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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妻在厨房被色诱 中文字幕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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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妻在厨房被色诱 中文字幕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人妻在厨房被色诱 中文字幕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反正赶上这倒霉的病啊你说怎么着?我恢复得不错,我住院的时候体重是92斤,现在我穿着棉衣棉裤约(yāo,称体重之义),是61公斤啦。我一个是吃得好,过去什么都不吃,过去就是白菜豆腐,因为不是有这结肠癌么,吃什么都不香,什么都不能吃啊,后来就查出来了,可是我发现得也早,10月8号做的手术,做得挺好。10月24号就出院了,就决定出院以后继续做化疗,这个医院是肿瘤医院的分院。定:看来控制得不错,挺好的。何:基本上还行吧。我本身拿这个也不当病,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关云长活54岁,诸葛亮呢,活60多岁,那些人活的岁数都不高,我本身已经六十了,我比关云长活的岁数大。可是相比之下呢,人家那么大能耐,我说我臭狗屎,假如我现在走了,我说我有什么遗憾的啊。没什么遗憾的。普通老百姓,太普通啦。所以我拿这个生和死啊,我也没当回子事,成天老乐乐呵呵的。就是我在最难受的时候吧,腰疼,胯骨疼,躺都躺不下,怎么办呢?给我老伴说书,一说书,我的疼痛就暂时缓解,给她说狸猫换太子,一说就是两个半小时。定:您可真能说啊。何:啊,后来把那个肿瘤开出有多大?有茄子那么大。一约(称)呢,是两市斤,完了以后这疼痛就全没有了。我心态特好,这我老伴知道,我特爱帮助人,这是没病的时候,与人为善,你看这是杰二爷注174对我的评价:“乐善好施仁者寿。”我经常给人看病。专心勤学博而精,他说我学的东西太多了,满文吧,我还教过日文,高等自学考试,我日语通过了。我的俄文可以教到初中,但是我没考过本儿,从五几年学俄文到现在我不忘,我一点儿也不精。定:这都是多少年前写的了?何:壬申年,这还是猴年呢,十几年了。杰二爷去世都不少年了。殷芳:1992年写的,杰二爷1994年去世的。溥杰送给何秉钧的字(何秉钧提供)

                      1.我祖父

                      定:咱们从头讲,您今年多大岁数?何:我今年61周岁。1946年生人,合民国是三十五年,日本投降第二年。我出生地点在德胜门内甘水桥大街,跟摄政王府就隔两三个门儿,那段儿它的尽西院叫果子市,果子市正好对着摄政王府,注175我们那儿正好也是马路南边,现在我们那个故居啊,已经没有了。拆完之后改成一百七十几中啊,不知道是什么。这老卫生部啊,过去叫香厂子。我在那儿呢,长到了6岁,就搬到东城区了。殷芳:您是什么旗?何:应该说是镶红旗。代善后裔,祖上呢,是礼亲王代善注176。代善第四子瓦克达注177,这后裔传下来,就是我们这支吧,大部分没有得到什么功名。瓦克达原来是镇国公,好不容易袭祖先一个爵呢,后来把这差事还丢了。后人就都是四品宗室。定:就是闲散宗室。何:对了。后来就到我祖父了,到我祖父跟我这大爷爷了,这闲散就下来了。定:那您祖父的父亲呢?何:我祖父的父亲?他们两个人哪,就是我祖父的父亲跟母亲,一块儿死的,听说是吸鸦片成性,可能是有了我祖父之后,那会儿,他们吸的。那会儿就说是抽大烟抽死了。定:怎么还一块儿?何:前后脚吧。他们家出事那年他13岁。有一件事连我祖父也说不清,就他13岁的时候,他到姥姥家去住了些日子,由姥姥家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门上让人给贴了封条啦,给封啦,赶紧就拍门:“怎么回事啊?”这就过来几个番子。番子你懂吗?就是侦探。过去规矩宗室见了老爷都不下跪,过去有个礼节,就是请安。Kūwaran,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Kuada,其实就是满语念白了,Kūwaranida(夸兰大)注178,是官名,局长营长,说我们由姥姥家回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堂上有一个站班的,我祖父认得他,他把我祖父也认出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下人,是我们家的家生子儿,叫塔子。咱们旗人把这男丁啊,就是名字的头一个字叫什么,加上个子,就代表这是对他的称呼。譬如安德海吧,叫安子;李莲英,叫李子。现在有些人还这么叫,这人姓杨,就叫杨子,实际这是满人的叫法。这塔子呢,是我们家的家生子儿注179,我们家既然被封了,他没地儿去,就跑到堂上给人站班去了。“哥儿”,他说,“你回来啦?”怎么来怎么去,跟老爷一说,“这是我们家哥儿。”老爷说行,这事也别过堂了,你给领走得了。我祖父管他叫塔爹爹,就是叔叔。这塔爹爹也不能老养活我祖父啊,就找了我们家族长,族长又找了宗人府,后来是通过谁帮忙呢,通过庆老头帮忙,庆老头啊,就是庆亲王奕劻。就把他们俩,就是把我大爷(指祖父的哥哥)分到南苑海子里,注180当近卫军的夸兰大,就是当营长。我祖父就分到乐部注181,太常寺当差。实际到那儿去就学礼、乐,就是一边学习,国家就给养起来了,你就有吃饭的地儿了。我祖父进去的时候是光绪年啊。定:您讲的这段呢我没太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您说您家让封条给封了,送到官里去,遇到一个你们家的家生子儿?那是把谁给送到官里去了?何:把我祖父。他上姥姥家住姥姥家,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哟,家让封条给封了。到厅上一看,有我们家的家生子儿,塔子,我祖父管他叫塔爹爹。定:你们家为什么给封了呢?何:我祖父也不知道。我祖父那年13岁,他上头就一哥哥,其他的事他也说不清。就给封了。我大爷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定:就是说他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何:没,他父母是哪年亡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会儿啊,咱们旗人把自个儿的亲生父母叫奶奶,不叫妈,管奶妈叫妈,实际上是奶妈带起来的,管奶妈叫妈叫得亲着呢,所以说我妈怎么怎么着,就是奶妈。您听说过乐部么?乐部从前叫和声署,后来为什么又改乐部呢,这是听说啊,可能就是安排一些不吃香的皇族,不吃香的王爷,比如说惇亲王注182,就是西太后的第五个小叔子,就弄到乐部当堂官来了。堂官还是最高的长官,当堂官呢没别的,您拿份钱,国家大事可没有您。所以我祖父家里没生活了,怎么办呢,得了,也上乐部去吧。鬼子六注183吃香吧,鬼子六人家弄洋务;七爷,醇贤亲王奕哪,那都是西太后的大红人儿,那都给安排好差事。我不爱搞戏说,我为什么(对那些事)记得这么清楚?我说的东西都是我祖父亲口告诉我的。我祖父为什么研究这么深?老头也有野心,脑子也好使,记性也好。他13岁刚到乐部,有一次跟着光绪到万寿山当差,当时皇帝太后要进行什么典啊,乐部奏些礼乐,挺麻烦的,这光绪表面窝里窝囊,背着西太后脾气可大了,他恨不能马上就到颐和园,一路上就跺那个轿底啊,“当当”,(皇上说)“yabu!yabu!”,就是“走啊”。他问:“皇上说什么呢”?人说:“让你赶快走呢,以后你好好学啊,咱们这儿有清文师傅。”打那儿起啊,给安排的清文师傅,还有蒙文师傅,学清文学蒙文,拉弓射箭。我祖父在乐部衙门里头属于培养对象,他本身一马三箭,骑射通过,国语通过,满、蒙也会。还有什么呢?数弓子儿。这数弓子儿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两只手,一手拿着一个硬木棒,不是红木就是紫檀吧,站直身体,自己数数,用满语数数,看你的臂力究竟能坚持多久。这满洲人过去尚武,过去评个职称,起码是一马三箭。(用满语数1到15),这手实在不行了,把这棒子搁一边了,把这膀子啊恢复了以后,接着还要练,很辛苦的。你在拉弓的时候你射出多少支箭,练好了,要不然弓这么一拉,射两箭你的膀子就不行了。这个数弓子儿,我想啊,就是打弹弓,拿那弹子,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我祖父练就了一手好弓箭和好弹弓,写得一笔好书法,满文、汉文,甚至于他的满文和汉文的字近似于笔帖式。这个证明我们那老老头还是挺有信心的,他说那会儿我祖上把这差事丢了,我把这差事找回来,我在乐部怎么也耗一个红顶儿。所以呀,特别特别地用功。没想到呢,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就全完了。定:蒙文他什么时候学的?何:他们老师啊,满文蒙文全教。不过这老师的蒙文底子不算太好,很一般。那会儿叫清文清语。这当中我再给您加一个插曲儿,《满汉辞典》怎么来的?多咱有机会您看,过去的书都是厚厚的,往套子里头一套。他们乐部衙门里头都看着这个辞典好,就说:“这归我啦”,都抢啊,这个也抢那个也抢。有个人拿起剪子“咔”就铰。“别铰别铰,”我祖父也有点仗势欺人吧,说:“别吵啦,这归我啦”,给他们劝架的意思,书没伤着。这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黄带子注184,无赖子”,您听过么?什么叫无赖子?就是矫情。跟衙门里头您不是黄带子么,谁惹无赖子去?别吵了,归我了,得了,我得着了。这书就在我家里,手写的,《增订三合》,满文蒙文汉文,道光也不是多少多少年,岁次谷旦,后头我也没看,不知道怎么掉旮旯了,没找着。“文化大革命”烧东西,四书五经啦,圣谕广训啦,各个皇帝圣旨,那些满文资料啊,那个辞典要是在也得烧了,后来从柜里一看哟它还在,该着,这东西能幸免。这么着呢,就存下来。事先我也知道有这本书,我祖父还告诉过我。这书编的跟安先生他们编的还不一样,过去的老辞典,是按字头走的。后来我祖父跟我大爷还失去联系了。怎么回事呢?听我祖父说,我那大爷啊脾气不好,他在南苑海子那儿跟冯玉祥打起来了。定:啊?何:你想想他们这帮八旗子弟哪儿打得过冯玉祥啊。定:是不是冯玉祥逼宫注185的时候?何: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打不过冯玉祥,没地儿去了,就跑到乐部找我爷爷来了,我爷爷还得管吃还得管喝还得管抽大烟,他喝醉了酒拔刀还要砍我祖父,凶,还跟我祖父的师傅说:“他不听话你就打他!往死里打他!”俨然一副家长的样子。我祖父一看,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了,我非得让他给我捏死不可。后来有一次,我祖父就给我祖父的哥哥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在京津两地,行踪不定,你别找我。不知道这位大爷是不是懂得这封信的意思了,这老哥儿俩后来就再也没有了来往。我祖父到民国以后担任礼俗司乐务主任。礼俗司,相当于现在的礼宾司,大洋一个月挣200。从我祖父那儿讲呢,他来到乐部是13岁,认了个老师,师傅,实际就是照顾我祖父的,一个负责人吧,照顾他生活起居啊,就住在乐部衙门,老师把俸禄全拿走,什么宗人府开的钱粮月米啦,乐部那点薪水啦,老头全拿走了,他花钱就跟老头要,情同父子但是不能认父子。跟老头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祖父跟我太太结婚,住的全是他们家的房子。由于家里没底儿,大清国完了,就得吃民国的饭,人家排满复汉,一听你这名字就是满人,人家不用,(我祖父)干脆跟师傅就一块儿,把名字就改了,民族也改了。师傅呢,是苏完瓜尔佳氏,改成什么呢?苏完苏完苏完,满语suwayan-suwyan,就是黄色的黄。干脆,他说我姓黄,他原来名字叫文全,后来打那儿起就叫黄文全。我祖父原来叫松锡,这怎么改呢?原来我们家里有一个叫锡昆的,就叫锡昆,可是锡昆还像满人,怎么办呢?头里加个姓,祖先叫和硕礼亲王注186,写一个和平的和,一看,这跟和珅的和还一样,还不行。后来师傅说,干脆你来一个立人的何,这就变成汉人了。旗人指名为姓,让我姓张姓李都可以,满人就这么个特点。我祖父他师傅的孙子,比我大一岁,叫黄培华。去年6月份还是几月份到家里来了,求我一件事。什么事呢?让我给他写他们家的家谱,写他们家的事情,他说那会儿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知道我们家的事多,你给我写写得了。我呢,都说不上来,往后我要跟孩子们再一说,咱们黄家门,以前都干过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说行,我给你写吧,我给他写了6000多字,用格纸写的,用白纸做了个封皮,写上《黄门轶事》,底下用满文写上Huanghalabaoyinenehebaita。他那天高兴就来了,我说你祖父那会儿的职称是六品骁骑校注187,这他都不知道,都是我祖父跟我说的。那会儿他们应名在乐部当差,叫“文差武职”,满人后来大部分是文差武职的多,好多人都不拿刀枪了,像好些参领、佐领,这都属于是武衔,都耍笔杆了,拿着骁骑校这个职称,干的那活呢,抡笔杆,这都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我祖父是干什么的呢?我祖父练八佾舞,这是为皇上祭天用的,天坛,皇上祭祖,还祭孔。我没学过,这我都是看的图像,因为我们家里头有那书啊,没事我拿着翻。“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188封建皇帝最高的等级他用八,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八佾舞是八八六十四,这么着8个人,那么着8个人,加到一块儿64个人。穿的都是古代的衣服,一手拿着硬木棒,是红木的,这是我看的啊,像是红木棍;一手拿着雁翅翎。这叫文舞。