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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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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男搞基网站男同在线观看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叫你来这里自然有我的道理。”消瘦男子微笑着从唇齿间挤出一丝细微的话语。这两名男子便是我和林岳。在比对了书稿记载和手头所记录的虚灵事件之后,市中心的目标便锁定在了美术馆的位置,而城西工业区的冶金仓库则成为了另一个目标。在今早开始探寻计划的时候,我临时改变了策略,将原本排在第二目标的美术馆提前了。美术馆的一楼陈列着各类雕塑和陶瓷器皿,两个多小时的探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收获,事先排定的方法也没有起到作用。林岳渐渐焦躁了起来,抱怨之前计划准备都在城西,而对美术馆却准备不足,此行只怕是要空手而归了。“看下那边出口的消防导图,找下这里的地下室。”环视了格局之后,昨晚的文字在脑中浮现,一个大胆的念头蹦了出来。林岳望了我一眼,走到出口探了下头,回身做了个手势,我紧跟上前,一前一后悄然避开旁人的视线溜进了楼梯隔间的通道。在昏暗的照明下,大约五十平米的一个地下室显现在面前。“美术馆非常像北欧建筑,类似的建筑都有这样的地下室。”林岳低声道,“不过,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北欧建筑的供暖都应该来自这样的大号壁炉。”这个壁炉的设计与西欧不同,开孔较小,但炉膛却非常之大,这里的燃烧热量将通过火墙全数提供到建筑的各处。“这也是北欧建筑的一个典范,我们东北就有很多类似风格的建筑。”林岳忽然醒悟似地说道,“你难不成想进壁炉?!”“刚才在上面我发现所有的火墙都已被拆除,但却能感应到地下连接的孔道中还有空气流动。”用手杖敲打了一下炉口周围,我示意林岳将手臂伸进炉膛。“嗯?这里的湿度与地下室的湿度相差很大。”林岳疑道,“看炉灰就知道它很久没用了,怎么还能保持炉膛的干燥?”“我只是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拆掉这个壁炉,可能是懒得动。”我拿出了一个铜制的罗庚,摆定方位后笑了笑,“果然没错,东方木位,看来壁炉里应该有玄机。”说话间,我矮身钻入了炉膛,林岳紧跟在后,一片漆黑中手上的猫眼电筒发出了雪亮的光芒,里面陈积着厚厚的炉灰,壁上沉闷的声响表示着并无中空夹层。我用脚磨蹭了几下底部,本应凝固结实的炉灰却松散不已。“有戏!”林岳低呼着俯身钻出炉膛,复又进入,手中多了一把老旧的炉锹,只轻轻地数下,便清理掉了掩盖着的浮灰,脚下顿时浮现出一个硕大的篆字图案。“参木印!”两人同时低呼,那图案正是天罡七印中的参木印。林岳用炉撬勾勒了几下,图案旁露出了四道缝隙,两人将炉锹插入其中一条缝隙,用力撬动,一块厚重的木板应声而起,现出一个不大的入口,隐约间有段阶梯通向黑暗深处。“有你的老凡。”林岳盖好头顶的木板说道,“你怎么知道下面别有洞天的?”“壁炉一般都在南面,这里却变成了东面。”我探索着脚下的阶梯回答道,“东木南火,火克木而生土,木克土,壁炉放在木位一来平衡消减火的力量,二来不至与土性的虚灵形成能量对抗循环。”“不懂。”林岳老实果断地回答道。“说简单点,出口里面是土性虚灵的死门,出口外面是布局者的后门。”脚踏已是松软的土地,我站在通道底部回身说道。“懂了,您真内行。”林岳嬉笑道,但脸部的表情却瞬时凝固在了那里。“怎么……”他的表情似乎预示着身后的异状,快速转身间手中的电筒照向空间的深处。眼前的情景恐怕只有在儿时的噩梦中才会见到,偌大的地下空间在黑暗中不见边际,棵棵不知名的树木在那里布成了一片密集的树林,枝干在头顶茂盛地伸展着,但枝头却看不见一片叶子。混杂排列的树木凌乱间仿佛有着某种规律,在黑暗的魔力下已无法去探寻这个问题,只是在电筒的照射下树干的表面竟有些光点闪动着。“丹麦童话里的黑色森林?”林岳嘀咕道,“木克土,也没这么个克法的,比妖怪还妖怪的地方。”我没有搭腔,转身脱下外套,迅速地在手中挥动了数下,沉寂的空气中带起了一阵阴森的气流。“这个空间并不算大,十字形,三百平米左右,没有虚灵,只有树木,中间有个坑。”穿上外套,我知会林岳道。“哐哐”,身后的林岳不知何时已站在一棵树木的边上,手中的炉锹在树身上敲打了几下,发出金石相碰的声音。“靠,这里都是石化了的树!”林岳惊呼道。我走近仔细端详了一下,竟真是石化了的树木,如此庞大的地下石化森林怎么会在美术馆下埋藏了那么多年而不被发现呢?!不对!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其他几棵树木的外形和纹理,这是大陆地区罕见的桧树,每棵树身上都刻有参木印篆文,但在那树木间竟有几棵依旧保持着正常的木质结构。混杂的化石森林,桧木,无光生长,脑中数条文字闪过,我急冲林岳身旁伸手拉去。噼啪几声脆响,在林岳好奇的敲击下,树上掉落下几根树枝。看似平常的现象却让我感到了一阵莫名凶险的杀气,那树枝下落的速度出奇的快,在牵拉之间只听得林岳一声惨叫,肩头已被一根树枝插穿!十二、驭金竭力的拖拽下终于将林岳带离险境,两人藏身于阶梯一侧,躲避着不断落下宛如利箭般的树枝。我急切地探视着他肩头的伤势,那根锐利的树枝贯穿了肩头,黑暗中无法确认创口的情况,只能看到树枝歪斜地卡在林岳的肩上。“搞什么啊?!妈的,我这件衣服很贵的!”林岳猛地回手一拔,树枝应声而出。他的语声丝毫没有痛苦的意味,我这才发现那树枝只是穿透了衣服的肩衬部分,这小子竟然在肩部塞了一块超厚的垫肩。“臭小子,还以为你真受伤了,鬼叫成那样!”我笑骂着给了他一下,“有你这么塞垫肩的嘛,买件衣服还后期加工。”“靠,那是惊吓时的正常反应!”林岳一脸懊恼地看着衣服的破口,“我天生溜肩你又不是不知道,先天不足总可以后天补吧?”隆隆的震动迅速将两人拉回了现实环境,短短的对话间,身周不知何时已被那些树木全数包围。不,确切地说是我们脚下的地形发生了变化,原本处于边缘的位子却不知怎地移入了密集的树木之中。“这都什么玩意儿?不是说这里没有虚灵吗?”林岳四周张望着叫道,“怎么跑这么些个树精出来了?”“不是虚灵,是天罡参木阵!”我沉声道,这树木的移动方式和排列结构,完全是依照天罡北斗的变幻而来的,但这种阵法大多是用以围困或防御的,像这样能够自动攻击的连书稿上都不曾有过记载。“破阵,破阵。”林岳一边呱噪着一边伸出手中的炉锹试探,随着一连串的叮当声大作,他苦着脸递给我一把超大号的漏勺,“这根本就不是人玩的东西,木头比金属还狠。”我摇摇头,这家伙今天根本就是个闯祸精。那些石头树木应该是在围困土性虚灵期间被感应石化的,只有少量排在主阵枢纽位置的树木还保持着木质的特性。虽然五行中金可以克木,但对于这些石化的树木来说,普通的钢铁根本奈何不了它们。“别啰唆了,跟我来。”静心听辨了一会,我就地一滚闪入木阵之中,贴身依靠在一棵树干上,林岳依样画葫芦,很快跟了过来。树枝在身后地上整齐地射成了一排栅栏,入地三分的力量足以将我俩活活钉死在当场,但在栖身的树干边却并无任何动静。看来判断是正确的,欣喜的感觉占据了心头。天罡参木阵的变化数可以拓展到七的七次方,但按书稿的阵法记载,只要看准天枢、天权和摇光三星的位置,就可以忽略这八十二万多种变化的阵形,直接进入阵法中心。那里是阵法最为严酷的地方,却也是关键所在——只要占据天枢的位置,就可以阻止正在攻击的天罡参木阵。“那上面是出口啊!”林岳心有余悸地望着地上的树枝,怔怔道,“既然没有虚灵,干嘛不从出口逃走,跑阵里来做什么?”“啪”,一块石子打在阶梯上,两旁的树木一时间枝干速长,树身有如转轴般旋动起来,坚实的枝干飞速地抽打着石阶,一阵碎石乱飞过后,眼前的阶梯早已荡然无存。“你觉得自己能比那石梯硬?”这景象早在预料中,林岳可能早已忘记那出口在阵中是个死门,布局者根本不会在此留下活路。林岳一言不发地随我在树木间翻滚穿梭,显然刚才的情景已让他深信不疑,虽说这家伙平日里总是唧唧歪歪的,但关键时刻还算是头脑冷静。过了许久,我俩终于来到了西南角的一棵树下,这棵树的树干大约是其他树木的两倍有余,依旧保持着木质的结构。在电筒的灯光下树身上现出排列有致的印阵雕刻。冲林岳点点头,我从兜里拿出一把瑞士军刀,翻开折刀部分仔细地削去了天枢、天权和摇光三星位置上的印纹。没有任何的预兆,阵中的树木嘎然停止了声响,一片死寂中唯有我俩的呼吸声清晰可辨。林岳欣喜地在我肩上锤了一下,刚想开口,身后却突然有一股极大的冲击气流猛冲过来。“趴下!”一把拽倒林岳,两人双双贴地,漫天的枝干如飞鸟般贴着身体略过,几棵树干顿时被射成了蜂窝。一口干涩的泥土呛进口中引得我咳嗽不已,林岳则趴在地上丝毫不敢动弹。“怎么回事?老凡,这阵不是破了吗?”林岳小声地问道,眼睛则不停地在黑暗中搜索。“呸、呸,我也不知道,按阵法的规律……”吐去口中的泥土,我刚答话,身下无端地又是一震。泥土霍然翻开,枝杈如枪般锐利的树干自地下升起,直直撞向顶部。灰土飞扬中,两人滚动躲避着突如其来的攻击,瞅准一个空档双双翻身跃起,牢牢地将身体贴在天枢树的树干上。树干不断地钻出,身边的空间被挤得越来越狭窄,这样下去即便不被枝杈开膛也会被树干挤压成肉饼。抽出一叠锐金印纸,迅速点上鲜血,我团出七个纸团在脚下丢出了一个印阵。随着金光亮起,围困着身周的树木竞相开裂,爆出满地的木屑飞扬开来。趁着这个间歇的当口,我将余下的锐金印纸在身周的其他三个方位再次布下了印阵,以防还有其他的攻击。果然,伴着嘎嘎的声响,一排树干扭曲着如巨龙般挥舞冲击而来,那虬结的枝杈仿佛龙须怒张,呼啸着撞在锐金印阵形成的金色护壁上溅起片片木屑。印阵在“木龙”的撞击之下金光暴盛,隐隐传来刀兵之声,喀嚓声中断枝碎木落了一地。“这鬼阵法也太厉害了,怎么树木都跟动物似的?”林岳在阵中大喊,“不长眼的家伙,我们又不是什么虚灵,死缠着不放干嘛?!”“要怪只能怪你小子多事,那把炉锹就是引发的祸根。”看着“木龙”在金光下渐渐败退,我慢声答道,“金克木,你的行为正好被木阵认作是蓄意攻击,所以引发了阵法自身的攻击状态。”“又怪我?!”林岳郁闷道,张大嘴巴的他忽而一脸愕然地指着我的身后,口中竟似不能言语。“砰”,有什么东西攻击到了身后的印阵屏障,转身时如巨爪利齿般的树杈赫然出现面前!不知数量的树木横倒在地面,两两为阵,顶部的树杈弯曲张合,那样子像似巨兽的大口不断地撕咬着金色的屏障,疯狂的攻击竟已打开了一块缺口。绝不能让它们攻击进来,匆忙间我又布下了浩土印阵,屏障再度合拢。外围的两只“木兽”不甘心地停止了攻击,但却并为离去,摆动着枝干在圈外等待着什么。“飙飙”几声,空中不知何处飞来一片枝杈,比方才攻击来的体积更大了数倍。这次树杈并未被金光所粉碎,而是有如钉桩般卡在了屏障之上。随着枝杈数量的不断增加,屏障上渐渐围上了一圈木质的外壳。不好!难道这个阵形有着自己的智慧?!在我的思维尚未完全作出思考的时候,脚下的震动再次传来,一片粗大得惊人的树干自地下徐徐钻出,那位置竟正好处于“木壳”覆盖的地方。在巨木的支撑下“木壳”被完全顶起,而卡在“木壳”上的金色屏障也随之离开了地面。外围的两只“木兽”缓缓地摆动着,开合扭动的枝杈呈现出一种恐怖的狞笑。面前的屏障渐渐打开,两人像困在笼中的老鼠一般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简直荒谬至极!原本为了除去虚灵,却要死在封印虚灵的阵法之中,一股怨怒在心头燃烧起来,真想废了这片六亲不认的木疙瘩!随着心念的闪动,地面上突然尘土微扬,无数银色的弹丸自泥土间跃起,神奇地悬浮在空中。是锐金印阵对面前阵法的反抗吗?不像!我满是茫然,金属弹丸若是高速密集地弹射或许可以将这些树木击碎,但此刻……脑部皮层细胞的活动刚刚活动起来,银色弹丸竟瞬间划出点点银光暴射开去,扑扑声连响不绝。圈外的“木兽”木屑乱飞地退后而去,身前的巨木也在攻击中断裂了几根。猛见困境得以解脱,两人正欲夺路而出,但随着地面上接连钻出的巨木,那缺口再度被封堵了起来。新出现的巨木上升的速度比刚才更快,不及反应便轰然撞上了顶部,金色屏障连带“木壳”尽数粉碎。“笃笃”几声,四处疾飞的银色弹丸嵌在了巨木上,面前的巨木数量不断地增加,我俩被一圈木质的牢笼完全封闭了。“老凡,用飞弹打破它们,然后再……”一言不发的林岳兴奋地叫道,显然刚才的情景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但他的话语很快就被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木兽”吓了回去。弹丸迅速在两人面前聚集了起来,头顶传来轻响,大片树枝如鸟般在空中盘旋,枝杈间不住颤动。面前的“木兽”似乎吃了刚才的亏不敢轻易接近,只是在我俩身边不住游走,摆动的后部渐渐附进了密集的木壁之中。“呼”地头顶一股疾风拂过,鸟状树枝扑击而下,部分弹丸迅速拦截。漫天的枝杈尚未落地,面前的“木兽”紧跟袭来,剩余的弹丸交错飞行起来,飞速地在我俩身边形成了一道银色的网状屏障,在两只巨兽的频频攻击下竟比适才的锐金印阵更为稳固。浑身忽然一阵束缚,紧张地观战间,脚下不知何时慢慢地爬上了几条宛如蛇般的树根,从脚至腰将我和林岳牢牢捆住。该死,那些弹丸正在阻挡攻击,丝毫没有空隙来援助这突如其来的偷袭,而粗大的树根又不是瑞士军刀所能割开的。就在我情急之时忽觉手上一沉,无端地多出一把战刀,欣喜间连挥数下,身上的束缚应声而开。“老凡,快帮我砍开这些东西!”林岳的呼声传来,我急忙上前,刚要挥刀却被随即跟来的树根纠缠住无法上前。“你先撑着点!”我大吼道,手中战刀疯狂地砍向身前的树根。“靠,帮我也弄把刀不就得了。”林岳用力挣扎道,“你手里的刀是突然凝结成形的……”林岳的话忽然提醒了我,那次在S家对付应蚺的时候也是莫名地拿到了一把刀,这次……会不会和彭侯的宝物一样,可以靠意志驭使金属?!于是心念一动,林岳的手中慢慢地聚起银光,一把锋利的战刀顿时出现在他的手中。狂砍猛剁下,大片的树根渐渐逃进了土地,两人手持战刀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将视线回到面前的战局。“木兽”和树枝被弹丸击得木屑乱飞,但不久便又恢复如初,虽然此刻它们无法靠近,可弹丸的攻击也讨不到任何的好处,困局之下必须找出办法尽快脱离此地。思考片刻,意念中漫天飞舞的弹丸全数回到了我俩的面前,“木兽”也似有思想般停下攻击撤身观望。弹丸在空中急速旋舞着形成了十几把半月形的弯刀,“嗡嗡”飞转着带起一股金风。“去!”心中一声低喝,半月弯刀飞旋着形成一圈刀轮,狂怒地飞击开去。喀嚓声此起彼伏,眼前的银光照亮了整个地下空间,片片木屑有如雪花般飘舞落下,仿佛冬日飘雪似的奇异场景在这黑暗的地下显得如此诡异而美丽。良久,当两人周围只剩下满地雪片般木屑时,一切再次安静下来,飞转的弯刀停止了下来,悬浮着围转在我们的身旁,仿佛一群待命的士兵正在保护着主将。“帅!太帅了!”林岳用力挥下手中的战刀,摆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造型,“简直就是横扫千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青龙盘转,朱雀掠扑,白虎击爪,玄武突兀。”没有时间顾及林岳的得意声,我自语着完全沉浸在阵法的怪异中,“这个布阵的完全是个混蛋!”“啊?混蛋?”林岳闻声好奇道,“这可是前世高人布的阵,你不怕冒犯阴魂啊?”“冒犯个头!”我没好气地说道,“他混合了四象阵和天罡参木阵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

                      ,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唐通陕西总兵
                      董学礼陕西副将
                      白广恩陕西总兵
                      南一魁陕西副将
                      骆养性河北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祖泽溥辽东副将
                      孔希贵奉天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刘芳名宁夏总兵
                      徐起元安徽左都督
                      胡茂桢陕西总兵
                      高第陕西总兵
                      贾汉复山西副将
                      马宁甘肃参将
                      高斗光山东总督(凤阳)
                      王永吉江苏总兵
                      王国宝山西总兵
                      鲁国南顺天副将
                      任珍河南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马得功辽东总兵
                      马勇陕西副将
                      田雄北直隶总兵
                      常进功辽东副将
                      高进库陕西副将
                      刘良佐北直隶总兵
                      刘泽洪北直隶副将
                      许定国河南总兵
                      吴六奇广东总兵
                      王之纲北直隶总兵
                      陈世凯河北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人数
                      左都督9
                      都督2
                      总兵17
                      副将21
                      地方总督9
                      总计58
                      文职人数官品
                      大学士2正五品
                      尚书6正二品
                      侍郎12正三品
                      大理寺卿1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3正四品
                      詹事2正三品
                      翰林学士6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2正六品
                      御史7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5从七品
                      郎中5正五品
                      道丞3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11未入流
                      总计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人数百分比
                      北京1763%
                      省府519%
                      415%
                      县或州1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人数百分比
                      山东1224%
                      北直隶714%
                      南直隶612%
                      河南510%
                      510%
                      山西510%
                      江西36%
                      四川36%
                      浙江24%
                      云南12%
                      辽阳1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68%
                      南方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76%
                      北人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汉八旗满蒙八旗
                      79%21%
                      直隶州84.30%16%
                      88.20%12%
                      94.10%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直隶州
                      顺治时期8%8%
                      康熙时期20.30%18%
                      雍正时期15.70%19%
                      乾隆时期23.70%20%
                      嘉庆时期21.50%17%
                      道光时期23.50%14%
                      咸丰时期20.10%15%
                      同治时期19.30%9%
