。”鲍承先：“原来这样，就要成功啦！”高鸿中：“嘘……隔墙有耳，别让那两个太监听见……”两个太监假装睡觉，侧耳窃听。随后高鸿中故意戒备不严，将二人放走，二人逃回后将此事报告崇祯。关于反间计的问题，部分网帖认为是清朝后来篡改历史时的虚构，实则不然，咱们把关于反间计的原始记载列一下就清楚了：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

，脸上却依旧笑着：“师父的话很有哲理，韩笑不会忘记。”“他们在雪山上布了十二煞，这事情可是头痛得紧了！”陈子浩一脸愁云道，“观形不观煞，观煞不观形，风水十二煞形煞兼备，再加上他们四个……”“三爷，以您的年纪应该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吧？”莫曹关切地笑道，“土破形，火破煞，再强的风水格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道理是对。”陈子浩脸红了一下，“不过，那老家伙的弱水三千……”“弱水三千来，我只一瓢饮。”莫曹优哉地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小莫，有时候真摸不透你。”陈子浩干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饲虚一派里千年难得的奇才，但也未免太轻敌了点。”“轻敌是因为敌人太轻了，风水十二煞是一种搏命的招数。”莫曹晃动着手中的茶水笑道，“如果心里有底，你会用吗？”三十、浴血定龙凌晨两点十分，丑时。莫炎再次打开手机，WAP浏览器上显示出一排新闻标题，当头的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玉龙再发大规模地震，居民迁徙中井然有序”。莫炎眉尖一挑，立刻将手机递给了我。“晖儿五天前做的手脚，弄到现在才出新闻。”我无奈地摇摇头。雪山一战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为了不至牵连影响附近的人们，晖儿依计潜入当地地震预测中心的网络，给丽江玉龙区域制造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地震。“大家只要撑到今天的午时，龙脉就会永远的留在玉龙雪山。”老田的身体不容乐观，连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您真要一个人去扇子陡？”我心中闪过一阵不安，“还是挑个人陪您去吧。”“人多了反而坏事。”老田抓起包袱背在了肩上，“午时一过我保证下来。”“这是我调好的中药。”林岳破天荒地言简意赅起来，“您老带在身边，提神强精的。”老田看了看他手中的药丸，和蔼的笑了笑：“这是好东西，对我却是毒药。”林岳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片阴郁，但很快便恢复了以往那玩世不恭的笑容。“您要的舜帝铜锥。”我递过少昊之子的那把铜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接过铜锥，老田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掠了一遍，“再见。”沉沉的一句道别，老田迈动步伐向着山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那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也是定固龙脉的关键所在。“老田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林岳的声音带着一丝痛楚，“连药性最温和的补神丹都成了毒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寅时。山坡上，陈子浩和韩笑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下，莫曹倚在树边的大石上，自斟自饮着。韩笑一直很注意莫曹手里的茶壶，因为那里面始终能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一啸山河动，神威撼九州。”莫曹放下手中的茶具，缓缓起身道，“是时候上山游历一下了。”寅时，据说此刻的老虎是最凶猛的时候，缓步上山的莫曹此刻正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那样子像极了一只正在巡视自己领地的猛虎。陈子浩紧跟其后，鹰钩鼻子间歇地抽动着，一双眼睛精光四射，远远看去像似一条正在搜寻猎物的豺狗。韩笑肩头一晃，双脚飘然离地，身子飘忽了起来。正在他准备遁形纵向山巅的时候，一只手掌却按在了他的肩头，强大但却并不霸道的力量迫使他自空中落了下来。“知道我和三爷为什么不用遁术吗？”莫曹背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说道，“五行遁术最容易成为风水十二煞的煞引。”韩笑愕然点头，自己刚才的行为的确过于鲁莽了，但却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似乎有什么人暗中在对他指示着什么。对于风水十二煞的厉害他只是一知半解，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能从困冲煞中以遁术化形逃走，其实是因为老田暗中放了他一马。三人眼前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前两排大树分列左右，中间留出一道十米左右的空隙，乍一看去像是一座大门竖立面前。隐约中，一股焦躁之气袭来，令人心潮翻涌，跃跃欲试。“刺面煞，老人家的兵法造诣的确高深。”莫曹一脸叹服道，“用兵者，切忌贸进险地。未经交锋而先攻其心，这招实在是妙啊。”刺面煞，门窗前突见陡峭山坡即犯刺面煞，煞气主犯过激冲动之忌，易急躁，多犯险。“可惜，他错估了时间。”陈子浩阴笑着将双掌击入地下，“寅时属木，克了土形地势。”茂盛的树木无风自动了起来，山坡上的土地悄然变动地面上出现了几排不规则的崎岖凹道，整个山坡不再陡峭，整齐的树木因急剧生长而变得参差不齐。“土养木而木克土，浅显的道理反而容易忽略啊。”三人举步前行中，陈子浩自得道，“看来这些人也不过尔尔，若是用巨石摆煞的话，倒是要费上一番手脚了。”莫曹笑了笑，没有作答，脚步忽地慢了下来。韩笑动了动鼻子，翻手拿出一张白纸，几下叠成一只鳄鱼的样子，抛在了地上。两只被脚步惊动的山鼠蹿出草丛，慌乱地向山上逃去，一阵微微的波浪声响传来，地面上浮动起一股阴寒的气息，那两只山鼠脚下打滑了起来，明明正向上奔跑，可身子却飞快地向山下移去，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山坡边缘。韩笑点起一支烟，抖手将火柴弹了出去，火柴巧妙地落入了那只纸叠的鳄鱼口中，一片火光之后浑身火红的巨鳄出现在面前。巨鳄张了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满地的阴寒气息尽数涌入它的嘴中。呼地一声，巨鳄自燃了起来，火焰中发出一片水雾蒸发的声响，伴着火光，莫曹等人从容地走过了这片地域，一旁的山崖边金沙江水正发出汹涌的拍岸声。割脚煞，《在山龙语类论》曰：“割脚水，水贴穴前，扣脚行也。”煞气主犯滞留停运之忌，劳无功，行不利。“我只在战略上轻敌，你们却是在战术上轻敌，不要和我比。”……清晨四点三十分，寅时。玉龙雪山第二峰上。莫炎稳稳地将最后一团灵火拍入岩石中，林岳摇了摇头，冲着我直撇嘴。“这么改我看不是个事儿，老田交代过这里是关键的一煞。”林岳捏着下巴道，“说是自行参详，但没交待你们可以乱改。”“十二煞的五行配合被很多因素制约着，这里是关键，所以才要细致考虑。”我望了望山下道，“他们已经破了刺面、割脚、孤峰和困冲四煞，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捏你的下巴就该掉了！”S冲着林岳叫道，“过来帮把手，这块石头真碍事。”“嗳，你那只小猫不是挺能干的吗？让它帮着顶啊。”林岳翻了个白眼，“再不就打个电话给110，叫警察叔叔帮忙，我这会正忙着验收呢。”林岳的话里透着一丝醋意，其实这小子那晚听到了我和老田的对话，韩笑和S的接触大大地刺激了他。“你小子验的哪门子收啊？！去帮S搬石头，别在边上瞎掺和。”我对着林岳笑骂道，这小子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瞟着赌气搬石头的S。“你那点男性的自尊趁早丢到金沙江里去。”我推了一把正在发呆的林岳，低声说道。林岳摇摇头，看了看满头大汗的S，立刻涎着脸跑去帮忙，S自然是赌气不理，但不知他贫了些什么，没多久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起来。狴犴卧在一块岩石上，严肃地看着他俩，伸了个懒腰跳下地慢慢走开，从身边经过时冲我地摇了摇头，那张猫脸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表情。……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卯时。林间有一排为游客特设的公厕，山上条件不便，因此这里的公厕并不怎么考究，山风飘拂中隐隐带着浓重的异味。“呃……”挺着鹰钩鼻四处嗅探的陈子浩猛地吸入一口恶气，险些呕吐出来。“厕所化粪池不会这么大味道。”韩笑忍着恶心道，“师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这味道里混合了数十种恶臭植物的味道。”莫曹摇头笑道，“布荫的林岳最喜欢搞怪作弄，应该是出自他的杰作。”一片幽然的火焰自莫曹脚下蔓延开来，飞速地涌向公厕背后，腾然间火光一盛，转而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恶臭的气味全然消失，晨风中飘动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煞，世间恶臭污秽之气所成，煞气主犯身虚体疲之忌，食无味，人无力。驱除味煞的最好办法是用桃花香味，而莫曹放出的灵火正是用桃花炼制的——“桃火”。“这小子专捡我们敏感的东西折腾。”陈子浩掏出一支鼻烟狠狠地吸了两下。韩笑掐灭了几乎燃尽的烟头，点上一支纸烟，但没几口便吸得只剩烟蒂了，他再次点燃一支纸烟，却依旧吸得很猛。陈子浩不住地往鼻内吸着鼻烟，脸色渐渐有些苍白，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口角落下一条晶亮的涎液。“啪……啪……”纸烟和鼻烟相继落地，莫曹的身形只是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依旧站在原地。“污秽中宫？看来天才并不止我一个。”莫曹丢给他俩一种黑色的药丸，“小小一个公厕也能摆出独阴煞来。”独阴煞，凡面对开阔的污秽场所（如公厕、垃圾场、废物堆等）且污秽大量集中于中心部位即犯独阴煞，煞气主犯精气低迷之忌，嗜瘾癖，伤肝肾。韩笑和陈子浩在服下药丸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才感到一股阴毒绵绵的煞气扑面涌来。“原来如此，居然是用我的灵火作为独阴煞的煞引，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莫曹抚掌笑道。说罢他转身道：“韩笑，独阴煞惧神光，今天我就考考你的长进。”“独阴煞惧神光？”韩笑脸上泛起了调皮的笑容，只见他双手快速翻动了几下，突地将那东西弹向了空中。那是一个纸折的人形，韩笑的顶门窜起一道火光直射人形，空中顿时闪现出一派温和祥瑞的光彩来，那人形竟幻化作一尊巨大的孔雀明王像。“唵！”韩笑口中沉声喝道。“唵……”空中的孔雀明王像在喝声中缓缓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洪钟般的颂声。“嘛！”韩笑继续喝道。“嘛……”孔雀明王像的颂声比之前又高了一度。“呢……叭……咪……哞……”一人一像的声音渐渐同步，那颂声赫然竟是……“六字大明咒！”陈子浩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风水堪舆与道家结缘甚广，却因禁忌太多的缘故很少与佛家有所牵涉，韩笑竟然突出奇招，也难怪陈子浩会如此反应。“顶门遁化三味真火，以虚灵和元神之气冒充大明王神格。”莫曹的脸上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韩笑，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光华大亮之后，孔雀明王像倏然消失，面前公厕中不断涌来的阴毒煞气也销声匿迹了。“小莫，你是让他故意做给我看的！”陈子浩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暗地里教这小子一些独门秘技，然后指点破煞方法，摆显出来让我难堪！”“三爷，您这话说重了吧？”莫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股杀意，脸上依旧亲切地笑着。“重？重你奶奶个熊！”陈子浩咆哮着挥动双手，双掌不断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地面的泥土一阵翻滚中，魑魅魍魉、饕餮、九婴、夔兽，陈子浩疯狂地用五行幻兽术招出了九只怪物，将莫曹师徒围在了当中。“你们师徒俩总在风爷面前抢我的功劳，屡屡受到重用赏识！”陈子浩的面容在狂怒中扭曲了起来，“从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别忘了，当年茶马古道……”“三爷，您老人家是不是想念家父了？”莫曹拦住了陈子浩的话头，威慑地说道，“人老了的确比较容易怀旧。”韩笑此刻正调皮地笑着，笑容极为璨烂，两颊因激动而有些微微泛红，双手急挥间数十支纸烟飚射向围在身边的怪物。蓬然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照射在莫曹的脸上，将他那温和的面容映得无比诡异。“我这就送您去和家父叙叙旧。”莫曹恭敬地欠身道。……上午七点五十分，辰时。我走出洞口望了望山下，此刻的山间一片平静，除了山风带来的声响外，甚至听不到一声鸟叫。一个多小时前，山下的某处映出了强大的灵火光芒，当时莫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怨毒。我不用猜都知道那强大的力量是来自莫曹，那股深入骨髓的压迫感令我紧张得想要呕吐。“我等得都快长毛了。”林岳猴急到，“下面那三个家伙还没翘辫子？”“没死，但废了一个。”莫炎蹲在地上说道，“是陈子浩。”他起身时，地面上一个小脑袋闪了一下便消失了，看来是派了虚兽探听。“就这么守着最后一煞吗？”