这一个人能做出字儿来,比如说怀念的怀,就把这只手攥着一个雁翅翎,搁这儿,这儿就好比是那个竖心儿,这么着打开就好像是怀字的那个半拉,一个人能组成一个字,这边简单多了。咱们这文圣啊,大成至圣文天王,一说至圣,这是孔夫子,一说亚圣,有人就含糊,亚圣是孟子,孔孟么。武舞呢,是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斧头。祭谁?祭关公。也存在着至圣和亚圣,武至圣就是关公,亚圣是谁呢?殷芳:张飞(众笑)。何:岳飞。在我祖父跟前不许说岳飞,不许说关羽,老说关夫子、岳夫子。定:看来满人也祭岳飞。何:是啊是啊,这满人祭岳飞啊,可以这么说,纯粹是乾隆爷那会儿搞统战搞得好(笑)。祭孔呢,我赶上一个小尾巴,那时候是1956年,1956年祭孔是怎么回事呢?周恩来有批示,说清朝那会儿和民国那会儿,祭孔是谁组织的啊,责成郭沫若去找,说咱们把这帮人呢组织起来到山东曲阜,不是祭孔,实际上为的是收集资料,拍成电影,说今后这些就没有了。定:周恩来是有这种意识。何:对!这些人就通过翻档案,把我祖父给找着了。找着了就到山东曲阜,连这个礼仪什么的,都给安排好了,是谁当这个组织者呢?是天马剧团的团长,吴晓邦注189,知道吴晓邦么?殷芳:大百科音乐舞蹈卷有个吴晓邦。何:对。这吴晓邦先生是老革命,在四川梅园新村的时候就跟周恩来呀,那会儿他就能跳(舞),可具体到八佾舞这一块儿他是外行,就找到我祖父,我祖父就把他们音乐家协会和天马舞蹈都给弄起来,给他们讲了讲八佾怎么行礼乐,到山东把这套就都给搞下来了,搞了一个片子。这片子哪儿去了呢?在1977年的时候,吴晓邦当上了4届的文联主席……殷芳:副的吧?应该是1978年的第四届文代会。何:不知道。时间你给我更正去啊。我说我得见见吴晓邦,原先他上我们家经常来。我有一老朋友是电话局的,他说你要见吴晓邦很容易,他们家的电话是我给装的,我带你去吧。后来就带我去了。吴晓邦先生一口扬州话,哎呀,那是相当难懂,我说我是何锡昆的孙子,(学扬州话)“噢,你是何锡昆的孙子,有的有的有,那时候你还很小很小。”那时候我祖父在舞蹈学校,还有音乐家协会,给他们讲课,讲八佾舞。讲这些东西论小时计算,一个小时是2块5毛钱,那会儿可是不少钱哪。车接车送。可是这些人哪,那会儿他们不管饭,借这机会到我们家送老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人妻在厨房被色诱 中文字幕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王鲁湘:好像是水鸟。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青铜立人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金沙遗址青铜立人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金沙遗址四节玉琮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玉钺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从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履平地。”简单解释之下,我全力控制起黄土,泥沼中出现了一道宽大的土堤。众人翻出主舱,沿着不断扩展的土堤走向石室的一角。“麻烦你保护下大家,注意碎石。”我冲莫炎道,他点头看了看四周,双手划动几下在头顶凭空燃起一片火焰。全神贯注之下,石舫头部被下部隆起的黄土缓缓抬升,不多会便直立了起来。喷射的酸液飞快地腐蚀着石室的顶部,很快便融出了一个硕大的凹坑。几只巨大的金属球出现在凹坑周围,快速摇摆数下之后接连撞向坑底。轰地巨响,顶层坍塌下,一片厚重的泥浆落入石室,大量的湖水疯狂灌入,笨重的石舫被冲得歪倒在一边。“大家靠拢!”我大喝一声,金属迅速地在身周聚拢,一个密闭的金属罐舱将众人包裹了起来。身下黄土暴涨,飞速推进下金属罐舱直射顶层洞口。水流大力冲来,金属罐舱被弹回石室,地下再度涌起黄土,迎着着激流将金属罐舱直直顶出洞口。强大的水压之下,罐舱厚实的四壁不断凹陷,一股湖底激流卷过,金属罐舱在湖水中翻滚数下碎裂了开来。晕眩在脑部散开,浑身脱力的我包被在一个巨大的水泡内随着水流漂浮开去,恍惚中眼前闪过一片银色……八、搬头怪尸身体和四肢不住地在软如棉絮的物质上翻滚,莫名的舒适引领着我进入了梦境般的空间,懒懒的不想动弹,如果不是口中那股辛涩的味道刺激着大脑,或许我会就此睡去。“睡醒了?”莫炎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突然出现在面前,着实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出来时累坏了。”晖儿递来一杯热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滇池小屋的沙发上。“我昏过去多久?”介于以往的经验,比较关切这个问题。“从你飘在水上打呼噜开始计算……”S在电脑前坏笑道,“大约不到半小时左右。”“跟林岳学什么不行,尽学他损人的调调。”“切,我学他?他那点功力还不及我一半!”莫炎摇了摇头,闪到一边研究起地图来,晖儿笑着劝着我和S,小屋的窗外透入一片灿烂的阳光。……下了火车,沿公路向北直上。曲靖通往沾益的道路并不长,但却因不久前暴雨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路面。莫炎到附近人家打探了下情况,便带着我们自山路步行前进。一路景色怡人,气温舒适,一直压抑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舒缓开来。“唱山歌勒~~”我兴致勃勃地拉开嗓子来了一句,可一时间却忘了歌词,后半段一下卡在了喉咙里。“王三姐,麻烦你轻点,我怕把狼招来。”S撇嘴道。“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合,那边合,山歌好比春江水也,不怕滩险弯又多喽弯又多~~”高亢的歌声传来,莫炎在前面且歌且行地唱起了这首传统山歌,嗓音虽不算动听,但略带沙哑的歌声别有一番韵味。众人听着歌声渐渐平静下来,一路行去脚下轻松无比,这感觉像是在经历一次假期旅行,早已忘却了那纷纷扰扰的古史谜团。日头西斜,山路虽不崎岖但始终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望着渐晚的天色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村落歇脚过夜。远处露出一个楼角,稍显疲劳的众人不由精神一振,但走到近前却发现是一座矗立山间的孤楼,外观格局看去似乎是云南常见的吊脚楼。楼前有一洼浅浅的水池,上面那小巧的竹棚似乎是为了遮挡阳光和落叶。掬起一捧清冽的池水,痛饮数口,沁人心脾的清爽带走了不少的疲惫。池边落着稍许树叶,微风拂过间,叶片飘动散开,青石铺就的地面光洁干净。“这楼里有人住着。”S望着楼上轻轻飘动的炊烟,用力吸了吸鼻子,“好香的味道。”莫炎点了点头,带着大家从一边的竹梯走上了楼。竹楼的门半掩着,门边放着一个粗瓷坛子。莫炎并没有叫门,而是随手揭开坛口封盖,摸出几张纸钞塞进坛内,在我们奇怪的眼光注视下,推开竹门自顾走了进去。跟进门内,三个装束各异的男子正围坐在中间的围炉边烧煮着食物。靠里是一张大的有些夸张的竹床,一名中年汉子正倚在上面吸着烟锅。见我们进来,这些人都抬起头来,或招手或点头地打着招呼。“这是什么地方?山间自助旅馆?”S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声问莫炎。“是远道来的汉族朋友哦。”围炉边离我们最近的老汉搭话道,“这是我们云南山里的竹楼子,寨子里的乡亲建的,干肉、盐巴、辣子都有哈。”旁边的两个男子一并点头,起身友好地递过几块烤好的肉来。喷香的肉食引得我们饥肠辘辘,当下也不客气,各自抓过大嚼起来,口中不住赞好。原来这竹楼是远处寨里的村民建造的,专给过路投宿不便的行人住宿。主人在屋内放一些干肉、油盐、柴米、辣子任行人食用。行人次日离开时,在屋外的坛子放下一些钱钞作为报酬,数量却是自己衡量的。纯朴的民风习俗让我们啧啧不已,相比自私自利的都市人而言,这里似乎还在路不拾遗的尧舜时代。屋里的四个人都懂汉语,交谈沟通却也不成问题。最先招呼我们的老汉叫老田,布依族的老猎手;一旁头上带着绣花白头巾的小伙子叫岩虎,傣族人,是村里的农户;腰里配着长刀古铜色皮肤的壮汉叫巴查,景颇族人,是去沾益走亲戚的;而倚在竹床上抽烟锅的中年人叫曼林,侗族人,是个贩卖卤肉的货郎。老田祖上是沾益一带的猎户,靠打猎为生,猎过豹子、人熊、山猪之类的猛兽,传到他这一代,却已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家传的本领。不过常年出没在深山老林中,老田的阅历倒是十分的丰富。茶饭之余,大家便坐在围炉边上,听他讲起各种趣闻经历,浓重的乡音中满是神秘怪诞。岩虎听得有些入神,不时地与S和晖儿争着提问,巴查则一直严肃地示意他们不要打断老田的故事。莫炎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对围炉边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搂着晖儿,静静地听着,也许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总觉得故事中的情节和之前的经历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林不爱多话,一直默默地抽着那根粗大的烟锅,只是在气氛高涨的时候才裂嘴笑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月牙子到山边上咯,大家都歇了吧。”老田看了下窗外,停住了话头。“老田,再说两段撒。”岩虎意犹未尽道,“那山上的女伢子是不是仙女唷。”“冒角的牛犊子胡想甚么?!”巴查在岩虎头上拍了一掌,“月牙子靠山边不睡瞌睡,日头上来爬不起,姑娘不会喜欢贪睡的老虎。”一片善意的笑声中,岩虎涨红着脸压灭了围炉的余烬。曼林磕了磕烟锅,顺手扫净了那张宽大的竹床。“啊呀”,晖儿低呼了一声,牛仔裤上蹭到了一片污渍,身边两个斜靠的袋子油腻不堪,透出一股腌卤的味道。曼林忙不迭地道歉着,原来那是他贩卖剩下的卤猪头,放置时收拾不当溢出了油腻。晖儿看了看我,苦笑了下,毫无私密处的屋内,这么多男子面前也不方便替换弄脏的裤子,但那油腻却又湿的厉害。“卤油不怕哈,把些炉灰抹在上头咯。”老田笑着让晖儿坐下,捧了些炉灰堆在油渍上,示意她抹开。晖儿将信将疑地抹着炉灰,又照老田的说法将灰拍去,裤子上只留下一块灰色的痕迹,那些湿油竟全干掉了。曼林支吾着拿着块布巾,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晖儿谅解地笑了笑,示意已经没有大碍。宽大的竹床足以容下十个人并排躺着,屋内的八人自然是宽松有余。S睡在靠墙的一侧,晖儿紧贴着她躺下,我、莫炎、老田、岩虎、曼林、巴查依次相邻睡卧。“哎,人老咯,脑壳像漏了水的瓢子。”老田叹了一声,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大伙睡前摸一哈身边人的脑壳,说几句话哦。”睡觉前摸头?这是什么民俗习惯?不仅我们,其余的三人也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似乎这并不是人所周知的传统。“这片寨子外头的山里经常会有搬头尸搬人头哦。”老田的语调变得古怪起来,“这东西会混在赶路的人里头哈,趁人睡瞌睡的时候搬了脑壳给自己用。”诡异的说法在老田的渲染下充满恐怖的意味,漆黑的屋内似乎阴冷了起来,竹床连着几下颤动,看来被吓着的不止我和晖儿两人。“老田,莫要吓人撒。”岩虎鼓足勇气问道,“搬头尸没的脑壳哦,大伙都有撒,摸个啥子唷。”“嘿嘿,你吃的盐巴少,就是不晓得这里头的道道哦。”老田继续营造着恐怖气氛,“搬头尸会障眼法,用其他东西装在脖子上当脑壳,围上头巾,没的光的时候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众人一阵无语,各自心中揣摩着老田方才的话,心里早已相信了大半。“老人的经验比户撒刀还珍贵。”巴查开口就是一句谚语,“大伙照着做咯,从汉族朋友那里开始吧。”“晖儿,你的头发摸起来真柔顺,最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S倒也听话,立刻照办,只不过这对话还真……“呵呵,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晖儿被逗乐了,小声道,“都三天没洗头了……”……“亦凡,休息好,别总想那么多事情。”“嗯,我会的。”……“莫炎,你鼻子不舒服?”“没什么,不习惯这卤汁的味道。”……“莫兄弟脑壳生的够方正哈,是个好人哦。”“我只知道自己不算坏人。”……“小哥儿的头巾不错,相好的妹伢子送的哈?”“老田,莫笑话我撒……”……“曼林阿哥,你头上咋也是卤猪头的味道撒?”“贩卤货咯,辛苦哦,一身都是这味道撒。”……“巴查兄弟嫌弃这味道不?”“上山的男人刀不离手,贩卤货的有卤肉味没啥关系。”此起彼伏的语声不断响起,直到巴查和曼林的对话结束,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当下安心了许多,各自招呼了几声便纷纷睡去。屋外的山风轻拂着树叶、竹林,缓慢而碎散的声响有些催人入眠,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奋力地鸣叫着,满脑的思绪在这亲近自然的环境下渐渐隐退,沉沉的睡意悄无声息地将我包裹了起来。滚动,停止,滚动,消失……梦中奇异的感觉牵引着心里有些不适。奇怪的压迫临近,抬手驱赶,手上触摸着金属的质感。力量传来,金属质感脱手而去…………阳光一丝丝地钻入眼皮,无论怎么变换姿势角度都无法躲避,屋内的语声有些遥远,却又十分清晰。大脑不住的胀痛,懊恼中我爬起身来,却正迎上一把锋利的砍刀。“恭喜你中了头奖。”莫炎坐在一边,冷冷地望着巴查手中的砍刀。我茫然地四下看了看,晖儿和S还在熟睡中,老田也是人事不省,曼林缩在巴查身后一脸惊恐,岩虎……脑中猛地一惊,岩虎那结实的身体依旧躺在竹床上,但粗壮的脖颈间已满是厚结的血痂,绣花头巾凌乱地丢在一边,他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了!