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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一卡2卡3卡4卡12700

                      来源: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热 发布时间:2023-12-13 14: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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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一卡2卡3卡4卡12700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亚洲一卡2卡3卡4卡12700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入新年高考临近时,他就因为精神压力加重而减少了自慰的次数。每天一次变成了两天一次,有时甚至连续数日都无心去做。由此看来,自慰或许就是一种依赖性很强的行为,因为通过这种行为能够进行消遣。伸夫听到纯子出发去雪中阿寒湖旅行写生的消息,是在高考迫近的一月底。“听说她要在钏路住一段时间。”这个消息也是宫地怜子告诉伸夫的,但他现在已经无动于衷了。纯子与中年男人恋爱并有志于走画家之路,而自己的目标则是上普通大学,两人的想法与追求全都不同。如今他已既无嫉恨也无懊悔,完全能够坦然面对了。二月初的高考就这样到来,伸夫得以顺利地完成考试。虽然考试结果尚未得知,但毕竟已经尽力而为——眼下他只能这样想、这样确信。他打算再参加一所大学的复试,但因为那要在统考成绩公布之后,所以暂时无心继续用功。接下来这段时间该干什么呢?伸夫面对高考之后突然到来的空白期产生了困惑。此前的日日夜夜全都投入高考复习,而现在别说刻苦用功了,就连学校都不用去了。约朋友聚会,一起去看电影,谈论伙伴们的近况,去各家串门喝酒。高考复习已经告一段落,所有的父母都会对考生的吃喝玩乐采取宽容态度。伸夫听到纯子在雪中阿寒湖畔失踪的消息,就是在这种自由时间突然到来、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天才少女画家在雪中阿寒失联”“不明去向已过半月”“最后看到她时正前往阿寒垰”。伸夫望着报纸上的标题,并不相信那是事实。纯子原本自恋而娇媚,是个小妖精般的女人,一喝酒就会把“我要自杀”挂在嘴边。而且,她一直在搞多角恋爱,哪里是真哪里是假都弄不清楚,就像是在自导自演并自我陶醉。“虽然报道不明去向,不过,她可是说到就到哦!”伸夫故意冷言冷语地提醒宫地怜子。“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你不是也跟她好过一阵儿吗?”“可是,她就是那种女人嘛!”且不说伸夫因为被甩而泄愤并嫉妒其他男人,但他根据短暂亲密时光中所得到的切身感受依然确信这一点。二月底高考成绩张榜公布,伸夫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大家欢呼雀跃,立即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伸夫也打公用电话向父母报喜,随即又想到了纯子。如果纯子在场,她无疑会为自己高兴。如果能做到,真想立刻在这里向她报喜。“我也终于要当大学生喽!我已经是大人了,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喝酒了。我就是单独跟你在一起也不会露怯发抖,还要紧紧地拥抱你,哪怕你不愿意也要剥掉你的衣服占有你!”伸夫真想大声呼喊。然而,纯子并没有出现。在雪中阿寒湖失联之后,听传言说有人在东京见过她,还说她去了巴黎,但都没有确切的证据。由于她一直休学,校方似乎也穷于处置。当融雪季节再次到来时,伸夫常常忽然感到纯子就在身边。那都是在路旁残雪斑驳、已有几分暖意的夜晚,走在楼宇间时隔半年重新露面的铺装路上,还有旧雪融化新雪飘落的黄昏。纯子依然穿着她最喜爱的红大衣,双手插兜露出几分恶作剧似的微笑依偎在身旁——伸夫产生了瞬间的错觉,恍若在跟纯子一同漫步在街道上。但在片刻之后,伸夫便发现那只是幻觉,只是春天的气息悄然袭来而已。积雪切切实实地一天天融化,四月十日大学举行了入学典礼。伸夫有些难为情地穿上学生服、戴上方顶学生帽参加了仪式。纯子的尸体在俯瞰融雪阿寒湖的钏北垰被发现,是在入学典礼的三天之后。现场是面向湖面的斜坡,纯子就扑伏在白桦树下。她依然穿着最喜爱的红大衣和红长靴,周围散落着“光”牌烟盒和安眠药空瓶。可能是由于积雪太深,最先被发现的是红长靴底部,而深埋在雪中的脸庞依然保持着苍白的娇美。“纯子到底还是死了呀!”望着啜泣的宫地怜子,伸夫初次领悟到人真的会死。虽然对纯子的恋情随着断然放弃而逐渐淡漠,但与纯子共度时光的触感却似乎愈加难以磨灭了。十一进入大学,伸夫最先体会到的就是摆脱了各种约束的解放感。现在想来,高中时代有过太多的约束。抽烟喝酒自不必说,就连单独进咖啡馆和电影院都不被允许。因此,白天逛街、夜晚迟归、跟女性聊天都得有所顾忌。但是,从今往后当众抽烟喝酒都不会有人指手画脚,还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咖啡馆和电影院,跟女性挽着手臂走路都不用在意周围的目光了。虽说尚未正式达到成年,但周围的人都会把自己当“大人”对待。其象征就是大学教室里摆放的烟灰碟和食堂里销售的香烟。食堂商店里销售的香烟以“新生”牌和“小憩”牌为主,而且照顾到经济拮据的学生还可以拆开零卖。在生活协会经办的商店里倒是还有“和平”牌和“光”牌香烟,但几乎没有学生去买那种高级商品。伸夫曾在纯子的诱导下抽过几次烟,但因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觉,倒是害怕烟味熏染到头发和衣服上被老师发现,而且觉得头有些昏沉,所以除了跟纯子在一起之外自己并没有抽过。但是,现在已经当了大学生,既无必要顾忌什么人,而且即使脑袋有些昏沉也无所谓。虽然红盒的“光”牌香烟最先映入眼帘,可抽那种烟就像是在模仿纯子。而抽“新生”牌又有些惨不忍睹,于是伸夫决定就买二十支装的“小憩”牌。伸夫拆开崭新的烟盒,一边悠然自得地抽烟一边品味进大学后的解放感。我已经是大学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没有必要再像高中生那样对周围监视的目光提心吊胆了。对于伸夫来说,抽烟也是成为大人的明证。可是,他在抽烟时眼前会忽然浮现出纯子的音容笑貌。不过,与其说是她的脸庞或身影,莫如说只是几个小小的动作。例如纯子在叼上香烟点火时,总是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火柴,嘴唇迅速向前噘起。吸上一口之后,又会像拂去烟丝似的用无名指抹抹下唇的上沿。伸夫常常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在做与纯子同样的动作,因此惊讶不已。伸夫仔细一想发现,不仅是在抽烟的时候,即使是在喝酒和与人见面时也会不自觉地模仿纯子的习惯性动作。例如坐在吧凳上时,纯子总是把双肘支在吧台上做出菱形。在给威士忌酒里加冰块时不用鸡尾酒搅拌器,而只是咔啷咔啷地晃动杯中的冰块。还有在交谈时,纯子常常伏下双眼做出微笑的表情,而这往往也是她感到无聊、希望转换话题的信号。伸夫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动作,并在感到纯子仿佛就在身边的同时,开始对自己依然不能彻底摆脱纯子的影响而产生厌烦情绪。“现在我就是我……”说实在话,在纯子魂断阿寒之前,伸夫特别介意她去钏路见那个名叫谷村的恋人。虽说纯子最终是独自一人在阿寒湖畔的雪中停止了呼吸,但是想到纯子此前曾被别的男人占有,伸夫依然无法真心为之悲伤。虽然他觉得纯子已经彻底离开自己因而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但还是难以抛开一切悼念纯子。“纯子的一切早已完结。”伸夫在心中这样念叨着,提醒自己要从纯子的回忆中解脱出来谋求自立。他这样鼓励自己:都已经是大学生了,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虽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却不等于现在就能做到什么。毕竟要想吃喝玩乐就必须具备自信和经验,或者有个引导自己的伙伴,否则必将一事无成。可是,伸夫周围都是较为正统的同学,喜爱游乐的花花公子几乎都去东京上了私立大学,留在札幌的国立大学的这伙人虽然诚实,但也相当土气。所以,即使跟他们一起喝酒也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勇气上街下馆子。即使难得外出也只是去咖啡馆边听音乐边喝咖啡,此外就是在校园的草地上聊聊天而已。但即便如此,他们偶尔也会逛逛商厦,对电梯小姐和领带专柜里的女店员评头论足一番,谈论一下自己所喜欢的女性类型。或许就是因为已有跟纯子交往的经历,所以伸夫跟伙伴们交谈时会心生优越感,好像自己更加成熟。伸夫虽然尚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性体验,但毕竟有过接吻和拥抱等行为,所以他还算处于领先地位。不过,这却不等于他也有勇气接触现实中的女性。“中冢前辈说过要带你去找女人呢!”有位同学提到一位运动部前辈说的话,伸夫虽然点头说“那倒不错呀”,可实际上并没有主动要去的意思。即使心里“想去看看”,但如果同学说“那就走吧”的话,他却预感到会失败而畏缩不前。五月底,一位同龄女大学生来伸夫家寄宿了。这位女子名叫井手咲子,是由住在函馆市的伸夫的姨母介绍来的。咲子在四月考入札幌市的基督教女子大学,但因为学生宿舍的伙食不好,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所以希望寄宿在伸夫家中。咲子的父亲在函馆市经营水产加工厂,同时担任市议会议员,跟伸夫的姨母已有多年交往。“她虽然是富家小姐,但从不装腔作势,性格也很开朗,是个好姑娘哦!”姨母如此向伸夫的母亲介绍。刚好当时姐姐外出学习西式裁剪不在家住,所以不甘寂寞的母亲立刻欣然应允。“因为对方反复恳求,所以我就同意啦!”母亲提出这件事时语调很谦和,不过伸夫倒也没有什么异议。初次见到咲子,伸夫觉得她长得浑圆如苹果。她的性格确实像母亲所说既开朗又爽快,但身体健壮得有些过头,缺少所谓的女人味。因为伸夫以前一直受到带着倦怠阴影的纯子吸引,所以觉得两者类型截然不同。不过,由于双方都很年轻,所以拥有诸多共同语言。