                      光绪时期20.60%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5%26%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膑没有再推辞,但是提出一个要求:“齐、魏之间必有一战。在那一战发生之前,请允许下臣仍旧秘密居住在田忌府中,不公开露面。而且,下臣在齐国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为了庞涓。”孙膑说着,轻轻地合上了眼睛,仿佛想起了他在大梁的痛苦岁月。围魏救赵上一章写到,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54年)冬天,赵国进攻卫国,攻占富丘及漆地。卫国向魏国求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伐赵救卫,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据《战国策》记载,大夫季梁本来外出办事,听到魏惠王要讨伐赵国,半路上又折了回来,顾不上整理衣服上的褶皱,拍掉头上的灰尘,就跑到宫里去见魏惠王,劈头盖脸地问道:“听说您已经下令庞涓讨伐赵国,有那么回事吗?”魏惠王说:“是,怎么啦?”“为,为什么?”“赵国无故侵略卫国,寡人重振先君的霸业,出面主持公道,有何不妥?寡人还想问你呢,派你去出使楚国,怎么现在就回来了?”魏惠王不满地看着季梁。“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正驾着车往北走。我问他去哪,他说去楚国。我就奇怪了,楚国在南边,你往北走怎么可能到得了楚国呢?可他说没关系,他的马好。我说,马是好马,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他不差钱。我说那还是不行,两码事。他又说,他的车夫技术很好。我便不再说话了。您想想看,他把方向搞错了,马又好,钱又多,车夫技术也好,这不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嘛!您现在要重振先君的霸业,想取信于天下诸侯,却又仗着兵精粮足去攻打赵国,这和想去楚国却拼命往北走有什么区别?”成语“南辕北辙”,即出于此。可惜的是,季梁苦口婆心,却阻挡不住魏惠王炫耀武力的雄心壮志。即便是后来秦国乘虚而入,攻占了魏国的少梁,也没有动摇魏国攻占邯郸的决心,反倒是促使庞涓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353年春天,赵成侯的使者来到了临淄,请求齐威王派兵救援赵国。齐威王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相国邹忌反对救赵,他认为魏军势大,庞涓又善于用兵,齐军未可与之争锋。大夫段干朋等人则主张救赵,主要理由是魏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再攻克邯郸,将赵国置于控制之下,甚至吞灭赵国,将对齐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到了第二天,邹忌又突然改变主意,同意了段干朋的意见。个中原因,是邹忌的一位门客公孙阅当天晚上对他说了一番话。公孙阅说:“此番伐魏,田忌必定为将。如果战争获胜,则您也有功。如果战争失败,田忌不是战死就是逃亡,命运全掌握在您手上。这样的事情,您又何乐而不为呢?”邹忌不是圣人——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圣人,公孙阅的话很轻易便打动了他。是啊,何不让田忌这个傻瓜去冲锋陷阵呢?输赢只是国家的输赢,对他邹忌来说,却是旱涝保收。田忌很快被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数和庞涓带领的军队一样,也是八万人。就当时而言,这已经是齐军可以出动的极限了。孙膑则以军师的身份,坐在轮椅上随军出征,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出现的军师的形象。很多人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着羽扇坐着小车的形象感到疑惑,会提出“他又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坐轮椅”之类的问题,答案已经写在这里——五百年前,军师的祖师爷孙膑就是这么出场的。田忌领受了命令之后,便立即整顿军马,准备开赴邯郸城下与庞涓决战。孙膑却给了田忌一个否定的意见。“恕我直言,魏国武卒横行天下数十年,所向披靡,胜多败少。如若正面交锋,八万齐军绝对不是八万魏军的对手。”“可是救兵如救火,咱们如果不去邯郸城下,还能去哪?”田忌对此表示不解,“而且,庞涓将军师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您不想早点将他的头砍下来,快意恩仇吗?”孙膑摇摇头:“个人恩怨总是要解决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不是找庞涓算账,而是如何打败魏军。我实话跟您说,庞涓虽然阴险,却不失为一代名将。我军如果不远千里赶去救火,他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击败我军不过是举手之劳。”“就算是军师也斗不过他吗?”“胜败条件一目了然,就算是家师鬼谷子到场也无济于事。”“那我们该怎么办?邯郸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如果我们再按兵不动的话,邯郸必破无疑。主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当不起。”田忌想到邹忌对自己的态度,不觉眉头紧皱。“当然不是按兵不动。”孙膑说,“我们是来解围的,不是来打架的。解围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便会身陷其中,反受其乱。我的建议是,避实就虚,不要去邯郸,改为直接进攻大梁。”“大梁?”田忌眼前一亮。“没错。庞涓围攻邯郸,带走了魏国的精锐,连秦军进攻河西都不回防,可见其志在必得。但是如果我们进攻大梁的话,他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赶回来救援。这样一来,邯郸的压力就小了。而我们以逸待劳,在魏国与庞涓决战,主动权操纵在我们手里,获胜绝非难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计。在一本名为《三十六计》的小册子中,“围魏救赵”被列为第二计,其原文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攻打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散再打;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待其士气低落再动手。应该说,这既是孙武用兵的原则,也是孙膑兵法的精髓。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从齐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孙膑就开始不断地使用各种手段迷惑庞涓。先是向南进攻魏国战略要地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平陵虽然城池不大,然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历代魏君都十分重视经营平陵,将城墙修得又高又坚固,留有重兵防守。从齐国出兵进攻平陵,途中还要经过宋、卫两国之间的市丘,辎重队伍很容易遭受攻击。因此,从表面上看,齐军一出国便进攻平陵,显然是不明智的。这就给庞涓造成了一种“齐军无人”的假象。部队接近平陵的时候,孙膑又命令主力停下,千里迢迢从临淄和高唐调来地方部队担任主攻。结果可想而知,齐军被打得铩羽而归。消息传到邯郸城下,庞涓不禁冷笑一声,认定齐军主将田忌不过是个草包。但是几天之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支齐军战车部队绕过平陵,轻装疾进,直接突入大梁城郊,烧掠了十几个村庄,而且放出风说,齐军主力部队即将到来,准备血洗大梁,一泄当年禀丘战败(公元前405年)之恨。大梁城内人心惶惶。魏惠王沉不住气了,派人给庞涓送去一封密信,令他火速回师救援大梁,稳定局势。庞涓收到密令,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信息作了一番分析,得出一个孙膑极想要他得出的判断:齐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无非是想趁火打劫,从魏国捞到一点好处罢了。那样的话,邯郸之围可以不解,只需他带领少量部队火速返回国内,便可一举击败齐军。他不知道,齐军所有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的昔日同窗孙膑正端坐在中军大帐中悄悄操纵着一切。这件事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连齐军中也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知道。庞涓决心快刀斩乱麻,命令魏军主力继续围攻邯郸,自己则带领两万部队偷偷离开了邯郸城下,日夜兼程赶回魏国。《孙子兵法》第七篇第二条记载:“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简而言之,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急行军必定导致士兵大量掉队。急行一百里,掉队百分之九十;急行五十里,掉队一半;急行三十里,掉队三分之一。因此,急行军乃是兵家大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可轻易使用。但是庞涓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他只想快点赶回国内击溃齐军,好让魏惠王放心。当他带着一万余名疲惫不堪的魏军赶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八万名吃饱喝足、气定神闲的齐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军被击溃,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他被押解到齐国的中军大帐。在那里,他见到了田忌,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庞涓先是惊愕,接着大笑起来。“果然是你,果然是你!”他用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声音说,“从这场战斗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你在背后操纵这一切。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手段将我从邯郸城下骗到这里来?只有你,只有你有这个本事让我上当。我真后悔,当初在大梁为什么没有杀掉你,为什么要留你一条性命?杀掉你我就是天下第一了……不,你其实并不比我强,对吗?如果你比我强,又何必费尽心思将我骗到这里来,又何必躲躲藏藏不敢现身,何不在邯郸城下与我光明正大地决一死战?你还是怕我,怕我在战场上打败你。你害怕人家会说,鬼谷子最得意的弟子是庞涓,孙膑只是个废物,是个懦夫!”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孙膑只是怜悯地看着庞涓,静静地等他把话说完。他不想对庞涓的话进行任何反驳。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头使他明白人间的险恶,也明白人类的各种雕虫小技。庞涓歇斯底里也罢,装腔作势也罢,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他知道,自己只要轻轻一挥手,刀斧手便会将庞涓拖出去,转身拿进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不想那样做,他甚至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庞涓的双脚砍下来,再在庞涓脸上烙上一个硕大的印记。那样的话,他与庞涓又有什么区别?他命人将庞涓押下去,暂且关押起来。田忌忍不住问孙膑:“您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孙膑说:“邯郸局势未明,留着他还有用处。”果然,几天之后消息传来,邯郸陷落了!原来就在桂陵之战的同时,围攻邯郸的魏军发动一次总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城门。赵成侯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突围而出,逃往代地避难。魏军战斗力之强,委实不是吹的。此后,韩国出于害怕齐国势力西扩,也加入了魏国的阵营。公元前352年,魏、韩联军在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可见孙膑也不是百战百胜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公元前351年,楚宣王派大将景舍调停各国争端。齐、魏、赵等国在漳水之滨缔结了和平条约,史称“漳水之盟”。作为交换条件,齐国将庞涓送回了魏国,魏国则将邯郸交还了赵国。楚国从中渔利,获得魏国在睢水流域的大片土地。对此,《吕氏春秋》评价道:(庞涓)围攻邯郸三年,士民疲惫,国家空虚,舆论批评,诸侯耻笑,魏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魏文侯建立的百年霸业,根基已经松动。第六章商鞅之死漳水之盟暂时解决了赵、魏、齐等国之间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是对于魏国来说,战争尚未结束。公元前351年,秦国再度出兵进攻河西,攻克上郡的战略要地固阳(今陕西省延安)。公元前350年,魏军在大将龙贾的带领下发动反攻,双方在定阳(亦在今陕西省延安境内)展开大战。几个回合下来,秦国人发现,虽然魏军在桂陵之战中遭到失败,实力却损失不大,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魏将龙贾也不是等闲之辈,曾经主持修建大梁以西的长城,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将才,在战场上挥洒自如,多次打得秦军丢盔弃甲。双方打了一年之后,秦国主动提出和谈。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举行会盟,缔结了和平条约。魏惠王终于跌跌撞撞地稳住了局势。公元前348年,刚刚即位一年多的赵肃侯来到阴晋与魏惠王相会,赵、魏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后数年,中原基本无战事,魏国抓紧时间休养生息,原本就富庶的三河地区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到了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感觉到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忍不住蠢蠢欲动,准备以朝觐周天子为名,召集鲁、宋、卫、邹等“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重图霸业。就在魏惠王紧锣密鼓地筹备会盟的时候,秦孝公突然派了一位使者来到大梁。这位使者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魏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现任秦国大良造卫鞅。自立为王的逢泽之会卫鞅的来访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魏惠王的部署。按照魏惠王的本意,召集诸侯会盟,一是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是“以西谋秦”,想发动大家都来与秦国为敌,共同挥兵西进,抢占秦国的土地,将秦国打回“老、少、边、穷”的原形,甚至从地图上抹去。卫鞅一来,便对魏惠王说:“寡君听说您要举行诸侯会盟,共同朝觐周天子,特派下臣前来表示祝贺。寡君特别交代下臣问一下,秦国虽然偏小,但也是周朝的诸侯,这种尊崇王室的大好事,为什么不知会他也来参加?”话说得委婉,实际上是在告诉魏惠王,你心里打什么主意,秦孝公全知道。魏惠王也是江湖老手了,马上说:“寡人不只是没邀请秦国,也没有邀请齐、楚、赵、燕、韩等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魏国是个小国,势单力薄,虽然有尊王之心,却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敢对大国发号施令。寡人这样回答,不知道秦伯是否满意?”周朝的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三晋虽然是后起之秀,却都被封为侯爵。而秦国虽然早就立国,却一直是伯爵,是以魏惠王称秦孝公为秦伯。卫鞅说:“您谦虚了。魏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带甲三十六万,北克邯郸,西围定阳,分明是天下第一强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卫鞅这样说,魏惠王不觉微微一笑,面露得意之色。“但是,令下臣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以魏国之强而召集诸侯会盟,为什么只请宋、卫、鲁、邹这样的小国?这些国家诚然便于驱使,却不足以支撑您的王图霸业。”卫鞅说到“王图霸业”四个字,偷偷地看了魏惠王一眼,只见他两眼放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显然已经被打动了。他赶紧趁热打铁,继续说道:“依下臣之见,您不如向北争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则赵国必然死心塌地跟从你;向西争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则韩国也会听从您的指挥。您以伐齐、楚之心来顺应天下之志,则王图霸业已现。您大可以穿上王服,登上王位,以王者之尊率领天下诸侯图谋齐、楚。”“王者之尊?”魏惠王打了一个激灵。谁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指的是周天子。虽然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群雄并起,早就没有人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但是诸侯再大,也只是诸侯,最多到周天子那里讨个方伯(霸主)的称号,用以号令天下,还没有人敢将这个“王”字加在自己身上。当然,楚国是个例外,它一开始就自认是化外之国,还在山旮旯里茹毛饮血的时候就自封为王,中原各国打心眼里是看不起的,也是不承认的。现在卫鞅提出魏惠王也可以称王,魏惠王激动之余,不禁又打了一个问号:这样做,行得通吗?卫鞅看出了魏惠王心里的犹豫,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下臣出访之前,寡君明确表示,您若称王,秦国愿意拥戴。寡君虽然不能亲自赴会,但是一定会派公子代表他参加,以示尊重。”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记得,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际,孙权曾经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信,劝他称帝。曹操大笑,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魏惠王却没有曹操的智慧,他完全被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乐滋滋地接受了卫鞅的建议。他就没想想,秦孝公能对他安什么好心吗?不久之后,由魏国召集的诸侯大会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召开。宋、鲁、卫、邹等国诸侯参加了会盟。秦孝公没有食言,派公子少官前来祝贺。就在这次的会盟上,魏惠王“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牌,从七星之旖”,也就是扩建宫室,制作王服,竖立天子的仪仗,过足了当天子的瘾。同时他也犯下了即位以来第三个大错。第一个大错:不听公叔痤的建议,既不重用卫鞅,又没有杀掉卫鞅,以至于其为秦国所用,成为魏国最大的威胁。第二个大错:误以为孙膑里通齐国,判处其刖刑,结果孙膑果真为齐国所用,在桂陵大败庞涓。这第三个大错,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中了卫鞅的嫁祸之计,妄自尊大,自立为王,成为