“豺狼披上人皮却不能遮住它的尾巴。”巴查怒视着我,手里的砍刀往前伸近寸许。“我?你……觉得我是搬头尸?”虽然有些混乱,但他的举动已明显的表明了态度。“你手上有血。”莫炎似乎有些火上浇油。抬起手来,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上面竟满是血迹。“这么早就吵架,谁丢钱包了?”S揉着眼醒了过来,手却僵在了眼角边上,“搞……搞什么啊?!你们……啊!”她也发现了岩虎那无头的尸体。“把刀放下!有话慢慢说。”晖儿不知何时也已醒来,包中的短柄猎枪端在了手上。“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你们的朋友是搬头尸。”巴查的腮骨鼓动了两下,手中的砍刀仍然紧逼着我。“女伢子先放下枪哈。”老田的声音传来,他的身子蜷缩在竹床的内侧,一把铜炮子猎枪直直地指着晖儿头部。眼前的局势一触即发,照这个距离我无法在不使晖儿受伤的情况下对付两个威胁,何况莫炎的身体还正好夹在了我和老田之间。摇了下头,我示意晖儿放下枪,老田似乎并不放心,手中依旧端着铜炮子猎枪,只是枪口已指向了我和莫炎。“巴查兄弟,我手上有血迹并不能代表什么。”拖延时间趁机扭转局势,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你们单凭这点就判断我是搬头尸好像说不过去吧?”“他没必要舍近求远。”莫炎指了指巴查和老田,“你俩更方便下手。”“妖魔总是用狡猾来掩盖事实,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你!”巴查手中的砍刀指向莫炎。“莫要吵,岩虎这伢子身上奇怪的很。”老田正在探视着岩虎的尸体,铜炮子猎枪也已不再对着我们。“他身上还有岩虎的手印子唷。”曼林突然从巴查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和众人一齐看去,一个血手印赫然出现在我身侧的衣服上。“大小也对上了哈。”老田小心的比划了一下,点头道,“曼林的眼睛像天上的老鹰哦。”他说着手中的铜炮子猎枪又端了起来,身体巧妙地隐在了我的背后。晖儿和S见状正想帮忙,却被机警的巴查用刀拦住。所有不利的条件我几乎都占全了,再拖延解释也已于事无补,我暗暗向莫炎丢了个眼色,准备反控局势。莫炎同样在老田的射程之中,但他的手上已隐隐燃起了一团灵火,吞吐间似乎有个熟悉的脑袋冒了出来,是……尸獾?!轰地,铜炮子猎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身体脖项间被轰出一个血洞,头颅在无力的支撑下摇晃了几下落在地上,双眼间满是不信和怨毒。老田的确不亏是世代猎户,精准的枪法下死亡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但即便枪法再好,被轰掉脑袋的身体也不应该还能跑动。可眼前的事实却不由得不信,一具无头的尸体正迈开双腿向着屋外蹿去,只是还未接近竹门却已被莫炎挥出的尸獾咬住了腿脚,失去平衡之后倒落在了地上。老田填好火药冲了上去,对着尸体的胸口近距离地放了一枪,一滩乌黑的血液流淌开来,尸体的手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那尸体当然不是我,巴查惊讶之间用砍刀拨弄了一下地上的人头,厚重的头巾散开,油腻的伪装下那张面孔分明是岩虎!“岩虎的身上都是卤油哈。”老田走了过来,歉意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也不是和卤肉睡在一起咯。”“曼林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血手印。”莫炎悄悄收回尸獾,“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老田看了眼莫炎,点了下头,冲晖儿笑道:“对不住咯,怕惊动了被他逃掉哈,女伢子也莫怪哦。”巴查走过来,用力地拥抱了我,取下腰上的刀鞘,双手将砍刀和刀鞘递到我的面前,满脸的坚定:“景颇汉子不向朋友挥刀,砍刀送你!”这倒令我不知所措了,刚想推让却被巴查将刀硬生生塞入手中,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楼门。愣神间我立即追去,老田一把拉住了我。“景颇汉子的户撒刀比性命还重要哈。”他摇头道,“景颇人直爽的很,最恨冤枉好人,巴查是在赎罪,你就莫要追去咯。”听老田这么一说却也不好再追巴查,我只得收起砍刀,转身与莫炎收拾起地上的尸体来。门口的尸体被铜炮子猎枪轰烂了大半,我拉过曼林的袋子,倒出卤肉想去装盛尸体碎块,却发现一个裹着头巾的卤猪头滚了出来,猪头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削去,猛一看倒像是一个肿大的人头。“难怪岩虎说他头上有卤猪头的味道。”莫炎看了看猪头道。“顶着卤猪头卖卤肉,离谱……”这事情实在诡异的让我难以接受,想起昨晚曼林拿出分食的卤肉,胃里不禁有些翻滚。手下一滑,装入一半的尸体从袋中落出,着地间竟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响动。莫炎和我都是一愣,围拢着仔细探看。阳光下,碎乱的尸块间,一把黄铜色的古怪短剑正闪着怪异的光芒……九、猎首刑天黄铜色的短剑并没有佩戴在搬头尸的身侧,而是卡在了胸肋的主龙骨上。刚才的震动使剑身有些松落,较重的剑首部分敲击在地上发出了响动。讶异之下我完全忽略了尸块的肮脏,随手便拔下了短剑。沉重的感觉似乎有些熟悉,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片断,仔细拼凑间竟发现那是昨晚梦境中的触觉。“剑上有你的味道。”莫炎似乎嗅出了什么,向我低声说道,“好像前不久你碰过。”“应该是昨晚……”我下意识地说道,“压迫感让驭金的能力自动反应了。”莫炎瞥了眼我身上的血迹,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下头,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散落的卤肉,仔细嗅了嗅,脸部的肌肉微微有些抽动,随即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卤肉捆扎进同一个袋子内。“卤汁里有黑色曼陀罗。”莫炎拿起一旁盛水的竹筒灌了一口清水。“莫炎兄弟的鼻子赛过猎狗哦,真是黑曼陀罗哈。”老田走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人妻在厨房被色诱 中文字幕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果没错的话,溶洞的顶部应该是最薄弱的位置。”晖儿手中的白纸上满是数字和线条。莫炎和我抬头望了下洞顶,两人都有些疑惑。行进到这里一直是平行路线,那块巨石的上升高度加上溶洞的自身高度也不过只有三十多米的样子,但从山腰到山顶至少还有几百米,这与她俩的计算相差实在太大了。S收起电脑,左右看了看我和莫炎的样子,得意道:“打打杀杀算你们强,算算画画可就不在行了吧?前面的通道是缓坡加曲线回旋结构的,走的时候不觉得,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往高处走。”晖儿笑着接道:“照哀牢山的资料,这个溶洞是在卫峰峰尖上,综合土司府的海拔、通道的长度坡度、巨石高度和溶洞高度,对比卫峰海拔高度,洞顶的厚度就很清楚了。”莫炎一脸头晕的摆了摆手:“复杂,说重点。”S眨了眨眼,指了下巨骨的位置:“那块大骨头的位置是洞里最高的,按晖儿的计算,那里的洞壁只有五米左右。”“不可能!”我和莫炎差点跳起来,承受十多米巨骨悬挂重量,五米的洞壁早就该坍塌了!S满是不以为然:“古代人缺钙咯,骨头缺钙密度小。”一句话让我有些突发奇想,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掷在了巨骨上,发出梆地一声脆响。莫炎眼中一亮,身子直蹿了过去,抬手将一团灵火没入巨骨,又奇迹般地从另一边冒了出来。我一阵暗喜,冲莫炎点了下头,两片圆盘轮锯突地飞向巨骨下端。金属声骤起,粉尘飞舞下巨骨被生生切开,不多时接近地面的部分已被轮锯截断。莫炎低头向内望了望,身子一晃,消失在了巨骨之中。一会,空洞的声响从巨骨内传出:“里面是空的,可以通上去。”余下三人挨个钻入巨骨,在手电的照射下,一根银色长索垂在其中,向上望去,莫炎的身影早已消失,这家伙的身手果然不是一般的敏捷。手拉长索,脚蹬边壁,攀爬许久,头顶终于露出了一点光亮。我急急将晖儿与S托了上去,在莫炎的拉动下一翻身跃上出口,还没立定,便觉得脚下一空,身子斜斜地倒向一边。一根银色绳索飞来,卷在腰间,莫炎一把将我拉回站稳,这才发现,我们竟是站在一棵巨大的树木上!……热水澡和咖啡的确是消除疲劳的最佳组合,如果不是莫炎那双冷眼盯着我,真想闭眼好好享受一下。门铃响起,晖儿和S一头冲进房间。或许是因为疲劳的缘故两人的脸色有些苍白,S一言不发地接上电脑,点开窗口,一副诡异的照片出现在面前,淡墨画似的青黑鬼脸勾勒在一片黄白的底色上。“山鬼巫!”莫炎斜倚的身体立即绷直,“在哪拍到的?!”晖儿看了看S,脸色愈加苍白:“就在刚才,印在S的后背上……”她俩的表情和莫炎的异状,似乎都在预示着这张鬼脸的不祥,可我在S身上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不妥,也没有类似虚灵的东西攀附着。莫炎沉着脸走到S面前,摊开右手,掌心弹出一撮淡色的火苗,三只碧色螳螂渐渐出现。只见他左手食指在右掌上虚画一圈,凌空一点,那三只碧色螳螂摆动刀臂互抱成一团,一混一散,立刻凝成了一只巨大的紫色螳螂。“坐着别动。”莫炎的声音充满了寒意,右手一招,紫色螳螂直扑S,倏然消失在了她的头部。S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根紫色的虚气飘袅地自头顶慢慢延伸,没入她的颈下。“噗!”毫无任何征兆,左胸的衣服凭空染上了一滩拳大的紫色痕迹,继而迅速淡化消失。一直安静坐在那里的S此刻才发出了一声猛咳,一股灰黑色的雾气从口里喷出,消失在空气之中。“你俩到底碰到了什么?”见莫炎回身坐下,我这才问道。S喘了几下,平静片刻,慢慢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在溶洞中,S发现匣子里的那段白骨上刻满了不规则的凹槽。凭着设计师特有的空间感,她意识到这些凹槽的分布隐藏着某些秘密,在电脑上粗略勾画了一下,便暗自有了想法。因为她和晖儿的分析计算让我们得以安全离开溶洞,这使得好胜的S并没有立即道破就里,而是私下和晖儿商议着要让我们大吃一惊。回到玉溪市的宾馆里,S从服务台要来一瓶墨水,调和了淡墨之后,均匀地涂满了那段白骨,接着在纸张上滚压,很快便印出了几个字符。晖儿则在绢画上找到了一些线索,过于平直的山脉,异于常规的落日,弯折古怪的河流加上一截斜插突兀的山梁,似乎组成了了某个汉字。在她大致解说之后,S直接手绘出了一个草图,将山脉、落日、河流、山梁按笔画拼接成了一个奇怪的汉字。上面一横,下面右边是一个“日”,左边是一个“匕”,这么古怪的汉字两人从来没有见过。几番思索之后,窗口映入的晚霞提醒了她们,落日又叫作夕阳,把“日”换作“夕”便拼成了汉字……“死”?!血红的晚霞映照下,两人对这古怪的白骨和绢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收拾起东西准备拿到我们房间里商议。可就在S拿起白骨的时候,骨头的一端射出一团黑色的东西,虽然毫无感觉,但却直直地击中了S的左胸。在一阵惊恐之后,晖儿查看了一下S的身上,在她后心的位置发现了刚才那个青黑色的鬼脸。这下两人全傻眼了,晖儿冷静了一会之后便用相机拍下了鬼脸,和S一起忙不迭地冲到了我和莫炎的房间。莫炎叹了一声,返身从包里取出个木质小盒,从盒内拿出一瓶药粉递给S:“用筷子挑一点,和着中指的一滴血吞服。”“哦,这是驱鬼的药?”S茫然道,山鬼巫这个古怪的名字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你中的是哈尼族的山鬼巫,如果鬼脸长出手脚就会死。”莫炎摆摆手,“紫竹螳破蛊在行,但对巫却只能靠爆体保住你。”虽然大家对莫炎的话半通不懂,但也大致明白情况:山鬼巫虽然暂时被控制住了,可S的性命依旧有危险。晖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的文字图案正是S用墨汁拓印出的,可那些古怪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山鬼引路,活命靠树。”莫炎端详着纸上的文字道,“是古滇文。”“怎么又和古滇国扯上关系了?”脑袋开始发胀,我多少有些火,“你说的小事现在牵出来一堆怪事,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莫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可没让她们跟来。”不近人情的一句话冲得我火冒三丈,但又没法发作,当初出发时莫炎的确不想带她们来,却拗不过我们的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的。“快死的是我,你俩废话什么?!”S忽地站了起来,冲着莫炎道,“别管跟什么有关,先告诉我接下来该干嘛!”“山鬼巫会引路,找到活命树就有救。”“活命树?那是什么树?”“只有山鬼知道。”“山鬼怎么带路?”S一脸死不瞑目地追问道。莫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它会告诉你。”S跌回座椅,听鬼说话的感觉闻所未闻,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不好受。一阵幽幽的响声传入耳中,但却不能分辨清楚,我发现S的脸色刷地白了,眼睛不断地在众人间闪动,嘴唇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猛地,她抓过一旁的纸笔,快速地记录着什么,但一会又丢开,径直坐在那里发起呆来。屋内一片死寂,刚才我听到的声音一定是山鬼巫造成的,而这种区别于虚灵的东西已超出了我听风能力的范围,只有S才知道山鬼究竟说了些什么。“古滇国,金印,四牛,吊人……”晖儿捡起S丢在地上的纸张,轻声读出上面的内容。