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头萝莉三部曲在线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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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头萝莉三部曲在线播放，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拉着S进了书房，两人想从网上查询一些有关穷奇的资料，我和林岳相视摇头，高中时期我俩就喜欢翻看《山海经》、《搜神记》之类的古书典籍，历史上有关穷奇的资料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此刻却也不必打击她俩的积极性。“老凡，你怎么看？”林岳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事态的严重使得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家伙也一反常态地认真了起来，“或者说你心里有了什么样的初步计划？”“现在还没个头绪，《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有提到过穷奇，而且特别注明了是动不得的家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使大脑充满氧气，“凶兽穷奇，其形异而不入五行，魔神附之，天地不灵。”“没有办法用五行克制它，那你有没有想过风、雷的办法？”林岳继续追问道，“上次你收伏五行特例的彭候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考虑过风雷并施的办法，但看来行不通。”我将身体埋进沙发，将视线模糊成一片，“照书稿的记载，若要对付恶类凶品的虚灵，可以采用和它五行相克的天罡印，并配合长风和落雷印。不过，一定要把风雷发挥到极致才有胜算。”“发挥到极致？怎么说？”林岳一付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要十二级的风？多少分贝的雷声？”“去你的！古代记载和你这个单位怎么换算啊？”这小子再严肃口气却是从来也改不掉，我不由得被他逗乐了，“‘风可破壁，雷若万钟’，按你的逻辑应该就是风速可以突破普通的墙壁，而雷声近似一万口巨钟的声响。”“嗯，有确实可靠的数据就行，只要书稿上记载的没错，咱们想办法达到这个条件不就是了？”林岳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眼中竟然炯炯放光起来。“有那么容易倒好了，就算我们能达到这两个条件也未必能取胜。穷奇的特性你忘记了？它不但是恶类凶品，也属于神，天罡七印能对付所有虚灵，但对于神品是无效的！”我有些受不了他的理论了，对付穷奇怎么能一厢情愿，“更何况，少昊氏对伏羲太昊的八卦五行理论相当精通，所以才被称为少昊。”“呃～～”林岳一时语塞，想不出任何语言来驳斥这条苛刻的原则。两人又沉静了起来，客厅的挂钟嘀嗒地走动着，时间已是深夜了。林岳禁不住打起了呵气，在他的传染下我也感到一阵疲倦袭来。紧张的确容易使人疲劳，再加上连日来的奔波和频繁的思考，身体多少有些难以负荷。“我们有发现了！”S拉着晖儿从书房出来，一脸兴奋地扬着手中的白纸。“这些资料可能帮你分析出穷奇的弱点。”晖儿靠着我坐下，S则递过来一叠资料。“少昊氏解密？”这些是史学资料，记载的都是有关少昊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其中对少昊氏的那个不孝子也有着很大篇幅的讲解。“我们发现少昊氏是轩辕黄帝的一脉传人，也是太古五帝中的第一位。”晖儿说道，“在舜帝时代，少昊氏被驱逐到了当时的西部地区，那个不才子穷奇则被舜帝用铜锥钉死在土穴里。”“还有种说法，穷奇是共工死后的怨气所化，你们有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看完资料我询问道，“共工是古代的水神，而穷奇也被描写为北方天神。如果说穷奇被钉死在土穴中，那舜帝一定是用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才击杀了穷奇。”“《史记》中有记载‘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S走进书房，不一会拿出一张纸念道，“刚才觉得不是太有用就没有打印出来。”“五行原理中，土克水，用土穴抑制住水，使其不能动摇滋生。金生水，铜锥是尖锐集中之物，将金生水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爆发，那么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膨胀的力量而自爆。”我近于自语地分析道，“‘相克而锢，相生而亡。’，舜帝对五行与反五行方法的运用不得不让人佩服。看来穷奇和共工确实有关联，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把金属锥看作是注射器，将水快速注射到穷奇体内引发自爆。”林岳在一旁插嘴道，“那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舜帝，用金属器物集中一点攻击穷奇的重要部位？”“这样虽然说进了一步，但是对于穷奇的神品部分五行方法还是无效的。”我的脑中开始不断地循环起各种排列组合，“如果采用各种方法来逐一破解，那排列组合要平衡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晖儿起身沏了四杯浓茶，深夜疲倦的时刻这正是大家所需的良品，望着晖儿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一个提示：“晖儿，我把穷奇的弱点排列出来，再排列出相应的克制方法，你是否可以用程序组合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嗯，可以，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语句，而且也有现成的数据模型，我这就去修改一下。”我常常会自喜有晖儿这样的贤妻在身边，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我在纸上排列着各种方法和描述，林岳和S则负责仔细地对照资料数据，很快便将所需的输入的方案整理得差不多了。可就在整理舜帝击杀穷奇的这段时，一个熟悉的感觉在我脑中晃动了一下——铜锥！在青铜器具出现之前，五帝时期的铜制器具材料采用的都是黄铜，梦中那青年人手中所拿的不正是一根硕长的黄铜锥吗？！莫非是……“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那日的歌声恍惚间在耳畔再度响起。取过一张纸，将两句歌词一上一下地写了下来，看着句子首尾两字的组合，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少昊之子”！林岳和S奇怪地望着纸上的词句，很快便也发现了四字的组合，两人惊讶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发问。“程序改好了……”晖儿走出书房，见到我们三人那奇怪的表情不由愣了一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沉声间我将当日梦境中的经过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可以肯定，那天在梦境中的青年人便是“少昊不才子”——穷奇。“他怎么会找上你呢？而且照说他应该会对付你才是啊。”S疑惑道。“那家伙的原则是亲小人，食君子，老凡一句‘不耻做小人，不屑做君子’正好处在他的原则之外。”林岳摇头感叹道，“天意啊，要是承认自己是君子那就完蛋咯。”“亦凡，你所见到的是穷奇的人形，与之前描述的不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有着神、兽、人的三种形态呢？”晖儿恍然地说道，“如果有办法让它保持除了神形态以外的两种形态，是不是就可以对付它了？”“嗯，我也在思考这个可能，书稿中的那句‘其形异而不入五行’之前总是觉得理解不过来，现在想来古代典籍上描述之所以对它有着不同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确存在三个形态。”我思量着其中的玄妙慢声道，“神便是共工的形态，五行道法对它无效；兽便是它的怪兽形态，综合了五行属性，那个布阵的前辈一定是在它兽形的时候用天罡七印阵加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才将它困住的。”“老凡，如果说你是在梦中见到穷奇的人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的人形是魂魄之类的东西？”林岳推断道。“除了极其有限的几种虚灵之外，一般的兽形虚灵是无法直接与人类大脑进行意识沟通的。”我和林岳有着相同的感觉，“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它的人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鬼魂，按书稿上说是精魄。”意外的收获令原本复杂险峻的局面明朗了很多，我重新罗列了穷奇的强弱势和相对应的克制方法后，大家一起走进了书房，晖儿将所有的项目编号排列，一一输入了制做好的程序中。随着硬盘的一阵微响，程序开始了运算，只半支烟的功夫，便提示已算出结果。当所有人期待地望着弹出的处理窗口是，显示在屏幕上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无可用组合？！怎么会？”晖儿不禁讶异，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操作着，满屏的程序语言令人目不暇接。“老凡，你给的方法和条件有没有缺少什么？”林岳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照你刚才的分析，应该有点办法的吧？”“稍等一下，程序的条件判定输出上有些问题，我改一下看看。”晖儿将话语拦在了我的前面，没多久程序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算。终于排列出了一个可行的组合，但面前的这个组合似乎难度系数更高了。“按这样来看的话，灭掉人形，引出兽形，避开神形，用金属物结合风雷法灭除穷奇。”林岳一阵咂舌，“这下可真的要劳师动众咯，关键是时间需要多少，而我们又有多少时间？”“三形中必须避神形，灭人形，引兽形……金属物……风雷法……”这些关键字渐渐地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方案雏形，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刚才突然的提示和资料诱发了大脑中深层的某些东西，“我应该能找出解决的方案了，但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晖儿望了望我，起身端来浓茶放在电脑前，向林岳和S做了个手势，三人走出书房，留下了静心思考的我。从记载上来看，神形的穷奇几乎很少出现，按传说中穷奇是共工怨气所化的说法推断，出现神形的可能只有一个，它遇到了自己的死敌颛顼或与之相关的事情。目前来看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颛顼在现代几乎已被遗忘了，虽然他和少昊氏同为轩辕黄帝一脉，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早已把这个老祖宗丢在了九霄云外了。对付兽形穷奇，金属器物可以用我驭金的能力铸造成形，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是风雷法的加强，林岳先前的单位换算法未必不可行，如果取样钟声和风速，并进行测试换算，用计算机程序却也可以推算出所需要的条件，倘若实在不行，人力物力上也可找罗志云去打个商量。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灭除人形的穷奇，布下那五个天罡七印阵的前辈已经指点了我们，阵法所在的位置正是穷奇兽形本体的五个弱点。虽然阵法在机缘巧合之下相继被破除，但长期的困踬必定使得穷奇元气大伤，要恢复却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如果推断没错，作为精魄的人形穷奇应该就在城市南面的某个地方，也就是穷奇兽形本体的头部位置，但又该如何它并将它毁灭呢……十七、精魂“遁神聚魂”脑中忽地浮现书稿中的一个格局，这原本是指一种极易招惹所在位置虚灵的格局。人们平日所说“闹鬼”“灵异”相关的建筑或地点，大都是因为符合了这个风水局而导致的。如果在晖儿公司内部布下一个小型的遁神聚魂局，那就等于是排了一个招魂阵！欣喜间一跃而起，正想出去宣布计划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大响，惊得我心神一乱。走进客厅一看，原来是林岳想打开身后的窗户透下气，因偷懒不想走动，便跪在沙发上去移动窗子，结果失去重心连人带沙发翻倒在地。这小子总那么大大咧咧的，苦笑间窗外的夜风拂面而来，一阵凉意令我浑身不由一颤，加上刚才被声响惊吓，神志竟有些恍惚了起来。对啊！我突然惊醒，是这样！原来应该是这样！“风可破壁，雷若万钟，雷动其魂，风散其魄。”风雷并用而驱散恶类虚灵的真谛原来在于此，用巨雷将虚灵精魄震慑，配合疾风毁灭处于半游离状态的精魄，使之无法聚合，而失去精魄的虚灵便只是一个无用的躯壳，只需根据其五行特性用相对应的方法灭除即可。如此这般，那么剿灭人形穷奇的方法就跃然纸上了。S正打趣着自地上狼狈爬起的林岳，而晖儿则探视着有否惊扰邻居，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们，详尽地将整理好的想法陈述了一遍。“风雷并用的方法刚才不是被你否定了吗？”林岳一脸的不解，“没有办法界定量值的话，就无从下手，更别说辅助的办法了。”“呵呵，这个就又要麻烦我聪慧能干的老婆大人咯。”难题突解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我向晖儿眨了眨眼打趣地说道。“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可不会那些风雷法啊。”晖儿脸颊上略略有些绯红，似乎是受了我言语和表情的影响。“假设我们得到了一口巨钟在敲响时的分贝值，并由此推算出其一万倍的数值，把这个数值保留。”我放慢速度一字一顿地说道，“将已知电压电流的阴极和阳极触碰，测得电流所产生的爆响分贝值。根据先前存下的数据，是否可以推算需要多大的电流电压才能产生这个分贝的巨响呢？”“嗯，可以通过预设的运算模型来计算，你的意思是……”晖儿的问句被打断了，我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听我说完。“已知砖墙的厚度和砖体可承受的最大压力值，以现有大气压强值为标准。”我继续说道，“在指定受力面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算出气压摧毁砖墙所需的空气体积？”“可以，不过一定要精确计算承受压力部分的临界值。”晖儿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老凡，你悟出风雷破穷奇的方法了！”林岳大笑着在我身上擂了一拳。“你小子，下手轻点，很痛啊！”我笑着回敬了他一下，转头向S说道，“建筑材料的强度和材质你最权威，取样测试的事情就要麻烦你多辛苦一下了。”“哈哈，没问题，这下终于找到办法了。”S说着揉了揉肚子，苦着脸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温饱问题啊？肚子开始提抗议了～～”“我去给你们煮点宵夜。”晖儿笑着走向厨房，客厅里顿时洋溢着一片轻松的气氛。……城西，重工业区，不久前发生的山体塌陷滑坡事件使这里一时人迹罕至，原本冶金仓库里的库存早已在机械和人力的协作下大批挪走了。此刻，却有两个人影隐蔽地在冶金仓库所在的山坡上来回晃动着，最后没入了满山的树林中。那人影便是我和林岳，在经过一番的商议布置后，一切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地进行着，城西位置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自风水格局纵观来看，穷奇的致命弱点就是在城西的金位，这里不但富含着大量的金属矿藏，而且也是穷奇躯体的前胸部位。遵循舜帝当年灭除穷奇的做法，测算出冶金仓库天罡阵法的具体方位，我和林岳在山坡上探查了许久，终于确定了阵法的中心位置，这也是灭除兽形穷奇的突破点。“老凡，你说过，舜帝灭除穷奇是将它困在土穴之中，再用铜锥击毙的。”林岳斜靠在身旁的树干上问道，“在这个突破点上打入金属锥装物只是满足了其中的一个条件，那土穴的条件如何满足呢？”“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其实之前布阵的前辈已经揭示了答案。”我在阵法中心位置上来回踱着步，估算着大致的数据，“我们市属于冲积陆地，地下大多是沉积的泥沙，经过长期的陆地变化，再加上后来人类的建筑和整治，城市的地形渐渐变作了中心低洼而四周扬起。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土穴’，这也正是那位前辈此设下如此庞大阵局的原因。”“原来如此，估计这穷奇也是那位前辈故意给引到这里来的。”林岳点头道。笑着默许地点了点头，我示意林岳暂时不要说话。站定在中心位置上，全部意识顿时集中，脚下微微有些震动，大脑中清晰的显示出一个画面：地下深处那渐渐形成的巨大金属锥体在不断地拉伸，慢慢地延展向城市的中心，这便是为击杀兽形穷奇所准备的武器。当年舜帝杀死的是普通兽形的穷奇，但根据格局的判定来看，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则是巨型化的兽形穷奇。换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便是建造在这只巨大的穷奇身上。大量集中地运用驭金能力使得我很快便产生了疲惫脱力的状态，在聚合了一段锥体后，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林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倒了一杯盖水给我，入口苦涩味辛的感觉令我精神为之一振，身体的疲劳似乎缓解了许多。“嘿嘿，这老参精华的效果如何？”林岳得意道，“这可是我家乡带来上品，就那么点根根须须的都能让你龙精虎猛。”“谢了，感觉的确不错，有你这个医生在还真是方便。”我向他谢道。稍事休息，身体和精神恢复如初，在参汁的帮助下竟似比之前的状态还要良好。