                      ,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男男搞基网站男同在线观看,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朝义进入范阳城。面对李抱忠的阻拦,史朝义当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向在城门外向站在城头上的李抱忠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的原因,并用君臣大义责备李抱忠,但李抱忠的一句话,让史朝义顿时从头上凉到脚下。“上天不佑大燕,大唐又要中兴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唐,怎么可以再助纣为虐呢?希望您尽早找到谋求自全的办法,而且田承嗣肯定已经背叛了您,不然的话唐军也不可能追您到这里。赶快走吧!不留了!”言罢,李抱忠转身走下城楼。“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史朝义在城下已经完全不能顾忌自己的身份,竟然一边说着一边失声痛哭起来。“将军难道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将军即使不让我们进城,难道不能招待我们一顿饭吗?”说到最后,史朝义已经没有“皇帝”的威严,完全像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即将走下城楼的李抱忠听到史朝义的喊声后,他发出了一丝怜悯之心,派人把食物装进框里,然后用绳索从城头上送到外边。这一刻,是史朝义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当那些食物从城头上系下来的时候,史朝义一把抢过食物使劲地往嘴里塞,连日来的逃命生活,已经让史朝义顾不上食物的味道,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于他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跟随史朝义一起逃命的范阳人不在少数,他们看到史朝义的这副狼狈相后,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全都利用这个机会四散而逃,而史朝义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在此前一直跟着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希望,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就这样,在很多人接连离开之后,史朝义的身边只剩下几百名胡兵,在饱餐李抱忠“赏赐”的食物后,他和这些胡兵们继续向北逃窜。在路过广阳(今北京密云)的时候,史朝义看到城门紧闭,他没有再请求进城,而是下定决心跑出国门,北入奚和契丹部落。但是在到达一个叫温泉栅(今河北唐山北部)的地方时,史朝义因为过于疲劳,他暂时停下了脚步,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停竟是永久。事实上,在史朝义刚刚逃离范阳地界后,唐军恰好追击史朝义进入范阳地界。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没有想到史朝义会这么快就逃离自己的地盘,为此他深刻追究了李抱忠拦截不利的责任,而且派兵向北急速追击史朝义。在李怀仙看来,如果能拿到史朝义这条大鱼,自己将是再造大唐中兴的功臣。最终,经过五昼夜的追击,终于在温泉栅追上了史朝义。当李怀仙的人马追上史朝义的时候,这个“逃亡皇帝”正在一片树林外休息,在看到一片旌旗招展时,他立即意识到追赶自己的人已经距离自己不远了,慌乱之中史朝义向着丛林中跑去,当他到了密林深处,他忽然发现一件倒霉的事——李怀仙的人马已经将这片树林彻底包围。李怀仙的人马并没有追着史朝义进入树林,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是一片面积不算太大的树林,只要把守住几条出口,史朝义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难逃出。终于,连日的惊恐和疲劳让史朝义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距离他在范阳城下的那顿饱餐,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天,这五天他已经是食不果腹,看着依然跟在身边的那几百名胡兵,史朝义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史朝义用拳头猛力的槌打头部,然后他痛苦地跪在地上。“圣上!不如出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会有条生路。”一名胡兵提醒着说道。“我死不足惜,可是今天竟然让你们陪着我死,唉!”在场的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史朝义从地上站起来,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环顾在场的这几百名胡兵,片刻之后,他解下了腰带,然后径直走到一颗树下,将腰带挂在上面,并打了个死结。“圣上!万万不可啊!”“走开!不要管我,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圣上,就走远点!”史朝义歇斯底里地喊道。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史朝义已经彻底绝望,或许终结生命对于他而言,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解脱。所以,没有人再去阻拦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史朝义嘴里始终重复这句话,直到他将脖子伸进他亲手打的那个死结套中。……广德元年(763年)正月二十六日,史朝义在温泉栅的密林中自缢身亡,这也意味着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史朝义身亡之后,那几百名胡兵走出林外向唐军投降,李怀仙命人割下史朝义的首级送往京城长安。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首级终于摆在了李豫面前,那一刻李豫流下了兴奋的泪水。八年来,山河动荡,流民失所!八年来,很多人献出了生命,更有很多人没有亲眼看到叛乱的平定,而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今天,胜利真的到来时,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很多人载歌载舞、鼓掌相庆。这其中,也包括远在长安城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当这个人听到史朝义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时,他赤着双脚从屋子里兴奋地跑到院子里,然后跪在地上,眼含热泪地双手托天大声高喊“苍天开眼”。然后,他又径直跑回屋内,提起笔来记录下那一刻他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多次提到的,千百年来被人们冠以“诗圣”头衔的杜甫。千古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一千四百余首诗被保留到今天,其精湛的诗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影响深远,备受推崇,其诗被称为“诗史”,他被世人尊为“诗圣”,与另一位盛唐大诗人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唐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中度过的,沐浴在盛世荣光中的杜甫和李白具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当上宰相,然后“致君尧舜”。事实上,杜甫和李白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浪迹天涯、经历坎坷、不受重用等,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生前名声已经响遍大江南北,而杜甫生前则是默默无闻,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杜甫依然不为世人所重视。不可否认,杜甫是个伟大的诗人,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写了很多揭露安史叛军暴行以及同情无辜百姓的诗歌,但杜甫同样具有致命的弱点,而在我看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杜甫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性格褊狭浮躁,没什么气量,凭着恩情放纵不羁(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旷达不拘礼俗,又不自我约束检点,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调子虽高却不切实际(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从上述两条记载来看,杜甫实际上并不像他在很多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华,可以协助皇帝再造淳朴的民风,说得通俗点,杜甫不具备“宰相肚子能撑船”的气量,他的可控世界只是宣纸上的妙笔生花。透过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在很多关键时刻,杜甫的性格是制约他发挥政治才能的最关键因素,以致一生落寞不得志,只有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三十六岁之前,杜甫基本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只在二十四岁那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一次他并没有将考试放在眼里,算是小试牛刀,所以没能考上。虽然他的志向是登科致仕,但在年轻的杜甫看来,以他的才能只要稍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肯定会一举中第,所以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并不急于参加考试,他要走遍名山大川,扩宽视野,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厚度。那时他的足迹踏遍了江南锦绣之地和燕赵雄浑的山川,甚至为未能飘洋过海到日本而遗憾。在漫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杜甫裘马轻肥,呼鹰逐兽,快意非常,进取心十足,并自信满满,坚信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从他的那首《望岳》便可以看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杜甫借着登上泰山最高顶的雅兴,表达了自己敢于攀登人生顶峰的伟大抱负和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由于性格的原因和年轻时漫游生活的经历,使得四十岁之前的杜甫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有一种希望之情,尤其是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漫游的途中结识了李白和高适,三位诗人由于性格相近、情趣相投,一同登高怀远、郊游狩猎、访道寻幽,让杜甫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以至于很多年后当他深陷困境时,时常回想起那段惬意非常的时光,不禁怅然慨叹世间境遇多变。那一年的秋天,杜甫和李白、高适三个人由于各自的目标不同,终于分道扬镳,李白前往任城探亲,高适则南游楚地,而杜甫则前往兖州(今山东兖州)看望父亲。天宝四年(745年),杜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活,转年他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准备参加当年朝廷的科举考试。那一年,杜甫三十八岁。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杜甫参加科举考试,其心态已经和二十四岁那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年龄的原因,杜甫对这次考试很是看重,为此他经过了认真的准备,应该说在考试之前,杜甫对自己的才能还是很有信心的,但考试结束后,朝廷却只发布了一道榜文,上边写着:无一人及第。毫无疑问,这道榜文意味着拥有绝对自信的杜甫再次落选。这件事情让杜甫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当时在京城长安也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因为即使杜甫落选,总应该还有其他人中举,但朝廷这道“无一人及第”的榜文实在让人不明白朝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然而朝廷的这道榜文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它的发布是一个朝廷顶级大佬操控的结果。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林甫。当时独揽相权的李林甫知道李隆基爱惜人才,所以为了取悦李隆基,让李隆基的虚荣心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他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假象,也就是所有人全都不录取,让皇帝陛下知道天下所有的人才全都已经被朝廷录用,天下没有一个人才被埋没。李林甫的这种做法不仅满足了李隆基的虚荣心,更让他得到了更加丰厚的政治利益。但对于杜甫而言,这却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将此次考试看成自己唯一成功的机会,可是最终却惨败而归,这让杜甫顿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之情。更何况前边我们说过,杜甫不是那种气量宏大的人,一次失败不要紧,只要坚定信念,还可以重头再来,而杜甫恰恰缺少这种韧劲儿,经过这次失败后,他犹如斗败的公鸡一样,再也没能缓过神来,而自此之后他再也没能鼓起勇气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这次失败不仅让杜甫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更让他的生活陷入到了拮据之中。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寄居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心”。生活的拮据让杜甫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不经意间杜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悄然发生变化,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五年辛酸生活,也让他的诗风开始转变,由锐意奋进和过分自信,逐渐变成叹息忧虑和无限悲凉。在长安的五年的时间里,杜甫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依然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虽然他知道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在杜甫穷困潦倒之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天宝十年(751年)正月,李隆基带领文武大臣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的大典,并对外发布诏书,希望天下人能够广进赞颂本次祭祀的名篇佳句,确实优秀者可以入仕做官。诏书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杜甫的极大兴趣。在杜甫看来,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写诗是自己的拿手绝活,如果被皇帝看中,可以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麻烦,直接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于是杜甫挥毫泼墨,情真意切地写了三篇《大礼赋》,投进了延恩匦。延恩匦是武则天时代建立的一种制度,天下人不分等级都可以通过撰写赋颂和治国方略,然后投进延恩匦的方式以求仕进,朝廷会定期搜集延恩匦内的文章,让皇帝陛下过目,只要被皇帝看中的,那这个人从此可能就会飞黄腾达。当时杜甫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投延恩匦的,但这次投匦居然得到了李隆基的重视。在看完杜甫的三篇礼赋后,李隆基当即决定召杜甫进宫,让他在集贤院待制,然后让宰相班子成员对杜甫进行命题考试。如果杜甫能够通过这次考试,那他真的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他那掩藏胸中已久的宰相梦想,但遗憾的是这次考试结束后,杜甫就进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最终也没有等来朝廷的相关任命。史书上没有记载杜甫这次考试的详细过程,我们也并不知道究竟考的什么题目,但录取朝廷公务人员的考试,一般情况下都会考些治国方略以及国家某个领域实际问题的应对问题,有些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目,可以肯定的是,杜甫的答卷,朝廷一定是不满意的,联系《新唐书?杜甫传》的“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的记载,可以断定杜甫同志的申论考试不及格。而这次考试不再是李林甫一人的幕后操控,而是宰相班子所有人都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也只能说明杜甫同志实在不具备做公务员的能力,至少其思想和观点与时局不符。杜甫再次入仕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更加颓废,曾经还能够上街卖药自食其力,还有过向富人推荐自己的主动性,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去度过每一天。这样颓废的生活,杜甫一共过了将近四年,虽然生活拮据,虽然内心苦闷,但在长安总还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在友人的极力推荐下,杜甫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官职,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终于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生涯。潼关失守后,李隆基带着诸多皇亲国戚仓皇逃往蜀中,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因为担心叛军攻陷长安后会大肆屠杀,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向外流亡,在这庞大的流亡人群中也包括杜甫,他带着家人出长安后由奉先赶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逃亡到达鄜州(今陕西延安)。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称帝,杜甫得知这个消息,将家人安置好后,准备穿过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但不幸半路被叛军俘获,被押解至长安。由此开始了他在叛军铁蹄下九个月的屈辱生活。这九个月中,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在长安城内的种种暴行,以及百姓们在国破后的种种惨象,这不禁让他生出悲天悯人之心,并用自己的笔进行了忠实的记录,例如《悲陈陶》《哀江头》《悲青坂》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的。不过,千百年来,这一时期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表现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的,当属那首沉郁悲壮、恸慨千古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无限的感慨。也就是在写完这首诗后,杜甫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叛军的魔爪,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再次穿越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终于逃至凤翔李亨的行在。据史料记载,当杜甫到达凤翔时,说他是丐帮的