在周日闲得发呆时,咲子就会来建议“听会儿音乐吧”,于是伸夫就去二楼咲子的房间一起听音乐,顺便说说学校的情况,谈谈对最近看过电影的感想。在交谈的过程中,伸夫发现咲子相当早熟。例如,当谈到连伸夫看了也很感动的电影《情妇玛侬》时,咲子叹着气说“能得到男人那样的深爱死也值啦”。她的这种心情并非不可理解,但最令伸夫感到震撼的还是最后一幕:女人被头朝下倒拖着走,秃鹰盘旋在空中,茫茫荒漠令人恐惧。“女人得到那样的爱会满足吗?”“那当然啦!虽说也有很多怨言,可她还是离不开那个男人呀!”为什么离不开呢?都已经落到那般悲惨的境地,怎么还不离开那个男人呢?虽然伸夫感到不可思议,但男女关系好像仅凭常理很难说得清楚。伸夫想到咲子可能对其中奥妙都有所了解,就突然觉得她像一个年长的、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女人。不过,除了这种场合之外,咲子与普通的女大学生并无两样。她上完课后也不会闲逛,回到家里就帮着做家务,有时还会跟母亲促膝长谈,并频频朗声欢笑。仅仅增加了一个女孩,这个先前只有男孩的家就豁然明朗起来。街坊邻居中有人猜测伸夫有朝一日会跟咲子订婚,可伸夫从最初就没有那种心思,觉得她就是个同龄的女大学生,既不高人一头也不低人一等。伸夫虽然常常惊异于咲子的早熟,但并未以好恶之心看待她。即便早上同时出门一起走到公交车站,回家时偶然同乘一辆公交车,他也不会介意周围的目光。既然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故作姿态也就毫无意义了。伸夫在感到燥热时,也会不顾咲子就在面前而满不在乎地光着身子换衣裤。可是,当咲子穿着无袖衫或在短裙下露出浑圆紧绷的大腿时,伸夫却立刻慌了神并赶紧挪开视线。虽说没有好恶之心,但是当年轻女性的肌肤呈现在眼前时,伸夫还是会心里紧张并意识到异性的存在。咲子是否了解伸夫这种心态不得而知,她有时会把罩衫胸前的纽扣多解开一个,有时会把衬裙吊带脱到肩头下边。伸夫一看到这种情景就会呼吸急促,有时还会逃回自己的房间。不可思议的是,或许由于总在近旁看得顺了眼,咲子的脸庞渐渐变得漂亮起来。最初觉得她过于浑圆,而现在也显得相当可爱,她那因近视而皱眉眯眼的神态反倒极富女人味了。最初伸夫觉得她只是个普通朋友而已,但不知从何时起,他总在无意识地追踪咲子的声音和行踪。伸夫特别强烈地感到咲子的存在是在夜晚,他躺在自己房间里一想到咲子在二楼睡觉就会心潮难平。咲子现在已经进被窝了吗?她睡觉时是不是穿着刚才下楼刷牙时那件白底印花的睡衣呢?或者难以入睡正在想什么事儿呢?伸夫脑海中浮现出以前在黄书上读到的“烦闷的女人”“女人的自慰”“占有我吧”等字眼,并叠加上咲子胸部的丰满和大腿的浑圆。如果现在悄悄爬上二楼,或许能触摸到咲子温润的肌肤。父母都已睡下,不必担心会被他们发现,最后只剩咲子是否接受自己了。随着想象的不断深入,伸夫对咲子的欲望也愈加膨胀起来。如果现在猛地闯进去,咲子可能先是露出雪白的胸脯反抗,然后力气渐渐用尽并接受自己。伸夫一边想象淫靡的场面一边把手向下伸去。他慢慢地触摸并用手指抚弄下体,这时咲子变成了自慰的对象,升格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可是,当手指动作越来越剧烈并达到高潮之后,刚才在想象中闪亮的咲子身影却立刻萎缩,随后只有轻微的懊悔和疲倦袭来。咲子自不必说,就连父母都不会想到伸夫自慰时的对象是咲子。当然,如果父母得知此事可能会惊慌失措。不过,因为两人总在一起,所以他们可能早有预料。但是,伸夫一方面沉湎于自慰行为,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是在亵渎咲子,因此心里特别难受。独享快感时别再以咲子为对象了。除她之外,可以想象的女性应该还有很多。伸夫在心中如此劝诫自己,可一到自慰时脑袋里浮现的却还是咲子。比起那些遥不可及的美女,还是身边的大活人更容易亲近和富于魅力。但即便如此,伸夫在白天跟咲子见面时却像彻底忘掉了夜间的事情,依然谈论起音乐和电影的话题。伸夫表面装出快乐的样子,心中却在为自己逐渐变为双重人格感到不安,就像吉基尔博士与海德那样昼夜截然不同的两种面孔。做人可以这样吗?不过,这种扪心自问只是暂时的。当夜晚降临时,伸夫就又变成了性欲的俘虏。九月初的一天,学校没课,伸夫很晚才起床,然后就在家里无聊地晃来晃去。过了不久,母亲也外出购物,家里就只剩他一个人了。午后的秋日十分明亮,家中无人忽然激起伸夫的秘密冲动,他窥视了一下二楼。咲子早上去了学校,二楼房间里寂静无声。伸夫伫立在寂静当中,忽然产生了窥探咲子房间的念头。伸夫像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登上楼梯,然后打开了隔扇门。咲子的房间里被褥已经收拾起来,右墙的衣架上挂着她的藏蓝色套裙。虽然咲子在家时伸夫也曾进来过几次,可在她外出后的现在却气息更加浓烈。伸夫在房间中央伫立片刻,然后来到右侧壁柜前伸手握住了门把。伸夫明明知道偷偷进入别人房间并打开壁柜确实不妥,但伸出去的手却欲罢不能。壁柜里右侧摞着被褥,左侧放着用纸板做的小收藏柜。壁柜中的昏暗使伸夫感到了更加浓烈的女人味。接下来的行动与其说是伸夫自己的,莫如说是潜藏在他体内的恶魔在行动。伸夫拉开抽斗,首先看到了叠好的毛衣和裙子之类,而下面是睡袍等内衣,最下面的抽斗里胡乱塞着待清洗的内裤和胸罩。伸夫顿时屏住了呼吸,随即像拿宝石般捧起最外边的白色内裤。在隔扇门缝漏进的光线中,只见内裤里侧有些发黄,旁边还沾着一根黑黑的阴毛。伸夫望着这些,感到心跳剧烈得使胸膛发痛,随即像刚刚发觉自己的举动般迅速把内裤放回抽斗,然后返回房间沉浸在自慰的快感之中。从第二天开始,伸夫对咲子突然变得态度冷淡了。趁家里没人打开壁柜偷看脏内裤并借此自慰,心中产生的罪恶感使伸夫厌恶自己,并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仅仅跟咲子照个面他就会惶恐不安,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已被咲子看透,甚至不能坦然自若地交谈。不过,咲子当然没有发现伸夫的秘密,依然绽开爽朗的笑容与他攀谈。然而,咲子越是主动搭话伸夫就越是扭头躲避,甚至想赶快逃开。过了几天,咲子似乎觉察到伸夫的异常变化。“你是不是有什么担心的事情?”伸夫默默地摇了摇头。“你不要在意啦!”咲子说了句安慰的话,从那以后除了必要的事情之外也不再多说什么了。这样一来,伸夫反倒于心不忍,就跟咲子说些不痛不痒的事情。这种拉锯式的状态持续一月之后,伸夫跟咲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加以笼络的。阿加皮托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将会立刻接见他。于是他们爬了一段楼梯,马基雅维里被带到了一间装饰华美的套间。套间四周镶嵌着浮雕,并且有着一座硕大的石砌壁炉。壁炉上方的雕塑是卡特琳娜·斯福查的手臂,这个无所畏惧,但不幸的女人如今做了公爵的俘虏,正被关押在罗马。壁炉炉膛里的木头正在熊熊燃烧,公爵背对着壁炉站着。房间里唯一的旁人是胡安·博尔贾,蒙里埃尔的主教,教皇亚历山大那个魁梧而狡猾的侄子。他坐在一张高背的木雕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脚尖正对着壁炉中的火光。马基雅维里朝公爵和主教弯腰行礼。公爵优雅地走向马基雅维里,握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椅子上。“书记官大人,你一路旅途劳顿,想必是又冷又乏,”他问道,“你吃过饭了吗?”“是的,阁下。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我以这样一副旅行者的装束来晋见您,实在是失礼了。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是我不想耽搁向您转达共和国方面的意见。”他于是呈上了国书。公爵略微地看了一眼之后就交给了他的首席秘书。切萨雷·博尔贾长得英俊不凡。他身高超出一般人,肩膀宽阔,胸脯结实,腰身细瘦。他一袭黑衣,更衬出他鲜艳的容貌。他右手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除此之外唯一的装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赐给他的圣·米歇尔项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经过仔细的梳理,披在肩膀上。他留着一排髭须,络腮胡子则是精心修剪为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直而精巧,浓眉之下有着一双俊秀而无畏的眼睛。他的嘴巴长得十分有形,显得十分性感。皮肤光洁,熠熠生辉。他步态庄重,但又十分优雅。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种帝王般的气息。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罗马城里普通的女人和一个肥胖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的,用无耻的贿赂手段爬上教皇宝座的西班牙神甫相结合的产物,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出众的王子才能够具备的仪表举止。“我请求贵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来见我,是因为我想了解我与贵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他斟酌着用词。马基雅维里于是开始阐述他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套说辞。公爵虽然倾听着,马基雅维里还是明白地看出,公爵将他根据执政团的旨意而释放出的善意和保证看作是一堆没有用的空话。马基雅维里讲完之后,公爵没有作声,出现了一小会的冷场。公爵往后靠在椅背上,左手抚摸着胸前的绶带。他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冷漠的口吻。“我的领地和你们的领地之间有着一条很长的边界。我有责任尽我所能保护我的领地。我十分清楚,你们的城邦对我不怀好意。你们曾经试图挑拨我与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你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一个刽子手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你们必须决定,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与我为敌。”