集中意念间，剩下的锥体部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许多完成。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锥体上印出了弱水和锐金两组印阵，我们在此的任务便告一段落了。……“丁巳，癸未，丁未……”车子在路上飞驰，S在车后座拿着一本《周易解析》兀自喃喃着。“喂～～喂～～”林岳转头冲S招呼着，后者则满脸茫然地抬起头，似乎还未脱离出书本的内容，“你在那里嘀咕啥呢？”“看八字的阴阳呢，有点不明白其中的含义。”S的语气有些呆呆的，看来她的大脑此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赶忙退走。但后金军紧追不舍，张承荫说：“战也死，不战也死，不如跟他拼命，即便死了，我也是大明忠臣。”于是掉头迎战，后金军不防他杀个回马枪，许多人被杀。俄而一声鼓响，后金军万箭齐发，箭如飞蝗，张承荫死于乱箭之下。张承荫是第一个与后金作战战死的总兵。此战后努尔哈赤围攻清河，守将邹储贤坚决抵抗，千名明军炮兵用火炮杀伤后金军，后金死千余人。努尔哈赤令工兵手拿厚板挡着脑袋，冒着炮火，顶着箭雨，在城墙下挖墙根。城东北角被挖开大洞，后金军攻入。邹储贤退守城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邹储贤说：“你既然投奔了后金，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朋友情义了。你快走吧，不然我就放箭了。”邹储贤最终战死，明军万人阵亡。与此同时明朝的各路援军或遭到拦截，或畏缩观望，或中途撤退，或停滞不前，坐看清河失守。打下抚顺和清河后，努尔哈赤将一名明军俘虏割掉耳朵，让他作为信使去报信，代替自己向明朝宣战，他强硬表态：“如果明朝以为我没理，可约定日期开打，十天半个月后都行，如果觉得我占理，那么可以向我交纳布帛，息事宁人。”此时的明朝统治者宛如一个坐在马车里的孩子，他手里抓住拴在车内的两条绳子，就以为他在驾驭车辆，而实际上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车辆早已在贪官的腐蚀下报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朝的后果可想而知。抚清之战后，努尔哈赤对群臣说：“人们都说神仙和佛是善良的，然仙佛虽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为也。必勤修善行，才能与之相合。君主奉天命治理国家，修明政教，举世享太平之福，则一人有道，万国安宁，比仙佛强多了。人皆知鬼魅之邪恶，然而鬼魅虽恶，遇到阳寿未尽之人也不能加害，必须阳寿已尽，才能被鬼魅加害。如果君主无道，导致盗贼蜂起，黎民有死亡之忧，是一人失德，祸及万方，其恶甚于鬼魅。明万历帝罔念友邦，兴兵构怨，皇天震怒，万众被杀，其害与鬼魅有何异？”努尔哈赤可谓完全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发布七大恨后主动侵略大明的抚顺和清河，却说是万历兴兵来打你，脸皮的确够厚。当天，努尔哈赤还说：“从来国家之败亡，不是财用不足，都是因为骄奢淫逸所致，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国完颜亮，都是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饮，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圣训》）后世史家据此认为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事实上，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远出后人所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时，努尔哈赤曾对各位贝勒说：上天养育万物，公而无私，非者非，不以国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国小而弃之。朕观历代帝王，最初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备尝艰辛，而后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遂声闻于天而登帝位。汉高祖本来是泗县亭长，奋力于行伍间，平定祸乱，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侍辽国天祚帝，差点被杀，卒能奋志修身，收服渤海国，灭辽称帝。明太祖父母双亡，栖身佛寺，历尽艰危，终成帝业。这些都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不忍弃之。周宣王时，有童谣说：厌孤箕服，实亡周国。后来周幽王宠幸褒姒，紊乱国政，西周灭亡。秦始皇雄踞西陲，吞并海内，修长城防御边界，信方士访求神仙，自称一世二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宗招降纳叛，构兵开衅，被金国击败，父子被俘，身死于外。金国完颜亮违背天常，荒淫无道，获罪于天，最终被杀。元顺帝不畏天威，不治国政，排斥贤能，信任奸佞，致使盗贼蜂起，国祚衰亡。这些都是天厌凶德，不因为国家强大而庇护之。现在明朝君臣自恃强大，蔑视上帝（按：努尔哈赤并不信天主教哦），任意生杀，妄启边衅，助叶赫部侵略我疆土，毁坏我房屋，抢夺我庄稼，肆虐无已。朕观古今典籍，国虽大，而历数将终，则君臣庸暗，纲纪倒持，最终灭亡。国虽小，而运祚方兴，则民物繁盛，寝以昌炽。总之这些都是因为天命。现在明朝灾异屡见，君臣不务修省，终必遭天罚。纵然国大兵强，岂足以凭恃？一个人能引咎修德是上策，文过饰非则是下策。后世子孙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鉴前代之所以失，迁善改过，上合天心，则可以永享国祚！从周朝说到自己的对手明朝，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深厚的中国历史功底和汉文化造诣，这绝不是一个北方普通“蛮夷”所能达到的。但是明朝在抚清之战败后，才拿努尔哈赤当事儿，才刚知道重视这个可怕的对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万历皇帝派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兵分四路，共十二万大军（此外还有叶赫部和朝鲜各一万多人助战），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围剿努尔哈赤。出兵祭旗时那头牛可能是牛魔王下凡，刀捅了三次才把牛捅死，誓师大会上大将刘招孙骑马舞槊，因槊柄腐朽，槊头一下子飞了出去。誓师大会上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军心士气自然是有极大打击，其实对于这种事，关键在于因势利导，誓师大会上出问题是常事，比如武王伐纣的誓师大会，遇到大风把旗杆折为三截，正在军心浮动之时，姜子牙说：“这是天洗兵，帮我们冲掉浊气。旗杆折为三段是启示我们兵分三路。”结果周军士气大振，兵分三路攻灭纣王。如果我是杨镐，一定会说：牛被捅了三次才死预示着我军要跟努尔哈赤经过三次战役才能彻底歼灭他，槊头飞出去预示着我们在剿灭努尔哈赤的战斗中努尔哈赤的人头就会像这个槊头一样飞出去。这样一说，自然会士气大振。看来作为主帅，随机应变的口才也很重要。万历对于杨镐的任用可谓所托非人，杨镐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曾被日本人打得大败，临阵脱逃，可是他却谎称胜利而上奏。后来在辽东当官时他乱杀边民来冒功，被御史参奏后革职，而此番万历皇帝居然让他当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赐给他尚方宝剑，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想的。有人会说，万历皇帝昏庸无能，自然是所托非人，但在历史上万历皇帝其实被人误解很大，他堪称一代英主，绝非昏君，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说到。杨镐在出征前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给努尔哈赤。因为在杨镐看来天朝大军打努尔哈赤是没问题的，所以来了个光明正大。努尔哈赤的兵力虽然只有明军的一半，但他知道明朝的虚弱，他想戏弄下杨镐，便派人与明朝议和，他的议和条件很是奇葩，只要明朝给自己三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三千匹绸缎，自己就不跟明朝打。杨镐一看，我兵力是你的两倍，我还要给你钱，你当我傻？于是大军继续挺进，直捣努尔哈赤首都赫图阿拉。得知敌军情况后努尔哈赤有四种方案选择：（一）坚壁清野，隐藏主力。（二）负隅顽抗，死守硬拼。（三）分路抵御，各自为战。（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经过仔细权衡，决定用第四套方案，他说：“任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那么努尔哈赤是怎么对四路明军各个击破的呢？咱们一个个看。先看西路，即抚顺路。杜松是此路总指挥。他是一员虎将，经常进攻蒙古，前后百战，每战必胜。蒙古人被他打怕了，听说明朝太师最大，就叫他杜太师（明朝生前就是太师的只有张居正）。虽然如此，但他气量狭小，比如他曾跟人吵架，一气之下当了和尚，后来还俗，接着打仗。后来他吃了败仗，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了，可他感觉没消气，一赌气烧了军需库，因此被罢官。此次重新启用他，是戴罪立功。他一心想生擒努尔哈赤，因此尽管此时正下大雪，他因立功心切，令士兵冒雪前进，到了浑河，就是努尔哈赤想当年率四个人击败八百名敌军的地方，杜松脱了衣服，赤膊渡河，众将请他披甲，他说：“披着铠甲杀敌不是爷们。我从参军到现在，都不知道铠甲有多重。”于是他率军渡河，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浑河上游使河水决堤，河水暴涨，许多士兵溺死。龚念遂所部的辎重营因渡河困难，留在河对岸，杜松率军到了对岸，见有小股后金军，毫不犹豫地将其击败，后金军逃进山谷，他怕有埋伏，禁止追赶。这个山谷就是萨尔浒山谷（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杜松留一部驻守此地，自己率一部进攻萨尔浒山旁边的界藩城。努尔哈赤见状，就派长子代善率军守界藩城，自己亲率四万五千人进攻谷口的明军。两军相遇后立即开战，霎时阴云密布，天昏地暗，咫尺不辨人影。明军点起火把作战，由于平时疏于训练，许多箭镞射在柳树上，而后金军见明军点着火把，在黑暗中更为好认，于是一枚枚箭镞射向明军，明军死伤惨重。后金军乘势冲锋，刀砍斧剁，如同切菜砍瓜一样杀得明军七零八落。激战中，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异常显眼，时而挥刀乱砍，时而盘马弯弓，连斩数人，明军弓箭手瞄准皇太极射去，可皇太极盘腿跨蹬，在马背上一倒，回首射出旋身箭，把射他的弓箭手射死。随后他抡起战刀，虎虎生风，飞蛇似的箭镞还没近身，他早已左拨右撩把箭镞拨落在地，掉在地上的箭镞如秋天的高粱地，然而就是无法伤到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与萨尔浒山谷前的明军激战时，杜松赶到距界藩城不远的吉林崖，在此安营扎寨。杜松大营战车环列，挖堑壕树栅栏，外面摆放火器，后金军铺天盖地而来，明军于是施放火器，震耳欲聋的巨炮和火铳将后金先锋部队炸得血肉横飞，仰攻的后金军处于不利的地势，此时杜松忽听见身后杀声突起，原来是代善率军杀来。杜松急令后队改前队，与敌混战。双方不分胜负，杀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此时界藩城内的后金军也杀出，杜松忙令前队再改为后队迎敌。正在你死我活的拼杀时，森林中又冲出一支人马进攻杜松。杜松已腹背受敌，哪里禁得住三面夹攻。只见一支暗箭飞来，直中杜松心脏，他应声坠马而死。主帅已亡，明军更加混乱。很快，冲上来的后金骑兵便以凌厉的攻势控制了吉林崖山头，铁甲骑兵趁势冲入明军战阵，像一把利刃插入明军心脏，顿时万马奔腾，嘶鸣鼎沸，明军如波开浪裂，在驰突纵横的八旗铁骑下被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发挥了骑兵作战的全部优势，几乎在瞬间便使明军大营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战后，努尔哈赤赶来，立马山下，在凛冽的寒风中挥刀呼叫，他自己也为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激动起来。西路军全军覆没。那么这第三支部队是哪来的呢？原来是努尔哈赤干掉山谷的明军后派来的。乾隆这样说此次战斗：“我军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遂大破其众，（明军）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世祖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西路完了，下面轮到北路，也就是开原路了。北路指挥官是马林，他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文人，却当上了总兵。至于马林的作战水平，想必你已清楚，他打仗不行，但懂文学，能写诗，写得一手好字。听说杜松的下场后，马林把军队一分为二，他自己驻守尚间崖，潘宗颜驻守斐芬山，他用战车围起来挖了战壕，还有杜松的那个辎重营，统帅是龚念遂，三个营构成品字形。努尔哈赤尽管兵力是马林的三倍，但还是集中兵力先干龚念遂营。努尔哈赤率一千精骑，从龚念遂所部薄弱的一隅冲出一个缺口，随后后金军像潮水般涌入，全歼敌军。努尔哈赤在歼灭龚念遂所部后，一刻不停，继续进攻马林本部，明军发鸟枪、放巨炮迎战，后金军冒着明军的炮火猛冲，尸体堆积如山，接着两军混战厮杀，冲杀声和惨叫声组成了悲壮的交响曲。不久，明军火药用完，该后金军发飙了，后金军很快控制了明军阵地，他们的刀架在明军的脖子上了。后金军骑兵驰骋，利刃飞舞。正在激战之际，马林见势不妙，临阵脱逃，他的两个儿子死于乱军之中，群龙无首的明军更加混乱，死尸堆满了山谷，该部覆没。努尔哈赤随后把潘宗颜所部一锅端了，北路军全军覆没。北路完了，该东路了，也就是宽甸路。东路主将是刘，他参加过抗倭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打了两个。他善用刀，他的刀一百二十斤，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此外他还精于骑射。先说射，一次他让人在板上用墨乱点，他能在远处用弓箭将所有墨点处射中，再说骑，他让人牵来几十匹马，他一嗓子喊下去马都过来了，又一嗓子喊下去马都退了。不光如此，他还能喝，每次临阵都要喝酒一斗多，兴奋自己的神经。看起来刘是个猛人，然而他却缺乏一个大将最需要的品质——稳重。我始终认为稳重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最可贵品质，只有稳重才能对事务的把握恰到好处，而之所以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则因为有充分的准备，自己胸有成竹。单纯有才智的人未必能成功，而稳重则是什么时候用自己的才智，如何用自己的才智的问题。中国人对年轻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稳重。中国话里的“老练”、“老实”、“老马识途”、“老骥伏枥”，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最看重的就是稳重。此时杜松、马林全军覆没，在对另外两路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刘居然率军出发了，这岂是一个稳重的军事家所为？刘率领他的连大炮都没有的队伍继续前进，此时粮食也吃完了。他在无奈地率军前行时，一个努尔哈赤派来的假冒杜松所部的使者来了，使者传达杜松命令，让刘与他会合。刘说：“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假使者说：“我们主帅因为事情急才这么做。”“那为什么不点烽火呢？”“边塞之地点烽火不便，不如我骑马来更快。”刘这才相信，于是率军与杜松会合，走着走着，见山上有一军龙旗飘扬，他想这不是努尔哈赤吗？当即横刀跃马杀上山来，努尔哈赤派兵迎战。在刘綎的刀下许多后金军身首异处，刘想仰攻费劲，不如诱敌至山下，于是率军下山。后金军也追下来，杀得难解难分，双方都有些疲倦，只有刘越战越勇，虽两臂受伤，仍毫无惧色。忽然一支手举火把的部队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刘从火光中望去，见一杆大旗“杜”，大喜，说：“杜松来了，是天助我灭后金了。”话未毕，一将已到马前，头戴金盔，身穿铁甲，正是明将，只是刘不认识，刘刚要问对方是谁，来将问：“您是刘吗？”“是。”刘话音未落，来将手起刀落，削掉刘半边脸，砍死刘。原来是代善全歼杜松军后，得了许多盔甲，他教军士改扮明军，杀刘的人就是代善。刘死后，他那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的步兵被后金铁骑杀得片甲不留，尸体绵延数十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蔡济恭在《松山杏山之间京观累累，追忆刘都督富车战亡不禁长城一坏，胡马饮江之叹，慨然有作》中，豪气干云地表达了刘綎殉国的哀思：我有三尺芙蓉剑，我有百斛葡萄酒。剑以出匣击大荒，酒以停车洒丛莽。刘公壮略安东土，乱杀倭寇如杀狗。天半麒麟为公起，肘后都督金印绶。建酋虽骁一胡雏，泰山压卵何有乎？天不祚明公战死，官军血流边草涂。公在两间为鬼雄，鞭霆驾风慑群胡。至今京观屹相望，冤气矗天天为瘿。安知不有东征士，同葬此中啾啾呼。如今未暇为尔悲，茫茫桑海悲黄图。倚剑酹酒一悲歌，回风吹尘暗平芜。刘这一路被歼灭后，后金兵乘胜而前，杀至富察甸，遇到康应干部明军几千以及一万多朝鲜军。后金军很快杀尽了数千明军。朝鲜统帅姜弘立见势不妙，在关键时刻一咬牙，一跺脚，一捶胸，一顿足，最终决定向后金投降。二十七年前朝鲜即将亡国时大明全力相援，而今朝鲜军见死不救反而向后金投降，人格卑下，由此可见一斑。朝鲜军队投降后金后，还把战败后与大部队失散的数百明军尽数交与后金军队，真是缺德带冒烟的。明军游击将军乔一琦血战三天三夜，刚刚在朝鲜军营吃碗冷面，就被朝鲜军以刀相逼，喝令他出营向后金军投降。乔一琦大叫一声，跃身投崖而死，为国尽忠。努尔哈赤很鄙视朝鲜人的做