晖儿担忧地问道，“孤注一掷会让成功的概率缩小。”“老田再三关照，我们必须守在最后一煞。”我肯定地说道，“包括这只狴犴。”狴犴抬头望了望我，跳出S的怀抱，四处上蹿下跳了起来，行动中竟奇迹般地在坚硬的石壁间钻进钻出。“这小猫抽风呢？”林岳莫名地看着狴犴道。“它在吸收地气。”莫炎冷冷道，“狴犴化身需要大量的地气。”……上午九点整，辰时。莫曹悠然地望着主峰扇子陡，脚下的步伐变得不紧不慢起来。“师父……”韩笑似乎想问什么，却被莫曹抬手制止了。“别担心陈子浩，他只是被我折断了四肢骨骼封了气脉，不会那么容易死的。”莫曹微笑着说道，“公厕边上的变电房居然放了孤阳煞，我承认自己有些轻敌了。”孤阳煞，纯阳的物件及格局（如变电站、加油站）所造成的煞气，主犯狂怒凶杀之忌，易暴虐，多杀戮。陈子浩和韩笑的异状便是被孤阳煞的煞气影响所致，连莫曹也不禁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他及时查觉，只怕不但陈子浩老命不保，甚至韩笑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莫曹回头望了望来路：“加上孤阳煞之后的枪煞、镰刀煞、天斩煞，风水十二煞我们已破了十煞，剩下两煞应该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二十分钟后就是巳时。”韩笑看着手表道，“我们只怕要来不及了。”“不急，马上就能省去一煞了。”莫曹微笑着仰望天边，一片乌云涌动着扑向一处山峰。……上午九点三十分，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乌云夹杂着冰雹袭击了第三峰，我们精心布设的第十一煞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莫曹带着韩笑行进飞速地直逼第二峰，这里便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煞。白虎煞，居位右方出现刨挖动土而带来的煞气，主犯血光大凶之忌，现刀兵，多横死。第二峰唯一的山道上，右边的山壁被刨出了一个虎口般的大洞。早已幻化成巨虎大小的狴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远处，那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正渐渐地接近这里。“待会儿老凡一吼，你俩就只管往外挖土。”林岳关照着洞内的晖儿和S，“自己个儿小心点，有啥不对劲的就骑上狴犴先走。”我抚了下晖儿的脸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笑了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出洞，转身和S在洞内做好了准备。莫炎的眼神比满山的白雪还要冰冷，双手燃起的灵火淡得出奇，透明的颜色几乎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上午十点十分，巳时。莫曹师徒在距离洞口二十米处停下了脚步，我和林岳、莫炎三人并排站立，恰好阻住了并不宽敞的山道。“感谢各位准备的节目，这一路上很有趣。”莫曹微笑地欠了欠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丫就别扯淡了。”林岳笑骂道，“省点儿力气开打吧。”莫曹笑着摇了摇头，举步走来，完全没有将我们三人放在眼里。林岳见状把嘴一咧，跺了跺脚，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韩笑调皮地笑了笑，也跺了跺脚，往地下丢了个烟头。一股大震传来，地下冲出一道火光，无数刺球般的植物燃烧着自火光中迸出，化作一片飞灰飘散在莫曹师徒面前。莫炎冷冷地抬起双手，一蓬火焰猛地扑向莫曹，火焰是透明的，只能凭空气扭曲折光才能分辨。莫曹脸上掠过一片惊异的神情，背在身后的双手快速挥出，一片怪色火焰在面前交织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种火焰僵持在一段距离之内。食人花、吸血藤、绞人树、针球草，多得夸张的植物疯狂地攻向韩笑。林岳唬着脸不断制造着这些攻击性植物，嘴里念念叨叨地像似在咒骂，面对韩笑，这小子似乎有点分外眼红的意味。四十九个小土台悄然地出现在山道上，土台上各有一道金属制成的弱水印，七个小北斗汇聚而成的大北斗正好将莫曹师徒围在了正中。“悠悠长流我自归！”我高喝着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制水壶，将壶内的水倒在了地上。“滔滔白浪几人回！”地面的流水四散分布开去，渐渐流入了天罡弱水印阵。“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喝声高起间，林岳和莫炎返身跳出战团，莫曹师徒身周的天罡弱水印阵中泛起滚滚洪流，水波

色色色色色8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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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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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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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脸上却依旧笑着：“师父的话很有哲理，韩笑不会忘记。”“他们在雪山上布了十二煞，这事情可是头痛得紧了！”陈子浩一脸愁云道，“观形不观煞，观煞不观形，风水十二煞形煞兼备，再加上他们四个……”“三爷，以您的年纪应该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吧？”莫曹关切地笑道，“土破形，火破煞，再强的风水格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道理是对。”陈子浩脸红了一下，“不过，那老家伙的弱水三千……”“弱水三千来，我只一瓢饮。”莫曹优哉地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小莫，有时候真摸不透你。”陈子浩干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饲虚一派里千年难得的奇才，但也未免太轻敌了点。”“轻敌是因为敌人太轻了，风水十二煞是一种搏命的招数。”莫曹晃动着手中的茶水笑道，“如果心里有底，你会用吗？”三十、浴血定龙凌晨两点十分，丑时。莫炎再次打开手机，WAP浏览器上显示出一排新闻标题，当头的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玉龙再发大规模地震，居民迁徙中井然有序”。莫炎眉尖一挑，立刻将手机递给了我。“晖儿五天前做的手脚，弄到现在才出新闻。”我无奈地摇摇头。雪山一战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为了不至牵连影响附近的人们，晖儿依计潜入当地地震预测中心的网络，给丽江玉龙区域制造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地震。“大家只要撑到今天的午时，龙脉就会永远的留在玉龙雪山。”老田的身体不容乐观，连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您真要一个人去扇子陡？”我心中闪过一阵不安，“还是挑个人陪您去吧。”“人多了反而坏事。”老田抓起包袱背在了肩上，“午时一过我保证下来。”“这是我调好的中药。”林岳破天荒地言简意赅起来，“您老带在身边，提神强精的。”老田看了看他手中的药丸，和蔼的笑了笑：“这是好东西，对我却是毒药。”林岳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片阴郁，但很快便恢复了以往那玩世不恭的笑容。“您要的舜帝铜锥。”我递过少昊之子的那把铜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接过铜锥，老田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掠了一遍，“再见。”沉沉的一句道别，老田迈动步伐向着山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那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也是定固龙脉的关键所在。“老田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林岳的声音带着一丝痛楚，“连药性最温和的补神丹都成了毒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寅时。山坡上，陈子浩和韩笑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下，莫曹倚在树边的大石上，自斟自饮着。韩笑一直很注意莫曹手里的茶壶，因为那里面始终能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一啸山河动，神威撼九州。”莫曹放下手中的茶具，缓缓起身道，“是时候上山游历一下了。”寅时，据说此刻的老虎是最凶猛的时候，缓步上山的莫曹此刻正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那样子像极了一只正在巡视自己领地的猛虎。陈子浩紧跟其后，鹰钩鼻子间歇地抽动着，一双眼睛精光四射，远远看去像似一条正在搜寻猎物的豺狗。韩笑肩头一晃，双脚飘然离地，身子飘忽了起来。正在他准备遁形纵向山巅的时候，一只手掌却按在了他的肩头，强大但却并不霸道的力量迫使他自空中落了下来。“知道我和三爷为什么不用遁术吗？”莫曹背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说道，“五行遁术最容易成为风水十二煞的煞引。”韩笑愕然点头，自己刚才的行为的确过于鲁莽了，但却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似乎有什么人暗中在对他指示着什么。对于风水十二煞的厉害他只是一知半解，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能从困冲煞中以遁术化形逃走，其实是因为老田暗中放了他一马。三人眼前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前两排大树分列左右，中间留出一道十米左右的空隙，乍一看去像是一座大门竖立面前。隐约中，一股焦躁之气袭来，令人心潮翻涌，跃跃欲试。“刺面煞，老人家的兵法造诣的确高深。”莫曹一脸叹服道，“用兵者，切忌贸进险地。未经交锋而先攻其心，这招实在是妙啊。”刺面煞，门窗前突见陡峭山坡即犯刺面煞，煞气主犯过激冲动之忌，易急躁，多犯险。“可惜，他错估了时间。”陈子浩阴笑着将双掌击入地下，“寅时属木，克了土形地势。”茂盛的树木无风自动了起来，山坡上的土地悄然变动地面上出现了几排不规则的崎岖凹道，整个山坡不再陡峭，整齐的树木因急剧生长而变得参差不齐。“土养木而木克土，浅显的道理反而容易忽略啊。”三人举步前行中，陈子浩自得道，“看来这些人也不过尔尔，若是用巨石摆煞的话，倒是要费上一番手脚了。”莫曹笑了笑，没有作答，脚步忽地慢了下来。韩笑动了动鼻子，翻手拿出一张白纸，几下叠成一只鳄鱼的样子，抛在了地上。两只被脚步惊动的山鼠蹿出草丛，慌乱地向山上逃去，一阵微微的波浪声响传来，地面上浮动起一股阴寒的气息，那两只山鼠脚下打滑了起来，明明正向上奔跑，可身子却飞快地向山下移去，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山坡边缘。韩笑点起一支烟，抖手将火柴弹了出去，火柴巧妙地落入了那只纸叠的鳄鱼口中，一片火光之后浑身火红的巨鳄出现在面前。巨鳄张了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满地的阴寒气息尽数涌入它的嘴中。呼地一声，巨鳄自燃了起来，火焰中发出一片水雾蒸发的声响，伴着火光，莫曹等人从容地走过了这片地域，一旁的山崖边金沙江水正发出汹涌的拍岸声。割脚煞，《在山龙语类论》曰：“割脚水，水贴穴前，扣脚行也。”煞气主犯滞留停运之忌，劳无功，行不利。“我只在战略上轻敌，你们却是在战术上轻敌，不要和我比。”……清晨四点三十分，寅时。玉龙雪山第二峰上。莫炎稳稳地将最后一团灵火拍入岩石中，林岳摇了摇头，冲着我直撇嘴。“这么改我看不是个事儿，老田交代过这里是关键的一煞。”林岳捏着下巴道，“说是自行参详，但没交待你们可以乱改。”“十二煞的五行配合被很多因素制约着，这里是关键，所以才要细致考虑。”我望了望山下道，“他们已经破了刺面、割脚、孤峰和困冲四煞，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捏你的下巴就该掉了！”S冲着林岳叫道，“过来帮把手，这块石头真碍事。”“嗳，你那只小猫不是挺能干的吗？让它帮着顶啊。”林岳翻了个白眼，“再不就打个电话给110，叫警察叔叔帮忙，我这会正忙着验收呢。”林岳的话里透着一丝醋意，其实这小子那晚听到了我和老田的对话，韩笑和S的接触大大地刺激了他。“你小子验的哪门子收啊？！去帮S搬石头，别在边上瞎掺和。”我对着林岳笑骂道，这小子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瞟着赌气搬石头的S。“你那点男性的自尊趁早丢到金沙江里去。”我推了一把正在发呆的林岳，低声说道。林岳摇摇头，看了看满头大汗的S，立刻涎着脸跑去帮忙，S自然是赌气不理，但不知他贫了些什么，没多久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起来。狴犴卧在一块岩石上，严肃地看着他俩，伸了个懒腰跳下地慢慢走开，从身边经过时冲我地摇了摇头，那张猫脸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表情。……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卯时。林间有一排为游客特设的公厕，山上条件不便，因此这里的公厕并不怎么考究，山风飘拂中隐隐带着浓重的异味。“呃……”挺着鹰钩鼻四处嗅探的陈子浩猛地吸入一口恶气，险些呕吐出来。“厕所化粪池不会这么大味道。”