他的声音有如音乐,轻快而不低沉。声音中有一种特质,不是尖酸,而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言辞之间透出的傲慢不逊让人很难容忍。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卑贱的仆人。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十分了解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子。“我能够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除了您的友谊之外,别无他求。”马基雅维里不温不火地回答着,“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您允许维泰洛佐侵犯我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也怀疑您的友谊是否确实真诚。”“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维泰洛佐纯粹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从您那里领取军饷,也服从您的指挥。”“那次征战开始时,我毫不知情。进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我的支援。我不会假装我为这一事变感到遗憾。相反,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佛罗伦萨人对我失信,他们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是恰当的。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时,我下命令给我的将领们,叫他们撤军。为了这件事,我把他们给得罪了,他们现在正阴谋推翻我。”马基雅维里想,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醒公爵,他之所以下令撤退部队,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下达了一个不容耽搁,不许违抗的命令。“你们咎由自取。维泰洛佐入侵你们的领地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基雅维里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如果你们没有愚蠢到拷打和处决保罗·维泰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兄弟维泰洛佐向你们寻求报复,你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并且,由于我阻止了他一路蛮干下去,他现在跟我作对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爵所说的意味着什么。佛罗伦萨对比萨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围困。但是后来局势逆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执政团将失败归因于其将领的无能。于是他们召集了两支当时服务于法国国王路易的雇佣军,两支部队分别由维泰利两兄弟,保罗和维泰洛佐率领。执政团任命保罗为总指挥。雇佣军发动了一场战斗,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正当部队要蜂拥入城之际,保罗·维泰利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说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把握比萨城会有条件地投降。虽然他这么为自己辩护,执政团确信保罗是在对他们耍手段,于是派了两个官员,表面上是去送钱给两兄弟,但实际上是要去逮捕他们。保罗·维泰利当时驻扎在卡锡纳城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位专员要求保罗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以便商讨战况。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逮捕了他。然后,他被带到佛罗伦萨,被砍了脑袋。砍头之前,保罗被用了酷刑,但是他坚拒任何罪名。“保罗·维泰利是个叛徒,”马基雅维里说道,“他通过一场公正的审判,被认定有罪。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他是否清白或有罪并不重要。将他处决则是一件莽撞的事。”“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声誉,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有力的处置。我们有必要昭示天下,佛罗伦萨还是有勇气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让他的兄弟活着?”马基雅维里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这确实是一个痛脚。“我们派了人去请维泰洛佐,准备把他带到卡锡纳。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当时卧病在床。他要求我们的人给他一些时间穿衣服,然后就设法溜了。这件事搞砸了。许多事情你得让你手下的人去完成,这些人有时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换了是你,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公爵发出一串轻快和愉悦的笑声。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芒。“当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实施时,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变得不可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错误。当维泰洛佐从你们的手指缝隙间溜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将保罗带到佛罗伦萨,将他安置在维齐奥宫中最好的套间里,而不是将他投入大牢。然后你们就应该审问他,无论有什么证据,都宣布他无罪。然后,你们应该恢复他的部队指挥权,增加他的薪水,然后授予他共和国所能授予的最高的荣誉勋章。你们应该让他相信,你们对他仍然有着完全的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将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会小心行事,以证明你们对他的信任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雇佣军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你们完全可以给维泰洛佐一笔丰厚的赏赐或待遇,让他无法拒绝。他于是会重新和他的兄弟联合,当你们成功地稳住了这兄弟俩的时候,用一点小计谋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将他们迅速地,不加审判地结果掉。”马基雅维里脸红了。“这样的欺诈行为会对我们佛罗伦萨美好的声誉造成永久的损害。”马基雅维里大声抗辩。“对付叛徒必须要用相应的欺骗手段。治理国家依靠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美德加以身体力行,而是需要依靠胆大心细和果断无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官进了房间,在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耳边说了几句话。瓦伦丁诺公爵对这个打扰有些不满。他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阁下正忙着,”阿加皮托说道,“他们得等一会儿。”“什么事情?”公爵劈头问道。“两个加斯孔战士抢掠老百姓的财物,被逮了个正着。他们连同赃物一起被带到了这里,卫兵们正看管着他们。”“让法国国王的臣民等待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公爵说着,带着浅浅的笑容。“把他们带进来。”军官走了出去。公爵转过头来对马基雅维里亲切地说:“我必须处理一件小小的公务,还请你多多包涵。”“我的时间完全由阁下支配。”“我相信你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书记官大人。”马基雅维里从公爵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我很幸运地在斯卡佩里亚地方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饭。”“我一直期望人们可以在我统治的地区安全地旅行,就像安东尼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你在这里会有机会亲眼见到,我已经除掉了那些给意大利带来灾难的,各式各样的土皇帝,并且通过明智的管理,情况大有改善,老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人们喧嚷的声音。