狗头萝莉三部曲在线播放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

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何：我母亲原来当过护士，解放以后一直就在家，1958年曾经参加工作，搞过粮行，还当过劳模，那会儿叫妇女积极分子。老太太业务特别棒，算盘好。她算盘好到什么程度？几个人在柜台上，老百姓都说，我们都上王姐那儿排队去。我听老太太回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苦练杀敌本领。那会儿咱们的糙米卖1毛4分8，白面呢，1毛8分4，老太太回家就念，她念的是大扒皮，她把所有的斤数她都念熟了，1看5，5斤就是9毛2，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7毛3分6，9毛2，这我都是听老太太念叨，我到现在……所以谁要买面，说你给我来这13斤面，10就是1，3呢，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1再加上5毛5分2，“叭”，就全出来了。把钱给人一找，人拿这牌直接就约(称)面去了。特麻利。这跟文化历史无关，就是老太太这业务。我也记下了。还有啊，我给您讲一个苏州码注198。知道什么叫苏州码么？定：不知道。何：这苏州码使到两个地方。有的家里老钟老表上头有苏州码，不是阿拉伯数字，也不是罗马字，它是把咱们汉字拆开了，偏旁部首。您比如说吧，789的9，是写个文，2，写戳道。所以有时候人问：“您贵姓啊？”说“我姓刘，我姓9吊2”，9吊2，那9，过去不是花铜子儿么，9吊钱，“噢，您姓刘”。据说啊，两个横上头有一竖，往上翻我翻不出来。还一处使到哪儿呢，这是咱们北京，外地有没有啊，那个门牌，那个蓝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街道不是都换的红牌么？有的街道红牌贴上了，蓝牌还没来得及摘，上头还有苏州码儿。我这是讲故事，据说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上头有女真人趴在井上，你说什么话我都给你听了走，这爷儿俩一琢磨，什么都让他们听了怎么办，这俩都是才子，这俩把汉字的偏旁部首这么一拆，这爷儿俩就写文字就不说话了，这之后就传下来了。为什么叫苏州码，这咱们不知道。苏州码示意图

(二)八年后的再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8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上面这篇口述访谈做于8年之前，躺在病床上正在做化疗的何先生虽然谈锋甚健，作为访谈者的我却多所顾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他说得尽兴就好，其他问题就不必深究了。此次拣出这篇整理稿再读时，便有天马行空却不落地之感。我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整整8年没有再与何先生联系。好在通过张莉女士和安双成先生注199的再次相助与安排，我终于再次与何先生见面，并再次为他做了访谈，使我有机会对诸多上次未曾谈及的问题，譬如他如何学习的满语、他的父母双亲以及诸多亲友的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问询，终使这场访谈落到了实处、接到了地气，也终于可以将其作为宗室后人中的又一个实例，收入到我这部“府门儿”之中，这让我甚感庆幸。何秉钧书法作品一何先生那年病愈出院之后，便每日以书画尤其是满、汉两种文字的书法自娱，8年来不仅乐在其中而且颇有成就，还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我为他身体的康复、精神的充沛而高兴，并将他近年用满、汉文撰写的两篇书法作品附在书中，以示我的祝福。

1.宗谱与满文满语

定：咱们今天还是从头说起，好吗？我问过安先生，问他怎么跟您认识的，他说是您到一史馆去查你们家的家谱。您是先去查的《爱新觉罗宗谱》，然后再去查的档案的《玉牒》？何：查的《玉牒》。定：那《玉牒》和《宗谱》里面都有你们家吗？何：有有有。我知道我的祖上的旗，知道我祖上是谁。《玉牒》在早时候是使线穿的，纸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是糙的那种。定：我知道，我看过《玉牒》。何：上面是满、汉两文，分成18格……定：行行，这我都知道。那也挺费劲的吧？何：安先生拿出同治朝的那本，一打开，谁呀？穆宗毅皇帝，就一本，他没后人嘛。我说就这么薄么？我们家人可多啦，不对。查查人多的吧，乱糟糟的，抱出好些个来。定：你们家族是代善的后人？何：礼亲王第四子。定：咱们看看能顺到第几代啊，您父亲？何：我父亲这都没入过《玉牒》。祖父当年谱名啊叫松锡，后来民国时候改叫何锡昆，拿那个锡呀做一个名，后来说不能姓张姓李啊，祖宗牌位是和硕礼亲王，得了，写一个和吧，拿到衙门去了，人就说不行，这哪儿对呀，和珅，也是旗人，你改吧，就改了何。定：可是您的辈分我不清楚。何：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毓字辈，恒字辈，要搁我的话不是毓字辈就是恒字辈，可是这两个字辈都挺含糊的。因为我们排名啊不是像别人似的按康熙的35子。你看某某某的儿子改了名字了，叫金启什么，我说那哪儿对头啊。某某某说了，我祖上啊是第三祖索昌阿的后人，第三子是索昌阿，第四子才是觉昌安，宁古塔贝勒，这您记得吧？严格地说，觉昌安的后代才算宗室。定：他们算觉罗。何：觉罗！他们家是远支儿，就是觉罗(juēluo居落)，现在都念觉罗，红带子。我们呢，叫宗室。我一去(张莉珊家)，那老太太：“我们是皇族注200”，我说“您皇族啊？我是宗室”，“哎哟，那您是哪位王爷的后代呀？”口气就变了。她听我说话啊，咱们说话在行，过去谁说皇族啊，说宗室就知道，黄带子，对吧。定：老太太还这样哪？我见过她。何：我为什么记得她的名字叫张莉珊呢，我给她开过方子，我给她开过药。开完到门市部给她取药去。写这个(名字)她能报销。定：我书里写她的名字叫张寿蓉。她的娘家的名字。何：您记住了，最近一支是宣宗成皇帝的，道光爷，道光爷的第七子是奕，奕的后代，最近支儿的应该就是溥仪皇帝，他是宣宗成皇帝的后代，偏旁走支儿地都挂着呢，您看溥字辈儿的全是立人：溥仪，溥儒，全是立人。载字辈的，全是三点水儿：载涛、载洵。到了毓字辈，全是山字儿，毓峨，您不是这个，您别胡说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排辈相当严格。还不用说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注201我们都是各支排各支的。宗人府让各支单排。你像肃亲王的后人金璧辉，她父亲叫善耆，她叔叔叫善旌注202，镇国将军。定：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去查你们家的家谱的？何：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哪，又会满文。定：您那时候已经会满文啦？何：我一小儿就会呀。祖父教的呀。我的满文是祖父教的，是家传哪！定：不是安双成先生教您的？何：不是！他们说过北京市有多少多少人会满文，我说这里头不包括我。我是家传的。定：就是说您祖父满文就挺好的？何：我祖父13岁的时候进宫了，不是家里就散了么，宗人府分配到乐部当差的时候，就跟着师傅，13岁，就让他学宫里的规矩，那天是跟着谁呀？光绪，上颐和园，光绪就跺着脚：“yabu！yabu！yabu！”我爷爷说：“皇上说什么哪？”师傅说：“让快走哪！回去好好学去，咱们衙门里头都有满文师傅！”跟着清文师傅学去。回来，就跟着清文师傅开始学满文。定：那就是说原来他在家里是说汉文的。何：在家里头十几岁他不会，(满文)这是到乐部学的。定：就是说你们家也已经说汉文了。何：对对。定：学满文就得专门有师傅了。何：我祖父是进宫当差，在乐部学的。乐部对我祖父要求特别严，别人就念念书写写字就完了，我祖父就得天天儿学汉字，学满文，学蒙文，拉弓，骑马：“出去，练去！”，跟别人不一样，培养对象就是。定：他蒙文也好？何：蒙文没有满文好，都是老师教的。定：那他怎么会想起教您满文来呢？何：哎，我看家里那么多满文书，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说：“满文，清文。”我说怎么念呢？“你愿意学吗？”我说愿意学，他说那哪天学吧。定：那您父亲会吗？何：我父亲哪，恍恍惚惚。为什么说恍恍惚惚呢？他没专门学过，他知道几句，就是眼巴前儿的，像出门在外了行什么礼，请安了，这个知道，磕头“hengkile”啊，走“yabu”啊，这个知道。在宫里头，原来那个赞礼郎，不是满汉两口吗：“跪～”，“niyakūra～”“叩～”，“hengkile～”，“起～”“ili～”。宫里都是两口。我祖父在宫里当差呢，就这么学的。过去呀，满蒙的官员必须要学满文，写字必须要写满文。定：您会满文这事除了安先生别人有知道的吗？何：……我跟安先生在一块儿就是提高，怎么说提高呢？因为哪儿不懂啊，哪儿别扭了，哪儿发音不好，他帮我读读。定：这是人家安先生的母语啊。何：对，哪哪儿不明白了，他一点。定：那您知道不知道还有别人像您似的也是家传的？何：不知道。何秉钧书法作品二