韩笑忍着恶心道，“师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这味道里混合了数十种恶臭植物的味道。”莫曹摇头笑道，“布荫的林岳最喜欢搞怪作弄，应该是出自他的杰作。”一片幽然的火焰自莫曹脚下蔓延开来，飞速地涌向公厕背后，腾然间火光一盛，转而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恶臭的气味全然消失，晨风中飘动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煞，世间恶臭污秽之气所成，煞气主犯身虚体疲之忌，食无味，人无力。驱除味煞的最好办法是用桃花香味，而莫曹放出的灵火正是用桃花炼制的——“桃火”。“这小子专捡我们敏感的东西折腾。”陈子浩掏出一支鼻烟狠狠地吸了两下。韩笑掐灭了几乎燃尽的烟头，点上一支纸烟，但没几口便吸得只剩烟蒂了，他再次点燃一支纸烟，却依旧吸得很猛。陈子浩不住地往鼻内吸着鼻烟，脸色渐渐有些苍白，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口角落下一条晶亮的涎液。“啪……啪……”纸烟和鼻烟相继落地，莫曹的身形只是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依旧站在原地。“污秽中宫？看来天才并不止我一个。”莫曹丢给他俩一种黑色的药丸，“小小一个公厕也能摆出独阴煞来。”独阴煞，凡面对开阔的污秽场所（如公厕、垃圾场、废物堆等）且污秽大量集中于中心部位即犯独阴煞，煞气主犯精气低迷之忌，嗜瘾癖，伤肝肾。韩笑和陈子浩在服下药丸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才感到一股阴毒绵绵的煞气扑面涌来。“原来如此，居然是用我的灵火作为独阴煞的煞引，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莫曹抚掌笑道。说罢他转身道：“韩笑，独阴煞惧神光，今天我就考考你的长进。”“独阴煞惧神光？”韩笑脸上泛起了调皮的笑容，只见他双手快速翻动了几下，突地将那东西弹向了空中。那是一个纸折的人形，韩笑的顶门窜起一道火光直射人形，空中顿时闪现出一派温和祥瑞的光彩来，那人形竟幻化作一尊巨大的孔雀明王像。“唵！”韩笑口中沉声喝道。“唵……”空中的孔雀明王像在喝声中缓缓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洪钟般的颂声。“嘛！”韩笑继续喝道。“嘛……”孔雀明王像的颂声比之前又高了一度。“呢……叭……咪……哞……”一人一像的声音渐渐同步，那颂声赫然竟是……“六字大明咒！”陈子浩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风水堪舆与道家结缘甚广，却因禁忌太多的缘故很少与佛家有所牵涉，韩笑竟然突出奇招，也难怪陈子浩会如此反应。“顶门遁化三味真火，以虚灵和元神之气冒充大明王神格。”莫曹的脸上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韩笑，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光华大亮之后，孔雀明王像倏然消失，面前公厕中不断涌来的阴毒煞气也销声匿迹了。“小莫，你是让他故意做给我看的！”陈子浩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暗地里教这小子一些独门秘技，然后指点破煞方法，摆显出来让我难堪！”“三爷，您这话说重了吧？”莫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股杀意，脸上依旧亲切地笑着。“重？重你奶奶个熊！”陈子浩咆哮着挥动双手，双掌不断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地面的泥土一阵翻滚中，魑魅魍魉、饕餮、九婴、夔兽，陈子浩疯狂地用五行幻兽术招出了九只怪物，将莫曹师徒围在了当中。“你们师徒俩总在风爷面前抢我的功劳，屡屡受到重用赏识！”陈子浩的面容在狂怒中扭曲了起来，“从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别忘了，当年茶马古道……”“三爷，您老人家是不是想念家父了？”莫曹拦住了陈子浩的话头，威慑地说道，“人老了的确比较容易怀旧。”韩笑此刻正调皮地笑着，笑容极为璨烂，两颊因激动而有些微微泛红，双手急挥间数十支纸烟飚射向围在身边的怪物。蓬然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照射在莫曹的脸上，将他那温和的面容映得无比诡异。“我这就送您去和家父叙叙旧。”莫曹恭敬地欠身道。……上午七点五十分，辰时。我走出洞口望了望山下，此刻的山间一片平静，除了山风带来的声响外，甚至听不到一声鸟叫。一个多小时前，山下的某处映出了强大的灵火光芒，当时莫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怨毒。我不用猜都知道那强大的力量是来自莫曹，那股深入骨髓的压迫感令我紧张得想要呕吐。“我等得都快长毛了。”林岳猴急到，“下面那三个家伙还没翘辫子？”“没死，但废了一个。”莫炎蹲在地上说道，“是陈子浩。”他起身时，地面上一个小脑袋闪了一下便消失了，看来是派了虚兽探听。“就这么守着最后一煞吗？”晖儿担忧地问道，“孤注一掷会让成功的概率缩小。”“老田再三关照，我们必须守在最后一煞。”我肯定地说道，“包括这只狴犴。”狴犴抬头望了望我，跳出S的怀抱，四处上蹿下跳了起来，行动中竟奇迹般地在坚硬的石壁间钻进钻出。“这小猫抽风呢？”林岳莫名地看着狴犴道。“它在吸收地气。”莫炎冷冷道，“狴犴化身需要大量的地气。”……上午九点整，辰时。莫曹悠然地望着主峰扇子陡，脚下的步伐变得不紧不慢起来。“师父……”韩笑似乎想问什么，却被莫曹抬手制止了。“别担心陈子浩，他只是被我折断了四肢骨骼封了气脉，不会那么容易死的。”莫曹微笑着说道，“公厕边上的变电房居然放了孤阳煞，我承认自己有些轻敌了。”孤阳煞，纯阳的物件及格局（如变电站、加油站）所造成的煞气，主犯狂怒凶杀之忌，易暴虐，多杀戮。陈子浩和韩笑的异状便是被孤阳煞的煞气影响所致，连莫曹也不禁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他及时查觉，只怕不但陈子浩老命不保，甚至韩笑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莫曹回头望了望来路：“加上孤阳煞之后的枪煞、镰刀煞、天斩煞，风水十二煞我们已破了十煞，剩下两煞应该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二十分钟后就是巳时。”韩笑看着手表道，“我们只怕要来不及了。”“不急，马上就能省去一煞了。”莫曹微笑着仰望天边，一片乌云涌动着扑向一处山峰。……上午九点三十分，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乌云夹杂着冰雹袭击了第三峰，我们精心布设的第十一煞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莫曹带着韩笑行进飞速地直逼第二峰，这里便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煞。白虎煞，居位右方出现刨挖动土而带来的煞气，主犯血光大凶之忌，现刀兵，多横死。第二峰唯一的山道上，右边的山壁被刨出了一个虎口般的大洞。早已幻化成巨虎大小的狴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远处，那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正渐渐地接近这里。“待会儿老凡一吼，你俩就只管往外挖土。”林岳关照着洞内的晖儿和S，“自己个儿小心点，有啥不对劲的就骑上狴犴先走。”我抚了下晖儿的脸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笑了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出洞，转身和S在洞内做好了准备。莫炎的眼神比满山的白雪还要冰冷，双手燃起的灵火淡得出奇，透明的颜色几乎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上午十点十分，巳时。莫曹师徒在距离洞口二十米处停下了脚步，我和林岳、莫炎三人并排站立，恰好阻住了并不宽敞的山道。“感谢各位准备的节目，这一路上很有趣。”莫曹微笑地欠了欠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丫就别扯淡了。”林岳笑骂道，“省点儿力气开打吧。”莫曹笑着摇了摇头，举步走来，完全没有将我们三人放在眼里。林岳见状把嘴一咧，跺了跺脚，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韩笑调皮地笑了笑，也跺了跺脚，往地下丢了个烟头。一股大震传来，地下冲出一道火光，无数刺球般的植物燃烧着自火光中迸出，化作一片飞灰飘散在莫曹师徒面前。莫炎冷冷地抬起双手，一蓬火焰猛地扑向莫曹，火焰是透明的，只能凭空气扭曲折光才能分辨。莫曹脸上掠过一片惊异的神情，背在身后的双手快速挥出，一片怪色火焰在面前交织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种火焰僵持在一段距离之内。食人花、吸血藤、绞人树、针球草，多得夸张的植物疯狂地攻向韩笑。林岳唬着脸不断制造着这些攻击性植物，嘴里念念叨叨地像似在咒骂，面对韩笑，这小子似乎有点分外眼红的意味。四十九个小土台悄然地出现在山道上，土台上各有一道金属制成的弱水印，七个小北斗汇聚而成的大北斗正好将莫曹师徒围在了正中。“悠悠长流我自归！”我高喝着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制水壶，将壶内的水倒在了地上。“滔滔白浪几人回！”地面的流水四散分布开去，渐渐流入了天罡弱水印阵。“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喝声高起间，林岳和莫炎返身跳出战团，莫曹师徒身周的天罡弱水印阵中泛起滚滚洪流，水波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卷五）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明史·袁崇焕传》）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九）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文皇（皇太极）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扎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间也。（《啸亭杂录》）总之，虽然各种记载多有所出入，但此事在乾隆年间的《清太宗实录》和《明史》里是有记载，在清朝原始资料《满文老档》也有记载，明朝这边《崇祯长编》《石匮书后集》等也都有记载，清朝时大学者、治学严谨的昭梿《啸亭杂录》有记载，所以反间计的问题是靠谱的，可以采信。以崇祯之精明，单凭这两个太监的话，他是不会相信的，但结合这些天来的情况，再加上这个证据，使得崇祯最终认定袁崇焕是暗通后金。十二月初一，崇祯决定利用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军饷的机会拿下袁崇焕。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此时城门紧闭。因为崇祯怕袁崇焕带兵冲入。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下来，袁崇焕和祖大寿坐在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以后，崇祯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提了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袁崇焕沉默，这个事很复杂，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兵临城下？”袁崇焕沉默，这个事更复杂，没有地图的话我解释不清。“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满桂不是袁崇焕打伤的，是被德胜门上的守军用火炮误伤的，怎么也怪我？这三个问题袁崇焕一个也没答，崇祯以为袁崇焕是默认了，于是一声令下：“来人！脱去袁崇焕官服，押入大牢！”袁崇焕入狱后，他带来保卫北京的关宁铁骑备受歧视，城上的明军用石头打，甚至用箭射广渠门外的关宁铁骑，致使不少人死伤。本来城外是三支勤王部队：袁崇焕、满桂、侯世禄，侯世禄所部溃败，袁崇焕被押入大牢，于是崇祯命满桂来统率这三支部队，满桂跟祖大寿过去在辽东时曾经有矛盾。他的军队因为没有粮食就在京郊地区抢掠，却谎称是袁崇焕的军队，使得京师百姓多误认为是袁崇焕军来抢他们的粮食。本来百姓就认为是袁崇焕把后金军队带来的，于是对这支关宁铁骑更是人人喊打。处境不妙，遭人误会，长官被捕，祖大寿决定率部出走。十二月初四日清晨，祖大寿带着关宁铁骑离开京师，向山海关进发。敌人兵临城下，你去山海关干什么？一句话，祖大寿反了！其实，就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二天，十二月初二日，当时也在平台受召的兵部职方司官员余大成就提醒兵部尚书梁廷栋（明朝同时担任一个部门尚书的有时不只一人）：“现在敌寇如此嚣张，关宁铁骑的主将被关押，再打下去不是战败也是溃退了，现在应该释放袁崇焕以安军心，让袁崇焕戴罪立功。”梁廷栋：“关宁铁骑有祖大寿在，祖大寿很能打，怎么可能溃败？”余大成：“覆巢之下无完卵，袁崇焕一开始入狱时，祖大寿可能以为是误会，没几天袁崇焕就会被释放，几天下来他就会知道上意不可挽回。袁崇焕与祖大寿功罪都分不开，袁崇焕已经被关押了，祖大寿能放心吗？他不造反还等什么？”（余大成《剖肝录》）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崇祯得知消息后，深为震动，余大成提议说祖大寿就是怕袁崇焕的事牵连到自己，此时只要有袁崇焕的手书，就能让祖大寿回来，崇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袁崇焕已经被押入大牢了，自然是一肚子怨气，所以不愿意写，余大成说：“袁公您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靠的都是命，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之人，莫不佩服袁公您的忠义，体谅袁公您的爱国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死于敌人之手与死于国法之下，哪个更好？