接着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头一个是那个先前已经进来过的人,在他身后是两个男人,穿戴考究,马基雅维里猜想他们是本城的显贵人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老,另外一个则是中年。她们身旁站着一个外貌体面的老年人。不一会一个士兵进来,手里拿着一对银制烛台,另一个士兵则手里拿着一只镀银的高脚玻璃杯和两只银制的餐盘。这两名士兵穿着公爵所领导的部队的红黄两色的军装。接着,半推半拉地进来了另外两个人,双手被捆绑在身后面。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怪异服装,站在公爵的一群士兵当中,活像一对恶棍。一个是皱着眉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额头上有条青黑色的伤疤。另外一个则是面容光滑的男孩,脸色病黄,带着惊恐游移的目光。“走近些。”公爵说道。两个人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什么罪名?”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两个妇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她们的房屋,盗走了一些银器。“你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你的财产?”两个显贵男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道:“布里吉达太太是我的表亲,我很熟悉这些器皿。这些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证实了前面那个人的证词。公爵转身对那个陪着两个妇人来的老年人说:“你是谁?”“乔克莫·法布罗尼奥,阁下。我是一个银匠。这两个被抓起来的人将这些银器卖给了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福力那个城市抢来的。”“你肯定是这两个人?”“肯定,阁下。”一个军官说:“我们把乔克莫带到了加斯孔兵营,他没费多少劲就把这两个士兵指认了出来。”公爵锐利的两眼盯着银匠。“是不是这样?”“当我听说布里吉达女士的房子遭到了盗窃,她的烛台和银盘被偷了,我就起了疑心。”银匠回答道,脸色灰白,声音颤抖。“我立刻找到了伯纳尔多先生,告诉他两个加斯孔战士卖了些银器给我。”“你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责任感?”银匠一时语塞,他吓得瑟瑟发抖。“伯纳尔多大人是位执法官员,我曾经为他做过不少事情。如果这些物品是偷来的,我不想拥有它们。”“他说的是实情,阁下。”执法官伯纳尔多说道。“我去检查那些银器,一下子就把它们给认出来了。”“它们是我的,阁下。”两个女人中那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急切地叫嚷着。“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它们是我的。”“安静些。”公爵转过去注视着两个加斯孔士兵,“你们承认你们偷了这些东西吗?”“没,没有。”男孩尖叫着。“这完全是搞错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做这件事。银匠完全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把他带走。拷打他几个回合,他就招了。”男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别,别那么做。我受不了的!”“把他带走。”“我招供!”男孩喘着粗气说道。男爵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把头转向另外那个士兵。“你呢?”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士兵将头扭在一边,显出不屈的态度。“我没有偷它们。我只是拿了它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攻占了这个城市。”“说谎。你们没有攻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根据当时意大利的战争规则,如果一座城市被攻陷,士兵们可以随意抢掠,并且可以拥有他们抢到手的财物。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话,投降城市的市民要付出一笔费用,来补偿使用这些雇佣军夺取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些相关费用。一旦市民们付了钱,他们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了。这条规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使得市民们愿意投降。为了对领主的忠诚而战死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公爵宣布了他的判决。“我的命令是部队露天宿营,不许占用民宅。而且若有侵犯民众的行为,将判死刑。”他转脸对那个军官说,“在黎明时分将他们吊死在广场上。让部队了解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且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让两个士兵看守尸体直到中午,让市里面的传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一下民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领主的公正处置。”“他在讲什么?”那个年轻士兵惊恐万状地问道。因为公爵对那两个加斯孔士兵说的是法语,对那个军官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个年长一些的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听到了这个年轻士兵的问题,于是用法语重述了一下他的判决。“你们将在黎明时分被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男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下子跪了下来。“请发发慈悲,”他尖叫着。“我太年轻了,不能去死啊。我不想去死,我害怕。”“把他带走。”公爵说道。男孩被拽着站了起来,他不连贯地嘶叫着,泪水从眼睛中流出。但是另外那个,面庞由于愤怒而扭曲着,聚集起嘴里所有的唾液,用力唾在了那个男孩的脸上。两个人被推搡着出了房间。公爵扭头朝着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说:“确保给他们提供一些宗教上的安慰。如果这两个人在去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没能够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的话,我的良心会很不安的。”一丝微笑浮上他的嘴唇。首席秘书出了房间。正在兴头上的公爵,开始对着他的表弟红衣主教说话。当然,这些话也是讲给马基雅维里听的。“这两个人既是恶棍,也是蠢货。把那些在城里偷来的东西在同一个城里卖掉是一件无法宽恕的愚蠢行为。他们应该把东西藏起来,等到了一个大城市,像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然后再卖掉。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了。”此时他注意到银匠还在门边上停留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可以还给我那笔钱,阁下?我可是一个穷人啊。”“你为了那些个物品付了相应的价钱吗?”瓦伦丁诺公爵温和地问道。“我付了这些物品能值的价钱。那两个流氓要的价钱是可笑的。我必须得挣个利润才行。”“让这件事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首先确认东西来路正当,然后再把它们买下来。”“阁下,我实在是无法承担损失这么多钱啊!”“滚。”公爵粗暴地吼了一声。声音是如此地野蛮,吓得那个银匠应了一声,就迅速地退出了房间,像个受惊的兔子。瓦伦丁诺公爵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放声大笑。接着他有礼貌地转向马基雅维里。“我必须请求您多多包涵刚才的打扰。我认为有必要给予老百姓一个迅速而公正的判决。我也想让生活在我所统治的地区里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有了冤屈,可以随时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执法无私的人。”红衣主教说:“对于一个刚刚征服了一些地区,而想保有对那些地区统治的君主来说,这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你不去触动人们私下里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公爵随意地评论着。“只要你不去糟蹋他们的女人,侵犯他们的财物,他们就会很好地安于他们的命运。”马基雅维里平静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甚至带着几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亚洲一卡2卡3卡4卡12700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

                        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