“山鬼要我去找滇王金印、四牛贮贝和吊人长矛,再按照它们的指示去做。”S幽幽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这些东西应该都在博物馆。”晖儿探询地望向我,“上次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不是正好碰上博物馆巡展这些文物吗?”“那是假货。”莫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好像对云南的一切都很了解,连国内最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断言真伪?”文物巡展我和晖儿都亲眼见过,我对莫炎的武断十分怀疑。“瞎猜可没意思。”莫炎甩了一个白眼,“我本来就在云南长大的。”虽然多少有些惊讶,但对莫炎的身世我并不怎么关心,至少就目前看来他并非刻意将我们引上死路。“山鬼之前说过一个地名,这三样东西都在那里。”S好像恢复了一些,话语平静了许多,“晋宁石寨,我记得地图上标注是在玉溪附近。”“晋宁县石寨山?”我和晖儿不可思议地异口同声道。这两人的话实在匪夷所思,被莫炎说成假货的那些古物正是在石寨山的古墓里发掘出来的,记得展览当日还曾看到过那时的照片。“阳穴阴墓。”这该死的莫炎不失时机地丢了个炸弹出来,我脑袋嗡了一下。他所说的阳穴阴墓起源于战国早期,到了西汉晚期便不再被应用。这是一种镜像式墓葬风水局,先选定一处毗邻水流的山脉葬地开挖墓室,构建完工后以墓室主线为准,在水流之下挖建一个格局完全相同的墓室。墓主死亡时,选一个生辰八字与他一样的人,用葬土闷死,葬在山脉墓室,而墓主则葬在水下的墓室。山脉墓室的陪葬品是完全仿造水下墓室内的,并依照相同礼仪规格下葬。挖建墓室的工匠也在下葬时一并被杀死,尸体被溶作尸水分别浇注在两个墓穴的封口处。山脉墓室称为阳穴,水下墓室称为阴墓。墓葬风水中死者为阴,葬地为阳,这种做法是让阳穴葬者滤去葬地生气中过盛的阳气。由于两个墓室做成了镜像一般,所以阴墓葬者能够完全吸纳阳穴阴墓两个葬地的生气。这在墓葬风水中是极为苛刻阴损的做法,不但选人选地要符合条件,而且工程浩大杀人无数,因此很快就被后来的风水堪舆者所封禁了。莫炎所说的正意味着之前发掘的石寨山古墓是阳穴,里面的陪葬品自然就是复制品,真正的金印等物则应该还保留在阴墓之中。“石寨山附近就只有一个滇池。”我望了莫炎一眼,“你意思是我们做回盗墓贼,去挖阴墓。”“照别人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莫炎的回答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嘀嗒的音乐声响起,S看了看手机,犹豫了下,跑到一边接听起来。莫炎的脸上始终不露声色,也不知他现在有何打算。无论我和他说什么,得到的总是肯定或否定语句,不管之前他是听谁说的墓葬局,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去冒险挖掘滇池阴墓。我突然发现和莫炎来云南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死小林子,我忙着呢,没空多废话。”S声音高了八度,啪地挂断了手机。林岳那小子的电话打得真不是时候,之前对付穷奇的时候这家伙伤了元气,莫炎关照必须静养,所以这次云南之行他也就没跟来,现在看来倒是造化一件。“我出去准备些东西。”莫炎看了看时间,丢下一句话便自顾走出了门外。“亦凡,刚才莫炎说的阳穴阴墓是什么意思?”晖儿扶着兀自伤神的S向我问道。我大概地将其中因果缘故说了一遍,两人都被这种诡异的墓葬格局震惊不少。“山鬼要我找的东西也就是那阴墓里的陪葬品?”S问道。“应该是的,目前我也只能估计个大概。”我如实地回答道。“亦凡,那个阳穴阴墓的确很诡异,但看你刚才的脸色吃惊的应该不止是这个吧?”晖儿敏感地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担忧。“嗯……”脑中混乱的思绪略微平息了一下,我迟疑地道明了顾虑:“阳穴代表的是阳间,阴墓代表的是阴间,而且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四、滇池阴墓“老凡,你可别糊弄我,真没啥事儿?”“有事我还不告诉你啊,别隔着几千里地在那里胡猜。”“靠,她那会的声音听着就不对劲。”“没电了,不多啰唆,我肯定把她活蹦乱跳的带回就是。”挂断通话,顺手关了手机,我冲身旁的晖儿苦笑了一下,前座的S刻意地将头偏向窗外,装作在欣赏路旁的景色。刚才的电话里,林岳操着半仙算命的口气刨根问底,搞得我只能匆忙搪塞最终关机了事,真不知道这小子伤了哪份子元气,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楚似的。莫炎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完全不关心车里的气氛变化。他也的确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弄来辆越野吉普,车厢里横着两把立式双管短柄猎枪和两排子弹带。“嘎”,车子停在了市郊的一处树林里,莫炎打开车门示意大家下车,随手拎过猎枪竟丢给了S和晖儿。“是准备打几只野味作干粮吗?”我从晖儿手里拿过猎枪,入手的感觉似乎比想像的要轻。“学开枪。”莫炎一把拿过我手中的猎枪。“是教我俩怎么用枪防身?”S看了看手中的猎枪,大概明白了莫炎的用意。“这枪改装过,后座力小。”莫炎端起猎枪作了个极为标准的瞄准动作,砰地发了一枪,面前树上立刻应声掉下一只山鸡。在莫炎的指导下,晖儿和S也试着瞄准开枪,两人十枪之内也打下了两三只山鸡。虽然准头不怎么好,但至少熟悉了猎枪的基本使用。莫炎点了点头,拣起地上的山鸡,返身上车招呼大家出发。“再练两次我们的枪法肯定会更好。”刚才的射击训练似乎激发了S的情绪,她的表情也开朗了许多。“嗯,呵呵,感觉还不错。”一向文静的晖儿似乎也很激动。莫炎发动了车子:“这枪近距离不用准头的。”这话听来有些奥妙,我连忙发问,却被车子的轰鸣盖住了语声。莫炎从后视镜望我一眼,嘴角歪了歪:“猎枪可以自保。”……驶进滇池的云南民族村,莫炎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座边缘的小屋,将车子停靠在了一边,提起枪袋领着我们走进屋内。“这会人多,晚上开工。”莫炎站在窗口望着夕阳道,“先计算一下阴墓的位置。”S打开电脑,选出滇池和石寨山的地图,晖儿则在一旁的电脑上罗列起数字来,不多会滇池地图上便标注出了一个精确的地点——那便是阴墓的封口。“阳穴离地七丈七,阴墓隔水五丈六。”我回忆着书稿的记载道,“滇池最深处是八米左右,那阴墓离地面至少有二十多米。”“进墓道的事情有我。”莫炎明白了我的意思,摆手道,“这个不必担心。”……深夜,一行四人轻装出发,自小屋潜行到了滇池边。天空中的繁星映在水面之上微微晃动着,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今晚的北极星十分的耀眼,闪亮的光芒将周遭照得通亮,甚至连平日里从未见过的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之前计算好的位置,这是滇池岸边一处凸起处,池水半壁环抱着堤岸,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蓬然生长着。夜色中,我看到莫炎的眉头似乎皱了皱,但很快便恢复了冷漠,双手轻缓地挥舞了几下,面前出现了一只庞大如象的巨兽。那巨兽像是只放大版的鬣狗,但看来却十分的温顺,莫炎呼喝声中,巨兽张开大口飞速地将我们逐一吞进了肚内。“原来是遁鬣,亏你想得出这种办法来进墓道。”我摇头对莫炎道,四人此刻正处在遁鬣的腹内,却并不觉得拥挤,透过几乎透明的躯体外界的一切尽收眼底。遁鬣,是虚灵中极为少见的一种,可以借助五行进行隐遁,速度极快,古书中曾有记载仙人乘犬日行万里指的便是它。土壤、根茎、石块、碎物不断地在眼前掠过,遁鬣的速度比车子行进还要迅速,我忽然发现,在黑暗的地下我们竟然可以完全看清周围,一旁的S和晖儿也在指点着小声评论地下景观。“遁鬣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切。”莫炎提醒道,“到了地方静观其变,不要乱动。”大家各自顺从地点了点头,这只神奇的虚兽就是我们潜入地下的坐乘,冒然出去并非什么明智之举。随着眼前景物的变换,莫炎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吼声,遁鬣的速度一缓,开始小心地慢行起来。耳边传过一丝难以识别的声响,我极力分辨着声响的来源,却发现S的表情开始僵直。“到地方了。”S声调怪异地说道,“山鬼要我们死着进去,活着出来。”山鬼的说法有些离谱了,死着怎么进去?我脑中迅速搜寻着可能的答案,却没有发现莫炎在一旁忙碌了起来。“啊~~”晖儿和S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两人身上不知怎么竟遍布着鲜血,莫炎血迹斑斑地站在一边。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堆腥味十足的东西便搂头盖脸地丢了我一身。“鸡血可以掩去生气。”莫炎手下不停地抛过几只山鸡的尸体,那些被射落的山鸡此刻已被开膛破肚,残留的鸡血在抛动中溅了众人一头一脸。我点了点头,默认了莫炎的说法,S和晖儿顺从地将身上的鸡血片片抹开,抹到脸部时两人不由都有些作

                        我还看得见;你幸运,你丈夫幸运,我幸运,其他人也幸运,但你不知道你将来是不是仍然看得见,如果你也失明,那我们都一样了,都像楼下的邻居老太婆一样了;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有责任,如果明天我失明,就没有责任了,什么责任呢;在别人失明的情况下尽有眼睛的人的责任;你不能领着世界上所有的盲人,不能给他们所有人饭吃;本应当那样做,但你做不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我清楚地知道你会那样做,要不是有你在,我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应当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我的家在这里,我想让父母回来的时候能发现我;如果他们能回来,你自己也说过,你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是你的父母;我听不明白;你说过,楼下的邻居原来是个好人;她太可怜了,你父母也可怜,你也可怜,到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眼睛都失明了,感情也丧失了,因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感情,使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感情,是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眼睛,没有眼睛,我们的感情就会变样,我们不知道如何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你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失明了,说得对;你爱你的丈夫;对,像爱我自己一样,可是,如果我失明了,如果失明以后不是原来的我了,那么那个能继续爱他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又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他呢;从前,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也有盲人呀;相比之下要少,而且通常是具有看得见的人的情感,因此盲人们以别人的感情去感觉,不像真正的盲人,现在则不同,现在出现的是真正的盲人的感情,我们还处于起始阶段,暂时还靠着对从前感觉的记忆生活,无须有眼睛就能知道今天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子,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有一天会杀人,我会认为那是对我的侮辱,但我却杀了人;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办呢,和我一起走,到我家去;他们呢;对你怎样就对他们怎样,我尤其想让你去;为什么;我也自问过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妹妹,也许因为我丈夫曾经和你睡过觉;原谅我吧;这不是什么需要原谅的罪恶;我们会成为寄生虫,吸干你的血;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就有不少寄生虫,至于血,除了支撑负载它的躯体之外,它总要服务于某种东西,好了,我们睡觉吧,明天会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或者同样的生活。斜眼小男孩醒来以后想去厕所,他正在腹泻,身体本来虚弱,难免生病,但人们马上发现厕所没法进去了,看来楼下的老太婆用过了这栋楼里所有的厕所,直到全部不能用才罢休。由于极为偶然的原因,昨天睡觉前七个人当中谁也没有满足大肠排泄的急切需要,否则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感到了这种需要,以小男孩为甚,他已经憋不住了,确实,不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但生活中这些肮脏的事实在任何小说中都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肠子平平静静,任何一个人都有种种想法,例如争论眼睛和感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责任感是否是良好视力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焦急折磨着我们的时候,当肉体由于疼痛和痛苦不肯听从我们指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自己渺小的兽性了。