                      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同上书,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同上。?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同上。?《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论语·述而》。?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同上书第八卷,第18页。?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俘虏的财物和牲畜后,干脆用泥土和石块堵死了大约251个山洞,把那些人全部闷死了。随后,豪格的部队转而进攻南明,但豪格很快就被调往陕西,去统治那个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巴泰,在1645年夏季继续控制了那个重要地区。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地方史讲授提纲》,第36页。关于1646和1647年以后在靠近满家洞地区的莘县的起义,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4—55页。?同上书,第68页。?见前引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9—7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1615年,准塔的父亲扈尔汉也是满族的一个部落大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2页。?同上书第十五卷,第167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0页。归德的明军总兵凌駉拒绝投降,但是多铎毕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座城市。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50页(第一五一卷,第24页)。我不知道李成栋投降的确切时间,在5月4日他还在与清军作战。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根据顾炎武的记载,刘良佐在1645年6月8日投降,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9页。?李成栋的部队很快就充当了清军进攻扬州的先锋,并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嘉定大屠杀,镇压了那里的勤王武装。据说刘良佐有10万或者更多的部队,在1645年占领整个江南过程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正是他们在以后摧毁了江阴城。刘良佐后为汉镶黄旗成员,由于他的贡献而加入贵族行列;后来他与谭泰一道为满人去征服中国南部,并因而荣任御林军官。这些高官显职以及他在1661年担任江南巡抚证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他的巨大信任,以及对他在征服战争中的汗马功劳的赞赏。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4—5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8页。在得知童氏在世的消息后,刘良佐派妻子去接她。这位妇人告诉刘太太,她今年36岁;她19年前做了宫女,生了一个叫金哥的男孩,现住在一个叫宁家庄的地方。刘夫人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并劝她丈夫相信童氏不是一个骗子。从这以后,童氏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在她所经过的城市中,官员们皆以皇室礼遇之。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在他继承父王王位之前,他曾娶了一个姓黄的女子,她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其次妃李氏,据说死在洛阳。童氏说,她妈妈曾卖过一些女人用的小物件给前福王即弘光皇帝父亲的宫女。她妈妈曾带她进宫,因而与福王年轻的嗣子发生了关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她自己没有抚养过这个儿子,但是她希望维护继黄妃和李妃之后做他合法妻子的权利。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7—168页;刘约瑟:《史可法》,第106页。?弘光称她为“妖妇”。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同上;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妃子。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11页。不过有些材料说,她最后又说她的丈夫是周王世子。她误以为就要登基的是周世子。斯特鲁弗:《南明》,第24—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1、710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又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4—225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一些传闻说,她是绝食而死的。她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2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4页。?见《明史》,第3069页。一些人因为被怀疑与童氏有关,在史可法军营中被抓了起来;但是对她的严刑审讯并没有导致太多的冤狱。?来自贵州的越其杰在因为贪污而被流放之前,曾是同知。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97页;又见《明史》,第3069页。?孔希贵、高第、王之纲都是那时投降多铎的河南地方军官的最著名事例。孔希贵曾被派往归德与金高的起义军作战。高第作了清的将军,曾受命镇压河南大顺军余部。曾在史可法手下效力的王之纲,当清军南进时正守卫着开封。他慑于敌威逃至江宁,又投降了多铎,负责平定徐州。参见《贰臣传》第六卷,第10—11、12—13页;第十卷,第25—26页。这个时期投降的河南官僚名单,见《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70页。至于陈潜夫,当南京陷落时逃走了,并跑到了绍兴投奔了鲁王,任太仆寺少卿和监军。他招募了300名战士,进入清军后方。1646年他和他的小部队被包围消灭了。他自杀而亡,时年37岁。《明史》,第311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应为85页——译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15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根据一种传闻,为了其安全,吴三桂曾把太子安排在高梦箕的父亲高起潜家。高起潜知道,南明朝廷会加害太子,准备谋杀他。他的儿子高梦箕为此很害怕,把皇子带到苏杭地区。但是,太子还是被一些人认了出来,高梦箕因而觉得最好还是把太子在世的情况上奏,以保全自己生命。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另一种说法是,高梦箕的仆人木虎在阴历腊月(1644年12月29日至1645年1月27日)从北向南的路上认出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到了高梦箕家。高梦箕曾把他悄悄送到杭州的侄子那里,但他的侄子管不住太子的傲慢、胡闹与皇族派头,高梦箕很吃惊,于是把他带到长江岸边的金华的一个隐身处。但那里的外人又很快就知道了太子的住处,因而众人喧哗不断。高梦箕除了上报年轻太子的下落外已别无选择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当他听到这个自称皇太子的人的消息时,弘光深为感动。他谈到前皇帝为社稷而死时,哽咽不止。后来他说,如果这个太子能对所有南明官僚证明他是真的,那么就迎其入宫,并把他当作弘光自己的太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刘约瑟:《史可法传》,第123页。这个故事是由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后来告诉他的看守者、禁卫军官杨时甫的。不过根据其他传闻,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告诉他的审讯者,他曾被李自成在离京后带到潼关。兵乱之中,李自成在转移途中让明太子从他手里溜掉了;随后太子被发现并被带到了吴三桂的兵营。吴三桂收留了他一段时间,但很快他担心收容明皇太子一事如被多铎发现便会引起误解。于是太子被送到一个佛寺去了,想必他又是从那里南去杭州。陆圻:《纤言》,第34—35页。徐鼒的《小腆纪传》认为,吴三桂曾要求多铎是否把太子送回北京,多铎不同意,而是命令吴三桂向西追击李自成。因此吴三桂把慈烺交给一个太监照顾,但是太子却设法跑了出去,躲入一个寺庙。见刘约瑟:《史可法》,第131页。?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4页。?同上书,第155页。是阮大铖建议马士英这样做的。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5页;顾芩:《金陵野钞》,第44—46页。太子的师傅刘正宗和李景濂问他曾在宫中何处读书,结果他误把端敬殿当成了文华殿。又问他是先阅读还是先听讲,他误答为先阅读。接下来又问他阅读后抄写哪篇文章,他说是《孝经》,而没有答《诗经》。又让他试着写些东西,他只写了10个大字,但没有写其他小楷。最后,他记不起来阅读和讲授后他们有多少次在一起搞清疑难,也记不起来上过多少门功课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3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0—11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4—129页。?这个布告见《东华录》,但是日期几乎早了两个月:顺治元年12月15日(1645年1月12日)。引自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3页。?孟森认为,这可能是满族方面的一点差错,那个证据实际上来自崇祯的另一个妃子任氏。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5页。?据张岱说,太子曾被李自成俘虏,北京失陷时他跑掉了。后来他又被大顺军抓住,但是他的真正身份没有被认出来。他被迫为他们的战马打草,做了两个月的阶下囚,后来趁卫兵警惕放松,逃到了周奎家。张岱:《石匮藏书》,第45—46页。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他身着紫衣跟随马后。当左懋第初次北使时,他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6页。?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辗转来到南京的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太子,这一说法的支持者们在这个特殊事件面前遇到了难题。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满人在故意制造假象。刘约瑟认为,清朝的最大担心是老百姓仍然相信大明光复的可能。他们知道太子已经逃往了南方,除了那些真的相信这种光复可能的人,还有更多人抱有这种希望。因此,满人故意制造了一起假案,提到了公主的眼泪,但接下来又说这个人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这样就可使自己从老百姓对他们杀戮储君的谴责中解脱出来,而同时又足以使人相信,那个冒充者其实就是太子,而他现在已经死在了北京。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在一封与他侄子的来往信件中,高梦箕提到已把太子送到了福建。于是弘光皇帝怀疑存在着一个想在更南的地方建立另一个皇权的阴谋;并且因为高梦箕是史可法的一个代理人(为他的军工厂采买硝石),史可法似乎也与之有关。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9页。?同样,据左懋第的情报,一个皇室成员告诉他,太子有一些胎记,而且小腿上有一个黑痣。但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这些足以表明身份的标记。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21页。?他声称的叔父高阳王昺,是在1567—1572年期间在位的穆宗的女婿。?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435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2—133页。?魏斐德:《清人征服江南时期中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12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页。正史的编辑者并不承认他的可信性,见《明史》,第4112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5页。关于南方太子为什么是假冒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5页。我接受孟森的权威观点,他认为北方的冒充者是真正的明太子,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0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3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7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0页,引自克劳福德:《阮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男男搞基网站男同在线观看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不会吧!”“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我能来过周末吗?”“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现在不行。”“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我害怕呢。”“啊,这话至少坦白。”“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你不会理解的,简娜。”“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又有一次:“你在做什么,简娜?”“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这速度够可以的嘛。”“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发生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我和薇拉·罗杰斯。”“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不,我不是。”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是的。”“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

                      岁的遭遇)仍一再发生。仿佛卡伦的部分内在永远卡在痛苦的定格画面中——听来颇似地狱情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卡伦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治疗?她怎么知道她将会找到值得信任,又能帮助她的人?她何以相信世界上真有信赖关系存在?通常,一般人必须经历或拥有类似经验(互信、相互扶持的关系),才可能相信这种关系真正存在。卡伦不曾从双亲身上得到这种经验。我知道卡伦害怕失去我,怕我死掉,怕我对她失去兴趣,怕她痊愈后我便不再见她,或者怕她的故事太令人反感,以致我决定放弃她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在卡伦眼里,我们的关系相当脆弱,但她竟然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层关系,委实令我赞叹又惊讶。卡伦的某张便笺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所为何来。还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与祖母促膝长谈,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我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包括其他部分的我。祖母可以和安、朱莉、西德尼、克莱尔与霍尔顿聊天,这些记忆我一点一滴回想起来了。虽然祖母无法告诉别人我正遭受虐待,但她了解其他部分的我也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她了解我必须变成别人,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晚上跟她睡,她会在我梦游或遗失时间后,温柔地引领我回床上休息。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和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遗失时间,我也慢慢学会放松,学会自在。她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找到一个能像她一样了解我的人。现在我明白,这个人是你,但这也令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治疗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忍受失去你。卡伦与祖母的相处经验是否真的特别到令她准备好找到我?这点尚无法说服我,但我真的认为,卡伦与祖母的关系确实为她提供“信任”所需的重要基础。由于卡伦与我的信任关系日趋稳固,我开始鼓励几位独立人格观察其他“伙伴”出来时的表现。我给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去看看卡伦父亲的墓,借此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死了。许多分身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尤其鼓励卡伦(固定来看门诊的那个)观察凯瑟琳的活动。1995年3月,卡伦首次尝试这么做。“你看见什么?”我问。“我知道我们在药店,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卡伦说,“我飘浮在半空中,感觉就像电梯往下降的那一瞬间;头有点晕,有点茫然,好像我的脑袋、我的神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你们做了什么?”“没做多少事。采购食物,清理商品,感觉非常有效率。我们有张店内物品清单,东西放在哪儿一切清清楚楚。”“好像很有趣。希望你能常常跟她共享时间。”进入催眠状态后,我有机会听听凯瑟琳对同一段经历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凯瑟琳?”“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让卡伦观察我。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觉。以前我不曾跟她这样搭配过。”“你跟别人搭配过?”“嗯,霍尔顿跟我几乎随时一起出现。我们有点像彼此的镜像,像伙伴并肩工作。我们做另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还有其他人能跟你共享时间吗?”这个系统共享时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各独立人格之间的界线有多绝对?我十分感兴趣。“我偶尔会稍微放松一下,让其他人加入。”“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嗯,如果孩子们需要安慰,想看场电影什么的,我会让他们一起看。”“只要你想出来就能出来吗?”“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跟卡伦母亲在一起时,我不会出面。桑迪负责应付她母亲,但桑迪不愿跟别人共享时间。”“如果你能多跟卡伦共享时间,也许会有帮助。我想卡伦会受益良多。”“好吧,我尽量试试。”我认为,若能让卡伦与凯瑟琳共享时间,她们俩之间的阻隔说不定会越来越薄弱,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将此方法套用在其他人格身上。有几本专著和文章描述过这个方法。下次治疗时,卡伦紧抱着一只鼓起的牛皮纸袋(里头塞得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纸袋仍不离手,两眼盯着地面,然后以一种熟悉却夹杂强烈反感的姿态将纸袋放在腿上。我朝她点点头,暗示我对纸袋的兴趣。于是她把纸袋递给我,解脱似的坐回原位,仿佛她很高兴终于摆脱它了。“我可以看吗?”我问她。卡伦点头,努力压抑情绪。我往袋里仔细看,将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首先是一只小柏木盒,表面是一幅印第安家庭的图画:男人坐着,嘴里叼着烟斗,身旁站着女人和小孩。小孩赤身露体,状似阴部的部分有铅笔反复涂划的痕迹,男人身上和四周则有不少小圆圈状的记号及凹痕。这些凹痕中央都有个小小的十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用十字螺丝起子戳刺造成的。图画旁印有“诺特的草莓乐园”的字样。我拿起盒子,看看卡伦。“这是什么?”我问。“痛苦收纳盒。祖母给我的。她说,你可以把痛苦放进去,再把盒子关起来。她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多代家族虐待,我想。“这个呢?”我给她看一只女体外型、手工粗糙的金色胡桃钳,胡桃钳的双臂——也就是女体的双腿——在髋部固定交叉,可将胡桃置于大腿间夹碎。“这是用来夹我的。”卡伦看起来很不舒服,尽可能在我检阅纸袋内物品时避开我的视线。我又掏出几样东西,全是工具,包括两个木柄螺丝起子,一把廉价小榔头,还有一对沉甸甸的电工专用的钳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伤害我的工具。”她停下来,望向窗外,表情痛苦。“我不太舒服。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吗?”卡伦迅速起身,离开座位,冲进几步外走廊上的洗手间。她在里头待了约两分钟,没传出任何动静,所以我想她应该只是尝试整理自己的情绪。“很抱歉,”她说,“这些东西令我想起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也很抱歉。其他的暂时先放一边,不要看好了。”“不,没关系,继续没关系。”