2.父亲家、母亲家

定：上次聊天时没聊到您父亲，咱们补充补充。何：我父亲是这样，喜欢呢，一个吃喝玩乐，还一个呢，——这都别往上写啊。定：你父亲他们哥儿几个？何：应该说是3个，我父亲是老大。老二给出去了。定：给出去，为什么？何：是这么给出去的。我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叫曹惠清，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俩人哪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就那么好。定：好就连儿子都给？何：你听着！他就喜欢我父亲：“哎哟真好，赶明儿上我家来当儿子得了。”我爷爷说：“你别着急，再有我就给你一个。”后来呢，正好我那二叔啊，就出生了，他上家里来逼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父亲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也不行，你当初说了，你说话得算数啊，这么着。定：就真给了？何：给啦，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受不了苦，家里俩妈呢，俩妈疼他呀，你想想。他一个亲妈，他爸爸还一个姨太太。曹惠清他俩媳妇儿，家里又住洋楼，没孩子。这不是给过去了么，后来我二叔长到十几岁，我太太死的时候儿，我父亲上家去找他去了，说跟我回去吧，咱妈死了。这么着回去了，回家了。反正啊，我祖父讲话，说咱们本身也不姓何，那家不是姓曹么，咱们旗人本身就指名为姓，爱姓什么姓什么得了。我还有一老爹，20多岁就死了，肺痨，就是肺结核。我见过那老爹，老爹是双棒儿，另一个老爹是4岁的时候，让一个本家的姑姑抱着没留神，“吧唧”就掉地上就摔死了。定：啊？！何：没留神。这本家姑姑叫金文英。定：把人家孩子摔死了人家能答应吗？何：那也……这是本家的人。她没抱住。定：怎么那么二百五啊？何：谁知道，金文英嘛。定：那您二叔后来干吗？何：二叔啊，他本身在铁路上当扳道工。解放以后还当了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身的爱好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拉胡琴唱京剧，拉胡琴拉得好，而且还一个什么？摔跤！嘿，你看这两个根本不贴谱。定：还是挺爱玩儿的，这都是旗人的本事。这曹惠清是满人还是汉人？何：汉人，跟我祖父好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他们家那好东西：“哎，你看看这个，这如意，哪哪朝的，给你送来啦”。那个又什么：“给你吧。”定：那你们家有不少好东西。何：都是他送来的。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还都上我这儿来。我也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保卫京城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未来，至少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多少能改善一点吧。不过我可不想融入她的身体。讨厌！”“或许你能让她变得更积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希望如此啰！”“那么就决定下星期了。”“好。”※※※※预定的时间到了，卡伦依约现身。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注明“给贝尔医生”的信封。卡伦2列出赞成与反对融合的理由，以下是这张单子的上半部：门儿都没有！我应该/不应该融合？应该不应该一半一半？赞成反对她需要我，让她变得更完整再也无法跟我的朋友理智让她更有幽默感对谈、交换想法她会学着找乐子、让自己开心失去尊严她能得到重要记忆我会变得很无趣卡伦2写了满满一整页，最后赞成的理由有20项，反对有14项。有趣的是，所有赞成的理由皆围绕着“卡伦将从她身上获得什么”打转——也就是卡伦2能对全体人格有何贡献；而反对的理由则完全集中于她的个人损失。这张便笺最后还有签名：独特的女人，卡伦2。“最近这几天，卡伦2一出来便到处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霍尔顿说，“大多是参加社交聚会，安排接下来的学校活动。她已经开始传送感觉和看法给卡伦了。昨天，卡伦去参加高中家长会；跟老师说话时，她感觉到一种新的自信。”“昨天她确实更能体会我的看法和感觉了，”卡伦2有些沾沾自喜。“有我加入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吧。”“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我问。我仍担心那些“反对理由”会重新占上风，改变她的决定。我不想逼她，但我也不要她犹疑不定。我希望她只会感觉到自己被这套机制轻轻带走，如此而已。“我生来就是要当个正常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我也不懂什么是坏事。大多数时候，我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唯有在遇到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健康的正常小孩时，我才会出来。上了高中，我想拥有自己的个性，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参加社团——辩论社、话剧社、乐队；毕业那年，我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艺术和戏剧上。”“总之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经常出来，跟其他人出去玩；我看比赛，参加学校活动、社交活动。”卡伦2骤然陷入沉默。我想她已经说完了。“请你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候片刻，我先跟她聊聊，然后再请你进来。”卡伦的表情放松，眼神也黯淡了下来。我把卡伦召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然后她打开门，邀请卡伦2进来。“我好紧张，”卡伦说，“她让我觉得很有威胁感。她跟别人不太一样。瘦瘦的，金色短发，很有精神，感觉很有劲儿。”我简短重述卡伦2的来历与存在目的，请卡伦描述过程给我听。“她坐在我旁边，面带微笑、拍拍我的手。她说：‘你为我准备好了吗？’她对这个遍体鳞伤的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这就是本次融合的课题，”我说。“她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的。她说我这次不会有受伤或尴尬的记忆。现在她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互相靠近、看着对方，然后拥抱，”我说，好像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似的。“感觉好怪，”她说，身体微微扭动，“我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存在。她要我转告你：‘多谢你做的一切，到时候再见了。’她问我准备好了没，待会儿她会拥抱我，直接与我融合。她说‘再见’。她拥住我，她的头慢慢靠过来……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听见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不舒服。”“做几次深呼吸，让她进入你的内心，”我催促着。卡伦痛苦扭动，表情狰狞；卡伦2抗拒的程度似乎比卡伦还严重。“她完全融入了。我看不见她了。”“你做得很好。”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抖得好厉害。光线好刺眼，声音……”卡伦微微缩起身体。我立刻关掉椅子旁边的台灯，让她整理一下情绪，重新振作起来。几分钟后，她坐正，挺直背脊。“我的头不痛了，”听她的语气，好像头痛前1秒才消失。“感觉好多了。”她瞪视前方某一点，专注于内心的活动。“怎么了？”我问。她摇摇头，回避我的问题。我又问了一次。“没事，真的，”她说，“我只是想起某天中午去多米尼克超市用餐区，拿餐盘取餐的情景。”“我非常好奇卡伦2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这次融合应该与过去截然不同。”卡伦对我虚弱微笑，但她从座椅起身的动作却颇为利落，脚步也有些轻快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与卡伦2融合1997年9月17日，礼拜三，卡伦2与我融合了。我能感觉到这次融合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似乎经常受到这个人格的威胁。我对她所知有限，但她却是我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开始融合时，我记得她拥抱着我，然后我仿佛进入隧道，我的耳朵有一阵阵胀痛；我再次对光线、对声音十分敏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想起的第一段记忆是在多米尼克超市拿开胃菜。多奇怪啊！这样的初次回忆。以下是我得到的部分记忆：●我想起高中生活，所有参加过的活动。我还看见一张张朋友的脸。●我想起我在婚前跟不同男人约会的经历。●我想起爱上我丈夫的过程。●我想起结婚的事。●我想起担任秘书，并且在莎拉出生前获得升迁的回忆。我工作表现良好，大家都喜欢我。●我想起怀孕、分娩的过程。我爱我的孩子，也想起买婴儿用品、装饰婴儿房的事。●我真的很喜欢与人相处。日子一天天继续，我慢慢想起我不喜欢卡伦2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发现她把我的财务状况弄得一团糟：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拿来做对全家有益的事。她花30美金去看电影，却不缴电费。她很聪明，很懂得文过饰非。现在我得去申请每一项账单的复印件，看看她到底捅了多大娄子。我以为所有会乱花钱的人都已经融合了，接着又想到凯瑟琳帮大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突然觉得好沮丧，自觉是个大笨蛋。我想，也许卡伦2并没有那么完美。今天我做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我打电话到女儿的学校，表示我待会儿要去接她赴约。我到学校去，她完全被我搞糊涂了，频频问我问题；出了学校，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看电影《老爸！我被绑架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说她好爱我。莎拉不敢相信我真的提早接她下课，带她去看电影。可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后来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我终于有了女儿——一个我从来不觉得她属于我的女儿——还有她爱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爱。※※※※自1997年仲夏至初秋——我们融合卡伦2之前的数星期间，先前融入的人格逐渐趋于稳固。原本分属于不同人格的记忆和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卡伦无意识的习惯。现在当她出门购物，她会一路上都很清醒，自己决定买什么，她不会遗失时间，购物袋里也不会突然蹦出一堆没买过的东西。她开始自己排定约会，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跟哪些朋友见面。起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全新且陌生的能力；她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并且觉得自己在骗人。然而，这些“别人的”习惯逐渐变成“她的”，不知不觉中，她成为分裂人格的混合体，真正地融合了。对我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空壳，她越来越像个完整的人——有深度、有厚度，复杂而有趣。我期盼她的自我融合能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且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不断继续下去。詹森仍找借口推延，不愿让我欣赏他的画作。他不但想延迟自己的融合，霍尔顿说他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卡尔曾对詹森说，他们的思想和感觉都很邪恶，也许这正是詹森内心的恐惧。我向詹森提起这件事，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他知道我上过学，我能看见事物隐藏的意义。他说他的画“不正常”，他会因此被“审判”，而且他们统统会被“关起来”。很久以前，他们住在精神病房的时候，他也画画，但他只画草地，画树木，不让他们看见他的内心。“还有其他原因吗？”我问他。“什么意思？”詹森问我。“你觉得，因为你画邪恶的东西……邪恶使你变坏？你觉得你像被关在卡伦身体里的罪犯？”詹森垂下视线，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鼓励詹森也画些好的事物。我说，他跟其他人一样，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似乎感觉舒坦了些。我请他再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我11岁，我是黑人，我喜欢画画，”他说。詹森像个青涩少年；他有孩子般的天真，但举止却很利落能干。“我生于肯尼迪总统遇刺那时候，”他继续说，“卡伦一直很想画画。她会临摹、速写，但卡伦并非真的在做这些事。她只是空壳子，都是其他人在帮她做事。”我点点头，鼓励詹森继续说下去。“我生来就有画画的天赋。在学校，我有时候会乱画一些怪东西——有天使翅膀的恶魔、血做的蜡烛，大概像这一类的。但是，这在天主教学校可不是好事。如果神父觉得我画的东西不正常，他们会把它烧掉。我很怕火。有一天，我在学校画了一幅耶稣流泪的画：耶稣怀里抱着死掉的婴儿，并为他哭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作品的人，或许你就能获得帮助。”“你觉得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詹森问我。“那孩子是卡伦的分身，耶稣正在为受伤的孩子哭泣。”“我就是想画这个！”詹森眼眶微湿，眼神左右来回移动，用力绞拧双手。“修女在那幅画上面洒圣水，然后用藤条打我的手。我的手痛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如果我严厉批判你的作品，你会担心我可能伤害你吗？”我必须找出隐藏在他心中、阻止他把作品带来的恐惧。“我不知道，”他说，“我会觉得有压力。我怕我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父亲烧掉我的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正受烈火焚烧。”“听起来，这些画就像你的一部分，”我说，尝试理解他的感觉。詹森再次点头，更放松了些。“你常常出来吗？”“不，不常出来。今年，自从卡伦开始融合后，我就很少出来了。我上一次出来是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超酷的！那天不只我出来。看见恐怖动物的时候是迈尔斯出来，之后换西德尼看恐龙，不过，我看了全部的绘画、木乃伊、工艺品和动物骨骸。我是唯一会注意细节的人，比方说桌子的雕刻、花瓶的形状等等。卡伦也出现过几小时，但她只记得一点点，所以她觉得很沮丧。假如你跟我们一起生活24小时，你一定会累到说不出话来。我们整天都在转换，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轮流出来。可是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出来。我常常希望我是迈尔斯或西德尼，他们就很常出来。我常常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灯，让我可以画画。”詹森研究我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有种古怪且持续存在的躁动。他没办法完全放松。跟我说话可能是极不寻常、不熟悉的经历；又或许，对他来说，走出卡伦的内心世界本身就很不寻常。“无论你带什么画来给我看，我都很期待，”我说。“上次你帮大家画的肖像就很棒呀！你可能是最能用画笔传达其他人情绪的人。现在卡伦2已经融合，你应该更有时间画画了吧！”我试着提升詹森的自信心，好降低他害怕别人严厉批评的恐惧，把作品带来给我看。“我好想画一大幅画，把我所有的记忆都画在上面，然后拿来给你。可是我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好的！”我对詹森点点头，然后请他先回去。“现在我和詹森一起住在客厅里，拥有各自的角落，”霍尔顿说，“屋里的其他房间都关闭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常看见彼此了。詹森以前的房间没有窗子，现在他常常把窗子打开，看见人生更多的面貌。我想，也许这是他不愿融合的部分原因。这间心灵之屋的改变真的很有趣。每完成一次融合，就有一个房间被关闭。他们先向大家告别，然后封闭自己的房间。”※※※※“我怕你会不喜欢，”詹森说。“这跟我脑子里的影像不太一样。”我翻看詹森带来的黄色画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如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现在我正在适应待在外面的感觉。”“也许你已经有点融入大家了。”“也许吧——但感觉不太对。”我拿起一张画着蓝色砖头圈圈的画。“这是我的房间，”他解释，“没有窗户。其他人会把手伸进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很少出去。房间里有几块石头，还有一张小书桌；我就坐在这里画画。房里没什么光线。我睡在泥地上。我好像住在井底：光线只能照到比较上面的部分，而我所在的井底却又黑又湿又冷。我有蜡烛。只是你看不见。天使帮我拿着它。”我拿起另一张画：眼睛前方有四个人影。“别人出来时，感觉就像这样。我们好像通过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一蹶不振，”我说。“因为我生气了，”詹森沉下脸来。我示意他，请他解释。“你在电话上说我想拖延融合。可是我真的想融合，我好孤单；一直到我开始跟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有多孤单。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画，因为我画得不够好。”“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和詹森的交情十分脆弱，而且我误解了他不愿把作品带来的原因，直到这一刻。现在我必须更小心才行。“我很高兴你终于决定带来给我看，”我用画夹掩饰我的不安，“融合之后，你再也不会孤单了。你能解释这张画给我听吗？”詹森稍稍振作起精神。讨论他的作品似乎令他颇感自豪，而我对画作的兴趣也相当程度安抚了他。“头上的头。我想表达拥有内在人格的感觉。”这些全是用炭笔画的。詹森说，在他把颜色带进来之前，卡伦的内在世界是灰色的。我拿起下一张。“这是殡仪馆的灰色房间。卡伦被绑起来。小桌子上摆着用来伤害她的东西：蜡烛，小刀，钉子和榔头。”“这张是迈尔斯，”詹森说，手指着旁边那张画。“他受伤的时候，我用‘邦迪’或化妆品遮盖他的伤。他很不快乐。”“这张好特别，很引人注目。”我拿起某人在大叫的那张。“那是卡尔。他在想办法阻挡魔鬼，不让他进来，但他挡不住。”“这一张似乎有好多故事在里面。”画中的耶稣呈坐像，伸出一只手；天使四周降下许多星星。詹森微笑，连忙说道：“耶稣将手伸向天堂，召唤天使。十七个天使飘下来，进入卡伦体内。我们是来保护卡伦的。每颗星星代表一个人格。”这是詹森版的创世论。毫无疑问，这张画充满了希望。耶稣召唤天使充满卡伦的心灵，照顾她，直到她再次完整。每颗星代表一个人。每个人给卡伦一份礼物，或替她承受一份痛苦。霍尔顿：常识凯瑟琳：组织条理桑迪：不正常家庭的完美女儿迈尔斯：力量与愤怒卡尔：承受痛苦克莱尔：温柔西娅：医学知识西德尼：幽默感爱丽丝：迅速掩护卡伦1：正常小孩卡伦2：正常成人，享受乐趣卡伦3：承受沮丧詹森：艺术鉴赏力安：宗教信仰朱莉安：写作能力卡伦博：婴儿朱莉：承受病痛下一张画，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拿给詹森看。这张画的细节处理和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魔鬼占据极大的篇幅，卡伦被放在背景，她举手伸向光明，却被拴在地狱。“我想把魔鬼放在一艘写着‘地狱烈火’[1]的火箭上，送他回他的地方去。我们并不邪恶，我再也不怕魔鬼了。以前迈尔斯和卡尔曾说他们自己是魔鬼。”“那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一再听别人那样说，”我告诉詹森，“应付施虐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他们赋予的角色。但那些全是谎言。”“对……坏透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跟詹森聊天，鼓励他继续画画，协助他做好融合的准备。另一方面，卡伦仍努力适应卡伦2及其他人格带来的影响。她描述自己各式各样的小变化：以前，她要同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能专心阅读；如果太安静，她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她很容易分心，但她却头一次能感受到真正的寂静。她说，以前她每晚顶多睡2到4个小时，现在是至少4小时，但她晚上还是会遗失时间。