现在圣上并没对您的情况定性，请您好好考虑吧！”袁崇焕最终还是写了这封信，劝祖大寿回来，祖大寿看了老长官的信，最终回心转意。崇祯得知后更不高兴，袁崇焕的部下只听袁崇焕的不听我的，这更坚定了他除掉袁崇焕的决心。就在袁崇焕被押入大牢的这些天，皇太极在干什么呢？皇太极制造了反间计后的第二天，就从北京城下撤走了，他派阿敏率兵攻陷了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其中攻永平时守将明朝户部郎中陈此心投降，他以父母年老为借口请求回故土。皇太极居然恩准。陈此心说：“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臣决心彻底跟随您。”然而不久陈此心要逃走，他被抓住后，群臣都主张杀他，皇太极却平静地说：“朕不杀你，随你去吧。”与其父努尔哈赤相比，皇太极显然是个宽容而不好杀的人，在此赞一个。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失守后，崇祯派孙承宗带兵收复，孙承宗毕竟原来是袁崇焕的领导，指挥祖大寿当然更好使，接受孙承宗指挥收复永平四城的部队除了祖大寿的关宁铁骑外还有一支由一个川妹子所带领的部队——白杆兵。白杆兵是因为手持白杆枪而得名，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蜡树（天津的市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白杆兵的统帅是重庆女人秦良玉，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在列女传出现的（她出现在《明史》将相类列传）称得上女军事家的人。关于一个女人从川妹子到军事家的涅槃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此处先说她与后金的作战。此番已不是她第一次跟后金作战，前文沈辽之战中，秦良玉派其兄秦邦屏、秦邦翰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从重庆出发，参与保卫东北的战役，沈辽之战，秦氏兄弟率白杆兵血战八旗兵，大战中杀八旗兵数千人，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秦邦翰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此番己巳之变，崇祯召天下各路兵马进京勤王，秦良玉从重庆星夜兼程赶往京师，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饷。在收复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的战役中，孙承宗用红夷大炮炮轰城池，几十炮下来，城墙就被炸塌了，然后祖大寿率关宁铁骑，秦良玉率白杆兵冲锋。秦良玉手舞白杆长矛，好似瑞雪飞舞、梨花纷飘，锋刃所过之处，后金骑兵纷纷身首异处，一战即胜，就这样把这四座城池全部收复。阿敏在城池即将被明军收复前把城内投降后金的汉人全部杀死，然后带兵逃跑。皇太极一看，据守城池是没戏了，孙承宗和祖大寿太厉害，干脆咱们趁着孙承宗和祖大寿一时半会儿无法回师北京城下（红夷大炮太重，不方便运输），咱们再杀回去，于是皇太极便亲统大军回师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起永定门之战，此时孙承宗和祖大寿都没能赶回来，崇祯慌了。还好此前袁崇焕还在广渠门作战时，翰林院官员推荐一个叫申福的游僧，说这个人会制造战车，崇祯就让他来造战车，此时战车造得差不多了，崇祯便让他出战。申福带着许多和尚、流氓、乞丐组成战车队出城，战车队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突然间皇太极一声令下，八旗铁骑冲向战车队。申福催促战车前进，可是推车的这帮人见铁骑冲来，赶紧撒腿就跑。八旗铁骑从马上挥舞大刀和战斧将战车纷纷砍倒，把申福手下这帮人就像削瓜切菜一般纷纷砍杀，申福也战死。这些人太不靠谱，崇祯急忙派满桂、黑云龙率军四万出战，杀得昏天黑地，一直打到天黑。皇太极看一时难以取胜，便让部下穿上明军军装，趁着黑夜混进明军军阵。满桂不曾防备，误以为来的是城内援军，结果满桂被杀，黑云龙被俘，但后金军最终也没能攻破北京城。永平、遵化、滦州、迁安被明军收复，皇太极有被断后路的危险，而眼前北京城显然不可能攻下，于是皇太极下令撤退，此次北京保卫战结束。在城下，皇太极临撤兵前说：“城中痴儿，朕取之易如反掌，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如我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啸亭杂录》卷一）皇太极班师沈阳后，以阿敏在临撤退前将永平四城投降汉人全部屠杀为由将他终身圈禁，后阿敏死于狱中，至此四大贝勒还剩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三人。这次北京保卫战，后金十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后金十万大军必将陷入死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后金也必定元气大伤。假如崇祯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让祖大寿戴罪立功，告诉他只要率辽东兵北攻下后金老窝，就释放袁崇焕。祖大寿带兵北伐，引后金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也就是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捅进后金心窝，后金势必一战即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之战，朱可夫就是指挥苏联红军先守住斯大林格勒，然后派兵抄德军后路，最终把斯大林格勒城一带的德军困死，歼灭德军三十三万人。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绝非朱可夫。皇太极走了，该论功行赏、论过斩杀了。崇祯亲自接见秦良玉，封她为一品夫人，并赋诗赠给她。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孙承宗、秦良玉等功臣受封赏后，该收拾袁崇焕了，袁崇焕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在监狱中写了几首诗。其一是《狱中对月》：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囹圄中，袁崇焕更忆亲人，故作有思念老母的《忆母诗》：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读书多年终成进士，机缘巧合效命辽东，最终却也因辽事而丧命，他也知道由于杀了毛文龙，自己“国法难容”，此时母亲已经不可能与自己见面了，思前想后，自己与母亲只能黄泉再见了，昔日郑庄公黄泉认母只是模拟一个叫黄泉的地方与母亲再见，而自己却真的只能跟母亲黄泉再见了。想到此，袁崇焕作了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从崇祯将袁崇焕逮捕，到最终处死袁崇焕，其中隔了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九个月崇祯在干什么呢？本来崇祯还在犹豫如何处置袁崇焕，此时，想加盟内阁的温体仁和周延儒为了扫清障碍——内阁大学士钱龙锡，于是就拿袁崇焕下手了。钱龙锡跟袁崇焕关系不错，此前咱们交代过，袁崇焕就是跟钱龙锡最先说自己要杀毛文龙的，而袁崇焕此时在狱中，只要往死里整袁崇焕，钱龙锡必然受牵连，然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就能成功加盟内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于是他们组织御史言官集体弹劾袁崇焕、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相互勾结，袁崇焕贿赂钱龙锡几万两银子，等等。其实在明朝，大臣收受贿赂，除了朱元璋时期必死外，剩下的时候就那么回事儿，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可是，袁崇焕是边境大将，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边境大将和朝廷重臣走得太近意味着什么？可能要谋反啊，要里应外合啊！最终崇祯下定决心杀袁崇焕。之所以崇祯从逮捕袁崇焕到杀他用了九个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皇太极此番虽然撤兵，但他留了一部分余部在关内，直到袁崇焕被逮捕七个月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才全部退出，在此期间崇祯还要用祖大寿的关宁铁骑来抗击敌军，所以一时不能动袁崇焕，直到后金军完全退出长城，祖大寿领兵回到辽西，崇祯才对袁崇焕定罪、动刀。崇祯以如下罪状给袁崇焕定罪：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那么袁崇焕这些罪名都是真的吗？咱们逐一分析。一，付托不效。这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按：这个事嘛，崇祯的确苛责了袁崇焕，因为后金军是绕过了袁崇焕的直接防区杀向北京的，而袁崇焕在得知了皇太极大军杀到之后，就立即阻截，先后在遵化、蓟州、通州拦截后金军，可惜的是都没碰上，或曰都失败了。因此这一条不算数。）二，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按：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一事上是“专恃欺隐”，在己巳之变时，袁崇焕上奏说：“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结果皇太极却成功突破了这些地方，袁崇焕的“拨兵防守”形同虚设，这条可坐实。）三，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袁崇焕提出要救济蒙古人，说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但崇祯不让。因为崇祯认为把粮食给蒙古人相当于“资盗”。那么此事究竟是谁正确呢？袁崇焕认为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而事实上蒙古人此时已经倒向后金，看看蒙古喀喇沁部跟满人的盟书吧：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可见此时蒙古已经完全倒向后金，因此袁崇焕给蒙古人粮食就是资敌。而且袁崇焕的观点也并不对，他认为如果给蒙古人粮食，他们就会不倒向后金，事实上，谁强他们就听谁的，按袁崇焕的逻辑，实际上连努尔哈赤起兵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色色色色色8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金沙遗址博物馆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数量众多的象牙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金沙遗址象牙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奇特的乌木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金沙遗址乌木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黄金面具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金沙遗址黄金面具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本身的“画像”呢？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黄金冠带金沙遗址黄金冠带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