                        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页。在这段时间里,范文程常说:“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7页。范文程此时专注于在扬州重建宋代著名哲学家范仲淹的祠堂。他称范仲淹为自己的祖先。姚文田编:《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6页。?凯斯勒:《康熙》,第123页。?谈迁:《北游录》,第349页。?同上书,第355页;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1页。?在明朝,百官从长安门到正午门都必须步行,年老体弱者则可乘轿。到清初,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可骑马入紫禁城,至景运门下马步行。昭梿:《啸亭续录》第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55页。?1644年,六部侍郎中满洲7人,汉军旗人9人,蒙古1人,汉官1人,出身不明者4人。两个职位空缺。所有这些人中有11个是从沈阳迁来的。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2页。?1644年后,多尔衮在京城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启视员。他们主要是满人。1649年这一系统扩展到各行省。多尔衮还派遣称作启心郎的满洲官员到各巡抚和总督衙门,他们有权将满文密奏直呈摄政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不能随意接近汉人,所以启视员和启心郎的调查活动是受到牵制的。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87页;《清初中国的腐败》,第5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8、899页。谭泰在多尔衮的亲信中居于首位,1652年4月顺治皇帝指出这群亲信是: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和冷僧机。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8—11页。?1598年,一个名叫索尔果的苏完部酋长率所部500户归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著名的费英东(1564—1620)。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杰出的将领,1618年他指挥攻打抚顺;跟从努尔哈赤夺金台石,破叶赫部。他的儿子图赖(1600—1646)从军多尔衮,战败李自成,后在南方多铎和博洛部下任职,以功超授三等公。但他死后,被指责密谋支持豪格,于1648年被追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7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刚林还任明天启朝实录总裁。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大顺军士卒破坏了大量明朝中央政府的档案,洗劫了诸王侯的藏书楼。据钱谦益说,尽管各大学士官衙及皇帝御书文件幸免于难,但内阁藏书全部被毁了。明朝实录中崇祯一朝事迹无可考求,1624年及1627年6月条亦缺。满清入京后,调吏员书手100人,分类整理幸免于难的文书档案。1651年3月26日,刚林力主下诏京师及行省诸官,寻访各朝实录、邸报。他还下令搜集野史。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斯特鲁弗:《康熙年间许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2—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多尔衮一次甚至谨慎地问过冯铨:“亦忆旧主否?”冯铨颇为老练地答道:如果多尔衮还记得崇祯皇帝的话,那么作为崇祯的一个旧臣也会想起他来的。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这些简要记载见于《多尔衮摄政日记》。此书收录了多尔衮与他的大学士们廷议的记录,起于1645年6月22日,迄于同年8月29日,极有史料价值。在廷议中,多尔衮总是先让大学士们向他大声朗读官员的奏文,接着询问详情,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话是以白话形式记录的,间注有文言的赞论。对话的内容从建造宫殿所用横梁的尺寸和费用,到明朝皇帝的婚姻习俗,无所不包。这份廷议记录在宣统时被发现,后由故宫博物院刊行。?《多尔衮摄政日记》,第4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同上。?黄毓琪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他于1648年5月18日在江苏通州一座寺院里被捕。在被捕时,发现他带有总督官印。钱谦益当时已致仕,有人认为他认识黄毓琪,一定是这次阴谋的同党。如前所述,钱谦益暗中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包括瞿式耜有接触。彭国栋:《清史文献志》,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0—105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9页;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页。?大约162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的时候,钱谦益正在北京。他是第一个研究唐朝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102页。钱谦益的文化成就也证明他与清廷的合作是有道理的。钱谦益认为文化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异族统治下是能够繁荣的,他甚至常常暗示异族入主之时,就是表达汉文化传统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在这些王朝统治下,政治相当松弛,“法网宽弛,人们不必身役为官”,因而,比如在元朝,我们可以发现有众多的诗社,而文化受到促进并发展了。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0页。?例如,顾炎武拒不与钱谦益有任何交往,从不与他交换名帖。当顾炎武因旧仆陆恩告发而入狱时,他的好友归庄去向钱谦益求情,而顾炎武并不知道此事。归庄请钱谦益开恩,告诉说顾炎武要来拜访他,认他为师。有鉴于此,钱谦益答应为顾炎武说情。在钱谦益插手之后,顾炎武被释放出狱了,但他立即在大街上写了一张揭帖,公然署名声明:“我不是钱谦益的门生。”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50页。当时,有人说钱谦益热衷于功名,颇多欲求,朝三暮四,没有原则。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1页。?钱谦益直到死时,才重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些许敬意。例如,1664年,黄宗羲及其兄弟黄宗炎前往钱谦益家。实际上,黄宗羲是前去料理他的丧事的。汤姆·费希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8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2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2—6页。?同上书,第7—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9页。?多尔衮的头衔是在1648年12月21日皇帝在天坛和社稷坛行冬至仪式的时候改动的。当时据宣布,多尔衮以及几位先祖将得到晋升。多尔衮这次晋级的表面理由如三天后所宣布的,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实际上,多尔衮做此变动是因为他想把自己与顺治皇帝真正的叔父区别开来,想更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高于其他像济尔哈朗那样的亲王。满文中Haniamawang(汗,伊,阿玛,昂)意为“汗(君)的父王”。在原始满文书籍中,Oiama(斡伊,阿玛)则为尊称。例如,当努尔哈赤与布占泰相遇时互称对方为“ama”(即汉文“父”)。郑天挺:《探微集》,第113—11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1页。?阿济格还反对破例由多铎次子多尼袭封王位。《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1645年7月26日,多尔衮问他的大学士们明朝皇帝的宫女选于何处。大学士等奏: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当多尔衮提议满洲皇亲现在也可以这么办时,大学士们坚决反对:“此时天下初定,民心惊恐,此事必不可行。”他们还警告说,清朝各王府应节俭,不要给予大量俸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众王侯成了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多尔衮同意了这个策略,他宣布他将等以后再渐次定制,颁赐宗禄。《多尔衮摄政日记》,第7页。后来,多尔衮还与其他满洲谋臣商量,告诉他们他在考虑向所有王侯授予封地,就像明太祖所做的那样。索尼和其他满洲贵族反对这个措施,也说明朝时王侯独占太多的土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1650年最后制订了授封田地条例。亲王授地1440亩,郡王900亩,贝勒720亩,贝子540亩。这一相对有限的封地制度,遂为一朝通制。比较起来,它远远少于明朝贵族的财产。