后院,医生的妻子喊了一声,她说得对,要不是天还这么早,他们会遇到楼下的女邻居,现在到了不再称她为老太婆的时候了,那个称呼有贬义,我们可以说,她蹲在那里,被母鸡团团围住,为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了解母鸡是怎样的家禽。斜眼小男孩紧紧按着肚子,由医生的妻子扶着急匆匆地沿楼梯往下跑,能忍到这里已经不容易,太可怜了,不要再强求他吧,到了最后几级台阶,括约肌再也抵挡不住肚子里的压力,其后果可想而知。另外五个人尽量摸索着从防火梯上往下走,这是名副其实的救生楼梯,如果说隔离检疫时期尚残留一点廉耻感,现在也该丧失殆尽了。他们散布在后院,使劲发出呻吟,为最后一点无用的知耻之心而难过,一个个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医生的妻子也不例外,但她哭了,望着他们哭了,为他们所有人哭了,似乎他们都已哭不出来,她的丈夫,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她看见他们蹲在草丛里,蹲在圆白菜多节的茎秆中间,母鸡在四周窥视,舔泪水的狗也下来了,又是一个。他们各自设法潦草地擦了擦,用几把草,或几片碎砖块,凡是伸出胳膊能够到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擦了比不擦还要糟。他们又从防火梯上楼,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楼下的女邻居没有出来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概头一天的夜宵吃饱了,还在睡觉,当他们进到屋里,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样下去不行,当然没有水,不能洗,可惜没有像昨天那样下倾盆大雨,否则就可以再到后院,赤裸着身子,不顾廉耻,任凭天上慷慨落下的水浇在头上肩膀上,沿着前胸后背和双腿往下流,还可以用两只终于冲干净的手接雨水,权当杯子让干渴的人喝,至于此人是谁无关紧要,偶尔嘴唇轻轻挨到皮肤上,如果非常渴,那人会贪婪地把手中的最后一滴也喝光,这说不定能唤起另一种渴望。人们已多次发现,戴墨镜的姑娘缺乏想象力,但在这悲惨可笑而又绝望的情况下,她能想到什么呢。尽管如此,她不缺少某种务实的感知力,有事实为证,她到自己卧室,后来又到父母的卧室,打开橱柜,拿来了一些毛巾和床单,我们用这个擦擦吧,她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无疑,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自己与擦之前大不相同了。医生的妻子在餐桌上谈了她的想法,现在到了我们决定下一步应当怎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失明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人举止都像盲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必需品供应,我们处在混乱之中,真正的混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政府还在吗,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政府,即使有的话也是个想统治盲人的盲人政府,也就是说,虚无企图把虚无组织起来;这么说没有未来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未来,现在要解决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活下去;没有未来,现在就毫无用处,就是没有现在;也许人类以后能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生活,但那时候他们将不再是人类,其后果显而易见,我们当中谁还会认为自己像以前以为的那样有人情味呢,拿我来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你杀死了一个人,第一个失明者大吃一惊;对,杀死了另一翼的头目,用一把剪刀刺穿了他的喉咙;你杀人是为了替我们报仇,为女人们报仇非女人不可,戴墨镜的姑娘说,正义的报复是人道主义的举动,如果受害者没有向残忍的家伙报复的权利,那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也就没有人类可言了,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补充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医生的妻子说,如果继续在一起,也许我们能活下去,如果我们各奔东西,会被人群吞噬,死去;你曾经说过,有一些组织起来的盲人团伙,医生说,这表明已经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像你预见的那样必死无疑;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组织到了什么程度,只看见他们在外边走来走去寻找食物和睡觉的地方,对别的就一无所知了;我们回到了原始部落时代,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区别在于我们不是区区几千男女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大自然中,而是百万千万的男男女女生活在一个贫瘠干涸的世界上;一个失明的世界,医生的妻子补充说,等到难以找到水和食物的时候,可以确信那些团伙必将解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更好地活下去,没有必要和别人平分,找到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绝不肯给别人;那些现存的团伙大概都有首领,有人指挥和组织,第一个失明者说;也许有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的人和被指挥的人同样瞎;你没有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所以必须由你来指挥和组织;我不指挥,只能尽量组织,我仅仅是你们失去了的眼睛;一种自然形成的首领,在盲人的国度里有个长眼睛的国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如果这样,在我还有眼睛的时候就让我的眼睛领着你们吧,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分开,不要她在她家,你们在你们家,你在你家,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吧;我们可以留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家更大一些;要是没有被别人占了的话,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提醒说,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确实被占了,我们就回到这里来,或者到你们家去,或者到你家去,她最后这句话是朝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的;老人回答说,我没有自己的家,独身一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你没有家庭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兄弟吗;都没有;要是我父母不回来,我就和你一样孤单了;我会和你在一起,斜眼小男孩说,但他没有加上一句,如果我妈妈没有来找我的话,他没有加上这个条件,奇怪的举动,也许并不那样奇怪,小孩子适应得快,他前面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们决定怎么做,医生的妻子问;我和你们一起走,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只求你每星期至少陪我到这里来一趟,也许我父母能回来呢;你会把钥匙留给楼下的女邻居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再说,能拿的她都已经拿走了;她会把一切都毁了的;我来过这里以后,也许她就不那样做了;我们也跟你们一起走,第一个失明者说,只是希望尽早到我们家去一趟,好知道出了什么事;当然我们会去;至于我家,没有必要去,我已经说过我那个家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好,但有一个条件,他说,乍看起来似乎荒唐,别人向他施恩惠,他却事先提条件,不过有些老人就是这样,所剩的时间越短,傲气就越大;什么条件呀,医生问;当我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的时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出于友情或者怜悯不肯吱声,我希望我头脑里有足够的理智做我应该做的事;什么事呀,可以让人们知道吗,戴墨镜的姑娘问;离开,走开,死去,就如同从前的大象们那样,我听说近来不这样了,没有一头大象能活到老年;确切地说,你不是大象;确切地说,我已经不是个人了;尤其是当你开始像孩子似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戴墨镜的姑娘反驳说。谈话到此为止。塑料袋比来的时候轻得多,也难怪,一楼的女邻居也吃了里边的食物,吃了两次,第一次是昨天晚上,今天他们请她在房子的法定主人回来之前代为保管钥匙时又给了她一些,只是为了堵住她的嘴,因为我们对她的品格已有充分了解,还有,舔泪水的狗也来吃了,面对它那双乞求的眼睛,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装作无动于衷,提到狗,它到哪里去了呢,不在屋里,也没有从前门出去,只能在后院,医生的妻子去看了看,可不是嘛,舔泪水的狗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吃一只母鸡,它攻击的动作极快,母鸡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但是,如果一楼的老太婆有眼睛,对有多少只母鸡心中有数,不知道她一怒之下会怎样处置戴墨镜的姑娘的钥匙呢。舔泪水的狗既意识到犯了过错,又发现它保护的人要走,只迟疑了一瞬间,便立即开始在松软的地上刨坑,抢在一楼的老太婆在屋里听到响动来防火梯平台上闻闻是怎么回事之前,把母鸡的骨架埋上了,暂时把罪恶掩饰过去,歉疚留待以后再说。它偷偷溜上楼梯,像一阵风吹动了老太婆的裙子,她没有发现刚刚在身边经过的危险,狗到了医生的妻子身边才向着空中大声宣告它刚才的壮举。听到如此凶恶的吠叫声,一楼老太婆害怕了,我们知道,已为时太晚,为了她贮藏的那点食物的安全,她伸长脖子朝上面喊道,必须把这条狗拴牢,不要让它去吃我的母鸡;您放心吧,医生的妻子回答,这狗已经吃了东西,不饿,我们现在就要走了;现在吗,老太婆重复了一句,声音微弱,仿佛有点舍不得,好像想让对方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理解她这句话,例如,你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但她没有多说一个字,只说了那句现在吗,并不要求回答,铁石心肠的人也有痛苦,这女人的痛苦到了这种程度,使她后来甚至没有打开门向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告别,而她曾允许他们随便穿过她的家。她听见他们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相互交谈,小心点,别摔跤,把手放在我肩上,扶着扶手;都是些简简单单的话,但现在,在这个盲人的世界里,这些话用得最为普遍,令她感到诧异的是,其中一个女人说,这里太暗了,我什么也看不见,看来这女人患的不是白色失明症,这一点已经让人吃惊,因为太暗看不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本打算思考一下,也确实尽了力气,但脑袋空空,不听使唤,不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我没有听清楚,对,是这么回事。到了街上,医生的妻子想到刚才说的话,决定以后说话时应当更加注意,动作和长眼睛的人一样倒还可以,但说话必须跟盲人一样,她想。大家都聚集到人行道上,她让伙伴们排成两行,每行三个人,第一行是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他们中间是斜眼小男孩,第二行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和第一个失明者,他们中间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想让所有人都在自己身边,不像印第安人一样排成一列,那样随时可能被冲散,只要在路上与人数更多横冲直撞的一伙人相遇,就会像一艘邮轮把一只碰巧拦住它去路的珐鲁瓦帆船拦腰截断一样,这类事故的后果尽人皆知,小船沉没,水面漂着船的残骸,船上的人落水,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徒劳无益地呼救,邮轮早已开走,似乎没有发现这起撞船事件,她这伙人也将一样,一个盲人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迷失在别的盲人组成的混乱的人潮中,像大海中不停涌动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浪涛,医生的妻子那时也不知道先帮助谁好,拉住丈夫,也许拉住斜眼小男孩,但丢了戴墨镜的姑娘,丢了另外两个人,更远处,戴黑眼罩的老人正像一头老象一样朝坟墓走去。