狗头萝莉三部曲在线播放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也就是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聪颖”，能文能武。传说，道光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这虽是一个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皇六子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文才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而奕詝却只有一点仁孝。又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染重病，一天，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以决定太子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示孺慕之诚而已。”他们兄弟俩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结果，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于是将奕詝定为太子。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总之，普遍认为，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无论德行、文武才能，都是道光诸皇子中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咸丰皇帝的第二个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逃离了皇都北京。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抵抗，而是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却在大敌入侵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老婆儿子、王公大臣逃之夭夭，还美其名曰“巡狩”。他逃到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呢？史载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在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咸丰帝是个没有国君使命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帝的第三个错就是错定了顾命大臣。在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五十年！雄才大略的人物主政可以把国家民族引向强大，而昏庸无能的人主政则会把国家民族引向弱小衰败。治政者的选择不可不慎啊！【点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反思将是永远的。它既暴露了清政府及一些投降派官僚、贵族们的奴颜媚骨，昏庸无能的政府是国家民族的大害，又显示了一些爱国大臣、将领们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是摧不毁的。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行径，又向人们昭示出了西方文明在畸形中发展的事实。当一百五十年后英国米字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无论英王储的讲话是多么冠冕堂皇，但他心底的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第十四章魏源与《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东方古老的睡狮，开启了中国自商周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睁开眼睛发现了天朝之外更加强大的世界。魏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生于一地主官僚家庭，十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破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由于他刻苦勤奋，十五岁便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起，魏源就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世界。1840年九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同时也详谈了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代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1841年八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城边的码头上，迎来了因中英战事被道光皇帝革职罢官、即将发配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人员从澳门的书籍和报刊上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如果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这便实现了我的夙愿。”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激动地说：“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夙愿，我将尽快把它写出来，不负你的嘱托。”林则徐走了以后，魏源更加广泛地收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决心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集大成式的世界史地著作。1842年八月，听到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魏源非常气愤，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843年初，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海国图志》初稿为五十卷本。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以夷攻夷”就是联合其他的国家，打击外国侵略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来战胜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抗英斗争的亲身经历，魏源认为，这些西方侵略者超出中国的长处有三个：一是有行驶如飞的战舰；二是有打得远、杀伤力强的大炮；三是有严谨的练兵方法。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鸦片战争那样的失败，必须要有制造武器的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请来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加强国防。《海国图志》还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细、准确的著作，书中以巨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国历史和地理概况，收录了各种地图七十七幅，分地球全图、各大洲图和各国地图，对地球全貌、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都有详尽介绍。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含义，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落后”向“先进”的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天朝”的不足了；而康熙时期的学习则是一种“平等”的技巧学习，是学习一种“异技”而非“长技”。如此学习自然不会引起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魏源的充满“忧患”意识的学习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警醒了。这从魏源自己改革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魏源主张变法，要求革新。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但鸦片战争以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粟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集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提倡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起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点评】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海国图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国图志》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被日本维新志士翻译成各种版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源的改革思想，虽然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微弱呼声，也有称赞西方民主共和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没有跨出皇朝专制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重振国威。第十五章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金田起义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远祖据说是从江西先迁到潮州，后来，因不堪富豪的侮辱和压迫，洪家又从潮州迁居嘉庆州（今梅县），到曾祖父洪英纶，又由嘉州迁居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为人正直，母亲王氏，早年病故，他有两个哥哥，名仁发、仁达，一个姐姐，名辛英，还有一个妹妹，名宣娇。由于家境贫寒，父兄都靠种田为生，洪秀全七岁那年，被送入私塾读书。由于聪明过人，不几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有几位私塾师傅自愿免收学费，以资鼓励；他的亲族也主动捐赠衣服，给予支持；父亲洪镜扬自然更加爱怜少子，不顾家境贫困艰难，勉力支持洪秀全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洪秀全刻苦勤奋，博览群书，从十六岁开始，多次去广州应试，却屡屡名落孙山。1843年，洪秀全重整旗鼓，再次去广州应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异常沉重，从此，洪秀全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求功名的梦想，对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洪秀全犹豫不决、迷茫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明朝服装的西方传教士，正带着一名翻译在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叫“讲街书”。第二天，他又在那条街上遇到了这二人，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这本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不要崇拜其他邪神，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国等等。这些思想给洪秀全很大的启发，他不禁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世界，那么世道就会安宁平和。一天，他把一桶干净的泉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洪秀全就这样成了一个狂热虔诚的布道者，他每到一处，便大肆宣传鼓动，说：“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奉天父之命特地来解救你们的。天父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们信奉上帝，将来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愿你们都能改恶从善，弃旧迎新，那么太平之日就不远了。”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加入到信上帝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得粉碎，并且把众多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族人及卫道士的强烈攻击。1844年四月，他们迫于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去广西传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但收效不大。后来，冯云山来到地势险要、人民受苦最深的桂平县紫荆山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并在那里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则回到广东花县，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这两本书中，他把自己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通俗化了。这些思想后来对农民影响很大。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找冯云山，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在冯云山的积极努力下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于是，他俩又共同制订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1847年十二月，他们率领众人捣毁了当地穷凶极恶的甘王神像，从而声威大震，名传四方。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见有了群众基础和威信，便在暗地里开始积极筹划举行起义。这时，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的两大对立营垒——正善与邪恶，他大力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同打击邪神。他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神话，说洪秀全在1837年生病时上过天，并且还见到了天父，天父上帝亲手交给他一把宝剑和一方大印，他是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此次他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斩除邪恶，伸张大义，替天行道，开太平世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起义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时机渐趋成熟，拜上帝会这时已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为领导核心的团体，他们精诚团结，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850年七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务必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结，到这年年底，他们的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一天，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筹划举行起义，不料有人告密，官府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兵包围了洪秀全等人，杨秀清于是率众援救，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起义军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迎主之战”。接着，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又率领贵州兵向金田村发动猛攻，哪知太平军早有准备，其在金田村外围布置了大量伏兵，还把清兵必经的蔡村江木桥完全拆毁，彻底截断其退路。1851年1月，当伊克坦布率领官兵路经此地时，突然杀声四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似神兵天降，官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伊克坦布一见大势不妙，正想逃跑，被太平军一下子围住，当场斩首。这样，太平军又取得了蔡村江大捷。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增长了太平军的士气，太平军也更加壮大了。1851年一月十一日，正好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全体会众正式在金田村宣布举行起义，定国号“太平天国”。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二、永安封王和定都天京金田村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条令，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起义军众志成城，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进入桂平。