渡者。无奈之下我们只得钻入船舱，任由毛龙拖着船体原路返回，要想找寻盘龙部也只有另想办法了。回到石盘洞穴，毛龙照前扭动石盘，地上的大洞渐渐合起后，它自顾趴在石盘边休息了起来。莫炎在地下仔细看着我先前发现的孔洞，转而探视了一下毛龙的双眼，眼中露出一丝阴狠的目光。“弄瞎它的是搬头尸！”莫炎发出难得的切齿声，“它们到天坑办的就是这件事。”我原本就怀疑凹坑中应该聚有寒水，是那些孔洞将寒水排走的。现在看来应该是毛龙离水后，搬头尸用淡金涎液灼瞎了它的眼睛，并放出驯养的蜈蚣将它暂困在这里。但却没想到竹楼一战全军覆没，没有回来接应这条倒霉的蜈蚣。“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想法找到盘龙部。”我招呼着莫炎，他正看着毛龙发愣，“怎么？你想带走这条毛龙？”“它不会走的。”莫炎长舒了一口气，“它等着下一个吹响驯龙笛的人，直到死去……”不知是受了莫炎的影响，还是那条伤残了的毛龙带给我的感觉，淡淡的话语让我感到有种莫名的忧伤。……一路攀爬，我们三人顺着先前留下的绳索出了子坑，此刻的天空已经渐渐暗下。坑外不见晖儿和S的身影，众人寻找中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晖儿的声音。我们循声急忙赶去，一片树丛中发现了两人的踪影。晖儿哭着拉扯S的手臂，而后者正抱着一棵树木啃咬着树皮，嘴上粘满了白色的汁液。“可咬不得哦！”老田看到那棵树，顿时大惊失色，“见血封喉啊～～”十五、恶魈拘魂见血封喉，又叫作“箭毒木”，树身的乳白色汁液含有剧毒，可使中毒者心脏麻痹，血液凝固，以至窒息死亡。云南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作“七上八下九倒地”，意思就是说，如果谁中了箭毒木的毒，那么往高处只能走七步，往低处只能走八步，但无论如何，走到第九步，都会倒地毙命。S疯狂啃咬的正是这种被称为“见血封喉”的箭毒木，老田叫声一出口，我和莫炎不由都是一震。上前让晖儿退开，我抓住S的肩膀便想将她拉起，但还未用力，手臂却被莫炎牢牢抓住。“见血封喉是血凝性毒剂。”说话间莫炎一掌切在了S的后颈，“弄破口腔就没命了。”一击之下，S立刻昏晕了过去，我和晖儿仔细查看了下她的口腔，所幸没有发现伤口，但即便是这样，剧毒入腹也是危险之极。正在我们检查抢救S的当口，莫炎拉着老田在树木的附近找寻了起来。不一会，两人拿来一些竹节似的红色草秆，莫炎手脚麻利地将草秆揉碎挤压，沁出的草汁慢慢滴入S的口中。“多亏莫炎兄弟找到这红背竹竿草哈。”老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全靠它解了见血封喉的毒，这女伢子的命算是保住了咯。”挤尽草汁后，S原本绯红得有些怪异的面颊渐渐恢复了本色，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S怎么会这样的？”我向晖儿问道。“你们上来前，她突然开始自言自语，接着跑到树林里到处找什么东西。”晖儿一脸害怕地说道，“后来就抱着这棵树木用牙咬了起来，疯了似的，怎么叫都不停。”“哦？”我心中有些明白原因了，“你去看看S背后的鬼脸。”“不必看了，活命靠树。”莫炎冲我摆了下手，“公孙身上的山鬼巫已经没有了。”见我和晖儿一脸迟疑，他又指了下那棵箭毒木，方才被S啃咬的地方竟出现了一片黑色的痕迹，那奇诡的形态就像是一只正在舞动着的山鬼。晖儿还是不放心地扶起了S，悄悄检查了下她的背部，立即一脸欣喜地向我点了点头。“呸、呸……”S一下醒来，嘴里连连啐着，“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众人一片哂然，吃了箭毒木活着就已经偷笑了，那味道怎么可能好吃呢。细问之下，S却并不记得自己的行为，只是模糊地回忆起当时山鬼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心里便涌起一种冲动，之后的记忆已是完全空白。事情到此地步已没有必要深究下去，我和莫炎两人并没有感觉到S身上有任何的不妥，老田有些不放心地又给S把了把脉，却也没有发现什么。确认S无碍之后，大家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是放下了。见天色渐晚，一行人便走向牛车停放的地点准备返回村寨。体力和精神的紧张一旦松弛，人很容易会感到疲劳。走出母坑的时候，我已是有些手脚酸软的感觉，除了莫炎之外，的其他人也多少有些倦意。这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借着月光依稀可以看到那头犍牛正安静地停在车旁，脚下不觉加快了步伐，心里开始期待喷香的饭菜和甘醇的普洱茶。“怪咯，咋有人……”走在最前面的老田突然低声道，话未说完，一道刺眼的灯光倏然照在了我们身上，一片眩目下周围的景象完全无法辨识，隐约间似乎有几个影子在那里晃动。“站在原地别动！”一个威武的声音喝道，“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眼睛开始适应突如其来的光亮，原来面前不远处停着两辆汽车，蓝白相间车身上赫然是警察的标记，车前的大灯直直照射着我们，几名警察正手持枪械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我再重复一遍，放下武器！”方才喊话的警察提高了声音，旁边几名警察威胁性地扬了扬手中的枪。“照他们说的做。”我低声向众人说道，解下腰间的户撒刀抛在了地上，慢慢地举手抱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不清楚目前的状况，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实在不宜轻举妄动。莫炎面无表情地举起了双手，晖儿和S也放下手中的短柄猎枪依样照做。老田则忙不迭地对着警察不住点头，好像想要和那些警察套近乎。“几位同志是乡里的哈？老汉和你们刘队长认识咧。”老田客套地打着哈哈，“误会咯，误会咯，我们上山打猎采药哈。”警察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松懈下来，而是抬了抬手中的枪，老田一脸惊恐地立刻举起双手，转脸看了看我，眼中尽是莫名与不安。“有人举报你们违法携带枪支，毁坏民居，涉嫌谋杀。”为首的挥了挥手，一群警察立刻将我们围了起来，“现在拘捕你们，有什么话到了里面再说。”咔嚓声中，三名警察手脚麻利地将我们反铐了起来，我有生以来第一尝到手铐的滋味，那嵌入皮肉的金属卡得腕骨一阵生痛。被推搡着上了车，我们五人局促地挤在布满铁栏的警车内，无言中彼此都是一阵眼神交流，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警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着，我们乘坐的警用吉普开在前面，车内的两个警察一言不发，其余的警察则坐进另一辆警车紧随其后。“有些蹊跷。”坐在我身边的莫炎低声耳语道，“竹楼的事情没人知道。”“除了巴查，只有我们知道。”我也疑惑道，“照理也不可能是他，老田也不至于报警。”我的语声似乎稍大了些，莫炎警惕地用眼神制止了我，望了望前面的两名警察，那两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应该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山路崎岖盘绕，车子不住攀爬行驶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车咋在上山咯？”老田按捺不住叫道，“乡里的路不是走这里哈。”车前的两名警察丝毫没有理会老田的叫喊，颠簸中车子的速度又加快了许多。“把大家的手铐弄开。”莫炎低声说道，“这些警察没有人味。”手铐在意念下全部脱落，被轻轻地聚在了车厢的角落，我示意晖儿他们不要出声，依旧将手背在身后伪装被铐的样子。耳畔一片山风的掠动，我悄悄查探着远处的环境，渐渐眼前现出高耸的悬崖峭壁，车子正飞速地行驶向陡绝的一侧，这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更惊讶的是，那两名警察的身体随着掠进车窗的山风竟有些飘动。“大家抓好！”我大吼一声，意念中断开了油门传动杆，将制动装置全部刹死。嘎地猛震，警车立刻刹车，滑行中车身横向停在了路中，虽然大家早有准备，但却也被惯性甩动得一片歪倒。扶起晖儿，我刚刚站稳，正要想法制服前座的两名警察，车身突然遭到一股巨大的撞击，方才站稳的众人再次跌倒。“这帮警察疯了？！”S大叫道，“要把我们撞下山吗？”叫声中车身又是一震，在金属的异常响动中脚下传来移动的感觉，后面的警车竟抵着这辆车加大马力往山崖边推去。“真有风格，想连自己人一起弄死。”我嘀咕了一句，狠狠地将车子的轮轴扭断，四根轴杆贯穿车体深深地插入了地下。“那两只东西已经跑了。”莫炎淡淡地说道。在我的固定下，车身已不再移动，莫炎的话不由让我惊觉，车内那两名警察此刻早就失去了踪影，除了车窗外呼呼灌入的山风，前排上已是空空如也。“砰……哗啦……”边上的车窗中弹破碎，一颗子弹呼啸着擦着我的头顶飞过。还未缓过神来，连串的枪声随即响起，子弹疯狂地攻击着车子，车厢像被密集的冰雹砸中了一般不住作响。不知哪颗流弹击中了警车的油箱，车身内猛地腾起一片大火，火光直冲而上，在山风中猎猎作响。围攻我们的警察慢慢自警车后转出，个个面无表情地抛掉手中早已没有子弹的手枪，齐刷刷地在那里注视着熊熊燃烧的警车。为首的那个警察正坐在另一辆警车里，他并没有下车查看，而是不紧不慢地点起一支烟，悠闲的抽了起来。渐渐地，警察们有些奇怪了，火势熊熊的警车并没有任何的熔化，车内更是没有惨叫和呻吟声传出，难道里面的人在刚才乱枪射击中早已丧身？围观的警察慢慢地接近燃烧的警车，隔着火势仔细探查。呼地一声，原本凶猛的火势瞬间消失，一蓬子弹如雨点般自车内喷射出来，警车边的警察无一幸免地被击倒在地，中弹最少的身上也有七八个窟窿。车厢顶盖四壁四散飞开，车上众人却是毫发无伤，这一切完全得益于莫炎的火势伪装和我控制金属枪弹的能力。“切，就凭这些毛贼还想收拾我们？”S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顺手捡起掉在一边的短柄猎枪。“这些不是真正的警察，他们完全是想置我们于死地。”晖儿接过S递来的猎枪，填上子弹道。“管他们是什么人，问问那个活口就知道了。”我冷冷地说道，脚下迈步向车内的那个警察走去。手臂一紧，莫炎拽住了我，眼中流露出异样的目光。我这才发现，地上倒下的那些警察竟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身体全都瘪了下去，山风鼓动中，地上只剩下一堆飘挥的警服。车内的警察突然冲我咧嘴一笑，随手将手里的烟头弹向空中，“波”地烟头爆开，蓬出一片火星，那颜色竟是无法用色谱中的名称来形容。火星出现的那一瞬间，地上的警服不断蠕动起来，一些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从领口慢慢挤出，晃动着飘在了空中。仔细看去，那是一些薄薄的灰白色人形东西，飘舞在那里就像一只只风筝。“ghost？！”S端起枪瞄准了其中一只，“我还是捉鬼队呢！”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其中一只人形“风筝”，但它却并没有落地，而是带着弹孔继续在那里飘动。车内的警察饶有兴致地看着S，又点起了一支烟，享受般地深吸一口，慢慢地吐出了烟雾。难以置信的是，那烟雾竟似绵绵不绝，在空中聚成了偌大的一团。他轻松地弹了弹烟灰，手中的烟优雅地画了一道弧线，空中的烟团立刻射出几道烟箭，直没入飘舞的人形“风筝”中。“居然学会了人皮恶魈。”莫炎的声音如寒冰一般，“混蛋教出来的混徒弟。”人皮恶魈？诡异险恶的名字让我不由有些发寒，而空中的景象就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了。那些烟雾注入之后，人形“风筝”像充足气了似的鼓胀起来，完全恢复成了中弹前的警察模样，只是脸上一片死然，原本的口鼻和双目已换作了黑漆漆的孔洞。“臭脸师叔，别混蛋混蛋的，让我师父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那警察从脸上拉下块皮一样的东西，露出了一张满是稚气的男子面容，“您先和这些恶魈玩玩，我还有点事情，下次有空请您喝茶。”我们都有些糊涂，听话里的意思莫炎是这人的师叔，但似乎和他的师父有着什么过节，对方的口气虽然有些放肆，不过却像恶作剧似的，看来并没有什么威胁存在。莫炎的脸色越来越冷，双手闪电般错动起来：“灵火烈风诀！”骤然而起的灵火狂野地冲向警车，我隐隐感到一股凌厉的杀气自莫炎的身上传来。“唉，您还是老样子，臭脸臭脾气。”那男子叹了口气，“您和师父间的恩怨，没必要和我算账吧？”手中香烟一抖，两只人皮恶魈立刻飘来，黑洞般的口鼻中聚出一股黑色的气流，卷动着将火焰吸入体内。猛胀之后，人皮恶魈周身映出火红的光芒，猛蹿到半空，毫无声息地爆裂开来，一片火云被山风卷动着燎闪开去，煞是壮观夺目。“呃……”那男子身躯一抖，脸色有些发白，口角溢出一丝鲜血，“下手真狠，烈风诀居然带着自爆。”说话间两手一翻，十指中多出数支香烟，只见他交错一挥，数点火光射入空中剩余的五只人皮恶魈，那些恶魈灰白的皮肤上慢慢有了血色，黑洞洞的双眼中闪动着鬼火般的光焰。“不陪您玩了，这票生意当我没接。”男子调皮地笑了笑，脚下猛地冒起一片火光，整个人像溶入地面般渐渐消失在我们面前。“想走……”莫炎左手右手一合，作出灵火入地诀的起手式，可还未击中地面，一只人皮恶魈已出现在他面前。那恶魈抬腿横劈，轻飘飘地攻向他的肩背，莫炎却不敢怠慢，弓身一个后翻闪开，一声闷响，泥土碎石飞扬下，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坑。轻飘飘的一脚居然有着这么大的威力，看来这些人皮恶魈绝不能小觑。数十把吴钩短刃凭空出现，夹着破空声袭向恶魈，但却被那些家伙轻易闪过。无论如何提高攻击的速度，可始终无法伤及它们一丝汗毛。晖儿和S不断瞄准射击，可子弹也并不比吴钩短刃好到哪里去，那些恶魈的速度并不快，但就是能够在被击中的那个瞬间闪避过去。我们几轮攻击后，空中的恶魈开始分散，两只紧盯夹击着莫炎，一只则落在了我的面前，剩余的分两侧堪堪守住了晖儿、S和老田。我一分神，面前的恶魈当胸便是一拳，不及闪避中胸前隔起一块厚实的金属板。一声大响，我被震得飞了出去，一寸多厚的金属板竟被击穿。如果不是金属板的阻挡，只怕胸骨早已碎裂了，可即便如此，胸口传来的闷痛也险些令我窒息。就地一滚，我硬撑着爬起身子，那只恶魈上前就是一脚。转念间，两根铁柱从地下支出，连连挡住了那一脚的攻势，但粗如手臂的铁柱已被踢得弯曲成了直角。枪声连连，两只恶魈儿戏般地躲闪着子弹，轻飘飘地逼近晖儿三人，老田满头冷汗地握着我那把户撒刀，手下已经是颤抖得不成样子。我连赶两步，与他们会和，三只恶魈此刻形成三角阵势将我们围困起来。莫炎的脚下已是没有一片平地，两只恶魈的连番攻击弄得漫天碎石沙土飞扬。无论他的灵火攻势如何巧妙猛烈，却始终被恶魈巧妙地闪开。无奈下，莫炎一个闪身，也跃入了我们的战团。五只人皮恶魈将我们死死地围作了一团，暂时没有继续攻击，闪动着鬼火的双目诡异地盯着众人。它们飘动的身体轻如鸿毛，可任何一击却都重如泰山，这种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令我窝火而无奈。更重要的是，如此下去，我和莫炎或许还能支撑，但只要被分开的话，晖儿等三人一定会被人皮恶魈活活撕碎。“轻如片羽，攻如巨犀，那混蛋真的是天才。”莫炎的声音已接近冰点，“王亦凡，你我照顾好大家，能走一个算一个。”“这东西太难对付，打不着，挡不住。”我在大家周围布下一片舞动的金属细丝作为防护，“你也没有办法对付它们？！”莫炎冷漠地摇了摇头，在金属细丝外又布下了一圈熊熊的淡色火焰，人皮恶魈在圈外不住飘动，一时间似乎无法突破。“也许只有你可以救大家。”晖儿突然说道，猎枪一摆，对着我就是一枪……十六、蒙氏之迷猎枪射出的子弹呼啸着从我身边飞过，随即背后传来奇怪的吱吱声。一个白色的物件掉落在了地上，那东西像是一卷细细的画轴，正从金属细丝和火焰的间隙中钻入。子弹恰好击中了它的一端，在热度和速度并济之下，中枪的部位撕裂爆开，放射状的细条让我想起了残缺的皮肤。那东西在地上一抖，倏地展开，竟是一只自行瘪下的人皮恶魈。看来它缩卷起来想从间隙进入这里，但却被晖儿发现击中了。嗯，怎么现在会被击中？“亦凡，钉住它。”晖儿提