夜里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她用布条拧成了一根绳子,现在她把所有人和她自己圈起来。你们不要抓着我,她说,而是要紧紧抓住绳子,用力抓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松开,走路的时候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互相磕碰绊倒,但必须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相互摸一摸。只有一个人无须为前进的新战术操心,他就是斜眼小男孩,他走在中间,四面都有人保护。我们的这些盲人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其他一群一伙的盲人是怎样在这大海中航行的,是不是也拴在一起,使用这种或别的办法,但是,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除了个别群体由于我们不知道的特殊原因牢牢聚合在一起之外,一般来讲,其他的团体每天都会失去一些人,又有一些人参加进去,总是有个盲人走散了,走失了,另一个人被吸引过去,跟在后面,至于那伙人是接纳他还是把他赶走,就要看他随身带的东西而定了。一楼的老太太慢慢打开窗户,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感情的脆弱,但街上没有传来任何嘈杂声,他们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地方,她本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分享她的母鸡和兔子,但本该高兴时她却高兴不起来,失明的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问自己,是不是还有理由继续活下去。没有答案,答案在最需要的时候总是不肯出现,而很多时候唯一可能的答案却是,你必须耐心等待。路上,他们经过的一处地方离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单身房间只有两个街区,但他们早已决定继续向前,那里没有食物,有衣服却不需要,有书也不能读。一条条街上到处是寻找食物的盲人,他们从商店里进进出出,两手空空地进去,出来的时候也几乎总是两手空空,接着他们就开始争论是否应当离开这个街区到城市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权衡着这样做的利弊。一个大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饭,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煤气罐空了,还有,在屋里生火又很危险;假如想做几种还有点当年风味的菜肴,就要考虑到哪里去找盐油和佐料;其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国间谍案在秦国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点:一是旧贵族梦想恢复特权;二是郑国加剧了权力之争;三是嬴政痛恨嫪毐、吕不韦。秦国自穆公、孝公以来,一直在人才使用上施行大战略。只要是人才,不论国籍,唯才是用,特别是商鞅变法,更是论功行赏。这种政策富了秦国,却严重伤害了秦国旧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种种特权;六国之士却因军功在秦国进入高层,这使得秦国旧贵族的积怨甚深。秦国旧贵族希望能够利用郑国间谍案首先赶走在秦国官居高位的客卿,让秦国旧贵族恢复昔日的权势。于是,抓住郑国间谍案,大造舆论:秦王重用的郑国竟然是个间谍,嫪毐、吕不韦也都不是秦国人,其他六国之人是否也别有用心呢?六国之人都不可靠、不值得信任,他们全都是为他们自己国家效力的人,应当全部驱逐出境(诸侯人来事秦者,天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所谓的“逐客”,也就是驱逐所有到秦国来的六国人士,并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客卿。但是,身居高位的客卿显然是众矢之的,在“逐客”风暴中首当其冲。韩、赵、魏三国来秦务农之人,这些人并未妨碍到秦国旧贵族的利益,相反,在商教变法中从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对秦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逐客令一刀切的指令下,他们恐怕也很难守住数年来辛苦耕耘的果实。秦王嬴政被嫪毐之乱闹得心烦,又发现吕不韦也牵连其中,而且,吕不韦之事还很难处理;好不容易解决了吕不韦,又发现郑国是韩国间谍;同意郑国继续修渠以后,秦国旧贵族又借郑国间谍案发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搞得嬴政非常头疼,一怒之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六国人士。嬴政车裂嫪毐,办得顺风顺水,干净利索;逼杀吕不韦,也办得顺顺当当。他的逐客令也能够像他除掉嫪毐、吕不韦那样顺利吗?没有!因为秦王嬴政接到了一封奏书,立即下令废除了逐客令。这封魔法巨大的奏书出自李斯之手。李斯为什么要写这封奏书呢?李斯在秦国被任命为客卿,刚刚得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要被迫离开秦国,离开好不容易得到的客卿之位,胸中自然愤愤不平。因为客卿是秦国使用六国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从客卿再晋升,很快就能成为重臣。所以,被迫离秦的李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愤,向秦王嬴政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谏逐客嬴政收成命秦王嬴政所制造的逐客事件,在秦国政坛上的六国客卿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他也难逃被驱逐的厄运。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念头,上书嬴政,结果这封奏书让铁腕君王彻底改变了逐客的主意,收回成命。李斯的这封奏书讲了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动了嬴政呢?简单说,李斯这封奏书击中了秦王嬴政的三根软肋。第一,客卿对秦有大功;第二,逐客是重物轻人;第三,逐客是帮助六国。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第一点,客卿对秦有大功。这封奏书列举了我们前面讲过的穆公朝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孝公朝的商鞅,惠文王朝的张仪,昭襄王朝的范雎,最后得出一条结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因为有了六国客卿的辅佐,才成为秦国崛起道路上的一座座丰碑。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没有客卿,就没有四位政绩卓著的秦君!这是秦王嬴政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虽然“逐客令”针对的是全体“诸侯之来事秦者”,但是,这封奏书主要提到的却是六国来秦的客卿,因为这部分“来事秦者”对秦国崛起的贡献特别大。第二点,逐客是重物轻人。秦王对产于六国的宝物无不宠爱有加,比如说隋侯珠,比如说和氏璧,都不是秦国出产的,可是秦王那么想得到它们;对于六国的美女,秦王更是不分国籍,照单全收,个个宠幸。唯独对于人才,秦王要讲国籍,讲内外之别,这岂不太糊涂了吗?秦王对六国之物如此喜爱,对六国人才却要驱逐,这不是重物轻人吗?第三点,逐客是帮助六国。任何时代的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如果秦国驱逐天下人才,就是主动削弱自己,实际上是帮助了六国。一纸逐客令将使六国的杰出人才不敢再到秦国来为秦国统一天下服务,这和日常生活中帮助强盗有什么区别?这叫“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让秦国变得虚弱了,反而使对手强大了。人才决定成败。秦国把非秦国的人才都驱逐了,秦国的人才肯定会大大萎缩,这些人才在秦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肯定会到六国去施展才华。如果人才都聚集到六国去,六国人才济济,实力大大加强,秦国肯定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非秦国人一律不用的做法肯定不是统一天下的正确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简直说到了嬴政的心坎里。因为嬴政此时刚刚举行过加冠礼,正式从王太后赵姬手中接管了最高权力,又刚刚除掉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雄心勃勃,一心要由自己统一中国,完成秦国三十几代先君未竟的大业。如果因为逐客而毁此大业,这是嬴政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句话点到了嬴政的软肋之上。“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秦国的强盛就是因为吸纳了六国的优秀人才。嬴政看了这封字字中的的奏书能不动心吗?能不撤销逐客令吗?但是,天子无戏言,要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是胸怀,没有求贤若渴的胸襟,没有统一天下的气度,一位铁腕君王岂能收回成命?二是眼光,李斯谏逐客,讲得入情入理,最为重要的是谈到了人才关系到统一大业。如果没有识人之明,秦王嬴政岂能甘心收回成命?三是度量,收回成命,意味着承认错误,这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最为困难。像秦王嬴政这样一心要统一中国、成为千古一帝的人,如果没有宽宏的度量,斤斤计较于面子,也很难成功。我们曾经讲过汉武帝亲自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向天下万民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秦王嬴政撤销逐客令还不是公开承认错误,但是,离公开承认错误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可见,此时的秦王嬴政头脑清醒,志存高远,既有博大的胸怀,又有识人的慧眼,还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度量,这些正是他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秦王嬴政不但收回了逐客令,而且重用了在被驱逐之列的李斯,任命他担任廷尉。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与客卿不同,是实职。实际上,李斯这个时候才算真正走上了秦国的政坛。保家国公子入秦谋大业韩非见诛李斯担任廷尉之后,为秦国统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韩国,但是也有史料记载,秦国攻打韩国是因为秦王嬴政想得到韩非。那么韩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让嬴政为了他一人而不惜大动干戈?韩非是韩国国君的儿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他曾经追随荀卿学习,和李斯是同学,但是,李斯自认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积弱,多次上书献策,但是,当时的韩王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韩王安,不接受韩非的建议,这使韩非颇为无奈。退处江湖之远,他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后人把韩非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一编为《韩非子》一书)。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嬴政非常欣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担任廷尉之后,劝说秦王嬴政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吞灭韩国,借此恫吓其他各国。