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为了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以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面对清军的围攻，太平军英勇奋战，1851年2月，在排岭大败向荣所部。3月，太平军进入武宣县东乡扎营。在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五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对太平军朝廷进行围攻。九月，太平军在平南宫村同清军的战斗中，击溃清军大部，取得空前胜利。随后，太平军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永安州。这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并制定了各种制度。十二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时间，清军三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太平军因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令突围，太平军在突围中，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也被杀得只剩数十名残兵，躲在深涧内才免一死。永安突围成功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狗头萝莉三部曲在线播放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答自己的问题。我想，卡尔说到重点了。若这些记忆终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可以任意减轻痛苦的程度？又或者，我们真的有办法减轻痛苦吗？这样才真的是改变她的过去。卡尔描述这些事件时，他仿佛身历其境，重新经历这段过程。但我依然认为卡伦不需要这些过分鲜明的现实与记忆。“我想，或许有两个办法能帮上忙，”我告诉卡尔。“首先，你能不能在融合之后慢慢释放你的记忆——不要在几天之内仓促完成，尽可能延长至两三个星期？”如此或许能帮助卡伦逐步接收卡尔的记忆，避免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我会试试看。”卡尔有些惊慌。“再来就是，在你传递痛苦给卡伦的时候，能不能也将你承受痛苦的力量一并传给她？”卡尔稍微多花了点时间思索我的话，好像他不曾想过“力量”也在融合范围之内。“这我也会努力的。”我请卡尔暂时回避，让我跟霍尔顿说话。霍尔顿早已知道卡伦可能即将面临一段难熬的日子，他保证会保持警觉，随时注意卡伦的状况。他还提醒我，卡伦体内已经有7个可以帮助她的人了；他说，现在的卡伦已经比较强壮，也承受得住卡尔的融合了。不过，霍尔顿希望我未来几天尽可能守在电话旁，好应付任何突发状况。他说，卡尔会等卡伦到家再开始传送记忆。我请卡尔回来，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候。卡伦打开门，“卡尔进来了，”她说。“你能形容他的模样吗？”我问。“他的表情好痛苦。”卡伦皱眉蹙额。“他有一头黑发，脖子上挂着项链。他跟我握手，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不会有事的。”希望他说对了，我默默想着。虽然卡伦早已意识到卡尔的角色，我想我仍必须简单介绍他。“卡尔负责承受他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守住痛苦的回忆，但他也拥有忍受痛苦的力量。”“他好像很难相处，”卡伦看着心中的他，说道，“他不是那种喜欢接触人的人。他浑身是伤，手臂、手掌上也有，他伤得好重。”卡伦在椅子上扭动，“他要开始了……但还没碰到我。他要谢谢你听他说话……他走向我。他走进来了。他在消失，像幽灵一样慢慢走进来……进来了。”卡伦皱眉。她再次抱怨光线刺眼，环境过于嘈杂；但这次她还抱怨她很冷。“他在里面。可是我还没得到他的任何想法，”她说。“可能要等你回到家，才会开始收到他的想法，”我说。我带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和她聊了一会儿，确定她已平静下来，可以回家了。我们俩都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这几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1997年2月12日与卡尔融合1997年2月11日，礼拜二，我与卡尔融合了。这次融合才发生不到24小时，我就已接收到太多记忆，逼得我不得不提早开始记录。首先，我想从在你办公室的记忆写起。虽然卡尔已连续好几个礼拜，一点一点把他的记忆传送给我了，但与他融合依旧令我极度紧张。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迈向完整的另一步，我也知道你一定会陪着我，但我也听其他人格提过，卡尔似乎是我们之中最糟的一个。我想，其实部分的我很钦羡他的力量与勇气。他何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撑过这些梦魇？希望我能得到他忍受痛苦的力量。我记得我们在小房间里。我打开锁，让卡尔进来。卡尔立刻走向我。他毫不畏惧，但好像很愤怒、也很痛苦。我看见他的手臂、脸上有好多淤青。他向你道别，跨进我的身体。他并未伸出手。我想，他不愿意在融合前跟我有任何接触。我知道他不曾有过善意的接触，我为他难过。直到卡尔跨进来，我才开始有了感觉。孤独，空虚的感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很困。一觉醒来，融合的力量一下朝我涌了过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冰冷，好像我身在某个湿冷晦暗的地方。我全身都痛，我好痛苦。我的手臂没办法弯，脚伸不直，我不曾感受过这种疼痛，不曾如此痛苦。两天之后，我猛然惊醒。我想动，却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我从头到脚都在痛。我甚至没办法关掉闹钟；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丈夫揍我，骂我懒猪。我努力尝试用尽全身的力量，却依旧动弹不得。我痛了一整天，也想起造成这些疼痛的所有事件。我想我大概没办法撑过去了。我觉得我快冻僵了，全身抖个不停，我想，这可能是我被锁在冰冷的啤酒窖或阁楼所留下的记忆。我的嘴仿佛变形了，讲话口齿不清。我把今天收到的记忆写在后面。虽然记忆本身并不愉快，但我已经能接受它们，继续向前迈进。我祈祷没有其他人也受到这群人相同的虐待。我还记得这些人是如何虐待我的。我能感觉到针尖、鱼钩刺穿我的身体。我听见笑声，此起彼落的嘲笑与奚落。我感觉恶魔就在我眼前。我记得我被绑在桌上。皮带一端扣住我的下巴，然后往头顶方向拉。下巴好痛。我知道我曾断过下巴，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时候弄断的。融合后第3天，我痛得醒来。主要是关节痛。我的下巴不痛了，说话也恢复正常；虽然针尖、鱼钩造成的疼痛已消失，但新的疼痛与记忆又开始涌入。第4天早上醒来，我的关节还在痛，但闷痛不见了。过度敏感的听觉与视觉也恢复正常。躺在丈夫身边，我想起他总是动不动辱骂我、羞辱我。卡尔代我承担他的言语暴力，以及他对我的拒绝。睡着时，我常常不小心碰到他，他会立刻踹我、揍我。我发现，他已有十年不曾小心、温柔地碰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跟他睡在同一张床上！感谢老天，我们有张特大号的床。那天早上，我看着他，顿时明白他延续了我童年的受虐生活。我想知道被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到卡尔的愤怒，一如我自己的愤怒。我已想起每一次的邪恶仪式，想起所有细节。这些记忆令我恶心想吐。我不想接受，也不想写下来。我感觉到卡尔的恐惧，他怕我们会因为透露秘密而遭遇不测。我听见他的想法：我们是恶魔，我们很邪恶，这些崇拜异教的成员是我们仅有的家人。卡尔只有10岁，我知道这些想法可能扭曲了他的价值观。我很清楚，这群异教崇拜成员只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所有愚蠢的崇拜仪式都是他们自创的，而我的祖父正是他们的领导人。回忆不断闪现，我一次又一次重新经历我的人生。我麻木，受到严重惊吓。我感觉卡尔憎恨节日，尤其是教会举办庆祝活动的日子。我一直看见发生在殡仪馆的恐怖虐待画面。我不断听见、感觉到卡尔为了保护我而承受的痛苦。我只有一个问题：我永远忘不掉这些回忆、这些画面。我相信我们活在人间炼狱。※※※※与卡尔融合一周后，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步履蹒跚，移动极为缓慢，脸上满是疲惫的纹路。我看着她，慰问地微笑致意。她来到座位坐下来，脸扭曲成一团。“大部分的疼痛都消失了，”她叹了口气，“可是我的关节又酸又僵硬。”“你对这些记忆有什么感觉？”我问。“感觉很糟，糟透了。我觉得别人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我觉得他们会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你自己吗？”“对，”她哭了起来。“我看见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了！我没办法写出来！我觉得我应该阻止他们，这都是我的错，甚至某种程度是我自己的选择……”卡伦没再说话，陷入沉思；一会儿之后，哀伤的表情逐渐退去，她继续陈述。“想起这些事使我明白，我的人生有大半辈子都没有我，其他人替我参与了。我到底是谁？等我全部融合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悲伤再度回到她脸上，“我好希望这些记忆都只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觉得那些仪式是那群人自创的，他们根本不是任何宗教或异教的成员。他们大概只有8个人。我不曾读过任何有关异教崇拜的资料，但我想异教崇拜的信徒应该没有这么少。”“你的祖父和父亲负责领导这个团体？”“对。他们大多都是我祖父或父亲的员工。”她想了一会儿，“他们把全部的东西都弄成灰色的，让我无法集中视线，记不住任何东西。我只记得我被锁在小房间里，记得那些针、刺伤、割伤，他们的笑声、辱骂，还有我丈夫拳打脚踢、天天数落我……好多痛苦。”她叹气，稍微放松下来。“现在封闭空间会令我感到极不舒服，所以我开车时一定得把窗户摇下来，现在可是2月呀！”“你受了好多苦，”我说，“但诚如你说的，这是最最糟糕的状况，而你已经撑过一大半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让我们看看其他人适应得怎么样吧？”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现身；他的手伸进卡伦的皮包，拿出一封信给我。拆信前，我问霍尔顿究竟是怎么撑过来的；他说，其实她调适得很不错，其他人甚至不需要出来帮助她。唯一的问题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些记忆，所以她必须经历痛苦、感受痛苦，让记忆变得真实。我读霍尔顿的信，与他一起讨论。他说这只是他的想法，我可以选择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1997年2月13日贝尔医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认为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朱莉安会是下一个应该融合的人选，不过你得尽快跟凯瑟琳谈谈。她的状况不太好，我不曾见过她如此沮丧、意志消沉。请你等卡尔更为融入卡伦的身体之后，再找她聊一聊。几个最麻烦的人物都已完成融合，剩下来的人（除了爱丽丝以外）都参与运作卡伦目前的日常生活。我可以冒昧建议接下来的融合顺序吗？1.朱莉安。她对未来的记录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她有好多心事可以写，我想其他人也会提供她更多题材。2.爱丽丝。她能完整补足邪教仪式的所有记忆。她居中穿梭协调，试着维持各人格正常生活。3.詹森。他能提供我们研究自我的崭新观点。4.卡伦2。她能帮助我们享受人生。5.卡伦1。她需要更妥善的商讨、开导，再进行融合。6.卡伦3。融合前，她得试着建立自信。7.凯瑟琳。她需要更多治疗，必须让她找回最初存在的目的。8.我，霍尔顿。我将是最后融合的对象，就当作是结束吧。霍尔顿我竟然能在霍尔顿的协助与引导之下，逐步建构重组卡伦的程序，这一切令我感到相当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蠢事。我很高兴我并非孤军奋战，不用一个人苦恼。我不曾在讨论人格融合治疗法的相关文献中，发现任何由内在人格主导融合的案例。卡伦为自己找到了治疗方法，而且看起来真的行得通。我决定继续采用霍尔顿建议的融合顺序，并且尝试解决各分身面临的问题，协助他们调整自我、迈向融合。引导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前，我请凯瑟琳跟我说话。没有了孩子们，她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因此十分沮丧。没有人听她说话，没有人需要她、尊敬她。我试着支持她，告诉她她的力量始终是我们最依赖、最重要的援助；我说，等她融入卡伦后，卡伦一定会再次需要她的。凯瑟琳觉得好多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2章爱丽丝与卡伦1由于我出外度假，再见到卡伦已是3周后的事了。她一如往常，稍微提早到了，但走进办公室的感觉却有些不一样——不是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步态、姿势不一样了。“最近好吗？”我问候她。“其他部分的我仍持续替我履行约定，维持生活。昨天我醒来时发现我正在做身体检查……我觉得我好像一年没见到你了。”“我知道。好一阵子没联络，真是难为你了。”“我头一次完整感受到其他人对你去度假有什么感觉。克莱尔的感觉……虽然他们已经融入我了，我仍然分得出来是谁的感觉。”她顿了顿，“我发现，原来我知道很多我以为我不知道的事，直到有人问起，我才发现我知道。我儿子问我，里格利球场（芝加哥小熊队主场球场）什么时候开放？芝加哥最高的3栋大楼是哪几座？而我竟然都知道！以前我根本不了解，原来我从融合中得到了这么多。”“你还有哪些地方改变了？”我问。“以前我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品位、兴趣或想法。我只是单纯存在而已。现在我得仔细思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我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我充满伤害与虐待的婚姻？”“你真的越来越完整了。以前的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嗯。比方说，我发现我懂得好多医学常识，尤其是幼儿疾病部分；我也喜欢看教育频道的医学节目，但以前的我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我对人、对事都感兴趣。现在我每次遗失时间都会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一定错过什么了。我已经不再想死，我只希望我不会死。”我看着卡伦，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我觉得我正注视着一个日渐完整的人。她开始能体会细微的差异，想法也越来越有深度，这些都是以前的她所不曾拥有的。我好吃惊，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慢慢上轨道了。这令我想起我的第一次接生经验。当时我还是医学院学生，而那名妇人相信我能帮她；事实上，她自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她本身就是奇迹，我只是碰巧抓住机会而已。※※※※“贝尔医生，我有话要告诉你，”凯瑟琳说，轻轻抚平裙摆。“他们的头痛是我造成的。”“哦？”“嗯。我越来越常出来了，我想我大概有些贪恋出来的时刻。现在孩子们都不在了，我无事可做。付清账单，家里也打扫干净以后，我觉得好茫然……”凯瑟琳望着我，仿佛我应该能体会她的处境。她的语气平稳、慎重，没有过多的情绪，坐姿拘谨。“听你这么说，你似乎也需要跟其他人融合了，”我说。“霍尔顿说我应该再等一等，”她挺直腰杆，“卡伦2想被融合。”“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嗯，她想做点改变。她想让我们的身材变好一点，她受不了卡伦的体重。”凯瑟琳动动身体，往椅子一侧靠过去，仿佛想让自己看起来更苗条、更轻盈。然后她倾身向前，轻声说道，“让男人感兴趣的也是她。”“你觉得呢？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这样。我吓坏了。”“你吓坏了？”“我害怕别人靠近我。”我知道她有上千个理由为此担惊受怕，所以这次我不打算追问。“你觉得谁可能已经准备好融合了？你有任何想法吗？”我问。“爱丽丝和卡伦1。”凯瑟琳终于找到能贡献一己之力的目标，渐渐恢复活力。“她俩一样大，都是10岁。爱丽丝负责从受虐模式转换到上学模式，设法维持正常表现。卡伦1的角色是和邻居小孩玩，和他们相处。等她们俩完成融合，接下来就可以轮到我了。”她望着我，寻求支持。我并未立即响应，我不确定该照谁的顺序进行。凯瑟琳看出我的犹豫，她继续解释。“卡伦2不怎么需要我，而我对詹森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爱丽丝已经准备好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会照你的建议尽量安排；不过，我有一事不解。霍尔顿提到要融合卡伦1、卡伦2和卡伦3，那以后换谁来就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直都是全体一起来，但卡伦3是最接近你‘看见’与‘认识’的典型。她也是其他人融入的对象。由于她一直在改变，也比以往更能享受生活，所以即使有人需要我，我也很难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也没什么地方用得上我了。这让我很嫉妒。”“所以现在还有3个卡伦、霍尔顿、凯瑟琳、爱丽丝、詹森和朱莉安等待融合？”我厘清目前的状况，但主要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清楚，而非为了她。“对，”她说。虽然我还是搞不懂该怎么让卡伦3融入自身，但我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个问题。※※※※“爱丽丝准备好了，”朱莉安说，“她不害怕。我也好了，我随时可以被融合。等我融入卡伦，我会马上再开始写日记。”“谢谢你，”我说。“可以请你回去，让爱丽丝跟我说话吗？”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然后她开始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把玩手指头。“我们上天主教学校时，”爱丽丝说，“如果做错事，修女会说我们身上有魔鬼。假如我不乖，弗朗西斯修女会拉我们的头发，拿圣水洒我们，可是我不哭，也不会把我的感觉表现出来，这让她很害怕。”爱丽丝继续描述一些学校的回忆，然后突然停下来；她垂下头，拉扯长裤上看不见的线头。“爱丽丝，你为什么会出现呢？”我问她，“你的工作是什么？”我知道她的故事绝不仅限于学校，一定还有别的。“嗯，”她开始，顿了顿，“我负责填补早