郑天挺:《多尔衮》,第1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批评王大臣会议权势式微的人抱怨皇帝控制了议事日程,他们提议各部自己准备议事日程,有自己的代表讲话。他们还力主同僚更加大胆地发表意见。“近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世祖实录》第一三六卷,引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页。?陈名夏陈情请求终制,因而实际上被允许暂假归葬。?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八卷,第6页,列刘子壮为复社成员,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我们可以确知有150多名复社成员参加了科举考试,或已出仕满清。艾维四:《陈子龙》,第145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我们可以想象参与编史的汉人大学士是欢迎有机会来制造这种印象的,即满族人的王朝在亚洲东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样其本身就有了正统的地位。同时,它又与明王朝分享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王土。强调满人的王朝起源于从前的金朝,也可将它的正统地位上溯得更为久远,这样有助于证明他们自己臣事于征服者是正当的。这有点像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的情况。他是南哥特统治者西奥多的检察官,西奥多从488年至526年统治罗马。他写了一部哥特人历史,表明哥特人有过17代国王,其起源属于罗马历史。另一方面,满族人看来没有哥特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相反,他们像蒙古人入侵波斯时那样,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强大的优势。“如果合赞汗和合儿班答委托拉施都丁来为他们撰写历史,照理说他不应该在蒙古人和从前光荣的波斯人之间搭上什么联系,这就使蒙古人显得可敬。他们把自己的功绩看成自己的历史的恰当主题。”D.O.摩根:《蛮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波斯》,第309页。?1650年3月,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料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九卷,第11页。?同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122页。?喀喇城(黑城)即现在的滦平县,位于滦河边,靠近热河。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4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6—47页;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2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一卷,第11页。?吴伟业:《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第十二卷,第1页,见《太崑先哲遗书》。?

                        第十三章顺治朝江风吹倒前朝树。吴敬梓:《儒林外史》一回多尔衮对于由谁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并未做出安排。他由于自己没有子嗣,就不顾阿济格的反对,收养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不过多尔博还太小,不能在皇父摄政王猝死后发生的阴谋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起多大的作用。对多尔衮所曾占据的统揽摄政大权并统帅三旗满洲军队的显赫权位,马上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就是阿济格,另一个是多尔衮的部将武拜。武拜声称他得到过多尔衮的口谕,充当多尔博的保护人,不过这不是他参与竞争的唯一根据。他真正的基础在于他实际上控制着正白、镶白两旗军队,这是多尔衮交给他统率的。所以,阿济格如果想要接替多尔衮的位置,就绝对有必要从武拜手中接管那两旗军队,于是他准备在1651年1月8日多尔衮灵柩还京后的几天之内行动。要是由武拜独自对付阿济格,动员两白旗军队,坚持由多尔博继承摄政王位,那么就可能会从这一继位危机中产生一种满洲人的幕府。但历史事实却是武拜及其支持者转而求助于其他满洲亲王,尤其是济尔哈朗,来反对阿济格。前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在湖南击溃桂王军队、捕获了何腾蛟后,于1650年班师回京的。这个53岁的亲王不愿意坐视阿济格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主要的亲王密谋策划,在1月26日多尔衮的葬礼上派人逮捕了阿济格,控告他密谋作乱。以当时14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把阿济格投入监狱。阿济格后来就在狱中被迫自尽了。济尔哈朗与武拜的共同敌人被击败了,这两个同盟者互相之间现在开始为控制政权而争斗。在武拜一方,他让顺治任命自己及好几位他的追随者为各部尚书。而在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则开始培植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和高级军官效忠自己。这前两旗本来直属皇帝,自然是被多尔衮强占去的。济尔哈朗显然力图争取这些将领,他们因多尔衮夺去了自己的军权而颇为怨恨。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暗中瓦解正白旗,正白旗是武拜兵力的支柱。而当他最终真的设法在阿济格被捕后把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争取过来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就从武拜转向了济尔哈朗一边。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被赋予一个新名称:上三旗。2月1日,宣布摄政期正式结束,皇帝亲政的新时期开始。

                        皇帝亲政

                        如果济尔哈朗指望从幕后操纵顺治皇帝,就像多尔衮(2月8日,清廷追封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一样,而在幕前支配朝廷的话,那么他是大大低估了福临利用亲政来统揽朝政的能力了。顺治皇帝虽然才14岁——按西方人讲实岁算法只有12岁——但在多尔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亚洲一卡2卡3卡4卡12700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2003年8月1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定:出版了吗?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

                        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定:在什么地方?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某院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定:有多少个木桶?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定:天津也有在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说是最惨的,当然他活着的时候势力也是最大的,他依靠神策军发家,同样最终也是毁在因为掌握神策军这一点上,鱼朝恩的结局告诉我们,手中握有的资源可以成为通往成功的资本,但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杀伤自己的利器。其关键因素在于心灵是否能够不被欲望过度侵占。第九章平乱之后李豫自从继位伊始,始终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史朝义刚刚被平定,吐蕃大军打上门来,他一边忙于对付吐蕃人,一边又忙于对付朝廷内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嚣张跋扈的宦官,一直到他继位的第七个年头,他才从焦头烂额的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仔细回想继位以来的种种经历,他颇为感慨。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始终困扰他的问题,那就是在平定种种动乱之后,接下来他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证明,先前种种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辐射力量,使得李豫必须要继续努力开始新一轮斗争。纵观从清除鱼朝恩之后,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他去世为止,虽然李豫曾努力想治理好这个国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始终没能腾出手来像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人那样,认真地治理这个国家,使这个帝国再现盛世图景。