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非常惊恐,使和韩非商议如何削弱秦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秦王政十四年,因为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决定是否留用韩非。韩非出使秦国的目的是要保存韩国,所以,李斯建议率先灭韩,韩非强烈反对。李斯向秦王说: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是韩王的同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而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听了李斯的话,把韩非投入监狱。季斯派人为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没有办法上诉,只好服毒自杀而死(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李斯为什么主张杀死韩非呢?因为政见不合。李斯主张秦国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应当从韩国入手,先灭韩。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当然不想看到韩国灭亡。这种尖锐的政见矛盾,让李斯感到必须除掉韩非,秦国统一六国的计划才能顺利得到实施。这是李斯力主杀韩非的主因。那么,在李斯杀韩非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个人嫉妒的因素呢?很难说没有,但是,绝对不是主因。此时的李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心想帮助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秦国利益最大化是他此时考虑问题的总原则。李斯的《谏逐客书》说理透辟,文笔畅达,全文极有气势。奏书中的气势反映了年轻的李斯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义愤,同时也表现了此时的李斯一心报效秦国的忠诚。把《谏逐客书》这篇名文和当年感慨仓鼠、厕鼠的李斯作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李斯,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有人据李斯的“老鼠哲学”推断李斯此举是出于个人嫉妒,也不足取。人是变化的,李斯这个时期和他早年见厕鼠、仓鼠时的心态已有很大变化,不能根据那个故事推论李斯的一切都是“老鼠哲学”在起作用。关于韩非使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之后,非常感慨,想见作者。李斯看到嬴政这么欣赏韩非,就对他说:这是韩非写的。秦王嬴政因此发兵攻打韩国,韩王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依我之见,秦王嬴政为了得到他所崇拜的韩非而派兵攻打韩国之说近乎荒唐。韩非确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秦王嬴政非常欣赏。但是,为了得到一个韩非而发兵攻打韩国,可能吗?秦王嬴政确实是韩非的粉丝,但有这样的追星族吗?如果这样追星,韩非这颗“明星”岂不成了韩国的“灾星”?这真比现代粉丝更疯狂啊!秦王嬴政发兵攻打韩国,我认为这是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序幕。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韩国在六国之中最小、最弱。所以,攻打韩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由明摆着。因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不可信,倒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在韩国危急存亡关头、承载着国家存亡的使命使秦之说更可信一些。因为韩非更爱韩国,他出使秦国表现出了对故国的忠诚。韩非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是关系到秦国的一个通天大计。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有什么关系?第14章通天大计秦国立国后,经过三十多代国君的努力,逐渐崛起一;到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又经过秦惠文王、秦庄襄王的经营,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秦王嬴政正式掌握权力以后,秦国的势力已如日中天。这时候,秦国该如何开始统一六国?先攻打哪个国家?战争何时发动?这些问题涉及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而这个通天大计,和韩国公子韩非之死,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又有什么关系?李斯说王速攻韩韩非使秦欲存国正式继位、正式掌权的秦王嬴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统一六国的战争什么时候开打,怎么来打,战争全局要如何部署。这一通天大计,实际上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的斗争中逐步成型的。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李斯。李斯此时已经脱离吕不韦,步入秦国的中央政府,正处于由郎到长史再到客。卿的腾达上升时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胸怀抱负,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献计献策。这个时候的李斯向秦王嬴政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时间问题,他认为应该立即发动统一战争。因为李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年他在追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曾对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一句名言:“得时无怠。”“得时”就是得到机会,“无怠”就是不要怠慢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李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现在就必须立即启动,因为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秦国这个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此万世之一时也”。这个“万世”不是指万代,是笼统之言,讲秦代三十多位国君,六百多年的经营,已经到了需要收官的时候。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档期,让六国缓过气来,重新组织起来合纵抗秦,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这个意见一提出,嬴政立马采纳。秦王嬴政在这一点上和李斯完全户致,嬴政也因此提拔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做了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好几个部门都有,依据现有文献,不知道李斯担任的是哪个部门的长史,不过嬴政是在听了李斯的意见之后提拔他的,说明嬴政很欣赏李斯。嬴政的决策使他卷入了这场关于通天大计的战争。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决定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这样,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间就确定了。但秦国不能一下子把六国全部灭掉,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这就涉及先攻打哪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他的建议是什么呢?韩国公子韩非,又是怎样卷入了这个通天大计之中的呢?李斯首先提出来,先灭韩。李斯认为,把韩国灭掉了,就可以恫吓东方其他诸国,更有利于秦国吞灭其他五国。秦王批准了李斯灭韩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强烈反对,他是谁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韩非。李斯主张灭韩首先触及的就是韩非所在的韩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时候韩王安就和韩非商议,要怎样削弱秦国,阻挡秦国灭韩。这样,韩非就介入了这一场通天大计的制定。韩非和李斯不同,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学成以后却跑到秦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李斯对自己的楚国没有太多的感情,他觉得哪个地方适合自己,他就跑到哪儿去发展。但是韩非不一样,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国君的儿子,只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不太可能继承王位。所以韩非对故国的感情非常深厚,对秦国要灭自己的国家是坚决反对的。怎么办呢?韩非就作为韩国的使者到秦国,给秦王嬴政上了一封奏疏,这个奏疏的基本主张是灭赵存韩。把赵给灭了,把韩给留下来。为什么要灭赵存韩呢?韩非提了三点理由:第一,韩国现在已经相当于秦国的一个郡县;第二,赵国是一直准备跟秦国对抗的国家;第三,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灭掉。先说第一点。韩非说,韩国既弱又小,靠近秦国,它的实力远远不及秦国,所以韩国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侍奉秦国的政策。韩非打了个比方一,他说韩国对秦国来说就像进屋坐的席子和垫子。秦国要去打哪个国家,韩国都出兵跟随、最后是利归于秦,怨归于韩,韩国把天下诸侯都得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国是秦国的内臣,跟秦国自己的郡县差不多。第二点,韩、赵、魏三国之中,赵国最强。赵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队,吸引了大批合纵之士,而且一再向天下诸侯声明,说秦国如果不被削弱的话,其他诸侯没有一国能够活下来,所以赵

                        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人妻在厨房被色诱 中文字幕点经济上的独立,不要太依赖丈夫。另外,她还告诉我前晚做的一场梦。“我梦到我在医院,”她说,“陷入昏迷。我的双腿刚被截肢,就快死了。我全身上下插满维持我的生命的设备,医生说我大概撑不过去,活不了多久了。这时你来看我。你请大家离开病房,然后开始跟我说话,告诉我活下去的理由。我听见你的声音,但我无法开口,无法移动。我知道我并非真的昏迷,我只是把开关关掉,不想活了。你拉起我的手,告诉我如果听见你就紧握你的手。我照做了。”“你握了我的手吗?”我问。“嗯,我握了,”她回答。卡伦倒向椅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这个梦让你想起什么?”我问。“11岁的时候,”她开始描述,“我得了肺炎,医生说我大概没希望了,但我一直觉得我会撑过去。我大概昏迷了两三个礼拜。”她越说越小声。我无法确定卡伦11岁时是否真的昏迷两三个星期,也许只是一段人格分离期;但此时此刻,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她记得的版本。“还有呢?”我问。卡伦想了几秒,继续说下去,“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刚好是我梦到被截肢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痛,但我觉得我的脚应该没问题。”“你昏迷了,但你却感觉到病房里还有别人?”我问。“对,”她说,“虽然我没有意识,但我可以听见声音。”“在我听来,你的昏迷有点像遗失时间的症状,”我提出我的看法。“是啊,”她说,“我听得见,但我好像不在那里。”“所以,我把目睹你绝望、濒死的人们请出去之后,叫你要活下去;尽管你还在‘昏迷’中,你却能听见我的声音,紧握我的手?”“嗯。”我想用“她紧握我的手”这个意念为本次治疗划下句点,因为这是最能强烈象征她和我的连结,象征我要她活下去的景象。在这个节骨眼上,治疗卡伦的工作犹如走钢索般危险而脆弱,我想尽我所能,将我们之间的所有正面情绪一点一滴集合起来,织成更坚固的保护网,以免轻易遭人撕裂——这张网不仅要抵抗那些破坏她人生的人,还得对抗隐藏在卡伦自己体内的残暴力量。