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纯子的鼻尖，他稍稍向右错开才终于到达。不可思议的是，初吻的感触却是凉冰冰的。先前曾听说过热烈甜蜜的接吻之类的形容，但实际感触却相当不同，只是接触到某种柔软物体，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感觉。这样就行了吗？伸夫半信半疑继续闭着眼睛，纯子忽然把嘴唇移开。“行了吧？”“……”“来，喝酒吧！”纯子的嗓音意外清醒，伸夫闻声慌忙睁开眼睛。纯子轻轻地叹息一声，然后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又端起了酒杯。“喝吗？”伸夫用兴奋之余的沙哑嗓音询问，同时对纯子刚才发出的叹息有几分介怀。“来，多倒些！”伸夫慌忙用衣袖擦擦嘴唇，随即往纯子的酒杯里倒上了威士忌。“你也喝吧！”伸夫顺从地给自己的酒杯里也倒上了威士忌。这回纯子只是默默地端起酒杯，伸夫随之也把酒杯轻轻向前凑一下，然后喝下一口纯威士忌酒。虽然威士忌酒如同火团般从嗓子灌下，但这回却感觉特别痛快。“这个我曾经一晚上喝光两瓶呢！”纯子的嗓音十分爽朗，像是已经忘掉了刚才接过吻。“那么多……”伸夫点点头并有些纳闷：刚才的接吻对她来说似乎无所谓。“只喝一瓶不在话下，要是两瓶就晕乎啦！”“你真能喝那么多吗？”“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呢！虽然晕乎乎的，但自我感觉却并没有醉哦！”“那你能回家吗？”“真是不可思议呀！我都记不清是怎么回到家的，可醒来后却发现躺在自家的被窝里。”伸夫耳听纯子说话，心中却依然在想刚才接吻的事情。初吻的感触冰凉而虚幻，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妙，距离梦境般的快感也相当遥远。不过，接触纯子嘴唇的实感似乎还存在。不管怎么说，眼前那对嘴唇就是自己亲吻过的。每当纯子说话和喝威士忌时，自己所亲吻过的嘴唇就会张合跃动。“我还曾经喝醉酒倒在雪地里了呢！”“听说在雪地里睡着了会很危险。”“是啊！不过，喝醉酒后雪花落在脸上感觉特爽哦！”“那可不行啊！报纸上常常报道，有人因为喝醉酒而在外面冻死了呢！”伸夫不想让纯子做出那种事情。“不要超过一瓶！”可是，纯子就像没听见，把双手合在胸前不停地跺脚。“还是有些冷啊！”“你把这个穿上吧！”伸夫把自己的大衣披在纯子肩头，突然感到允许他接吻的纯子更加可爱了。八随着与纯子越来越亲密，村井麻子渐渐从伸夫的心中淡出了。以前伸夫在上学放学路上和课间休息时总会挂念村井麻子，可现在心里却已经放不下纯子了。他明知放学后走哪条路能与村井麻子相遇，却觉得没必要特意转弯。早上明知稍稍绕路就能碰到村井麻子，结果却选择了近道。不过，这并不等于他对村井麻子产生了厌烦情绪，依然觉得她是个既不显眼又内敛的可心女孩，但他却不愿勉强地去与村井麻子相见。在这种心理的背后，还存在着与纯子亲近的负疚感。如果见到了村井麻子，她也许会追问自己与纯子的事情。这种心理已经成为负担，所以伸夫总是在回避村井麻子。不过，与村井麻子疏远的最大原因就在于纯子的位置更加重要。纯子所做之事的规格远远大于以前的高中生。突然有女孩送来情书，还带他去了艺术家聚集的咖啡馆和能记账的酒吧，深夜在学校的图书部活动室里密会，喝了威士忌酒还接吻——这些对伸夫来说都是初次体验，充满了新鲜的刺激感。与跟纯子的隐秘接触相比，跟村井麻子的约会简直幼稚可笑，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若无其事地相遇交谈而已。唯一堪称成年人所做之事，就是在圣诞节前夕赠送过小小礼物。在认识纯子之前，伸夫对此已很满足，觉得这已经足够刺激的了。但是，在更大的刺激面前，那种小刺激立即黯然失色。在与纯子亲近之后，跟村井麻子做的事情就显得像幼童一样。自己居然那么容易满足，简直太滑稽了！不过，那当然不是村井麻子的责任。虽说约会的过程没什么情趣可言，但那也是由伸夫自己造成的。如果伸夫主动邀请村井麻子去咖啡馆的话，她或许会欣然前往。伸夫之所以没有那样做，都怪自己无知和怯懦。伸夫对村井麻子的负疚感，都来自这种缺乏男子气概的怯懦心理。但即便如此，纯子的所作所为刺激性也过度强烈。对于身体发育成熟、充满了好奇心的高中生来说，她的举动简直是魅力无穷。看样子，村井麻子似乎已经觉察到伸夫开始回避自己，在午休中视线相遇时，她的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怨恨。但虽说如此，在放学回家路上偶然相遇时，村井麻子也不会责备伸夫，仍像以前那样漫无边际地聊起学校和家里的事情，仍像以前那样不会兴致高涨，分别时也还是只说一句“回见”。虽然村井麻子似乎还想进一步问些什么，但总是欲言又止。这一点既是她的可爱之处，同时也是她的不足之处。不过，仔细想来，村井麻子却也没有理由埋怨伸夫。两人确实常常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相遇，圣诞节前夕伸夫也给她送了礼物，但伸夫并没说过“我喜欢你”。而且，实际上同学中也无人认为他俩是明确的恋人关系。即使如此，伸夫仍然担心村井麻子已经知道了他跟纯子的事情。虽然即便被村井麻子知道倒也没有什么，但还是感觉不太好。也许这样想有些自以为是，但伸夫不想因为这种事伤害她。不过，村井麻子应该已经觉察到伸夫正在向纯子倾斜。虽然村井麻子给人的印象是性情温顺、稍显迟钝，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她也具备了少女所特有的敏锐感。尽管如此，纯子的态度未免过于大胆，在两个班一起上日本史和地学课时，她就会满不在乎地坐在伸夫旁边。而且，她几乎不听老师讲课，要么就画老师的素描，要么就看法国的翻译小说。另外，她在下课后还会满不在乎地招呼说“伸夫，今天有空儿吗”。纯子本来就不太顾忌周围。伸夫虽然对纯子的大胆言行总是胆战心惊，但另一方面却未必没有自豪之感。他甚至想对老师说“众所瞩目的天才少女都在向我靠近呢”。即便不是村井麻子，别人也当然会感到伸夫与纯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时任同学挺不错吧？”在第三学期快结束的三月初，村井麻子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此时，在二月末天气异常持续飘落的积雪也开始融化，马路两侧出现了积水。时隔多日归途中偶遇村井麻子，两人照旧漫无边际地聊天。就在此时，村井麻子突然提出了那个问题。正因为异常突兀，所以使人感到她已经思前想后终于还是一吐为快。“哪儿有……”伸夫只说半句话就沉默了。后半句话没能说出，他以为被村井麻子看透了心思。但是，村井麻子并没有继续追问。虽然村井麻子问到纯子只有这一次，但正因如此，她或许就在这仅仅一次的提问中寄托了复杂的情思。从那以后，村井麻子对伸夫的态度骤然转冷。虽然这一点很难具体说清楚，但仍能感到这并非偶然。例如，以前在归途中相遇时，村井麻子总是露出温和的笑容，但从那以后她就视而不见地扭开脸去。即使伸夫偶尔主动搭话，她也只是应付几句，从不主动跟伸夫交谈。虽然两人并非因为争吵而分手，但她以前那种亲切的表情和态度却已完全消失。以前从村井麻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顺和文静现在已经形影皆无，取而代之只有生硬的表情。伸夫虽然对此深感失落，但也无意做出辩解。实际上，即使现在做出辩解，但因为满脑袋都是纯子，所以肯定会显得极不自然。九融雪季节到来，伸夫的心绪更加倾向纯子。当然，纯子照旧为旅行写生和个展频频缺课，即使有时来学校上课，也会以有约稿为由早退。伸夫无奈只好等待纯子有空闲的时候。不过，纯子每周仍有一次会向伸夫打招呼说“今天有空儿吗”。伸夫当然没有异议，但会面时间几乎都在晚上。纯子似乎为了照顾伸夫，尽量约在五点或六点见面，但有时也会在七点或八点。在这种时候，伸夫就先回家吃过晚饭，然后说声“去见同学”就出来了。母亲虽然对伸夫最近常常晚归和饭后外出有些疑惑，但伸夫每次都会说出同学的名字蒙混过关。“我一会儿就回来！”伸夫每次出门时都会打声招呼，但从不说明去什么地方。两人碰头之后，去的都还是艺术家聚集的咖啡馆或纯子常去的酒吧。伸夫初尝咖啡时连怎么喝都不知道，而现在已经能够悠然自得地品出几分滋味，进酒吧也不会慌乱无措，已经能坦然自若地坐在吧凳上自己要加冰威士忌了。虽然纯子递给他香烟时抽得还不够老练，但喝了威士忌和白兰地鸡尾酒的微醺感觉确实很好。不过，令伸夫心跳加快的还是两人在图书部活动室里见面的时候。虽然在咖啡馆和酒吧里也能跟纯子在一起，但周围总有认识她的人。虽然那些人对伸夫并未表示反感，却也没把他当作纯子的“他”刮目相看，好像从最初就没把他放在眼里。随着逐渐习惯，伸夫对他们产生了亲近感，但也确实感到还是没有他们在周围更好。与此相比，夜晚在图书部活动室里则完全是二人世界。他虽然也会担心被值班的老师发现，但只要待在室内，纯子就确确实实属于自己。在黑暗中说着悄悄话，情绪渐渐高涨时与纯子接吻。在这种时候，伸夫心中充满了独占纯子的幸福感。在幽会之后，纯子有时会送伸夫回家。伸夫家在离繁华街三公里远的西山脚下，两人就溜达着走到那边。最初跟纯子会面时，街道上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而到他习惯了接吻的阶段，积雪已经越来越少，街道两旁开始出现积水。进入三月，风中已有几分春意，并发现夜间积雪也在融化。纯子有时把伸夫送到家，有时送到半路。总让纯子送自己，伸夫感到过意不去，于是说“我再把你送到家吧”。纯子每次都会微笑着回答“不用了，这边有我的熟人”。伸夫对纯子与自己约会后又去见别人有些不满，但姑且当作她是为了工作，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再见！”纯子每次分别时都这样说，而从来不说“晚安”。伸夫在约会多次后不免对此有些介怀，但他还是没说什么。“这个、过后看看吧！”纯子常常会在告辞时交给伸夫自己写的诗歌，用的还是写有姐姐名字“时任兰子”的红线稿纸。谁先说“再见”谁就是胜者谁留在最后谁就会最惨虽然我最懂眼下说再见实在太心痛读了几首纯子的诗之后，伸夫写了回信。他一口气写了三张信纸，第二天重读之后实在羞惭不已。过了两天重写一遍，到第三天才夹在书里交给了纯子。那封情书被班主任老师交还伸夫是在十天之后。“高村君，这种东西可不能丢啊！”在被叫到教师办公室看到自己写的情书时，伸夫顿时有些晕。“那个……”他想说那个不是自己丢的而是纯子丢的，可即便这样说了，情书是自己所写这个事实也不可能被推翻。“捡到它的人立刻上交，所以还算幸运……”因为在情书的最后写着“伸夫致纯子”，所以可能就是依此判明这是伸夫所写。不过，班主任老师并没有提到情书的内容，最后只补充了一句话：“有两个错字，我帮你改过啦！”伸夫鞠躬并接过情书，逃跑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立刻返回教室去找，可纯子不在，像是已经早退。伸夫无奈只好等到第二天，早上抓住纯子一问，纯子竟爽快地点了点头。“那果然是丢了吗……”伸夫难以捉摸纯子的真心。自己搜肠刮肚地想了三天才写出来的情书，她怎么能轻易丢弃呢？这简直就是向全校宣告了两人的关系。“对不起！”纯子诚心道歉，但看样子并不像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她的态度像在说“如果有人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但仔细想来，当时正是跟纯子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不，准确地讲，也许后来去修学旅行时才算是顶峰。伸夫他们学校由于高考的关系，按照惯例在高三那年的春天组织修学旅行。目的地是京都和奈良，游览之后再去东京，前后总共六晚七天的行程。因为当时还没有客机，全程乘坐火车，所以堪称强行军之旅。全班当中大概八成人要去，而纯子因为在东京有女画家展就没参加。纯子本来就很少参加运动会和春游等学校组织的例行活动，所以她不参加修学旅行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伸夫为纯子不能同行感到失落，但纯子已跟他约定自己先行进京，等伸夫到达东京时再相会，这样伸夫已经很满足了。游览过京都和奈良之后，到达东京时大家都已筋疲力尽。但是，伸夫想到能与纯子相会，反倒精神振奋起来。伸夫他们就住在后乐园附近的本乡区。第二天是自由活动时间，男生们几乎都去后乐园观看棒球比赛，而伸夫则去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会面。伸夫按照纯子在出发前的提示，在接待处报上姓名并要求通报，没过多久纯子就出现了。令伸夫意外的是，纯子身穿水手服，头发也没烫而是理了娃娃头，把前额遮住了一截。“刚才报社的人来拍照啦！因为名目是女学生入选，所以要求这种装束。”纯子说明了自己穿水手服的原因，随即在樱花初开的公园里款款前行。“饿了吗？”“不……”伸夫摇了摇头。他担心，要是被纯子带到东京这种大都市的餐厅里去，自己恐怕又要慌乱无措了。“那，我常住的旅馆就在附近，我们去那儿吧！刚好我也想换衣服了。”伸夫跟纯子两人漫步在公园里的排树之间，对她在上野的美术馆接受报社采访、还在东京拥有常住旅馆更是惊讶不已。虽然自己与纯子同龄，但她比自己更加成熟和经验丰富。这使伸夫既感到骄傲又有些悲哀。步行十分钟后两人到达旅馆。这座建筑好像幸免于战火殃及，古旧而且敦实，庭院很深。纯子向前台的女子轻轻扬起手臂就直接通过，随即上了二楼走进最里边的房间。“就是这里啦！挺安静的吧？”这是个八铺席的日式房间，窗边有走廊，摆着一把藤椅。“我去换衣服，你等一下！”纯子说完把右侧的隔扇门打开，只见隔壁还有个房间，里面好像存放着她的随身携带物品。伸夫望着纯子的背影，心中在与合睡大房间的自己作比较，对纯子的奢侈惊羡不已。“要是嫌热就打开窗户吧！”隔扇门内传出纯子的招呼声。伸夫听到纯子的声音，想到纯子正在隔壁房间里裸体更衣。伸夫抬手抓住窗框并回过头来，只见隔扇门留着一条窄缝，其间露出裙装的一角。伸夫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情景，慌忙把视线转回窗下庭院中的葫芦池。以前总是这样，伸夫对纯子除了接吻从未有过更多要求。不仅如此，接吻也是纯子主动提出，自己从未强求过。当然，伸夫虽然也曾感受到纯子胸前的丰满，却从未想到直接去触摸。这与其说是由于伸夫作为男性的欲望过于冷淡，莫如说是由于伸夫自己缺乏勇气。本来纯子远比自己早熟，如果忘掉这一点向她寻求亲密接触的话，只能暴露自己的幼稚而遭到嘲笑。由于心怀这种忧虑，所以伸夫在纯子面前总是保持低调，包括约会的时间、地点和结束时间全都言听计从。只要是两人单独在一起，主导权就都由纯子掌握。这种模式或许甚至压抑了伸夫发自欲望的性行为。总而言之，伸夫的性兴趣虽然强人一倍，可一旦到了动真格的关键时刻却没了胆量。在家自慰时那么不顾一切，可实际接近女性却连搭话的勇气都没有。在看黄书看裸照时浮想联翩，可一旦面对活生生的女性却立刻颓萎不振。由于他对村井麻子和中井洋子那些普通女生都是这样，所以对于早熟的纯子就更不可能勇于求爱了。“怎么，没开窗吗？”伸夫听到纯子再次招呼扭回头去，只见纯子已换上柔和的白色外套和藏蓝色裙子站在那里。“是不是有些闷热？”“啊……”伸夫红着脸点了点头。纯子麻利地打开窗户，将臂肘搭在扶手上望着庭院。“在东京的正中央，居然会有这样宁静的场所啊！”从伸夫视野的右端可见纯子胸部的丰满。由于伸夫是在侧面，所以通过眼角余光看到纯子胸部前端描出的徐缓曲线延伸到外套里。现在拥抱纯子，她会顺从接受吗？纯子把自己邀请到她的房间，而且在隔壁更衣并微露胸部，因此她可能毫无戒心。既然已经接过吻，那么求爱就要趁现在。伸夫想到这里嗓子里发干，身体像被五花大绑了似的无法动弹。伸夫屏住呼吸一声不吭，这时纯子开口发问：“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什么……”伸夫语焉不详，继续俯望庭院