我再次往袋中窥看,掏出一张旧电话卡、橡皮绳、一本书(书名是《天生赢家》)、安·兰德斯的专栏剪报、一只合掌祈祷的小型黄铜雕像,还有几张家族快照。我撇开橡皮绳(无须再作说明),开始阅读安·兰德斯的专栏。“我偶尔会那样想,”她说。专栏描述一名车祸死亡的青少年旁观自己葬礼的虚构故事。“你曾想象大家对你的死亡有什么反应吗?”“一天到晚都在想。”“你能解释这几张照片吗?”我一张一张拿给她看。“第一张是我的家人——我,乔希,詹姆斯,还有莎拉。那张是我和乔希,大概是刚结婚的时候……这张是我祖母和祖父。”这些照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尝试在她祖父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他看上去大胆而轻蔑,卡伦的祖母则有些茫然、面无表情。“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特殊想法,好吗?”卡伦靠向椅背,闭上眼睛,等我下达指示。待她进入催眠状态,我即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还有别的东西。”“迈尔斯?”迈尔斯点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别的东西?”“胶带、注射针,还有锯子。他们说要割掉我的头,卡伦的爸爸就拿锯子在我两只耳朵之间比划,然后他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笑、很好玩。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样,否则他们真的会割断我的脖子!”我才安抚完迈尔斯的情绪没多久,克莱尔马上现身。“你可以叫噩梦走开吗?”“可以,”我认得克莱尔的声音,“希望我可以。卡伦带了些东西来给我,让我销毁,这样它们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你在噩梦里看见什么?”“我不想说。”“有时候,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它们就不会回到你的梦中,把你吓个半死。”克莱尔局促不安,接着放声大哭。“那双祈祷的手……”“那只铜雕?”“他们用它打我,一次又一次,来回打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你仍感觉得到这些痛苦,”我说,“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些男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工具再也伤不了你,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不再有痛苦了。你可以跟卡伦分享这些记忆,这样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了。你会让卡伦知道吗?”“好,我会试试看。”但克莱尔仍继续抱住自己,摩擦她曾遭蹂躏的部位。※※※※1995年4月初,詹森捎来新消息。“我买了一只太阳鸟,”詹森说。“怎么回事?”“加里——他是宠物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出来。不管什么动物他都让我看。是加里建议我养太阳鸟的。”“你喜欢小鸟?”“喜欢!卡伦的祖母一直都养鸟。”“是什么理由让你现在想养宠物?”“没有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没有。嗯,迈尔斯偶尔会跟我说话啦,凯瑟琳和霍尔顿当然也会跟我说。大多时候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现在我有我的小鸟了。”“也许这只鸟可以帮助我们哦!”“怎么帮?”“你说大家都喜欢鸟,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照顾它?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大家说话了。”来找我之前,詹森画了张图画给我。他画的是那只太阳鸟。詹森为它取名“连连”,因为将卡伦内在的每个人全部连结在一起。卡伦的内在人格通过无数次催眠,以及1995年中的许多信件,反复描述每个人的经历,进而拼凑、还原那些年发生在殡仪馆以及工厂的虐待事件。每个人竭尽所能补充细节——人名、使用的工具、打过的电话,以及虐待卡伦的各种方法。事件的基本架构并未改变,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事件本身越来越有血有肉,越来越栩栩如生,犹如每一双手为过去的苦难一笔一笔上色,黑白画面逐渐有了色彩。第二部分身第13章家谱卡伦蹒跚着走进我的门诊办公室,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左上臂袖口处露出一块淤青,左胫骨外侧也有淤青。她瘫倒在椅子上,涕泗纵横。我静坐等待。有好几次,卡伦张口想说,却跌回去止不住地啜泣。如此反复几分钟后,她终于勉强整理好情绪,开口说话。“乔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她再次崩溃哭泣。“你报警了吗?”“我不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我的时间又不见了。可是我回神的时候,乔希正拿木板打我的腿。他喝醉了。他大声吼我,叫我放下电话,帮他拿烟和啤酒。那时我正在跟我妈通电话,但我妈也对我大吼大叫。接下来我不记得了。我想我们可能大吵一架……我又遗失了时间。今天早上,他表现得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急切要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很难,可是万一乔希再伤害你,你一定要报警,即便你逃出家门,也要用手机报警。他摆明了自认可以伤害你,反正你都会忘记。他多少利用你会遗失时间这一点来伤害你。不过,你转换身份的状况会越来越少,你必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你不能老是躲在自己的脑袋里,逃避问题。”卡伦又哭了起来。“可是这样比较容易。我失去了来这里的时间,失去一整天的时间。”“假如你用遗失时间的方式应付,类似的殴打事件还会一再发生。你可以躲避它,但你永远不可能阻止它再度发生。”“难道这样还不够好吗?”“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暗示她的小腿。她低头望着腿上的淤青,仔细斟酌。“不够好,”她终于承认,再次啜泣。我任她与自我对抗。“我已经五天没睡了,”她说,“我一直处在转换身份、持续活动的状态中。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会躲上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当你躲起来的时候,你都去哪儿?”“躲进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嗯,在屋里。”“在屋里?”“对,在屋里。”“噢。”其实我不太明白卡伦说的话,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个礼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本学生作文簿,撰写日始于1995年3月31日,终于1995年5月4日。第一页是凯瑟琳的信。1995年3月31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想把脑中的记忆记录下来(成果就是这本簿子)。大伙儿一致认为,最合适写的人是朱莉安,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记得的故事告诉她,让她作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尽力提供相关背景资料。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能帮上忙,但我们想帮助你来帮助我们。诚挚的凯瑟琳作文簿首篇是一张图,说明卡伦内在人格的分离与演变。图中的箭头代表沟通方向。我不确定哪一个是“坏脾气”。这位“坏脾气”不曾表明身份,而且每次卡伦自残后,出面承担责任的都是曾与我对谈过的人格。说明图后连着又是几封信:一封描述购买“连连”的过程,两封迈尔斯的抱怨(表示他仍无法停止回忆,频频做噩梦),克莱尔充满哀伤的信,霍尔顿要求延长诊疗时间的便笺,另外还有几幅凭印象描述卡伦早年经历的短文或小图。一篇名为“我们的一天”的短文摘要如下:今天,凯瑟琳7:15起床。她叫醒詹姆斯和莎拉,叫他们准备上学,然后替他们做早餐,做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忙完孩子,凯瑟琳去休息,换桑迪出门跟朋友佩格吃早餐,时间是上午8:30。10:30左右,桑迪累了,换卡伦2接着采购东西。卡伦2拿不动,她退出换霍尔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凯瑟琳现身将物品归位,整理完再度休息,这时终于换卡伦出来(约下午2点)。但卡伦睡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她必须带莎拉去上溜冰课(下午5:20至6:06)。接莎拉回家后,安出来继续进行教会的工作。安之后换霍尔顿接手,他和卡伦载莎拉去上另一堂溜冰课(7:15至8:00)。课程结束后,克莱尔想喝巧克力奶昔,于是霍尔顿开车带大家去“珍妮冰淇淋店”买奶昔,顺便买了一份圣代给莎拉。后来换卡伦出面载我们回家,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卡伦说,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因为他们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人生气。他们总是以“卡伦”称呼本我,我猜这里指的应该是卡伦3。底下是另一段性质相近的小短文:好个精彩的一天!卡伦昨晚做噩梦,所以我们决定让她睡一整天。迈尔斯陪詹姆斯去篮球赛,凯瑟琳负责画复活节彩蛋,桑迪为孩子们编篮子,安拿篮子去教堂接受祝福。朱莉安打扫房子,霍尔顿玩了一会儿无线电。卡伦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日复一日;平时如此,遭逢危机时也是如此。这种处理策略实在太精巧、太了不起了,然而却毫无成长空间。即便如此,这个系统的高度稳定性仍令我吃惊。作文簿最后还有一张图:卡伦的内在世界架构图。长久以来,卡伦便是用这种方式将各个独立人格区隔开来。她造了一幢心灵之屋(以童年的老家为基本架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独立一间,有些人共享一间(但也有各自专属的位置)。有趣的是,她也把“安全小窝”放进心灵之屋里了。傍晚时分,大伙儿都会来到“会议室”,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但卡伦不曾出席会议。会议由霍尔顿主持,讨论前一天和隔天的行程。讨论结束后,凯瑟琳和霍尔顿达成最后决议,决定大家应该做的事。假如有人起争执,隔天也许不会按照计划行事。霍尔顿在作文簿里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延长治疗时间,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我分享他关心的事。于是下一次,我留了一个半小时给他们。卡伦坐在诊疗椅上,盯着作文簿里呈现许多房间的简图。她不曾见过这张图,凝神注视了好一会儿。“你在想什么?”我问。“这些名字、房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我曾在梦里见过一样。可是我却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我更了解你而写的,但我认为你也会慢慢了解的。”“没关系。我想应该没问题。”“霍尔顿说他想花点时间跟我聊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催眠好吗?”“好。”卡伦靠向椅背,我开始例行的放松和引导程序。当卡伦深深进入催眠状态,我领她来到她的安全小窝,然后再到会议室。显然,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卡伦与我对谈。我从来都不知道卡伦的哪个分身是最适合谈话的对象,所以我一向任由他们自行决定。卡伦动了动身子,改变姿势——根据经验,我已能辨认这位是迈尔斯,然而,这回卡伦并未闭上眼睛,她眯眼看着灯光,环顾四周。“好亮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加以笼络的。阿加皮托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将会立刻接见他。于是他们爬了一段楼梯,马基雅维里被带到了一间装饰华美的套间。套间四周镶嵌着浮雕,并且有着一座硕大的石砌壁炉。壁炉上方的雕塑是卡特琳娜·斯福查的手臂,这个无所畏惧,但不幸的女人如今做了公爵的俘虏,正被关押在罗马。壁炉炉膛里的木头正在熊熊燃烧,公爵背对着壁炉站着。房间里唯一的旁人是胡安·博尔贾,蒙里埃尔的主教,教皇亚历山大那个魁梧而狡猾的侄子。他坐在一张高背的木雕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脚尖正对着壁炉中的火光。马基雅维里朝公爵和主教弯腰行礼。公爵优雅地走向马基雅维里,握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椅子上。“书记官大人,你一路旅途劳顿,想必是又冷又乏,”他问道,“你吃过饭了吗?”“是的,阁下。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我以这样一副旅行者的装束来晋见您,实在是失礼了。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是我不想耽搁向您转达共和国方面的意见。”他于是呈上了国书。公爵略微地看了一眼之后就交给了他的首席秘书。切萨雷·博尔贾长得英俊不凡。他身高超出一般人,肩膀宽阔,胸脯结实,腰身细瘦。他一袭黑衣,更衬出他鲜艳的容貌。他右手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除此之外唯一的装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赐给他的圣·米歇尔项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经过仔细的梳理,披在肩膀上。他留着一排髭须,络腮胡子则是精心修剪为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直而精巧,浓眉之下有着一双俊秀而无畏的眼睛。他的嘴巴长得十分有形,显得十分性感。皮肤光洁,熠熠生辉。他步态庄重,但又十分优雅。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种帝王般的气息。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罗马城里普通的女人和一个肥胖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的,用无耻的贿赂手段爬上教皇宝座的西班牙神甫相结合的产物,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出众的王子才能够具备的仪表举止。“我请求贵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来见我,是因为我想了解我与贵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他斟酌着用词。马基雅维里于是开始阐述他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套说辞。公爵虽然倾听着,马基雅维里还是明白地看出,公爵将他根据执政团的旨意而释放出的善意和保证看作是一堆没有用的空话。马基雅维里讲完之后,公爵没有作声,出现了一小会的冷场。公爵往后靠在椅背上,左手抚摸着胸前的绶带。他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冷漠的口吻。“我的领地和你们的领地之间有着一条很长的边界。我有责任尽我所能保护我的领地。我十分清楚,你们的城邦对我不怀好意。你们曾经试图挑拨我与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你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一个刽子手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你们必须决定,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与我为敌。”他的声音有如音乐,轻快而不低沉。声音中有一种特质,不是尖酸,而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言辞之间透出的傲慢不逊让人很难容忍。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卑贱的仆人。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十分了解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子。“我能够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除了您的友谊之外,别无他求。”马基雅维里不温不火地回答着,“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您允许维泰洛佐侵犯我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也怀疑您的友谊是否确实真诚。”“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维泰洛佐纯粹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从您那里领取军饷,也服从您的指挥。”“那次征战开始时,我毫不知情。进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我的支援。我不会假装我为这一事变感到遗憾。相反,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佛罗伦萨人对我失信,他们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是恰当的。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时,我下命令给我的将领们,叫他们撤军。为了这件事,我把他们给得罪了,他们现在正阴谋推翻我。”马基雅维里想,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醒公爵,他之所以下令撤退部队,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下达了一个不容耽搁,不许违抗的命令。“你们咎由自取。维泰洛佐入侵你们的领地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基雅维里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如果你们没有愚蠢到拷打和处决保罗·维泰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兄弟维泰洛佐向你们寻求报复,你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并且,由于我阻止了他一路蛮干下去,他现在跟我作对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爵所说的意味着什么。佛罗伦萨对比萨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围困。但是后来局势逆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执政团将失败归因于其将领的无能。于是他们召集了两支当时服务于法国国王路易的雇佣军,两支部队分别由维泰利两兄弟,保罗和维泰洛佐率领。执政团任命保罗为总指挥。雇佣军发动了一场战斗,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正当部队要蜂拥入城之际,保罗·维泰利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说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把握比萨城会有条件地投降。虽然他这么为自己辩护,执政团确信保罗是在对他们耍手段,于是派了两个官员,表面上是去送钱给两兄弟,但实际上是要去逮捕他们。保罗·维泰利当时驻扎在卡锡纳城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位专员要求保罗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以便商讨战况。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逮捕了他。然后,他被带到佛罗伦萨,被砍了脑袋。砍头之前,保罗被用了酷刑,但是他坚拒任何罪名。“保罗·维泰利是个叛徒,”马基雅维里说道,“他通过一场公正的审判,被认定有罪。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他是否清白或有罪并不重要。将他处决则是一件莽撞的事。”“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声誉,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有力的处置。我们有必要昭示天下,佛罗伦萨还是有勇气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让他的兄弟活着?”马基雅维里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这确实是一个痛脚。