第一部苟且偷生第8章童年梦魇“我想我大概做不到,贝尔医生,”卡伦边说边陷入座椅,动也不动,感觉相当泄气。“说说看嘛,”我说。卡伦总是对自己没信心。于是她挣扎,我等待。这是我的标准反应。“……我不是好人,”她终于吐出几个字。我没接腔,看她是否会继续说下去。“为什么这样说?”最后我还是问了。从开始到现在,我持续在每次治疗时尽可能搜寻任何可能导致她说出“我想死”这句话的想法、信念或记忆,好让我们跨过这道障碍,展开另一阶段的工作。卡伦摇头,倒是开了口。“不好的事太多了,”她停下来,“我觉得好丢脸。”“什么事让你丢脸?”我催促她。“我应该受到处罚。”“为什么?”我再次催促。卡伦看起来更痛苦了。“因为我偷窃,”她说。我很意外。因为卡伦非常害怕得不到认同,她不曾有过不诚实的举动。“偷窃?”我问。卡伦点头。点头还不足以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不说话,选择等待。“我爸逼我们偷窃。”我微微点头,暗示我已经准备好听她说——说她必须告诉我而我却不太想主动分享的故事。舞台是她的,一切由她决定。“我爸常常顺手牵羊。他偷的都是些小东西,皮夹大小的,”她顿了顿,“他总说这是‘顺手牵羊’。”她再度停下来。看得出来,一股恶心感涌上卡伦的喉头,她用力吞回去。“有时他偷糖果、口香糖或食物什么的,”她继续说,“他说,假如我们只偷10元以下的东西,就算被抓到,警察也不会逮捕我们。”她眉头深锁,“他也偷女用内裤和胸罩。”她看看我,但我不响应,让她与自我挣扎。她又继续说,“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和家人一起出门吃比萨饼。那时我儿子差不多10个月大,我爸说要帮我抱小孩,于是把孩子接过去,将他原本提在手上的尿布袋交给我。要回车上的时候,我说要把袋子里的东西拿一点出来,减轻重量,爸开始大笑。我爸把偷来的东西都放在尿布袋里了:一瓶酒、两个酒杯、四套银制餐具。他说他留小费的时候顺便付钱了。我爸总是利用出外用餐时偷东西,盐罐、胡椒罐、玻璃杯、餐具——我们家有一抽屉这些玩意儿——好像他只要进餐厅就无法空着手出来似的。他常常利用我们——我和我弟弟,不是把偷来的东西放进我们的口袋,就是指使我们去偷东西。我不想偷,可是万一我不偷,我怕他会打我,所以我只好照办。”卡伦没再说话。“偷窃在她家是家常便饭”令她极度羞愧。“你觉得自己像父亲一样,是个罪犯?”我措辞强烈,因为这似乎是卡伦真正的感觉。她点头,嘟起嘴唇,泪水缓缓从眼角流下。“你被强迫参与父亲的偷窃行为,让你觉得自己也是个小偷?”卡伦再次点头。“可是,假如你不照做,他就会打你?”我故意这样问。卡伦又点头,动作大了些,泪水汩汩奔流在脸颊上。“你该怎么办?”卡伦必须学习从成人的角度来处理这种状况。她耸耸肩,越哭越凶;我让她继续哭个几分钟,但我可以看见她努力想卸下这段沉重的记忆。“你的问题在于你很难跟父亲站在相同的角度看事情。这也是你想死的原因之一。”卡伦并未点头,但她哭得更伤心了。※※※※1993年3月,卡伦告诉我,她妈妈这阵子经常打电话来向她要钱。上礼拜她给了她一点,希望她就此罢手,但她妈妈看准了卡伦个性懦弱,反倒变本加厉起来。卡伦拨进她的语音信箱,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听。每一则留言都比前一则更尖锐、更急切。卡伦,回电话给你妈。我有话要跟你说。打电话给我!我要跟你要东西!我为你做了那么多,这是你欠我的!快打给我!他妈的别这么没礼貌!你这婊子!我是你妈!快回我电话!搞什么鬼啊!你至少该回我个电话吧!这辈子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啊!打电话给我!否则我当你是死了!你这一无是处的死胖子!别再奢望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如果你帮不了我,干脆去吃屎吧!我要打电话给你心爱的贝尔医生,告诉他你是个一无是处的烂污货。我真希望你生下来就死了!见鬼去吧!我看看卡伦,她回望我,脸上挂着我现已十分熟悉的羞辱。见鬼去吧!——我的天啊!“以前我都会给她钱,希望她会喜欢我,”卡伦说,“可是,她反倒开口向我要更多。她每次都说会还我,可是从来没还过。每个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伸手向我要钱。我没钱给他们,可是又没办法拒绝。”“你拒绝过你母亲吗?”我问。“有,所以她才会生气。”“你给她钱,”我继续问,“她就不再向你要了吗?”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才怪,”卡伦马上回答,“顶多停个几天而已。”“给她钱,”我继续逼她,“她就会喜欢你吗?”这次卡伦想了一下。“或许吧……”她说,但她明白这不是真的。承认现实很痛苦。“不会,”她说。我等了一下才开口。“如果你给她钱,但她却没有多喜欢你一点,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我问。“我会伤害自己,”她轻轻地说。“所以你该怎么做?”她望着我,没什么把握。“我无能为力。”“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说,“你可以说‘不’呀。”“她不会放弃的,”卡伦认命地说。“她必须放弃。”“她不会的。”“现在你是成年人了,”我说。我无法说服卡伦,因为这种情况已持续太久、太久了。现在我必须放手。你可以让病人面对现实,但你无法逼他们相信。卡伦必须自己想通这一点。※※※※卡伦开始拖欠治疗费。如果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对她造成何种影响:她母亲和我都向她要钱。这是我的困境。假如我一开始即经常提醒她按时缴钱,我在她眼里可能跟她母亲一样,不断向她讨钱。假如我不说,欠款越积越多,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非提不可了。可是到那个时候,我要求的金额一定大于她能负担的数目,这一点也跟她母亲一样。当然,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更有技巧性的“心理分析式”的解决办法,但这偏偏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当个啰唆鬼与放任使其失控之间的某一天,在卡伦抱怨她母亲常常向她要钱之后又过了好几次治疗,我终于提起这件事。“你的费用好像有几次没缴……”我把这3个月的账单交给她,顺便提起。卡伦脸色一阵苍白,顿时哭了起来。“我把钱给我妈了。我一直都在帮朋友付钱,”她说,“我妈老是说我欠她,现在我也开始欠你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拖欠造成的结果,”我试着保持语气平稳,尽可能不泄露我的不满——她怎么可以把该付我的钱拿给别人?“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跟你母亲没什么两样。”卡伦想了一会儿,我继续说道,“但这也会让我觉得——因为你母亲拿了你的钱,等于你母亲拿了我的钱。我们都不喜欢这种状况,但我们俩都无能为力。”卡伦看着我,几乎露出微笑;与其让她以为“我比她母亲好不到哪儿去”,倒不如让她感觉“我们俩在同一艘船上”。但她再次陷入哀伤。“对你来说,这只是工作,”她说,“如此而已。”当然,她的意思是我根本不关心她,我只要钱。“这不只是工作,”我说,“而是非常特别的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相信我。她思索了几分钟,仍不怎么买账。于是我们只好继续与金钱周旋搏斗。※※※※有件事很重要:卡伦开始懂得保护自己。即使她并未彻底远离对方,她已知道要避开虐待她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个处于挨打状态的拳击手,场上也没有裁判,无法阻止比赛,但她仍寻找任何能保护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小方法。为了应付她母亲,卡伦开始过滤电话;若她母亲的留言颇为恶毒,她会在听完前直接删除。她开始学会找借口:比方说,若母亲要求她开车送她去某个地方,她会说她得去孩子的学校一趟。至于她丈夫,她会在丈夫下班回家开始喝酒直至醉倒这段时间,安排带孩子们外出活动。卡伦在这方面仍是新手,因此她的计划并非每次都成功。面对施暴者时,她经常无法跳脱“屈服或死亡”的孩子心态。假如施暴者的虐待越来越难以忍受,但她又无法继续屈从,她会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卡伦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用成年人的方式——例如坚持立场、划定界线或置之不理——应付向她施暴的父母或丈夫;对卡伦而言,这些选项并非真实存在,她认为这些成年人的处理方式已完全超出她的能力范围。然而,尽管卡伦承受如此残忍的暴力,她仍逐渐坚强。等她越来越信任我,必定也会对我吐露更多心事。※※※※1993年9月,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全身都在发抖。入秋的第一道寒流笼罩在她身上。“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不太愿意聊这件事。“你可以再多解释一下吗?”我问。“昨晚我进了诊所,至少我认为我去过。我不记得做了哪些检查,但我找到一些药——阴道栓剂之类的。我试着按包装上的说明操作,双手却开始颤抖;我觉得惊恐又恶心。我把一枚栓剂放进身体里,然后又立刻扔掉它。我不知道我为何有这种举动。”“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我问。“它让我觉得我被父母亲伤害了……我想告诉你,但我说不出口。”她陷入沉默,躲进了自己的内心深处。“你认为你能对着录音机说,把它录下来吗?”我想找个方法,让卡伦把必须告诉我的话说出来。我们实在没多少时间在办公室空等了。“我想应该可以。”※※※※隔周,卡伦带了一盒微型卡式录音带给我。我带回家,在晚餐后拿上楼听。录音带中,叙述得支离破碎,所述内容如下:卡伦的父亲马丁——某机械加工车间的工头——走到哈里工作的压模机旁,“他妈的谁叫你弄这个?”马丁大吼,声音压过机器噪音,“这玩意儿他妈的下礼拜才要用!妈的,哈里,你搞得让我很后悔雇用你!”“对不起,马丁,模是斯坦开的,他叫我接手往下做,”哈里说。其实马丁早已知情,因为他们早上开会讨论过了。“他妈的,你应该先问清楚啊!好吧,反正你已经开始了,就继续完成吧。”“我很抱歉,马丁。拜托,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不会再犯了。”“喂,哈里,你知道没有人会雇用像你这种被军队踢出来的酒鬼吧?要不是我,你早就去当乞丐了。现在你有份好工作,你可是欠我人情啊!一份很大的人情。”哈里垂下头,“对不起,马丁,请你不要生气。”“噢,干吗这样子,你也没这么差啦。晚上要不要来我家?我们有聚会,每次都玩得很开心。”“噢……好啊,老天,谢了马丁。你真的不生气了?”“没的事。晚上记得过来。顺便带点啤酒。”哈里大约在晚上8:30抵达。走进屋里时,他听见笑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客厅没开灯,投影机呼呼转动,影像闪烁不定。屏幕上,有个女人被男人从后面压着。哈里看到马丁坐在那盯着屏幕看。客厅里还有另外两对男女。其中一个女的裸着胸。“哈里!快进来,过来坐。”马丁一手拿啤酒,空着的另一只手拍拍他身旁的空位。哈里看着正前方的屏幕,眼睛睁得老大。他在马丁身边坐下,视线仍骨碌碌绕着房间打转,最后停留在那个裸胸女人身上。“要不要来一点?”马丁问道。哈里看着马丁,神情诧异而犹豫。“我弄了特别的东西要给你,哈里,不过你得付钱才行。”今天是礼拜五,马丁知道哈里下班一定会领到薪水支票。哈里打开啤酒,盯着屏幕,但他的视线仍不时溜向房间对面,偷瞄那个被两个男人把玩的女人。另一个女人坐在其中一名男人旁边,一脸乏味,看来正在生闷气。这时,这个男人一手伸向裸胸女人的裤头,一手放在生气女人的腿上。“不要碰我!”她说。男人继续揉捏她的大腿。女人仍在生气,却任由他摸她。她拿起啤酒喝了一口。哈里饥渴地望着房间另一头的这两对男女,这一切都让马丁看在眼里。“哈里,给我50块钱,我帮你找女人,”马丁凑在哈里的耳边说。“噢,我不知道……”“你他妈的同性恋啊?哈里,你不喜欢女孩儿吗?”“好啦,马丁。”哈里再次朝那同时被两个男人伺候的女人瞄了一眼,伸手摸皮夹子。他想,跟她玩玩应该也不错。“跟我来。”马丁带头往走廊走去。哈里跟着他,回头看看那女人——她把手伸进其中一名男人的裤子里。马丁带哈里来到他的卧室。“在这儿等着,”马丁说。哈里坐在床上,等客厅那女人跟男人们分开。卡伦跟两个弟弟睡在隔壁小房间的双人床上。她11岁。马丁推开通往儿童房的塑料折叠拉门,推推卡伦的肩膀。卡伦惊醒。“起来!”马丁猛拉卡伦的手臂,将她拽进他房间。哈里抬头,看见小女孩,他吓了一跳。他看看马丁,从后者的表情看来,他才明白自己原来是付钱玩马丁的女儿。“把衣服脱掉,”马丁命令卡伦。卡伦吓坏了,迅速脱掉睡衣。“嗯,马丁,我想还是算了……”哈里开口。“你付了钱,”马丁说,“我可不要同性恋在我手下工作。”哈里十分惧怕马丁。他看看卡伦。“摸她啊,她喜欢的,”马丁说。哈里颤抖而迷惑,仍怯生生地探出手,抚摸卡伦的大腿……我又继续听了2分钟左右,然后关掉录音机,倒在椅子上,我的心脏怦怦跳得飞快,觉得恶心不舒服。这段故事由一些断断续续的影像、想法和记忆中的感受拼凑而成,但很难想象这种故事竟然会在真实生活中上演。卡伦有这种父母、这种榜样,对她会造成何种伤害?她被迫参与父母肮脏卑鄙的生活,这样的她又怎么可能懂得尊重自己?难怪她想死。她能撑过这一切已经不可思议了。妻子在照顾孩子上床睡觉。我想去帮她,想过我正常的生活,想看见孩子们洗澡玩水尖叫嬉闹的笑脸,想让自己脱离这些恐怖故事。我应该放下录音机,改天再听卡伦剩下的故事,但另一部分的我却强迫自己继续听下去。后者赢了。卡伦12岁那年的夏天。穿着短裤和T恤的她准备出去玩,从客厅进入厨房。她父母坐在餐桌旁吵架。“我在这里得不到半点尊重。我得不到妻子对丈夫应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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