准，对着那幽灵射出一排子弹。听到震耳欲聋的扫射声，看守精神病院和被关盲人的士兵们几乎都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甚至没来得及穿好衣服。中士已经开始指挥，出了什么鬼事；一个瞎子，一个瞎子，哨兵结结巴巴地说；在哪里；在那里，哨兵用枪筒指了指大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士兵们已经准备好，手持步枪，排队等候命令。打开探照灯，中士下达命令。一个士兵爬到汽车上。几秒钟以后，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大门和建筑物的周围。你这个笨蛋，一个人都没有，中士说，他正要再说上几句军营里的俏皮话，却看见大门下边一摊黑色液体在强烈的探照灯照耀下正朝四面扩散。你把他结果了，他说。然后，他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便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但眼睛都还盯着那摊在人行道的小石子间流动的黑色血污。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中士问；肯定死了，一排子弹正打在他脸上，士兵回答说，现在他因为出色地表演了好枪法而暗自高兴。这时，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喊起来，中士先生，中士先生，您看那边。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在探照灯的白光下，站着一伙盲人，一共有十多个。不要往前走，中士吼叫一声，如果再迈一步，把你们通通打死。在对面建筑物的窗口，一些被枪声惊醒的人正透过玻璃惊恐地朝这边张望。这时中士喊道，那边过来四个人把尸体抬回去。因为盲人们既看不见又不能数人数，于是六个人开始往前走。我说的是四个人，中士歇斯底里地咆哮。盲人们互相摸了又摸，两个人留下了。其余四个人开始沿着绳子前行。6我们必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医生说。此时已是上午，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尸体弄到里面的围栅旁边，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他。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脸和头颅被打烂，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她也知道在整栋大楼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只找到一根铁棍。铁棍也许有用，但不足以刨坑。受传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全都关着，她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要么试图掩饰已经失明，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不该绊倒的时候绊倒了都会被识破。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一个伪装办法，现在妻子可以说了，我们能不能请求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好主意，我们试试吧；大家都同意，对呀，是个好主意；只有戴墨镜的姑娘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一言不发，这时，她要说的一切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这全是我的过错，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能给她带来安慰，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我们都能预想到它的一切后果并认真加以考虑，先是眼前的后果，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接着是可能的后果，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即使开始做了，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假设以一种整饬均衡的形式，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而无从证实也无法表示祝贺或请求原谅的永无止境的日子。有人会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或许吧，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需要埋葬。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出于良心的痛苦，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一个士兵便大声喊，站住。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即使是强硬的恐吓，他朝空中开了一枪。他们吓了一跳，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躲进天井的阴影里。之后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而在必要时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她说，需要一把铁锹。大门那里，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军人。是个中士，但不是原先那一个，你们想干什么，他大声说；要一把铁锹或者锄头；这里没有，你们回去吧；我们必须掩埋尸体；不用埋，让他在那里腐烂吧；要是让他腐烂，会污染空气；就让他污染吧，你们好好享用；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能流动到我们这里，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那个中士失明了，已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不消说，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设施规模也较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女人说得有理，中士又考虑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作为预防措施，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已经把整整两大瓶氨水倒在那摊血上，现在蒸发出的气体还让人们泪流不止，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终于，中士宣布，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呢，医生的妻子乘机提醒；食物还没有到；仅我们这一边就有五十多人，我们都在挨饿，你们送的那点食物起不了什么作用；食物的事与军队无关；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过向我们提供食物；你们回到里边去吧，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站在门口；铁锹呢，医生的妻子还喊了一声，但中士已经不见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宿舍里的扩音器响起来，注意，注意；住宿者们兴奋起来，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其实不然，是关于铁锹的事，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不许成群结伙，只来一个人；我去，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医生的妻子说。刚刚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她就看见了铁锹，从摆在地上的样子和距离大门较近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铁锹应该是从外边扔进来的，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医生的妻子想，在哪儿呢，她问；下台阶，我来告诉你怎么走，中士回答说，很好，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朝前走，对，对，站住，稍稍往右，不对，是往左，转得少一些，现在往前走，一直走你就能碰着它，往南，再往南，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往北，往北，过头了，再往南，一直往南，现在向后转，好，现在按我说的做，不要像水车辘轳一样转个不停，好，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你不用担心了，她想，我能直接回去，其实怎么走都行，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总不敢来这里边抓我。她把铁锹扛在肩上，像农夫下地一样径直朝宿舍门口走去，一步也没有走偏。中士先生，您看到了吗，一个士兵叫起来，她好像有眼睛一样；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很，中士十分有把握地说。刨坑颇费力气。地被踩实了，很硬，挖下几指深就遇到树根。他们轮班挖，先是出租车司机，然后是两名警察，接着是第一个失明的人。面对死神，我们最希望看到仇恨能失去力量和毒性。当然，人们常说旧仇难忘，文学作品和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现在，在这深院里，确切地说，并没有仇恨，更谈不上旧仇，是啊，比起偷车贼失却的生命来讲，偷一辆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他这副惨相，无须看见就能知道，这张脸上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挖到三英尺深时就再也掘不动了。倘若死者是个胖子，肚子必然会露在外面，但偷车贼是个瘦子，简直骨瘦如柴，而且这几天一直没有吃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坑足以掩埋两个像他这样的人。没有人为他祈祷。可以给他竖个十字架，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这样说是因为内疚，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死者生前说过对上帝和宗教之类的事是怎么想的，虽然她的主意不无道理，但大家认为还是沉默为好，况且应当考虑到，做一个十字架比表面看来要困难得多，还有，就是竖起来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因为所有失明者都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他们回到了宿舍，除了围栅那边的旷地以外，盲人们在一切常去的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他们只要胳膊往前伸，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摇动，任何地方都能走到，那些最有才干的盲人甚至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前额视力的功能。医生的妻子就是个这样的例子，她能在这让人头痛的房间和走廊里活动，辨别方向，遇到拐弯时能恰好地转身，遇到门时能立即停住脚并且毫不犹豫地开门，无须数床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床前，真是异乎寻常。现在她正坐在丈夫的床上与他交谈，像往常一样声音压得很低，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相互之间总是有话可说，而另一对夫妻则不同，这里指的是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重逢的激情过后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话，因为在他们那里也许现在的悲伤超越了从前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习惯的。而斜眼小男孩一直在不停地说着肚子饿，虽然戴墨镜的姑娘已把自己的那份食物省下来给他吃。他一连几个小时没有打听妈妈了，但可以肯定，等到吃过饭，肉体摆脱了简单而紧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私的躁动之后，他还会想念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还是由于某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反正早饭还没有送来。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医生的妻子偷偷看了看手表，快下午一点了，难怪几个盲人已忍不住胃液的催促，到天井里去等着，那里既有这个宿舍的也有另一个宿舍的人，他们这样做出于两条再好不过的理由，一些人公开说是可以争取时间，另一些人藏在心里的话是谁先到谁就能多吃一点。总共不少于十个盲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外边大门的动静，等候着送来众人期盼的饭盒的士兵们。而对面一排房子里那些受传染者，担心靠近在天井里等着的盲人会突然失明，所以不敢出来，但有几个人正从门缝里朝外窥视，焦急地盼望着轮到他们的时刻。时间慢慢过去。几个盲人等得不耐烦，干脆坐到地上，后来有两三个人回到宿舍去了。不一会儿，传来大门清晰可辨的吱呀声。盲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朝他们判断是大门的方向涌去，你碰我，我绊你，一片混乱，但突然又都感到模模糊糊的不安，停住脚步，紧接着又乱糟糟地向后退，至于为什么，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更无法解释，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清楚地听到在武装人员护卫下来送饭的士兵们的脚步声。夜里那场悲剧产生的印象尚未消除，送食物的士兵们约定，不像原来那样送到各个宿舍门前伸手可及的地方，而是放在天井里。再见，用餐愉快；让那些家伙自己解决吧，士兵们这样说。从外面耀眼的光线下突然进入阴暗的天井，一时间他们没看清那伙盲人。但马上就看见了。随着一声声恐惧的号叫，他们把食物扔在地上，像疯子似的往门外跑。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两个在外面平台上等着的武装人员反应敏捷，堪称典范，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他们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把子弹打了个精光。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身上中了许多枪弹，纯粹是浪费军火，而这一切又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又一个，好像永远倒不完，就像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如果我们仍处于一个士兵需要为自己射出的子弹作出解释的时代，他们会在国旗下发誓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卫，而且还是为了保卫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遭到一伙人数占优势的盲人威胁的手无寸铁的战友。这时他们也立即朝大门方向仓皇撤退，看守的其他士兵哆哆嗦嗦地在一个个铁栅栏间伸出步枪为其掩护，仿佛那些还活着的盲人竟然要报仇雪恨，向他们发动进攻。一个向盲人们开过枪的士兵吓得脸色煞白，他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再到里边去，他确实没有再去，就在同一天傍晚换岗的时候他也成了盲人中的一员，好在他是军队里的人，否则就会去与平民盲人在一起，成为那些侥幸没被他开枪打死的人的伙伴，若果真如此，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置他。中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我们知道，多次这样说过和这样想过的不乏其人，幸亏残存的一点宝贵人性使他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食物放在半路上，由他们来取，我们监视着他们，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举动就立即开火。他走到指挥部，打开麦克风，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苦思冥想在其他类似场合听到过的话，最后才说，军队为不得不用武力镇压一次暴乱行动感到遗憾，这次暴乱导致了极为危险的形势，对此军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过错，现在通知你们，从今天起改为到大楼外面去取食物，如果还像刚才和昨天晚上那样出现企图破坏秩序的情况，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他停顿一下，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才好，结束语肯定是准备过的，但此时他忘得一干二净，只好一再说着，我们没有过错，我们没有过错。大楼里，激烈的枪声在天井有限的空间里产生雷鸣般的回响，造成一片惊慌。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士兵们要冲进各个宿舍，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一番，把盲人们一扫而光，以为是政府改变了主意，决定采取从肉体上集体消灭的方法，于是有人钻到了床底下，有些人仅仅由于害怕一动不动，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最好，健康不佳还不如没有健康，既然注定要死，那就快点死吧。行动最快的是受传染者。枪声一响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但后来枪声平息，他们又鼓起勇气返回屋里，凑到开向天井的门口。他们看见一堆尸体，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河在石板地上缓缓流动，仿佛有生命似的，还有那几盒食物。饥饿催促他们往外走，那里有渴望已久的食物，当然，根据规定那是给盲人们送来的，给受传染者们的随后送到，但现在，让规矩见鬼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并且，先下手为强，历朝历代五湖四海的古人都这么说，而古人在这类事情上绝不愚蠢。不过，饥饿只给了他们前行三步的力量，理智出现了，告诫他们危险正在那些没有生命的躯体上，尤其是在那些血液里等待着鲁莽的人，谁能知道盲人们坏死的肉体正在散发什么蒸气，分泌物和有毒的瘴气呢。他们已经死了，什么事也不会干，一个人说，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别人放心，但这句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不错，盲人们是死了，你们仔细看看，他们一动不动，也不呼吸，但是，谁能说这种白色眼疾不是一种灵魂疾病呢，既然这样，当然这是假设，那么那些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不过，食物摆在那里，不可抵御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胃在陈述它的理由，理由充足，不肯顾及其他，哪怕是对它有利的事。从一个饭盒里流出的白色液体正在慢慢接近那摊血水，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牛奶，牛奶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受传染者当中走出来两个人，两个最勇敢或是最听天由命的人，这两种品质并不总是容易分辨清楚，他们径直朝前走，就在贪婪的手几乎碰到第一个盒子的时候，另一排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几个盲人。想象力能量极大，在这种病态中似乎更是无所不能，因此那两个深入敌阵的人觉得死者们好像突然从地上站起身来，不错，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瞎，但毒性要大得多，因为复仇之心无疑使他们更加激奋。两个人只得小心翼翼地悄悄撤回他们那边的门口，可能盲人们出于悲悯之心和敬重之情会首先处理死者的后事，如果不是如此，也但愿他们因为看不见而丢下一个饭盒，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实际上受传染者人数不多，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请求盲人们这样做，求求你们啦，发发善心，至少给我们留下一小盒，刚刚出了这种事，说不定他们今天不再送食物。盲人就是盲人，当然是摸索着往前走，拖着两只脚，不时绊一跤，但似乎极有组织，知道如何有效地分工，一些人开始踩着黏糊糊的血和牛奶把尸体拉出来往围栅那边搬运，另一些则一个一个地拿起饭盒，士兵们共扔下了八盒。盲人当中有个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同时在各处忙碌，既帮助搬运又指挥男人们，对一个瞎眼的女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狗头萝莉三部曲在线播放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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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保卫京城

遁世隐居

5.其他

1.宗谱与满文满语

2.父亲家、母亲家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保卫京城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论持久战

K作战

武汉保卫战

万家岭大捷

二十九军

卢沟晓月硝烟起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皖南事变”

军统

特高课（科）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二)金竹青口述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4.我的婚事

东北，冷战

此消彼长

党争复起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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