“我们派了人去请维泰洛佐,准备把他带到卡锡纳。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当时卧病在床。他要求我们的人给他一些时间穿衣服,然后就设法溜了。这件事搞砸了。许多事情你得让你手下的人去完成,这些人有时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换了是你,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公爵发出一串轻快和愉悦的笑声。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芒。“当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实施时,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变得不可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错误。当维泰洛佐从你们的手指缝隙间溜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将保罗带到佛罗伦萨,将他安置在维齐奥宫中最好的套间里,而不是将他投入大牢。然后你们就应该审问他,无论有什么证据,都宣布他无罪。然后,你们应该恢复他的部队指挥权,增加他的薪水,然后授予他共和国所能授予的最高的荣誉勋章。你们应该让他相信,你们对他仍然有着完全的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将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会小心行事,以证明你们对他的信任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雇佣军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你们完全可以给维泰洛佐一笔丰厚的赏赐或待遇,让他无法拒绝。他于是会重新和他的兄弟联合,当你们成功地稳住了这兄弟俩的时候,用一点小计谋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将他们迅速地,不加审判地结果掉。”马基雅维里脸红了。“这样的欺诈行为会对我们佛罗伦萨美好的声誉造成永久的损害。”马基雅维里大声抗辩。“对付叛徒必须要用相应的欺骗手段。治理国家依靠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美德加以身体力行,而是需要依靠胆大心细和果断无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官进了房间,在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耳边说了几句话。瓦伦丁诺公爵对这个打扰有些不满。他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阁下正忙着,”阿加皮托说道,“他们得等一会儿。”“什么事情?”公爵劈头问道。“两个加斯孔战士抢掠老百姓的财物,被逮了个正着。他们连同赃物一起被带到了这里,卫兵们正看管着他们。”“让法国国王的臣民等待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公爵说着,带着浅浅的笑容。“把他们带进来。”军官走了出去。公爵转过头来对马基雅维里亲切地说:“我必须处理一件小小的公务,还请你多多包涵。”“我的时间完全由阁下支配。”“我相信你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书记官大人。”马基雅维里从公爵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我很幸运地在斯卡佩里亚地方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饭。”“我一直期望人们可以在我统治的地区安全地旅行,就像安东尼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你在这里会有机会亲眼见到,我已经除掉了那些给意大利带来灾难的,各式各样的土皇帝,并且通过明智的管理,情况大有改善,老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人们喧嚷的声音。接着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头一个是那个先前已经进来过的人,在他身后是两个男人,穿戴考究,马基雅维里猜想他们是本城的显贵人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老,另外一个则是中年。她们身旁站着一个外貌体面的老年人。不一会一个士兵进来,手里拿着一对银制烛台,另一个士兵则手里拿着一只镀银的高脚玻璃杯和两只银制的餐盘。这两名士兵穿着公爵所领导的部队的红黄两色的军装。接着,半推半拉地进来了另外两个人,双手被捆绑在身后面。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怪异服装,站在公爵的一群士兵当中,活像一对恶棍。一个是皱着眉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额头上有条青黑色的伤疤。另外一个则是面容光滑的男孩,脸色病黄,带着惊恐游移的目光。“走近些。”公爵说道。两个人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什么罪名?”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两个妇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她们的房屋,盗走了一些银器。“你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你的财产?”两个显贵男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道:“布里吉达太太是我的表亲,我很熟悉这些器皿。这些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证实了前面那个人的证词。公爵转身对那个陪着两个妇人来的老年人说:“你是谁?”“乔克莫·法布罗尼奥,阁下。我是一个银匠。这两个被抓起来的人将这些银器卖给了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福力那个城市抢来的。”“你肯定是这两个人?”“肯定,阁下。”一个军官说:“我们把乔克莫带到了加斯孔兵营,他没费多少劲就把这两个士兵指认了出来。”公爵锐利的两眼盯着银匠。“是不是这样?”“当我听说布里吉达女士的房子遭到了盗窃,她的烛台和银盘被偷了,我就起了疑心。”银匠回答道,脸色灰白,声音颤抖。“我立刻找到了伯纳尔多先生,告诉他两个加斯孔战士卖了些银器给我。”“你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责任感?”银匠一时语塞,他吓得瑟瑟发抖。“伯纳尔多大人是位执法官员,我曾经为他做过不少事情。如果这些物品是偷来的,我不想拥有它们。”“他说的是实情,阁下。”执法官伯纳尔多说道。“我去检查那些银器,一下子就把它们给认出来了。”“它们是我的,阁下。”两个女人中那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急切地叫嚷着。“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它们是我的。”“安静些。”公爵转过去注视着两个加斯孔士兵,“你们承认你们偷了这些东西吗?”“没,没有。”男孩尖叫着。“这完全是搞错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做这件事。银匠完全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把他带走。拷打他几个回合,他就招了。”男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别,别那么做。我受不了的!”“把他带走。”“我招供!”男孩喘着粗气说道。男爵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把头转向另外那个士兵。“你呢?”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士兵将头扭在一边,显出不屈的态度。“我没有偷它们。我只是拿了它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攻占了这个城市。”“说谎。你们没有攻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根据当时意大利的战争规则,如果一座城市被攻陷,士兵们可以随意抢掠,并且可以拥有他们抢到手的财物。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话,投降城市的市民要付出一笔费用,来补偿使用这些雇佣军夺取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些相关费用。一旦市民们付了钱,他们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了。这条规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使得市民们愿意投降。为了对领主的忠诚而战死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公爵宣布了他的判决。“我的命令是部队露天宿营,不许占用民宅。而且若有侵犯民众的行为,将判死刑。”他转脸对那个军官说,“在黎明时分将他们吊死在广场上。让部队了解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且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让两个士兵看守尸体直到中午,让市里面的传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一下民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领主的公正处置。”“他在讲什么?”那个年轻士兵惊恐万状地问道。因为公爵对那两个加斯孔士兵说的是法语,对那个军官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个年长一些的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听到了这个年轻士兵的问题,于是用法语重述了一下他的判决。“你们将在黎明时分被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男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下子跪了下来。“请发发慈悲,”他尖叫着。“我太年轻了,不能去死啊。我不想去死,我害怕。”“把他带走。”公爵说道。男孩被拽着站了起来,他不连贯地嘶叫着,泪水从眼睛中流出。但是另外那个,面庞由于愤怒而扭曲着,聚集起嘴里所有的唾液,用力唾在了那个男孩的脸上。两个人被推搡着出了房间。公爵扭头朝着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说:“确保给他们提供一些宗教上的安慰。如果这两个人在去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没能够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的话,我的良心会很不安的。”一丝微笑浮上他的嘴唇。首席秘书出了房间。正在兴头上的公爵,开始对着他的表弟红衣主教说话。当然,这些话也是讲给马基雅维里听的。“这两个人既是恶棍,也是蠢货。把那些在城里偷来的东西在同一个城里卖掉是一件无法宽恕的愚蠢行为。他们应该把东西藏起来,等到了一个大城市,像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然后再卖掉。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了。”此时他注意到银匠还在门边上停留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可以还给我那笔钱,阁下?我可是一个穷人啊。”“你为了那些个物品付了相应的价钱吗?”瓦伦丁诺公爵温和地问道。“我付了这些物品能值的价钱。那两个流氓要的价钱是可笑的。我必须得挣个利润才行。”“让这件事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首先确认东西来路正当,然后再把它们买下来。”“阁下,我实在是无法承担损失这么多钱啊!”“滚。”公爵粗暴地吼了一声。声音是如此地野蛮,吓得那个银匠应了一声,就迅速地退出了房间,像个受惊的兔子。瓦伦丁诺公爵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放声大笑。接着他有礼貌地转向马基雅维里。“我必须请求您多多包涵刚才的打扰。我认为有必要给予老百姓一个迅速而公正的判决。我也想让生活在我所统治的地区里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有了冤屈,可以随时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执法无私的人。”红衣主教说:“对于一个刚刚征服了一些地区,而想保有对那些地区统治的君主来说,这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你不去触动人们私下里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公爵随意地评论着。“只要你不去糟蹋他们的女人,侵犯他们的财物,他们就会很好地安于他们的命运。”马基雅维里平静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甚至带着几

                      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本来他最近的作品在根本上就脱离了自我本性和现实,是苦心推敲而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得有一个契机,才能一举突破极限,破壳而出,回归自己的本原,而干劲就是最佳契机,可是他却轻易就放过了这天赐的福音,现在还因为这福音而更加焦虑,更加沮丧,把心放空了。他在酒馆的屋子里徒然地盯着稿纸,表面上却装成大型报纸的连载大作家,接见乡里来拜访他的晚辈们,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后拼命耍威风,说什么我有的是钱,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原来的三枝先生了,我喝酒感觉会胃胀,喝不了酒,没有威士忌吗,我要喝老伯威[12]。然后烂醉如泥回到家。自家老婆柳眉倒竖,道:“你爬到哪儿去喝酒了?!买米买鱼的钱怎么办?!非得每次都找咱妈哭着要吗?!要找咱妈要的话,那你去要吧!不然我就离家出走了!”“胡说什么!你要有地方去的话,随便!”然而就心底而言,他的心已经瘦得像一根线了。小说怎么办?已经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房租怎么办,连日的酒钱怎么办?如果借此机会还写不出来,他的文学生命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要找地方来发泄这种苦闷。酒醒以后,自家老婆的车轱辘话也扎进了自己的胸口。连一丁点买鱼钱都得哭着找老妈要,自家老婆的苦闷本来是他自身的苦闷。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弄钱。于是庄吉写了几篇随笔去了东京,在各家杂志社来回三拜九叩软磨硬泡弄到了一点钱,跟朋友们喝杯茶,横竖连条鱼干都买不起,于是觉得这都怪自家老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白天还十分谦逊地品着茶水,一到傍晚时分,只觉得不喝几杯就这么坐火车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喝一点点吧,又想算了,现在火车都被下班回家的人挤满了,于是坐了末班车,深夜才到家。酩酊大醉,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一身泥泞,一分钱没有,领口边还沾着口红印。“这口红印是哪儿来的?!”“啊哈哈哈……被你发现啦!啊哈哈哈……这是疑雨庄的老板娘给我亲上的。啊哈哈……”其实这口红印是在新桥一家位于偏僻小巷的三流酒吧里,被长着一张食人族大嘴的女人啃上的。人穷则愚,剩下的只有欺凌弱者的施虐癖,大功告成就仿佛很高兴,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自家老婆气得跟烧着了一样,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自家死鬼和老板娘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十几年贫苦缠身的流浪生活,长年累月的怨恨,一次次的不尊重和轻蔑,这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日常用品打包好就去了火车站,每一步都像是在踢小田原冷清的街道。她去了东京,找到自家死鬼的徒弟——大学生浮田信之,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上次失踪她找的也是这位大学生,哭了一下就受到他诸般照料,回家还是他陪她一起回的,自家死鬼还跟他道歉来着。然而他还在上大学,不知道这社会最普遍的实情——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向来外人就不该掺和。他就把她说的话当了真,把庄吉失踪的老婆送回去的时候,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训斥庄吉,说他招惹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可太不应该了,把庄吉气个够呛。本来他就替她愤慨,这次她又去找他哭,他就非常同情她,说你没地方去的话就住下来吧。可是他还是个大学生,也得靠父母养活,也没办法把女人留在家里住。那就一起去旅馆住吧,本来她也有这心思,于是两人就手牵手失踪了。老婆过了一周也没回来。庄吉也完全慌了,跑到她老家去打听,没找到人,再一找发现老婆跟浮田信之一起失踪了。浮田的父亲大吃一惊,跪拜在庄吉面前:“万分抱歉,您要是找着了我家混小子,要杀要砍都随您!”“别别,我不能这么对待您儿子。”他当时虽然表现得很沉着,但从那天起,他就陷入懊恼狂乱,神经衰弱,连面容都急剧消瘦憔悴,病弱得像个废人一样。☆☆☆庄吉迅速给他的后辈栗栖按吉写了封信。这种时候他想起来的只有这个招人恨的家伙。在疑雨庄那会儿,他老婆失踪后,他也想过要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他打算到按吉的住处借间屋子一起学习,因为按吉那里没地方,他才不得不逃去小田原。然而逃去小田原的前一天,跟一阵风似的来访,帮他收拾屋子的也是这个招人恨的家伙。于是庄吉给按吉发了封快信,让他看到信以后马上赶来小田原,说自己只想看到他,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然而他这三年来最恨的就是按吉,因为按吉是个招人恨、招人咒的家伙。这家伙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自己找连夜逃跑的落脚处,还帮自己想办法借钱,考虑到每次连夜逃跑自家小子都得转校,他还帮自家小子进了私立小学,这种时候,按吉就是自己的亲人。但他身为后辈,却不懂得尊重前辈。每次见面,按吉都会批评他的前辈庄吉最近的作品。庄吉一喝多了就爱给自己加敬称,自称三枝先生,三枝老师。于是按吉都会叫他别自恋了。“你看看你最近写的东西,亏你还能一副老师样,全是一些耍小聪明的假货,你背上的龟壳都快压得你爬不起来了吧。首先就是你那行为,居然从早到晚朗读自己的小说,别干这么可悲的事儿了。”按吉每次都会说这种话,一定会说。三枝庄吉怒从心头起,他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写了封信,宣称那家伙是个自恋自傲的疯子,不知礼数,是文人中臭不可闻之辈。愤怒,憎恶,三年来,恨他入骨,然而无意间,每次苦恼都会想起他来。于是庄吉就忍不住写了封快信。那次挚友大门次郎跟庄吉绝交的时候,庄吉立刻给那家伙写了封快信,那家伙也赶来了,然而按吉来了以后,又马上招他生气。按吉看到快信立即赶了过来,却被庄吉皮包骨头的样子给吓坏了。庄吉两颊凹陷,脸小得过分,不比按吉的一只拳头大,其中只有眼口鼻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暗沉得跟木乃伊似的,说起话来只有嘴巴跟妖怪似的动来动去。除了眼鼻口以外,就剩下黄浊的皱纹,还有毛发了。“哟,你终于来了!我很想你,能见到你太好了。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房间安静吗?能学习吗?哎呀,今天我真幸福。总算见到你了。”按吉又愣住了。因为庄吉除了喝醉酒以外,平时一向是个阴郁沉默、说话极度谨慎的腼腆之人,感情一点儿都不外露。庄吉一直劝按吉住下,按吉推辞说手里有快截稿的活儿,硬是给推掉了。他会如此推辞,是因为跟病弱的庄吉说话令他痛苦不堪。虽然栗栖按吉是个完全不火的三流文士,没有什么稿子要赶,然而庄吉听了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这样啊”“你腾时间过来看我的呀”“请原谅我”,小脸看似原本就盈满了泪水似的。不过按吉还是费尽了口舌安慰庄吉。例如,庄吉老婆就算跟浮田一起失踪了,也不一定会发生肉体关系。要是被浮田迷住了才走的就另当别论了,但她是跟自家老公吵架以后走的,这种情况就不同了。按吉自己原来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一起旅行过十几天,可女孩子并没有把身体交给他。她这次离家出走也是这种情况,起码肯定不会同意肉体方面的事。对方还是个学生,又是乳臭未干的浮田,不可能硬来的,多半她正为这场极度感伤的旅行感到心力交瘁呢。更有可能失去了回来的机会,想回回不来正烦闷呢。