铲除元载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宦官先后倒台,让李豫一朝彻底摆脱了受宦官钳制的局面,但李豫一定想不到,危害朝廷的宦官虽然被铲除,但因宦官而事件而带来的余波却并未消除。事实上就在李豫庆幸平定宦乱的同时,一个人也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从本质上讲,这个人具有和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样的野心,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个身体健全的人,而且从官职上来看,他也具备这样的机会。这个人就是时任首席宰相的元载。作为首席宰相,元载清楚知道自己具备三大宦官永远无法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宰相本身就应该具备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行政权力。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运作得当,实现专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前边我们说过,元载是依靠李辅国而受到李豫的重用的,但李辅国被除掉的时候,元载在暗中也帮助李豫出了不少主意,而且李辅国死后,元载立即转向投靠内侍宦官董秀,时刻掌握李豫的所思所想,其言行尽量与李豫旨趣相合,所以逐渐开始成为宠臣,可见这个人在政治上也是个投机分子。事实上,在鱼朝恩兴风作浪之时,元载就已经露出了自己那凶顽的面目了,如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元载因为苛刻对待朝廷官员,担心官员们联合上疏弹劾他,所以他秘密上疏李豫提出:如果各部的官员有事情需要上疏皇帝,需要先向自己部门的最高领导报告,然后各部领导再上报宰相,由宰相最终向皇帝陛下汇报。由于李豫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鱼朝恩的身上,所以对元载的建议他没有认真地思考便同意了,但政令一经发布,便遭到了时任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反对。颜真卿果断上疏争辩,请求皇帝陛下收回成命,于是遭到了元载的嫉恨,他诬告颜真卿上疏诽谤朝廷,结果颜真卿被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别驾。当时因为鱼朝恩的存在,所以元载的擅权不是那么显眼,可是鱼朝恩死后,元载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显得十分扎眼。最关键的是,鱼朝恩死后,元载并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不仅恃宠专权,而且打击忠良偏用奸佞。吏部侍郎杨绾为官清廉,主持典选人才甚为公允,但却因为不依附元载而被元载改任为国子监祭酒,他先前的官职由奸险小人岭南节度使徐浩接替。成都司录李少良秘密入京准备上疏李豫,意图揭发元载,却因为友人对话不慎将秘密泄露出去,被元载得知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李少良意图离间君臣关系,结果李少良被杖杀。不仅如此,大历六年(771年)七月,元载为了掩盖自己无端打压朝臣的行为,上疏李豫建议以后凡是六品以下文武官员的升迁,吏部、兵部不得检查勘验。元载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怕有司监察部门上疏揭发自己,目的是为了集权力于一身。可是他没有想到,李豫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从这一刻起,他越来越被皇帝所厌恶,元载仿佛和先前的三大宦官一样,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有过先前铲除三大宦官经历,李豫显然提高了警惕,为了限制元载的权力,李豫有意识地提拔朝臣中不依附元载的人,如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而且事先故意不和宰相班子进行商议。李豫释放出的强硬信号,让元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事实上,他既没有李辅国、程元振那样的拥立之功,也没有鱼朝恩那样在皇帝危难时刻始终护驾之功,他之所以能够在宰相位置上干上十几年,完全是因为皇帝看得起他,所以面对皇帝陛下的暗示警告,元载不得不稍稍收敛。但此时元载已经形成了继鱼朝恩之后又一专权乱政的局面,如果他仅仅是像李林甫那样专权,但还能做些实事,或许李豫也不会对他心生杀机,正是因为他不仅专权而且乱政,致使怨声载道,所以他的结局只能像杨国忠一样。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决定元载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时晋州(今山西临汾)平民郇谟以麻束发,手持竹筐苇席,在长安东市大街痛哭不止,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兆府官员的注意,便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痛哭,郇谟回答说希望面见皇帝陛下,并愿意贡献三十个字,一个字便是一件事情,如果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就请京兆府的官员用苇席包裹自己的尸体,丢掉野外去。由于郇谟说得信誓旦旦,而且料想一个平民百姓也不敢如此忽悠皇帝,所以京兆府的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李豫,李豫听到汇报后,对这个平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单独召见郇谟,想当面听听这个人究竟要反映什么问题。为了消除郇谟第一次面见皇帝的紧张情绪,李豫见到他后,首先特意赏赐了他一身新衣服,然后让他说出了那三十个字。在李豫看来,郇谟所说的三十个字中,最重要的当属“团”和“监”两个字,因为这涉及大唐帝国地方军队的管辖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让李豫撤销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李豫之所以重视郇谟所说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州和各道的掣肘之碍,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各州和各道的百姓产生极大的负担,但团练使和监军使的最终任免权却在宰相手中。换句话说,郇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他是将矛头指向元载。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李豫岂能听不出郇谟的弦外之音,所以郇谟说完后,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赏赐了他诸多钱财后,打发他离开了长安。郇谟虽然走了,但李豫并没有停止思考,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元载究竟有多大危害,李豫明白百姓中绝不会只有郇谟产生这样的想法,郇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在我看来,元载其实不是倒在他专权上,而是倒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民愤。如果某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那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是李豫不可触碰的原则,也是他最终的底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有了清除元载的想法,只是清除三大宦官的经历已经让李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刃有余状态。对李豫的心中所想,傲慢的元载并没有察觉,他依然将权力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在权力面前,元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最为要好,两个人不理政事,宰相班子所有的事情全都委托给秘书去做,而且士人准备入仕,如果没有攀上元载这棵大树,势比登天还难。对于这些,李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仁慈的他像从前忍受三大宦官一样,对元载也是尽量地予以包容。可是元载和王缙并不领这份情,利令智昏的他们认为皇帝陛下是一个很好欺瞒的人。事实证明,元载和王缙一旦过分运用自己的智商去衡量李豫的智商,那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被清除。于是,在郇谟面见李豫的三年后,在李豫极度包容元载和王缙,但他们依然将皇帝不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李豫决定不再包容,他下定决心在清除三大宦官之后,继续施以重拳严惩元载和王缙。坦白地讲,清除鱼朝恩的时候,李豫可以依靠元载,但现在他放眼望去,似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和元载走得很近,李豫唯恐清除元载和王缙的消息泄露出去,进而打草惊蛇,所以他不能和朝臣进行商议,选来选去他认为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舅父、时任金吾卫大将军的吴凑。