当时下令把这名士兵及全队两千人杀光。”（《鞑靼战纪》）张献忠在四川期间曾派兵十八万北伐汉中，久攻不下，有四万士兵倒戈，最终汉中也未能攻下。撤军后，张献忠大怒，下令将另外十四万士兵全部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这十八万士兵都是四川人，“其间他命令把许多人的皮剥下来，塞进稻草，缝上头，命人大张旗鼓地送往他们的出生地，以使居民的心更感恐惧。”（《鞑靼战纪》）5.对家人、朋友、妃子的屠杀。《蜀破镜》记载，有一天他喊自己的幼子，幼子没答应，他就杀了幼子，第二天后悔了，他责问妻妾为何不阻止他，于是将妻妾杀尽，并将杀幼子的刽子手砍死。张献忠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曾召自己的老乡来王府痛饮，酒足饭饱后，友人们告退，张献忠笑嘻嘻地赠给每个人金银，目送老朋友们离去。张献忠事先伏甲士于路，把自己的老乡们尽数斩杀，再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张献忠老乡的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此类事中国历史上除张献忠外十六国石虎也干过）。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蜀龟鉴》）张献忠立一陈姓女子当皇后，陈氏厌恶他，他说：“摆你娘的千金臭样！来人哪，把这臭婆娘拖出去勒死，连她那屌爸爸一家通通杀光。”（《蜀碧》）这是陈皇后的一种死法，还有的书记载陈皇后的另一种死法。一次张献忠打了败仗回宫，他的胡子被烧得只剩几根了，非常滑稽，宫女宛儿看见了，掩面一笑。张献忠大怒，“你个小婊子，老子打了败仗，连你也看不起咱老子吗？”于是一刀将宛儿捅死。张献忠持刀入宫，陈皇后说：“皇上，你怎么刀上有血？”“老子把你的宛儿杀了。”皇后问：“你怎么随便杀人，宛儿犯了什么罪？”张献忠：“你这个臭婆娘，咱老子在你心中还比不了你的宛儿，一起去死吧！”张献忠将手中滴血的宝刀抡圆了从陈皇后的左肩砍中，右胯砍出，陈皇后的身子像被风吹折的残柳，鲜血喷涌而出。旁边两个宫女赶紧跪下，连呼：“皇上饶命！”张献忠：“你们去死吧！”接连飞起两脚，一脚一个将她们踢进旁边的荷花池淹死。6.张献忠在攻略四川各城池时的暴行。张献忠打绵州时对官员富绅先勒令交银子，然后用锅将银子熬成水，从这些人口中灌入烫死。（《绵阳县志》）他在绵州屠杀时，有诗为证：“一时天悲地并惨，万家街巷流血满。平原荒草俱销魂，夜夜青磷千万点。”张献忠攻入简州，把所有百姓驱赶到城墙附近，离他的兵近的就被乱棍打死，靠近城墙的人更惨，张献忠下令将城墙推倒，把靠近城墙的百姓全部压死。张献忠攻保宁，见一黑色巨人坐在城上，脚浸泡在江水中，很恐惧，他询问后得知黑色巨人是张飞的神灵，于是面对空中祭拜，保宁竟因此得以保全。保宁的保全还有另一种说法，《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要屠城，一个和尚来劝他，张献忠拿出狗肉和猪肉，说：“只要你吃肉我就封刀。”和尚：“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于是把肉吃完，保宁人得以保全。张献忠打通江时，所部假扮明军，欲骗开城门，路上抓一儿童带路，儿童不知他们不是明军，张献忠说：“不准说我们假扮官兵。”儿童明白了，他答应了，到城下，他大喊：“贼来了！”他被一刀砍死，城破后张献忠尽杀人民。（《蜀碧》）张献忠打长安坪时，守军退至山洞，他说：“出来投降吧，让你当官。”洞内人知道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无人投降，张献忠于是烧山洞，三千人被烧死。7.张献忠屠刀下的幸存者。张献忠杀人如麻，但却从来不杀外国人，一天他对传教士安文思说：“你们不是说啥子要传播天主福音吗？老子杀那些人实际就是让他们不受世上万般痛苦，是解救他们，老子虽然杀了他们，实际上是爱他们呀，中国老百姓太多，又狡猾狠坏，所以老天爷让咱老张下界杀人，咱还常惭愧力所不及杀人太少呢！我愿上天降灾殃，让中国人他娘的都死光算啦！”（沈荀蔚《蜀难叙略》）他还说：“四川人之罪好比咱老张的头发，数不胜数，故老天爷震怒，派老子下凡，以惩罚四川人。”（《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多少次要杀传教士，但都没杀，他对安文思说：“我饶了你的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要是此地人一定把你千刀万剐。”张献忠一次说：“为啥中国人都说天圆地方？”利雷斯：“地球是圆的。”张献忠：“你说地球是圆的咱也有些相信，但我们中国说地球是方的，这个更好，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所以才叫中国，才坚定不移，咱老张的江山也要有八百年之久！老子有许多名言，说一句你听听：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雪下，黄花不如松。你应把咱的话翻译成外文，尽快寄到欧洲，让西方人先睹为快，以传播咱老张的英明智慧，老子再花两年时间平定中国后就送你们回欧洲。”利雷斯：“我们1641年到四川传教，已经五年，对四川已有感情，恳请老万岁对四川人民宽厚些。”张献忠：“四川人不知天命，被天抛弃，老天爷知四川人性恶，才把孔夫子降生到山东，山东人爱圣人，尊圣道，四川人不这样，所以老天爷降灾殃惩罚四川人。如今老天爷派我为天子剿灭四川人，惩罚他们违天之罪！”由于张献忠讨厌明朝，且和李自成的大顺朝反目，所以凡说明、顺二字被听见的都要十家连坐杀光。百姓张成恩被绑，说：“我没说啥，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张献忠哈哈大笑，“说咱老张家长，李自成李家短，果然是咱老张的顺民，来人，赏银十两，放他回家见他婆娘去吧！”（《滟预囊》）张献忠一次要杀一个人，此人说：“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张献忠竟然放了他。（《蜀龟鉴》）当然，幸存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沦为张献忠的刀下之鬼，当然，张献忠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献忠杀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他说：“宫中阴气太重，耗子太多，卫兵必须每天交一只死耗子，否则把他脑壳换成耗子。”张献忠杀人太多，每天喝酒，总出现幻觉，一天他仿佛看见空中千百只手来夺自己的食物，他一抹眼，又什么都没有了。（《蜀难叙略》）1646年元旦的时候张献忠接受群臣朝见，他仿佛听到身后都是哭声，他一回头看，见都是无头鬼。他在正殿坐着坐着就看见一个白衣大人，他拿出弓箭射杀之，但怎么也射不中，自己却头晕目眩。（《蜀龟鉴》）杀人太多的恶魔都心虚，此言不假。一天，张献忠要来拜佛赎罪，可是到了寺庙佛塔前，张献忠却说：“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老张杀了那么多人，这佛塔对老子不利，来人哪，用大炮轰塔。”（《蜀难叙略》）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张献忠常趁人多时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皮小册子，跟阎王生死簿似的，还说：“天教我杀，我岂能不杀？”他还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有金银数万，驴马千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南京做生意。”有人问：“如果这样的话，我军可以解散，何必杀那么多人？”张献忠：“我脸上有刀痕，不把四川人杀掉，怕日后有人认出我。”（《明季南略》）此时张献忠只剩下残暴，一点都不会打仗了，官军贺珍曾拿三千人击败过他三万人。（李馥荣《滟预囊》）张献忠说：“老子来四川两年了，蜀人一不感老子恩德，二不怕老子杀人，老子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啥杀人不行？只有靠杀人平息反叛，弄烂就弄烂，四川人杀光，老子带你们回关中去，夺西安，另外建国以图大事。”（《纪事略》）他还说：“老子如今心灰意冷，也不想一统天下了，只有把四川人杀尽，他们才不闹什么起义。”（李馥荣《滟预囊》）此时，四川人民纷纷反抗，大西国“宰相”汪兆龄劝张献忠：“皇上您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您放弃四川去陕西的话，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四川反兵逼迫成都，是因为四川人还未杀尽吗？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蜀碧》）他为什么那么恨四川人呢？《蜀碧》的记载给出了答案，他小时和他爸来四川贩枣，把驴系在富绅门口，驴粪弄脏了富绅家的白柱子，富绅用鞭子打张献忠他爸，并让他用手把驴粪清理了，张献忠说：“我再来时要尽杀尔等，方解我心头之恨！”此外据张献忠自己说：“老子第一次到四川，在野外拉屎，随手扯一把野草擦屁股，结果扯了荨麻草，一擦，老子屁股又疼又痛还长泡，疼得哇哇叫。四川野草都这么凶，四川人更可恶了。”这也是他在四川暴行的原因之一。鲁迅这样说张献忠，“他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到后来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始杀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流皇帝在死前烧了祖宗或自己搜集的宝贝的心情完全一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明亡清兴之际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它不外是大量可怖的暴行，我甚至不怀疑，最温和的读者会把这个人看成是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或者，如找不到更可恶的名字，那就名之曰披着人皮的魔鬼。这个野熊一样的怪物（张献忠）窜到各省，带来了抢劫、死亡、烈火、屠刀和其他难以想象的悲剧，他想毁灭一切，这样就没有人与他为敌，不留下一个活人，以免他们反抗。他在四川称王，把那里变成了屠宰场。”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发现了万人坑，经专家考证，这就是张献忠的罪证，看来铁证如山呀！张献忠在清军临攻入成都前，说：“我也是个英雄，不可让儿子被人生擒。”张献忠将自己住的成都蜀王府焚毁，只剩两个五代十国留下的盘龙石柱因为是石质而不能被毁，张献忠大怒，用纱裹石柱数十层，用油浸泡纱三日，之后一把火就把石柱烧断了。他在撤出成都时杀死男女数十万，制成腌肉以作军粮。张献忠怕部下因为女人而分心，便对他们发表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现在还有个妨碍我们征伐大业的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说罢，张献忠把自己的三百个妃子除留下二十个外，当场斩杀二百八十个。而后张献忠下令杀尽军中妇女，已经结为夫妇的夫妻在一起抱头痛哭诀别后，妻子被杀死。张献忠下令将四川的所有牛和狗都杀死，“意谓无为后人遗种”。张献忠下令任何军人不得私藏金银，私藏金银一两者斩杀，十两者剥皮，只要是把财宝藏在地窖或井内的，一旦发现，一营连坐全杀。于是没有一个士兵敢私藏金银，张献忠把这些金银收缴上来后，他要干什么呢？他的做法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他把收缴上来的金银和入川以来搜刮的数以亿万计的财宝全埋在锦江边深数丈之地，而后引锦江水淹没藏宝之地，他说：“我没有享受的永远不要被后人拥有！”最后他下令将埋宝藏的所有工匠全部处死。当清军进入成都时只见成都都是残垣断壁，树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口井竟被尸体填平……（张献忠在成都最后的疯狂见《蜀龟鉴》）张献忠离开成都后行至顺庆，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全都活埋，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最终，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对阵时，他瞄准清军左侧一将射箭，清军右侧一将瞄准他射箭，两声箭响，二人同时倒地，张献忠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查继佐《罪惟录》）他果然“一箭贯当胸”了。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如王夫之《永历实录》说张献忠兵败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蜀碧》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喉咙，将其射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张献忠被清军大将雅布兰一箭射中额头，翻身落马，清军一阵乱刀将他剁成肉酱。《蜀龟鉴》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左胸，张献忠拔出箭来，未及反抗，被清军生擒后斩杀。《明史》说张献忠在大雾时行军，因为看不清，结果走着走着跟清军撞一块了，清军乱箭齐发，射中张献忠，张献忠栽下来后躲进柴堆里，随后被清军搜出，斩首。张献忠究竟是怎么死的已无法考证，但这几种说法我更喜欢蔡东藩的说法，您呢？《蜀碧》记载张献忠死后尸体被剁成肉酱，剖腹后发现张献忠的心是黑色的，很扁，他的人头被传到成都，在张献忠屠刀下残存的人民“竞持其首掷荡削割，践踏污秽，无所不至”。张献忠的骨头被埋起来，不久张献忠葬地毒草丛生，只要碰一下就会身上长大疮，而且埋葬张献忠的山经常有黑虎出没吃人，时人称张献忠余毒仍存。一句话：张献忠在四川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除了脸什么都要。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人五百万。他死后四川“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荒如大漠。”