林林总总的,两人或许就算殉情都不会发生肉体关系。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向来只有不惹人注意、不为老公所知的出轨才会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高调的情侣只是看起来风光,两人反而正在痛苦呢,等等。然后按吉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家了。按吉安慰自己的时候,庄吉感觉心里也很有底气,觉得一切都包在对方身上,于是非常放心,连连称是。然而按吉立即就回去了。盼着人来的这段时间还好,然而人已经来了,已经走了。按吉在的时候,这些话还有些说服力,按吉一走,剩下的这些安慰的言辞又算什么呢?不过是空虚的废话而已。自己老婆不在了,跟别的男人一起失踪了。自己又能拿这事实如何呢?庄吉更加急剧地消瘦衰弱了下去。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户波五郎,他自打庄吉小学起,就是庄吉的后辈。他的家刚好跟庄吉家面对面隔着一条街,只要庄吉在屋檐下喊一声喂,就能听到他在对面房子里的回应。庄吉在东京的时候,户波也住在东京,他在一家书店当掌柜,两人关系甚好,几乎天天一起出去玩乐,一起跟别人借钱去喝酒。户波回到小田原后,在车站前开了一家叫杂文堂的小书店,这一年来天天出门。他把店交给伙计管,自己偶尔也会跑跑客户,但经常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夜就把营业额喝到赤字。户波也快到连夜逃跑的地步了。忧心催得人憔悴。这时候最眷恋的就是朋友。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会莫名焦躁生气,但心里总感觉很满足,很安稳。户波是个酒鬼,非常明白宿醉的不安和痛苦,知道人在这种时候会极为眷恋朋友,这类经历对于他自己也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很同情庄吉对朋友的这份眷恋。只要庄吉在对面房子喂地喊一声,他就会过去,哪怕手头的事都不干也要陪着他。可是他自己除了宿醉和连夜逃跑以外,并没有其他烦恼,也没遇过这种事,不可能去凭空想象出来,所以没办法设身处地去同情庄吉。谁都是如此。当时庄吉话说到一半,突然心烦意乱,捏着和服腰带就往乒乓球桌的桌脚上绑,绑了一个圈,把头往圈里一面塞,一面用力拉扯,念叨着“这样死不了吗”,然后又烦躁地捏着腰带,又把头塞到圈里,使劲拿胳膊往头顶上方拉扯腰带。那眼神简直就像已经疯了似的,混浊发蓝,暗沉而犀利。即便如此,户波也未曾想过庄吉竟然会自杀。那是在那之后四五天后的事。庄吉在家里喂喂地喊了好几声,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庄吉蹬上木屐,来到了户波家门外。“户波不在家吗?”户波的妻子原来是做女招待的,是个非常没礼貌,一不如意就怄气睡觉的母老虎。只听房中传来含含糊糊,带着怒气的回话:“他不在!”“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庄吉就此沉默,回了自己家。户波当时要在家里的话,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庄吉来到屋檐下的走廊上坐着,一会儿又焦躁地站了起来,往屋子那边走,从客房走到放着乒乓球桌的房间,再走到内屋,毫无意义地快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走廊上,焦躁地坐下了。刚坐下不一会儿,又唰地站起来,走到了他孩子的房间里。过了十分钟,户波回来了。他听说三枝先生刚刚来找过自己,就没从玄关进去,而是从院子转到了走廊那边。户波总是习惯从院子里转过来找庄吉。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房间刚好很像个阁楼,没有顶棚,房梁裸露在外面,离地只有六尺高。也就是说,这屋子原本是间小仓库,在此基础上加盖了外面的走廊,地板上放着桌子椅子。虽然整体很像西式房间,但没有门,所以人在院子里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情况。户波感觉屋里有人。于是他从院子里往里瞧了瞧,一瞧之下却发现庄吉的母亲——那个曾是老师,威风凛凛又胖又壮实的老太太正用双手一动不动地摁着什么东西。她背对着他,所以他不知道她在摁着什么东西,但她好像一直在摁着什么会动的东西,让那东西保持不动。于是户波迈上走廊。“老太太,有什么事吗?”户波说着就走进屋里。于是她回过头来盯着他,眼里散发出诡异而锐利的光芒。“傻子死了。”然后她放开一直摁着的东西,走出屋子,说了句,“麻烦你叫医生过来。”户波往里一看,房梁上挂了条腰带,庄吉吊在腰带上。因为房梁离地面只有六尺高,小个子庄吉的脚几乎碰到地板,就像踮脚站着似的,微微摇晃着。只见庄吉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血红的眼睛大睁着,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就像是还活着,像是在发疯一样。庄吉的母亲多半是听到孩子房间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就马上起身去查看情况了。户波把庄吉从房梁上放下来,赶忙跑去找医生了。☆☆☆我接到电报赶去了小田原,我到那不久以后,庄吉老婆就回来了。她看到了当天的报纸,知道了自己老公自杀一事。她让我去一下,就把我带到另外的房间,一面换丧服(可能是从衣柜里拿出来的),一面说道:“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我才寻死的。”“没有的事。人会为了折磨别人干出很多事,但不会寻死。他是四十岁的文士,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小丫头。”“你骗人。那家伙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才寻死的。”“算了,你冷静一下。”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很奇怪她会提前准备好丧服。生活过得这么窘迫,什么衣服都偷偷卖掉,为什么她没有把丧服拿去当铺当掉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女人的丧服透着一种奇妙的性感气息,尤其是女人正在穿丧服的时候,令人神魂颠倒。这种莫名妩媚又性感的生物正扑簌簌地掉着悔恨的泪水,说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她才寻死的。我也因为中了这种性感的蛊惑,所以赶紧逃掉了。真是没脸见人。我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京都闲游了。一年半以后,我回到东京。一天晚上,庄吉夫人过来拜访我。她已经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她成了一名小妾。说是小妾,不如说是妓女,而且还是最放荡的站街拉客的那种。我都不忍直视了。之后我听说她其实是自愿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庄吉是一个始终在做梦的人。他的文学不光是他的梦,还是他实际的人生,同时也是他的梦。然而,梦能成为文学有一个前提:这个梦的根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在他站立的现实的地基上扎根才行。一开始是扎了根的,因此他的老婆才会模仿他在梦里描绘的那个她,不久便毫无二致,他们成功地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梦。他的人生、文学都像他制作的玩具箱一样,他跟他老婆身为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却有着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男男搞基网站男同在线观看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黄灯亮了。前面两辆汽车抢在变成红灯以前加速冲了过去。人行横道边出现了绿色的人像。正在等候的人们开始踩着画在黑色沥青上的白线穿过马路,没有比它更不像斑马的了,人们却称之为斑马线。司机们个个急不可耐,脚踩离合器,使汽车保持紧张状态,进一进,退一退,像一匹匹感到鞭子即将从空中抽下来的马一样躁动不安。行人刚刚过去,给汽车放行的信号还要迟几秒钟,有人说被拖延的这点时间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如果我们用它乘以全城数以千计的信号灯,再乘以三种颜色不断变化的次数,那么它便成为交通堵塞,现在常用的说法是塞车,最为重要的原因了。绿灯终于亮了,汽车猛地启动,但人们马上发现并非所有汽车都一样。中间一行的头一辆还停在那里,大概是出了什么机械故障,离合器松动,变速箱操纵杆不能入位,液压系统出了毛病,制动器不能复位,电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事情简单一些,汽油用完了,这种情况不会是头一次出现。人行道上又聚集了一群行人,他们看见一动不动的汽车里驾驶员在挡风玻璃后面挥动着手臂,他后面的汽车都在歇斯底里地鸣喇叭。几位驾驶员已经跳到路上,准备把出了毛病的汽车推到不阻碍交通的地方,他们气势汹汹地敲打关得严严实实的车窗,车里那个人把头转向他们,转向一边,又转向另一边,看得出来,他正在呼喊什么,从嘴的动作判断,他在重复一个字,不,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确实如此,等到终于有人把一扇车门打开之后才知道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从此刻匆匆一瞥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那人的眼睛似乎正常,虹膜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但他双目圆睁,面部肌肉抽搐着,忽然间眉头紧锁,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一切是因为他痛苦得失态了。在一刹那间,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消失了,他用攥得紧紧的拳头遮住眼睛,仿佛还想把最后一刻的影像留在脑子里,信号灯上那圆圆的红色光亮。人们扶他下车的时候,他还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泪水涌出来,使那双他自称瞎了的眼睛更加明亮。会好的,看着吧,会好的,有时候是神经问题,一个女人说。信号灯已经变了颜色,一些好奇的行人围过来,后面的驾驶员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他们大声抗议着,车灯碰碎了,挡泥板撞瘪了,都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叫警察来,他们喊道,把这堆破铜烂铁挪走。这时盲人哀求说,劳驾了,你们当中谁把我送回家去吧。刚才说是神经问题的那个女人认为,应当叫一辆急救车,把这个可怜的人送到医院去,但盲人说不要这样,他不想如此麻烦别人,只求把他领到他住的那栋楼的门口就行。我家离这里很近,你们这样就是帮我大忙了。那么,汽车呢,有人问道。另一个声音回答说,钥匙在车上,把车停到人行道上吧。不必要,第三个声音说,车由我来管,我陪这位先生回家。人群里发出一阵表示同意的低语。盲人感到有人扶着他的手臂,来吧,跟我来,刚才那个声音说。人们把盲人安置在副驾驶座位上,给他系上安全带。我看不见,看不见,他一边哭一边小声说;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那个人问道。车窗外面,一张张好奇的面孔朝里张望,焦急地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盲人举起双手在眼前晃了晃,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好像在浓雾里,好像掉进了牛奶海里;可是失明症不是这么回事,那个人说,听人说失明症看什么都是黑的;可我看一切都是白的,也许刚才那个女人说得对,可能是神经的问题,神经这个鬼东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一场灾难,对,就是一场灾难;请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就在这时响起了发动机启动的声音。仿佛失去视力有损于记忆力,盲人结结巴巴地说出地址,之后又补充道,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那个人回答说,哎呀,这算不了什么,今天我帮助你,明天你帮助我,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呢;说得对,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哪能想到会遭遇这么一场劫难呢。他感到奇怪,怎么他们还停在原地不动。为什么我们还不走,他问;现在是红灯,对方回答;盲人啊了一声,又哭起来。从现在开始,他再也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是红灯了。正如刚才盲人所说,他的家确实很近。但是,人行道都被汽车占了,找不到一块停车的地方,于是他们不得不到一条横向的小街上去找个车位。那里人行道太窄,副驾驶那边的车门离墙只有一掌多宽,为了避免从这个座位艰难地挪到另一个座位,中间还有变速箱操纵杆和方向盘阻挡,盲人只得先下了车。他站在街道中央,没有任何依靠,只觉得地面在脚下滑动。他竭力控制住涌到喉头的焦急。现在,他伸出双手在面前神经质地舞动,仿佛正在他刚才所说的牛奶海里游泳。就在他已经张开嘴要高喊救命的时候,就在这最后一刻,那人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镇静,我领着你走。两人走得很慢,盲人唯恐跌倒,拖着两只脚往前挪,但还是不时绊在人行道上的高低不平之处。别着急,我们就要到了,那个人低声说,走了几步以后又问道,现在家里有人能照顾你吗;盲人说,不知道,我妻子大概还没下班,我今天出门早了点,马上就出了这种事;你等着瞧吧,不会出什么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这样突然双目失明;我甚至还曾自吹自擂说永远不用戴眼镜,确实我也从来没有需要过眼镜;你看,我说得对吧。他们到了楼门口,两个女邻居好奇地看了看这个场面,我们那个邻居被一个人搀着过来了,但她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声,你眼里进了什么东西吗,她们都没有想到,所以他也就不能回答说,对,一个牛奶海进到我眼里来了。已经到了楼里边,盲人说,非常感谢,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现在,到了这里,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行,我跟你一起上去,把你留在这里我会不放心的。两个人艰难地走进狭小的电梯;你住在几楼;三楼,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么感激你;不用感谢,今天我帮助你;对,说得对,明天我帮助你。电梯停下来,两个人走进楼道。想让我帮你把门打开吗;谢谢,这事我觉得我能做。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一个一个地摸索形状,最后说,大概是这一把,然后又用左手指尖摸索门上的锁孔,试着开门,啊,不是这把;让我看看,我来帮助你。试到第三把钥匙时门终于打开了。这时盲人朝屋里问道,你在里边吗。没有人回答,他说,正像我刚刚说的,她还没有回来呢。他伸出手向前摸索着走进门廊,然后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估计的那个人所在的方向说,我该怎样感谢你呢;我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那个好心人说,不用感谢,接着又补充一句,想让我帮助你安顿下来吗,或者在你妻子回来以前陪陪你。盲人突然觉得对方的热心十分可疑,显然不能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说不定此时此刻这个人正谋划着怎样制服毫无还手能力的他,捆住他,用什么东西堵住他的嘴,然后下手把能找到的一切值钱物件通通拿走。不用了,不麻烦你了,他说,我没什么事了;慢慢把门关上的时候,他还一再说,不用了,不用了。听到电梯下降的声音,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此时,他没有想起自己的境遇,机械地抬手推开门镜的挡盖向外张望。外面仿佛是一堵白墙。他分明感到眼睛触到了门镜突出的金属圈,睫毛扫在小小的目镜上,却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深不可测的白色遮蔽了一切。他知道自己已经在家里了,从屋里的气味氛围和宁静的环境就可以辨别出来,只要用手摸一摸,就能知道是什么家具或其他东西。他用手指轻触它们的表面,确实如此,但一切似乎也都融化于一种奇特的维度,没有方向,没有参照点,没有东西南北,没有上下高低。大概所有人小时候都和自己玩过几次装瞎子的游戏,把眼睛蒙上五分钟之后就会得出结论,虽然失明无疑是可怕的灾难,但是,如果这不幸的受害者还保存着足够的记忆力,不仅记得各种颜色,而且记得各种物件的形状和样式,记得它们的平面和轮廓,那么失明症还算是可以忍受的缺陷,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先天失明。人们甚至会想,不错,盲人生活在黑暗之中,但这种黑暗只不过是缺少光亮,我们所说的失明症只不过是遮住了人或者物的外表,而这些人和物还完整无缺地存在于那层黑色面纱后面。现在,他的情况却相反,他淹没在一片白色之中,这白色如此明亮,如此浓密,不仅仅吸收了一切,还吞没了一切,不仅吞没了颜色,而且把一切人和物本身都完全吞没了,这样它们就变得双倍无形。他向客厅挪动的时候,尽管小心翼翼,走得很慢,用哆哆嗦嗦的手扶着墙壁,但还是把一个花瓶碰倒在地板上。他没有想到那里会摆着花瓶,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妻子出去上班时把它放在那里,准备回来以后再放到个适当的地方。他弯下腰,估量一下闯下的这个祸有多严重。水洒在了打蜡的地板上。他想把花捡起来,没有顾虑到玻璃花瓶破了,一个十足细长的玻璃片扎进手指里,他顿时又像个孩子似的流下泪水,一方面是因为钻心的疼痛,另一方面是由于孤独无依的感觉,是啊,一个眼前白茫茫一片的盲人站在屋子中间,已近傍晚,天开始暗下来。他没有把花放下,由于感到血在流,他扭着身子从口袋里掏出手绢,草草把手指包上。接着,他摸索着磕磕绊绊地往前挪动,绕过家具,脚每次落地时都提心吊胆,唯恐会绊倒在地毯上,最后终于找到了经常和妻子坐着看电视的沙发。他坐下来,把花放在腿上,非常小心地解开手绢。摸摸手上的血,黏糊糊的,他有些心烦意乱,以为大概是因为看不见才这样,他的血变成了无色的黏稠物,变成了某种与他无关的东西,但又毕竟是他身上的东西,仿佛是自己恐吓自己。他慢慢抬起那只没受伤的手,轻轻地摸索,找到了那个像把微型宝剑一样的细细的玻璃碎片,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当镊子,终于把它完全拔了出来,然后重新把手绢包在受伤的手指上,缠得很紧,以止住一直在流的血,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斜靠在沙发上。一分钟以后,出现了极为常见的身体松垮下来的情况,这种情况往往在痛苦或绝望得打算放弃时出现,尽管单从逻辑上看,这种时候神经应该是紧张和机敏的,但一种疲惫和瘫软钻入了他全身,与其说是真正的困倦还不如说是昏昏欲睡,但却同样沉重。他立刻梦见自己正在玩装瞎子的游戏,一次又一次地合上又睁开眼睛,每次都仿佛是旅行归来,等待他的依然是那个熟悉的世界,颜色和形状都清清楚楚,丝毫不变。但是,他发现,令他心安的确信背后隐藏着一个无声的疑问,这也许是场骗人的梦,一场迟早要醒来的梦,他不知道醒后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现实。还有,既然那种疲惫和瘫软转瞬即逝,既然他已处于准备醒来的半清醒状态,他认真地认为不应当继续这样犹豫不决,醒,还是不醒,醒,还是不醒,人总会经历这样别无他法只能冒险的时刻。闭着眼,这些花放在腿上,我这是在干什么呢,好像是惧怕睁开眼;把那些花放在腿上睡觉,你这是干什么呀,妻子问他。妻子本来就没有指望他回答。显然,她已经开始收拾花瓶的碎片,擦干地板,嘴里嘟嘟嚷嚷,不想掩饰心中的怒火,这事你能干得了,可偏偏躺到那里睡觉,好像与你毫不相干似的。他没有说话,紧紧闭着眼皮保护眼睛,突然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心里惴惴不安,充满了急切的希望,要是我睁开眼睛,能看见东西吗,他问自己。妻子走过来,看见了带血的手绢,怒火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可怜的人儿,你这是怎么啦,她一边解开临时绷带,一边怜爱地问。这时候,他竭力想看看跪在脚边的妻子,他知道妻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认定看不见妻子了,他才把眼睛睁开。我的瞌睡虫,你终于醒了,她笑着说。一阵沉默之后,他说,我瞎了,看不见你。妻子责备他,不要开这种愚蠢的玩笑,有些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倒愿意这是玩笑,真的,我真的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劳驾,不要吓唬我,你看看我,这里,我在这里,已经开灯了;我知道你在那里,我听得见你说话,摸得着你,也估计到你已经把灯打开了,但是我瞎了。她哭起来,抓住丈夫的胳膊,这不是真的,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花滑到地上,落在弄脏的手绢上,伤了的手指又开始滴血,他仿佛想换个说法,把大事化小,于是低声说,我眼前一片白,一切都是白的,随后脸上露出凄凉的笑容。