一来吴凑是李豫的至亲,二来金吾卫大将军本身的职责就是护卫皇帝,且手中掌握有一部分禁军,要知道,李豫要干的事情手中没有刀把子是搞不定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李豫丝毫没有犹豫,因为三年多前在清除鱼朝恩的时候,元载已经为他找到了很好的方式。用元载的方式对付元载,恐怕元载先生至死也不会想到。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二十八日,元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晨,李豫早朝之后,忽然在政事堂召见元载和王缙。皇帝的紧急召见对于元载和王缙而言,也不算新鲜事,所以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前往延英殿面见李豫,但当他们进到延英殿后,忽然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反常。元载和王缙看到殿内除了端坐在宝座上的李豫之外,两旁还有众多的金吾卫士兵,尤其是站在殿堂之下的金吾卫大将军吴凑脸上似乎透露出一股杀气。相比较王缙而言,元载是个更加敏感的人,两个人行礼过后,元载率先开口说道:“陛下今日威仪甚盛啊!”元载的话既是一种试探,同样也是变相表达一种不满,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李豫今天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准备看看皇帝陛下的反应。可是当他说完后,发现李豫忽然从宝座上站起来,然后铁青着脸眼睛直勾勾瞪着自己时,他立即意识到今天的问题显然比他预计的要严重很多,所以他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就在元载刚想缓和气氛时,李豫终于说话了,虽然他的语气很轻,但句句却犹如刀刃一样,扎进元载和王缙的心脏。“你们两个人祸乱朝纲,惹得民怨沸腾,今天朕不会再让你们从这里走出去,金吾卫将这两个人拿下,暂且囚禁在政事堂。”随着李豫一声令下,吴凑带领十几名金吾卫士兵一拥而上将元载和王缙绑了起来。“陛下!臣等所犯何罪啊?陛下,陛下!”霎时间王缙瘫倒在地,但元载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没有进行反抗,嘴里却依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人去理会元载,李豫看到金吾卫士兵捆绑住元载后,又坐回宝座之上,但眼睛一直没离开朝堂之下,而且脸上的铁青之色一直没有消褪,直到元载和王缙被金吾卫士兵连拖带拉地押进了政事堂,李豫的脸上才恢复了先前正常的表情。元载和王缙就这样在一种他们认为很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被李豫顺利清除掉了。李豫让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共同审讯这两个人,当然所谓的审讯只是个过场,其中讯问的要点全都出于李豫的指示,所以元载和王缙的结局就是必须认罪伏法。有了犯人的签字画押,接下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在两个人认罪的当天,李豫立即赐元载自尽。接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元载彻底绝望了,他请求监督行刑的官员,希望能让自己尽快死去,不要受太多痛苦,但监刑官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进一步羞辱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宰相,脱下脏袜子塞进元载的嘴里,然后强行将元载的脑袋塞进脖套中,将他缢死。不仅如此,李豫下令查封元载的家产,其妻王氏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全部斩首示众。元载直到临断气的那一刻,也不明白自己一生显赫,怎会落得个如此屈辱下场,而且元氏一门基本上断子绝孙,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和元载比起来,王缙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他先前也和元载一样被勒令自尽,但因为刘晏上疏李豫认为应该依法量刑,要有首从轻重的区别,所以王缙捡回了一条命,被改判贬为栝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四月一日,针对宰相班子人员空缺的情况,李豫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加封二人为同平章事,一同充实进宰相班子。直到这时,李豫似乎方才感觉从重压之中突围出来,在此之前从李辅国一直到元载,李豫一直处于一种忍耐状态,现在他终于可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国事上来。在他看来,新充实进宰相班子的杨绾和常衮有能力协助自己,使这个已经历经诸多劫难的帝国重新返回正途。革除时弊李豫在位时始终没能真正腾出手来认真治理国家,事实上仁慈的李豫内心深处无时不刻不在思考如何让大唐帝国重现昔日的辉煌,在成功清除权臣元载之后,李豫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的,本节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李豫革除时弊的一些做法。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就是想发挥两个人的才能,将这个国家治理好,而在李豫看来,杨绾和常衮无论从人品还是才学上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杨绾出身官宦世家,为官清廉,其祖父在武则天时任国子监祭酒,其父在开元年间任醴泉(今陕西礼泉西北)县令。杨绾早孤家贫,年长后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尤工文辞,但不喜言谈,淡泊名利。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杨绾从叛军控制的地区冒险奔赴灵武,使得李亨大为感动,被任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历任官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在担任中书舍人之后,杨绾建议恢复古代察举制的孝廉、力田等科,为天下所称颂,后又升迁为吏部侍郎,主持选举,精心完成考察官员工作,其公平、公正、公开的作风受到所有人的称赞。相对于杨绾性格的沉静而言,常衮是个清直孤洁的人,不轻易结交朋友,同时也是个炮筒子。天宝末年举为进士,宝应二年(763年),任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知制诰。永泰元年(765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在鱼朝恩专权的时候,常衮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同他叫板的人,曾直接上疏李豫指出宦官不宜担任过多的官职,而且李豫诞辰之时,面对各地方官进献来奇珍异宝,常衮直面指斥这些东西是聚敛于民以求媚上,请求李豫原封退还给进献的人。不仅如此,常衮还主张对于那些借皇帝诞辰,于寺观中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无节止地赏赐和尚、道士,借着为天子祈福的机会大肆敛财的行为,应该明令禁止,得到了李豫的赞同,并升迁为礼部侍郎。正是凭借着这种敢于揭露弊端、勇于上疏言辩的作风,常衮与另一名中书舍人杨炎,共为朝官们所推崇,时称“常杨”。事实证明,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算是选对了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共同协助李豫,着实做了一些实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李豫一朝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革除了一些时弊的,使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杨绾在刚刚进入宰相班子一个月后,就向李豫上疏请求罢除诸州刺史所带的团练使、捉生将官职。杨绾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此前不久郇谟面见李豫时的控诉,而当时由元载和王缙的个人喜好随意任命,各州团练使、捉生将无论是权力还是收入都无法监控,往往徇私舞弊,以至于刺史的工资每月可以达到几万钱,这就是郇谟所说的团练使、捉生将的存在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杨绾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元载集团覆灭后,需要对他当政时诸多弊端的一种革除,当时李豫诏令准其所奏,杨绾又趁热打铁提出减除诸道观察判官的人数,也得到了李豫的批准。在杨绾建议的基础上,李豫进一步发挥,下诏规定各团练使除非军事紧急要务,不得擅自召见刺史,也不得任意撤免判决的职务另外派人兼任。又规定各州士兵都限制在一定的人数,招募来的民兵,由官府供给其家人粮食和衣物,这种做法称为“官健”。除此之外,凡各地的壮丁被差遣点召(春夏归乡耕地,秋冬召集服役)的,由官府发给口粮,这种做法称为“团结”。可以说杨绾一上来就出手不凡,协助李豫首先完善了各地方官的俸禄制度。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各地方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亚洲一卡2卡3卡4卡12700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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