《蜀碧》说，张献忠杀得四川“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马；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明史》记载：“张献忠之乱后狗吃人肉就像虎豹猛兽似的，将人咬死后往往弃之而去，因为吃的人肉太多了，吃腻了。人民为躲避张献忠之乱逃到深山中，以树木为食，时间长了浑身长满毛发。”《滟预囊》记载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寒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由于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绝，《蜀龟鉴》记载，四川许多城市“城中杂树成林”，到处有疯狗吃人，疯狗都是得了狂犬病的，咬了人后人立马就死，一条疯狗叫后，上千疯狗循声而来，用利刃都杀不退它们，没有多人手拿兵器的话都不敢出门。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四川在张献忠之乱后有三种瘟疫，一种叫大头瘟，病人头肿胀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瘟，病人眼睛像马一样大，要瞪出来；还有一种叫马蹄瘟，得病的人从膝盖到脚踝都肿起来，像马蹄一样。这三种病都是不治之症，得病者立死。有一个道士说马蹄瘟能治，用木桶盛放小便，用小便泡脚数次就能治病，结果这招还真管用，许多人因此病好了。（《蜀龟鉴》）《蜀龟鉴》记载，大的瘟疫之后是更大的饥荒，四川赤地千里，一斗米要二十两金子，鸡和小猪毛还没长齐就值钱数金。有的人饿得不行倒在地上，还没死就被人砍杀吃了。有的人因为争抢死人肉而打架，一人被打死后众人分食其肉。“父子、兄弟、夫妻、叔侄，转相贼杀以为食”。久而久之，刚死的人都被吃光了，于是成都千里内的坟墓都被刨开，开始吃死人肉。《蜀警录》记载，作者欧阳直本人因为没有粮食，饿得不行，忽然听一个小孩喊让大家过来吃牛肉，自己过去一看，里面有人头。“有腌人肉数方，状如腊羊”。一次欧阳直遇到十几个饥民，饥民见欧阳直这边人多，于是不敢过来，他们狂呼说：“你们这些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自己，随他去，总之就把眼前的现状看作一次考验，这次考验对我的人生观来说是必要的，除了眼前的义务——保护白痴女人一夜——以外，没必要去想也没必要去害怕任何事情。他告诉自己，就算自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有些莫名的感动，也没什么好羞愧的。伊泽铺了两套被褥，让女人睡下，随后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就突然坐起身，掀开被子，跑到房间的角落里缩着。要不是天寒地冻，伊泽或许就强迫自己别去管她而直接睡觉了。然而在这尤为寒冷的深夜，光是两个人分一人份的被褥，外面的寒气都会直逼肌肤，冻得身子颤抖不已。伊泽坐起身，打开电灯，发现女人在门边拢着衣领，缩成一团，眼神简直就像被逼到了绝境。“怎么啦，快睡吧。”伊泽刚说完，没想到女人会如此听话，只见她立刻点了点头，又钻进被褥，然而伊泽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又像刚才那样爬起来了。伊泽把女人安置回被窝里，告诉她别担心。“我不会乱碰你的身子的。”女人眼里却满是胆怯，嘴里嘟囔着一些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的话。就这样，伊泽第三次关上电灯，这次女人马上就爬了起来，打开壁橱门，进到里面，从内侧把门关上了。这执拗的做法惹得伊泽气不打一处来。他粗暴地扯开壁橱：“你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啊？！我都解释那么久了，你还跑到壁橱里拉上门，你侮辱人也侮辱得太过分了吧！你这么不信任我，还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这是在愚弄人，平白无故羞辱我的人格，搞得我好像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胡闹也要有个度吧！”不过伊泽一想到这女人甚至没办法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就觉得与其干这种有来无往的蠢事，还不如给女人侧脸来上一拳，自己赶紧去睡觉，想必这才是最精明的做法。这时女人却一脸迟疑地看着伊泽，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意似乎是“我想回去，我不应该来的”。然而女人说的一句话却使得伊泽心口一紧，无法坐视不管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那你就放心在这里睡一夜吧。我没有恶意，只是看你刚才的表现，就好像在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似的，我才会发火。别待在壁橱里，来被窝里睡觉吧。”于是女人又盯着伊泽，嘴里快速地嘟囔着什么。“哎？你说什么？！”伊泽吓得差点蹦了起来。不知为何，女人叨念的话里清清楚楚有一句“你讨厌我了”。“哎？你说什么？”伊泽不由得瞪大眼睛问道。女人露出忧伤的神色，只是来来回回嘀咕着一些话，话中之意大概是：“我不应该来的”“我被讨厌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然后盯着一个方向愣愣地出神。伊泽这才明白了。女人并不是害怕他。事情全搞反了。女人并不是因为挨了骂无处可逃这点小事才来的。女人一直以为伊泽爱她。然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能让女人深信伊泽爱她呢？伊泽不过是在猪圈附近、小巷，还有街上跟她打过四五次招呼，这会儿想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这根本就是场闹剧。伊泽目前不得不去理解白痴的意愿和体会，总之要理解的都是一些人类范畴之外的东西。关了电灯过了一两分钟，男人的手没有碰女人的身子，就是被讨厌了，因为羞耻就逃出了被窝。这件事对白痴来说真的很悲痛吗？伊泽能相信这一事实吗？白痴也搞不明白这些，就缩进了壁橱里。可以把这一行为理解成白痴的耻辱和自卑的体现吗？因为甚至没有一句话能让伊泽拿来判断这一推测，基于现状，他只能把自己和白痴降到同等地位。为什么非要以人类的标准来思考判断呢？自己也有白痴心中那份坦率，这难道是作为人类的耻辱吗？我曾经也认为，有一颗白痴这样的心，有这颗稚嫩、坦率的心比什么都重要。而我却不知把它忘在了哪里，只顾在龌龊的人类思维中追寻污秽肮脏的虚妄之影，搞得自己疲惫不堪。他让女人睡下，自己坐在她枕边，就像在哄三四岁大的小闺女睡觉似的，抚着她的刘海儿。女人恍惚地睁开眼，天真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伊泽起初也莫名其妙地跟女人讲了一些一本正经的话：“我没有讨厌你，人类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只有肉体，人类最后的归宿是故乡，你就好比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当然，女人不可能理解得了这些话，况且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有多大价值呢？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只有人类的爱是真实的，那足以让人把生命的热情都托付给它的真实之物到底又在何方？一切都只是虚妄之影。伊泽抚着女人的头发，就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哭，心中满是伤感，仿佛这漂浮不定，难以握紧的小小爱情就是自己一生的宿命，而自己正出神地抚摩着这宿命的发丝。这场战争到头来究竟会如何呢？或许日本会输，美军会登陆本土，一大半日本人将迎来灭亡。这也只能说是另一种超自然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天命。然而他却有一个更卑微的问题。这问题卑微到令人吃惊，然而问题就在眼前，总是在那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这问题就是他心中的那份不安，也就是他从公司拿到的那两百多日元的工资，这份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明天会不会就惨遭辞退，在街头游荡？他拿工资的时候，就会战战兢兢，害怕公司宣布要辞退他。拿到了工资袋，就延了一个月的命，随之也就体会到了一种近乎惘然的幸福感。然而每当他回望这份卑微，总会想哭。他做着艺术的梦。在艺术面前，两百日元的工资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然而不知为何，这份工资却成了一种巨大的苦闷，这份苦闷像是融入了他的骨肉，撼动着他生存的根基。不光是生活的外形，就连生活的精神和灵魂都被束缚在这两百日元里，更可悲的是，他凝视着这份卑微，精神还能保持正常，还能若无其事地活着。“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部长滑稽的吼声包裹着真相，以雷霆万钧之力扎进了伊泽心里。唉！日本是要战败的。同胞们将会像崩坏的泥人一样，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无数的腿脚、脖颈、手臂将会随风跟残砖烂瓦的碎屑一起被吹上天空，日本将会变成一座没有树木、没有建筑，什么都没有的光秃墓地。比起上述结果，伊泽的好奇心倒是在阵阵作痛——不管逃到哪里，躲到哪个洞穴里，在哪里连带洞穴被一起炸飞，若是万一能活下来的话——虽说活下来简直就像做梦……为了这鲜活的重生，还有那完全无法预测的新世界，为了在布满碎石的荒野上生活而阵阵作痛。再过个半年或是一年，这注定的命运就将到来。虽然它注定会到来，但伊泽只觉得它仿佛如同梦中的世界一般，遥远而又离奇。这两百日元那决定性的力量遮住了他眼前的一切，将他活下去的希望连根拔起带走，在梦里他都被这两百日元勒着脖子，呻吟着，他二十七岁青春年华中的全部热情仍在不断被漂白。事实上，他已经茫然走在黑暗的旷野之上了。伊泽想要女人。想要女人的这一呼声甚至是伊泽最大的愿望。然而他跟女人的生活也会遭到这两百日元的束缚，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要背上这两百日元的魔咒，他们将会生下一个被两百日元魔咒附身的孩子，女人会像奴仆一样化身成被魔咒附身的恶鬼，每天叨念个没完。心中的灯火、艺术、希望之光都消失了。生活本身会像路边的马粪一样被踩个稀烂，干透后就会被风吹散，连半点痕迹都不剩。就连抓痕，都会消失无踪。女人的背上缠绕着这种魔咒。无法承受的卑微生活。他自身甚至没有能力去操纵现实中的这份卑微。啊！战争。它用这伟大的破坏力，用这离奇古怪的公平性来裁决众人，全日本将变成满是碎石的荒野，泥人们会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这份巨大的爱是如此虚无，又如此揪心！他想沉睡在破坏之神的怀抱中，而只要警报一响，他就生龙活虎地缠起绑腿来。每天生活的价值只在于对生命的担惊受怕和玩乐。警报一停，他就垂头丧气，又开始陷入绝望的感情麻木状态了。这个白痴女人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味噌汤。站在配给队伍里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连表达都有问题，简直就像一片极薄的玻璃似的。哪怕是一缕喜怒哀乐的微风，她都会有所反应，夹在放心和恐惧的褶皱间接受他人的意愿，并让其经过。就连两百日元的恶灵都不能寄宿在这个灵魂里。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为我定制的可悲人偶呀。伊泽眼中仿佛看到了跟这个女人搂在一起，在风的吹拂下走在黑暗的旷野中，步上无尽的旅途。然而，他却感到这一念头有些荒唐，傻得离谱。自己会这么想，多半是因为这卑微透顶的人类躯壳蚕食了心中的意志吧。虽知如此，自己又为何从涌现的这一念头和坦率的情感中感觉不到半点虚假？又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规定来断定那些公寓里的妓女和某些地方的贵妇就比白痴女人更有人味儿。然而世道就是这么滑稽，仿佛真有这种不可动摇的规定一样。我有什么好怕的，简直就像那两百日元的恶灵……我现在正想靠这个女人跟那个恶灵断绝关系呢，这到头来，不还是被恶灵的魔咒绑住了吗？我只是害怕世人的眼光而已。这世界就是公寓的妓女、小妾、怀了孕的挺身队、发出跟家鸭一样的鼻音大吵大闹的太太们的排队会议而已，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世界，因此我才不相信这明摆着的事实。我害怕的是这不可思议的规定。那是短暂到惊人同时也是无限漫长的一夜。伊泽原本觉得这长夜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不知何时天亮了，黎明的寒气把他整个身子冻得跟没有感觉的石头一样。他仍在女人的枕边，轻抚着女人的头发。☆☆☆从那天起，另一种生活就开始了。然而除了一间屋子里多了一具女人的肉体以外，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简直虚假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周围，他的精神上甚至都没有一棵新芽探头。伊泽干脆理性地接受了这异常的事态，至于生活本身，就连改变桌子位置这种微小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他每天早上上班，白痴则一人留在壁橱里看家等着他回来。而且他只要一迈出门口，就把白痴女人忘个干净，只感觉一切都很遥远，就像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似的，脑海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战争这玩意，忘性强健得不可思议。战争惊人的破坏力和空间的转变力只用一天就能引发数百年的变化，让人觉得一周前发生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至于一年前发生的事，则被隔绝到了记忆最深处的箱底。