妻子坐到他身边,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他,小心翼翼地亲吻他的前额,亲吻他的脸,又轻轻亲吻他的眼睛,你很快就会好的,你没有病,谁也不会转眼之间失明;也许是吧;告诉我,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你感觉怎么样,什么时候,在哪儿,不,现在先别说,等一等,我们先找个眼科医生谈谈,你认识眼科医生吗;不认识,你和我都不戴眼镜;把你送到医院看看好吗;我这种病症,没有急诊;说得对,最好直接去找个医生,我到电话簿上查一查,看看在我们附近有没有诊所。她站起身,又问道,发现有什么变化吗;一点儿都没有,他说;注意,我去把灯关掉,好,现在怎么样;一点儿都没有;什么一点儿都没有;一点儿都看不见,像原来一样,还是一片白,我觉得好像没有黑夜。他听见妻子快速地翻动着电话簿,吸着鼻子以忍住泪水,接着叹息了一声,最后终于开口了,这位可能行,但愿他能接待我们。说完她拨了个号码,问是不是诊所,医生先生在不在,能不能和他说句话,不,不,医生先生不认识我,是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好,谢谢,我明白,那么我跟你解释,但请一定转告医生先生,我丈夫突然间双目失明了,对,对,正像我刚才说的,突然失明,不,不是医生先生的病人,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没有戴过,对,视力非常好,像我一样,我也看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感谢,我等一会儿,好,我等一会儿,医生先生,对,突然,他说看一切都是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还来不及问他,我刚进家门就发现他这样子了,要我问问他吗,啊,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失明者站起身。等一等,妻子说,我先把你的手指处理一下,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拿着一瓶双氧水,一瓶碘酒,一些药棉和一盒外伤膏回来了。她一边给丈夫处理伤口一边问,你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但突然又说,可是,你当时那个样子,不能开车呀,要么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失明的;不,是在街上,遇上了红灯,车停在街上,有个人帮忙把我送回来,车停在路边了;好,我们下楼吧,你在楼门口等着,我去把车开过来,你把车钥匙放在哪里了;不知道,他没有还给我,他,他是谁;就是把我送回家的那个人,是个男人,大概放在家里了,我看看;不用找,他没有进来;可是,钥匙总该放在个什么地方吧;很可能忘记了,没有注意,带走了;但愿如此;先用你的钥匙吧,以后再找,好,走吧,把手伸给我。盲人说,要是我好不了,成了这个样子,就不活了;劳驾,不要胡说八道,现在遇到的不幸已经够我们受的了;我瞎了,但你没有瞎,你不知道我多么难受;医生会治好的,你瞧着吧;好吧。两个人出了门,来到一楼楼道,妻子把灯打开,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你在这里等我,如果有邻居来了,说话要自然,就说在等我,任何人看到你都不会以为你看不见,免得人们对咱们的生活说三道四;好吧,你不要耽搁。妻子快步走了。没有一个邻居进来或者出去。根据经验,盲人知道自动计时器仍有响声时楼道里的灯就会亮着,所以每当响声停下来他就按一下按钮。光亮,这个光亮,对他来说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4月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HamiltonKing)。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1904年4月28日至1909年3月11日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1.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2.4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第三条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1.孙逸仙博士。2.孙博士。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Sun”。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附录《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

                      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

                      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张嘴打了个哈欠。原本懒猫似的动作却让林岳吓了一跳,就在狴犴打哈欠的时候,一股怪风扑向林岳,他敏捷地闪过势头,却不没留神脚下突然多出的一些碎石。“啪嗒”,林岳当场滑倒,摔了个人仰马翻。狴犴咧了咧嘴,脸上竟然像似有着笑意,摇头摆尾地钻回S怀里,惬意地打起呼噜来。我注意到,就在狴犴摆动尾巴时,那些碎石已经消失了。众人一阵哄笑,林岳臊红着脸,满脸苦相地看了狴犴一眼,嘴巴张了两下却不敢再贫嘴。“赏罚分明,公正无私,你以后可不要再招惹这个刑法专家咯。”晖儿打趣地对林岳道。“他那张嘴就该好好治治。”S撇嘴道,“这下有了狴犴,看他以后还敢贫。”莫炎没有笑,眼中透着一丝忧虑,他看着S怀中的狴犴点了点头,绕过我们走近老田。“您说的那些我明白。”莫炎说道,“但想知道该做什么。”“这里的藏穴都被破了,龙脉迁回也没作用。”我对老田道,“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迁回龙脉,更想知道接下来您的对策。”“藏穴没被破。”老田摇头道,“经过千百年的变化,这里更加适合龙脉藏穴的条件了。”大小孤山中的环境存在,地炎穴不但被两座孤山的土性封堵,更是多了大片的湖水的压制,这远比当初“土包水”的封堵方法更有效。当初做为“冲煞鱼”的鲭鱼已经在湖内大量繁殖,势头更胜当年,而哀牢山的龙形气脉早就被全数引入了湖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误以为哀牢山的龙形是巨犼,因为它早已没了龙形气脉。龙脉生穴也同样还在那怪石的封堵之下,而且做为景观地点的界鱼怪石常年受到人群气脉的影响,磁场内吸附的能量也已大大增强。这也就是说,莫曹他们只要引回龙脉,照样可以制造出龙脉藏穴的格局,从而获得这条定世三龙中的南龙气脉力量。之前老田在湖底暗下功夫,并在龙脉出现的时候指点了我们,借助无间轮回局的力量,以筑壤一派的移山换将法把龙脉暂时迁移到了别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虽然老田布下了掩气诀防止莫曹找到龙脉,可龙脉不会在别处停留很久,即便他们一时找不到,时限一过龙脉还是会自行返回抚仙湖。老田指着电脑上的地图道:“看来只能用玄武神兽将龙脉留在这里了。”在他手指的地方标注着山峰的标记,边上清晰地写着山峰的名字——“玉龙雪山”。“莫曹想用龙脉藏穴得到南龙气脉,只怕是已经找到了凶兽饕餮……”二十九、风水奇煞饕餮,是与穷奇并称上古四凶的恶兽,传说轩辕黄帝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便化为饕餮。之前陈子浩用五行幻兽术幻化出的便是它,这家伙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龙脉地气的能量极为强大,但对于上古凶兽的饕餮而言,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而且不管什么都能吃,永远不会感到饱,也不会被撑死。甚至包括这条定世三龙之一的南龙气脉。……“玉龙雪山的名字还真没起错,这不就是条玉龙吗?”S仰望着绵延的山脉惊叹道。“哪儿呢?哪儿呢?你说那玉龙在哪儿呢?”林岳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儿地往山下看,“忽悠我吧,这山里没玉龙啊~~”“切,我是说山势像玉龙,你往山底下看最多找出条土龙。”S撇嘴道,身边的狴犴点点头,严肃地呜呜了两声。“这不因为习惯了吗,我现在呀是满脑子的龙脉啊地气的,一听个‘龙’字利马就往地下张罗。”林岳苦着脸道。S转过脸装作不理他的样子,暗地却和狴犴挤眉弄眼地偷笑着。“嗳,还真是条玉龙嗨~~”林岳短路了似的,大呼小叫起来,“瞧那脑袋,那边那边,那是爪子,还有后面那个弧线看到没……”他那付过于夸张的模样不禁让我们有些愕然,却发现这小子一直拿眼角瞟着S,众人当下心照不宣,强忍着笑走去一边。S察觉到大家的行为,不由有些尴尬,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自顾用电脑绘制起山势图纸来。老田看着他俩不禁笑了笑,转身走到一处眼界开阔的地点,指点着雪山与我和莫炎详谈起格局布置。整座玉龙雪山位于丽江的西北部,自南向北长约35公里,与哈巴雪山对峙,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奔腾其间。这座奇峻的雪山共有十三个山峰,峰顶终年积雪不化,远远看去有如一条矫健的玉龙横卧山巅,有一跃而入金沙江之势,故名“玉龙雪山”。一九九六年,丽江境内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巍峨的玉龙雪山在这场地震中崩塌了一峰,所以现在只有十二峰了。将龙脉转到此处,老田是别有一番安排。在云南隐居的日子里,老田不但调查了龙脉事件的始末,同时也了解了云南地域的风水格局。玉龙雪山气势磅礴,在风水地理上属于龙形山势,其自身虽然不具备龙脉格局,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气脉存局,将龙脉引入玉龙雪山可以最大时间的将其停留在此处。更为关键的是,玉龙雪山毗邻南龙脉络极近,如果将龙脉固定在这里也只会稍许改变龙脉地气的走向,对云南乃至整条龙脉走向地域都不会有负面的影响。“雪山十二峰,玉龙十二景,如果不是那场地震,我恐怕还想不出这个法子。”老田望着列列山峰道,“现在只有不到七天的功夫,我们就用风水十二煞在这里摆它个鸿门宴!”……丽江古城,一家旅店内。一名警察敲响了旅店三○六室的房门,应门的是一个老头,看似和蔼的面孔上长着一个硕大的鹰钩鼻子,双眼中透着一丝阴狠。那老头见了门口的警察,假笑着寒暄了两句,将他让进屋内。这是一间单人行政套房,一个满脸亲切的男子正在那里沏茶自饮,客厅里放着两张沙发,但他却没有坐在上面,只是依在墙边席地而坐,悠然自得的姿态显得有些洒脱。“师父,他们是三天前到的,下车后买了些露营设施,直接上了玉龙雪山。”那警察对着饮茶的男子恭敬道,“放出的十只知信鸟一只都没有回来,应该是被他们发觉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男子抿了一口热茶,“老人家倒的确雅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露宿雪山观峰赏景了。”“小莫,你真沉得住气,这么放任下去,龙脉出了问题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老头在一边显得有些着急。“呵呵,心急容易肝火上升。”那男子笑着递过一杯热茶,“品杯普洱茶,静心去火。”“我没你那喝茶的习惯,再过几天只怕连吃饭都不成了。”老头担忧地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个刀砍的动作。“固守龙脉,需要七天的时间,操控神兽要耗去八成的元气。”男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到了第七天的巳时,那老人家的身体就不容乐观了。唉,何必呢。”“以逸待劳?”老头的眼睛一亮,转又疑道,“你确定他们的计划不会改变?”“上晓天机,纵观人世,幽冥尽知。”男子左手的食指向上指了指道。“哦?风爷亲自出马了?”老头惊异道,“这就不会有错了。”“要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你现在应该在和鬼说话。”男子的眼中闪过一道厉光,“问问题的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这点你该比我清楚。”“呃,那是……那是……”老头额上一阵冷汗,整个身子不由缩入了沙发之中。“韩笑,你今晚上山,远观就可以了,别惊扰了人家。”男子转向那警察道,“有什么事的话,你知道该怎么通知我的。”“是,师父。”警察一躬身,转身就要离开。“女人是种麻烦,尤其不适合你这样的人。”男子看着手中的茶水,自语般地说道。那警察的身子微颤了一下,但却没有停留,开门径直走了出去。……玉龙雪山东面,干海子。晖儿和S摊开了一堆纸张正在计算比划着,笔记本电脑在连续几天的运算操作下已耗尽了电力。“亦凡,‘龙甲生云’和‘金沙壁流’的数据有些问题。”晖儿抬头向我说道,“我和S算了十遍了,时间和量度控制总是有偏差。”“休息下再说吧。”我心疼地看着晖儿,自从上山后,高山反应产生的副作用让她憔悴了许多,加上每天精确计算数据,整个人瘦了一圈。“我没事的。”晖儿的笑容带着抹不去的倦意,“最辛苦的是老田,他的身体真让人担心。”晖儿说的正是我最担心的一点,今天是上山后的第四天,开布十二煞和定龙局之后,老田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佝偻的身躯似乎预示着他体内精力的消逝,夜间时常能听到他低低的咳嗽声。“逮住它……唉,我说你的手脚怎么这么慢,午饭才吃没多久啊~~”林岳在不远处大声咋呼道。“这是狴犴。”莫炎冲林岳冷道,“不是家猫。”让林岳和莫炎无计可施的正是那只狴犴,老田好像是安排了他们什么事情,两人午饭后便一直在和这只狴犴较劲。解除禁锢的狴犴灵巧的有些可怕,集合林岳和莫炎两人的力量也无法触及它,此刻的狴犴正卧在草丛中打着哈欠,那样子似乎在嘲笑他们。S抬头看了看垂头丧气的林岳,起身走向狴犴,后者亲昵地和她磨蹭了会。S附身低语了两句,狴犴望了一眼S,理解似的点了点头,慢步走到了林岳他们的跟前,顺从地伏下身子。“一物降一物。”莫炎嘀咕了道,“公孙降的是两物。”说话间手中灵火迭起,翻手按在了狴犴的身上,林岳一阵白眼乱翻,却也没有多话,双手掬起呈碗状,指缝中不断落下植物的种子,均匀地洒在周围。……“看来狴犴是认定她了。”远处,一块黑色的岩石自语道,“有趣,连师父都要忌讳的东西居然这么听她的话。”岩石悄无声息地沉入了地底,没有发出一丝响动,约摸半支烟的功夫,它又神秘地出现在山脚下。轻轻抖动了几下,岩石逐渐“散”开,一个人影自草丛中慢慢直起身子。“师父对付那只狴犴大约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甚至差点被它伤到。”那人影自忖道,“有狴犴在身边,也许她可以逃过这一难。”人影忽地摘下了头上的警帽,用力挠了挠头发,脸上不由露出自嘲的笑容。“唉,又在想那个人了。”他戴上警帽,眉头略微颤抖了一下,“绝对不能让师父看出来,否则她就死定了……”人影抬起头,警帽下是一张略带稚气的面孔,懒懒的双眼眺望着山间那片草甸,嘴角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还是给他们搅搅局吧,知难才能全身而退,就当做回所谓的‘好人’咯。”他的双手快速地叠起一张纸来,“再说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捣乱。”……玉龙雪山东南角,云杉坪。参天的树木,倒挂的枯枝,枝上散挂着奇怪的树胡子,林间随处横呈的腐木,枯枝败叶,长满青苔。似乎千百年来,不太有人来打扰这片林间的草坪,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乐园。传说年轻的男女在这里殉情的话,他们的灵魂会进入玉龙第三国,得到永生的辛福。月光下,一个身影正坐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身旁静静地卧着一只小猫,幽幽的瞳孔中闪着两点火红的光芒。“不知道林岳他们能不能成功,老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那人影正是S,她今晚应该是失眠了。狴犴抬起头,冲她呜呜了两声,似乎在宽慰着满腹担忧的她。“别安慰我了,现在连一点忙都帮不上。”S用力拔起地上的草丢向一边,“我又没他们那种特殊能力,也不懂什么排局布阵。”狴犴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似的低叫,把头埋入S怀里,后者则轻轻地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径自想着心事。突然,静卧的狴犴猛地立了起来,两耳天线般地竖直转动着,眼睛死死盯住树林中的一处,口中不住发出警告似的叫声。“有什么东西在哪里?”S顺着狴犴注视的方向看去。虽不如白天那么清晰,但凭借着月光依稀还是可以分辨出树林里的景物。距离她十多米处,一个黑色的人影靠在一棵树下,歪斜的身体不住抽动着,隐约间可以听到他正在喘息。呼,一道黄影蹿了过去,狴犴的体形涨大了数倍,宛如一只猛虎般地扑向那黑色人影。人影似乎已无力抵抗,任由狴犴将自己扑倒在地,口中发出一阵低低的咳嗽声。“韩笑?!”紧跟过去的S惊疑地发现那人影竟是之前绑架自己的韩笑。“咳……咳……别惊讶了,我是来砸场的。”韩笑懒懒地笑道,狴犴爪下一紧立刻引起他一阵剧烈的咳嗽,“不过……现在把自己……给砸进来了。”“砸场,哼,就凭你?”S示意狴犴将韩笑放开,他一脸苍白口角挂血,看样子似乎伤得不轻。“谢谢,能给点水喝吗?”韩笑又是一阵咳嗽,脸上的笑容略略有些扭曲。“呶,拿去……”S犹豫了下,将腰间的水壶抛了过去。韩笑接过水壶猛灌了两口,一下喝得太急,被呛得再度咳嗽起来。“说,你怎么摸到这里来的?!你那混蛋师父在哪里?!你们有什么阴谋?!”S凶狠地盘问道。“我查到你们的订票信息一路跟来的,我师父在丽江古城的一家旅店,我们想抢走龙脉。”韩笑回答的速度竟比S的盘问还要利索。也许是没想到韩笑会回答得如此直接,S一下没了主意,不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谢谢你的水。”韩笑将水壶抛还给S,支撑着缓缓站起身来。“你别想玩什么花样,只要我叫一声林岳他们就会过来。”S的话连自己都没有底气,其实她离开宿营的地点已经很远了,即便听到她的叫声我们也未必能及时赶到。猛虎般的狴犴正警惕地看着韩笑,但却没有再扑上去,只是将身子拦在了两人之间。“从距离上算,他们离这里至少有三多百米,这是一个足够让我玩上三次花样的距离。”韩笑的脸上又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不过,其实我是来传信的,师父让我向大家带个好,顺便请你们注意休息。”“切,假惺惺的。”S撇了撇嘴道。“反正话我带到了,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韩笑满不在乎地笑着,脚下开始向后移动。“站住!”S见韩笑想溜,下意识地叫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笑立刻换上了一付纯真的笑脸,“你该不是想杀了我吧?”“呃……”S被他说得一愣,韩笑只是来传口信而已,这人虽然有些可恶,但也不太讨厌,至少不像他师父那么讨厌。“那我先走了。”韩笑的身影虚无了起来,飘动着消失在夜空之中,“很少有女孩能像你凶得那么好看的,哈哈~~”“死小子,比林岳还贫。”S听着有些火,嘴角却不由掠过一丝笑意。……宿营地,帐篷外的一处空地。老田拨了拨篝火,抬头望了眼天空,查觉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老田,快去休息吧,小心身体。”我不放心老田的身体,从帐篷里溜了出来。“咳嗽声吵醒你了吧?”老田笑着反问道,“人老了,不如以前咯,世界永远只属于年青人啊。”“这个世界固然需要年青人的活力和冲劲,但也少不了老年人的经验和稳重。”我笑着在他身边坐下。“刺月当空,乱营主凶。”老田突地冒了一句,手中的拨火棍指了指天空。我顺着方向望去,夜空中那轮圆月十分明亮,但细看之下却能发现月亮的周围有着一圈淡淡的光晕,这种光晕很像一圈细致的绒毛,参差地“长”在了月亮边上。这种月晕现象在民间被称为“毛月”,从气象上一般被认为是下雨的预兆,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准确的。不过,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又有着别样的解释。古代战争时期,这种刺毛似的月晕被称为“刺月”,主大凶,预示有敌军探营偷袭。老田又咳嗽了起来,自怀中摸出两粒药丸咽下去之后,这才好了一些。“应该是韩笑来过了,那小子很机灵,居然能在困冲煞中逃过一劫。”老田笑了笑,“公孙这姑娘实在是太善良了,好在韩笑对她没有恶意。”圆月的光晕渐渐散去,一点星光跳动着闪过我的眼帘,那是一颗特别的星宿,古时候人们称之为“红鸾”。……莫曹的脸上闪过一片煞气,右掌在胸前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击在左掌掌背,双掌交叠间夹杂着一股怪色火焰,大力拍向韩笑的后背。“哇”,韩笑当即奔出一口鲜血,浑身透出阵阵阴晦的薄雾,两颊间映出一片潮红。“我不算老人,但我的话你还是要听的。”莫曹对端坐在地上的韩笑道,“否则眼前吃亏的就是你自己。”“对不起,师父。”韩笑虚弱地撑起身形,欠身道,“我立功心切,没有听您的吩咐。”“你从小就很有主见,这是你的长处。”莫曹亲切地微笑道,“我告诉过你,长处也就是害死你的短处。”韩笑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

                      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开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一边揍,一边骂。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高潮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躁动的1919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今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第六章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当北方闹得不可开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男男搞基网站男同在线观看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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