好比伊泽家附近的道路，工厂四周的建筑物惨遭摧毁，整个小镇掀起一阵尘头大起的逃难骚动也不过是才有的事，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好呢，这场骚动就遥远得仿佛发生在一年前似的，那些令街道面目全非的巨大变化在第二眼看上去时，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景象了。白痴女人终究也就模糊在这强健忘性的混杂碎片中的一枚碎片里了。车站前的居酒屋（直到昨天还大排长龙）逃难留下的破木棍，遭炸弹毁坏的大楼上的窟窿，小城的火后废墟，白痴的面容充其量只是夹在这些混杂的碎片中滚动着而已。然而每天都会响起预警警报。有时候还会响起空袭警报。因此他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高兴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源自他的担忧——若是他家附近有空袭，就会发生未知的变化。担忧的唯一原因就是怕女人乱了阵脚，从家里跑出来，闹得街坊四邻人尽皆知。因为忧心这种未知的变化，他每天白天都不能回家。有好几次，他想索性把一切都跟裁缝店家坦白了——这也许是对无法克服这种低俗的忧虑的惨状做出的微弱反抗吧，又对这种卑微感到绝望，因为这至多算是一种通过最小伤害的坦白来转移忧虑的悲惨手段，他自身的本质并没有凌驾于低俗的大众之上，对此他只能诅咒和愤慨。对他而言，有两张白痴的脸他是忘不掉的。在拐过街角时，在爬公司楼梯时，在挤出电车人群时，在许多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会忽然想起这两张脸，每逢这时，他所有的思考都会结冰，瞬间涌上的气血也绝望地冻结了。其中一张脸是他第一次碰白痴肉体时，白痴的那张脸。到了第二天，这件事本身就遥远得好像一年前发生的事了。然而只有这张脸被单独分割出来，一遍遍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从那天起，白痴女人就只是一具始终在等候的肉体，丝毫不再去想外面的任何生活。女人只管等候着。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的部分肉体，女人就将所有的意识放在肉体行为上了，于是身体、表情都只处于等候状态了。令人吃惊的是，深夜里，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女人酣睡如泥的肉体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只有肉体始终活着，始终在等候，就算在睡觉时也如此！可是，要说女人醒来后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本来也就是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昏睡的灵魂以及活着的肉体而已吧。醒着的时候灵魂在沉睡，睡着的时候肉体在苏醒。有的只是下意识的肉欲。那只不过是一具肉体，一具始终清醒，像虫豸一样不知餍足地蠕动着的肉体。另一张脸则在伊泽碰巧休假的那天。即将破晓的地区遭受了长达两小时的轰炸，伊泽没有防空壕就跟女人一起钻到壁橱里，用被褥当掩护藏着。轰炸集中在离伊泽家四五百米远的地区，房子跟地轴一起摇晃，呼吸和思考也随着轰炸声断绝了。同样都是落下来的炸弹，燃烧弹和轰炸弹在威力上的差距就好比日本锦蛇[7]和蝮蛇[8]。燃烧弹尽管会带着一阵咔嚓咔嚓的非常诡异的声响，但落到地上不会有爆炸声，因此在头上咻地就消失了，就是所谓的虎头蛇尾，蛇尾都算不上，因为完全没有尾巴，所以欠缺决定性的恐怖感。然而轰炸弹这玩意，下落声音虽然微弱低沉，却会哗地发出像下雨一样的声音，拉出一条直线，因为这玩意最后会发出宛如连地轴一起撕裂的爆炸声，所以一条直线里就已经包含着极为惊人的十足威力了，说到轰炸弹的脚步噼啪噼啪靠近时，那绝望的恐怖感，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让人没有活着的真实感。再加上飞机飞得很高，美军飞机轰隆隆从头上飞过的声响也就极为隐约，若无其事地在风中响起，简直就像一个没在正眼瞧你的怪物挥着大斧子要砍过来似的。因为不清楚攻击对象的情况，所以遥远到诡异的低沉轰炸声令人甚是不安。这时又持续传来像下雨般一条直线的下落声。在等待轰炸期间的恐怖，这家伙连语言、呼吸、思考都完全停止了。这次终于要一命呜呼了——只剩下这种绝望凭借着濒临发疯前的寒冷存活着，发着光。万幸的是，伊泽的小屋被公寓、疯子家以及裁缝店这些二层小房包围，附近的房子有窗玻璃碎了的，也有屋顶受损的，然而只有他的小屋连玻璃都没有裂缝。有的只是染满血迹，刚刚飘落在猪圈前田地里的防空头巾而已。壁橱中，只有伊泽的眼睛在发光。他看见了，白痴的脸，那伸手去抓紧虚空的绝望和苦闷。原来如此啊，人类是有理智的。无论何时，都会留下几分克制和抵抗的影子。如果连这几分理智、克制、抵抗的影子都没有了，那该是多么可悲啊！女人的脸和全身都因为向死亡之窗敞开的恐怖和苦闷僵硬了。苦闷在动弹，苦闷在挣扎，然后苦闷流下了一滴眼泪。如果狗的眼睛也会流泪，那么狗笑起来应该同样丑怪至极吧。连理智的影子都没有的眼泪，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吗？轰炸期间，四五岁乃至六七岁的孩童们居然不会哭。他们的心脏掀起如海浪般的悸动，他们失去了语言，只会瞪大异样的眼睛。他们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活着，然而一眼看去，才发现他们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中并没有刻着不安和恐怖这种直接而剧烈的表情。倒不如说，这些孩子比普通的孩子更能理智地悄悄扼杀掉自己的感情。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大人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表现出那种露骨的不安，以及对死亡的苦闷要远超于孩童，也就是说，孩子看起来甚至要比大人冷静得多。白痴的苦闷，跟孩童们的大眼睛是截然不同的。那只是一种单纯出于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和苦闷，而并非人类的产物，也不是虫豸的产物，只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如果有那么点相像之处的话，也就是大约一寸五分[9]的青虫膨胀到了五尺[10]长，在挣扎，在动吧。还有一滴眼泪从眼里滑落。不说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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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色色色色色8>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像韩国这样处境尴尬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是，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堰西倒，摇摆不定。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第一次是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急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只失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这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之事，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然后，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非常感激大王，这样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然后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要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其他诸国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宣惠王是继韩昭王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王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如此，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宣惠王二十一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决。第二次是伊阙之战。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河南洛阳东南）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最终被秦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嬴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第18章赵武灵王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嬴政第一个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曾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胡服骑射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之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的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敌而内无强兵，因此，“我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赵武灵王的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赵武灵王胡服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赵武灵王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赵武灵王深知推行胡服困难重重，所以，他必须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不支持穿胡服。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第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第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八楼烦、秦国、韩国、中山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第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第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其一，拓边扩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电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就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赵武灵自己穿上胡人衣服，缩小了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其二，洗刷羞耻。赵武灵王三年，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发生了一件事，让赵武灵王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丛此，赵武灵王“令国人谓已曰君”（《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九年，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入万级）。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其三，不改则亡。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赵武灵王十九年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中山。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领土，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当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夯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赵雍立庶禅位赵章篡权身亡赵武灵王（赵雍），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王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主的相邦和傅（国君之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前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主，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而赵武灵王早已到了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